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垃圾分类意见【精选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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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垃圾分类意见范文【第一篇】

最近一段时间，以广州番禹区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停建风波为起点，群众反垃圾焚烧抗议活动似乎有“遍地开花”之势。以环境污染和担忧健康为由，北京、广东、江苏、上海等地先后发生了多起类似。

垃圾焚烧发电产业的形象已经跌入谷底，新建和在建的垃圾焚烧项目或将会遭遇更大的阻力。而城市垃圾却不会因此停止增长的步伐，垃圾围城仍在加速。

据记者了解，目前北京共有13个垃圾处理系统，现有生活垃圾处理设施16处，日产垃圾量为万吨，现有的垃圾处理设施日处理能力仅为万吨，垃圾处理设施全部超负荷运行，超负荷率达到67％。

当前对于城市垃圾有三种技术较可靠的处理方式，即卫生填埋、焚烧发电和堆肥。在北京市处理的生活垃圾中，填埋、堆肥、焚烧的比例为90：8：2。最多再过四五年，垃圾填埋场将不堪负荷，垃圾将无处可埋。

2009年9月1日，北京市政府出台的《北京市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中，要求为满足今后50年发展的需要，结台北京生活垃圾产生量的预测和垃圾成份的特点，在北京东南西北四方位选址规划4个大型生活垃圾综合利用循环经济园区，预留用地，择机建设。此外，意见还明确提出了要“加强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厂，到2012年全市垃圾焚烧比例达20％，2015年达到40％。”

垃圾焚烧发电-――这可能是北京在垃圾围城局面下一个无奈的选择。

但垃圾焚烧发电更面临着“繁荣的魔咒”：在很多市民看来，一座新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建成，或许会导致若干生命的消逝和一个城市社区的萧条。

显然，垃圾焚烧发电被套上了追魂索：上马项目越多，遭遇的阻力越大。人们需要对垃圾焚烧做出理性判断，尽快确定一条垃圾减量化的有效路径，以解城市垃圾之困。

焚烧增加还是减少二英？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聂永丰最近麻烦缠身――因为主张用焚烧解决垃圾问题，聂永丰被人冠之以“因为密切的利益关系而为垃圾焚烧摇旗呐喊”，更为糟糕的是，他甚至接到恐吓电话。

与聂永丰同为“主烧派”的另几位专家也为此苦恼不堪。他们的烦恼缘于前段时间席卷全国的垃圾焚烧民意危机。北京市规划的5个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至今都未能开工建设，而居民的反焚烧也由单纯的反对选址演化为反对焚烧路线，但由于其关键元素“二英”无法在线监测，使得焚烧项目推动者和反对者呈胶着状态。可以肯定的是，这场波及全国的“反烧”浪潮越来越接近日本、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曾经经历过的反烧浪潮。

二英，这些被称为世纪之毒，被定性为一级致癌物的化合物群体也在短短数年之间迅速成名，同时也与垃圾焚烧项目紧紧联系在一起。在“反烧派”专家的质疑里，二英是首当其冲的罪魁祸首，比如他们提出公众关注的焦点――垃圾焚烧所排放的二英“致癌”问题。

在这次质疑的浪潮中，被舆论称为“反烧派”领军人物的中科院环科所退休专家赵章元，又一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至今网上仍有很多深受垃圾之害的居民在论坛里积极联系赵章元。这些市民眼里赵章元的威望很高，他代表的是深受垃圾苦楚的那部分百姓。

新闻媒体关于此争论连篇累犊的报道也起到了推波逐浪的作用，比如一些媒体报道，世界发达国家出现了垃圾焚烧炉数量减少的趋势(全世界拥有垃圾焚烧炉数量最多的日本也从高峰期的6000余座下降到1280座)，由此推断出美欧日等国近年来兴起了“禁烧风”，以此说明垃圾焚烧排放的二英问题在发达国家中亦不能彻底解决。

“垃圾焚烧不是产生二英的唯一途径，甚至不是主要途径；相反，填埋和堆肥所产生的二英是焚烧的几千倍，对人体危害更大，为什么要选择危害更大的方式呢？”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对记者解释，无论是先前北京六里屯还是广州番禺垃圾发电项目遇阻事件，很大因素是先前此地为比较大的垃圾填埋场，对当地民众的身体健康已造成影响，居民对建设垃圾电厂存在心理障碍。比如记者在调查中就了解到，很多居民反对六里屯垃圾焚烧厂，很重要程度上是在担心一直不能消散的臭味和建设后的焚烧厂将污染北京饮用水和周边环境。

