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人际关系论文精编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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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人际关系论文1

关键词：人际关系；主观幸福感；和谐家庭

一、引言

良好的人际交往，是当下社会交际的必修课。人际关系的良性运转，对于个人能力的提升，社会角色的肯定，自我幸福感的提升，都有益处。对于家庭成员而言，良好的人际关系是构建和谐家庭的核心要素。家庭作为最基础性的社会单位。构建和谐家庭，对于提升家庭成员的主观幸福感，构建和谐社会，都是极为重要的。

二、家庭生活中人际关系的构建与主观幸福感的提升

（一）亲子关系是家庭和谐的“剂”

家庭良好人际关系的构建与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涉及众多，如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代际关系。亲子关系是家庭和谐的“剂”，子女在家庭生活中起着调节与的作用。一个家庭有了孩子，无论是对于老人，还是夫妻而言，家庭生活都是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开始。与子女之间友爱与和善的互动是家庭的稳定器，亲子关系最为重要，最能提升主观幸福感的是相互理解。

（二）代际关系是家庭和谐的“风向标”

代际关系作为两代人的关系处理，尤其是与老人的关系处理，是家庭和谐与否的“风向标”。代际关系的复杂无论是思想观念，还是日常行为处事，都能体现出来，尤其是婆媳关系，成为代际矛盾多发易发的重灾区。赡养老人本身是每一个成年子女应尽的责任与义务。但是婆媳之间，无论是家庭角色的特殊性，自我定位的多变性，成为代际交往能否良性运转的风向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恶婆婆”、“毒媳妇儿”成为无法抹去的印记。相互的尊重与理解只是婆媳关系处理的入门课，在生活中总是秉持双重标准甚至是多重标准，进行相互审视，才是问题处理的症结所在。

（三）夫妻关系是家庭和谐的核心“中轴线”

最为核心，最为关键的在于和谐夫妻关系的构建。夫妻作为一个家庭的“中轴线”，处于家庭关系的“十字路口”，夫妻关系的良好运营与构建对于一个家庭而言，显得至关重要。

男权思想在当今社会的演变早已不是具体事件的演绎，而是自我心理的认可和自我认知。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讲师陶涛对北京市家庭做了一项实证研究，主要是夫妻职业相对地位与家庭幸福感的关系。[1]其实影响夫妻关系的因素有很多，年龄、学历、职业、收入、各自家庭背景。在该项实证研究中，以职业和收入为切入点，研究夫妻关系的变量与不变量。研究的职业内容分为三类家庭：男强女弱家庭、男女相当家庭、女强男弱家庭。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职业地位与经济收入呈现女强男弱的家庭，无论是婆媳关系，还是夫妻的主观幸福感，都呈现较低的态势。由此可以看出，尽管女性的地位在提升，男女平等性在慢慢改善，但是回归家庭，面对妻子的社会地位的提升，以及对家庭经济贡献的增加，男性的主观幸福感却呈现降低姿态。因而，男权思想与文化早已不是简单的具体事件的映射，而是已经成为当下中国家庭，男性普遍心理与潜意识的主观映射。

三、良好人际关系视域下和谐家庭的构建

（一）家庭的和谐需要良好人际关系的建构与维持

父母与子女需要在理解的基础上彼此尊重。亲子间的矛盾多是观念上的冲突与理念上的分歧。随着子女的成长与成熟，观念与思想，理念与规划，都会产生激烈的碰撞与反复的摩擦，这就需要真正意义上的理解。

对于婆媳关系，不管是传统文化的遗毒，还是多重标准的束缚与制约。婆媳的天敌意识与观念需要弱化甚至淡化，天敌的色彩与文化熏陶只会使家庭矛盾变得不可调和，作为中间调解的男主人翁，需要自我随机应对，智慧解决，相互疏导，才能使两端的天平趋于平衡。

而夫妻关系是最需要在生活中学习，在生活中应对与解决。面对复杂琐碎平淡的家庭日常生活，夫妻的相处之道只有结合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慢慢摸索，符合个人家庭特色，才能构建自我家庭的和谐。

