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文通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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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第一篇】

1研究背景概述

冲击地压是影响煤矿安全生产的动力灾害之一，源于安全、高效生产的工程需要，冲击地压问题在最近30年被大量研究［12－13］。恰恰是源于实际工程需要的特质，使得冲击地压矿井成为研究人员不能忽视的重点，冲击地压矿井数量也成为研判灾害发展程度、分析矿井空间分布特征的重要指标。从深层次看，数量背后是与具体矿井之间的内在联系，是通过矿压现象研究科学本质的重要一环。矿井数量属于定量化指标，具有极佳的区分度，因此可用于辨别错误信息。笔者2014—2015年对关于冲击地压的中文文献展开调研，从而形成了对中国冲击地压矿井空间分布、矿井数量的全新认识［14］。正因为有亲身研究经历，笔者对这一数字较为敏感。在笔者博士论文2016年下半年上线中国知网后，笔者发现后续的若干篇相关学术论文在这一数字上存在不同类型的错误，以至于欲探寻一下这些错误信息产生的原因。基于笔者已有研究经验，本文中认为正确的冲击地压矿井数量具有以下特征：(1)能够较为明确地列举出相应的矿井名称或详细引证资源的，如文献［13－15］的研究；(2)具有行业权威性，如文献［16］的作者为冲击地压领域的专家群，文献［16］的数字结果与文献［13］相一致，而文献［13－15］的引证数据来自相关行政部门或相关行政部门人员的统计报告。此外，文献［13－15］的数据在时间维度上具有渐进增加的特点，符合近年来我国冲击地压矿井数量逐渐增长的事实。因此，将文献［13－16］的数据定义为正确信息，按发表时间先后顺序，正确冲击地压矿井数量分别为142座(潘俊锋等，2013年)、142座(姜耀东等，2014年，数据截至2011年底)、157座(杜学领，2016年，数据截至2015年底)、177座(齐庆新等，2019年，数据截至2017年)。对于不满足以上条件的，本文认为是错误信息。应该指出，本文所述的正确和错误具有时空相对性，而不是绝对的。冲击地压矿井数量作为可量化对比的着眼点，能够从数量和引证关系维度对这种相对错误进行评价。由于为量化指标，错误信息的确定同样需要审慎、精准操作，而不能采取文本提取的办法。考虑到文献发表具有一定滞后性，本文以中国知网2017—2019年收录期刊文献中主题为“冲击地压”的中文核心期刊学术论文为基础，分别获得2017—2019年初始论文157篇(剔除2篇期刊刊登的博士论文摘要)、112篇(剔除消息等非学术论文、重复文献后)、117篇，并进一步对这386篇论文进行人工筛选。2017—2019年发表的论文中，包含冲击地压矿井数量论述的学术论文分别为12篇(含正确信息1篇)、10篇、10篇(含正确信息1篇)，占当年论文的比重分别为7．64%、8．93%、8．55%，该数量和比例整体较为稳定，一方面说明行业内对此的关注度是较为稳定的，另一方面也说明本文筛选的数据能够用来做典型案例分析。在这32篇学术论文中：符合正确信息、合理引用正确信息的有7项、占比为21．875%;因引用他人信息而造成错误信息二次传播的有5项、占比为15．625%;剩余20篇、占比高达62．5%的学术论文存在不同程度的错误信息。由此可见，错误信息不仅占比较高，而且还容易造成信息二次传播过程以讹传讹，短短3年内因二次传播而造成的错误信息比重就达到15．625%。研究错误信息的类型并探寻解决之法，对于传递相对正确的学术信息是非常有意义的。为了便于后续重点分析，本文将包含错误信息的20篇学术论文按照收稿时间顺序编号，见表1［17－36］。