从2000年就提出“坚定不移、排除干扰、发展生活垃圾焚烧处理”的徐海云也是坚定的“主烧派”，“中国就是发展晚了，所以才会产生这么多矛盾。”他告诉记者，我们忽略了大量生活垃圾露天焚烧和填埋场自燃向大气中排放的二英。国外研究表明，1吨垃圾露天垃圾焚烧或在填埋场自燃排放的二英，是同样垃圾经过现代化垃圾焚烧排放二英的几千倍。比如日本，垃圾焚烧完后，排放到空气中的二英仅为1％，飞灰中剩余30％左右，二英含量较焚烧前大大减少。

德国研究表明，当垃圾被运往焚烧厂时，二英含量每公斤就已达50纳克。生活垃圾经过焚烧后，空气中二英排放量只相当于原有含量的1％，向环境中所有介质排放量为纳克，相当于原有含量的％。这也说明经过垃圾焚烧，垃圾中原有二英的％得到分解，因此，通过垃圾焚烧处理，环境中的二英净含量是大大下降的。因此，无论是德国、日本还是美国的环境当局，近几年都公开宣布，现代化的生活垃圾焚烧厂污染排放已经很低，已经不是二英的主要排放源。

“垃圾焚烧中只要保持800℃以上的高温，稳定燃烧，二英的总排放就会显著减少。”徐海云告诉记者，发展现代化的垃圾焚烧，实际是削减二英排放的措施，目前反而被说成是“罪魁祸首”。“美国一年要烧3000多吨垃圾，总的二英排放仅为12克，中国民间烧柴，产生的二英更多。”

在徐海云看来，北京地少人多，填埋与堆肥成本很高，所以走垃圾焚烧发电之路是刻不容缓的，但同时他表示民众心理是可以理解的，“大家都知道应该建公共厕所，但都不希望它们距离自己家太近。”

至于媒体所报道的“发达国家出现了垃圾焚烧炉数量减少趋势”的现象，威立雅环境集团中国区总裁周

小华告诉记者，欧美及日本等国的垃圾发电站数量的确在减少，但这是“关小并大”的结果，事实上规模十分稳定。如德国垃圾电厂数量和处理能力一直在增长，从1990年到2005年，焚烧增长量占80％-90％，目前已增至70余座，年处理垃圾超过1800万吨。

数据显示：日本的生活垃圾焚烧厂数量在下降，但连续运行的规模较大的生活垃圾焚烧厂无论是数量还是处理能力也是在不断增加。正是因为那些小规模的垃圾焚烧厂不能连续运行，达标成本高等原因，才导致关闭，并因此建设现代化的垃圾焚烧厂。美国近十多年的确没有新建生活垃圾焚烧厂，但美国生活垃圾年焚

烧量一直稳定在3000-3300万吨，仅次于日本，排在世界第二位。

“很显然，经过几十年的实践，焚烧已成为主要发达国家对垃圾进行减量化处理的重要手段，其所用的技术是可控的、稳定的、安全的；所谓二英超量排放的问题早已解决。相反，垃圾焚烧技术成为二英的减排技术。”徐海云如是说。

技术不是问题

“同样是垃圾焚烧，为什么在德国出现垃圾供不应求、要从别国进口垃圾来焚烧，而在我国却产生巨大争议，甚至酿成全国性的社会事件？”记者了解到，群众之所以反对建垃圾焚烧厂，疑问无外乎集中在：现有的焚烧技术是否成熟到垃圾焚烧厂建在家门口而不会对健康造成危害？

关于技术是否成熟可控这个问题，接受记者采访的企业、专家和技术人员的答案难得的一致：不管从国际还是国内来说，垃圾焚烧的技术都是成熟而可靠的，还有很多新技术层出不穷。但他们也谈到，由于垃圾成份的地域性很强，因此在选择技术的时候，还要参考本地的实际情况。

从世界各地成功的经验来看，垃圾焚烧技术已经得到彻底的研究，实地测试并建立了完备的体系；目前常用的技术主要有两种：炉排炉技术和循环流化床技术，而这两种成熟的排放控制技术也使世界各国的焚烧厂不再被看做二英污染源。

由于各国垃圾中有机物含量不同，因此选用的技术和工厂的管理运营方式也要符合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比如炉排炉技术就是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垃圾焚烧领域中的中坚技术，这是由欧洲国家垃圾中有机总量比率低(30％-35％)固定垃圾热值高(平均热值超过1万千焦／千克)决定的。

中国的垃圾含水量较欧洲国家高很多，有机物含量占家庭垃圾总量的比率达到60％-80％，固体垃圾的平均热值只有4000-6000千焦／千克。这样的垃圾难以自行燃烧，需要进行前期处理，例如干燥，焚烧前分类以及矿物质燃料混合处理等。具体到北京，周小华谈到，这些年来，随着北京经济的发展，北京的垃圾成份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除了进入垃圾的塑料(约占15％－16％)、纸(11％-12％)增多以外，高湿度的厨余垃圾也明显增加了。据记者了解，除生活垃圾之外，每天北京要产生3000-5000吨污泥，污泥的大量增加和末端资源化问题也日益成为困扰这个城市环境建设的难题；此外还有1200吨泔水和总量为1000万吨的农林废弃物。

