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强国优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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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强国范文【第一篇】

当今时代，一个真正的世界强国一定同时具有强大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因此，我国必须建成文化强国，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插上持续腾飞的翅膀。2011年，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决议中首次提出了建设文化强国的目标。2012年11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大做了题为《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报告（以下简称“十八大报告”）。该报告中对“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意义和方法做出了重点突出的新部署，就建设文化强国的目标、战略等做出了庄严的宣示。

一、建设强国的新阶段

显然，十八大报告在推动文本文由收集整理化大发展的总体目标设计方面进一步聚焦在文化强国建设上，以及以文化强国的目标来引导全国人民将它作为努力的明确方向和指导原则，标志着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上升到一个新阶段。

成为文化强国需要具备一定的发展基础，同时也需要相应的对策性思考和目标设计。十八大报告中涉及的文化强国建设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指向：一方面是综合地提出了建设文化强国的文化内涵，即“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另一方面则是提出了文化强国的实现路径，“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为人民提供广阔文化舞台，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

建设文化强国的文化内涵，最重要的内涵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整个文化强国建设的价值导向，而最重要的标准便是以核心价值观为基础，凝聚所有可能的力量，创造“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化发展氛围，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为价值原则，以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文化，为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支持和文化引导。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目标导向是通过构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从而推动整个现代化建设，而整个文化强国建设的基本完成便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是适用于现代化的、适用于世界化的、适用于指引人类的未来发展的。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阶段性目标。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战略目标，其标志之一便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高。文化产品更加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中华文化走出去迈出更大步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基础更加坚实”。其中，“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意味着我国文化产业将进入加速发展的新阶段，循着这个基本走向，在未来十年即“十三五规划”完成时，我国文化产业有望进入世界先进的行列。

从改革开放至今的30多年之中，由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滞后，我们一直致力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并已经取得了世界瞩目的现代化成果，已经成为经济大国。中华民族几千年引领世界文明的历史表明，我们不仅仅需要成为经济强国，还需要成为文化强国，通过文化促进和提升经济，一方面促进经济体制和模式进行升级，另一方面也需要把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理念传播给世界。因此，我们已经处在社会主义强国战略的新阶段，即实现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既可以推动经济的发展，也可以推动我国整体性文化水平的提高、推动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

文化强国战略目标的提出，也是出于文化安全的需要。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而且也是唯一具有历史延续性的文明古国。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我们面临着文化竞争、文化侵略的危险，比如青少年追随西方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我们并非需要简单意义上的批评和指责，而是需要拿出实质性的举措来推动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增强青少年对现代中国文化（尤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和凝聚力，否则下一代人很难形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集体性认知和凝聚力。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还不仅仅局限于此，还需要进一步往前走，让中国现代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为了实现文化强国战略，显然，对文化创造力的提倡和对学术民主化发展的重视，今后一段之内将成为我国发展文化和繁荣文化交流活动的关键词，其中也揭示出建设文化强国的动力机制。

二、强国战略的理念转型

中国正在逐步成为世界强国。据国际上有关研究机构预测，中国在2030年的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那么，与之对应的是，中国是否同时成为与经济力量相对应的文化强国呢？同时，虽然中国将来的经济总量将持续增长，那么，产业结构和经济质量如何呢？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是否能够满足公众的所有需求呢？中国人是否能够拥有奢侈品的品牌与附加价值？经济发展是否也需要文化的支撑，经济大国是否也最终必须建立在文化强国的基础之上呢？显然，实现世界强国的战略目标，必须完成文化强国建设的艰巨任务。因此，十八大报告中对于文化强国的重视，反映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新定位，也体现了对自身发展理念的新提升。

建设文化强国，对于整体指导理念转变或转型具有重大的启蒙意义。

第一，建设文化强国特别重视现代、当代文化方面以及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传统文化，重视实质性的文化创造，强调通过释放全民族的创造力来发展文化。因此，它是对发展文化的一种引导，高度重视文化不再是一种说辞，而是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的价值理念。这表现为：一方面，充分推动文化事业单位创造丰富多彩的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精神文化需求的作品和服务，提供全方位的文化惠民措施，比如农家书屋、社区书屋，等等；另一方面，引导和鼓励文化企业生产出丰富多彩、充满个性需求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两条渠道，都可以推动实质性的文化创造。同时，建设文化强国又不是简单地在一般意义上强调传统文化精华，而是通过发展的理念来反思和吸收，把文化复兴和文化强国的地位作为基本目标，符合中华复兴中的文化价值和文明传统。这样的一种发展定位，既是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求，也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需要注意的策略性环节，尤其是现今世界各国民族主义倾向都存在加强的趋势，我们需要以彼此尊重、可以理解的适当方式走出去。

第二，建设文化强国是对内的一种意识形态变革，从主导观念上提倡文化的价值、文化创造的价值、文明发展的意义、道德素质的重要性以及满足老百姓持续增长的文化需求的重要性，这是对执政党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最新诠释，把文化的全方位发展作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力量。这便要求，执政党和行政官员需要改变以往的执政方式，把硬实力和软实力兼顾起来，以文化来驱动经济、以文化来提升管理、以文化来促进发展，把文化的作用作为提升政府执政能力、扩展政府执政形象的重要力量源泉。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社会主义强国的战略目标，既要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强国战略目标的实现，又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目标的实现，首要的前提便是执政党和行政政府需要以先进的文化来深化内部机制和体制，而最重要的表现便是意识形态的变革，把文化的价值放在适当的位置之上。

