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 《战国策》原文及译文精编5篇

【导言】此例“战国策 《战国策》原文及译文精编5篇”的范文资料由阿拉题库网友为您分享整理，以供您学习参考之用，希望这篇资料对您有所帮助，喜欢就复制下载支持吧！

战国策1

鲁迅曾这样描述过他理想中的中国文化：「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1。为了早日摆脱内外交困的境地，真正建立起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战国策派同样走上了内外求索的文化探寻之路。即陈铨所讲的「假如我们承认中国文化应当？弃坏的，保全好的，那么我们就不啻无形中承认，文化是可以改建的。改建一方面在自身，一方面要借镜。外来的文化，自然也要一部分地移植2。

1.向外：德国，还是德国

「战国策派的理论资源皆来自德国：从作为「战国策派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的文化形态史观，到作为他们的哲学观和哲学基础的意志哲学，到他们追慕的「狂飙运动，无一不然。这是同「战国策派对世界先进思潮先进文化的认识分不开的──他们认为欧洲文化中日尔曼文化才是主流，过去介绍西方文化多偏重英、美文化是偏颇的做法，所以他们要「用介绍德国文化来补救这缺点3。

「战国策派三员主将亦从不讳言他们对德国文化的热爱。林同济视「尼采的《萨拉图斯达》为自己最爱读的书4，甚至专文批评了当时一些翻译中歪曲尼采（）的现象。雷海宗更是从30年代起就运用「文化形态史观来观照历史和现实的「中国学界第一位的形态历史家5。被称为「长篇小说七大家6的陈铨也表示，「中国近几十年对于英美派的思想，已经普遍介绍，稍微懂得一点新思想的人，除了英美派思想以外，就无所谓思想，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要来介绍德国思想，当然要引起一般人的惊骇反对7。就「战国策派成员及与其关系密切的诸人等来讲，很多也都是留德出身。

其实中德之间的文化交流很早就开始了，这有陈铨的《中德文学研究》为证。而两国的自主交流则要到十九世纪后半期，这之后几乎每一时期都有一个或几个杂志（报纸副刊）成为德国文化的重镇，构成了一定的代表性。有关当时中德交流盛况的论述也很多，如柯伟林（）的《政府与纳粹德国》8，陈意新的〈中德关系与中国现代化模式〉9，丁建弘、李霞的〈中德学会和中德文化交流〉10，刘殿君的〈三十年代中德军事关系及其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影响〉11等等，季羡林的《留德十年》12、陈西滢的《西滢闲话》13也提及当时留德的风气之盛。

「战国策派的出现正是中德交流的必然结果。「战国策派的一个显著特色，也在于它虽然有许多文章出自美学家或文艺家的手笔，但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美学或文学团体，对德国文化中的审美精神的时代性和现实意义的关注才是最重要的，特别是对德国启蒙时代的思想革命对中国人的启发意义，以及尼采所提倡的带有审美主义色彩的权力意志与酒神精神对中国人的意义，这些文章都予以高度的重视与强调14。如陈铨所言：「谈现代德国史，我们必须维持一种客观的态度。希特勒的侵略必须****，必须指斥，但，十八世纪以来，普鲁士政治家如何把德国民族化分为合。化弱为强，化无能为光荣，整个过程中，大有可资我们借鉴之处的。15从中可以看出「战国策派之所以热爱德国文化，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能从中学到民族自强之道。

2.向内：臧否五四？继承五四？

「战国策派因它理论的新奇偏僻和对战争双方性质的淡化引来了巨大的非议，而它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胆臧否，则加剧了当时的左倾文艺阵营对它的恶评。虽然在实际上，「战国策派给了「新文化运动总体以相当高的评价，但它又一直耿耿于怀「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像德国的「狂飙运动那样形成一种民族意识普遍觉醒的运动，使中国失去了借欧战后短暂的和平局面来积蓄力量的机会。

但以「战国策派批评最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来返观「战国策派自身，却常常意外地在表现僻异的「战国策派身上发现主流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容：政治民族主义的目的、文化决定论的手段、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省、功利主义文学观。这种对比是有趣的，它既有助于我们对「战国策派较深层文化特质的认识和把握。而由二者的这种内在联系、似与不似，也会使我们更容易理解「战国策派，感受到「战国策派同人的拳拳爱国之心，体会到40年代知识阶层的普遍的文化反省品格。

反思五四？

「战国策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和反思主要体现在林同济的〈廿年来思想转变与综合〉16、陈铨的〈与狂飙运动〉17〈论坛·二十年前的错误〉18和雷海宗发表在《周论》上的〈五四献言〉19这几篇文章中，尤以林同济、陈铨的文章最有代表性。陈铨在小说《狂飙》20中，也借小说人物李铁崖之口表达过自己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看法。

林同济认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旨与母题就是个性的解放，这种解放在当日是绝对必需的，但社会上实际行为的表现却是，「一方面总嫌是个性不够伸张，个性不够活跃，另一方面却又感到决篱屏藩，流弊已甚。正所谓旧的秩序已经否定，新的秩序无法诞生。所以五四的作风必须向另一条路线转换，要由「个性解放的要求一变而为集体生命的保障。他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里含有民族集体的意识，「目前民族生存运动的高潮中也依然保留并且应当保留个性解放的种子，这正是文化及思想潮流的连续性和互动性的表现，但是不同的时期应该有不同的注意点和重心，「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毛病并不在其谈个性解放，而在于它「不能把这个解放放在一个适当的比例来谈，放在民族生存的前提下来鼓励提倡21。

陈铨则拿德国狂飙运动来观照「五四新文化运动，得出后者的影响和成绩远远不及前者的结论22。他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简单，就是的先知没有认清时代，以致犯了三个错误：把战国时代误认做春秋时代、把集体主义时代误认做个人主义时代、把非理智主义时代误认做理智主义时代。

雷海宗认为「对于旧思想旧传统的重新估价，对于新思想新潮流的热烈介绍的「新文化运动尚未结束，「今日仍需珍视自由探讨的精神，虚心学习，以「完成五四一代留给我们的重大使命23，已然以继承者为己任。

从「战国策派的诸多论着来看，「战国策派同人出于对世界局势的大致体认，得出当今世界「角于力24的结论。他们认为要想立足于强国之列，就要吸取尼采哲学，反思传统文化，锻造新的民族性格，从「立人到「立国。他们反复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还是希望能把个人主义这块好钢真正用在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这块刀刃上。在林同济们看来，真正的个性解放与集体团结是不冲突的，「个人与集体之两宗，质虽异而用则合25。所以「战国策派的理想局面就是一个个强大的个人支撑起一个强大的国家，重心落在国家上。