记者了解到，炉排炉技术目前多用于混合垃圾焚烧，为高温燃烧，大口大口吃垃圾，投资较高，但运营维护费用较低，循环流化床容量小，高温燃烧，用于PDF成型燃料焚烧，一般应添加20％左右的煤进行助燃，投资较炉排炉较低，但运营维护成本要高一些。总体说两者各有优势，但都符合两个基本指标：技术的稳定性和对污染控制水平的合格性。

近几年来，由于国家逐渐放开公用事业市场化发展，吸引了很多社会资本投资垃圾处理领域：仅2007-2009年，国内共有19起投资环保行业，其中投向垃圾处理的占12起，抢占垃圾商机的不仅有巴菲特，很多国内企业也纷纷下血本投入，致使新技术层出不穷，尤其是在设备制造上，很多关键设备都实现了国产化，大大降低了投资成本。

“应该因地制宜选择适合北京市情的技术进行焚烧。”大多数被采访者观点惊人的一致：应该因地制宜采用已被实践证明了的、成熟的技术，政府提供一个能够成功运营的平台就可以了。“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再去折腾了。”

成熟技术自不必说了。记者了解，针对北京的垃圾处理，也产生了一批新兴公司，这些公司大多具有自主研发的新技术，其中部分经过了稳定的燃烧试验，已被证明稳定有效。但是，在成熟技术和工艺当道的情况下，新技术和新公司很难挤进去。比如专吃餐厨垃圾的北京嘉博文公司，也是花费数年艰辛，才逐渐挤进这个拥挤不堪的市场。或许，新旧技术之争也会伴随着垃圾焚烧的逐渐普及而此消彼长。

垃圾焚烧选用新技术还是成熟技术？记者认为，选择的标准应以是否更加适合北京垃圾现状、能否稳定正常运营、能否取得更好的处理效果。比如记者接触到的采用流化床工艺的一种名为“复合致密型生物质燃料发电”技术，这种技术是在华电集团支持下，北京新日月生物质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专为北京垃圾量身定做的。它将生活垃圾、城市淤泥、餐厨垃圾和农林废弃物分别进行干化处理后，混合对滚成型，制成生物质成型燃料，添加助燃剂用于发电后，体积较原来减少90％，减量80％，灰渣基本不产生有机物，可直接做肥料填埋。不仅解决了生物质成型无法解决的高成本、低热值等问题，还大大节省了运营成本。

同时，这种新技术解决了几个领域的一些老的瓶颈问题：一是解决了生物质成型无法解决的高成本、低热值问题；二是解决了城市淤泥的资源化作为污水处理产业链中一个老大难问题；三是为北京每天产生的800－1000吨餐厨垃圾缺口找到了一个合理有效的处理途径；四是使用一种叫做“中立风压扬长法”的技术，使处于混合状态的生活垃圾进行很好的分类，有效分离出刚性物质和软物质。

据华电集团北京热电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宁民兴介绍，采用这种技术焚烧垃圾所产生的二英排放，仅为日本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居民在垃圾焚烧厂附近居住，也是安全的。更难能可贵的是，经权威测试，在不需要国家补助的情况下，只要享受现有政策基于这一技术的垃圾处理运营，其利润率能达到8％左右。而目前国内大部分垃圾焚烧发电厂如果没有国家补贴，基本都处于亏损状态。

由此可见：不管是原先较为稳定的老技术还是层出不穷的垃圾焚烧新技术，都能为垃圾焚烧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可是为什么仍然有人质疑呢？徐海云认为，这主要是目前缺乏严格的监管机制和检测手段。比如，现有炉排炉工艺尾气中二英排放是否达标，如何确保检测数据的连续性；又如，在目前电价补贴政策下，现有流化床工艺掺烧燃煤的比例需要严格的监管，否则难保不向小火电方向发展。监管到位，才是取信于民的基础。监管问题不解决，垃圾处理厂仍然危机重重。

源头分类是关键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主烧派”和“反烧派”也会产生交集：就是他们都认为垃圾处理应从源头减量和源头分类做起。即便是赵章元也说过这样的话：他不是否定垃圾焚烧技术，只是他认为应该慎烧，要在做好垃圾分类的基础上焚烧。

我们知道，垃圾处理的目标是减量化，源头分类、焚烧都是减量化的手段。

以赵章元为代表的反烧派认为：通过源头细化分类，垃圾减量化可达90％多，甚至完全利用而达到零剩余。在源头分类这一手段没有利用好的情况下直接动用焚烧的手段，是不恰当的。

徐海云谈到，垃圾焚烧发电的前提就是垃圾分类，但垃圾来自千

家万户和每一天，分类总是相对的，不管如何分类，到最后总要有混合垃圾，这就需要利用焚烧的手段进一步减量化。

看到这里，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种判断：“主烧派”和“反烧派”的分歧并非不可弥合：分歧在于对源头分类所能达到的减量化程度看法不一；但双方都认为，源头分类才是关键。