第三，建设文化强国的理念与战略包含了全球化时代的对外竞争格局，包括文化外交或者以文化塑造大国崛起的新样态，以提升文化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来实现新的大国领袖地位。我们不仅仅需要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变革和社会发展的经济强国，也要成为引领世界文化发展和价值观念的文化强国，从而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四，实施文化强国战略，意味着从事内容生产的民营文化企业应当作为主力军和生力军，文化企业家和艺术精英们应当承担更大的责任。大力发展文化内容产业是实现文化产业结构调整、完善发展模式的本质要素和必由之路。由此，一方面，从事内容产业的文化生产企业需要具备打造产业链、塑造品牌的资金支持和可持续经营的相应实力①；另一方面，就是要确保内容生产的积极性，或者由各级政府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来鼓励和激励文化内容产业的发展。要解决文化内容产业大发展的问题，必须加大对从事文化内容生产的中小民营文化企业的扶持力度，加大对于内容大制作和品牌化运作的扶持力度。由此，各级政府应当适当转变优惠政策的重点，对于文化企业的支持不应当主要集中在国有大中型文化传媒企业，将支持的资源主要流向国有传媒企业，或者少数较大的民营文化企业；而是需要重视如何扶持各种中小文化内容生产企业，包括促进和扶持各类文化内容企业的创业和发展。

第五，以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创造和文化竞争，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目标的价值基础。十八大报告中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诸种价值的重视，体现了对人权和人道价值的重视、民生价值的重视，同时也表达了新的人类价值观和和谐共处的要求，“二十四字”核心价值观不仅仅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和发展的价值基础，也是新时期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价值基础。

从总体上说，建设文化强国是一个强国战略的理念转型，就是以经济为中心转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五个领域的综合文明发展，特别是改变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一个中心”的观念，预示着今后将实现更加全面的发展格局，其中也体现出文化和文化产业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地位和基础作用。

三、新的战略路径选择

文化强国的宣示是与具体战略部署、路径的选择分不开的。以十八大报告的精神内涵为指引，结合多年来对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整体性、全域性思考，笔者认为，党中央提出的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可以通过对内的五种战略路径来实现，即核心价值引领，道德文明素质支撑，文化生活保障，文化创造提升，文化产业驱动。

（一）核心价值引领

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内涵。在价值观中，可以分为道德价值和非道德价值，前者如爱护生命、诚信、公正、仁慈等，后者如审美、经济利益、健康、友情、环保、爱情、舒适、宗教等。核心价值应当包括主要的道德价值和一部分非道德价值。核心价值是居于原则地位的价值，是所有公民应当坚持或者接受的价值原则。所谓核心价值是指具有基础性、重要性和引导性地位的价值，也就是文化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的基本原则性价值。在社会生活中，各种价值观念和价值选择之间可能不一致，有时甚至会发生冲突。在冲突时，要优先维护核心价值；并且在一般情况下不能对核心价值做简单灵活的处理。

十八大报告中赋予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的时代内涵：“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二十四字”核心价值观。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是我国理论指导实践的哲学基础，也是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已经进入不断完善与制度化落实的新阶段。我们不仅要深刻提炼我们的核心价值，落实在社会生活中作为舆论导向的指导原则，也应当把它作为软实力的重要部分，积极开展核心价值观外交。

我们可以对这“二十四字”核心价值观的来源进行三个层面的理解：首先是中国传统中好的价值理念，其次是世界其他民族好的价值理念，第三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价值理念。对于文化企业而言，“二十四字”核心价值观不仅仅是一种全社会的理想价值理念，而且还是指导文化产品和服务伦理取向的最终价值判断标准，因为文化产品和服务不仅仅是一种可以交换的物质产品，而且还包含着诸多层面的具有内在价值属性的精神产品。为了培养社会的凝聚力和认同感，文化企业在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创意、生产、传播和营销的过程中应该主动地积极地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原则。

核心价值一定要通过制度来体现。这种制度化的具体表现，就是要求将核心价值通过文化艺术立法和其它政策来体现。由此，它要求在行政领域制度化，要成为考核干部的基本标准，并且在社会生活领域要成为公民行为的指引。社会核心价值不是抽象的舆论，不是政治，而是具体价值观和行为的原则。社会要以核心价值作为公民行为的原则，企业也要以核心价值作为培养员工的原则。

（二）道德素质保障

道德的力量是巨大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弘扬时代新风。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营造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社会氛围，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这意味着需要通过提升公民的文化素质来保障实现友善、和谐社会的目标。

公民文化素质（也可以称之为道德文明素质）的提高是一个综合的课题。所谓公民文化素质，是在平等的条件和人文意识下，每个人不仅需要提高自身的修养，具有丰富的生活常识，具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而且需要具有团队合作与人际协调能力，需要具有自我完善的能力，在工作上要有很好的职业道德，等等。公民文化素质的提高与核心价值的落实密切相关，并且与许多方面的法律与制度建设、教育体制改革联系在一起。

公民的文化素质包括三种意义上的文化素质：一种是教育水平意义上的文化素质，一种是教养类的文化素质，一种是好的价值意义上的文化素质。教育水平上的文化素质的提高，不仅要求公民被赋予一定标准的文化权益，还要求达到一定的知识水平。素养类的文化一方面来自教育，另一方面来自个人的修养。这两者都要求学校教育和社会组织机构的配合。从第三种意义上说，传统文化素养可能不能适应今天的公民社会。所以，当年梁启超提倡公德，就是认为私德的素质是不够的。当然，梁启超也没有真正理解公德和公民道德之间的区别。因为公民道德需要强调权利和义务，包括遵守法律和行使自己独立法律权利，而不仅仅是关注公共生活领域中的道德行为。

公民的文化素质包含自主修养和对他人平等对待的文化素质。提高公民的文化素质包含着多方面的要求。从文化上说，只有公民把其他公民做平等对待时，他才能拥有公民的品格和身份。理性化是提升文化素质的途径，包括理性思考、理性选择、理性分析和理性预见，等等。一个人成熟的标志是能够理性地处理各种情绪反应。理性化要求自己和他人处于平等地位，能够为他人着想或者公平地对待他人。做人的道理比一般书本知识更重要。教育应从小抓起，包括幼儿园教育，应当纳入正规教育管理体系。综合素质教育不能仅仅停留于口号，而是需要切实改变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只有通过国内公民道德文化素质的提高，才能够夯实文化强国的战略根基。