似与不似

「战国策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最大的歧异，应该是一方强调集体主义和国命整合，一方强调个人主义。但是，二者的民族主义的内在前提和基本归宿已使得他们的差别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大，艰难的时势迫使他们做出了共同的选择26：

中国社会的兴盛与灭亡实际上正是几代启蒙思想家的最基本的思想动力和归宿，无论他们提出甚么样的思想命题，无论这个命题在逻辑上与这个原动力如何冲突，民族思想都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存在，一种绝对的意识形态力量。

有论者言：「由五四反传统主义者的主观观点来看，他们的确是把个人主义的诸价值当作『价值。但是他们立刻将此『价值变作反传统思想的依据，且认为这些『价值是与民族主义并行不悖的。正如许多中国第一代知识份子一样，五四反传统主义者以为个人主义的诸价值对于促进民族主义目标的实现，能发生有效的功能27。

就连二者用来达到民族主义目的的手段也是一样的，这就是他们都相信文化决定论，都希望通过再造文化以达到民族自强的目的。当时「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都赞同法国孔德（AugusteComte）的观点「要想政治改良，非先把思想变了，风俗改了不行28。《战国策》也在其编者注中称，「重新估量我们的文化传统，是抗战路程上日加迫切的必须工作29。他们认为，站在民族生命长久发扬的岗位看去，抗战的最高意义必须是整个文化的革新。

「五四新文化运动用「人的解放、「民主、「科学等各种「新思想批判和否定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如吴虞、陈独秀等人对家族制度与****主义的关系的分析），如果说他们是在文化传统的积淀中去寻找现实积弱积弊的因由的话，「战国策派也同样如此。「战国策派认为，「中国文化，的确有些不好的成分：如像有家族而无国族，享乐主义，遁世主义，守旧主义，贪污的传统，重文轻武的风气，懒惰，敷衍，不紧张，不认真的态度，没有团结精神，对公益事业不热心，这样一切都有它思想的背景。处在这样一个新时代，中华民族不改变这种文化上的缺憾，很不容易建设一个良好的政治，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30、「我们主张对中国文化的反省，并不是喜欢多事，乃是在战的现实，战的必需与迫求下，企图一个自动的变更31，「不但是对中国文化过去的历程求个认识，并且还可以于过去的认识中想法来控制我们文化的动力以企图一个新未来的创造32、「抗战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给我们一个机会，来测验我们民族的元气，来量断我们民族的活力或竞争力33。

同样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省，相比之下，几十年后的「战国策派要客观冷静理性，也深入得多，可以说，他们是拿出做学问的工夫来分析研究传统中国文化，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像雷海宗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本来就是他的一部学术专着。而「新文化运动主将更多是从伦理的角度来批判传统文化的，它与个人经验联系密切，如胡适所言，「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新思潮对于旧文化的态度，在消极一方面是反对盲从，反对调和；在积极一方面，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34。无疑，「五四新文化运动因开拓工作的艰巨性而倾向于前一方面，「战国策则相对偏重于后一方面，但两者都意图「培养出一个健康地民族，创造出一个崭新的──有光有热的文化35。

「战国策派认为，传统礼教在权威制度方面的束缚性已因时代的大变革、新思想新文化的介绍、一切事业近代化的推行而逐渐减削其势，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从旧礼教的破瓦颓垣里，去寻找出不可毁坏的永恒的基石，在这基石上，重新建立起新人生新社会的行为的规范和准则36。在中国谈改造运动需要「制度化和专家化及新战国时代新公民道德的培养37，「有勇气将民族弱点加以修正，方能说到建国38。所以才有了「战国策派的〈君子与伪君子──一个史的观察〉39、〈五伦观念的新检讨〉40、〈中西人风格之一比较〉41、〈力人──一个人格型的讨论〉42、〈大夫士与士大夫──国史上的两种人格类型〉43、〈士的蜕变──由技术到宦术〉44、〈官僚传统──皇权之花〉45、〈中饱──官僚传统的一面〉46、〈无兵的文化〉47、〈嫉恶如仇──战士式的人生观〉48、〈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49、〈文化的改建──人生观的改建〉50等等的持久关注。在这些充满思想和锐气的文字里，我们常会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子。如陈独秀〈除三害〉51、一湖〈中国士大夫阶级的罪恶〉52是可以与「战国策派诸文章互相参照着读的，关注则一，然深浅立现。其他如〈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中分析认为「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与其说是由于儒学，不如说是由于道家53，也极类鲁迅「中国之根柢全在道教54之说。

真正的不同还在于，「战国策派有较统一的方法论，这就是他们从德国文化中学来的「文化形态史观。他们由「文化形态史观，得出「战国时代重演的结论，所以要求恢复国民在战国时代的血性和气质，要去历史中寻找当日的「贵士传统怎样走到今天民生雕敝政治腐败外敌入侵的境地的因由。相比之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由千差万别甚至许多是相互矛盾的思想学说构成的，在政治、伦理、哲学和文学等方面呈现了一种「无序而矛盾的特征55。「战国策派成员之间的些微歧异与「新文化运动内部的众声喧哗比起来，简直都算不了甚么。几十年后的「战国策派用更加清晰的语言表达了几代人的梦想：国家民族的独立富强和文化的再造繁荣。当然，时局的危急使得他们的呼声显得急迫地多。实际上，「战国策派始终都有「新文化运动的某些影子，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后期的某些影子。以「战国策派臧否「新文化运动最厉害的一点──「新文化运动盲目宣扬和平主义贻误了备战──为例，「新文化运动在较早些时候，尤其是在一战刚结束时，舆论界确实是一片「去兵之声，陈独秀甚至在《每周评论》发刊词中称，美国总统威尔逊「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我们发行这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56。可是不久发生的山东问题就迫使陈独秀改变了这一看法，他认为国民应该有两种彻底的觉悟，一种就是「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他解释说57：

我们不主张用强力压人，却不可不主张用强力抵抗被人所压。我们不可不承认托尔斯泰（Tolstoi）的不抵抗主义，是辱没人格民族自灭的谬说。我们不可不承认尼采（Nietzsche）斯特勒（Stinor）诸人的强力唯我主义，有不可磨灭的价值。一个人一民族若没有自卫的强力，单只望公理昌明、仰仗人饶恕和帮助的恩惠才能生存，这是何等卑弱不能自立的奴才。

后来的「战国策派的理论中类似的说法就更多了，这也说明时势是怎样迫使我们的知识份子越来越现实越来越功利的。

反思的反思

记得《独立评论》上有讨论党化教育的文章，引用罗素《教育论》中的一段话：「近代日本，是以国家的强大为教育重要目的的一个好例。他的教育目的，唯在制造爱国的国民和灌输有益于国家的智识。我不能过赞他们的成功。自从勃尔提督的舰队叩日本国门以来，日本几乎不能自存；除非我们说自存是有罪的，他们的成功足以表白他们方法的不错。但是只有在绝望的情形下，可以用此种方法，没有立刻的危险而用这样的方法，是大错的。文章认为，危急存亡情形的国家希望借教育的力量，来唤起人心发生效用，那么，「社会目的的宣传，自然比个人目的重要58。