某绿色组织的中国项目成员就告诉记者，与焚烧相比，他们更加倾向于首先加强源头的治理。比如建设一个垃圾焚烧发电场动辄数亿元，但北京每年投入到垃圾分类中的资金才区区几千万，在源头分类没有做出实质性努力之前，如何做好垃圾焚烧呢？

一些垃圾处理企业也在用行动探索着他们的忧虑：他们在对垃圾焚烧新工艺和技术的研究中，十分重视把好分类关。在采访中，宁民兴就告诉记者，中国的垃圾分类远不如国外，所以如果在垃圾焚烧之前不做分类，垃圾焚烧成本高、效率低、所产生的有害物质也更大。同时他认为，鉴于目前的实际情况，要求垃圾分类达到欧洲或者日本的水平，还得有多年的努力和探索。

事实上，北京这几年来在垃圾分类上作了不少尝试，但结果都收效甚微。如何做好源头分类工作，这是摆在城市管理者面前的一个大难题。

在周小华看来，目前除了20－30％可回收的垃圾之外，把北京所有的垃圾仔细分类是不现实的。一是因为居民尚未普及分类意识；二是能分选的垃圾交叉污染很多，回收成本也较高，目前仍然没有很多社会企业去做这个。

“可以一步步完善。”周小华认为北京不妨先尝试将干垃圾和湿垃圾分开，干垃圾利于焚烧，提高热值，热效率也会大大提高，对炉子的损害也大大降低；而对于湿垃圾的处理，全世界范围内目前都不算很成功，但北京可以少部分尝试厌氧气化，并小面积推广。

按照北京市的统计数据，全市生活垃圾产生总量619万吨，再生资源回收量达万吨(来源：政协北京市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大会书面发言材料之七十一)，如果加上餐馆的厨馀垃圾约40万吨(这部分垃圾事实上已经回收利用，当然回收利用过程中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还有堆肥处理近20万吨，垃圾资源回收利用率实际达到％。徐海云认为，如果按照相同口径，参照发达国家的生活垃圾的处理比例的统计方式，北京的生活垃圾处理比例大致为：40％回收利用，60％为卫生填埋。

与世界上一些国家相比，北京的这个数字并不低。徐海云认为我们的差距在于：北京没有把有机物分类回收作为一个主要方向，而生活垃圾中有机垃圾占到60％!

“当前北京市生活垃圾中最突出的是餐厨垃圾分类。”徐海云谈到，北京市对餐厨垃圾的处理方式只是将其通过分选，直接进行堆肥处理；或者仿效少数发达国家生活垃圾管理模式进行家庭餐厨垃圾分类，这两种模式在北京推广都不现实。

徐海云指出，实际上目前北京市生活垃圾(环卫部门收集的)成份，最大的组成部分往往是水。一吨水通过下水道进入污水处理厂的处理成本是1元左右，而通过垃圾收运处理要200元以上，如果仅汉将家庭中高水份的西瓜皮、汤、果皮等垃圾粉碎通过下水道排除，成本低，又不会增大下水道和水处理系统的负荷，再辅助密闭化垃圾收集，生活垃圾含水量降低到40％左右是容易实现的。而大幅度提高垃圾热值，有利于垃圾焚烧处理，以北京市600万吨生活垃圾年清运量计算，减少20％的水分，相当于至少节约亿元垃圾收运处理费用。

“其实很多人并不清楚什么是分类收集。”徐海云举例：发达国家都有废纸单独收集的垃圾桶，但国内大多数居民都会把旧报纸和废纸板作为废品出售。因此，尽管我们废纸的平均回收率只有发达国家的50％左右，但单独分析，废纸板、旧报纸、书刊等回收率要高于发达国家。“我们生活垃圾中水分高、热值低，根本原因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造成的，比如我们去农贸市场而不是去超市购物导致餐厨垃圾多；人为将汤水放入垃圾袋以及垃圾敞开收集混入雨水等，这些习惯都需要我们慢慢改正。”

“要破解垃圾源头分类的难题，首先要选择好最有效的路径，然后做出系统性，制度性的安排。”徐海云表示，垃圾分类不是简单放几个不同垃圾桶就可以实现的，这需要在法律的框架下建立持续的宣传、督导体系，建立分类收运与处理系统，无论是城市管理者还是每一个市民，都需要在其中承担管理的责任、支付处理的成本。

“最重要的是，现有生活垃圾处理场地需要从法律上给予保障，这不仅是这个垃圾场服务范围内全体居民的利益，也是垃圾管理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垃圾管理的细化将需要更多的用地，如各类垃圾资源化利用所需要转运、仓储、加工。如果现有生活垃圾处理场地因为部分人为不当利益被挤走，就有可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垃圾处理设施无处可选。”