（三）文化生活支撑

建设文化强国不仅仅是文化对社会发展建设的工具性效用，也在于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的根本目的需要。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可以反馈于社会的现代化建设和发展，也可以促进文化事业的繁荣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从而支撑起整个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我们无法想象，没有人民的文化生活的发展和支撑，而能够建设和实现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这不仅仅是一个发展理念的宣示，更是一种基本政治价值理念的体现。

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提高文化产品质量，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精神食粮。坚持面向基层、服务群众，加快推进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加大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文化建设的帮扶力度，继续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向社会免费开放。”把文化生活的丰富和提升，作为小康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全面繁荣和高速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建设文化强国，实现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要求好的文化氛围和内在的文化消费市场，这便要求公众的文化生活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从文化的内容上而言，相关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无论是经济性的还是公益性的，需要满足不得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标准。换言之，只要满足不得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标准的文化产品和服务，都是可以被社会所允许和接受的，因此，只要相关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不涉及“低俗”的价值属性，而满足“通俗”或者“高雅”的价值属性，便是可以被允许接受的。而“通俗”中最重要的文化形态便是娱乐化的文化，事实上，这是公众最需要的东西，而且也是文化产业高速发展的主要表现之一，是实施文化走出去、推进文化强国的全球竞争目标的重要举措和关键因素。进一步而言，“通俗”的文化倾向，只要不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可以培养整个社会宽容和理性的文化氛围。

公众文化生活的丰富和提升，不仅仅在内容上、而且还在形式上为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精神支撑。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可以增强整个民族的文化创造力、经济创造力和政治创造力，从而为整个文化强国战略目标的建设、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建设提供不竭的智力支持和动力源泉。

（四）文化创造提升

所谓文化大繁荣和大发展，也可以理解为文化的大繁荣和文化产业的大发展。无论是发展文化还是文化产业，都是当今的急务。创造文化的方式是不是消耗资源型的，分配的方式是不是公正合理的，激励创造是不是有效的、符合道德准则的，都是文化的内涵。就此而言，产业结构调整或者绿色经济等，是以文化的理念或者文化作为方法来驱动成长的。

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为人民提供广阔文化舞台，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文化创造提升，既推动文化事业的全面繁荣，又推动文化产业的高速发展，而集中的体现便是把文化作为一种能力与管理高度融合。文化与管理的相互融合、相互提升与相互促进，是当前及未来中国企业发展、产业升级和文化繁荣的核心课题。在笔者看来，文化是一种理念、一种内涵、一种技巧、一种提升、一种能力，文化可以成为企业经营和公共管理的价值源泉和巨大驱动力；而管理则是一种标准、一种工具、一种方法、一种模式，因此，管理是深化提升文化感召力、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重要方法论。一方面，文化提升或者驱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正义和改进行政管理的效率；另一方面，从管理的方法来深化对文化的把握，提升对文化产业运行机制和商业模式的认识，深化管理来发挥文化力量和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好的文化支撑和文化提升，才能实现发展高端经济、企业提高附加价值和实现文化繁荣、社会和谐、国民幸福等社会整体性的目标；科学的管理和有效的管理可以更好地提升企业文化、文化事业、城市文化、文化走出去、文化产业商业模式和文化产业集聚园发展模式的深度和水平。总之，通过具有方法论高度的考察和具体案例分析的视角，尤其是通过理论结合实践的把握和对文化与管理的前沿问题的分析与洞察，深入研究文化与管理相互融合、相互促进之道，从而对文化强国起到强有力的促进和提升作用。

（五）文化产业驱动

建设文化强国，一方面需要文化事业的全面繁荣，另外一方面也需要文化产业的高速发展。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仅能够增强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市场竞争力，走出国门而为其他国家的消费者所接受，实现文化走出去，还在于文化产业的发展可以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为文化事业的繁荣拓展发展空间。

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促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构建和发展现代传播体系，提高传播能力。增强国有公益性文化单位活力，完善经营性文化单位法人治理结构，繁荣文化市场。”从中可以看出，既要推动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还要把文化产业的发展成果用来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

文化驱动经济包括文化的“产业化”和产业的“文化化”，后者也可以称为文化的跨界应用。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已经面临如何转型的问题，如果在未来的发展中不能通过文化来提升，那就仍将处在中低端的发展水平，属于资源消耗型、劳动力密集型的模式。所以经济达到一定阶段，剩下的发展需要文化的支持。文化不仅为经济带来附加价值，也是走向高端产业的必要途径。文化产业是高端的经济形式，文化产业的跨界应用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力量。文化与技术的融合也是创新的动力。在文化跨界融合中，文化是一种表现能力，作为一种技巧，跟技术进行融合。经济发展要靠文化和科技双驱动，而这个双驱动又可以分为融合的驱动，文化加文化产业。文化可以融入到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当然科技公司也是需要的；融入到制度文化、融入到文化素质、融入到创造观念，科技里面可以吸引住文化当中的一种艺术的表现手法，艺术加技术，可以把文化产业拿过来，叫做跨界的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驱动还表现在对文化事业发展的推动上，具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文化产业的发展，可以促进某些新的文化形态，进而可以拓展文化事业发展的空间；其次，它可以带来充足的资金和庞大的人才，对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第三，它可以带来新的传播平台和载体，推动文化事业的深入发展；第四，它可以针对性使文化事业的价值理念得到普及和接受；第五，它是文化走出去的最重要环节，只有文化产品和服务才能够影响国外的青少年、中产阶层或精英阶层。

四、文化出口与文化软实力提升

虽然十八大报告中没有直接提到文化产品出口，但是它高度重视“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认为“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由此，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开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文化强国也就是“华流”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所谓的“华流”，是对中国人的文化和文化产业总体特征的品牌化描述。“华流”的特点，要求在文化和艺术产品的内涵上能够充分体现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体现中国人的艺术精神和文化创造力，在文化创意和文化产品生产方面体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借鉴、吸收和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特点。当然，它还必须同时考虑到与人性相关的普适价值的要素和现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娱乐需求的综合特点，这样才能走出去和走得远。