（二）物质财富的丰盈与精神财富的富足，是家庭和谐的保障

物质财富的满意，对家庭的经济贡献度符合自我角色定位，主观幸福感才会有所提升。随着物质财富的逐步满足，精神世界的填补与丰富显得至关重要。如果只是局限于物质财富的积累，而忽视家庭文化和精神文明的构建，家庭问题和矛盾只会由量变升级为质变。休闲娱乐、文化陶冶、精神世界的富足对于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尤为明显。

（三）和谐家庭评价标准的建构

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助理研究员邝洁在其和谐家庭的研究中，总结了和谐家庭的评价结构，即心态平和度、感觉幸福度和空间自由度。[2]家庭的和谐有多种多样的标准和评价体系，关键是掌握住影响家庭和谐的“度”。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 陶涛，李丁。夫妻职业相对地位与家庭幸福感关系研究[J].人口研究，2015（3）：74-86.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上面就是山草香给大家整理的3篇和谐人际关系论文，希望可以加深您对于写作人际关系论文的相关认知。

和谐人际关系论文2

一、“仁爱”思想──海关人际和谐的文化指引

在海关人际和谐的形成中，文化建设具有其独特的基础性、先导性作用。先进文化的指引，可以为和谐人际关系的形成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支撑和坚实的道德基础。因此，大力弘扬先进文化，充分发挥文化对人际关系形成的引导功能，具有重要作用。

那么，从影响我们的“和谐人际关系理念”的角度来看，什么文化思想才是先进的呢？这必须从作历史的分析。所谓文化的先进与否，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是一个价值评判问题，而不是一个功利效用问题。两千多年来，尽管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文化的歧出与偏离，但最终都必然回归主流价值，回归文化的正统。按照中国文化的评判标准，先进文化必须是把追求“仁义道德”放在第一位的文化，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把善与公正放在第一位的文化。

“仁爱”是儒家人际关系理论的核心。“仁”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人际关系学说中的首要内容。“仁”强调在相互交往中要体现出仁爱之心，并将其视为做人最基本的准则。孔子认为“仁”即“爱人”，孟子讲“仁者爱人”。由此可以看出“仁”的核心是强调人与人之间要有爱心、同情心，要和谐、友爱相处。儒家以“仁”调节人际关系，并使得几千年来中国人的交往几乎都遵循着这一定律。儒家认为仁爱是人固有的道德情感，爱人的根本途径就是推己之仁爱于他人；而要推己首先必须正己，儒家学者所追求的“君子”之方，就成为修身养性的最高境界。仁不是偏爱、滥爱，一团和气，姑息养奸，必须爱人以德，这样“礼”与“义”的内涵就成为规范人们言行的准则。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之上，经几千年的积淀便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稳定而又和谐的人际关系。应当说，儒家文化正是海关人际和谐形成过程中具有指引作用的先进文化之一。

仁是一种内在的道德情感，爱人则是这种情感的外显。通过什么方式、怎样去爱人，就成为仁德的具体行为规范。儒家提出的行为模式就是孔子倡导出的“忠恕”之道。南宋解释说：“尽已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就是说，对人应尽心尽力，奉献自己的全部爱心；同时又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不苛求于人。“忠”是积极一方，即自己所追求的、希望得到的东西，应当使别人也同样得到；“恕”是消极一面，即当你的行为可能给他人带来影响时，必须考虑它的后果是否能为他人接受。在海关的人际关系中，我们看到，是海关事业这一崇高的理想将我们这些原本不相识的个体组合成为有机的整体，善良友爱是我们共同的道德追求，发展提高又是我们向往的共同目标。我们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既恪守道德理念，又实现自身价值呢？说：“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我为人人”的付出会营造出一个“人人为我”和谐氛围，而集体与个人价值追求都会在其中实现最大化。同时，每个人都不希望在集体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即使扪心无愧，也惧“三人成虎”。在不和谐的人际关系中，背后非议是最大的诟病，正如常言所道“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那么又该如何解决呢？孔子有句话是一剂良药：“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当然，儒家思想中也存在诸多消极的东西，但只要我们取其精华，剔其糟粕，批判地继承，那么，这一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就能在当代和谐人际关系的形成中发挥其应有导作用。

