海国图志 《海国图志》在中、日的不同命运（精编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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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国图志》与清末史学的变迁1
“经世致用”，边疆史地学逐渐兴起。魏源的《海国图志》则为开山之作，本文从《海国图志》一书入手，分析晚清史学在研究方法、史料运用等方面的变化，从而得出清末史学的变迁与近代史学之间
的关系。
关键词：魏源；《海国图志》；晚清史学
中图分类号：K5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2-0000-01
魏源，生于乾隆五十九年，历经乾、嘉、道、咸四朝，在当时内忧外患的环境下，魏源的史学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而当时的史学界也必然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而发生变迁。“鸦片战争时期，中国史
学界兴起了研究世界史地的热潮。这种新思潮，不仅有力地冲击了当时史学界沉闷的局面，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开拓了新的视野、新的局面，而且在介绍和输入西方近代思想文化方面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①，而魏源的《海国图志》则为开山之作，此后世界史地研究蔚然成风，各种相关著作纷纷涌现，汇为一股清新而富有生气的史学思潮，如后来梁廷《海国四说》、徐继畲《瀛环志略》等。
从魏源《海国图志》可以看出当时史学许多变化的方面，不管是史学研究的领域，还是史学的思想与研究方法，抑或是史料的运用和史书的编撰上都与以前不同。“1842年魏源的《海国图志》标志着传
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质的飞跃。传统史学的格局开始被突破。在史书内容、著书旨趣和哲学指导思想上都灌注进具有近代意义的新东西。”②
一、考据之学的边缘化与没落
在清乾隆、嘉庆年间，考据之学极为兴盛，发展成为了当时统治整个学术界的学派，被称为“乾嘉学派”。乾嘉学者在古籍整理与考订方面做出了不少成绩，为后来学者阅读、研究古籍带来了许多的便
利。然而在晚清，由于外国的虎视眈眈，面临帝国列强的侵略，加之晚清社会内部的腐朽，社会环境的变化使得思想文化领域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在史学方面，许多学者都看出了考据学的流弊，当时
凌廷堪、许宗彦、沈等人对乾嘉考据学进行了批判，乾嘉时期盛极一时的考据之学逐渐走向没落。在世界史地研究之前，许多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史地学的研究，晚清边疆史地学的研究在19世纪尤其是
鸦片战争前后盛极一时，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范畴，当时研究边疆史地学著名的有祁韵士、徐松、沈、龚自珍、魏源、张穆、何秋涛等人。后来，尤其是鸦片战争爆发之后，民族危
亡迫切的时代感促使人们走出国门去关注外国的情况，而林则徐、魏源等人则成为了“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人。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考据之学就逐渐被人们冷落，逐渐边缘化。
考据之学的边缘化与没落，并不是说考据之学的消失，因为当时进行考据史学的还是大有人在，如周济、汤承烈、陆心源、梁玉绳等。关于晚清史学的趋势，彭明辉在《晚清的经世史学》中，认为在晚
清史学经世、考据两条旋律是并存的，只不过经世主题成为了学术的主题而得以凸显，朴学考据则转为伏流但依旧存在。③
二、经世致用
魏源编撰《海国图志》是为了用于抵抗侵略，从该书的编排上可以看出作者“制夷―悉夷―师夷”的思路，魏源全方位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历史、军事、科技、宗教、教育等
情况。魏源认为，只有充分了解了外国的情况，知己知彼，并且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及其练兵养兵之法，才能在后来与外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在《筹海篇》、《筹海总论》等章节，作者根据自己对西
方情况的了解和当时清廷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教训，较为明确地提出了自己对抵抗外国侵略的看法和意见，民族危机突出的时代感和强烈的爱国热情洋溢于书中。由此可见，《海国图志》在一定程度上
折射出了当时的史学指导思想。
“一些有识之士继承并发展了明清之际讲求经世致用的传统，反对脱离实际，反对崇尚空疏，注意研究现实问题，主张向西方学习，倡言改革，以达到强国御侮的目的”④，许多进步的史学家纷纷总结
历史上变法图强和反对外敌的事例，总结历史教训，以期进行爱国主义的历史教育，从而促进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如魏源的《圣武记》、张穆《蒙古游牧记》、何秋涛《朔方备乘》、林则徐《四洲志
》、姚莹《康纪行》等著作，他们或总结历史教训，或研究边疆史地，或关注外国，但都体现其关注现实的思想和其强烈的爱国热情。此时期史家著书立说已经不是纯粹的学术著作，而是渗透了史家
对当时时代的责任感。
三、史学新领域的开辟
在中国旧史学中，虽然也有《外国传》，但大多简略失实，记载外国情况的专门书籍屈指可数。像汪大渊《岛夷志略》、马欢《瀛崖胜览》、尤侗修《明史・外国传》等书，记载的情况谬误很多，而且
中国的传统史学并没有专门研究外国的。
魏源《海国图志》则开辟了对外国史的研究，“《海国图志》在史学上的最大贡献，是奠定了中国近代世界史地研究的基础，它不仅是中国人编撰的第一部世界史地志，更重要的，还初步触及了研究世
界史地的理论方法”⑤。在魏源之前，虽然有一些记载外国史地的著作，但从没有人将其视为单独的史学分科并从理论上进行专门探讨，而魏源的《海国图志》开其风，此后则在史学界掀起了研究外国
史地的热潮，如后来的梁廷、徐继畲等，使之逐渐成为了一种趋势。
四、史料范围的扩大
在中国传统史学研究中，大多运用国内的史料。在《海国图志》中，魏源引用了很大一部分外国的史料。在介绍各国史地的情况时，引用了马礼逊的《外国史略》、马吉斯《地理备考》等，还且还引用
了外国的地图。可见在晚清的史学中，史料的运用范围得以扩大。“鸦片战争后，人们睁开眼睛看世界，海外相关文化现象和历史材料都被当作史学研究的参考。如鸦片战争后的蒙元史研究，就立足于