当然，我们所希望的“华流”也不一定要在某一个时间段内实现，但是我们一定要重视积累，重视在未来的五年内打好文化大繁荣和文化产业大发展基础的积累，以及扎好根基、持续高歌猛进等等的积累。笔者认为，打造“华流”特色的文化产业并实现中国文化内容产业的综合出口顺差，是体现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的要求，也是实现文化强国的主要事项。

就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重点任务来说，国家应当从战略和战术相结合的角度，采取三个方面的举措，实施举国体制的走出去和重点“品牌”走出去的文化建设与传播促进工程：

首先，要真正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质量，逐渐实现从数量化向质量化发展的转型；从重视传媒平台建设逐渐向内容为王、以品牌为核心的知识产权为王的深度和广度方向发展；要针对国际市场，加大走出去的力度，在十年之内实现文化内容产品及内容延伸产品（整体产业链）的终端消费总额上的贸易顺差。

其次，采取一些措施比如实施出口重点基地建设工程。以两岸四地文化交流为纽带，在香港和北京建成中华对外文化交流和出口基地，打造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最大国际化平台。两个基地各有侧重，形成互补。例如，北京基地以会展和服务平台建设为载体，通过中国国际文化出口博览会、常年化的文化产品交易中心等具体项目的建设与实施，大幅提升中国文化产品的国际贸易规模，同时帮助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各地工艺美术产品走出去。香港基地以创意和现代媒体传播为主体，打造成为中华文化背景下面向世界的文化产品创意、集成和推广的“试验区”；建设一个集文化艺术内容创作与产品研发制作、信息共享、技术支撑和公共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媒体中心，为大陆、港澳台乃至全世界的新闻媒体提供新闻制作交流、共享与等系列服务，使其成为代表中国“话语权”的机构，成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桥头堡，成为现代媒体发展的制高点；建设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以中英文双语传播和交流的互联网络平台；建设一个新媒体体验娱乐基地，集影视动画制作、多媒体展示展览、网络商务和娱乐、新媒体文化等于一体，推动新型文化产品出口规模的壮大。

文化强国梦论文【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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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2015年7月3日，国际海事组织（IMO）新一届秘书长林基泽在韩国釜山火车站下车后挥手致意。

6月30日，国际海事组织（IMO）宣布，韩国釜山港湾公社社长林基泽当选IMO新一届秘书长，将于2016年1月1日就任，首届任期四年。这是继世界卫生组织（WHO）前总干事李钟郁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之后，担任联合国相关机构长官职务的第三位韩国人。

IMO是联合国主管海运事务的专门机构，是制订船舶和海运领域相关规则的国际组织，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由于IMO所制订的国际规则对国际海运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该组织的秘书长通常被称为“世界海洋总统”。IMO秘书长一职的竞选也因此变得十分激烈，相关国家往往会全力以赴，支持本国候选人竞选。林基泽此次当选IMO秘书长，一方面反映了韩国全面实施国家海洋战略、建设“海洋强国”的成就；另一方面，这也得益于其本人丰富的海洋工作经历和韩国政府的大力支持。

韩国的“海洋强国”之路

韩国位于朝鲜半岛南部，三面环海，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海洋国家。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韩国利用海洋资源的程度仅仅停留在以渔业为主的低水平上，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海洋意识。直到上世纪后期，随着韩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与世界经济的接轨，韩国的海洋意识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为了在海洋竞争中抢得先机，韩国政府在大力发展造船、海运、水产等海洋产业的同时，开始制订中长期国家海洋战略。

1996年韩国颁布了《海洋水产发展基本法》，并根据该法先后制订了“第一次海洋水产发展规划（2000～2010）”和“第二次海洋水产发展规划（2011～2020）”。这两大规划均被作为海洋水产领域的国家战略付诸实施，所涉及的领域包括海洋科学技术、海洋能源资源、海洋环境和海岸带管理、海洋文化和旅游、水产振兴和海运、港口建设、海洋外交和国际合作交流等。为了保证两大规划的落实，韩国又制订了海洋相关领域的中长期发展计划，包括“海洋科学技术开发计划”（2004年）、“新再生能源研发战略2030”（2007年）、“海洋生命工程培养基本计划”（2008年）、“绿色技术研究开发综合措施”（2009年）、“第四次海洋环境综合计划”（2011年）、“2020海洋科学技术计划图”（2011年）等。通过制订上述国家总体海洋战略规划和具体发展计划，韩国实现了海洋发展战略的法制化，保证了海洋发展战略的长期性和稳定性。

为了实现2020年步入世界“海洋强国”的计划，韩国在“第二次海洋水产发展规划（2011～2020）”中提出了三大目标和五大重点推进战略。三大目标是：可持续发展的海洋环境管理；培育新的海洋产业，升级传统海洋产业；适应新的海洋秩序，拓宽海洋发展领域。五大重点推进战略包括：健康安全地利用和管理海洋；开发新的海洋基础技术，创造新的发展动力；扶持高品质海洋文化观光产业；海运港口产业的先进化；强化海洋管辖权，确保海洋领土。

韩国的这些海洋发展规划如果能够顺利实施，那么到2020年，韩国海洋产业的附加值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海洋科学技术水平将达到发达国家的90%，并确立韩国在世界物流市场中的主导地位。

当然，在全球海洋资源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韩国要顺利实施其海洋战略也面临着很多困难和挑战，比如国际海洋规则的制订与改革、与周边国家存在的海洋纠纷与冲突、国内造船和海运行业近年面临的严峻下行压力等。在此背景下，林基泽当选IMO新一届秘书长，无疑会对韩国实现“海洋强国”梦产生积极的影响。

