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环境保护的论文最新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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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法论文【第一篇】

余文静 四川师范大学法学院内容论文摘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越来越多的公司、企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他们在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往往忽视或者违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对环境造成了污染或者破坏。因此本文拟从法学的角度对环境权的保护问题进行简单研究。论文关键词：法学视野 环境权 保护 研究正文：一、环境权的概念辨析1、环境权的历史沿革对于"环境权"的讨论和研究始于上世纪60年代。1960年，原西德一位医生向欧洲人权委员会提出控告，认为向北海倾倒放射性废物的违法行为违反了《欧洲人权条约》中关于保障清洁卫生的环境的规定。由此引发要不要把环境权追加为欧洲人权的讨论。在美国，与此同时也掀起一场万众瞩目的争论，即公民要求保护环境，要求在良好的环境中生活的宪法根据是什么？因为按传统的宪法及民法理论，公民无权对与自己无关的财产主张权利，所以公民对作为无主物的空气、水、阳光等环境要素是不能提出权利要求的。其中，密执安大学的萨克斯教授提出的"环境公共财产论"和"环境公共委托论"倍受推崇。此理论认为，空气、水、阳光等人类生活所必需的环境要素，在当今受到严重污染和破坏，以至威胁到人类正常生活的情况下，不应再被视为"自由财产"而成为所有权的客体，环境资源就其自然属性和对人类社会的极端重要性来说，它应该是全体国民的"共享资源"，是全体国民的"公共财产"，任何人不能任意对其占有、支配和损害。为了合理支配和保护"共有财产"，共有人委托国家来管理。国家对环境的管理是受共有人的委托行使管理权的，因而不能滥用委托权。随其理论备受瞩目，有人便在"公共财产论"和"公共委托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环境权的观点，认为每一个公民都有在良好环境下生活的权利，公民的环境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应该在法律上受到确认并受法律的保护 。 之后，美、日两国开始了环境权的立法实践。1969年美国颁布的《国家环境政策法》对国家公民在保护环境方面的权利与义务作了具体的规定。日本同年也在《东京都公害防止条例》序言中规定："所有市民都有过健康、安全以及舒适的生活的权利，这种权利不能因公害遭受侵害。"这些立法实践对于环境权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 在此之后，1970年3月在东京召开的一次关于公害问题的国际座谈会所发表的《东京宣言》第52页中提出："我们请求，把每个人享有的健康和福利等不受侵害的环境权和当代人传给后代的遗产应是一种富有自然美的自然资源的权利，作为一种基本人权，在法律体系中确定下来。" 同年9月召开的日本律师联合大会第13届人权拥护大会上，仁藤一、池尾隆良两位律师作了题为《"环境权"的法理》报告。该报告倡议将各种有关环境的权利称为"环境权"，并指出："为了保护环境不受破坏，我们有支配环境和享受良好环境的权利；基于此项权利，对于那些污染环境、妨害或将要妨害我们的舒适生活的作为，我们享有请求排除妨害以及请求预防此种妨害的权利。" 而欧洲人权会议历经10年的讨论和研究，终于20世纪70年代接受了环境权的观点。1973年在维也纳召开的欧洲环境部长会议上制定的《欧洲自然资源人权草案》将环境权作为一项新的人权加以肯定，同时还认为应将其作为《世界人权宣言》的补充。 以上关于环境权的研究讨论和立法实践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1972年联合国召开了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113个国家和一些国际机构130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普遍接受了环境权的观点，并在会议所发表的《人类环境宣言》中加以明确确认，"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的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证和改善这一代和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各国有按照自己的环境政策开发资源的主权，并有责任保证在各自管辖和控制之内的活动，不该损害其他国家的环境或本国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二、 环境权的内容初探从法学角度来看，环境权应有以下内容：1、环境权主体广泛性与不确定性。环境权不仅保护人的权利，也保护自然的权利。人类，包括当代人和后代人，即世世代代的人类都是环境权的主体。同时，人在作为权利主体时，作为社会里的人，其权利也衍生出由人所组成的团体的权利。所以，代表人类利益的法人，组织等团体也是权利主体之一。打破传统法律的局限，自然也成为环境权的主体。自然的权利涉及到整个生态系统本身，生态系统内的各种生物物种和物理存在物等，它们都由法律赋予了享有权利的 资格。 2、环境权客体宽泛性。一般认为环境权的客体包括各种组成环境的自然要素和人为要素，如：a、自然环境要素；空气、水、土壤等；b、人为环境要素、生活居住区、历史文物、人文遗迹等。c、整个地球生态圈，臭氧层、海洋、热带雨林、及生物物种等；此外，权利客体还包括防治对象和行为，对于受到损害的各种环境及其组成要素，影响人类健康的疾病、传染病等危害公共卫生和安全的因素与破坏环境的行为，也是环境权利所指向的客体。 3、环境权内容丰富性。由于环境权利主体的广泛性。进而就形成了不同的主体，具有不同的权利，权利多样化的事实。如环境权利主体对一定质量水平环境的享受并于其中生存、生活、繁衍的权利，具体化为生存权、生命权、健康权、安宁权、清洁权等，对于自然的权利的保护，因为自然本身不会如人类一样表达意愿，所以其权利的实现依赖于人类来代为完成。这些权利具体化为：环境损害赔偿权、环境状态信息权、有关地方环境事务的被听取意见权，防止环境危害发展的请求权等。 4、环境权责任的复合性，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在行为人违反了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一般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民事责任的承担，《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 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刑事法律责任如：《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第三百三十九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将境外的固体废物进境倾倒、堆放、处置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未经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许可，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用作原料，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以原料利用为名，进口不能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液态废物和气态废物的，依照本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定罪处罚。三、现行法律对环境权保护的不足1、法律规定的欠缺第一、民事权利设置的欠缺。目前对违反环境权保护的民事责任设置过于宽泛和原则化，不利于司法操作。第二、当前行政法对环境保护不够。由于行政法的局限性因此在对环境保护上表现出了本身的不适应。 具有严重的不适用性和滞后性。第三、刑法对侵害环境犯罪的打击不力。刑法的宗旨是对人身或财产权的保护。即使有时也对危害环境的犯罪作出规定，但是刑法对自然资源以及动植物的保护也是针对对人类有经济价值的资源而言。如，我国的刑法，对于盗伐珍稀濒危树种的处罚，可能会因为经济价值不高不够定罪量刑条件，而失去环境保护的意义。 传统刑法认为犯罪是行为人对他人权利的一种严重侵害的现象，当这种侵害具有明显的社会危害性时，即可以刑罚制裁。而在环境犯罪中，受到侵害的环境利益因为被认为只依附于一定财产权基础上，不存在环境这种公有物为个人所享有的物质基础，所以还没有针对环境犯罪而制定有力的刑罚措施。从制度的结构来看，受“警察国家”和“国家代表”等学说的长期影响，以及对市场调节功能认识的不足，现行的环境法律制度大多属于政府的行政监管制度，而在市场运行，环境私益的保护，公众民主参与等方面，制度的建设则很不发达，市场主体利益的保证不力。第四、环境权法学研究范式的僵化性，我国传统法律研究的范式是“阶级范式”以及现代流行的“权利范式”，笔者认为基于经济法的兴起，以社会本位为研究的范式模式正在兴起。在环境法领域尤其如此。四、完善我国环境权保护的建议。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对环境权有了一定的初步了解，对当前环境权保护的不足进行了探析，结合笔者的研究认为，我国环境权的保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作手。第一、宪法层面：应当增设宪法对环境权的规定。第二、完善环境保护的各种制度（1）、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最早的法律规定见诸于197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保护法（试行）》。后经改进， 1989年12月26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并颁布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13条则进一步从国家法律的高度肯定了这项制度。根据环境保护法和有关的法律法规，凡从事对环境有影响的建设项目，都必须执行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制度，包括工业、交通、水利、农林、商业、卫生、文教、科研、旅游、市政等对环境有影响的一切基本建设项目和技术改造项目以及区域开发建设项目。对环境影响较小的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和限额以上的技术改造项目，经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确认，可以只填报环境影响报告表；小型基本建设项目和限额以下的技术改造项目填报环境影响报告表，但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认为该项目对环境有较大影响的，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判断建设项目“对环境有影响”的一般原则是：凡是属于中型以上的建设项目，对厂区以外地区的基本环境要素或特定环境保护区可能造成的污染和破坏，不通过环境影响评价不能判断影响程度的，都应编写环境影响报告书，其余的项目可以只填写环境影响报告表。对于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时间，我国最初要求在项目的可行性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即在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完成，项目的主要内容已经确定之后才进行。这样规定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可行性研究完成之后做出的环境影响评价一旦未被环境保护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已经完成的可行性研究即被推翻，而一般大中型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大多需要约一年的时间，从时间上和经济效益上都是不可取的；二是如果环境影响评价认为项目的某些内容需要进行实质性的改变，那么，可行性研究认为“可行”的项目在改变之后则很可能变成“不可行”的项目。所有这些，都使已经完成的可行性研究可能变成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上的一种浪费。因此1986年的《基本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改进了这一作法，规定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应当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完成。（2）“三同时”制度其基本涵义是对环境有影响的一切基本建设项目、技术改造项目和区域开发建设项目，其中防治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简称“三同时”制度。 （3）、环境标准与许可证制度环境标准在我国的环境法体系中，是一项主要的技术基础，按照环境标准的性质和限制的对象，可分为环境质量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准、环境保护仪器设备标准以及有关的方法、标准样品和基础等标准。其中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是两类最重要的标准。地特点制定了一些地方环境标准。 （4）、经济刺激与限制制度在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特别是资源综合利用方面，我国还制定和实施了一些经济鼓励政策。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对工业企业利用“三废”生产的产品，可以给予定期减税、免税照顾；对于企业综合利用产品的盈利，在投产三年内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查批准，可以留给企业继续用于“三废”治理；综合利用项目的折旧基金，全部留给企业，专项用于综合利用设施的更新改造；对微利和生产国家急需原料的综合利用项目，各专业银行应当积极给予贷款扶持，还贷期限可以适当延长，等等。 （5）、公众参与制度在我国的宪法中，有一些关于公民参与国家管理的条款。这是在环境与资源保护中公众参与的宪法基础。在有关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中，也有一些关于公众参与的规定。如《环境保护法》第6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在其他环境法律法规中，也有一些类似的规定。 第三、完善法律责任制度在我国的所有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法律中，都规定有破坏环境与资源的法律责任。与绝大多数国家的情况一样，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是我国环境法律责任的基本形式，并根据不同情况分别给予行政、民事和刑事处罚。在我国的有关法律中，环境法律责任一般包括警告、罚款、责令停止污染和破坏环境与资源的行为、限期治理、对有关责任人员进行行政处分，以及由《刑法》规定的有关刑事处罚。综上所述，我国的环境权保护面临的困难是现实的，在法律务实方面和理论方面有许多难题，笔者仅对此做初步研究以便以后继续深入研究。 救济》，《法学研究》1999年第3期，第99页。 5、姜岩：《知识经济发展战略》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 6、李恒远：《环境法制读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9年。 7、周珂：《我国生态环境法制建设建设分析》摘自《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