2错误信息传播的案例分析

2．1错误信息的传播时序及错误类型。如图1所示为相关错误信息的传播时序路径。由表1和图1可知，若以本文的正确信息为参照标准，则调研的20篇学术论文存在不同程度的错误信息，这些错误信息可分为以下几类：(1)可能正确的错误信息。如编号2、7的论文，尽管作者在论文中并没有给出冲击地压矿井的详情，但作者指出其信息渠道来源于课题组调研或不完全统计，而所列举的数量符合我国冲击地压的发展趋势，有可能这些信息是正确的。但因为作者并没有给出详情和直接的引用文献，使其数据的可信度大大降低，且读者无法依据作者的信息进行事实性判断，故而这些信息依然属于可能正确的错误信息，而不应该被认定为正确信息。(2)引用过程中出现的错误信息。如编号3、4、9、14、16、17、19的论文，尽管作者为所列举数据提供了参考文献，但作者的信息与参考文献原文存在较大出入。造成这一类错误的原因可能有：①稿件编辑时输入不慎造成的，如原文的信息为“142”，但编号3的论文却错误地引用为“143”，这有可能是数字输入不慎造成的；②理解性错误，如原文的信息为“142”“147”，但编号16的论文却认为“近200座”，这种数据显然是夸大的，类似的编号12的论文作者认为“近年来，冲击地压灾害呈爆发式增长态势”也是缺乏依据甚至是夸大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作者对数据或信息的理解有误；③经验式错误，编号4、9、14、17、19的论文能够引用相关文献，并言之凿凿地列举冲击地压矿井数量，但回溯其引用的文献，却发现其列举的数据与参考文献存在显著差异，这种数字间的差距极有可能与作者的一些经验有关，如曾经阅读过类似的论文，或近年来参与过相关的学术活动，造成作者在意识层面对这一信息已经形成经验，当撰文时，又未加详细考证，甚至参考文献的引用具有随意性，以至于出现这种先入为主的经验式错误。此外，其中7篇论文(不含数字为“143”的论文)、占32篇论文的比重为21．875%，尽管作者引用了参考文献，但参考文献与正文却无法构成严谨的一一对应关系，以至于参考文献形同虚设。(3)无参考文献式错误。无参考文献的论文数量高达12篇，达到所有错误信息文献总数的60%，充分说明因未参考必要的文献，使得学术论文中存在可能的错误，甚至一些数字的列举有信口开河之感，也大大降低了学术论文的可信度。潜在的，由于这些文献没有相应的参考文献，有可能造成其研究内容被进一步传播而出现二次错误。前述的因引用他人信息而造成错误信息二次传播的有5项，其中就有4项直接引用了这20篇学术论文中的某几项，无参考文献的二次传播在32篇论文中高达12．5%，不仅说明密切相关的研究没有被重视，还说明若无相关参考文献的学术论文中存在错误，错误被二次传播的风险不容小觑，以至于多次传播之后，有可能正确信息会被掩埋在错误信息之中。此外，由图1还可以看出，对于本文所述的正确信息的文献，20篇包含错误信息的学术论文中仅有4篇能够对这些相对正确的文献进行引用，但从引用时间而言，绝大部分投稿在2016年12月以后、发表于2017年之后的论文仍在引用2013、2014年的文献，而并没有对最新的研究成果给予充分重视，这也可能是造成出现错误信息的一个原因，即有可能作者认为出现错误信息的内容与其研究主体并不密切相关，以至于并没有参考相应的密切相关文献。下文将结合文献的特征量，进一步分析产生错误信息的原因。2．2错误信息传播原因的文献特征量统计分析。以表1中的20篇学术论文为基础，对其文献特征量及相关信息进行分析。2．2．1期刊档次对错误信息的影响。对于出现错误信息的原因，一种猜测是期刊档次是否潜在影响错误信息的数量。本文分析的论文均为发表在中文核心期刊的论文，为了进一步区分期刊档次，结合工科行业特色和近期科技部鼓励发表“三类高质量论文”的要求［37］，本文从两个维度来分析：①EI收录期刊和中文核心期刊，其中中文核心期刊不包括被EI收录的中文核心期刊，假设EI收录期刊的档次高于普通中文核心期刊；②卓越期刊和普通期刊，其中卓越期刊为“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入选期刊目录”的期刊［38］，普通期刊为非入选期刊，假设卓越期刊优于普通期刊。表1期刊档次中的“EI”“核心”为维度①的统计简称，“卓越”“普通”为维度②的统计简称。由表1可知，两种假设之下，错误信息出现在不同档次期刊的数量和比例是基本相同的，说明在本文的研究条件下，不同期刊档次对错误信息的产生并无显著性差异。换言之，尽管有些期刊是EI收录期刊或卓越期刊，但这类期刊中出现错误信息的概率并不明显少于其他期刊。对于编辑和审稿人而言，也并没有因为期刊档次的差异而显著降低这类错误信息。由此而论，期刊本身和审稿人在把控错误信息方面，仍有较大的改进余地。2．2．2作者因素对错误信息的影响。第二种猜想是：是否因作者因素而导致出现错误数量不同，主要考察作者层次、作者数量等。调研发现，20篇学术论文中，有3篇发表在《煤矿开采》、1篇发表在《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的论文因原文中并无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的区分、且在原文中未提供有效联系方式，因而无法辨识这4篇论文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的归属问题；剩余16篇论文中，有5篇论文明显区分了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师生互换、校企互换第一或通讯作者的情况均存在，其余11篇论文第一作者与通讯作者保持一致。从第一作者层次而言，博士研究生、博士、副教授、教授的人数分别为3人、5人、6人(含2名高级工程师、1名煤矿总工程师)、6人(含研究员、教授级高工各1人)，可以看出博士及副高级职称以上人员占比高达85%，说明第一作者身份的层次差异并没有显著消除错误信息，反而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即便第一作者具有较高层次，其依然具有一定犯错几率。从通讯作者层次而言，考察16名可明确为通讯作者的情况，博士研究生、博士、副教授、教授人数分别为4人、4人、4人(含煤矿总工程师1人)、4人，可以看出博士及副高级职称以上人群依然占主体，从通讯作者角度辅证了错误信息的产生并不区分学历和层次。从期刊编辑的角度而言，对待所有作者应一视同仁，刻意的抬高副教授、教授、行业大牛，反而有可能会使得一些错误信息被忽视。进一步考察20篇论文的作者人数情况，统计情况详见表1。由表1可知，20篇学术论文中，1篇论文最少作者人数为2人，最多达10人，平均作者人数为5．2人，有85%的单篇论文作者数量不低于4人，一方面，这说明本领域科学研究中的学术合作已经较为广泛；另一方面，也说明极有可能并非所有作者都对论文的内容进行了实质性把关。这一点也可以从编辑实践中得知，一些期刊论文在整个投稿－出版周期内，一般主要和通讯作者联系，至于通讯作者是否如实的把论文分享给其他作者也是未知之数。若作者团队能就1篇论文进行集体讨论，很有可能会提升学术论文的质量。从本文的调研而言，以平均作者人数5．2人、高达85%的论文作者人数不低于4人而论，若进行文献对比，可以发现一些论文中的同一作者在数据上也未保持完全一致，说明并非所有作者都对论文内容进行了审查。