后来居上的艰难竞选

林基泽1956年出生于韩国庆尚南道马山，毕业于韩国海洋大学航海专业，其后一直在韩国海洋和港湾部门工作了将近30年。林基泽曾先后在韩国国土海洋部担任船舶技术事务官、海事安全政策官等职务，并曾作为韩国代表团成员多次出席IMO会议，积极参与海事安全和环境保护议题的讨论。2006年他被任命为海事专员，以韩国驻英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的身份领导了IMO赋予韩国的各项工作。他自2012年7月起担任韩国釜山港湾公社社长。

2015年3月底，林基泽正式报名参选IMO秘书长。当时，共有来自丹麦、菲律宾、俄罗斯、塞浦路斯、肯尼亚、韩国等六个国家的候选人参与竞选，竞争十分激烈，林基泽是其中最后一位宣布参选的候选人。来自丹麦的候选人是丹麦现任海事局局长，是国际海运行业的一位知名人士。来自塞浦路斯的候选人则拥有连续十年担任IMO海洋保护委员会主任的经历。按惯例，联合国相关机构的秘书长一般由来自各大洲的候选人轮流担任，而IMO现任秘书长是日本人关水康司，这对同样来自亚洲的林基泽来说也是一个不利因素。而且在40个拥有投票权的理事国中，有13个来自欧洲。因此，林基泽要想获得半数以上的选票、战胜来自欧洲的候选人可谓困难重重。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竞争将在丹麦和塞浦路斯候选人之间展开。

但是，林基泽凭借自己在海洋领域近30年的工作经历，特别是作为韩国海事专员曾在IMO工作的经历，在专业性、经历、贡献度等方面获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林基泽在第一轮投票中以10∶12落后于丹麦候选人，但在第二轮投票中，林基泽的得票数开始反超，并在第三、第四轮投票中一直保持领先，最终在第五轮投票中以26∶14成功当选。

总统亲自助选，各界寄予厚望

林基泽之所以能够成功当选IMO新一届秘书长，除了他本人长期的海事工作经历和个人能力之外，韩国政府和国民的大力支持也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林基泽参选的整个过程都得到了现任韩国海洋水产部长官俞奇浚不遗余力的支持。俞奇浚在今年3月担任现职之前，曾担任韩国国会外交统一委员会委员长，其外交经验丰富，被称为“外交通”。林基泽宣布参选的消息一出，俞奇浚立即邀请相关国家驻韩国的20多位大使举行恳谈会，请求各国支持韩国候选人。另外，俞奇浚还专程前往新加坡和泰国说明情况，呼吁两国支持林基泽。

为了支持林基泽竞选，韩国海洋水产部和外交部专门建立了部际联系机制，共享信息、密切合作。朴槿惠总统在4月中旬访问南美洲时，亲自向南美洲相关国家首脑说明林基泽竞选IMO秘书长的情况，呼吁各国支持。5月，朴槿惠总统派前海洋水产部长官李柱荣作为总统特使出席尼日利亚新总统的就任仪式，并呼吁尼日利亚支持韩国候选人。

此外，韩国船主协会、韩国船级协会、釜山港湾公社、韩国水协等行业组织成立了“IMO秘书长竞选支援协议会”，通过民间渠道支持林基泽竞选。

林基泽成功当选IMO新一届秘书长的消息传来之后，韩国上下一片欢呼。朴槿惠总统7月8日在青瓦台总统府接见了林基泽，向其表示祝贺。韩国海洋水产部7月9日为林基泽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包括俞奇浚长官在内的韩国国会、海洋水产部、外交部、海军本部人员及海洋水产行业团体负责人等共300余人出席。

韩国海洋相关各部门和行业团体纷纷对林基泽当选IMO秘书长后的作为寄予厚望。海洋水产部希望林基泽积极推动IMO与韩国的合作，从而加速推进韩国“海洋强国”梦的实现。韩国船主协会表示，韩国应以此为契机，成为能够快速适应国际海事规则、影响IMO政策制订和实施的国际海事先进国。釜山港发展协议会则表示，釜山必须抓住机遇，积极打造国际海运和造船中心城市，并尽快制订吸引国际海事机构落户釜山的方案。

文化强国梦论文【第三篇】

第一，中国经济发展与中国会计梦是基础前提关系。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国会计梦孕育、产生、发展的过程。因此，中国经济发展是中国会计梦产生的基础与前提。广大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综合国力的提升、我国国际地位和中国会计话语权与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为中国会计梦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丰富的养分，中国经济发展是中国会计“强国梦”的坚实基础与重要前提。因为经济发展是各项事业发展的基础与前提，所以，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科学发展。

第二，中国经济发展与会计改革发展是相辅相承关系。经济学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与该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体现出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同样，一定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也有一定的影响和反射作用，体现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生产力属于经济基础范畴，它包括：资金、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劳动对象、生产者及其所具有的知识水平、生产技术等要素。生产关系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它包括：经济政策、财经制度、会计准则、思想认识、人与人的分配关系等要素。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就促进经济发展；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就阻碍了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和会计改革发展是同一矛盾的两个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统一于经济发展的过程之中。当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促进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时，当时的经济政策、财经制度、会计准则、分配关系等已经逐渐不适应生产力的要求，阻碍了经济发展。这时，生产力迫切要求生产关系中的经济政策、财经制度、会计政策、会计核算制度等进行改革、创新、发展，以适应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我国企业引入了大量外资和先进的管理技术，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经济政策、财经制度、会计改革等发展，因为会计改革等要素的发展，所以促进了经济进一步发展，体现了经济基础对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在经济转型升级中既要充分利用现有经济条件和基础，在继承中转型，也要顺应形势变化在创新中升级。把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科技创新驱动发展和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三者联动起来，重点推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淘汰落后产能、推动兼并重组和技术改造方面的作用，推动我国企业转型升级。以上措施都是根据经济基础的范畴，结合我国经济建设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这些措施综合反映了我国经济建设中的主要问题和生产力的基本内涵，逐步解决这些问题可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关系中的经济政策、财经制度、会计准则、思想认识、分配关系等要素在较短时间内容易改变。生产力中的资金、生产资料、生产工具、生产者及其所具有的知识水平和生产技术等要素在较短时间内不易改变。但在特殊情况下，生产力的某些要素快速发生改变，积累达到一定的程度，使生产力实现了从低一级向高一级“质”的飞跃，从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与会计改革发展互为因果、相辅相承，循环往复不断地进行下去，促进了经济的不断发展。