40年代似乎就是这样的危急存亡情形，「战国策派提倡的虽然不是党化教育，但也类于「社会目的的宣传，自然比个人目的重要，但「战国策派是不是应该在提倡「大政治、「英雄崇拜等一系列理论时特别指出这种提倡只是权宜之计，同时也时时警惕将会由此带来人们思想上的偏执和狭隘呢？罗素的话也许给我们观照「战国策派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借鉴。

「战国策派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文化派别，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近代以来不断发展的民族主义思潮与中国现实碰撞的产物。它不仅自有渊源，而且与近现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一脉相承了近现代以来一代又一代人文知识份子不变的济世情怀。它的出现，它所受到的巨大非议，无不彰显着它的存在和它存在过的那个特殊时代；它是由学者发起的，处处凸显了作为学者在当时所想做到的，所能做到的。不管怎么说，对于他们生活的时代、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他们是努力过了，虽然这种努力还是一种不大被认可的努力。

注释

1鲁迅：〈文化偏至论〉，见《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页49。

2陈铨：〈文化的改建──人生观的改建〉，《民族文学》第一卷第三期，1943年9月7日。

3范长江：〈昆明教授群中的一支「战国策派之思想〉，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201页。

4林同济：〈我看尼采──《从叔本华到尼采》序言〉，《时代之波──战国策派文化论着辑要》（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页233。

5〈编辑按语〉，《战国》第二期，1941年12月10日。

6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中卷（台湾：台湾昭明出版社，1980），页37。

7陈铨：〈德国民族的性格和思想〉，《战国策》第六期，1940年6月25日。

8柯伟林（），陈谦平等译：《政府与纳粹德国》（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

9陈意新：〈中德关系与中国现代化模式〉，《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2年10月号。

10丁建弘、李霞：〈中德学会和中德文化交流〉，见黄时鉴主编：《东西交流论谭》（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页265-75。

11刘殿君：〈30年代中德军事关系及其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影响〉，见《人文杂志》1998年第一期。

12季羡林：《留德十年》（北京：东方出版社，1992）。

13陈西滢：《西滢闲话》（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14张辉：〈德国美学的东渐及其媒介研究〉，见《北大中文研究》（创刊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页369。

15陈铨：〈法与力〉，《战国》第26期，1942年5月27日。

16林同济：〈廿年来思想转变与综合〉，《战国策》第十七期，1941年7月20日。

17陈铨：〈与狂飙运动〉，《民族文学》第一卷第三期，1943年9月7日。

18陈铨：〈论坛·二十年前的错误〉，《民族文学》第一卷第三期，1943年9月7日。

19雷海宗：〈五四献言〉，《周论》第一卷第十七号。

20陈铨：《狂飙》（上海：正中书局，1942）。

21林同济：〈廿年来思想转变与综合〉，《战国策》第十七期，1941年7月20日。

22陈铨：〈与狂飙运动〉，《民族文学》第一卷第三期，1943年9月7日。

23雷海宗：〈五四献言〉，《周论》第一卷第十七号。

24林同济：〈力〉，《战国策》第三期，1940年5月1日。

25林同济：〈大政治时代的伦理──一个关于忠孝问题的讨论〉，《时代之波──战国策派文化论着辑要》（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页168。

26汪晖：〈预言与危机〉，《文学评论》1989年第四期，页37。

27刘桂生、张步洲编：《台港及海外五四研究论着撷要》（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页81。

28〈通信〉，《新潮》第二卷第二期，1919年12月。

29林同济：〈编者住〉，《战国策》第三期，1940年5月1日。

30陈铨：〈文化的改建──人生观的改建〉，《民族文学》第一卷第三期，1943年9月7日。

31注25林同济：〈大政治时代的伦理──一个关于忠孝问题的讨论〉。

32林同济：〈大夫士与士大夫──国史上的两种人格型〉，《战国》第17期，1942年3月25日。

33潘光旦：〈抗战的民族意义〉，《今日评论》第一卷第二期。

34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七卷第一期。

35林同济：〈嫉恶如仇──战士式的人生观〉，《战国》第19期，1942年4月8日。

36贺麟：〈五伦观念的新检讨〉，《战国策》第3期，1940年5月1日。

37沈从文：〈读《英雄崇拜》〉，《战国策》第5期，1940年6月1日。

38沈从文：〈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战国策》第9期，1940年8月5日。

39雷海宗：〈君子与伪君子──一个史的观察〉，《今日评论》第一卷第四期，1939年1月22日。

40贺麟：〈五伦观念的新检讨〉，《战国策》第3期，1940年5月1日。

41林同济：〈中西人风格的比较〉，《战国策》第五期，1940年6月1日。

42陶云逵：〈力人──一个人格型的讨论〉，《战国策》第十三期，1940年10月1日。

43林同济：〈大夫士与士大夫──国史上的两种人格类型〉，《战国》第十七期，1942年3月25日。

44林同济：〈士的蜕变──由技术到宦术〉，《战国》第四期，1941年12月24日。

45林同济：〈官僚传统──皇权之花〉，注25《时代之波──战国策派文化论着辑要》，页76。

46林同济：〈中饱──官僚传统的一面〉，《战国策》第十二期，1940年9月15日。

47雷海宗：〈无兵的文化〉，注25《时代之波──战国策派文化论着辑要》，页108。

48林同济：〈嫉恶如仇──战士式的人生观〉，《战国》第十九期，1942年4月8日。

49岱西：〈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战国策》第一期，1940年4月1日。

50陈铨：〈文化的改建──人生观的改建》，《民族文学》第一卷第三期，1943年9月7日。

51陈独秀：〈除三害〉，《每周评论》第五号。

52一湖：〈中国士大夫阶级的罪恶〉，《每周评论》第二十号。

53岱西：〈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战国策》第一期，1940年4月1日。

54《鲁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页353。

55汪晖：〈预言与危机〉，1989年《文学评论》第三期，25页。

56陈独秀：〈《每周评论》发刊词〉，《每周评论》第一号，1918年12月22日。

战国策范文2

关键词：《战国策研究》；熊光宪

熊光宪教授的《战国策研究》前身为《战国策研究与选译》，由“畔经离道”德纵横家书―论《战国策》的思想倾向；雄视百代的散文杰作―论《战国策》的文学成就两大部分及选译组成，完稿于1985年，出版于1986年。后新增7篇论文，更名为《战国策研究》于2004年出版。