要改进这一状况，应从期刊编审流程角度加强管理，从而实现期刊编辑与所有作者的良性互动，并通过完善期刊管理，来提升学术论文的质量，并潜在地提升期刊品质。为进一步对比作者数量的影响，选取《煤炭学报》《煤炭科学技术》《煤矿安全》作为观察对象，三者分别为行业顶级期刊、行业高影响力中文核心期刊、行业一般中文核心期刊，均选取2018年第1期，观察其作者数量方面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统计可知，当期三份期刊发表学术论文量分别为35篇、36篇、63篇，平均作者人数分别为4．68人、3．94人、3．11人，可以看出，随着期刊档次的提升，论文作者数有增多趋势，但即便对于一般的中文核心期刊，其平均作者人数仍达到3．11人，说明多位作者合作的情况是较为普遍的，此时就存在挂名或共同作者审查不严的风险。三份期刊当期作者数量单篇学术论文作者超过7人的情况均属于少数，作者不超过2人的情况也相对属于少数，3～6人的作者群属于较为普遍的情况。相对而言，高影响力的期刊存在着更大人群范围的合作，而影响力相对较低的期刊则更好地展现出了独立研究的特质。表1所有论文的平均作者人数为5．2人，这一数字要高于三份期刊的平均作者人数3．11人，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对于本文所研究的错误信息，尽管这些论文的作者人数要高于行业一般情况，但这些错误依然没有被避免，说明在当前的调研情况下，作者越多，并没有显著降低错误信息。这与事实期待是相矛盾的，如果每个作者都能检视一遍论文，作者数量越多，出现错误信息的概率越低，但本文的调研却未出现这种情况，说明未来有必要从作者层面进一步完善所有作者的知情权和学术自我审查义务。2．2．3研究群体对错误信息的影响。是否因为领域较小，使得这些错误较大概率地出自同一个研究团队？为了验证这一猜想，对上述20篇学术论文的第一单位进行统计。根据统计结果，20篇学术论文共有13家第一单位，因此从第一单位而言聚集性并不明显，但可以注意到的是聚集于大学的数量要明显高于企业，这并不代表大学的犯错概率要高于企业，而是因为大学是的主力机构，出现错误数量就要相对高于企业。进一步对20篇论文的所有单位进行统计。其中，同一作者挂名同一单位的多个二级单位的，以一个单位计算；同一作者挂名不同单位的，以不同单位计算；有母公司和子公司的，以母公司计算；煤科集团的分公司因分布在全国各地，每家单位单独计算。统计结果如图2所示。所有单位合计26家，单位计数总和为48家。与前述统计结果进行联合分析，以第一单位而论，最显著的为辽宁工程技术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紧随其后的是山东科技大学、安徽理工大学、华北科技学院；但以全部单位评价时，则北京科技大学位列榜首，紧随其后的为华北科技学院、煤炭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总体而言，错误信息聚集在某一研究群体的现象并不明显，说明错误信息并不是某一群体的集中产出，而是不同研究团队的随机产出，这种随机性也驳斥了针对某一研究群体的阴谋论，说明在不同的学术团体中，都有一定概率的错误信息；但从个体而言，可以看出个体存在重复致错的可能，如表1中，有2位作者类似的错误信息分别出现2次，对于样本容量仅为20篇学术论文而言，其错误就占到4篇；从相关性而言，一些作者出现在不同论文的不同作者位次，也有可能对错误信息的产生有一定影响。此外，由于无法详细分析不同作者之间的师承关系、科研团队合作情况，对于这些错误信息是否受师承关系、团队合作等因素影响，无法一一核查。2．2．4参考文献对错误信息的影响。由图1及表1可知，关于正确信息的文献并非不存在，而是很多存在错误信息的文献没有参考或者不恰当地参考了相关文献。是否因为研究人员未足够重视不同类型的文献导致这些错误产生？为了评价这些影响，统计了表1中学术论文(按论文编号)不同类型参考文献数量情况，统计结果如图3所示。由图3可知，期刊论文在所有参考文献的类型中居于主导地位，仅引用期刊文献而没有引用其他类型的文献占比高达35%，期刊论文在所有文献类型中的平均使用比例高达90．12%。这说明：第一，期刊论文是目前研究人员参考的重点，期刊论文质量直接影响未来相关研究的准确性。第二，因过度倚重期刊论文，极有可能出现信息盲点，这种信息盲点在一定程度上和研究人员没有将视野投入到更多类型的文献范围有关。同时也说明，如果期刊论文本身未包含全部的重要信息，那么过度依赖期刊论文而导致错误信息的出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必然性，这种信息不对等本可以通过广泛地阅读或针对性地阅读而改进，却因为引文的类型而掣肘。第三，前述分析中曾提及一些学术论文的数据有可能援引自报告、会议等渠道，但从图3的调研结果可知，20篇学术论文的参考文献总数为388篇，而其中出自会议、报告的参考文献合计仅为4篇，出自学位论文的仅为11篇，这既说明除期刊论文外的文献类型未得到相关研究人员的重视，也说明对于关键信息的呈现，一些期刊论文存在参考文献引用不规范的问题，以至于一些言之凿凿的数字，也无法找到相关的论述依据。此外，对参考文献的调研还发现：①所分析的文献均与冲击地压相关，属于行业小领域的研究内容，参考文献表现出行业高影响力期刊高被引的特点，特别是EI收录中文期刊发表的论文广受青睐；②不同学者对文献的选择有一定偏好性，发表在中文期刊的学术论文对于外文期刊、非期刊文献的总体关注度不足；③行业内普通中文核心期刊的受关注程度相对较低，相关学位论文、相关非顶级期刊未得到充分重视［39］，以至于一些学者不能注意到正确信息；④非核心中文期刊受关注度极低，这说明，如果成果发表在层次相对较低的期刊上，在科技信息较为丰富的今天，极有可能成果得不到充分重视。从本文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以中文发表的学术论文仍重点关注行业内中文高影响力期刊，而造成对影响力较低的期刊关注度不够，即便相关的正确信息发表在后者，依然存在一定概率造成研究人员无视这些成果。从科学传播的本质和长期性而言，论文内容、论文质量应该是关注的重点，而不是期刊影响力。科技部对“三类高质量论文”的鼓励，极有可能造成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两极分化，甚至造成低影响力期刊鲜有人问津，由此带来的恶性循环是不利于期刊和科技传播的。在破除“唯论文”不良导向的同时，也应该关照到不同期刊的层次、不同作者的需求、期刊未来的发展方向等方面，应引导期刊和作者都走向高质量的道路，而不是仅仅以有限的平台作为评价核心，期刊质量的全面提升，更能代表整个行业的态度和质量。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参考文献对于1篇学术论文的完整性、精确性具有重要影响。高影响力期刊应该警惕对非高影响力期刊关注不足而导致出现错误信息，同时所有期刊都应适当鼓励多元化的参考文献结构，以此来提升作者视野的广度，并降低可能出现错误信息的概率。从目前的现状而言，对影响力较低期刊的关注度是明显不足的，与鼓励发表“三类高质量论文”相比，提升影响力较低期刊的质量、由数量优势转向质量优势、促进期刊的全面发展和科技信息的广泛被关注，同样重要。