这里我们不妨借鉴一下国外的经验。周小华谈到，欧洲就通过一系列制度上的安排从源头减少垃圾：以德国为例，玻璃瓶在生产之前企业是要预先支付一笔钱用于回收，通过奖励政策鼓励“绿色包装”；在政策春风下，各种企业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减少垃圾，也由此在产业链上产生了一些新的投资机会和新的公司，比如致力于各种包装物回收的绿点公司，仅在德国它们就有2万多成员单位；此外，德国的有机物分类处理费用也从市民中收取，尤其是餐厨垃圾，要购买专用的垃圾袋分装，这笔费用折合每户每年150欧元，有了一定的经济压力，市民对分类就自觉多了！

这场持久战的结果是：到2006年末，德国回收、焚烧、填埋的比重为68％

31％

％，成为欧洲乃至世界上垃圾减量化处理最成功的国家。

我们从德国的案例看出，通过源头细化分类，垃圾资源化大致可达到70％，这基本上是目前所能企及的最高水平了，剩下的30％通过焚烧，垃圾的减量化达到了99％。这也应该是目前垃圾减量化处理的最佳模式了。

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产生的垃圾量是巨大的，显然，我们既不能把包袱甩给兄弟省市，也不能把包袱留给我们的后人，这就需要我们的城市、我们每一个市民，都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做出艰苦卓绝的努力，把垃圾减量化进行到底。

“68％、31％、％”，这应该是北京的目标。

效率与监管如何平衡

2009年以来我国多个城市对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进行了BOT招标，近期签约的有：光大国际投资的济南市第二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焚烧发电厂)BOT特许经营项目、中国节能投资公司下属可再生能源公司投资的成都市祥福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特许经营项目。前者占地面积120亩，投资9亿元，施工工期为18个月，计划建设4台日处理能力为500吨的焚烧炉，是目前国内一次性建设规模较大的垃圾焚烧项目，特许

期限25年。后者该项目总投资概算约8亿元，规模为日处理城市生活垃圾1800吨，年处理能力65万吨。

与众多招标信息相辅相成，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很多企业都对垃圾焚烧发电表示出浓厚兴趣，华电、大唐、威立雅、清华同方、中科通用等不同所有制的企业纷纷下水。据宁民兴介绍，华电即将投建的垃圾发电焚烧项目预计投资亿，建设周期为一年，预计年发电4亿度，减排二氧化碳万吨，预计可消灭污泥万吨，生活垃圾22万吨，餐厨垃圾万吨，节省标煤万吨。

在专家眼里，各企业抢滩垃圾焚烧发电站不仅出于战略布局的要求，还有着现实的经济考量。记者了解，垃圾发电行业属于由公共财政承担的政府公用事业，企业的收益来源于政府方面的补贴。据一位电力专家介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等法规，国家除保证垃圾发电的电量全部上网外，还给予每度元的补贴，同时免征增值税，并给与三年免征所得税、后三年减半的优惠，再获当地财政部门的垃圾处理费补贴，目前大约是每吨150-300元之间。

“诸多优惠政策落地，垃圾发电企业基本不会亏损。”这一点得到了宁民兴的证实。他认为垃圾焚烧发电是公益事业，有政府相应的补贴，不仅不亏，而且收益稳定。

因此连外资都对北京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跃跃欲试，周小华谈到，威立雅在广州、上海以PPP模式分别与当地政府合作，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同时希望能与北京市政府以PPP模式合作一个最先进的垃圾末端处置设施。

在很多企业眼里，北京垃圾处理的市场化程度一向很低，基本由政府大包大揽，这样做固然很好地兼顾垃圾处理的公益性，但容易造成规划脱节严重滞后。最典型的如高安屯垃圾焚烧厂，由于从规划到投入使用历经十年之久，当年的规划早已不符合现实情况，比如最近的办公楼距离垃圾焚烧厂不到2公里；垃圾填埋场的恶臭和医疗垃圾焚烧厂对周边居民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据记者了解，目前上海垃圾处理项目多采用BOT模式，广州市场化程度高，部分项目采用PPP模式，而北京多为政府运作。单就记者采集到的三地垃圾处理费用来看：目前广州不到30元／吨，由企业运行；北京60元／吨，由政府运行；上海BOT填埋居多，全成本(包括投资)76元／吨。显然，单从运营成本来说，北京远高于广州和上海。

再看看其他国家是怎么做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的市场化比例不是很高，政府管理占50％左右。比如法国，由于公共设施由政府控制，一般采用政府投资企业运营的模式(PPP)；而在德国，由最初政府自己做逐渐变为私有化，目前仍有一半垃圾处理项目由政府来主持；在英美是完全民营化，经费也是由民营企业自行筹集，但他们建立了有效的监管体系，因此得以有效运营；日韩则是完全政府化。