我就《战国策研究》中的“畔经离道”德纵横家书―论《战国策》的思想倾向；雄视百代的散文杰作―论《战国策》的文学成就两大部分谈谈我的认识与看法。

熊光宪教授考察了《战国策》的成书背景，得出《战国策》出自很多人之手，由刘向汇编而成。所以其反映的思想很杂，有当时的儒，墨，道，法，纵横家等各家的思想，但其主要的思想倾向还是反映的纵横家的思想的。

在“畔经离道”德纵横家书―论《战国策》的思想倾向这一部分，熊光宪教授从崇“计”―策略至上的政治思想；尚“贤”―举贤使能的用人主张；重“利”―争求名利的人生哲学；尊“时”―明时度势的处事方针这四个方面来论述《战国策》的思想倾向。

首先，熊光宪教授发问《战国策》是一部什么书？熊光宪教授通过考据文献，发现历代人们对本书存在很大争议，总说纷纭，而自刘向整理《战国策》以来，《战国策》似乎交上了“霉运”直到被李梦阳称为“畔经离道”之书。作者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李氏所谓“畔经离道”无非代表了后世封建文人从正统儒家的观点出发，对《战国策》一书所作的贬斥罢了。我们倒是可以从所谓“畔经离道”的贬斥中，见出它的思想特征和思想价值。

熊光宪教授根据当时战国的具体的时代背景并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角度深入分析研究《战国策》的思想倾向。当时战国，旧的生产关系迅速瓦解，奴隶主阶级日趋衰亡。地主阶级作为新兴势力的代表勃然崛起。周天子名存实亡，各诸侯国日益强盛，礼崩乐坏，天下大乱，出现了秦、楚、齐、魏、韩、赵、燕七国并立，力战争雄的混乱局面。各国明争暗斗。互相倾轧，都在竭心尽力地谋求“威”与“势”。于是善机关之谋，专捭阖之术的纵横家便应运而生。纵横家们在政治上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但却更多的反映出商人阶级的趋利的深刻影响。他们把谋财的意识，投机的行为，赢利的手段带到政治生活中来，形成了以策略至上为中心的思想。统治者利用他们的政治力量他们的计谋来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效劳，另一方面，这些游客也为了“名利”靠出卖自己的智力为统治者出谋划策，奔走游说。在这样一个礼崩乐坏，群雄争霸的“乱世”，在这样一个“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社会，《战国策》中体现的崇“计”的政治思想，尚“贤”的用人主张，重“利”的人生哲学，尊“时”的处事方针就不难理解了。熊光宪教授站在唯物史观的角度为《战国策》中体现的思想倾向“正名”，认为这些特征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不是真正的离经叛道，相反这些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还促进了社会的进步。我们不能仅从儒家“仁义道德”的传统价值观去盲目批判《战国策》所体现的思想倾向，因为那只是一家之言，出发点不同各自代表的利益也不相同。我们应该从具体的历史的实际出发，我认为作者说的很有道理。

熊光宪教授也不是完全认同纵横家们的崇“计”，尚“贤”，重“利”，尊“时”

的思想倾向。如，在崇“计”的政治思想这一小节，熊光宪教授认为：纵横家崇尚智谋策略的思想倾向无论在认识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应该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纵横家把智谋策略的重要性抬到高的脱离实际的地位，显然含有相当程度的认识上的片面性和实践上的盲目性。《战国策》把策略摆到压倒一切的位置上，把它的作用夸大到“神乎其神”的程度，这就充分暴露了作者的唯心主义的思想实质。如，在尚“贤”的用人主张这一小节，熊光宪教授也谈到《战国策》能“不问贵贱，惟贤是举”重视人的作用，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但它把所谓“贤人”的作用无限夸大，经其描绘，似乎“贤人”成了包打天下，主宰国运的救世主，这就充分暴露了作者思想中“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如，在重“利”这一小节，熊光宪教授谈到：纵横家们提出“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这充分反映了战国时期“货币的进军”如何打进了政治，思想的领域，图才赢利得商人意识如何渗透进纵横家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历史的产物，当时没有一个人不认同“顺时而取利”的思想，但熊光宪教授也对其“唯利是图”的思想给予了批判。如，在尊“时”这一小节，作者提出，毋庸讳言，对“时势”的重视本来就含有尊重客观实际，分析并掌握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合理因素。问题在于是否真正地认清，把握并且顺应了时势。这当然取决于是否是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纵横家把“时势”看做“百事之长”奉明时审势为处事方针，实际上是为了求名得利，以计谋，策略之得逞为出发点，而把看准机会从而抓住有利的时机当作决定事情成败的前提条件。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的主观认识和自我判断。因此，纵横家之尊“时”反映了他们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实质。

在雄视百代的散文杰作―论《战国策》的文学成就，这一部分熊光宪教授采用历史的美学的观点系统地论述了这部亦史亦文的杰作在人物形象，语言艺术，文体因革和寓言文学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和影响。

《战国策》以表现人物为中心的发展趋势，无疑是古代散文的一大进步。正如恩格斯所说“有了人，就有了历史。”在现实生活中，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也是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统一体。《战国策》全书所叙及的人物，越有610余名，上至国君，太后下至平民百姓，公子王孙，武将谋臣，说客策士，嬖臣宠姬描写人物风姿，描绘出他们丰富多彩的性格特征。熊光宪教授通过对《战国策》中较多出现的“士”“国君”“太后”等的分析，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性与特殊性原理及黑格尔“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如此。”的美学观点对《战国策》的众多人物进行了研究分析。我也觉得分析的很好，客观全面，让我们在同中看到异，异中看到同，也清晰的感受到了《战国策》写人艺术的美。

又如，在源远流长的文体因革这一小节，熊光宪教授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分析了《战国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得出《战国策》是在继承了前代的传统，加以革新和创造，在文体，文风，文采等方面，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特色，成为战国时代集大成的历史杰作，对文体方面承上启下的辉煌建树及对后代文学的深远影响做了探讨。

此外，熊光宪教授也对《战国策》的辨丽横肆的语言艺术，独树一帜的寓言文学这两反面以历史的和美学的观点做了详细的论述。

总之，熊光宪教授从历史的和美学的角度对《战国策》的思想倾向与文学成就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战国策》就“史料”而言，真伪参半，不可尽信，但它仍有不可低估的史料价值。所以熊光宪教授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分析研究《战国策》是很正确的，也是客观的全面的发展的。这样我们既可以从《战国策》所体现的思想倾向中，看出其有价值的值得后人学习借鉴的部分，也可以从其思想倾向中，看出其不好的一面，我们就可以很好的去批判的继承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熊光宪教授在论述文学成就方面，又能从人物，语言，文体因革，寓言文学的方面深入研究，这也很好的从历史的美学的角度把握了文学的内部规律。所以，熊光宪教授的《战国策研究》，对我们研究战国的历史，当时的思想倾向，及《战国策》的文学意义都能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有利于我们很好的对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在继承中批判，在批评中继承，在继承中更好的发展，更好的为后世所用。（作者单位：民族大学文学院）