3避免学术论文错误信息传播的对策

3．1改进策略分析。(1)论文作者层面前述研究重点对作者层次、作者数量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实际上作者本身是错误信息的制造源头，从作者层面降低错误信息是从源头上保障学术信息的本体正确性，也可避免错误信息在后续的传播。作者层面可从以下几方面改进：①论文引用的严谨性。如表1所示，20篇学术论文中无引用或错误引用的情况较为普遍，甚至随意更改原文的数据，这是极不严谨的。在引文的使用上，作者既应该据实引用，也应该最大程度上贴近原文主旨引用。尽管有相似度的要求，撰写论文时还是不应该偏离原作者或行业的基本认识，务求学术论文更加客观、可信。②论文表述的严谨性。本文仅仅是围绕冲击地压矿井数量这一错误信息而展开的，但在调研中还发现，作者本身在论文表述中也存在不当之处，这种不恰当的表述可能是由作者本身的不细心、理解偏差或个人习惯造成的，如多篇论文提及类似“冲击地压频次、强度增加”“动力灾害事故频繁发生”“冲击地压矿井数量明显上升”等，实际上很多作者并没有对中国冲击地压矿井总数、冲击地压事故总数、近年来发生冲击地压事故的实际情况、深部开采中冲击地压矿井所占的比例等有详细的调研，但作者认为可能大概是如此，甚至是阅读文献的过程中形成了经验式思维，造成论文表述夸大甚至是错误的，虽然对每一句话都进行仔细论证有矫枉过正之嫌，但作者层面还是有必要尽量客观地呈现词句，以避免出现错误信息。③共同作者审读。由前述分析可知，尽管目前本领域学术合作较为普遍，但一些论文作者并没有尽到审读义务，以至于论文从撰写、投稿到发表，一些共同作者仅有知情权，却没有尽到审读义务，造成一些本可以在多位作者审读的情况下消除的错误而因只有通讯作者把关，而无法通过多人合作而消除错误信息。由于每个人的思维、视野、见解是不同的，尽管多人审读同样无法根治错误信息(因为传播失灵是较为普遍的)，但通过多人审读，可以减少错误信息数量。(2)期刊编辑层面期刊编辑是错误信息传递出去的重要屏障，因为期刊编辑担负着联系作者、审稿人、主编的责任，甚至承担着排版、校对的责任。期刊编辑层面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改进：①较为全面地传递审稿人的意见。笔者近年来投稿到教育类期刊中，发现有些期刊虽然论文进入外审环节，但最终拒稿时一字不提。实际上将审稿人的意见较为全面地反馈给作者，对于翘首以盼的作者改进论文质量是有益的。②做好常识性的审读。期刊编辑作为联系作者的纽带，应该做好论文的常识性审读工作，如笔者调研中发现，多位作者在研究中提出“冲击地压是自然灾害”，这种常识性的问题，期刊编辑在审读中就应该反馈给作者，而不应该默认文责自负就意味着所有责任都是作者的，作者在期刊上，成败荣辱都是休戚相关的，降低作者犯下的错误，也是提升期刊质量的内在要求。③对存疑信息交由作者考证。笔者近年来投稿发现，一些期刊编辑虽然给出了审稿人的意见，但如同传话筒一般，并没有提出自己的意见；但也有一些期刊编辑，如《实验技术与管理》《煤炭经济研究》等的编辑，会就一句话、一个图的细节和作者反复校对。显然，因编辑与作者的良性互动，使得存疑的内容变得更明朗。期刊编辑虽然在专业研究领域可能不及行业专家，但具备发现可疑信息的能力。将这些存疑的信息反馈给作者，并交由作者去校对、考证，尽管期刊编辑并没有直接消除这些可疑信息，但至少通过作者的修改，可以使学术论文更严谨，更加言之成理、持之有故。④增加出版前与作者的校对工作。优质的期刊，往往不辞辛劳与作者多番校对，而一些期刊则根据“编辑部有权修改论文的部分内容”，出于排版、期刊自身要求等对论文进行修改。笔者自身的投稿、发表经历也表明，有些文字性的错误，有可能是编辑在修改过程中造成的，比如中英文翻译，尽管编辑部从语法角度有较高质量的把关，但在专业术语方面，有可能会背离作者初衷。在出版前增加与作者的最后校对工作，是把好出版前的最后一道关。由于出版周期的问题，有可能从投稿到发表期间的一些观点、看法，可以在这一阶段进一步完善。因此，增加出版前与作者的校对工作，对减少学术论文中的错误信息、提升论文质量也是非常重要的。(3)发表后对错误信息的更正约20年前，期刊的数字化、网络化在我国刚刚处于起步阶段［40］。时至今日，数字化文献已在科学研究的文献阅读中举足轻重。依托中国煤炭行业知识服务平台，目前大量煤炭行业期刊论文也实现了OA化。在前述的研究中笔者曾界定本文的正确信息和错误信息是相对的，一些错误信息有可能随着原作者提供更充足的证据，可以被认定为正确信息。借鉴传统纸质期刊出版中勘误的做法，对于已发表学术论文中的错误信息，完全有可能依托在线平台，由作者或编辑部对信息进行二次甚至是多次更正，也可以从中看出研究的脉络、争议、答复等。实际上，目前一些期刊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数字化平台，下一步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些平台，并推进信息时代的期刊工作，可能也是编辑部值得深思的问题。另外，国外诸如ScienceDirect平台在论文出版中已经充分利用数字平台优势开展大图下载、提供相关数据包附件等工作，极大地提高了论文的可读性和全面性，比如因纸质版版面、成本限制导致图片不清晰、黑白图片的问题，依托网络平台就可以看到更高清的彩色图片，兼顾了出版成本和阅读需要。传统的参考文献有可能因版面限制而进行缩减，但依托数字化平台，完全可以将部分参考文献甚至是论文中体量较大的数据、图表以在线开放的形式公开，目前这一工作在国内的期刊还尚未大范围开展，也需要监管部门在政策上予以支持。既然传播失灵是较为普遍的，而学术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学者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允许学者犯错，更应该允许学者更正自己的错误。允许发表后对错误信息进行更正，也体现了科学研究中的包容。毕竟，在知识特别丰富的今天，视野盲区、信息不对等都是有可能出现的，不能因这些问题的存在而断然否定一个学者的所有研究，也不应让科学的公平讨论变成打压异己、谋求利益的工具。发表后对错误信息的更正不仅有必要，而且还应进行常态化建设。(4)推进行业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时至今日，学术共同体已较为普遍，各种行业协会、学会在我国也具备一定基础。但从实效性而言，目前国内行业协会在信息共享方面的建设还并不显著。比如本文研究的冲击地压矿井数量，如果行业协会能每年定期以公报的形式公开发表相关数据，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信息的不一致。目前，国内不乏各种协会、学会，如何更好地激发各个机构的效力，使之切实服务于学术共同体的发展，是未来需要重点思考的。特别是在信息共享方面，诸如本次COVID－19疫情，在学术共同体的信息共享方面就暴露出诸多问题。当然，这其中涉及的版权归属、使用范围等问题，仍有待于各种学术共同体去细化。3．2改进编审流程。基于以上观点，笔者提出一种改进的编审流程，基本框架如图4所示。其改进之处：(1)扩大外审规模。目前国内的期刊以2～3人外审为主，一些期刊甚至在某一学科方向的审稿人还是长期固定的，这不利于学科发展，每年应适当吸纳同领域的同业审稿人，并适当扩大外审规模以规避学术近亲和专业领域彼此间人情式审稿。(2)增加拟录用稿件的修改稿编审和纠错审议环节。其中修改稿编审以编辑部的学科编辑为主，此外单独增加同行的纠错审议，新增的同行以青年学者为主，兼顾青年学者的审稿意愿并为将来纳入外审专家团队奠定基础，此时应明确审稿的目的是在外审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稿件质量，并应注重纠错人员的贡献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可以更清晰不同审稿人的审稿特色，做到人尽其才。(3)改善返回审稿意见环节。一方面，对于初审或外审后退稿的稿件，分别在退稿时返回相应的审稿意见；另一方面，对于有较大录用可能的稿件，对修改稿增加修改稿编审和纠错审议环节，将此一轮的意见集中返给作者，供作者修改。(4)改善所有作者修改稿环节的知情权。修改意见和稿件情况应通知到每一位作者，这有助于作者团队开展集体讨论，发挥群策群力优势。(5)完善出版前的编校环节。此环节可与通讯作者沟通，完成出版前的最后一道把关。上述改进过程，实际上同时增加了编辑部和作者的工作量。但在提升期刊质量的呼唤下，这种增加是有意义的，也改进了以往编辑部做了工作但作者却感觉稿件被拒无收获的现状。对于学术论文中可能存在的错误，也可以通过多视角、多轮审读，来尽可能减少这些错误。3．3其他方面。对我国冲击地压矿井数量方面相对正确信息，补充如下：(1)根据文献［13－14］的研究，并考虑到二者研究中内蒙古的数据并不统一，且截至2017年7月陕西有5座冲击地压矿井［24］，则截至2017年1月，我国历来发生过冲击地压的矿井数量应不低于177处，但具体数字还有待于详细考证。(2)根据文献［13］的研究，截至2019年6月，我国生产矿井中有冲击危险性的矿井数量为121处。另根据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2020年3月的通知，我国高风险冲击地压矿井有123处［41］。换言之，近期我国真正存在冲击地压危险的矿井为123处，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列举累积矿井数据，可能存在夸大或对此认识不清的问题。(3)根据国家能源局的公告，截至2018年12月底，我国证照齐全的生产煤矿合计3373处［42］。仅以该数字而论，123处仅为3373的3．65%，从数量而言冲击地压矿井在我国所有煤矿中的数量尚属于少数；从产能而言，123处冲击地压矿井总产能为3．6691亿吨/年，与2018年底全国35．3亿吨/年的总产能相比占比为10．39%，该比例目前还达不到所谓“大多数”“大部分”的程度。本研究的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正确信息和错误信息的相对性。本文分析的样本中一些论文提出“本课题组调研”或有相关依据，但因35无实证性证据和参考文献支撑，本文认为其为错误信息，这种认定本身存在一定缺陷。(2)本文的统计工作采用人工计数的方式进行，由于统计的数据多而杂，有可能因个人原因出现个别统计数字存在瑕疵，但总体而言结论应该是客观的、可信的。(3)本文聚焦于冲击地压矿井数量这一问题，属于学科范围内的一个小的专业研究领域，因此所分析的样本容量较小，未来仍有必要进一步扩大研究范围，从而可从更广阔的视角探究本文的结论是否具有普适性。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因学术不端问题而被频频提及的相似度问题。实际上，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一些作者为了规避相似度过高的问题，会对参考文献的内容进行部分改写。本文调研的过程也发现这一问题，如某论文引用了表1中编号为［2］的文献，但原文的表达是“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6年，煤矿冲击地压矿井的数量已超过160对。2014年，国家安监总局组织多家单位对我国冲击地压矿井进行了系统调研……”，而这篇文献却将其改写为“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统计，2016年我国现有煤矿中有冲击地压危害的矿井的总数已超过160对”，这种改写相对于原文而言很明显是存在偏差的，甚至可能是错误的。由此，笔者认为近年来的学术论文投稿中对相似度的要求有矫枉过正之感。应该说，1篇论文参考了诸多其他文献，存在部分重复是合理的，完全没有重复，就有可能发生改写错误。笔者认为，对相似度的要求不应该严格要求在10%或15%以内，而应该根据投稿论文的总体质量、相似点的分布来评价1篇论文是否学术不端，编辑在此方面应该有一定的主动权和决定权。将相似度作为第一道看门人，这本身是一种偷懒、避责的做法。这种形式上依靠数字指标来把关的做法，有可能造成对内容的忽视。学术氛围方面，笔者感觉近年来国内学术争鸣的氛围并不热烈、学术批判缺少包容度。不论是已发表的学术论文，还是学术会议，唇枪舌剑的争论少了一些，一团和气的形式似乎多了一些。一定程度上，与学术批判缺少包容度也有关。似乎只要是批评对方就要置人于死地，似乎只要是犯了错就不再是一流学者。如前所述，传播失灵是常态，但如果面对失灵的常态闭口不言、任其大行其道，不仅不利于当代科技发展，也会贻害后人。学术氛围方面，应该多一点包容的氛围，也应该允许学者主动去改进自己犯下的错误，甚至一些细小而微的改进，也体现了学者的负责。前文中提到的发表后对错误信息的更正，就是基于这种思想。多一点包容，再多一点虚心接受批评，再多一点深沉的反思和热烈的讨论，有可能更有利我国科技的发展。