“近年来，日本和欧盟也开始提市场化运作，他们的衡量标准只有一个：企业能否做，能否高效运作”。周小华表示，垃圾处理的公共性决定了它的完善也是一个多方兼顾的过程，目前的现实应该是一个混合方式，“完全依靠政府的力量肯定是不够的，政府应该放开眼界，寻求一种1+1>2的机制。”

然而，经济有效并不是衡量这个事情的唯一标准。事实上，在垃圾处理上如何引进市场化的因素，一直是有争议的问题，而争议的焦点，就在于效益和监管之间如何平衡。垃圾处理属于公用事业，监管的责任在政府，市场化程度高了，效率上去了，监管的成本也上去了。

因此，主张由政府或以国企担纲垃圾处理主角的呼声依然强势，这一方观点认为：从这几年BOT模式在北京的推行来看，效果并不理想。作为一种公益性很强的项目，国有企业应该在市政工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落实到垃圾焚烧发电，徐海云认为这是一个技术、智力密集型项目，其中还牵涉到民生问题，完全由政府做有问题，完全市场化也有问题。两者应该结合起来。比如垃圾处理外部性很强，完全市场化对社会责任感不强的企业，政府既要做过程监管，又要做责任监管，监管成本偏高。

“比如，我们可以尝试政府投资，引进大企业进行管理，并不断总结既有工程管理模式的优缺点：以技术、经验、效率为衡量标准，适合市场的，应该市场化。完全政府化，有效率问题。”

徐海云谈到，欧洲经济繁荣时规划了很多垃圾焚烧厂，这几年垃圾量不断下降，回收提高，焚烧量少，负荷不满，如果是企业投资，没有那么多垃圾企业也要支付那么多垃圾焚烧费，这也是不合理的。不妨借鉴欧洲和日本从经济角度推动垃圾市场化的做法。

将垃圾压力转为创新动力

近期是垃圾焚烧的多事之秋。

与征地、拆迁、司法等引起的相比，因垃圾焚烧而起的对社会稳定所构成的威胁更大。其一，涉及的人数更为庞大。由于垃圾焚烧厂多建于居民区周边，涉及到的人群动辄几万甚至数十万，如此大规模的群体反对，对社会稳定的威胁绝非一般事件可以比拟。其=，由于涉及生命健康，往往呼声一起，应者云集。这种群体性恐慌与激愤更容易被放大，牵涉者往往同心同德，一致对外；尤其是在精英聚集的地方，他们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也往往会因此调用自己的资源，容易升级和扩大，形成对峙；其三，持续时间很长。

我们知道，欧盟和日本都是在环境保护上十分严厉的国家，那么，既然他们都能接受高比例的垃圾焚烧，为何在环保水平还远低于欧日的中国，刚起步的垃圾焚烧反而遭遇了更多反对呢？

一种观点认为：焚烧是过时的垃圾处理方式，欧目的高焚烧率只是反映了其过去的观念和政策，而现在焚烧方式正在被抛弃，焚烧炉也在大量关闭。徐海云认为这种观点纯属“莫须有”，的确有很多小型焚烧炉被关闭了，但也新建了许多规模更大的新焚烧厂；总炉数的减少其实反映了新建焚烧炉的处理规模更大，因此总的焚烧率并未降低。

另一种观点认为：国外在垃圾处理技术上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最新技术和严格的监管可以确保不给附近居民带来损害。而中国不具备这些条件……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了这样几个问题：政府和公众掌握信息的不对称：比如反对者认为国际上盛行“禁烧风”，而政府和权威专家却是“主烧”的支持者；粗放落后的垃圾处理设施让公众心生恐惧，北京的几大垃圾填埋场依旧恶臭漫天，根据填埋扬的运行情况，居民们实在对焚烧厂能否达到欧盟标准没有信心；监管体系没有建立，政府和民众之间没有一个好的沟通渠道。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人们的种种担忧和争议，尽管在表面上都指向处理方式、技术和标准，实际上隐含着对管理者一种深深的不信任，对监管能力和实施能力的不信任，和对事前审评、事后检测中信息真实度的怀疑。

可见，垃圾焚烧项目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项目，它对社会配套机制高度敏感。发达国家可以采用垃圾焚烧，是因为它们有成熟的法治监管，舆论监管和民众参与。而中国的各项体制改革还在进行之中，权利的制衡以及公众参与的透明度还存在较多缺陷，对垃圾焚烧的有效监管暂时还没有能力做到。

当然，硬币的另一面，也有着不一样的风景。

周小华认为这些事件体现了普通市民对环保知情权上的关注，同时使很多人了解了垃圾处理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是需全民共同支持的事，政府在决策上要有沟通。应当把这些争议事件作为推进制度创新的契机。比如，通过意见收集和诉求表达的过程，强化业主委员会代表业主利益的功能，通过政府与业主代表互动将利益协商机制常规化和制度化，通过诉讼明确洁净空气权利的边界和代价，等等。