战国策范文3

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天之道也

——《战国策·秦策》

全球制药巨头们的销售团队建设历程似乎正在验证着“月满则亏”的古老中国哲学智慧。曾几何时，各大制药企业开发了一大批划时代新药造福临床，需要雇佣更多销售代表参与临床交流。然而，当这个销售团队的规模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时，制药企业自身的研发能力开始衰竭，新产品匮乏以及不断攀升的营销开支令制药企业的销售团队显得越来越笨重，终于，10多年来销售团队扩张的“军备竞赛”第一次出现了停滞。

销售团队瘦身：兵贵精而不贵多

2007年，成千上万名销售代表收到了解雇通知书，裁员新高潮已然兴起。

一项调查发现，约有17%的大型制药公司缩减了至少15%的销售队伍。如此大幅度的变化显然反映了这样一个信息，那就是在过去5年内，制药巨头们再也不以规模庞大的销售团队为荣，目前各公司销售队伍增长已经趋于平缓。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虽然主动辞职率有所下降，但制药企业们为填补空缺职位所需要的时间正成上升趋势。换言之，不少公司正为了保持销售团队的满负荷运转苦苦挣扎。实际调查显示，有近1/4受访公司表示职位的平均空缺期超过2个月。很多公司开始接受没有医药行业经验的求职者，2007年有69%的公司接受无医药行业经验的求职者应聘，而这个数字在2006年仅为56%。“不能迅速完成销售代表招聘工作”的问题在生物技术企业内尤为突出，60%的公司出现这个问题，因为这些新兴企业对专科领域内的销售技巧提出了更高要求。

越来越多的公司意识到了销售精英或潜力巨大的销售新兵对公司的重要性。在这一基础上，一系列的规范管理流程正被植入到各公司的日常运营中，每一名销售代表的业绩也将由一套更合时宜的规范体系与指标进行考核。2007年，41%的制药公司已经开始这样的工作（这个数字在2006年与2005年分别为30%与22%）。新的评估体系不仅能让公司更好更快地挖掘内部销售精英，还能让每个销售代表了解新的考评系统，进而起到间接沟通作用。

在制药企业销售管理的转型过程中，选择专业化的销售外包公司无疑是一个不错的“拾遗补缺”，毕竟外部的专业营销资源能为公司带来巨大的便利性。2007年，约有1/5的制药公司选择了销售外包，这个数字与前一年的水平基本持平。与往年不同的是，很多公司似乎开始不愿意将外部营销人员招募为全职员工。2006年，几乎所有企业都招募了合同工，但在2007年这个数字却只有75%（也可能是受内部职员离职和销售团队精简影响）。

中国看点：

企业的营销由企划与执行两大板块组成，销售人员的数量和素质以及销售队伍的管理应该属于营销执行的研讨范畴。全球制药行业一线临床销售队员的削减趋势，其直接原因不仅仅来自于营销成本急速攀升的压力，而是持续上百年的销售模式遭遇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实现，被动应战以适应市场变化的革新需求。

革新的需求客观存在，企业削减销售队员的举措，实质上是营销组织结构的大幅度调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强国结束冷兵器全面进入火器拼杀的时代，武器的进步带来了军事管理组织的急剧变化，管理士兵的一系列规程变了，作战方式也变了，盛行千年的“罗马军团”式进攻矩阵被无情的战争现实所改变。与之相似的是，企业过去依赖一线面对面的促销模式受到严峻挑战，而信息化时代正在扬弃着传统。

20世纪初，泰勒的管理学影响了整整一个世纪，今天各类公司所谓的人员管理无非是如何衡量工作当量的饱和程度及其设计的合理程度。上文精细地探讨仅仅限于这种管理的设计，事实上，制药企业对销售队员的管理可以吸收其他成熟行业的成功体制，加以类推，不必花大力气生造某种理论。制药企业的工作重心在哪里？在哪个支点的改革能起到杠杆效应？对国内企业而言，我们更要对眼花缭乱的市场环境变化做出判断，对自身适应市场变化的内部改造找准急所，充分掂量企业的承受能力，切忌大幅度改造，因为企业的承受能力往往比领导的创新意识慢好几拍。

笔者认为产品力的重心是技术层次，营销力的重心是营销模式的复制能力。销售精英就是团队中的销量支撑性人物，相当于冷兵器时代的个人英雄，依靠一群一线临床销售精英构建的销售队伍没有持续性，企业的市场基础是脆弱的，因为它不是建立在企业的品质品牌上，而是建立在这些销售精英的个人关系和能力上。

企业认识到了这一点，意图摆脱，着力重塑领导力。

客户经理兴起：将贵谋而不贵勇

随着管理式医疗的兴起，面向全科医生的医药代表们的地位变得更为微妙，由于医疗保险机构对药品成本的控制越来越重视，各制药企业的客户管理部门也日显突出。不少制药公司表示，管理式医疗的兴起已经使得客户部门开始因公司的战略改变而在日常运营中为营销提供更强而有利的支持。因此，这一部门的人员正在不断扩充，其平均增长率的中位值约为25%。

与销售代表“未卜”前途不同的是，那些管理着成百上千个目标医生的客户经理们正成为聚光灯下的销售界新星。与销售代表不同的是，客户经理的职责与工作技能要求明显更高，他们往往要紧密地与各种管理式医疗或医生组织合作，推动其负责区域内各种推广与信息传递工作，协调各方资源，优化医保用药目录的改进与销售，以及通过战略性的客户管理赢得公司高级客户的忠诚度。

由于承担的职责不同，客户经理的收入远远高于销售代表。去年，区域客户经理的年均总收入为万美元，全国客户经理的年均总收入为万美元。不过有趣的是，他们的基本工资与奖金比例和销售代表非常接近，同为74:26。

由于客户经理的工作内容更全面，其工作业绩的衡量也更为复杂。相比于普通的销售代表，认定客户经理的哪些工作内容最终如何影响了销售业绩十分困难。正因为如此，客户经理近30%的奖金是由定性和定量因素综合决定的。

数据表明，客户经理的高收入策略颇具成效，因为2007年客户经理的平均人员周转率仅为1%。然而，约有1/3的公司依然对客户经理的周转有所顾虑，因为一旦某个经理离职，找到继任者并非易事。为此，制药公司正在对收入进行调整，为客户经理提供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同时努力建立一个成熟的客户管理团队，营造一个正面的企业文化。