4结论

论文毕业论文【第二篇】

序论也叫前言、引言、导论或绪论，它是论文的开头部分。毕业论文的序论的内容，一般包括选题的背景、缘由、意义和目的，或研究的目的、范围、方法及所取得的成果，也可以对本文的基本观点、本论部分的基本内容作一个扼要的介绍。序论的写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代式。

开头交代论文写作背景、缘由和目的意义。例如，《试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残疾人就业保障》一文的序论：《中国残疾人法》的颁布实施，使残疾人的就业问题从根本上得到了保证。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残疾人的劳动就业保障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影响社会稳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视并妥善解决残疾人就业问题，对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就这方面的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引自学员毕业论文，下同）。

（二）提问式。一开头就提出问题，或在简要交作背景之后随即提出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国有企业人才外流的原因及对策》一文的序论：

当今世界，商品竞争，科技竞争，国力竞争，正在突破地域、意识形态的界限而日趋激烈。而在这股竞争大潮中，人才的竞争则是关键。当人们为改革开放中人才大流动的出现而欢呼时，国有企业却频频告急。人才大多是从国有企业流向非国有企业，使国有企业的不少厂长（经理）深感“留人乏术”。为什么在人才竞争中，国有企业会处于被动地位？怎样才能吸引人才？本文就此作一探讨。

（三）出示观点式。序论开宗明义，将本文的基本观点或主要内容揭示出来。例如，《略论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的序论：

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可靠保证。坚持党对社会主义的领导，是历史作出的结论。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党又必须加强自身建设，进一步改善党的领导。

（四）提示范围式。序论部分提示本文的论述范围。例如，《把农村党支部建设成为带领农民致富奔小康的战斗堡垒》一文的序论：在我国十一亿多人口中，有九亿是农民。没有九亿农民的小康，就谈不上全国的小康。而要让九亿农民都能在本世纪末奔上小康路，农村党支部建设是关键。本文试就在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农村党支部建设问题，谈一些看法。

（五）阐释概念式。序论先释题，阐释题目中和文中出现的基本概念。例如，《国有商业企业潜亏现象初探》的序论：潜亏是企业亏损在报告期已形成，而未在报表上反映的潜伏亏损额。它一般以物亏、价亏、呆帐和坏帐等形式潜伏于企业内部，随时都可转化为明亏。潜亏造成企业虚盈，财政虚收，资产不定，信息失真，掩盖了经营状况的真相，助长了经营的短期行为，危及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潜亏侵蚀了国有资产的完整，将不该分配的收益予以分配，形成国民收入超分配，既危害企业，又贻害国家，必须加以解决。。序论的不同写法使毕业论文呈现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风貌，避免“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的感觉。但无论采用哪种写法，每篇毕业论文的序论，都应当符合以下几点要求：

第一，序论要开门见山，迅速入题。议论性文章通常要求开门见山，一开头就能让读者接触到文章的中心，了解文章的基本内容是什么，而不能“下笔干言，离题万里”，带着读者在文章中心以外尽绕圈子，使读者如堕入五里雾中。

第二，序论要引人入胜，能抓住读者。开头要让读者对文章产生良好的初始印象，发生阅读的兴趣。这就要求序论要有实质性内容和易于吸引读者的词句。

第三，序论要简洁、有力。开头的文字不宜过长，以免显得头重脚轻，结构不匀称。一个繁杂冗长的开头，会使读者产生恶劣印象而不忍卒读。古人说，“起句当如爆竹，骤响易彻。”开头要像放鞭炮，骤然而响，使人为之一震。毕业论文开头的文字尤其要简洁、有力。

文章如何开头，是作者常常要煞费苦心的事情。写好序论，对毕业论文初稿的完整是关键性的一步，切不可草率从事。

二、写好本论

本论是论文的主体部分，是分析问题、论证观点的主要部分，也是最能显示作者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水平的重要部分。1篇论文质量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本论部分写得怎样。

本论部分的要求，一是论证充分，说服力强；二是结构严谨，条理清楚；三是观点和材料相统一。下面分别加以说明。

（一）论证充分，说服力强

本论部分最主要的任务是组织论证，以理服人。作者要千方百计地证明

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可信的。为此，必须围绕论点，运用论据，展开充分的论证。论证就是要用论据来证明论点的正确性或证明敌对论点错误性的过程和方法。从论题的性质来看，论证又可分为立论和驳论两种。

1、立论

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证明它的正确性，从而把论点确立起来的过程就叫立论，也叫做证明；常用的证明方法有：

（1）例证法，这是一种用事实作为论据，举例说明的论证方法，就是常说的“摆事实”。事实胜于雄辩，让事实说话，这是最常用而有效的论证方法。例如：××市热电厂由于规章制度不健全，管理紊乱，引起交接货手续不清，货款支出异常，个别领导与供销人员收受贿赂，致使厂方多付货款万余元，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引自学员毕业论文，下同）

运用例证法进行论证，事例要典型，数据要确凿，叙述的语言要简明扼要。

（2）引证法，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言论，权威人士的观点、理论，或科学上的公理、定律，还有其他格言、谚语、名言、警句等来证明自己观点的论证方法，也称“事理论证”。例如：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基本原理，曾经作过精辟的论述。他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又说：“任何民主，和一般的政治上层建筑一样，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列宁的这些基本观点说明，政治来源于经济，又反作用于经济，既是指导作用，又是服务作用，是指导与服务的统一。采用引证法，所引用的言论要忠实于作者原意，不能断章取义；引语要准确无误，最好注明出处；引语要简洁，避免大段引用、喧宾夺主；对引语要作一些阐发说明，不要引完即简单下结论。