关于环境保护的论文范文【第二篇】

关键词：环境保护 公众参与 域外镜鉴 本土构造

公众参与作为环境保护的社会根基，是当前我国环境保护这一社会系统工程的重要一环。域外环境保护的成功经验证明，公众、政府、企业共同保护环境是一种最可持续的三位一体模式。公众参与并非法律科学上特有的概念，在资源与环境保护法学架构内，我国有学者将其界定为：在环境保护领域里，公民有权通过一定的程序或途径参与一切与环境利益相关的决策活动，使得该项决策符合广大公民的切身利益。

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理论基奠

（一）环境权理论

“人类有权在一种具有尊严和健康的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将来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环境权的具体主张是联邦德国的一位医生在1960年首先提出来的。1969年，美国学者josph sax以法学中的“共有财产”和“公共委托”理论为依据，提出了系统的环境权理论。环境权既是一种实体性的权利，又是一种程序性的权利。包括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安宁权、环境美学权、环境知情权、环境事务参与权、环境请求权、公众监督权等权益。随着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环境权的范围呈扩张趋势，环境权作为人类权利谱系中的第三代权利是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最坚实的内核。

（二）动态的社会契约论

霍布斯在近代第一个全面阐述了社会契约理论，尔后经洛克、卢梭等人的进一步推演，社会契约理论不断丰硕起来。但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这种古典的契约自由理论开始滑向崩溃的边缘，有人追循福柯的后现代话语，高呼“契约死了”。在古典社会契约论不断受到挑战的环境下，人类交往安全的维持必将在个体交互性选择中升华一种新的替性实践，即动态社会契约论应运而生。郑少华教授认为：所谓动态的社会契约理论是指在公民—国家—社团之间，权利的让渡不是静态的，也非一次性，它随着时代的变迁进行动态的、多次的、连续性的让渡，在这个过程中，社团的出现一定程度上也调节了契约缔结的机械单向格局。动态的社会契约理论以新自然法思想与社会连带主义思想为底蕴，有利于弥补社会契约理论的不足与契约自由的流弊，在这样的“非一次性”的社会契约达成进程中，公众积极参与谋划环境保护这一现代性事业契合国家与个人动态协商民主缔约关系网格。

（三）利益相关者理论

gunton和vertinsky（1991）就曾经提到被某种决定直接影响到的群体，亦即利益相关者，应该直接并且有效地参加到决策制定的程序中来。jackson（2001）随后指出利益相关者应该是那些自己认为受到影响的群体，而不应该是相关机构认定的受影响群体。对利益相关者分析是很有益处的，具体表现在：帮助了解复杂的问题；帮助发现可能存在的相互影响。它是决策制定中的一种管理和预测可能发生冲突的工具。利益相关者分析旨在研究和区分受到影响群体的立场，越来越多的关于环境问题的冲突，促使人们重视对于冲突的管理研究，而利益相关者分析，尤其是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制定过程，已经成为一种很常见的现象。