北京垃圾分类意见【第二篇】

关键词 北京市 生活垃圾 产业化

随着我国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城市急剧扩大，城市生活垃圾数量也在急剧增加。由于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投资渠道单一，缺少必要的资金，处理设施严重不足，设备老化，技术水平低，管理落后，很多城市的土壤、水体、大气受到生活垃圾的污染，使自然环境和人民群众生活受到影响。解决城市生活垃圾问题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为提高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水平，切实改善人居环境，根据我国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工作现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环境保护部组织编制了《“十二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2012年国务院发出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中指出近年来，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收集运输体系日益健全，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能力不断提高，城市环境明显提高。但也应该看到，由于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快速增加，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大于垃圾处理量，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能力不足，严重影响城市形象和城市未来的发展。意见指出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把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纳入到今后的工作重点中去，积极行动起来，全面落实各项政策措施，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通知提出到2015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要达到80%以上，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城市生活垃圾全部实现无害化处理。每个省（区）建成一个以上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城市。50%的社区城市初步实现餐厨垃圾分类收运处理。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比例达到30%，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达到50%，建立完善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监管体系。到2030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基本实现无害化处理，全面实行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产业化。

世界银行在《2020年的中国》研究报告中指出：“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城市化和工业化，使中国加入了世界上空气污染和水质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列。环境污染给人和经济造成的代价巨大。从总体上看，中国每年污染的经济损失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到8%。将来，如果不改善人们生存的物质环境，实现中国雄心勃勃的增长目标只是一个空洞的胜利”。而根据国家环保部的估计，中国环境问题所造成的总损失占GDP的10%。

北京作为拥有1900多万常住人口的国际化大都市，同样而临着不可避免的生活垃圾处理问题。近年来，北京市由于垃圾管理落后带来的城市环境与资源压力非常大并在八十年代出现过垃圾围城的情况，虽然后来投入了大量资金新建了一批处理设施，使垃圾围城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但垃圾处现运营模式还是一样的滞后。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经制约了北京国民经济的发展。面对严峻的现实，必须采取有效的经济政策和环保措施，加快发展与北京市宏观经济增长相适应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产业，使其既不超越当前北京经济实力，又能遏制北京环境进一步恶化。

由于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产业化发展起步较晚，加之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企业在运作上经验不足，制约了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产业化的发展。因此，通过研究国外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产业化的发展，从中寻求适合北京现状的城市生活垃圾产业化处理模式，并提出相应保障措施，是北京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产业化急需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北京垃圾分类意见范文【第三篇】

在《垃圾强制分类制度方案》正式出台前夕，张宝顺的发言颇有造势之功。去年6月，《垃圾强制分类制度方案（征求意见稿）》，根据这个方案，到2020年，我国重点城市生活垃圾要得到有效分类，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覆盖率达到90%以上，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35%以上。

假如这一目标能得到实现，将会从源头上解决城市化过程中的垃圾围城问题。据统计，在城市一个人平均要产生2公斤城市垃圾，以北京为例，北京人一天产生的生活垃圾用卡车要绕北京三环一圈。可以想见，垃圾运力的增长始终跟在城市的增容、垃圾的增量后头被动追赶。不从源头上彻底解决，垃圾围城必将成为一个怪圈。即便运力跑得够快，现在的垃圾填埋和焚烧等方式，难免会污染土地、水源和空气。各地因为垃圾场选址出现的各种冲突不断均由此来。

要实现这一源头控制，《垃圾强制分类制度方案》的出台不过是垃圾革命的一个开端。在我们的近邻日本，垃圾分类是从幼儿园开始抓起，而每一个社区新住户的进入，都会得到一本关于垃圾分类的宣传手册。据报道，东京大田区的分类手册足有30页、518项条款。详细程度足以逼疯异乡人。譬如：破碎玻璃需要用报纸包好并注明内有破碎玻璃；牙膏皮要挤空剪成每段30厘米；化妆水喷雾罐要用尽后在罐身打孔漏气，防止久晒发生爆炸；报纸纸箱都要折叠整齐；牛奶盒要洗净、剪开摊平晾干；厨余用油则要购买专门的凝固剂使得废油成为固体，用报纸包好后放到可燃垃圾中扔掉。至于各种垃圾在哪一天回收也有严格规定：塑料类一星期两次、金属类两星期一次、家电和废旧报纸是每月一次。

没有这样严苛的分类制度设计、持续的宣传教育和后续的产业布局，岛国的弹丸之地早就垃圾围国。而我泱泱大国，宣传多年的垃圾分类不过是简单粗暴分成两个垃圾桶，可回收与不可回收。就是这两个垃圾桶，还在一辆垃圾车到来时再次被混为一谈。垃圾分类是个系统工程，绝不是分成2个桶还是4个桶应付差事的表面文章。