（3）分析法，就是把一个较为复杂庞大的事物或事理，分解切割成若干部分，然后一一加以考察的论证方法。通过对所论事物或事理的分析、透视，发掘出其中蕴含的道理和规律来，从而很好地证明论点。例如，题为《要办好学校必须实行校长负责制》的毕业论文，对学校原来的领导体制“党支部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所存在的弊病作了这样的分析：可以作出多种解释。

（二）把“领导”与“负责”分工，不符合管理原理。

（三）党政不分，以党代政……

（四）在校长上面加了一个管理层次，形成了书记——校长——主任——教职工四个层次。管理层次越多，工作效率越低。

通过这样入情入理的层层分析，旧体制的弊端昭然若揭，也就从反面很好地证明了“要办好学校必须实行校长负责制”的中心论点。

（4）推理论证，推理就是从一个或几个已知的判断推出一个新判断的思维过程。议论文与逻辑推理是分不开的。从文章的整体来看，完整的论证过程也就是归纳、演绎或类比推理的过程；从文章局部来看，在各个论证环节中，也可采用这些推理形式。学员论文运用推理论证的例子随处可见。

立论论证的方法除了以上几种外，还有因果论证、对比论证、比喻论证等，这里不一一介绍。

2、驳论

驳论是通过驳斥敌论点，证明它是错误的、荒谬的，从而证明自己观点正确性的一种论证方法。驳论可分为驳论点、驳论据和驳论证三种。常用的驳论方法有直接反驳、反证法、归谬法等。

（1）直接反驳，就是运用论据或推理，直接证明敌论点是错误的方法。

（2）反证法，为了证明对方的论点是错误的，可以先证明与其相矛盾的另一论点是正确的，这就是所谓反证法。例如：鲁迅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为了驳斥“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这一错误论点，就提出“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这个正面论点，然后运用古往今来的事实，证明这一论点的正确性，从而驳倒了反面论点。

（3）归谬法，先假定对方的论点是对的，然后以它为前提，推导出一个明显荒谬的结论，从而证明对方论点是错误的。例如：如果按那些政治“精英”们所述的理论来分析，只会产生这样一个现实：即凡是走上资本主义私有化道路的国家，全部或至少大部都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得快。但可惜的是，这种现实还不存在，这种材料在现实的世界上还没有。

论证或反驳的方法有很多种，究竟使用哪一种或哪几种，要根据论证的实际需要来确定。一般来说，单纯地只用一种论证方法是很少见的，在多数情况下，需要将几种论证或反驳的方法结合起来，才能取得好的论证效果。

（二）结论严谨，条理清楚

本论的篇幅长，容量大，层次较多，头绪纷繁，如果不按一定的次序来安排文章内容，就会层次不清，结构混乱，大大降低表达的效果。根据层次之间的不同关系，可以把本论部分的结构形式划分为并列式、递进式和混合式等三种类型。

1、并列式结构

又称平列式结构或横式结构。它的特点是，围绕中心论点划分为几个分论点和层次，各个分论点和层次平行排列，分别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论证中心论点，使文章呈现出一种多管齐下、齐头并进的格局。

2、递进式结构

又称推进式结树或纵式结构。它对需要论证的问题，采取一层深于一层的形式安排结构，使层次之间呈现一种层层展开、步步深入的逻辑关系，从而使中心论点得到深刻透彻的论证。

3、混合式结构

也称并列递进式结构或纵横交叉式结构。有些论文的层次关系特别复杂，不能只用一种单一的结构形式，需要把并列式和递进式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混合的结构形式。采用混合式结构，又有两种形式：一是在并列的过程中，在每一个并列的面上，又展开递进（并列中的递进）；一是在递进的过程中，在每一个递进层次上，又展开并列（递进中的并列）。这种方法比前两种更复杂，也更难掌握一些。

为了避免由于内容过多而使条理不清，写作本论时，常在各个层次之前加一些外在的标志，这些外在标志的主要形式有小标题、序码、小标题与序码相结合及空行等几种。

（三）观点和材料相统一

本论部分的内容由观点和材料构成，写好本论的另一个要求是将观点和材料有机地结合起来，以观点统帅材料，以材料证明观点。从总体上说，材料应按照各自所要证明的观点来安排，即把所有的材料分别划归到各个小观点之下，随着观点间逻辑关系及排列顺序的明确，材料自然也各得其位了。但是，在同一内容层次之中的观点与材料应怎样安排，究竞是先出观点还是先列材料，在起草时不能不斟酌一番。为了避免雷同，应该有所变化。一般是先摆观点，后列材料；有时也可以先列材料，再摆观点；还可以边摆观点边列材料，夹叙夹议，由浅入深。总之，要把材料和观点紧紧地糅台在一起，有机地统一起来，为表现文章的中心服务。

三、写好结论

结论是1篇论文的收束部分，是以研究成果和讨论为前提，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和论证所得出的最后结论。毕业论文的结论部分大致包括以下几项内容：

提出论证结果。在这一部分中，作者应对全篇文章所论证的内容作一个归纳，提出自己对问题的总体性看法和意见。例如，《浅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乡镇领导方法》一文的结论：

总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在这个新的体制转换阶段，乡镇领导干部作为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带头人，在思想认识、领导方法等方面都必须来一个很大的转变，才能适应迅速变化的新形势，进一步推动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指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在论文结论部分，作者常常不仅概括自己的研究成果，而且还指出课题研究中所存在的不足，为他人继续研究指明方向、提供线索。例如，《地方行政机关后勤工作改革之路》一文的结论部分：总之，机关后勤管理体制和管理制度改革的任务是艰巨的，在当前，我们仍处在上述较容易见到成效的某些方面进行探索的阶段，我们要力争有一、二个突破口，在取得成果之后，不断把后勤改革引向深入，达到服务社会化的最终目的。

谢辞。在结论部分的最后，也可以写上几句话，向在本篇文章的撰写过程中，曾给予自己帮助的人表示谢意。谢辞要写得感情诚恳，言语得体，不要过多的溢美之辞。例如：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承我的指导导师××先生的悉心指教，并得到其他几位老师的关心和帮助，在此一并谨致谢忱。

古人说：“结句当如撞钟，清音有余。”结论在1篇论文中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写好结论，应该注意两点；第一，要使结论部分真正起到收束全文的作用，一般不要提出新的观点或材料；第二，结论的语言要简洁有力，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学术论文【第三篇】

很难想象，一个思维不清晰的作者会写出条理清晰、脉络分明的论文来。因此，重要的问题在于通过写作实践训练思维能力，思维能力提高了，构思论文的能力将随之提高。

在正式撰写学术论文之前，先拟制定作提纲，可以极大地帮助作者锻炼思想，提高构思能力，这一办法是被长期实践证明了是有效的办法之一。据资料报导，世界上先拟制定作提纲，然后按提纲进行写作的科技人员，约占总数的95%。

写作提纲的作用，具体说，有以下几点：

1．写作提纲，类似一张建设蓝图，可以帮助作者自己勾划出全篇论文的框架或轮廓，体现自己经过对材料的消化与进行逻辑思维后形成的初步设想，可计划先写什么、后写什么，前后如何表述一致，重点又放在哪里，哪里需要进行一些注释或解说。按此计划写作，可使论文层次清晰，前后照应，内容连贯，表达严密。