第三，中国会计改革发展与中国会计梦是动力源泉关系。会计改革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环境和人力资源支撑，为中国会计“强国梦”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和源泉。会计改革发展对中国会计梦提供的动力和源泉的作用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的。中国会计梦是一个较长历史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在会计行业的反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目标，所以，会计改革发展的不同阶段也有不同的要求。中国会计“强国梦”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中国梦”要经过三个阶段，实现中国会计“强国梦”也要过三个重要阶段，即：中国会计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提升阶段、建设会计理论强国阶段和建设会计强国阶段。为实现中国会计“强国梦”与“中国梦”，每个会计人要努力做好以下几项工作：第一，牢记会计强国梦。会计强国梦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中国会计“强国梦”和“中国梦”的力量蕴藏在每个会计人的心底，体现在具体工作上每个会计人要用苦干实干的具体行动做好自己的工作，要用实现中国会计“强国梦”的优异成绩助推“中国梦”，为实现中国会计“强国梦”和“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第二，牢记会计人的使命。服务经济发展是会计工作者的本质任务，每个会计人要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在认真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会计制度和新会计准则体系的前提下努力促进本单位、本系统经济的快速发展，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作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三，加强会计基础工作。一要认真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会计制度与新会计准则体系，认真落实会计核算规则制度、财务报告制度、会计内控制度、会计考核制度等。二要认真执行会计工作规范化标准，从会计账户设置、会计科目的使用、会计凭证的审核与制作、会计报表及附注的编制等都要认真制作，符合规范化标准要求。三要坚持诚实守信的职业操守，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坚决杜绝违法违纪现象，忠于职守、廉洁自律，保证各项经济业务及时、准确、完整地入账，确保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第四，克服无关论。会计人员要把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总结出来，进行分析、归纳、提高，并向有关部门或有关杂志反映，遴选出对我国经济建设和会计改革发展有益的意见和建议，为建设会计强国做出了贡献。第五，认真撰写论文。会计人员要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式、新任务，用鲜活的经济活动和会计改革发展的实践，采用科学严谨的方法，总结出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价值的会计理论，以丰富我国会计理论宝库和世界会计理论宝库，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全球会计准则的制定，为实现中国会计“强国梦”贡献的力量。

文化强国梦论文【第四篇】

关 键 词：体育管理；全民健身；国家战略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7）02-0039-06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value of uplifting national fitness to a national strategy

ZHOU Xue-rong1，WU Ming2

（ of Physical Education，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ng 210046，China；

of Physical Education，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s studied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value of uplifting national fitness to a national strategy， and concluded that uplifting national fitness to a national strategy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decision made based on the needs of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conditions， on the basis of profoundly seeing though the trend， correctly judging the reality， and scientifically predicting the future. The New Strategies for Global Health put forward that the 21st century is a century for mankind to pursue health； the putting forward of the concepts of “Chinese dream” and powerful country of sport， and national fitness， are policies making nationals strong and China powerful； uplifting national fitness to a national strategy is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active response to the coming of the human health era， also the realistic need to realize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National fitness is closely related to policy， society， 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national fitness can promote political stability， consolidate the governing party’s status， boost social development， build a harmonious society， boost economic development， reduce national burdens and increase national benefits， boost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increase national soft power， having important strategic value.

Key words： sports management；national fitness；national strategy

“国家战略是综合一国之力而行之方略，是建设和运用国家各方面的实力和人力，为实现国家总目标而制定的总体性战略”[1]。2014年10月，国务院在正式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文件中，明确“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2]。这是建国以来在国家文件中首次明确将全民健身定性为国家战略，将全民健身战略从体育系统战略提升为国家战略。这是全民健身战略层次的一次跃升，其蕴含之意一定是重大且值得研究的。为此，刘永国[3]在2014年全民健身报告会上提出：“要重视全民健身基础理论研究，要把全民健身这一国家战略分析清楚、研究透彻。”刘鹏[1]在2015年全国群体育工作会议上也特别强调：“全面理解和具体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是全国体育工作者特别是群众体育战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需要深入思考和全力推进的重大任务。”显然，实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需要重视全民健身基础理论研究，需要把全民健身何以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一问题分析清、研究透。

1 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时代背景

21世纪是人类追求健康的世纪

20世纪末，8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云集纽约，他们一致认为21世纪人类最需要健康[4]。如今，这一认识已成为人类社会共识。1995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制定了一项《全球健康发展政策――21世纪人人健康全球战略》。该战略的重要贡献不仅在于它全面阐述21世纪健康战略的奋斗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政策措施，成为指导国际、区域、国家健康行动的战略性文件，更重要的是提出了“使健康成为人类发展的核心”这一指导人类健康发展的重要思想[5]。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又提出了一项《全球健康新战略――饮食、身体活动与健康全球战略》[6]。这项《全球健康新战略》提出的背景源于《2002年世界卫生报告》，该报告指出威胁当今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是非传染病以及非传染病引起的死亡、发病和残疾，目前约占所有死亡的60%和全球疾病负担的47%，预计到2020年这些数字将分别上升至73%和60%，可见数字之大令人触目惊心，而缺乏运动则是引起非传染性疾病发生的主要原因。对此，《全球健康新战略》强调：“身体活动是改善个人身体和精神健康的一个基本手段，健康饮食和身体活动相结合，将成为遏制非传染病增长威胁的有效战略。”因此，它“鼓励各国制定国家政策、战略和行动计划以改善饮食和鼓励身体活动以保护健康”，并建议“国家战略应包括与全球战略所包含的那些相类似的特定目的、目标和行动。最为重要的是实施行动计划所必需的要素，即国家身体活动准则”[6]。显然，21世纪健康是人类最普遍、最迫切、最重要的需求。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世界人口1/5的发展中国家，将全民健身确立为国家战略，着力发展全民健身事业，提升人民健康水平，这本身也是对世界发展、人类发展的贡献。因此，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是时展的需要，是中国政府对世界发展潮流、人类发展趋势准确判断所做出的积极应答，也是为展示国家形象、提升国家望、增强国家影响力而做出的正确决策。