域外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法制实践与经验

（一）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在国际法律文件中的展现

公众参与作为21世纪环境保护的必然趋势，为国际社会高度重视。许多国际文件如《人类环境宣言》、《里约宣言》、等都对公众参与提供了国际法依据。公众参与的思想形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1982年10月2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自然宪章》第23条规定：“人人都应有机会按照本国法律个别地或集体地参加拟订与其环境直接有关的决定；遇到此种环境受损或退化时，应有办法诉诸补救”。该条规定指出了公众个人参与权的内容。而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权利首次在国际环境法律中得以确认是在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的《里约宣言》中，该宣言第十项原则宣布：“环境问题最好是在全体有关市民的参与下，在有关级别上加以处理。各国应通过广泛提供资料来便利及鼓励公众的认识和参与，让人人都能有效地使用司法和行政程序，包括补偿和补救程序”。自此以后，公众参与原则在有关的国际环境保护法律文件中相继得到确认。

（二）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在域外国内立法中的展现

美国立法：1969年美国制定的《国家环境政策法》（nepa）第101条（c）款规定：“国会认为，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健康的环境，同时每个人也有责任参与环境改善与保护”。并于该法案的102条中首开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之先河。美国环境立法中还明确规定了公民诉讼，公民可以依法对违法排污者或未履行法定义务的联邦环保局提起诉讼。为了方便公民诉讼，各单行环境法规还规定了较完备的相关条款。为了减轻原告的诉讼费用负担，鼓励公众对行政机关进行监督，《清洁空气法》规定法院可决定诉讼费用包括合理数额的律师费和专家作证费由诉讼双方的任一方承担。这项规定意味着原告的诉讼费用有可能由被告负担。

日本立法：《日本公害对策法》赋予了公众环境异议权，实现了公民参与环境决策的有效法律保障；在其《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定了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听证会程序和公众监督程序，并于该法18条1项规定：“从保护环境的角度出发，凡是对相关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草案有意见的人，第16条规定的公告时间开始至公开审查时间结束后两周内，可以文件的方式给项目发起人明确其意见”等。

欧盟立法：确立了公众参与的法律地位，规定了多样的公众参与方式，成立了专门机构—欧洲环境局，独立负责收集和提供准确而可比较的环境信息。欧盟理事会1997年3月制定的《关于制定公共和私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指令修正案》对公众参与问题作了明确规定；瑞典也将公众参与作为一项环境法的原则写进法律；而英国法规定公众可参与国家环境管理预测和决策的全过程，一切感兴趣的人均可参与。除上述国家之外，还有许多国家在法律中规定了公众参与的内容，如乌克兰共和国的《自然环境保护法》第九条规定：“公民有权以法定程序获得关于自然环境状况及其对居民健康的影响等方面可靠的全部信息”。泰国的《国家环境质量法》（1992）也有相似的规定。公众参与在域外环境保护实践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三）域外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经验积淀的初步概括

考察以上国家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立法的例子，可以得知：以宪法法律性文件立法明确规设了公民环境权，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提供了最高法律依据；建立了完善周密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确保公民的环境知情权，避免参与的“在场失语”；明确规定民间环保团体（ngo）在环境保护中的地位、作用及参与环境保护的方式；规定了多种公众参与方式，建构了“环境公益诉讼”、“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环境立法”以及“立法、执法听证会”等具体的法律制度；建立了相关减免诉讼费、设立公益律师等配套鼓励制度；明确规定了公众环境保护的“全程参与”。 域外国际国内的制度规设，普遍形成了激发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机制，从制度层面保障公众能有效地参与到环境保护活动中来。这些经验将可能成为我国本土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法律制度走向理性化的镜鉴，值得我国环境法学理论与实务界的深入发掘研究。

本土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图景的现实展开与价值反观

（一）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立法图景的现实展开

环境参与权是公民享有的一项重要权利，因此我国法律法规非常重视对公众参与权的保护。早在197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规定的“三十二字方针”中就有“依靠群众，大家动手”的要求，从此出发开启了我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新局面。

我国《宪法》第1条第3款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是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最高权源。而在我国《立法法》第58条与《环境保护法》第6条均在各自的立法阶层上具体化了这一公民宪法性权利。

2002年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的《环境影响评价法》第5条规定：“国家鼓励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以适当方式参与环境影响评价”。首次以法律形式在我国环境立法中使用“公众”一词，明确了公众在环境保护中的法律地位。2006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这是我国环保领域第一部公众参与的规范性文件。这一办法不仅明确了公众参与环评的权利，而且规定了参与环评的具体范围、程序、方式和期限，有利于保障公众的环境知情权，有利于调动各相关利益方参与的积极性。2007年4月，随着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施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适时制定颁布了《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首次全面地明确了信息公开的主体和范围，明确了环境信息公开的责任，规定了环境信息公开的方式，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提供了知情保障。

（二）本土立法实践的价值反观

以域外经验比照我国本土立法现状，环境保护公众参与作为一项环境基本法律制度，尚存在诸多制度性缺陷：从立法价值趋向考察，我国高位阶环境立法没有明确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缺乏权利基础，立法指导思想滞后；从立法技术分析，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规定较为零散，且存在简单重复，缺乏系统性；当前的公众参与，主要限于少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提案、建议和人民群众的信访。而这些方式基本上是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发生之后的反映，是一种消极被动的末端参与，它与真正的公众参与，即除末端参与外，还应包括预案参与、过程参与和行为参与四个参与有机结合的要求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对于行进中的我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正视内在缺失是进一步制度再构的必要前提。

我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构造的路径选择

（一）确立环境权的宪法性权利地位

环境权作为权利递嬗演进中的第三代，强调的是以人为本，被普遍视为一种新型人权。列宁有言：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环境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入宪，将在整个环境法体系中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为相关制度的顺利推进提供“合宪性”依据，保证制度的“合法性”，使环境保护裁判获得直接的宪法保护依据，获至公民环境利益的充分救济。

（二）强化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法律意识的生成与培育

我国环境保护事业起步较晚，公众对环境问题还缺乏了解。加强环境知识的宣传教育，增强公众的环境危机感，提高公民的环保参与意识是完善我国环境保护中公众参与的前提条件。通过举办风格多样的展览、环境科普讲座、利用众多环境保护纪念日等多种环保教育形式，多渠道地对公民进行环保宣传教育，使公民充分了解环境保护意义，认识到环境问题不仅是政府和社会的责任，公民作为环境的“第一受益人”（当然，从另一个侧面讲也是最直接的受害者），保护环境是个人的责任，也是对社会的一种贡献。

（三）赋予公众充分的环境信息知情权

环境知情权是指公民和社会组织收集、知晓和了解与环境问题和环境政策有关的信息权力。这里的环境信息包括公共信息和个别信息；前者指向社会公布的信息后者指只有在公众提出要求的情况下提供的信息。环境知情权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其他权利得以正确行使的先决性权利，只有知情权得到充分行使，当事人追求的其他权利才有可能充分实现”。为此，环保部门应该严格依照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与《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要求建立一套覆盖环保行政许可各领域、各层次的环境信息及与公众有关或将产生影响公众利益诉求的生态环境信息披露体系，扩大环境信息的“公开性”和“透明性”。