2．拟制写作提纲，只需要运用一些简单的句子甚至是词与词组加以提示，把材料单元与相应的论点有机组织编成顺序号，工作量并不大，也容易办到。当提纲写成后，再从总体上来。这很象是转动万花筒，只要稍稍转动一个角度，便会出现新的图案。提纲的调整也是如此。应该说，高速提纲要比无提纲写好人文后再调整要轻松得多。

提纲中用以提示写作的句子，有时即可用来做论文段落的标题。由此可见，通过写作提纲的拟制，可以确定论文的结构，使论文全篇形成一个统一完整的理论体系。

3．提纲的拟制，有昨于繁忙的作者与进行合作撰写的多作者。前者，由于工作忙，时而中断写作过程，可藉提纲提示，帮助你在重新写作时立即恢复原来的思路；后者，可帮助合作撰稿人按照提纲进行分工与协调，避免由于各写各引起的重复与疏漏。

[示例]

论文：地基刚度对拱坝坝体应力的影响（研究对象：二滩拱坝地基）

一、引言

1．介绍拱坝地理位置与形貌

2．介绍坝址地质地貌

3．提示坝基存在的局部缺陷(1坝基刚度左右岸不对称；2右岸坝基中部存在玄武岩软弱带；)

引出四种不同的均质变模地基，分别计算坝体应力的问题。

二、地基刚度对梁、拱分荷的影响

就三种地基情况对梁、拱分载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均匀地基λ值的影响

1．给出λ的表示式。

2．绘制“不同变模均匀地基对梁、拱分荷的影响”曲线图。

3．提供“‘86型''''拱坝主要几何参数表”。

论点：λ变化对拱端分荷的影响远小于拱冠部位。

（二）两岸不对称地基刚度的影响

1．绘制“左右两岸不对称的地基刚度对梁、拱分荷的影响”曲线图（对或、右端与拱冠分别绘制三张）。

2．分析图示结果。

（三）局部低变模的影响

1．分别就左、右端及拱冠绘制三张曲线图。

2．分析图示结果。

对以上三部分进行归纳说明[针对（一）、（二）、（三）一一对应说明影响程度]。

三、地基刚度对坝体复位的影响

1．均匀地基（图）。

2．两岸不对称地基（图、表）。

3．局部地基刚度降低的影响（图）。

四、地基刚度对坝体应力的影响

1．均匀地基情况下，λ值的变化对坝本应力的影响（图、表）。

2．两岸不对称（图）。

3．地基局部变模降低的影响（图）。

五、结论（总归纳）

1．针对λ值变化的影响的分析，指出在拱坝设计时需在底部考虑一定的倒悬度，以借助坝本的自重来减小底部由水压造成的应力。

2．针对刚度，指出用结构上的不对称补偿地基刚度的不对称。

3．虽存在有岩石软弱带，但只局限在边界附近，并不改变整个拱坝的应力分布。

重点说明地基变模对坝体应力的影响显著，其取值须引起重视。

(二)论证要严密

论证是用论据证明论点的方法和过程。论证要严密、富有逻辑性，这样才能使文章具有说服力。从文章全局来说，作者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要符合客观事物的规律，符合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程序，使人们的逻辑程序和认识程序统一起来，全篇形成一个逻辑整体。从局部来说，对于某一问题的分析，某一现象的解释，要体现出较为完整的概念、判断、推理的过程。

论文论文【第四篇】

古文论研究的目的：用与不用之用

古文论的研究目的，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这个学科创立之初，研究目的似较单一，那就是作为史的研究的一部分，能够帮助更好地了解文学史。后来逐渐地转向了为建立新的文学理论而研究⑧。这种转变有它的大的文化背景。50年代提倡“古为今用”以来，一切涉及“古”的研究对象，目的都是“今用”。因为研究的前提是为了今用，凡能说明今之合理的、于今有益的，就是‘精华”颀之，就是糟粕。干是哲学史的研究以唯心、唯物分界，以唯心、唯物定是非。对于一些思想家究竟属于唯心还是唯物争论不休，而不问其思想的原有特色如何。文学史的研究以阶级性、人民性、真实性分界，于是有诸如山水诗有元阶级性之类的令人啼笑皆非的讨论。这些在当时是很“有用”的，是为现实服务的。现在回过头来看，又有多少用处呢？反思这段历史，我们应该从中有所领悟了吧。急功近利，对于文化遗产的研究来说，孰得孰失，值得思考。

古文论的研究为今所用，非始于今天。1957年就有研究者在《新建设》上提出这个问题；1961年《文艺报》在五、七两期里开展专题讨论，宗白华、俞平伯、孟超、唐张、王朝闻、王瑶等著名学者都就此发表意见。1982年《文史哲》为此专门召开座谈会。1983年贺敬之、徐中玉诸位先生又发表文章，就此提出建议⑨。这些讨论，出发点都是很好的，都是为了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以祈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这一问题提出至今，四十余年过去了，一直未能很好解决，现在又提了出来。这次是从“失语症”说起，并且提出了达到重建的途径：“话语转换”。这一次会有什么结果，目前还不清楚。四十年来反复提出同一个问题，指导思想其实都一样，都是“古为今用”。“古为今用”可以说是我们几代人在对待古文论上的思维定势。至于如何理解“古为今用”，是急用先学，还是把对于古文论的研究看作整个文化遗产研究继承的一部分，在深人研究的基础上，让其自然地、不知不觉地融人当前的文化建设中，似乎就有不同的看法。我以为，研究古代文学、古代文论，以一颗平常心，意在求真，其实是学术研究的一种正常现象，在其他国家似乎并不成其为问题。而在我们这里却需要反反复复讨论如何“古为今用”！这实在是一种很特异的现象。