二、诚信友爱──海关人际和谐的道德基础

诚信友爱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而且也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和普遍价值。诚信友爱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内在要求。一个社会、一个集体要实现和谐发展，仅靠法律和制度规范是不够的，必须借助道德的力量。诚信友爱就是社会系统和人际关系运行中的纽带和剂，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内耗和摩擦，减少社会生活的风险和代价，使社会的运作成本大大降低，从而实现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使社会、集体充满生机与活力。在海关人际和谐的构建中，如果说海关是一个组织严密、功能齐全的系统，那么，诚信友爱就是这个系统内部各个构件之间的纽带或剂。没有诚信，人际关系紧张，就不会有友爱；没有友爱，就不会有和谐；没有诚信友爱，和谐海关就无从谈起。

海关的人际和谐首先是一种诚信的人际关系，如果没有诚信就没有相互的合作，就没有相互的团结，就不能形成海关人的普遍认同，自然也就没有海关的人际和谐。和谐海关必须有海关人之间的认同与接纳，其深层基础就是相互的信任，人与人之间的不睦说到底就是信任的缺失。在海关的日常工作中，无论是关员之间、各部门之间、海关与管理相对人之间彼此相互联系的纽带就是诚信，无信则不立，失去诚信，个人将被孤立，集体将变瘫痪，整个海关也只能成为死水一潭。只有以诚感人，以信当先，我们的事业才能够充满生机和活力。

海关的人际和谐还应该是一种友爱的人际关系，是全体成员和睦相处的人际关系。以温情取代冷漠，对他人存在的顾及，对人友善都是和谐人际的基本表现。我们提倡为人民服务，倡导宽容、谦让、奉献的公共道德，主动对他人奉献爱心，关心他人的疾苦，在自己行为中表现出爱人、利他、自尊而又尊人的品德，努力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和睦友好和信任的关系。相反，如果我们的人际关系没有平等、诚信、友爱等观念作支撑，我们就会整日纠缠在控制与反控制的争执中，情感上细小的裂痕就会化作一道道难以逾越的心灵鸿沟。

三、和谐的海关人──海关人际和谐的前提要素

海关的和谐总体上应包括三方面的和谐：一是人与制度的和谐；二是人与人的和谐；三是人与自身的和谐。其中人与自身的和谐又是上述两种和谐的基础和前提。因为人与制度的和谐主动性在人这边，所以人自身的和谐是人与制度实现和谐的关键；同样，有了人自身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也就成了必然。所以人自身的和谐，即和谐海关人的培养应成为建设和谐海关的重要环节。

