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全传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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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全传篇1

学号:20130379 班级:法学1301班 姓名:郑凯璇

中兴第一臣——曾国藩

对于曾国藩，后世之人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有人说他是卖国贼，有人说他是民族英雄，而我认为曾国藩的成就不仅仅是维护了国家尊严与安全，其为人处世的方法也对我们后世之人有深刻的影响。

有一句话说：“当官要读《曾国藩》，经商要读《胡雪岩》”。这多么肯定了曾国藩的为官之道！在中国，学而优则仕，这是自古以来的传统，虽然现今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很多人都开始经商下海，但公务员考试也是大多数人十分热衷的事。所以说曾国藩的为官之道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曾先生在初入仕途的十年中，七次变迁，几起几落，但他依然坚韧不拔的在仕途这条道路上前行。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不仅学习他的迁升窍门，也要学习他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为人处世的道理。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曾先生把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提醒自己时时刻刻都要勤奋，不要太注重结果。曾先生的一生也一直遵循着这个道理，即使晚年身居高位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学习，这才有了晚清的洋务运动的开展，成为中国近代化发展的开拓者。

说到学习，曾先生在年少时还有一则趣事广为流传。曾先生小时并不聪明但很勤奋。有一天晚上，他在家里背书，而家里来了一个小偷他也不知道，小偷想等他背完之后再行动。于是他就躲到屋檐下进行了漫长的等待，但比较笨的曾先生一直读一直背，直到天亮也没有背完。于是小偷忍无可忍的下来说：“这么笨还读什么书？我都会了”。然后他把书背完便扬长而去。这个故事说明曾先生虽然比较笨但勤能补拙，终有一天会学会的。也告诉我们做事要从一而终，笨鸟先飞，只要坚持就一定会达到你希望的那样。

曾先生的为人处世方面是我认为最值得我们研究的。他有很多徒弟，如：李鸿章、左宗棠、彭玉麟等都是中兴要臣，鼎鼎大名之人。可见曾先生识人方面的厉害之处。曾先生有如今的成就这是和他每天自省分不开的。古人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我看来修身是曾先生事业成功的基石。他每天反省自己做的事是对是错，有没有瑕疵。每天都写日记对自己进行检讨与分析，给自己树立很多规矩与要求，力图把自己打造为一个完人，一个圣贤。而当今社会，社会风气浮躁，人们认为平天下比修身重要，忽视修身的重要性，不明白“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道理。而曾先生的做法正好作为一个榜样提醒我们立足自身，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才能更好的发展自己。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曾先生虽然在政治、军事、文化上有很大的成就，但因为他犯过一些错误，使得他的一生毁誉参半。在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曾先生率领湘军打击太平军，屠杀南京城，审理了一些错案，被人们称为“曾剃头”。在“天津教案”中，曾先生认为中国的实力不敌列强，于是便忍让列强的放肆，并对天津人们警告其不要惹事，赔偿列强钱财并向其道歉。于是被人们骂成“卖国贼”。但功是功过是过，他的成功掩盖不了他的过错，但他的过错也掩盖不了他的光芒。曾经的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对曾先生的评价是“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划精严，无间可寻，大帅如此，实起事以来所未见也。”面对曾经的对手评价如此之高可见曾先生的才智令人佩服。

我十分佩服曾先生，因对其的喜爱，所以读完了《曾国藩传》这本书。以上叙述的事实只是曾先生一生中的几个片段，其真正的精华易不是我所能用文字表达的，只能用心去感受。吸收其精华，用来指导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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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全传篇2

曾国藩：事不拖，话不多，人不作

宋朝宰相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曾国藩的半部家书，也足以让我们每一个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纵观曾国藩一生经历，曾国藩的做人做事之道，集中体现在这九个字里：事不拖，话不多，人不作。

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个人：农家子弟出身，最终却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他进入仕途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被封为一等毅勇侯，成为整个清朝以一介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并在晚清恶劣、剧变的政治环境中全身而退，去世之时获得清廷国葬的最高优待，还让子子孙孙都能获福。