（四）设置环境公益诉讼机制

人类的权利自从其“脱母”的那一刻起就走上了一条不断被侵犯（甚至是野蛮的）的不归之路。而权利最终能否作为权利被人民真正享有不在于权利的神圣，毋宁说有一套救济的机制。公益诉讼是指为了保护社会公共利益，除法律有特别规定者外，凡市民均可提起诉讼。由于环境权益不仅仅属于私人权益，更属于社会公益，所以在欧美各国的环境法中，都普遍采用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我国当前要注重立足于现实国情，循序渐进，构建一套既关注环境保护的特殊要求又能保持法律相对稳定、安全性的新型环境公益诉讼机制。

（五）积极发展环保社团

环保社团（ngo）活动以维护环境公益为目的，通过将“原子化”的公民个人组织起来，成立各种民间环境保护团体和组织，参与环境法律法规、政策的制订、监督、检查等；开展环境公益诉讼等维权活动；集中开展环境保护宣传、环境学术交流、环境知识咨询、环境科技成果推广等，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提供多种途径。国家应鼓励、支持并积极引导成立环境保护社团体（ngo），降低环保社团的准入门槛，放宽环保社团的核准登记条件，对不参与商业经营的环保社团组织实行备案制度，为环保社团创设一个宽松的制度环境。

参考文献：

1.方炼勇。环境保护中的公众参与[n].湘潭日报，2005

关于环境保护的论文范文【第三篇】

工作摆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环境保护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全省各级环保宣教部门要研究新形势、解决新问题，围绕全面完成重点环保任务，以提高全民环境意识为着力点，创新工作

思路，采取有力措施，加大环保宣教力度，积极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一、总体思路：全面宣传贯彻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和省委七届七次会议精神，大力宣传《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按照《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1996—2*0年）》，围

绕环保中心工作，以弘扬环境文化，倡导生态文明为重点，以党政领导干部和重点企业负责人、青少年、城市社区和农村乡镇为主要宣传对象广泛进行环境宣传教育工作。宣教工作要坚持贴近群众、贴

近生活、贴近实际，创新方法、丰富手段；坚持正面宣传、正面引导；坚持走政府主导、市场推进、公众参与的路子。通过环境宣传教育，提高全省广大人民群众环境保护意识，营造加强环境保护，建

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良好舆论氛围。

二、宣教主题

20*年全省环境宣传教育主题是：“环境保护与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环境宣传教育工作要围绕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精神，结

合各地区环保中心工作，紧扣环境宣教主题，开展好宣传教育工作。

三、宣教要点

（一）全面深入地宣传“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论与实践。组织环境保护工作者、民间环保人士及致力于环境保护的专家、学者进行多层次的理论研讨，就落实

科学发展观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一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对实践活动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成果，推出一批高质量的理论文章和专著。邀请专家、学者组成演讲团深入到工矿企业、

街道、社区、学校、农村，广泛宣讲如何“落实科学发展观”，怎样“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加深人们对环境保护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提升环境保护工作地位。

（二）大力宣传《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决定》是总结过去、指导当前、引领未来环境保护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各级环保部门要把宣传贯彻《决定》作为宣教工作的重点

，与落实宣教工作各项任务紧密结合起来，贯穿于环境宣教工作的全过程。要通过电视、广播、图书、报刊、网络等有效手段，大力宣传；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环境保护工作者要切实领会《决定》的精

神实质，为贯彻落实好《决定》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三）宣传好《“*”国家环境保护规划》和《“*”*环境保护规划》。20*年，我国将出台《“*”国家环境保护规划》，我省也将出台《“*”*环境保护规划》。

通过宣传教育使环保系统广大职工统一思想，明确目标。为全面完成“*”环保规划打下坚实思想基础。各级环保部门要采取多种形式，把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精神和我省环保工作取

得的成绩、现状及今后的规划及时、准确的传达给广大公众。

（四）组织好“六•五”世界环境日的宣传工作。今年我省“六•五”世界环境日的主会场分别设在*市和玉溪市，通过两个重点城市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辐射和带动全省各州、市的宣传活动。各地要

结合工作实际及特点，组织主题鲜明、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引导公众正确认识我省环境保护所面临的形势，大力普及环保知识，正面宣传我省和当地在生态保护和湖泊、污染治理方面采取

的措施和成果，努力使宣传活动产生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

（五）大力推进“绿色创建”活动。认真组织好第三批省级绿色学校的评选与表彰工作；推进绿色社区创建活动的深入开展；加强对创建工作的管理，结合新时期环境保护工作的特点及要求，进一步完

善和深化创建指标体系，赋予“绿色创建”工作以新的内涵；继续做好相关培训工作；组织好社区居民、学校师生开展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为主题的环境保护活动；组织创建活动经验总

结与交流活动；今年要完成创建省级绿色学校70所，省级绿色社区40个，合同有关部门启动绿色大学或绿色酒店的创建工作。

（六）进一步加强决策层的可持续发展意识宣传教育。切实加强对各级党政领导的环境教育，继续开展县级环保局长和县级党政领导干部的培训工作，进一步提高领导干部的可持续发展意识，提高决策

层的“科学发展”的决策水平。进一步加强环境信息公开工作，不断完善和建立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途径和机制。

（七）持续推进环境文化建设。围绕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主题，结合*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通过征集、创作环保公益歌曲、赞歌、散文和*各民族有关环境保护

的民风民俗（文字、图片、实物）等，推出一批感染人、激励人、教育人的环境文化作品，营造有利于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的文化氛围。

（八）全面启动面向农村的环境教育。各地要认真落实20*年总书记在中央人口资源座谈会上提出的“要启动农村小康环保行动计划”的指示，结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的精神，以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如广播、电视、图片、挂图、幻灯、文艺表演等，开展环保知识下乡活动。把环境宣教工作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紧密结合起来，促进农村环境文化和生态文明

建设。

（九）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引导和监督作用。进一步完善新闻制度，提高新闻水平，及时宣传报道重大的环境保护活动和重要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政策。用好*日报、春城晚报已有的环

保宣传版面，力争在*电视台、*人民广播电台开设环保专栏节目。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网络、户外广告，形成立体的、全方位的宣传，加大环境保护对外宣传力度。积极邀请新闻媒体参

加执法检查和环保专项行动，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

（十）加强协调，形成合力，提高效益。一是加强省、州（市）、县三级环保部门宣教工作的合作，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各地要认真总结《20*年－20*年全国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纲要》落实情况和“

*”期间环境宣传教育工作取得的成绩与经验，找出存在问题，明确努力方向；二是加强与环保NGO组织的联系，搭建政府与环保NGO组织沟通、联系的平台，积极引导NGO组织以正确的方式和途径参与