海关人自身的和谐应主要由思想、品质和人格的和谐构成。一是思想和谐。思想和谐的主要表现在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信仰不冲突，信念不动摇，能够认识到客观世界的物质第一性，运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去分析、对待客观事物产生、存在与发展；能够深刻领会“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有可持续发展的观点；能够理解贯彻新时期海关的工作方针，把握好“把关”与“服务”的平衡点。在思维方式上，看问题全面，不偏激，能考虑到各种可能的情况，能理性地处理遇到的问题，做事中允，和为贵，以双赢为目的，而不是采取各种极端的办法，害人又害已。二是品质和谐。品质和谐的核心是能否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与集体的关系。正确的原则应当是均衡，既要维护集体利益，又要顾及他人利益，还要照顾个人利益。因为大家对利益的追求都是平等的，所以，每一个人都应与别人一样平等的看待自己的利益追求。个人利益固然重要，但必须首先考虑集体利益的整体性和全局性，应使自己的利益融入其中，并努力推动集体总体利益水平的提高，同时，还要注意照顾到他人的利益。“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别人得到的并非是自己失去的，应是平等均衡的基本原则。三是人格和谐。所谓人格和谐，就是人自身的灵与肉的和谐，也就是人的肉体追求与精神追求的平衡与协调。一方面，肉体是有限的，但对肉体的欲望却常常呈现出无限的特征；另一方面，精神是无限的，但对精神的追求境界并非总是表现为无限。这种有限与无限的不对称，其结果往往造成一个人人格的分裂和精神的失常。合理的选择应当是：用有限性去追求有限性，用无限性去追求无限性。应当看到，无论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还是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人与自身的和谐，其基本要求都应体现对称原则，即有限的供给必须对应有限的需求，无限的供给应对应无限的追求。对称本身就是一种和谐的表现。在现实生活中，一方面，更多的人享受到越来越丰富的物质产品；另一方面，有许多人的精神却显的越来越空虚与贫乏。即物质的“实”与精神的“虚”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关键是要坚持对称原则。一是应当合理节制人的肉体欲望，应当将肉体欲望限制在有限的界境内；二是应大力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应当用无限的精力去追求无限的精神享受。

四、“和而不同”──海关人际和谐的显著特征

“和而不同”出自《论语》。《论语》中说：“君子和而不同”。“和”指和睦相处、齐心协力做事。“不同”是说不盲从苟同，有自己的见解。合而不同就是既能齐心合力做事，又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

世上万事万物，生生息息，都源自于“不同”。不同才能创造新物，不同事物共存才有新的发展。构成我们周围的世界和所处的社会环境中的一切和谐，都是“不同”的统一体，都是“不同”着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达到统一而出现的状态。没有“不同”的存在，离开“不同”的统一，自然界就不可能发展，人类也不可能进步。同样，单位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个人也丧失了生存的空间。较长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深刻，违背“和而不同”规律的情况时常发生。常常表现为强求一致、一律。讨论问题、研究事项，总希望“意见一致”、“一致通过”，不喜欢有不同意见，不允许有不同声音。事实表明，这种“求同”是唯心的形而上学的，一些领导干部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的现象就是这样出现的。

和谐人际关系论文3

[关键词]仁；社会性总体人；做人之道；成人之路

近些年，由于郭店楚简的出土，对“思孟学派”的研究成为学界的“显学”，孔子的人论也成为学界重新解读的重心。本文欲对孔子的人论一抒浅见，以求能对该领域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作用。

一、孔子“仁”学的两大基石

探讨孔子的人论，其所创立的“仁”学即是我们的理解起点，因孔子的思想学说、人生旨趣、价值追求正是通过他所创立的以“仁”为核心的儒家学说生发开来，从而也开启了后世儒学的致思思路。每个伟大思想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机缘。“仁”学的产生也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笔者认为，可以概述为两点：

(一)从神本走向人本——社会性总体人的发现

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战国时代，在中国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都是空前并影响深远的大变革时代，德国学者卡尔·雅斯贝尔斯在《人的历史》一书中将之称为“轴心时代。从中国文明史的视角来看，是处于“殷商西周：从神本走向人本”的时代之后出现的第一次人的觉醒，确切地说是中国文明史上“总体人”觉醒的时代。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示了“人”作为“类”概念的“个体”与“总体”的双重本质。虽然人的双重本质在任何地域、任何民族、任何时代都同样存在。但是对于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传统的人来说。它的被理解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即人对人的双重本质的认识历程、表现型态又是各不相同的。在中国文明史上，首先被理解和认识到的是人的总体性，孔子发现并揭示了社会性总体人或人的社会性类本质，虽然孔子也很重视个体人的存在，但在他的心目中，所谓“个体人”只不过是人的总体性、类本质的现实的实现形式而已。