这个人就是曾国藩。毛泽东说：“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宋朝宰相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曾国藩的半部家书，也足以让我们每一个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纵观曾国藩一生经历，曾国藩的做人做事之道，集中体现在这九个字里：事不拖，话不多，人不作。

事不拖：一勤天下无难事

曾国藩说：

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百种弊病，皆从懒生。戒傲戒惰，保家之道也。

大多数人一辈子平庸，只因懒惰。梅兰芳最初也资质平庸，但他不甘于此，勤学苦练，终成一代宗师。

庸人败于懒惰，天才却输于狂傲。李自成勇猛有才略，起义称王，却因胜利滋生骄傲，最终惨败。

曾国藩在军中时，要求自己早起，不论是什么样的天气，什么样的环境，他一定“闻鸡起舞”，练兵督训，办理各项事务。曾国藩对军中将士说： “练兵之道，必须官弁昼夜从事，乃可渐几于熟。如鸡孵卵，如炉炼丹，未可须臾稍离。”

言传不如身教，曾国藩就是这样影响手下的幕僚、将领的。不管是个人修行还是管理团队，这一点至关重要，要给周围的人和下属做一个好榜样。

曾国藩每一天都写日记，曾国藩通过写日记进行修身，反思自己在为人处世等方面存在的不足。他还规定自己每一天必须坚持看历史不下十页，饭后写字不下半小时。曾国藩说：

“人之气质，由于天生，很难改变，唯读书则可以变其气质。”

曾国藩还有个好习惯就是写家书：据说曾国藩仅在1861年就写了不下253封家书，通过写家书不断训导教育弟弟和子女，在曾国藩的言传身教之下，曾家后人人才辈出。

“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以勤治惰，以勤治庸，不管是修身自律，还是为人处世，一勤天下无难事。

话不多：为人处世的第一等功夫

嘴茬子厉害未必是好事，留起一些话，也是一种境界。

说话需要给自己留有余地，不要把自己置于进不可攻，退不可收的境地，一个剑拔弩张、喋喋不休的人，往往是浅薄俗气、缺乏涵养而不受欢迎的人。曾国藩说：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群聚守口，独居守心； 行事不可任心，说话不可任口； 禁大言以务实。

在生活中，精辟的、有价值的见解才能受人欢迎，泛泛空谈则招人生厌。曾国藩的“戒多言”源于一件小事，当时他刚进入翰林院不久，正春风得意，一次在给父亲过生日时，对前来祝寿的好友郑小珊夸夸其谈，有些得意忘形，结果引起郑小珊反感，拂袖而去。

事后曾国藩后悔万分，他在日记里反思自己有三大错。一是平常就自以为是；二是嘴上说话没把门的，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三是明明说话得罪了人，还跟人强辩，甚至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总结这三点，曾国藩说自己作为一个标准的儒家知识分子，连《礼记》里说的“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的道理都参不透，连语言这一关都过不了，还能成什么大事呢？

曾国藩一生在“戒多言”上下足了功夫，他不仅经常批评自己“每日言语之失，真是鬼蜮情状！”也经常反问自己“言多谐谑，又不出自心中之诚”，这种言语习惯、个性缺点，“何时能拔此根株？”他不仅对自己有这个“戒多言”的要求，还把它当成家训智慧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内容，尤其是对他的两个儿子和几个弟弟反复灌输、强调这一点。

“立身以不妄语为本”，俗话说，“祸从口出”，立身之事，最忌的就是轻浮和自满，从而说出一些不恰当的话，或者为了自我夸耀而撒谎吹牛。因为这样一来可能会给自己招致灾祸，而来也会会失去别人对自己的信任和尊重。喜欢逞一时口舌之快的人，最终都难成大事。

人不作：有智者，方圆有度

不作，就是要把握好“度”。曾国藩家训中有一言，傲为凶德，惰为衰气。二者皆败家之道。戒惰莫如早起。戒傲莫如多走路，少坐轿。此举可谓福不可受尽也。在为人处世中，事事断然不可冒进直击，当拿捏有度。