环保事业；三是加强与省内外、国内外环境宣教部门的合作，学习先进经验和方法，联合开展宣教活动，提高环境宣教工作效益。

（十一）加强环境宣教队伍的能力建设。各地要根据《全国环保系统环境宣传教育机构规范化建设标准》，积极创造条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强提高环境宣教队伍的工作能力建设；各地要在认真

环境保护法论文【第四篇】

国际互联网已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尤其是传统的获得与使用信息的方式。知识产权法在网络环境下正经历必要的调整，而版权制度对网络下的“复制权”重新定义，提出了挑战。只有承认“数字化”作品不产生新作品和暂时复制已构成复制，才能更好地保护版权人的利益。知识产权的各项权利都是随着传播技术发展起来的，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作品的传播方式也应与数字化相融合。因此，在实践中尽快地以立法确认版权保护中的网络传播权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它是版权发展的必然结果。传统的对版权的法律保护手段已不能保护其在虚拟空间的对其作品所拥有的独占性权利，版权人的利益岌岌可危，知识产权法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因此，在现有的尚不完善的网络技术基础上，版权的司法实践的保护，是我们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对知识产权法进行适当的修正以保护知识产权人的利益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关键词：互联网（网络）、网络复制权、数字化、暂时复制、网络传播权、版权。

互联网从技术上说，是相互连接的IP网络系统，是成千上万计算机网络通过TCP/IP网络工作协议即时连接而成。它是全球计算机信息和通讯资源的综合体，是一个无中心的全球信息媒体。它所组成的网络空间将全球各个方面联系在一起，可以远程登录、共享数字化文件、网上讨论、电子出版、查询信息、发送电子邮件。它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对人类现有的法律制度构成了挑战。

由于网络上传播的大量信息是知识产权所保护的客体，所以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受到网络的巨大冲击。因此，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正在网络环境下经历必要的调整，在版权方面表现的更为明显。而版权保护制度一直随着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的发展而发展。同样，在“网络时代”如果版权人无法控制网络这种日益主要的传播方式，就等于在版权保护制度上为网络传播开了一道“后门”，版权人的利益将从这样一道“后门”源源不断地流失。因此，将版权保护延伸到网络空间已经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本文就从版权方面来着重论述网络对现有知识产权法的影响。

一、网络与作品的复制权

在版权中复制权是较为重要的权利。它是使用获得报酬的一项权利，在版权人财产权中属于核心地位。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52条的规定，“复制权”指以印刷、复印、临摹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多份的行为。由此看来，传统的传播方式“复制”都需要借助有形载体。但数字化网络作品无须任何有形的载体就可以被复制为“0”和“1”的信息流，虽然这种信息流必须借助媒介加以表达，但这种信息流却实实在在地记录了原作品。就此一些国内法学家认为我国复制权的范围较为狭窄，应重新划定复制权的定义。在重新定义复制权时，法学家们建议有三个问题必须加以澄清，即数字化问题、暂时复制的问题以及权利限制的问题。就以上三个问题我将分别加以论述。

1、数字化问题

“数字化”即受保护作品以数字化的信息流在电子媒介上存储使用。

这个问题在“WCT（《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议定声明”和美国、欧洲的立法中都已解决。WCT议定声明认为，“《伯尔尼公约》第九条规定的复制权及其例外完全适用数字化环境，尤其适用于数字化形式作品。”但在我国却存在两大不同的争议。第一种是将数字化作为对作品的“演绎定义”而不是复制，而另一种则认为是复制。目前大多数的法学专家是同意“第二种观点”（1）。我认为根据我国《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的规定，“计算机程序都是代码和符号指令序列”，即都是数字化作品。当这些数字化作品被从一个电子媒体发送到另一个电子媒体存储，也就是在后一个电子媒体中形成一份该作品的复制品。而这一从“数字化”到“数字化”的过程纯属“复制”。虽然数字化的过程也需要付出劳动甚至需要专业技巧，但付出劳动和技巧的目的是保持与原作品完全一致。因此，法律必须把“数字化”明确列为一种复制形式，而这一“数字化”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已有了明确的体现。在1999年王蒙等六名作家“诉世纪互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版权侵权纠纷案”就涉及到如何认识“数字化”问题（2）。该案中“世纪公司”将六位作家的作品擅自上载到其网站“小说一族”栏目中。然而最后法院审查认定：将他们作品数字化上网并不产生新作品。虽然作品的数字化是依靠计算机把一定形式的文字、数值、图像、声音等表现的信息输入计算机系统，并转化为二进制数字编码，但这种转换行为本身并不具有版权意义上的独创性。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数字化信息在网上传播，对作品的使用产生了很大冲击。我们认为，从知识产权保护的角度，每一次科学技术的重大发展必然引起作品的表现形式、传播手段和方式的变化，使知识产权的保护得到扩张。所以说，作品的数字化问题，只是随着当代社会电子出版物的应用而生，这种信息化的复制必须作为复制的一种被写进《著作权法》，这样才能保护版权人的利益，体现知识产权法的立法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查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就对数字化作品的著作权问题做出了规定。作品数字化并不产生新作品，数字化作品的著作权仍归作品的作者享有；数字化作品与传统作品作为《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也并无区别，故《著作权法》第10条规定的各项权利内容，同样适用于数字化作品在新的领域享有著作权。数字化作品是在原作品基础上通过计算机完成的，原作品的著作权人对其数字化作品应当享有专有权利。

2、暂时复制问题

首先来解释何谓“暂时复制”。即当要一个信息显示出来时，在存储中暂时的复制信息。而对于我们所要讨论的就是：作品并不储存于硬盘当中，而是存在随机储存器中这是否构成复制。有些人认为如果仅仅是浏览就构成复制对使用者未免过于苛刻，因为存储的时间过短，一旦计算机出现故障，断电或关机，显示器上的显示即消失。所以只有当作品在计算机硬盘或软盘上固定下来，或通过打印机打印出来才构成复制，简而言之这种随机存储不是永久性地保留，而是较为短暂地存放，而且并没有给版权人造成实质的损害。另外，他们还认为由于我国是版权作品进口国，若暂时存储构成复制，那就会极大地妨碍国内的用户通过国际互联网阅读和浏览有价值的作品（3）。

我认为暂时存储构成复制。因为用户的计算机之所以能够显示作品，正是因为计算机随机存储器对作品进行了复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版权人士主张：尽管数字传输导致的计算机存储器上的显示十分短暂，但就在十分短暂的时间里，用户计算机显示器再现了作品。因此，复制行为发生了。也就是说，暂时复制以计算机随机存储及显示器为载体与永久性的复制件一样，仍是复制件。并且WCT和WPPT认为“任何形式的复制都在版权人的专有权范围内，电子媒介上的复制也不例外。”

因而应承认暂时复制是在版权人的专有权范围内，但有时可以在复制不与作品的正常使用冲突，也不致无故侵害作者的合法权益的情况下，作出例外规定，允许使用者复制作品而不构成侵权。