首先来看孔子在中国文明史上从神本向人本转变并完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国文化史上，从殷商到西周，从神本向人本的转变是逐步推进的。殷人尚鬼，率民以事鬼神，那是神本时代，其天命观属于绝对化的宗教性神本天命观。到了春秋时代，宗教神本的天命观进一步发生了根本性动摇。此时周室衰微，诸侯争霸，“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先进的政治家如子产等人，提出“疑天重人”的思想。孔子继承、发展了西周以来疑天、知天、人定天命的新思潮，把从殷商到西周日益动摇的宗教性神本天命观改变为自然性人本天命(天道)观。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嘲《礼记，哀公问》也记载：“公曰：‘敢问君子何贵乎天道？’孔子对曰：‘贵其不已，如日月东西，相从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其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此两处之“天”和“天道”都是指超乎人力的自然之天。在《论语》中还有几处谈到“天”，如：“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多数则可以理解为自然和必然。

既然“天”、“天命”是自然和必然，那么人就可以认识它，效法它，故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不怨天，不忧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看来，孔子是通过学习日常生活中的人事来“知天命”的，即由“器”达至“道”。与此相似的是历代相传人上知天命的最有效办法——占卜。但就占卜行为的演变来看，也同样刻划出了从宗教性神本天命观向自然性人本天命观转化的历史轨迹。殷人笃信龟卜，而周人多用占筮。同样是求知天命。从龟卜到占筮，则表现出人的因素不断增长。到了孔子。甚至把求知天命的占卜变成了理论思维的手段方法。1973年马王堆出土帛书《要》载孔子对子贡说：“《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据此，在中国思想史上，我们可以说孔子历史性地完成了从宗教性神本天命观向自然性人本天命观的转变。此理论转变即是孔子人格审美理论的第一块理论基石。

(二)“克己复礼”与“有教无类”——对传统宗法及礼教的继承与超越

第二块理论基石就是孔子从理论上和行动上，对中国古代宗法思想所进行的转换。西周实行的宗法制度是血缘与政治合一的制度。在西周宗法制下，“君统”与“宗统”合一，其政治统治主要通过“尊祖”、“敬宗”来实现。到了春秋时代。由于铁器、牛耕的广泛应用，生产力大大提高。人们积极地开垦荒地。家庭经济的发展，使个体家庭开始从宗族组织中独立出来。在“疑天”思潮的推动下，“祖”的神性被怀疑，宗族意识逐渐淡化，而人们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念之情却日益凸现出来。如此，个体家庭不仅发展成为社会细胞、经济单位，而且也成了人们情感凝聚的中心。全社会的血缘亲情不断强化，而宗族组织无可挽回地走向瓦解。

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孔子高唱“克己复礼”。但孔子是根本否定血缘与政治合一的宗法制度的。故这里的“礼”是指西周的礼乐制度，而不是指西周的血缘与政治合一的宗法制度。《论语·颜渊》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君君臣臣”是超越血缘的纯粹政治关系，“父父子子”则是个体家庭的亲情关系。孔子勾画出的是以个体家庭为基础、以政治关系为主导的社会结构，可以说它是后来的封建宗法制度的理论先导，而“尊祖”、“敬宗”则是敬奉祖宗彝训、团结宗子宗亲、强化宗族规范的血缘宗法统治，是西周的社会形态。二者在中国古代宗法制度发展史上，分别代表着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孔子不是作为西周血缘与政治合一的宗法制度的维护者，而是站在历史潮头，超越血缘宗法，为未来封建宗法制度提出政治总纲和伦理总纲的第一人。