域外蒙元史籍的传入和比堪。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考古界的几大重要发现，对于促成新史学的产生和发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⑥，可见史料运用范围的扩大也是当时史学的一个变化。新史学注
重史料的收集，傅斯年就认为“史学就是史料学”，而到现代所有出土文物、古今中外游记等都是史料。由此可见，《海国图志》中对外国史书的运用，对后来人们纷纷采用外国史书作为史料有很大影
响。
晚清史学处于传统史学与近代史学的过渡时期，其实已经是近代史学的开端，其变化必然对中国近代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近代史学的趋势当然不仅是如此，笔者由于能力的有限，不能概括出整个
近代史学的趋势，只是就《海国图志》一书中体现的史学的一些变化小窥历史学的转向。
参考文献
[1]鲍绍霖编：《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2]吴泽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
[3]傅玉璋、傅正著：《明清史学史》，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
[4]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1954年。
[6]俞旦初：《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7]彭明辉：《晚清的经世史学》，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年。
注解
①吴泽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17页。
②鲍绍霖等著：《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8页。
③详见彭明辉：《晚清的经世史学》，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年
④李侃等著：《中国近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8页
⑤吴泽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23页
⑥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66页
《海国图志》在中、日的不同命运2
缘起：魏源接力林则徐
《海国图志》的原本为林则徐主持编辑的《四洲志》，而《四洲志》来源于英国人慕瑞编著的《世界地理大全》。
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但历史没有留给他足够的时间。1841年6月，承担鸦片战争失败责任的林则徐被流放新疆，途经现在的镇江时，正在此地的老朋友魏源尽地主之谊，热情款待。林则徐预感自己可能没有机会继续编写《四洲志》了，遂将书稿交给魏源，希望他在此基础上编写一部合乎中国人需求的世界概览。
魏源没有辜负老友的期待，在此后1年时间里，魏源以林则徐《四洲志》为基础，广搜新旧资料，成《海国图志》50卷，1843年初版于扬州。
此后数年，魏源再接再厉，在地理学家邹汉勋、汪士铎等人协助下，1847年增补为 60卷本。1851年扩充为100卷本。1856年，魏源去世，100卷本遂成为《海国图志》定本。
创见：首倡“师夷长技”论
《海国图志》根据那个时代所能获得的资料，详细记述了世界各国历史、地理、制度、文化习俗，是近代中国一部最伟大的著作。梁启超盛赞这是中国人研治“域外地理学”的开山之作，意义重大。
在《海国图志》中，魏源不仅依据丰富的资料向中国人详细介绍了世界各国，而且提出许多伟大的见解，一再叮嘱中国人要重建宽广胸怀，不要将域外文明视为洪水猛兽。中国人应该潜下心来，记住先贤教诲，一事不知以为耻。魏源指出，即便从复仇观点看，也必须“师夷之长技”。
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具有相当的历史局限性，这个口号将一个正常的文明交流转换为“文明冲突”。不过在“天朝上国”迷思仍未被打破的近代早期，“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应该是一个比较可行的权宜之计。
无奈：唤不醒的天朝梦
尽管魏源的主张如此温和，但在那个时代并没有在中国获得应有回响。那时的中国人并不认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具有必然性，更不知道此次东来的西洋文明与中国文明的本质区别。
魏源在这部书中建议中国人应该正视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应该尽快发展自己的工业、商业、航运业、金融业。中国不仅应该大度接纳西方人来华贸易，而且应该“互市”，要求西方也要向中国资本开放市场。将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的种子，渐渐嫁接至中国农业文明老树上。魏源在这本书中，还刻意介绍了英、美等国民主制度，认为英、美联邦制、选举制、分权制衡的司法制度，可以变古今官家之局，值得中国人注意借鉴。
《山草香·》《海国图志》意识到了历史大转折，意识到了中国无法固守单一的农业文明，中国应该增强“海国”意识，应该与世界互动，双向开放。
这是敏锐的中国读书人对世界大势的清晰判断，然而，“天朝上国”的惰性太强大了，失败很快成为过去，刚醒来的雄狮打个哈欠又睡着了。
意外：竟成日本“教科书”
《海国图志》在自己的国家没有赢得应有尊重，没有转化为变革的力量。
与中国的情形很不同，1851年一个偶然机会让《海国图志》传到了日本。此时的日本还处在锁国状态，但魏源这部书却让日本人如获至宝，在此后5年间，《海国图志》的日文版本竟然出了二十几个，启发了日本人的近代意识。江户晚期思想家佐久间象山读了《海国图志》后，格外佩服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以为应该像魏源那样以全新世界格局重新规划日本方略。
《海国图志》传到日本的第三年（1853年），美国“黑船”叩关江户湾。或许是基于十几年前鸦片战争的教训，或许是《海国图志》已将世界经济必将交流的意义说得很明白，或许是因为日本人已有与欧洲人（荷兰人）打交道的经验……总而言之，日本通过谈判，达成了妥协，日本既没有像中国那样长时期沉浸在失败阴影中，也没有单纯地成为西方工业品的倾销地。日本很快建立了自己的工业、商业基础，用不太长的时间实现了在远东建立一个西方式国家的梦想。日本学者井上靖说，幕府晚期之所以能发生“开国主义”思想，其契机主要是因为那时的日本知识分子普遍阅读过传来不久的《海国图志》。
《海国图志》在中、日两国截然不同的遭遇，不仅让中、日师生易位，而且折射了这两个东亚国家胜败中的深层因素。
（摘自《新京报》 本文作者：马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