暂时复制虽然只是存储于计算机的随机存储器中，但已构成复制。因为互联网环境下一些版权人已通过一定的技术保护手段，对其作品的网络使用方式加以规定，例如对于一些商业性的付费网站，如果想浏览其网页内容并将其下载时，必须使用一定的技术手段使任何人只有在付费情况下，才能以收听收看的方式获得该作品。并且，不能获得永久性复制件。如果不承认暂时复制权在版权人的专有复制权范围内，任何绕过该技术手段收听或收看了版权作品，他就没有侵犯版权人的任何权利。如果我国一厢情愿地规定暂时复制不在版权人专有权范围之内，只能是不利于我国版权人利益的保护，而且还不能保护我国的作品使用者从国际互联网络上阅读或浏览其他国家有价值的作品的权利。

当然，将网络环境下的暂时复制的复制权列为专有使用权，并不会给公众使用作品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版权人的权利范围扩大的同时，法律可以限制版权人的权利而划定一定的范围内对作品的合理使用不应认定为侵权。也就是说立法者可以根据《民法通则》的社会公共利益原则作出例外和限制的规定，以保障合理使用的目的，使他们不受版权人的追究，不构成侵权。反之，则此类行为应视为侵权行为。

而1996年的“互联网条约”——WCT和WPPT的规定也是如此。此外我国《著作权法》对复制下的定义中，列举了复制所采取的形式，而并没有揭示出复制内涵的本质特征。我国对于法律的规定很难从该定义的字面上看出“暂时性复制”是否构成我国版权意义上的复制。因此。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版权人、图书出版者、表演者、录像者、广播组织的复制权都不覆盖“暂时复制”。而在我国的《计算机保护条例》第3条规定了“软件复制”的概念，即“复制”指把软件转载到有形的物体上的行为。与《著作权法》第52条比较，我们可以看出《计算机保护条例》的定义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复制的本质特征，即复制是将作品固定在“有形物体”上的行为。可是在字面上软件复制的定义是否包括暂时复制仍是不明确的，因为该定义对“有形物体”并没有交待清楚，是当时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

网络发展一日千里，所有在今天不可思议的事情也许在明天会司空见惯。因此，在我国确立广泛的包括暂时复制在内的复制权是非常可行且必要的。

3、权利限制和合理使用

法律制度对版权人的复制权保护应当是完全的，任何一种复制的方式都应在复制权的范围之内，网络上的复制权亦是如此。同时我们也就该注意到如果过分强调复制权而不加以限制，公众就会失去在网上浏览信息的自由，信息的自由流通就会受到妨碍，网络中介服务者就会因无法觉察的系统自动复制而承担侵权责任，连刚新兴的网上图书馆、远程教学发展都会受到遏制。

而且，对版权作品的合理使用也是大多数国家《著作权法》对著作财产权的一种限制。复制权定义范围的扩大必然给合理使用规则带来新的问题，即如何在新的技术条件下使著作权人的版权和公众的社会信息知情权都能够受到合理地保护是异常迫切的。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传播途径，在使公众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广度和从未有过的便利的信息同时，却给版权人带来了许多麻烦。因为这种新技术使各种形式作品的复制轻而易举。合理使用与侵权使用的界限，在新的技术、新的传媒中几乎消失。针对这一点我必须讨论一下网上“浏览”行为，即网络上的数字化浏览是否是合理使用呢？

我国的《计算机保护条例》第21条第12项规定，“合法持有软件复制件的单位、公民可以不经该版权人同意，根据使用的需要把该软件装入计算机内。”这些对软件版权的限制都是为了不影响软件的正常使用功能而规定的。软件的使用者对软件的复制是使用软件所必不可少的步骤。如果把这些数字文件也给予计算机程序同样的待遇，把在浏览中产生的暂时性复制视为“使用”所浏览的版权材料必不可少的步骤。可是用这种专门针对软件版权的权利来解释网络上的浏览是不足取的。我国《著作权法》第22条12项规定“为个人学习、研究或欣赏，使用他人已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版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版权人依《著作权法》享有的其他权利。”这一条权利限制主要针对是为私人目的使用作品的行为，即复制、改编作品的行为（4）。至于对作品的“浏览”，原本是不包括在权利限制之中，因为“看”作品的行为并不构成作品的使用。然而在互联网上“浏览”信息的行为附带产生了对作品的使用（主要为“暂时性复制”），这使“浏览”与权利的限制发生联系。如果用户在网上浏览的信息确实是为个人学习、研究或欣赏的目的，而且被浏览的、下载的网页上供公众访问的作品一般都属于已经发表的作品，那么，这种浏览行为就可以被纳入《著作权法》第22条第1项之规定，只不过数字化的浏览所产生的复制是附属品，用户对此不经意，甚至一无所知，无法按法律要求来指明作者的姓名或作品名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3条规定，除著作权人声明或上载作品网络服务提供者受著作权人的委托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以外，网站予以转载、摘编并按有关规定支付报酬注明出处，不构成侵权（5）。

因此，在法律中明确规定“浏览信息过程中计算机或其他装置的正常运行所产生的暂时性复制件不构成版权侵权，但这种复制不得与作品的正常利用相冲突，也不能不合理地损害作者的合法权益”是非常必要的，而对于这些规定的出台也可以使用户在浏览信息时就可以放心进行正常的信息交流，法院审理也更有依据。

二、版权保护中的网络传播权

版权保护的基本内容主要是由《伯尔尼公约》规定的，而此项公约中有关版权人各项传播权的规定是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逐步出现的。网络传输作为一种崭新的传播作品的方式，并没有改变版权作品本身的内容，但却根本改变了传统的作品传播方式。作为一种崭新的传播方式，其源于国际互联网将全球信息网联为一体的巨大的包容性和任何人可以随时随地上网信息和截取信息的交互性。然而，如何在不妨碍文化传播的前提下保护版权人在新技术下的利益，从而维护著作权制度的稳固，促进文学、艺术和科技创作，是著作权制度诞生以来永恒的主题。

1、赋予版权人网络传播权的意义及立法模式

著作权制度从来都是以不断地吸纳包容的方式将新的传播方式纳入新的传播技术的范畴。而网络时代的传播权与传统的传播权之间既不属于戏剧、音乐作品的表演，也不属于文学作品的范畴。因此为了弥补这些原有传播权不足以覆盖的缝隙，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形成了著名的“互联网公约”——WCT和WPPT两个条约。这两个条约明确赋予作者、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录制者通过网络向公众传播作品、表演及录音制品的专有权。但是，该条约只是勾勒了这种新专有权的外形，并没有限定具体的保护方式和权利内容，而具体问题由成员国的国内法作出，因此，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一些法学专家认为，如何赋予版权人网络传播权，目前可以选择三种不同的立法模式。