孔子不仅在理论上否定了血缘与政治合一的宗法制度。而且在行动上也对它进行了根本性的破坏。这就是他打破了奴隶主或大领主贵族对教育权的垄断，首开私人讲学之风，实行“有教无类”类，族类，指血统贵贱，为一个超越血统贵贱、全凭个人才艺、具有独立人格的精英阶层——士的崛起开辟了道路。打破贵族对教育权的垄断。实际上就是打破了贵族对参政权的垄断。“学而优则仕”，为平民出身的才智之士创造了现实的可能性。《荀子·大略》：“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谓学问也。和氏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为天子宝。子贡、子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平民青年受教育后，具备了经国理政之才，也被人们称为“士”，标志着他们社会地位的变化。但这里的“士”。不同于在血缘与政治合一的宗法制度中没有独立人格、没有自觉意识、思想智能受血缘宗法的禁锢和压抑的“士”，此“士”是教育垄断被打破后兴起的社会精英，他们已经冲破了血缘宗法的牢笼，具有自觉意识，独立人格。这类新兴的“士”的崛起，在中国社会文化史上，不仅宣告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的诞生，而且标志着这个时代在人的内涵上的历史性拓展。没有这一新的社会阶层的诞生，就不可能有孔子人论所代表的社会性总体人的觉醒。

章太炎在《诸子学略说》中指出：“孔子之教，惟在趋时，其行义从时而变……废禨祥神怪之说而务人事，变寿人世官之学而及平民，此其功琼绝千古。”这就是前文论及的“两大基石”，也就是孔子的人格审美理论赖以立足的两大根基。

二、“仁者。人也”——对孔子人论之把握

孔子的人论。立论于其开创之“仁”学，在中国思想史上，首开社会性总体人意识觉醒的篇章，下面从三方面加以概括。

(一)“仁者。爱人”——孔子人性论的主要内涵

孔子确立的“人”的义界，简单地说就是提出了一个关于普遍人性的理论命题，阐释了一个“人”的哲学的最高范畴。“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子日：惟上知与下愚不移。”这就是孔子在中国文明史上，破天荒地提出的关于社会总体人意义上的、普遍人性的第一命题。这一个完整的命题由两句话共同构成，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说明。朱熹《集注》：“或日：此与上章当合为一，子曰二字，盖衍文也。”在先秦古籍中，“性”作为一个寓指自然人性的理论概念，大概是始于《尚书·召诰》：“节性。惟日其迈，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节性者，《吕氏春秋·重己篇》云：‘节乎性也。’注云：‘节，犹和也。性者，天命五常之性。’”这里的“性”是指自然赋予人的自然禀性。可以理解为人的生命存在的事实本身。所以后人多言“生之为性”。《诗经》中“性”字凡三见，其含意大体上可以解释为“生”。《左传》、《国语》中“性”字多处出现，基本上也是指人得于自然的“天地之性”。孔子在继承前人关于自然人性观的基础上，把它提升为寓指社会性总体人的一个哲学范畴。孤立地来看“性相近也”，其内涵似乎同前人的自然人性说差别不大，接着的“习相远也”，则使“性”的内涵具有了社会性的普遍意义。人之“习”不是自然赋予的，而是后天的社会环境造成的。两者合起来就是指社会中的人性。既具有大体相近的普遍性、统一性，又具有不同社会环境养成(习)的多样性。但孔子接着又补充说，只有“上知”、“下愚”两种人不受环境的影响而改变禀性。对于后面的这句话的解释，历来分歧甚多。清人刘宝楠《论语正义》引清代阮元《论性篇》之说，将“上知”、“下愚”理解为人之天赋禀性的两个极端，社会环境往往对之影响不大，是前人诸说中最贴近孔子本义的。总括起来，孔子提出的社会总体人的人性命题，其内涵可以表述为：人性既有大体相近的普遍性，又有环境养成的多样性，还有个别“上知、下愚不移”的特殊性。而孔子所说的社会总体人的人性的具体内容就是来自其社会哲学基本范畴的“仁”。

关于“仁”，孔子说；“仁者，人也。”郑玄注：“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问之言。”“偶”的意恩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人偶是说以人之道相交接。段玉裁注《说文》“仁”字说：“人耦(偶)，犹言尔我亲密之辞。独则无耦，耦则相亲，故其字从人二。”由此说明，“仁”的基本要求便是相亲相爱，以人之道来对待人。