纵观历史，不乏才华横溢者因“作”而遭贬谪，丢命，比如水浒里面：牛二面对杨志，喊你来砍我啊！结果是一刀毙命！或许，有时一味的直与进看似一种忠贞、一种激昂，但如能审时度势，掂量片刻，就会发现，某些场合下，与其相对的软与退也不失为另一番智慧。

韩信的胯下之辱，苏武的茹毛饮血，是在掂量完小辱与大节后的以退为进；东方朔的机智幽默，春秋晏子的巧言诙谐，是在掂量完直言与婉言后的迂回才能，而魏徵的刚毅纳谏，狄仁杰的清廉直抒，则是在掂量完君心与民意后的激进慷慨。无论是以退为进、迂回婉转还是激进慷慨，用对时，则为良方，用错时，都是足以致命的武器，而其中平衡的度，则着实需要用者亲自掂量才可拿捏得当。李密庵在《半半歌》中曾言：“饮酒半酣正好，花开半时偏妍。”酒至微醺，花开半朵，是恰到好处的趣味，道破了人生交际处世的真谛。林语堂先生亦评此诗是中国人所发现的最健全的理想生活。

曾国藩全传篇3

严以知己，勤俭克己，以身作则，深思熟虑

------读《曾国藩》有感

曾国藩对很多人来说,有很大的魅力,百年来中国历史上众多叱咤风云的人物都对他顶礼膜拜，毛泽东说：＂独服曾文正，＂蒋介石说＂曾国藩修为可为世后法＂毛蒋互为敌，为何同时赞赏曾国藩，这是因为他事功极大，政治手段极其高明，心性坚韧，曾国藩本是一代鸿儒，文官中的高官，后来由于形势所逼，不得以投笔从戎，招兵买马，建湘军平太平天国，创造了历史上文官带兵平天下的奇迹，扶大厦将倾，挽狂澜即倒．成为颓废晚清王朝一代中兴名臣！大变革的时代，激烈而尖锐的社会形势成就了曾国藩的不世之功，也锻造了他复杂的思想和性格．读完曾国藩的一些文藉，不关心政治的我，对于他的为官之道无多大兴趣，但是对于他的为人之道，为学之道，却是敬仰得无以复加．

治学严谨，善于学习，勤俭克己。

从功名仕途来说，曾国藩无疑是顺风顺水、平步青云的，令很多同时代的汉人甚至不少满人都望尘莫及，然而在这背后却包含了曾国藩常人无法想象的辛勤付出。同辈人中，幼时的曾国藩资质算不得最好的，最多中等偏上，会试时倒数，差点没进翰林院，之后勉强入围。曾国藩一直保持着刻苦学习，勤俭克己。诗词文章也一直像古人学习，专研学术的劲头非常足，治学态度也非常严谨，在学术成就方面也是为同时代的名人所称颂。

他告诫后人功课方面要“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看”即是多看多读前人优秀作品，“读”即是好的文章要大声诵读，“写”即是抄写临摹大家的书法，“作”即是多练习写文章，将学到的东西转换为自己的东西表达出来。

曾国藩一直保持天天写日记，记录当天所学所思，各方面的心得体会。他很会以史为鉴，汲取先人的经验教训，平时通读各种史书、经典，对于如《资治通鉴》、《史记》、《二十三史》等更是反复咀嚼、研究。学习能力也是非常强，一介文弱书生，为了做好统帅，通读各种兵法，熟识历史上大大小小各种战役的成败原因，虽然还是吃了不少败仗，很多胜利也都是手下大将们取得的，但绝对不能否认其军事才能，大多数重大军事决定都还是由这个统帅最终拍板敲定的。

日常生活很有规律，散步、练字、读书等每日必修课都坚持。毅力也非常人能比，抽了十几年的水烟（鸦片）说戒就戒，立下每日写日记的规定后，即是临死前一天也还坚持在写。

曾国藩平时还精于修身养性,他认为修身养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善于调理天然之气,曾国蕃在给沈葆桢的信中提到:世上世故多,珍重自己的身体,以承担千难重任,千万不要郁闷损耗天然之气,我认为说得很有道理,郁闷久了会使自己思维变得迟钝,心胸也变得过于偏狭.凡事要何持平和的心态,他在给陈舫仙的信