第一种为“隐含式”，即用版权人现有的发行权、公开表演权和公开展示权覆盖作品的网络传播[]。

第二种为“重组式”，即对版权人的各类作品传播权进行重组，把除复制发行权之外的其他传播方式（包括网络传播）统一为一种综合性的传播权。

第三种为“新增式”，即不改变现有版权的范围，赋予版权人控制作品网络传播的权利。

2、我国对网络传播权的认可现状及立法要求

在我国知识产权法中，目前尚没有对网络传播权的立法规定。但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对网络传播权进行了部分认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经肯定了网络传播应为作品的一种传播形式，著作权人享有以该种方式使用、许可他人使用，并由此获得报酬的权利。其中的原因是实践中某些人擅自将他人在传播媒体上发表的作品“移植”到网站上使用，或将他们发表在一个网站上的作品擅自“移植”到自己的网站上使用，由此产生了许多版权纠纷。如果依据我国《著作权法》处理起来就比较困难，因为它们都直接涉及到版权人是否有权控制作品在网络上的传播问题，而这在我国《著作权法》里是找不到的，这就需要在实践中加以肯定。

例如，“瑞得（集团）公司诉宜宾市翠屏东区东方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版权侵权案”就是这样一起案例（6）。原告瑞得公司设立“瑞得在线”网站，并在每个栏目的主页上有特定标志。可是，在1998年12月原告发现被告设立的“东方信息公司”网站主页内容与“瑞得在线”主页部分内容相似，并且进行了公证。后来原告依法向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被告侵犯其合法权益。最终法院判决认为被告未经原告允许又未向原告支付报酬，而使用原告享有版权的主页上的内容设计，并将该主页上载到国际互联网络，而且在其主页上设立“商业性征集广告”等栏目，故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保护作品完整权及作品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应承担相应责任。这说明法院既然认为擅自将他人享有的版权上载到互联网构成对版权的作品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的侵犯，那就说明法院认定作品在网络上的传播属于受版权人控制的作品方式之一。

从我国互联网的发展现状来看，版权人无疑也需要网络传播权。而频频出现的“涉网纠纷”就说明了这一点。并且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两个条约WCT和WPPT的出现说明网络传播权已被提到了版权国际保护的桌面上。上文提到网络传播权的三种模式即“隐含式”、“重组式”和“新增式”，有些专家认为可以采取“隐含式”网络传播权来解决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7）。因为从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第5项之规定的版权人各项专有权来看，发行权、公开表演权和播放权最有可能解释为“隐含”的网络传播权。

但从国外立法情况比较中，大多数专家认为发行、公开表演、播放权这三项权利包含不了网络传播权。根据《著作权法》，“发行”指向公众提供固定在有形载体上的作品复制件的行为，而网络传播并未导致有形载体转移，因此不能称之为发行。而“表演”从传统习惯来讲，仅指现场表演，即实物在现场表演，更不用说网络传播了。“播放”指通过广播电视对作品的传播，而网络传播显然是不同于广播，而不能被广播所包容。可见这种“隐含式”的解决方式是不妥贴的，但是上述的“涉网案件”的判决似乎也都表明网络传播权的问题是根据现有法律就可以解决的。

有些法学专家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的依据，一是网络传播权是必定存在复制的，因此借助《著作权法》中的复制权可以达到保护版权人的目的。而其中有些复制（上文提到的“浏览”）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合理使用，不需要取得版权人的授权外，复制作品都必须取得版权人的授权，否则即构成侵权（8）。虽然与网络有关的作品复制的范围和性质还有些争议，国内外的专家也没有形成共识，但像作品数字化这样明显的复制不论在国外还在国内早已形成了结论。因此，擅自将他们的作品数字化，上载到互联网，存储在互联网的服务器中的行为至少侵犯了复制权。

二是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第5项并没有将版权人的专有权利所涉及的作品使用方式作穷竭式的列举。该项规定“版权人享有以复制、表演……等方式使用作品的权利”，一个“等”字为版权的权利扩展提供了可能。伴随现在网络媒体迅速发展的现实，作品在网络上的传播应当属于《著作权法》第10条第5项所规定的“等”作品使用方式中的一种（9）。因此，未经版权人允许在网络上传播作品的行为构成侵权。

在最高司法解释没出台以前，这种解释既不是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司法解释，也不是立法机构作出的立法解释。而且《著作权法》对表演者、广播组织者和录音录像制作者等有的权利作了穷尽式的列举。网络传播权无法被解释在内。相反MP3的普遍采用，使大量的录音制品得以在网络上传播，网上广播甚至网上实况也在迅速发展。因此，表演者、录音制品录制者、广播组织者等显然也需要拥有网络上的传播权。WPPT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表演者和录音录像制作者分别就其表演和录音录像制品在网络上的传播享有专有权”。而最高法院也根据这一点，将网络传播作品作为著作权法的一种传播方式肯定下来（10）。

因此，我认为知识产权的各项权利都是随着传播技术发展起来的，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作品的传播方式也应与数字化相融合。因此，综合性的广义的传播权是版权保护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结语

应当指出，国际互联网已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尤其是传统的获得与使用信息的方式，传统的对版权的法律保护手段已不能保护其在虚拟空间的对其作品所拥有的独占性权利，版权人的利益岌岌可危，知识产权法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

因而在现有的尚不完善的网络技术基础上，对知识产权法进行适当的修正以保护知识产权人的利益是必须面对的现实。

注释

1、以郑成思为代表的一批知识产权专家坚持认为这是一种“复制”，因为它没有任何创新，而国内另一派学者则认为应该是“演绎”，因为数字化是一种全新的东西。应当指出，“演绎”说是站不住脚的，在国际各国立法即著作权相关国际条约中，也都认为这是一种“复制”，而非什么演绎。

2、参见汤兆志，《网络传输的著作权保护-----谈六作家诉“北京在线”著作权侵权案》，《著作权》2000年第1期，第8-11页。

3、参见薛虹《因特网上的版权及有关权保护》，载《知识产权文丛》第一卷，郑成思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4、参见刘春茂主编，《中国民法学知识产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5、参见蒋志培，《依法加强对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司法保护》，《著作权》2001年第1期，第49页。

6、参见徐清玲：《国际互联网环境下有关版权问题的权利》，载《知识产权文丛》（第四卷），郑成思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7、参见李明德，《数字化和因特网环境中的版权保护》，《著作权》2000年第3期，第21页。

8、参见《著作权法》第22条第1款第6项。

9、参见杨柏勇，《著作权法对网络传播他人作品的法律适用》，《电子知识产权》2000年第2期第28页。

10.但我国的做法与国际通行的传统版权保护原则并不一致，国际通行的传统版权保护原则是一种严格责任。参见《版权法》P225-230，郑成思著，1997年修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参考文献

1、薛虹：《网络时代的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0年7月1日版。

2、郑成思：《知识产权文丛》（第一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1日出版。

3、郑成思：《知识产权文丛》（第四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1日版。

4、徐清玲：《国际互联网环境下有关版权问题的权利》引自《知识产权文丛》（第四卷。）

5、杨柏勇：《著作权法对网络传播他人作品的法律适用》，引自《电子知识产权》，电子工业出版社。

6、《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日内瓦1996、12、20）。

7、《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唱片条约》（日内瓦1996、12、20）。

8、《北京知识产权审判案例研究》法律出版社（北京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编）2000年8月1日版。

9、德利娅·利普希克，《著作权与邻接权》，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0、《电子知识产权》编辑部，《电子信息产业知识产权研究》，电子工业出版社。