另外，从《说文》又提出“古文仁，或从尸”及后世对此提法的考证中，尤其是从郭店楚简关于“身”与“心”的文献中，我们可以确认，“仁”的本义是“亲”，只不过这里的“亲”是指一般人，而是指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人。《说文》云：“亲，至也。”段玉裁解释说：“情意恳切到日至。”“亲者，密至也。”“亲母者，情之最至者也。故谓之亲。”从这些递进的训释中，可见“亲”的本义当为密切之至，而在二人关系中最为密切的当属血缘亲情。这样看来，“亲子之情”便是“仁”字最原初的含义。孔子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他的学生有子对此作进一步阐发，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弟”是指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可见“仁”的根本就是血缘亲情。孔子对此原初内涵直接继承并进一步作了情感性地发掘和完善，使之最终成为其“仁”学的根本。

以“孝弟”为“仁”之本，是因为血亲之爱真诚无妄、自然而然，但并不是说仁爱之情仅仅局限于血缘亲情。美国学者休斯顿·史密斯在他的名著《人的宗教》一书中，用一个西方学者的眼光来解读孔子，把“爱人”叫做“移情”，并非常形象地描述了由近及远的爱的等差：“它以同心圆扩充着，由自己开始扩散出去，次第地包括家庭、面对面的社团、国家最后是整个的人类。在把个人移情的关怀中心从自己转移到家庭就超越了自私，从家庭到社群就超越了裙带关系(指血缘宗亲)，从社团转移到国家就克服了地方观念，而转移到整个人类。”“孔子是把自我看成是它的各种社会角色的总和。”㈣因此在孔子那里，以孝悌为本与仁爱精神的普遍性之间是一种源头与源流的关系，因此，对“孝弟”的精神内涵的理解成为了我们理解“仁”的起点，

在《论语》中，对孔子“孝弟”思想的理解。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孔子与他的学生宰我关于“三年之丧”的一段对话：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

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

曰：“安。”

“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敌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在孔子看来，为人子为父母守丧三年，只是对父母哺育和的一点回报。宰我嫌三年之期太久。可见其情未至，故孔子斥其为“不仁也”。孔子认为人内心的真情实感是最重要的，至于丧期是“三年”或“一年”其实并不重要，因为丧期只有对那些有孝心的人来说才有意义，倘若心中无真情而实行“礼”，那“礼”也只是形如虚设，又有何意义呢？

由此可见，孔子以“爱人”来界定人的社会性总体人，不是思辩性的抽象，而是从人的社会性存在的基础——情感出发作出的概括。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孔子的人格审美思想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孔子的做人之道

对于一切个体人而言，要想实现“社会角色的总和”，就要遵循孔子指出的做人之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对“志于道”，朱熹解释为：“志者，心之所之之谓。道，则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则所适者正，而无他歧之惑矣。”《论语》言及“道”者，不下数十处，其含义主要有三种：①真理，如“吾道一以贯之”。②方法，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③“人伦日用”所应遵循的原则，或社会的规范。“志于道”的“道”，即取此义。所以，“志于道”就是主观上积极地认识、把握这些原则或规范，并在行动中真心实意、不折不扣地遵循，这样就不会被迷惑，不会走错路。对“据于德”，朱熹说：“据者，执守之意。德者，得也，得其道于心而不失之谓也。得之于心而守之不失，则终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可见“德”就是把外在的原则或规范主动地化为个人内心的自觉并始终如一地坚持下来。对“依于仁”，朱熹的解释是：“依者，不违之谓。仁，则私欲尽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无终食之违。”虽然他把“依于仁”归结于“存天理。灭人欲”，决非孔子原意，但“心德之全”四字，仍得要领，就是要把“仁”所涵盖的社会性总体人的全部内容作为自己追求、归依的终极目标。至于“游于艺”，则同我们的论题关系最密，而朱熹的解释也十分精彩：“游者。适情之谓。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义理之趣，则应务有余，而心亦无所放矣。”应该说“适情”四字，抓住了中国特点的“审美”观念的意蕴要领。所谓“艺”，在孔子的时代，有“大小六艺”之分，“大六艺”指《诗》、《书》、《札》、《易》、《乐》、《春秋》，即“六经”，而“小六艺”则为礼、乐、射、御、书、数，是当时初等教育的基本内容，也涵盖了当时作为“士”或“君子”所必须具备的全面素质。朱熹认为。“游”于其中，不是为了获得西方所说的“感性愉悦”，而是“博其义理之趣”，即获得精神层面的适情畅意，并借以达到人的生命活动中“应物有余”、“心无所放”的自由境界。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孔子所说的“游”，也就是古代中国特点的审美方式，“游于艺”所涉及的生活内容之广，几乎可以说就是要人们以审美的态度来对待人生。