中说:＂官场上云诡波谲，每每官员上下交接，众望所归的人，倾刻间被夫唾弃，群疑重谤的人又转眼间风平浪静，只有卓然自立的人，经过红与黑的变化也不改变自己的形象，阁下这次进京，时间没有几天，但是上天的眷顾和舆论都是很好的，望阁下不要沾沾自喜，将来如果有吹毛求疵的论论，恩顾无存，望阁下不要因此而沮丧，早晚孜孜以求自立之道，以勤为本，辅之以诚，勤虽然柔弱而会变强，虽然迟钝但会变得聪明，诚心可以使金石为开，鬼神听话，鄙陋的讥笑，就是跳时黄河也洗不清的，那还有什么可争的呢？＂．曾国藩的这段话深刻明白，要点不外是要脚踏实地，努力做自立自强不以流俗的毁誉为转移，极擅于识人用人

曾国藩最令人折服的便是他识人用人的本事。湘军中很多流传后世的一批大将如彭玉麟、胡林翼等都是靠曾国藩赏识提拔出来的，其中最著名也最令其骄傲的便是他的得意门生李鸿章。

要说才能，曾国藩未必强于左宗棠，但在识人用人方面就却是十倍于左宗棠。曾国藩对人才的重视完全可以用求贤若渴来形容，对贤才的高规格礼遇，使得当时的人才趋之若鹜，曾国藩的幕府可谓人才济济。

对于这点我写不出多少，我想曾国藩之所以识人如此之准，和他丰富的人生阅历，以及察人入微、擅于总结有很大关系。

以身作则，以己为镜

对家人、对属下，曾国藩始终以身作则，他深知“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道理。即使官居一品也一直保持简朴的作风，在军队从来都是和幕僚一起吃大锅饭，卧室起居摆设也都非常简单，没有任何奢华的摆设，一个四品官员看了认为已经寒碜到不能想象的地步。

军营里，曾国藩也是习惯早起，检阅士兵操练。其中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李鸿章初到曾国藩军营幕府时，依旧保持文人慵懒爱睡懒觉的习惯，甚至借口生病不起床，曾国藩看在眼里。一日，士卒来叫起床吃早饭，李鸿章仍欲借故不起，士卒说：“曾大人说，有病也得起来，大家等你去后再用餐。”李鸿章一听，心里发毛了，赶紧披衣，踉踉跄跄地奔进餐厅。曾国藩瞟了李鸿章一眼，端起碗吃饭，幕僚们跟着端起碗来。曾国藩面色峻厉，一言不发。吃完饭后，他放下碗筷，一字一句地说：“少荃，既到我这里来，就要遵守我的规矩。此间所尚的，惟一诚字而已！”说罢，起身走出餐厅，看也不看李鸿章一眼。李鸿章惊呆在板凳上，半天作不得声。从那天起，李鸿章一改过去骄懒的文人习气，虚心学习周围的一切，这才发觉恩师所带的湘勇，与自己过去所带的团练确有许多不同之处，愈加从心里佩服。

唐太宗有三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中国历来有效法古人的传统，而曾国藩在审视中国历史时，独辟蹊径，他认为处大事，决小疑，不可拘泥于往事的成败，因为每件事有每件事的逻辑性，只有帅先变法者才能不被动，一成不变只能变成一具死尸，前有汉景帝削蕃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证明．曾国藩具有敏锐的洞悉力同时是极其的聪明，书中计载他在平太平天国之初时，被困长沙，屡战屡败，心灰意冷，最后在父的勉励下重拾信心，认为大丈夫无刚不立，于是就命幕辽下奏章，告之皇帝战况，幕辽如实的写了战况，湘军＂屡战屡败＂，曾国藩看了之后，认出不妥，就改为＂屡败屡战＂，两词前后调换，变被动为主动，变消极为积极，咸丰看了之后，对他未胜但仍表示满意，命他再战，不久形势转悲为喜，否极泰来，曾国藩立下誓言决定与太平军殊死一决，要弟弟在家为他准备一口棺材，随时准备为国捐躯，于是幕辽又将他要弟弟为他准备棺材的事，决心与敌瘊一死战的情况也写了一份奏折，此时获胜的曾国藩看了奏折意犹未尽，又将＂备棺在家＂改为＂带棺出征＂更彰显他的决心．咸丰看了奏折很赞赏也很感动，可见他是极其的聪明.善于变被动为主动来实现人生的飞跃.擅于教育、影响、帮助他人