中国看点：

客户经理的集群式出现，实际上是传统医药代表的职能转换升级，准确的解释是客户经理的工作内容有了变化，但是客户经理个人的销售目的并没有变化。罗马时代的士兵掌握的战斗技能是跑、跳、投、掷，而现代士兵掌握的战斗技能是对高性能武器的操控能力，士兵的战斗目的没有变化。

各类客户经理的闪亮登场，带来两方面的变化值得国内制药企业关注：一方面，企业营销对于企划力的塑造提到了首位，“人海战术”悄然退场，品牌战略中通过企划更加强化了空中打击的力量。不断翻新学术推广花样，不断提高学术推广规模，不断增加公益事务的亮相频次，主动承担起更多的社会义务和责任，企业规模达到行业巅峰状态是通过更多的社会效应来实现企业效益，这点是国内企业目前的综合实力难以企及和超越的。

另一方面，国外在销售流通的环节上重新定位了工作节点，即一线员工工作的终端对象发生了改变，将原来的医生客户分类，企业自己的客户经理聚焦维护数量有限、高品质的vip，重新规划客户经理的工作内容，建立全新的个性化、人性化、全面化、全程化服务标准，组建了制胜的大客户管理服务团队——客户经理集群。剔除的非核心客户，也是最基础的工作量繁杂的临床医生维护外包给专业化公司，使自己的核心营销团队更为专注，营销团队人数减少实际是企业改革中营销管理有效而强化的具体表现，事实证明，人员减少了销量反而上升。

但是，这一切我们看得见，却不一定做得到。当然，国内有条件的企业可以为自己将来的革新做好预热，国际大企业变革的今天势必是我们明天将要遭遇的生存环境，其改革就是我们日后临摹的脚本。

运作模式定位：器贵利而不贵重

为了提高销售队伍的效率，各制药公司在过去几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地尝试了各种模式。然而，各种方式似乎无法回避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些面向全科医生的常用药销售代表们的角色是否需要进行单独规划和定位？举个例子：如今的制药企业都以“人海战术”拜访全科医生，希望增进常用药处方，但事实上可能只有不到1/4的拜访能产生实际效果。更糟糕的是，如今的药物销售增长并不完全被医生手中的处方所掌控，高达80%的医疗行为中的药物使用受到了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种医疗保险机构限制。在如此严峻的现实面前，全科医生及其相关的销售代表的定位是否应当有所变革呢？再举个例子：产品代表的主要职责是保证药物样品的发放，确保医生方便得到产品资料，并将基础的药物信息传递给医生和医药专业人员，引导他们进入相关网站或者热线查询更进一步的信息。但若销售代表的考核业绩仅仅根据其职责以及完成水平来衡量的话，制药公司需要支付的工资恐怕在当前水平上再减少20%~30%也不为过。毕竟，如何增加销售团队的投资回报率是每个公司都不能回避的重要课题。

幸运的是，美国医药行业的常用药销售团队的定位已经有了好转的迹象。在一个医药代表过多的卖方市场中，制药公司就有机会去建造一个拥有巨大潜力的精英团队，而不是在一个高比例的销售团队雇员周转率中焦头烂额。随着常用药物销售体系的不断正规和可持续化，各制药公司针对日益严峻的医疗政策法规和公司客户经理的作用机制呼之欲出，可谓“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

中国看点：

美国的医药专业人士需要付出很大成本才能获得执业医师和药师资质，而一旦获得资格认可，就等于直接拥有了进入中产阶层的绿卡，人们很难走出这个体面而稳定的职业圈子，涉险进入强度极大、生存风险极高的销售代表领域，中国亦是如此。不缺普通销售人员，缺的是专业销售人才，这是药品与其他行业产品最不同的销售特点。奇货可居，专业医生下海做销售代表的那就是“宝贝”，他们自然是制药企业最好的客户经理人选。

但是就国内制药企业而言，销售竞赛还没有到达这个阶段，大部分企业还在经历着价格、产品同质化竞争的初级阶段。国内企业对销售人员的专业素质要求不一定很高，而是需要从利益分配上作解，从执行能力上考核，就能促使销量飙升。目前，国内企业通过品牌进入中级竞争初见端倪，但还不构成燎原之势，再有两年大淘汰变局，当制药企业存有3500家时，“品牌战事”全面爆发，销售团队全面换血势为必然。

战国策4

这注定是一场为了告别的聚会。从此以后，原来的同事变成了竞争对手，竞争对手则成了同事与合作伙伴。当然，这还意味着更多的阴谋与阳谋。

战国元年

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变革，也是一场被期待已久的变革――但它能否成为一场令所有人都满意的变革？

之后的一年里，电信业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热闹：海外与国内上市、新技术的进入与价格战的愈演愈烈，甚至还有海外的大规模并购。竞争首次成为原本铁板一块的中国电信市场的主旋律，而且毫无疑问将会越发激烈。

其实，这并非中国电信业的第一次大拆分。上一次是在1999年2月，中国电信的寻呼、卫星和移动业务被剥离出去。那次曾被寄予厚望的按业务的“竖切”，虽然改变了中国电信一统固网、移动两大领域的局面，但由于其在固网方面拥有着绝对垄断的实力，且移动、IP等业务当时尚无挑战固网的余地，中国电信丰厚的利润仍饱受质疑，因为反垄断拆分的惟一目的，是令消费者享受更多利益。

这个新方案同样在甫一出台就饱受各方质疑：按地域划分的两家公司在短期内仍然无法展开有效竞争；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次拆分只对当时传闻财务状况不佳的小网通是好消息；而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产业政策与发展研究所所长阚凯力教授将此评价为一次“庸医杀人”事件：市话是所有电信业务的基础，中国电信一方面经营市话，一方面又经营其它业务，它就必然会利用其市话的垄断优势来揉搓其它电信运营商，以市话的垄断为基础向其它竞争性业务延伸。

尽管如此，在是非功过尚需时间校验之时，各家运营商的惟一选择就是在质疑声中抢占先机。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首先行动的是中国电信，因为基本保持了自身结构与体系，没有整合之忧，于是公司董事长周德强在拆分结束两周内即重提上市。对于他而言，这只是两年前就已开始的工作的延续，但当时准备用来上市的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北京、山东六省中只剩下前四个省份还在他的麾下。而与两年前迥异的是，随着美国电信企业泡沫的破碎与企业信用危机的阴霾，电信股已不再被追捧。

但中国电信已然决心利用网通集团整合之机率先登陆资本市场。而其想用160亿H股股本换取香港、美国两地投资者240亿元资金的计划，也成为全年电信业最大的一次资本市场冲击。摩根士丹利、美林和中金公司三家海内外顶级投资银行作为主承销商，总开支达亿美元，这些均为一时之冠，也让这次上市行动被高调地定位为一次“逆风启航”。