多年前，我们曾经推出过轰轰烈烈的以旧换新业务，一批批旧家电被统一运往政府扶持的循环利用工厂。但随着以旧换新这一业务的中止，那些应运而生的工厂又纷纷饿死，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根据新的《方案》（征求意见稿），可以料想大型资源循环利用企业会应运而生，再生资源的规范化、专业化、清洁化处理和高价化利用会一时风头无两，但要把这股热潮常态化却是一个不小的课题。譬如，国家是否会对相关企业进行长期性减税甚至补贴？这些企业的原料来源如何得以保障？

北京垃圾分类意见【第四篇】

朝阳区是北京市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区，自2010年以来，全区街道系统已有800余个居住小区开展垃圾分类，共覆盖52万户、161万人，垃圾分类覆盖率大于55%。2011年，在全市1200个小区中，朝阳区涉及330个，连续两年任务量超过全市总量的四分之一。

创新工作之一：坚持全过程分类，推广三种工作模式，强化厨余（餐厨）专业收运

2009年9月，朝阳区率先在“三街两乡”开展试点工作，为全区乃至全市推动垃圾分类工作提供重要借鉴。

固体废弃物的管理是个系统工程，生活垃圾作为固体废弃物的一部分，其管理过程包括垃圾的收集、中转、运输、处理和处置多个环节。长期以来，生活垃圾管理体系中只重视了垃圾的前端收集和末端处理，而忽视了中间运输环节。因此，在以往宣传垃圾分类的过程中，经常有居民反映在家分类了，可是环卫工人又混在一起运走了。这就大大打击了市民的分类积极性。科学的垃圾减量和垃圾分类必然是全过程的分类，实现垃圾从收集、运输、转运到处理全过程的分类模式，这是作为垃圾分类工作的首要前提和条件。

朝阳区结合不同小区情况，大胆创新，试点了三类垃圾分类运输的工作模式，坚持按照“绿灰蓝”三条线进行运输和处理。第一种模式是环卫作业关口前移，桶换桶，垃圾不落地。在团结湖街道和麦子店街道，采取将环卫作业关口由垃圾楼前移到垃圾桶站的模式，采用专用电瓶车进行分类收集和分类运输。第二种模式是充分利用现有作业主体。按照花钱少、效果好的原则，在原清运主体不变的情况下，采用电动三轮车来解决垃圾分类运输问题。第三种模式是尝试社会化、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在劲松街道利用回收公司承担二次分拣及运输工作，节约政府成本。三种模式的有效探索，为朝阳区全面推广垃圾分类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创新工作之二：改造硬件、配套设施，建设循环经济产业园，实现原生垃圾零填埋

配合垃圾的分类收集和分类运输，重点对辖区的垃圾楼、垃圾桶及运输车辆进行改造和配发。目前，已整体改造了98座垃圾楼，配发垃圾分类公用桶37626个、户用桶万个，分类电动车630辆。对不具备分类收运的单体垃圾楼，实行就近组合方式，确保将厨余垃圾和其它垃圾实现分类收运。

基于全过程管理的思路，末端现行，建成了设施齐全、技术先进、管理规范、环境优美、集固废处理、再生资源循环利用、环保科教功能为一体的朝阳循环经济产业园。园区位于朝阳区金盏乡南部，前身是朝阳区垃圾无害化处理中心，是北京市唯一初具规模的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和循环利用产业园区，绿色北京新八景之一，稳步迈进了北京市乃至全国固废处理行业的“领头兵”行列。目前，已建成并投入运营的设施有：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医疗垃圾处理厂、生活垃圾焚烧厂、餐厨废弃物处理厂。

在北京率先建立起了完整的垃圾处理系统，高安屯卫生填埋场日设计填埋规模为1000吨，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是北京市第一座现代化大型生活垃圾焚烧项目，日处理生活垃圾1600吨，是目前亚洲单线处理规模最大的项目，年处理生活垃圾万吨，余热发电每年额定发电量亿度，相当于每年节约7万吨标准煤。高安屯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处理中心设计日处理能力400吨，整个项目运行后，可基本解决朝阳区餐厨垃圾处理问题。朝阳循环经济产业园区为实现分类垃圾的分类处理提供设施保障，并且为朝阳区在全市率先实现原生垃圾零填埋立下汗马功劳。

为实现朝阳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建设的长足进步和跨越式发展，朝阳区还投资7000余万元进行高安屯地区环境综合治理，先后完成“垃圾大坝”治理，实现园区绿化美化、景观公园、雕塑小品、喷灌系统等系列工程建设，彻底改变了高安屯地区脏乱差环境，以节能环保、绿色生态、循环经济为主题的产业园区初步形成。

创新工作之三：抓管理，强化“五员”，监督考核，确保垃圾分类工作取得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