一个的成功是微末的，一群人的成功才可创传世之作。曾国藩非常擅于教育、影响他人，从而帮助他人取得成功。

于家庭，曾国藩是绝对的大家长，对兄弟、子女等的教育培养可谓用心良苦。求学、为官、率军等过程中，即使再繁忙，也不忘时常写信指点兄弟子女，从修身治学交友等各方面耐心辅导，这些形成了闻名的《曾国藩家书》、《曾国藩家训》，长子曾纪泽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官，次子曾纪鸿则是一位数学人才，后代子孙曾宝荪、曾约农都成为了大教育家和大学者。

在家庭教育方面，曾国藩的核心便是“勤与俭”二字。治学方面勤学勤练，生活方面勤俭朴素。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便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健状态，一系列的屈辱条件，在西方列强的洋枪威逼下强行签定，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中国的白银和黄金，用火车一列列的运出中国，中国当时成了；西方列强打捞财富的重要场所，部份地主阶级改革派被西洋的坚船利炮所震撼，他们开始意识到中国的没落趋势，我们把它称之为近代意识觉醒，林则徐和魏源便是近代意识的首倡者，他们用锐利的眼光发现了发展工业对一个国家的强劲推动力，倡导中国应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发展中国的工业，以达到富国自强以度时危的目的，此时的曾国藩也嗅到了时代的脉搏，中国工业化为核心的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于是他率先接过林魏的旗织，鼓吹洋务，这与他一向的务实精神分不开，他不光是大声疾呼，而且身体力行，他主张＂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在上海设立了江南制造总局，收到显著的成效，但由于总总的原因，虽然他领导的洋务运动有些艰难，但是洋务运动的意义深远，尢如一剂强心针给日渐疲软的清朝庭注射了自救自强的信心，曾

国藩死后，洋务运动仍在进行，他开创了中国工业的基础，留下了工业基础的力量，也点燃了后辈知识分子担当国难和徐图自强的信念．

深思熟虑，全局意识强

对于事情总能抓住关键点，看清事态发展的方向，发现对手背后真实的意图。看问题总比他人更长远，考虑也更周全。其中有这样的描写，每遇大事，曾国藩总是喜欢点一根香，一个人静静地思考，常常都是一坐就是一宿。唐浩明用了一个“枯坐”来形容，这给我的印象很深。也许正是在这样无数次全神贯注的深深思虑，才使其在那样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下找到特有的生存发展之道。

首先是他广阔的胸襟，拥有广阔胸襟的人不在少数，但时时影响后来人的，他应该算是典范，他曾说过一个人有多大的胸襟就会有多大的成就，想起我小时候就知道的一个有关曾国藩的一个典故，他的家人因为建房与邻居为三尺地而互不相让，打起官司，家人就写信告诉曾国藩，希望他的权势能助一臂之力，谁知曾国藩捎来一封信，上面写道：＂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读信后豁然开朗，将地退让了三尺！邻居也深深的感动了，也不想输这气度，于是就这地界转让给曾家！是呀，人都不能免于生死

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以后，深之自己的后来的处境，因为前有韩信等人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前车之鉴，他也知道平他的时候来了，在清朝满人统治汉人的时代更是处境危险，所以聪明的他不给大清平他的机会，自己平自己，首先是裁湘军，自削羽翼，然后是加强自身修为，着重表现在，廉，慎，勤，诚，四个方面，中国人有勤劳的良好传统，所谓天道酬勤，即是，有了勤字，就会将勤补拙，办事就会减少失误，再精明的人如果失掉了勤，也往往会错误百出，慎，孔子说：敏于行，讷于内，为官者不管是自己还是人无论何时说话都要慎重，楼高易倒，树高易折．尊从立身以不妄语为本，．诚就是真实，没有虚假．孟子说：人天生存诚，但这种诚只有加强修养成才能做到，人只有做到诚实，别人才会与他交往，曾国藩崇尚诚实，反对巧诈的待人品格，使他的周围聚集了众多的忠直廉敬之人，有一次曾国藩与好友商讨理学时，好友说的话他并无听懂，然面他却发表了自己一番高谈阔论，事来他想想觉得自己不够诚，觉得自己不懂装懂，不仅欺骗了自己，也欺骗了别人，内心暗自告诉自己，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了！