在中国电信上市之前，中国联通已在国内A股市场捷足先登。这也是国内股市第一家基础电信概念股。这一机会可谓来之不易：出于国务院和信产部有意发展CDMA技术，而在四家运营商中规模最小、实力最弱的联通中选，本就别具意味――如果把CDMA牌照给实力雄厚的中国移动，无疑将给实力本就悬殊的联通以更大冲击。虽然联通做CDMA难度颇大，但至少拥有了差异化的竞争武器，而这次上市也是国务院给予联通的特殊政策支持。

9月，联通以每股元、发行流通A股50亿股、募集资金115亿元的规模，成为中国证券市场成立以来第一大发行股本和第二大募集资金项目。

由于联通该次作为“证券特别载体”的上市行动带有相当大的政策扶植意味，因此同样作为香港红筹公司的中移动无法照此办理。但同在lO月，中移动以广东为窗口，在内地发债80亿，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发行量最大的一笔企业债。此番动作是其为7月1日收购母公司的安徽、江西、山西、陕西、湖南、湖北、四川、重庆等八省市的移动公司筹措资金的后续动作。

11月末，联通亦发表声明，表示以约230亿元人民币向母公司收购九省市网络业务。至此，双方均将自身最重要的资产纳入了上市公司麾下。资金就是争霸的各路大军的粮草，双方因此表现出对融资窗口的空前重视。

图谋霸业，苦练内功

相较而言，资金与实力都明显高于对手的中移动并非如联通般单纯关注于资本运作，其全盘战略直至年后2002年财务报告之时方水落石出。

2003年3月，中移动公告称其母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总经理张立贵以及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李跃、鲁向东进入上市公司董事会。其中除了张立贵担任非执行董事，李跃、鲁向东与1998年8月进入中移动董事会的江苏移动通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何宁均负责一部分具体业务――这一变动富有意味之处在于，它对中国移动集团公司和上市公司管理架构的重新安排，即原来曾经作为一级独立管理实体的红筹公司职能已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将是来自集团公司的垂直管理。在此安排之下，原来的焦点人物王晓初将逐渐淡出。

分析人士认为：无论在创新能力还是执行能力都较其他几大运营商高出不少的中国移动未来最需解决的就是由于历史原因而形成的企业内两套权力体系的问题，一旦成功，则会因体制优势继续领跑。

而同一时期，中国电信的上市旅程艰难得多。直到上市之前一周，香港一边传来确切消息：中国电信国际招股认购不足，无法在11月1日凌晨确定最后招股价。该时招股价(1．47至1．68港元)下限已经贴近每股资产净值1．46港元。

为了避免重现当年中海油上市失败后苦练内功的情景，中国电信果断地选择了砍掉一半发行量重新发行，并宣布了高达30％的派息率。11月15日中国电信终于挤进香港股市，但其以每股资产净值相当的价格总发行75．6亿股，共募资112亿港元的情况显然并不如人意。

整合工作不如预期顺利而导致曝光率远不及对手的网通集团，也没有坐视其他三家对手领跑。经过大半年的秘密谋划，在网通集团领命主理海外战略的小网通总裁田溯宁，以8000万美元的现金购得亚洲环球电讯价值19亿美元的网络资产。这是中国电信商几十年来第一次进行的海外并购。

亚洲环球电讯拥有亚洲技术最先进，质量最好的海缆，但母公司的破产使其资金链几乎断裂，网通低调竞标，最终低价夺得连接亚洲16个国家和地区200个主要城市间的一张光纤网，把国内电信业的竞争布局完全扩展到中国周边地区。《华尔街日报》评价说，收购显示了“中国企业在政府放松管制之后的不同寻常的新的积极步伐”。

但中国网通在其核心工作――三大块资产的整合方面并不令人满意。虽然目标定为在2003年下半年能够在纽约、香港两地同时上市，可在合并一年之后，三家公司的股权结算都未能完成。

没有人能容忍这种尴尬局面持续下去。2003年4月23日下午，在复兴门网通集团总部，由有关部门召开的网通三级以上部门经理内部会议上，宣布了关于网通集团和信息产业部人事调整的决议：原信产部副部长将于24日开始履新网通集团党组书记、总经理新职，而原网通集团总经理奚国华同日起调任信息产业部党组成员、副部长。

坊间传闻，网通集团将可能通过划拨方式取得小网通与吉通的股份。这虽然不失为最直接的方式，却也显然会在各界投资者中折损信誉。

但若个中问题不能及时解决，麻烦同样不少：2003年4月一家名为九洲在线的网通集团下的宽带公司的出台，就显示了一丝不和谐之音：一直专注于宽带业务的小网通是否会遭遇这个“小表弟”的釜底抽薪？

CDMA登场，战势动荡

就在移动、电信和网通韬光养晦、苦练内功的时候，联通的CDMA新业务打了一场漂亮的反击战：在一年间抢得700万客户，虽然数量上不及中国移动3388万户的增长量，但已经成为其有力的挑战者。正是在此基础上，联通一举超过网通，成为国内第三大基础电信运营商。这几乎是国内少有的一次反败为胜的战例。

但一开始，局势却并不这么乐观。由于2002年上半年只发展了100万用户，且手机供应始终不足，联通只能采取破釜沉舟的手段进行集中采购、手机补贴。为了打造声势，联通曾在各地广泛组织直销队伍，仅山东省就有一支专职和兼职员工总数为8万人的销售大军，每天一户一户地上门推销。

但去年联通取得700万用户的真正转折点是2002年下半年，联通开始采用分销商制。联通以加盟的方式汇聚了以渠道商和通讯设备商为主的各个领域的市场力量，由其发展的客户可在话费方面进行分成。分销商不仅具备联通所不具备的一些资源，而且降低了联通的成本与市场风险。去年10月起仅三个月，上海渠道商永乐公司就销售了十余万部手机。

继2002年令许多人大跌眼镜地一举发展700万CDMA用户之后，2003年联通希望再创奇迹：在确保CDMA业务收支平衡的前提下，再发展1300万用户。

但令分析师们担心的是，去年联通半年发展600万用户的奇迹来自于高成本的手机补贴，如果今年采用同样的战略，现金流并不充裕的联通能否支撑庞大的资金需求？

而且，联通决意在2003年做到CDMA业务上的盈亏平衡，其中包括在今年完成去年手机补贴的大部分摊销。今年，联通选择了逐渐放弃手机补贴策略，进行了一系列合作规则的调整，其中重要一点是由各分销商自备手机销售。这一举动把原本属于联通的成本压力转嫁给了合作的分销商们，但相应分成额度也提高了，一般分销商们可以获得50％甚至60％的利润。