11、刘春茂主编，《中国民法学知识产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2、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3、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研究》第三、六、七卷，中国方正出版社。

环境保护法论文【第五篇】

建立在微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基础之上的互联网，已经渗透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人称之为网络世界，有人称之为网络环境。不论如何称谓，其实质都是一样的，即承认它是一个人与人类密切相关的、客观存在的、虚拟而又实实在在的新的社会空间。网络环境不仅改变了人类进行信息交流传播的传统方式，也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生存理念、价值观念和经济运行模式。网络环境向人类社会提出了挑战，也向借以维持、调整人类社会正常生存、发展秩序的法律体系提出了挑战。 法学界已经提出了“网络法”的概念，这是“解决因互联网而带来的新的问题”的有关法律的一个总称，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有学者认为主要涉及到以下六个方面： 1、网络给知识产权保护带来的新问题； 2、网络环境下的电子商务法律问题； 3、网络环境中信息传播的安全和控制； 4、网络环境下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5、网络经营和服务商的责任和义务； 6、网络环境下的“国际私法新问题”。 网络环境的形成起始于信息交流传输方式的改变，而知识产权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信息产权”，是一种对符合某些法定条件的“信息”的法律保护权。因此网络环境对法律的挑战，首先产生于对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冲击。 网络环境对知识产权保护提出的新问题，主要体现在版权保护领域。 1、作品和录音制品的数字化问题 作品和录音制品的数字化是网络环境构成的基础，也是网络环境下版权保护的前提条件。 在1996年12月通过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CT），其所附的通过该条约的外交会议的议定声明，对这一问题已作了明确的回答：“《伯尔尼公约》第9条所规定的复制权及其所允许的例外，完全适用于数字环境，尤其是以数字形式使用作品的情况。不言而喻，在电子媒体中以数字形式存储受保护的作品，构成《伯尔尼公约》第9条意义下的复制。”在1996年12月通过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PPT）所附的外交会议的议定声明中对这一问题也有类似的声明；该条约所规定的复制权及其例外，“完全适用于数字环境，尤其是以数字形式使用表演和录音制品的情况。不言而喻，在电子媒体中以数字形式存储受保护的表演或录音制品，构成这些条款意义下复制。” 将作品或录音制品数字化只是属于对原作品或录音制品的一种复制行为，并不形成新的作品录音制品，也要受到版权法的限制与保护。这是对传统的文学艺术作品的版权和录音制品邻接权的保护，从传统的传播媒体延伸到网络环境的基本依据。因为作品或录音制品要进入网络环境（俗称“上网”），首要的条件就是将其数字化。在网络环境下传播（俗称“网上”传播）的也是数字化的信息（作品和录音制品），在网络环境下对作品和录音制品的利用，包括将其“下载”（俗称“下网”），也离不开数字化的操作。 2、作品和录音制品在网络环境下传播的问题 作者（版权所有人）对其作品在网络环境下的传播是否有权利加以控制，这一问题在经过争议和实践以后，WCT第8条已作出明确的规定：“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包括将其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获得这些作品。”这种专用权被称之为“向公众传播的权利”。 与此相对应的，是WPPT也是给予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制作者对其享有版权的录音制品授以“因广播和向公众传播获得报酬的权利”，这种权利是“一次性合理报酬的权利”。见（WPPT第15条） 这一权利的明确，为版权所有人对其作品、表演者和录音制品作者对其录音制品增加了一项专有权，即未经版权所有人、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制作者的许可，不得将其作品或录音制品“上网”和在“网上”传播。 3、对作品和录音制品技术保密的问题 数字化的作品和录音制品的复制是一件极为容易的事情，速度快，成本低，质量好，几乎与原件没有差别。在网络环境下，对数字化作品和录音制品的复制变得更为简便易行。为了保护作品或录音制品不被他人任意复制 、盗版，权利人对其作品或录音制品采取加密的技术措施是完全正当和必要的，而针对这些加密技术措施的解密行为，将会直接导致对权利人合法权益的极大损害。WCT第11条对于制止这种解密行为作了明确规定：“缔约各方应规定适当的法律保护和有效的法律补救办法，制止规避由作者行使本条约所规定的权利而使用的、对就其作品进行未经该有关作者许可或未由法律准许的行为加以约束的有效技术措施。” 与此对应的是，在WPPT第18条中作了与WCT第11条措施几乎完全相同的规定，只是将“作者”替换为“表演者或录音制品制作者”，将“作品”替换为“表演或录音制品”。 4、作品和录音制品的权利管理信息问题 这里所讲的“权利管理信息”，是指“识别作品、作品的作者、对作品拥有任何权利的所有人的信息，或有关作品使用的条款和条件的信息，和代表此种信息的任何数字或代码，各该项信息均附于作品的每件复制品上或在作品向公众进行传播时出现”（WCT第12条第2款）或指“识别表演者、表演者的表演、录音制品制作者、录音制品、对表演或录音制品拥有任何权利的所有人的信息，或有关使用表演或录音制品的条款和条件的信息，和代表此种信息的任何数字或代码，各项信息均附于录制的表演或录音制品的每件复制品上或在录制的表演或录音制品向公众提供时出现”（WPPT第19条第2款）。 在网络环境下，这种“权利管理信息”往往是以“数字或代码”的电子形式表达的，更为容易被人更改、消除，造成侵权和盗版。因此对于未经许可的这类更改、消除“权利管理信息”的行为，特别是对这类“电子信息”的更改、消除，要严加禁止，这成为在网络环境下有效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的一个关键问题。为此，WCT第12条第1款、WPPT第19条第1款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 5、数据库的保护问题 对于由可享有版权的作品构成的数据库，依照《伯尔尼公约》第2条第5款和第2条之二第3款的规定，可以作为汇编作品受到版权的保护。对于由包括不享有版权的“数据或其他材料”构成的数据库，依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第10条第2款规定，“只要其内容的选择或安排构成智力创作，即应予以保护”，也就是说，可以作为汇编作品受到版权保护。WCT第5条采用了与TRIPs第10条第2款基本完全相同的措辞。 随着网络环境的发展和完善，数据库得到更为迅速的发展和更为广泛的应用。对于那些投资大，用途广，又不符合上述条件得不到版权保护的数据库，要求以法律给予切实保护的呼声日益强烈，在这方面走在前面的是欧盟和美国。1992年4月，欧盟提出《欧共体关于数据库版权的指令草案》，1993年；1995年通过了《关于数据库法律保护的指令》（96／9／EC），1996年3月11日生效，率先采用特别权（Suigenerisright）对那些存在实质性投入而构成的数据库提供法律保护。这一保护已经超出了版权的保护范围。 根据1996年2月、1996年5月欧盟和美国先后提出的建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于1996年8月30日公布了《关于数据库的知识产权条约》实质性条款的基础提案，基本采用了欧盟和美国的建议，准备给数据库提供特别权的保护。这一提案原准备在1996年12月的会议上与WCT、WPPT同时讨论通过，但未能通过。1997年以后又进行了多次讨论，仍未能通过。因此，对于数据库特别权的保护，至今仍是一个尚未得到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