赤条条的来，赤条条的去，何必计较太多呢，少计较，知足者常乐！曾国藩是一个值得我们学习和尊敬的人！

曾国藩全传篇4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和普通的镜子不同之处在于：镜子只能照出人的外表，而历史能照出一个人一个民族的心灵。所以，对于曾国藩，我们得从他这一个人与当时一整个民族进行展开。因此，评论曾国藩，从其为官做人之风、其为改变世风的努力、其情商、其读书、其人才的识与用、其对外和戎自强六个方面进行。

为官做人之风

其实曾国藩是个“不会”做官之人。李鸿章曾说过一句笑话，说是一个要要是连官都不会做了，那这个人也太没用了。笑话当然只是笑话。既如此，那曾国藩又怎么能在短短的几年里由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做到二品侍郎呢？又怎么可能做到两江总督，武英殿大学士，位列汉人第一呢？那是因为：其一，曾国藩考得好；其二，在那个世风浮躁，人心浮躁，很多人想着的只是如何急功近利，如何暴得横财，捞得高官，而曾国藩则不然！他在家书对他六弟说：“六弟自怨数奇，余亦深以为然。然屈于小试辄发牢骚，吾窃笑其志之小，而所之不大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处王之业，而后不黍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淡定不讲为忧也”。①纵观历史，凡有所成就之人，无不志存高远，修身炼性，立场明理，未雨绸缪，厚积薄发。这正是曾国藩“不会做官”而又为高官之最重要因由。正如其言：“自我观之，其致功之处，则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诚实。”他一生的成功，就是他这种脚踏实地的格致修诚的努力基奠而就。而对于现时代的官场，我们国家的官们是品含天宪，指东呵西，前俯后仰，左右逢源，还是可否从曾国藩的为官之道体悟到些什么呢？

世风———解放思想

只有少数最敏锐的思想家能迅速了解时势的变化，从微几之处洞察历史的走向，并且穿透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迷雾。那个时代，我们自然下意识地想到林则徐、魏源。林则徐精神固然可嘉，然林则徐的眼光却不敌曾国藩；魏源固然眼界颇高，然魏源只停留在纸上。曾国藩之所以超出时贤，引领风潮，原因之一便在于其识见卓越，洞察惊人。当林则徐大声疾呼“无可御敌之兵，无可充饷之银”时，曾国藩则认为：“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苦。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前，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丞得。”②所以，对于后期其能在洋务运动中露其龙凤，显其头足便其于此，便基于其解放思想的勇气！所以曾国藩一针见血地指出，其时时局最大的问题莫过于世风，因此其一生所为皆绕“陶铸世风”，其时常感叹时势已成鱼烂之势，大小官僚耽于享乐，腐朽麻木，无人肯讲真话，无人肯干实事。正如他的核心幕僚赵烈文深有感慨地说：“老师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老师不啻十之五六”。③在那个万马齐喑的年代，“另类”的曾国藩犯颜直谏“强项令”，涤肠荡胃，冲决巨人的罗网，以已之力星星之为可以燎原之愿付诸力行，以现世风之纯，民之奋勤，官僚之庸俗尽止。可谓呕心沥血！所以梁启超极赞曾国藩：“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中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成就震古烁今，一生得力在立场自拔于流俗”“卒乃变举世之风气而挽一时之浩劫，彼其所言，字字皆得