据了解，由于今年联通不再包销手机，且做出了“客户发展数量是其次、盈亏平衡才是首要”的姿态，让众多手机生产商开始退缩。而联通本来希望通过压低专利费用的方式分几个百分点的利润给手机生产商，但上游的高通没有应允，导致联通去年辛苦搭建的产业链再度出现了危机。

联通今年的另一赌注是基于CDMAl X的增值业务。但与日本的N T TDoKoMo公司对比，该公司推出2．5G业务的同时就推出了1000款游戏与服务，因此市场回报惊人；而联通的CDMA lX推出了近两个月后，联通还拿不出20款软件供消费者选择。

联通本来与其软件提供商协定好以15％对85％的比例分成，但签约时，联通在其中设了许多附加条款，比如专利费用、税务等。最后，软件提供商的收入降到了50％左右，这让不少本来专心为联通提品的商家开始分流，因为联通并未与他们签定独家买断协议，不少人开始准备与移动合作。

价格战打响，烽火连天

虽然几大运营商高层均在不同场合表示并无意进行价格战，但事态已经不可遏抑――

2003年4月8日，中移动在广东省推出月费20元的无限小时网内来电接听计划。中国联通当日即做出反击，推出“集团超级优惠VPN套餐”，此前已经推出GSM月费10元来电接听计划。这些举措被视为针对中国电信上月底在广州市郊推出月费20元小灵通服务而做出的，更被认为是新一轮价格战的起点。由此，三家股价均有所回落，中移动股价下跌4％至15．7港元，中联通与中电信股价分别跌去2．8％及1．4％，至4．4港元及1．38港元。

这种情况几乎每天都在各地上演，以至于除了京沪粤等少数省市之外，移动实际话费已降到单向收费水平之下。

驱动2002年整个市场变化的两条鲶鱼，除了CDMA之外，最具杀伤力的正是一年抢到了1000万客户的小灵通。

与CDMA相比，电信与网通的小灵通业务更富进攻性。在信产部“不鼓励也不干涉”的态度下，随着一直被视为“政策底线”的北京、上海、天津和广州被攻陷，小灵通已经“无所不能”，它甚至提出今年的目标是完成对90％的城镇人口的覆盖。而且，“小灵通”正在走出作为“固话延伸”的窠臼。在较早开展“小灵通”业务的陕西等省份，已经可以实现部分省内城市之间的漫游，进一步大规模连通只是时间问题。

战国策范文5

任人惟能是秦国的

优良传统

春秋时期秦穆公就确立了任人惟能的用人政策，他设法主动引进他国人才。当他听说身为奴隶的百里奚是个安邦经国的贤才时，便设法罗致到秦国，并授以国政。在百里奚的举荐下，又从宋国请来蹇叔；后又通过其他途径从西戎挖来由余，从晋国请进了丕豹、公孙枝。这五人之中，无一人是秦人，但他们深受秦穆公的重用。尤其是百里奚相秦六七年，向东讨伐郑国，使之臣服；“三置晋国之君，一救荆国之祸”且“发教封内，而巴人致贡；施德诸侯，而八戎来服。”在由余的谋划下秦“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尽管秦穆公尚贤任能、开疆拓土，使秦国国力日渐增强，但是自从秦穆公死后到秦孝公这300年间，秦国最高统治集团大多只会争权夺利，互相残杀。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以及适应列国争霸的时代需要，英明强干的秦孝公在图强自存的价值取向支配下，发出了“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的求贤令。在求贤令的诱惑下，喜刑名之学的卫人公孙鞅入秦，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下进行了一场强秦变法运动。此后，秦国“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举地千里”。这次变法不仅使秦完成了封建化的过程，而且奠定了秦日后问鼎中原统一六国的基础。商鞅被秦孝公封为左庶长，并受到“南面而称寡人”的隆重礼遇。在与守旧势力的斗争中，商鞅虽然被车裂，但秦国因实行商君之法而国力大增。秦自孝公以后各代君王，继续推行人才强国战略，使秦国集聚了一批谋臣、武将，所以在对外战争中表现出了所向无敌的战斗力，使领地迅速扩大，充分显示了新兴的封建制生气勃勃的精神。在秦惠文王时，任张仪为相，实行对六国各个击破的连横策略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显示了他非凡的政治外交才能，被秦惠文王赐封“五邑”。秦昭襄王用范睢之谋，用“远交近攻”策略，蚕食各国而成帝业。此时，昭襄王周围谋臣猛将层出不穷，著名的有蔡泽、杜仓、金受、楼缓、白起、郑安平、王稽等。在这一批杰出的文臣武将的辅佐之下“远交近攻”策略才得以实现，尤其是秦军取得长平之战的胜利，使六国再也没有力量单独与秦对抗。到秦王政时，秦国的人才构成逐渐向集团化方向发展，形成了以甘罗、茅焦、李斯等能臣为核心的文臣集团和以王翦、王贲、王离、蒙武、蒙恬、蒙毅、尉缭、李信、屠睢等名将为核心的武将集团。

重农抑商是秦国经济

政策的显著特点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这里的“末”即指工商。《史记・秦本纪》也说：“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商鞅变法中抑工商的政策在《商君书》中表现为：“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农恶商，商疑惰，则草必垦矣。”《商君书・垦令》中的抑工商政策还包括：规定商人必须向官府登记各种奴隶的名字和数目，以便官府摊派徭役；提高市上酒肉的税额，要让税额比成本高十倍；禁止商人私自贩卖粮食，防止商人垄断市场等等。秦国抑制工商业的目的就是使境内百姓集中精力发展农业，以达到国富的目的。

1、秦国实行重农抑商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由秦国的国情决定的。

秦国地广人稀，许多土地没有开垦。《商君书，徕民》说，到战国中叶，“今秦之地，言千里者五，而谷土不能处二，田数不满百万”。并且农业比其他任何职业都要辛苦，商鞅说：“农之用力最苦，而赢利少，不如商贾技巧之人。”秦国在急需大批人力开垦荒地的情况下，采取重农抑工商的政策以集中人力、物力来开垦荒地是十分必要的。

2、秦国实行重农抑工商的政策是由于本国统治者强烈的强国愿望决定的。

商鞅始终是以“强国之术”说服秦孝公进行变法。强国需要经济上提供足够的粮食以保证军需，军事上拥有强大的武力以征服敌国，“农战”自然成为商鞅变法的核心。而抑制工商自然是保证百姓专心务农的措施之一。商鞅为了使百姓一心务农，不但抑制工商业而且还焚烧儒家经典、禁止百姓游说求官和私门请托。秦国统治者在以“攻伐”为主的战国时期，面对地广人稀的国情，采取抑工商的策略，这有利于秦国集中人力、物力开垦荒田，发展农业，增强国力。

提高军队的整体作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