全民健身是强民之策和强国之基

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伟大的中国梦，既需要国家强有力的领导，做好顶层设计、战略谋划，也需要提高国民素质。体育是强民的重要手段，体育可强健体魄、振奋精神，促进人身心全面、和谐发展。体育所产生的效益可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首先，强健体魄可有效开发人的智力与人的潜能，提高人的工作效率与耐久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体力、智力支持；其二，体育培育的爱国主义、遵纪守法、公平公正、科学求实、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积极进取、无私奉献、志愿服务等精神与品质可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思想基础与精神动力。可见体育与中国梦实现高度相关，中国政府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恰如总书记所阐述：中国政府是“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重视发展体育事业。”[7]有高度才有远度，中国政府是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来审视体育，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需要。

回顾历史，古今中外世界强国崛起，其兴盛都与体育结下不解之缘。古希腊因有古奥林匹克运动会发源地而闻名于世；大英帝国则以获得“现代体育和体育产业出生地”美誉而载入史册；超级大国美国则是后来居上，跃居成为世界体育强国。相反，国力衰败与体育衰败却是孪生兄弟，旧中国“东亚病夫”的耻辱给国人留下痛苦的记忆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历史启示：“没有体育甚至轻视体育，其民族不是衰老，就是丧失生命力。中国欲强，中华民族必须在体质上屹立于世”[8]。体育强是一个国家富强兴盛的标志，也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体育强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助推器。国兴体育兴，国败体育败。因此，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大力发展全民健身事业，更是强民之策、强国之基。

全民健身是体育强国建设的重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事业获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特别是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之后，中国体育发展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国家迅即做出新的战略部署，提出新时期“要进一步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奋斗目标，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体育强国建设的内涵十分丰富，几乎包括体育事业的方方面面，但全民健身无疑是体育强国建设中最核心、最关键部分。2015年《体育总局关于加强和改进群众体育工作的意见》提出“加强和改进群众体育工作是建设体育强国的必然选择，是推动群众体育工作提档升级的迫切需要。”[9]刘鹏[10]针对新周期体育强国的命题，特别做了阐释，指出“重中之重仍是大力发展群众体育，群众体育是体育大国向强国迈进的重要抓手”，明确提出“走向强国以群体为本”的重要思想。无疑，将全民健身定位为体育强国建设的重点及抓手的意义重大。首先，这是体育强国建设的内在需要。任何国家要实现体育强国建设目标都需要以发展全民体育为基石，一个全民体育薄弱国家是没有资格称之为体育强国的，体育强国须全民体育强，这是体育强国建设与发展必须遵循的基本条件。其二，是新时期贯彻落实国家体育方针的最重要体现。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是我国既定的体育发展方针，为人民健康服务、提高人民身心健康水平是我国发展体育的宗旨和任务，也是体育的本质追求。因此，体育发展坚持以群体为本是体育强国建设的必由之路，是贯彻落实我国体育方针的必然需要。

全民健身是体育强国建设的重点，也是我国当前“建设体育强国过程中的基础性薄弱环节”[11]。如供需矛盾突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投入总量不足，我国幅员辽阔，经济发展不均衡，政府能够提供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与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有较大差距；体育部门对群体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均衡，重竞体轻群体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体制机制不新、措施不实、人员不足、经费不够等方面；群众体育工作缺乏有效的跨部门工作机制，使一些地方和部门的政府主导缺位或不到位，大群体的格局还没有真正落地。社会力量参与群众体育和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作用的环境尚未在大范围内形成，新机制有待建立[12]。全民健身发展的滞后直接影响体育强国建设目标的实现，国家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其重要目的就是要着力加强体育强国的薄弱环节，改变全民健身落后的现状，给全民健身提档升级，加快全民健身突破性、跨越式发展，实现体育强国建设目标。因此，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是实现体育强国战略的必然需要。

近10年我国体育产业获得较快的发展，年增速一直保持着两位数以上，远远超过同期国民经济增长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明显落后、差距很大。我国体育产业对GDP贡献率仅为%，国家财政支出远远大于体育税收。2012年我国体育产业的税收贡献为90亿元左右，但2012年全国公共财政体育支出为亿元，体育税收不足财政支出的1/3。2008年至2013年，国家财政对体育财政支出逐年增长，2013年国家对体育财政的支出较2008年增加了50%，国家财政负担进一步加重[15]。究其原因，主要与全民健身直接相关，全民健身发展滞后导致我国体育产业发展基础不牢、动力不足。体育产业发展的实践证明：凡是全民健身发展得好的国家，体育产业发展水平一定比较高，而全民健身发展落后，体育产业一定是落后的。当今体育产业发展名列世界前茅的国家是美国、法国、日本、英国、德国，体育产业分别占本国GDP的3%、%、%、%、%，与此相对应体育人口比例也大大高于一般国家，分别达到49%、43%、46%、48%[15]。而我国体育产业为GDP的%，经常参与体育的人口比例仅为28%（全国第3次群众体育调查数据）。显然，体育产业发展必须依托全民健身发展，没有全民健身就没有体育产业发展。体育产业发展的根基与动力在于全民健身的发展，全民健身发展水平决定体育产业发展水平，只有人们积极参与体育，愿意花钱买健康、愿意参与体育消费，体育产业发展才能欣欣向荣，充满生机与活力。