之阅历而切于实际，故其亲切有味，资吾侪当前之受用者，非唐宋以后儒先之言所能逮也”。④这就是曾国藩为当时之世风的努力的体现。

情商

韩非子说过：上在竞于道德，中古遂于智谋，今当争于气力。从道德角度到智谋机巧至强力竞争，人类社会愈来愈陷入丛林的凶险。智商平平的曾国藩，其除却智谋机巧与气力可争外，最重要的是其高情商战略。以情取胜，这是曾国藩最大的奥妙。他说：天之生斯人也，上智者不平常，不愚者亦不常，扰扰万众，朋率皆中材耳。中材者，导之东则东，导之西则西，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所以芸芸众生中，大部分属于智力中等之人，而情商高者往往是成功者。曾国藩在对太平军作战中，屡败屡战，处变不惊，最后终因其高情商的良好心理状态而克成大功。他曾经写过一副对联：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即对他那种坦荡畅怀的高情商心态的最好回应。曾国藩除了重视心态的培养外，其深悟“慎独”，他认为“君子慎独”，因此他的遗嘱四条里的第一条规定就是“慎独则心安”，把“慎独”作为人生四大金针之首度给自己的子孙，所以在我们所知的他的后人中，如曾纪泽等，皆是中国贡献极著之人，不能不说不受曾国藩“慎独”思想的影响。在曾国藩的情商策略中，他认为志为根基，智愚可炼，立志以德；仁德必需，“不仁者不可与久处约”，道之以德，小胜在智，大胜在德，忠、信、笃、敬皆不可缺；性情、个性、性格皆是情商的重要特征，所以曾国藩相人之术大皆于此。

总之，曾国藩无疑是一位情商大师，情商，即是他的另一类重要战略。

其读书

从书生到将军，从侍郎到元帅，这都是曾国藩重视读书的结果。曾国藩虽是科举出身，但其能超脱当时观念，经过保守派重重阻隔，最终绵创办洋务，为振兴民族而努力，这也是他入书而出之道。曾国藩读书既深涉《四书》、《五经》等中国传统经典，文化的肌理，又尤推崇《资治通鉴》等治国名著，最值得提及的是，他与时俱进，对翻译西洋书籍尤为重视，他希望通过翻译西方有用之书，使自己有生之年能了解西方。他的儿子曾纪泽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外交家，他的另一个儿子曾纪鸿则对西方科技兴趣极浓，自学英语，卓然而成一代数学大家。可以说曾国藩是一位典型的“中外合资”的思想集成者，这些皆可归功于他重视读书，重视吸收不同类型与文化的书籍的精华的结果，这也是他后期主办洋务运动而对中国的近代化贡献勋著奠定基础。他说：“成大事者，必先读书；读书是夺天下人之心，为我所用。”⑤所以，从曾国藩关于读书的经历，我们是否有所感悟呢？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识人用人

前面说曾国藩是个不会做官的人，是指其格物致诚的修养。事实上，曾国藩的领导艺术却令很多领导者崇拜之至，其一便是他的识人有术，用人有方，这也是被视为领导者必备的优秀素质。曾国藩的领导艺术最高境界远不止于此，他的培养和造就人才，导致他的幕府人才之盛，无人能比；他知人之明，也无人敢异。他曾给他九弟写信道：“求人自辅，时时不可忘此意。人才至难。”⑥他在日记中也写道：“细思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得人是治事的前提，也是事业成功的关键。因此，在后来容闳请求派幼童出国留学时，曾国藩立即赞成，并约李鸿章一同上奏朝廷，促成此中国第一批留学生赴美，并成立了专门负责此事的

机关。可见，曾国藩的人才思想始终一贯，目的也是为了治事。他不拘一格选才，他说：“卫青人奴，拜将封侯，身尚贵主。此何等时，又可以寻常行墨困奇倔男子乎！”“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千金之剑以折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垦田，则不如耜。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亦奏神奇之效„„这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宜也。”⑦这就是为什么湘军卓然而成为中国历史上人才辈出山的罕见景观的根本原因所在。

对外——和戎自强

中国文化史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自宋代以来，凡“和”之人，往往被骂为妥协投降、汉奸、卖国贼；而只要为主“战”之人，便会被视为英雄、爱者国。

晚清的政坛，自始就脱不了“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的交锋。曾国藩即属于人们所谓的“主和派”，因此，他同样未能逃脱汉奸、卖国贼的称号。而实际呢？