由此，对于“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朱熹概括为：“此章言人之为学当如是也。盖学莫先于立志，志道。则心存于正而不他：据德，则道得于心而不失；依仁，则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艺，则小物不遗而动息有养。学者于此，有以不失其先后之序、轻重之伦焉，则本末兼该，内外交养，日用之间，无少间隙，而涵泳从容。忽不自知其人于圣贤之域矣。”可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此条重要的做人之道。体现了孔子重视心性修养的端倪。

(三)“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的成人之路

至于孔子设计的成人层次，与他所指示的做人之道既互为表里，又更为精要，其别突出了审美的功能。这就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注：“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礼者，所以立；乐者，所以成性。”朱熹认为，这里讲的是“大学”教育、“终身”教育的问题，按“难易、先后、浅深”分三个层次。

先说“兴于诗”。包咸说：“兴，起也。”有两层意思：一是起点，即把学诗作为起点；二是起发，孔颖达疏引郑司农云：“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朱熹《集注》兼取二义：“《诗》本性情，有邪有正。其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间，抑扬反复，其感人又易人。故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于此而得之。”这就是说。孔子之所以把学诗作为教育的第一层次，是因为诗乃人们以审美的态度把握性情的艺术作品。它能动人情感，让人乐于接受，并在不知不觉中兴起人的好善恶恶之心，把人性发展引入正确的道路。可见，孔子所开创的儒家的“大学”(高等)教育，即使今天看来，也是非常人性化的。

再看成人的第二个层次“立于礼”。“成人”教育不仅从审美教育人手，以感发其乐学之心。而且将“游”贯串于学习的全过程，借“游之于杂艺以发其欢欣之趣……玩乐之心”㈣，乃至本是道德伦理的灌输、行为规范的教习一类严肃枯燥的内容的“立于礼”，也变得可欣可乐了。朱熹解释“立于礼”谓：“礼以恭敬辞逊为本，而有节文度数之详，可以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故学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为事物之所摇夺者，必于此而得之。”所谓“节文度数之详”是指“自洒扫应对，以至冠、昏、丧、祭”的各种制度和行为规范。在孔子的时代。礼与乐相须为用，礼的训练也离不开乐的训练，但《学记》中所强调的“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则远远超出了“正学”的范围之外，讲“退息所学”必须“游之于杂艺以发其欢欣之趣”，可见学“礼”也要辅之以审美教育。

至于第三个层次的“成于乐”，更是以审美教育为主导了。包咸说：“乐者，所以成性。”即“乐教”乃是塑造君子人格、使社会总体人性得以完满实现的最高阶段、最终方式。在中国上古时代。重视“乐教”有着悠久的传统。《尚书·尧典》中就有一段意义重大的文字：“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乐是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最重要的综合性大型文艺样式，是审美化的百科全书。乐教不仅是塑造君子人格的教育方式，而且是贵族子弟学习和乐百姓、沟通神、获得知识和技能的教育方式。《礼记·经解》：“广博、易良乐教也。”孙希旦《集解》；“广博，言其理之无不包；易良，言其情之无不顺。”他的解释是符合上古的历史实际的。所以“成于乐”是孔子综合了丰富的历史经验而得出的教育规律，并把乐教提高升华为完成社会性总体人教育的最高阶段、最终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