全民健身间接、隐性的效益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降低医疗费用，二是提高生产力水平。首先，体育运动增进了健康，就可减少疾病，降低疾病费用，减轻国家负担。目前世界各国都面临医疗费用普遍上涨的状况，医疗费用的增长超出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增长，给各国增加了巨大的经济负担。我国也面临同样问题，每年卫生资源消耗高达6 100亿元，因疾病、伤病造成的损失约7 800亿元，合计14 000亿。而体育是疾病防治与干预的重要方式，在《全球健康新战略》中体育被认为是非传染病（慢性病）的克星，在《加拿大体育》报告中，体育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成本最低的增进健康，降低医疗费用的手段”。报告还指出，经常参与体育活动的人口每增加1个百分点，每年将减少心血管疾病治疗费用亿美元，减少结肠癌治疗M用万美元，体育产生的隐性经济效益是巨大的[16]。其二，运动强健了体魄，就可提高劳动力水平、增强社会生产力。人是生产力发展中最积极、最活跃、最重要的因素，健康可使人保持最佳的工作状态，使人的智力与体力得以充分发挥，进而提高工作效率与工作质量。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证明：“体育参与者明显提高了人们的精力、耐力与决策能力。体育参与者的生产力高于非参与者平均水平的%”[16]。显然，健康就是生产力，健康就是GDP，但健康不是与生俱来，它需要呵护培植，而体育是获取健康最经济、最便捷、最有效手段。

从未来人类经济发展趋势来看，全民健身与经济发展关系也会日趋紧密。有未来学家预测，未来财富的五大趋势是――生命经济、永生经济、娱乐经济、人本经济、宇宙经济[17]。前4种经济都与人的生命健康、与全民健身高度关联。显然，无论是立足当下，还是着眼未来，要发展经济就需要大力发展全民健身事业。这既是发展体育产业根本之策，也是减低医疗费用，提高劳动力水平、促进经济发展、实现为国减负增利目标的需要，同时全民健身蕴含着巨大的经济价值，也值得开发与利用。因此，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对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促进文化发展，提升国家软实力

“一个国家硬实力不行，可能一打就败；一个国家软实力不行，可能不打自败”[18]。文化软实力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的重要作用日益突显，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正因如此，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把文化发展摆在国家战略高度，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总体布局中，要求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提出要兴起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习见平也强调其重要性，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19]中国要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就必定要繁荣、兴盛中华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不仅是我国文化建设的一个战略重点，也是我国建设和谐世界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前提。

全民健身是一项惠及全民身体健康的体育活动，也是一项惠及全民精神世界的文化活动。首先，全民健身高扬的是人文精神。“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我幸福”；“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五十年，幸福生活一辈子”是全民健身的经典口号，也是全民健身以人为本、健康为本，彰显关注生命、热爱生命、生命至上的人文精神，是全民健身对人类生存意义及价值终极关怀的重要体现。其二，全民健身倡导的是科学精神。全民健身引导人们崇尚科学，摒弃落后与愚昧，帮助人们建立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以提升人的生命质量与生活品质，延长人的生命。其三，全民健身弘扬体育精神。体育精神内涵丰富，包括公平正义、遵纪守法、诚信友爱、团结协作、志愿奉献、顽强拼搏、乐观进取、人与自然和谐等。因此，体育被认为是“一个国家增强国民身体素质、锤炼国民精神品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投入少、见效快、综合效益高的重要手段”[20]。体育精神更是获得了我国著名学者费孝通的赞赏与高度评价，称其“是人类社会赖以健全与发展的基本精神”[8]。显然，全民健身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

过去由于受传统体育观影响，人们对全民健身价值认识肤浅，仅滞留在“健身”工具的层面，而缺乏从文化视角对其价值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认识和把握。但随着社会进步和体育发展，人类社会对体育认识发生了深刻变化，体育丰富的精神文化得到了深度挖掘与充分肯定，成为当今世界体育发展的重要价值追求。如2007年欧盟首次发表《体育白皮书》，就全面阐述欧洲政府的体育观点，认定体育具有“培养积极向上的公民”“促进社会包容、整合与平等”“分享欧洲的价值观”和“支持可持续发展”等价值功能。英国认为“体育是突破社会壁垒的一个最佳方式，须充分发挥其潜力”；澳大利亚强调“体育有助于传播重要的澳大利亚价值：志愿服务、合作、领导力、团队合作、迎接挑战、战胜逆境、追求卓越。体育在构建健康社区中具有基础性作用”；日本在2010年提出《体育立国战略》，其总体目标就是“确立新的体育文化”。将体育文化软实力阐释的最为到位的，是已故南非总统曼德拉，他说“体育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21]我国2011 年实施的《全民健身计划》也给予全民健身价值定位，“全民健身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幸福，是综合国力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国家体育事业十二五规划更是对加强体育文化建设进行专题阐述，“深入挖掘体育的文化内涵，夯实体育发展的社会基础和文化根基，提升中国体育软实力。通过体育促进并建立健康、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塑造积极、健康的社会价值观和大众人生观，充分发挥体育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作用和功能，让体育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播者和创造者，成为时代精神的倡导者和先行者”[22]。全民健身文化倡导的人文价值、科学精神、体育精神具有先进性、科学性、普适性、永恒性，是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可充分发挥全民健身文化价值功能，繁荣中华文化，优化国民精神品质，这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价值。

21世纪是人类追求健康的世纪，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及实现体育强国战略目标的伟大世纪。全民健身事业关乎到人类发展、国家发展、体育发展，是推动人类社会健康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及体育强国目标的必然需要。国家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举全国之力来发展全民健身事业，有力推动全民健身事业的提档升级，促进全民健身事业繁荣发展，使全民健身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功能得以充分释放，在国家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中发挥更积极、更重要作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及体育强国目标的达成做出更大献。全民健身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国家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意义重大而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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