曾国藩的一生中，对外关系里，最重要的有两件事，一为天津教案的处理；一为洋务运动的创办。

对于当时的清廷政府，如蒋介石所言：“能战而不战，政府之罪也；不能战而战，亦政府之罪也。⑧正是这咱心态，对于天津教案处置，无论是当时的舆论还是后世的学者都因之归咎于曾国藩惧洋媚外，因此，不惜加于卖国贼之名于曾国藩身上。然而，凭心而论，不管是以当时曾国藩的处境，还是他所采取的相应措施，曾国藩都称得上是民族的良心。对于天津教案，其虽以“和”处之，但于民于国皆是情理于深。“我若与他开衅，他便数十国联成一气。兵虽练得好，却断不可先开衅。讲和也要认真，练兵也要认真。”其又提醒当局道：“兵是必要练的，哪怕一百年不打仗，也须练兵防他”。⑨他的这些和、战两手都抓的措施，既起到震摄洋人的作用，又为谈判提供了必需的筹码。其在此案的处理上，应该说尽到一个中国人职责，说他曲意求和，残民媚敌也是无端之辞，诛心之论，若曾国藩主战，于他个人而言顶多就不过因战败而获得免职，却能赢得一个让社会舆论与后世德治的爱国名声，但最终受损害的却是国家的利益。这是在一个缺乏国力做后盾的情况下的必然结果。天津教案的处理，曾国藩不但没有“卖国投降”，而且显示了不顾个人屈辱而为国操劳的爱国情怀。所以，我们不能盲目肯定他人所做的一切，亦也不能盲目否认他人所做的一切。我们应该是其所是，非其所非。

曾国藩的洋务，首先是其师夷智以制夷，“智”而非“技”，所以他是在林则徐、魏源等开明之士的“师夷技以制夷”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他指出：凡附强不附弱，人与万物之情一也，中国与外夷之情一也。以自立为本以推诚为用，当可渐为我用。”具体来说，就是以礼来恢复国人的自信，坚守礼教，内部团结一致，方可立于不败之地，洋人即无隙可乘。其二，曾国藩指出：“师夷长技，夺其所恃。”这正是其积极提倡洋务的核心所在。他对危机的认识远高于国内同识。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正式建立了近代中国第一家兵工厂。想到办洋务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1870年，曾国藩召见中国最早留美归国人士容闳，商量选派幼童出国留学事宜。后来，在这些留学中，如詹天佑、邝荣光、梁敦彦等科技专家为近代中国科技作出巨大的贡献。

曾国藩既是洋务运动的提倡主办者，其本人还亲自参与一些具体机器的生产实践；他同时设立翻译馆和印书处，为西方先进技术的掌握减少了文字上的障碍，更重要的是大大影响了近代思想界，给国人带来了世界观的改变。

曾国藩既能发先圣先王之义蕴，以经世之礼学为依归⑩，他的人格的修养、道德自有特殊的造诣，绝非一般史学家、理学家、文学家所能比拟的；他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绝非能以洋务或“主战”与“主和”这词以蔽之；对于曾国藩本人，不能以流俗这评论之，更不能以诸如天津教案等的处置的舆论而足之蹈之；评判曾国藩，也许未来，会朝着我们的讨论不一样方向与角度进程；但是，历史，都会在今天客观地存在；今天，也会成为未来历史的客观存在；历史，因客观而存在！

参考文献：

① 黎庶昌著，《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 ② 何贻焜著，《曾国藩评传》，新文丰出版公司，1937年 ③ 赵烈文著，《能静居日记》，中华书局，1962年 ④ 唐浩明著，《曾国藩》三卷，岳麓书社，1990年 ⑤ 《曾纪泽集》，岳麓书社，2005年 ⑥ 唐浩明著，《唐洗明评点曾国藩家书》，岳麓书社，2002年 ⑦ 朱东安著，《曾国藩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 ⑧ 彭国栋著，《蒋介石先生嘉言钞》，商务印书馆，1937年 ⑨ 王继平李大剑主编，《曾国藩与近代中国》，岳麓书社，2007年 ⑩ 刘绪义《晚清危局中的曾国藩》，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