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求真。我在1989、1991年先后两次提到古文论的研究不一定要急于为今所用。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目的应该是多元的，它可以有助于当前建立有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也可以在无形中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质；可以有助于其他学科如文学史、思潮史、艺术史、社会史、士人心态史的研究。它可以有益于今天，也可以有益于将来。从文化承传的角度说，弄清古文论的本来面目，也可以说是研究目的。我们不能把古文论的研究目的理解得过于狭窄，就像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理论研究虽不能直接为生产所用而对于未来生产的发展却至关重要一样，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也往往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⑩。后来有一些学者对此提出异议，我却至今坚持这一认识。文化建设是多层次的，每个层次之问都存在着无形的微妙的关系。对于传统的深入认识本身，也就帮助我们提高文化素养，帮助我们认识今天的许多事物，帮助我们对传统中优秀部分的选择与吸收。求真的研究，看似于当前未有直接的用处，其实却是今天的文化建设非有不可的方面。我们的文学创作。书法、绘画创作，无不与文化素养的深厚与否有关。近年来两岸三地都在讨论国画要不要革新的问题，意见分歧颇大。其实革新是必然的，时展了，审美趣味变了，我们总不能固守原来的审美标准，千年同一模式。当代有成就的国画家，元不是革新者。徐悲鸿、傅抱石、李可染、林风眠、吴冠中都是例子。李可染那样表现光和影，吴冠中那样运用线和点，无疑都是对传统国画的革新，但我们仍然在他们的画中看到非常中国式的东西。在李可染的画中是静褴的诗情，有古代诗歌境界的影子；在吴冠中的画中我们感受到旋律和节奏的美。他们的画中都有着浓烈的情思氛围，有生命的律动。我想除了他们的高度的艺术素养之外，就是因为他们都有深厚的文化素养。这深厚的文化素养，正是他们绘画的根基。而我们看另外一些画家的作品，他们也着意革新，但我们看到的只是形式上的新变，只有图形而找不到情思韵味的美，找不到丰厚的民族文化内涵，显得单薄、乏味。我曾见过一位有点小名气的中年画家画的一幅人物画。他画的是嵇康，满身鬼气。原来他对嵇康并无些微的研究，只据《语林》所记稚康弹琴遇鬼的故事加以生发。小说家言本不足为凭，却据以把一位历史上有名的敢于非汤武而薄周孔、任个性而轻利禄、风神潇洒的人物，丑化得不像样子。由于缺乏必要的传统文化的素养，纵有笔墨又如何！近年的书法也有类似的情形，行笔与结体是刻意求变了，也挺好看，但就是没有韵味。我非常同意杨守敬关于书法七分天资三分苦功的说法，不过天资之外应该还有文化素养。气质和素养是艺术的生命。我们看王秦之的《哀祸帖》、王献之的《鸭头丸帖》，那一种潇洒飘逸、神采飞扬，完全在不经意中表现出来，那就是气质与素养。当代的林散之亦如此。现在的一些书画家，缺乏的不是没有自己的艺术语言，而是缺乏深厚的文化素养。从这里我想到文学理论的对话问题，关键恐怕也不是有没有自己的话语，而是学术层次问题。钱钟书先生不存在“失语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一点其实用不着忌讳，对于我们来说，是很正常的。我们的文艺理论界五十年来经过多次的波折，先是闭目塞听，唯尊苏联一家；近二十年来又饥不择食，有的研究者慌慌张张、似懂非懂地塞进许多西方的各式各样的理论。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先，缺乏消化能力在后，来不及充实自己，处于这样一个转型期，社会文化积累也还不够，要建立自己的理论与国际文学理论界对话，又谈何容易！

以一颗平常心对待古文论研究，求识历史之真，以祈更好地了解传统，更正确地吸收传统的精华。通过对于古文论的研究，增加我们的知识面，提高我们传统文化的素养；而不汲汲于“用”。具备深厚的传统文化的根基，才有条件去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这或者才是不用之用，是更为有益的。

范畴转换可能遇到的困难

退一步说，我们的文学理论界今天确实感到在国际交流中无话可说，需要“急用先学”，需要从古文论中获得自己的话语。那么，面前遇到的还有一个可能性的问题。这个可能性的问题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范畴自身的性质是否为我们提供转换的可能性；一是我们现在对范畴研究的水平是否已经达到了应用的层次。

先说第一点。许多的论者都提到古文论的最为主要的特色是它的范畴。因此提到范畴的“话语转换”问题。范畴能否转换，我同意陈洪先生的意见，转换是非常困难的。这困难陈先生认为在于：文论家使用某一概念时内涵并不统一；同一概念，古今含义不同；概念的象喻性特点使得它的义界无法界定11。我这里想就古文论的范畴和命题能否通过“话语转换”为今所用的问题，再作一点发挥。古文论中的每一个范畴和命题，都有其产生的文学创作思潮的背景。我们现在研究古代文学，常常运用古文论中的一些术语和范畴，这是因为，那些术语和范畴适合于说明古代文学的某些特点。即使如此，要作更深入、更科学的研究，仅仅运用那些术语和范畴也还不够，需要有新的观念、新的用语。如果把古文沦的术语和范畴转换为今日之话语，把它当作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用以说明今日远为复杂的文学现象，恐怕难度就会更大。文学是一种历史现象，文论也是一种历史现象，古今时异、事异，要用同一个标准即使是经过改造的标准）来要求，是很难的，也是不合理的。不仅如有人已指出的那样，语境的丧失使得古文论无法用以评论今日之文学，其实在古代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在一个文学思潮上产生的理论范畴，用以评论另一个文学思潮的文学，也常常存在不贴切的现象。用风骨来论定公安派的是非，用神韵来批评龚自珍的诗，不仅说不清，也不合理。其他许多范畴也有类似的情形。相当多的一部分范畴，代表着一种特定的美学要求，是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不具备普遍的意义。即使一些属于艺术方法的范畴，也并非全都具有普遍性，我们不妨从最早的诗论范畴说起。赋、比、兴是在诗、乐、舞合一的条件下产生的，它的含义是什么，至今也还在争论。不过最初的意思，似与乐教有关12。汉人加以改造，给出新的解说，才被用于脱离乐舞之后的诗歌创作和诗歌批评。但是这改造过的赋、比、兴，也还只是适用于诗歌发展的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当意境创造成了诗歌创作的主要追求时，赋、比作为写作方法，就不大适用了。同样，用来评论发展了的诗歌现象，也不易做到贴切。比如，王维、孟浩然的一些诗，兴象玲珑，无迹可寻，很难分出哪是赋、哪是比、哪是兴。若用赋、比、兴去解读，就会解得大煞风景。李商隐的一些诗，你就很难从中看到赋。比、兴的影子。一些固守古训的陋儒不知这种新变，还用赋、比、兴去解读，结果就闹出许多笑话。这是可举出不少例子来的。例如，《昨夜》伤时光之流逝，叹生命之日渐衰老。有的学者认为，若与《夜冷》、《西亭》并读，有“伊人云逝”的伤逝之情13。这是对的。而清人冯浩解此，则谓：“‘流尘’比流言，玩下二句，必慨谗人间之于座主西川者。”141篇个人的伤怀之作，就这样成了政治遭遇的比附。义山的一些著名的元题诗，抒写恋情，而清代的一些学者，爱用比、兴的评诗模式去作僵化的解读，香草美人，处处附会义山与令狐绚的关系，爱情诗也就成了政治诗。诗歌的表现方法丰富了、发展了，评诗的人却仍然停留在老观念上。义山大量使用象征、暗示、意象的非逻辑组合的方法15，这是他之前的诗歇中少有的（阮籍《咏怀》与之有某些相似处，但阮以恩，李以情，意象组合的方式也不同），仍用传统的批评术语、范畴去范围他的诗，当然也是可以的，不过总给人以怪异之感。而这一点、正是中国古代文论长期发展缓慢的一个原因，古文论研究者至今对此仍未给予必要的注意。一个范畴，反复使用，说它具有相对稳定性吧，又不尽然。相对稳定，必须是范畴具有普遍适应的功能，与不同的被批评对象之间相契合。而在许多情况下不是这样，文学创作实际变化了，而文评家的评论观念却是陈旧的。就说这个“比”吧，原是诗歌发展早期的一种非常简单的表现手法（以彼物比此物，喻类之言），应该是原于民歌的一种创造，并无万能之蕴含。由六诗而六义，文评家们都把它当作圣人之遗教16，遂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违抗，从而用于一切诗评，虽不契合也不自知。当然在一定的范围内，有的范畴加以申说还是可以用的，如兴。叶嘉莹先生把它作为‘头发感动”来理解，用以分析古诗，不知是否也可用于分析一切现代诗。至于后来出现的一些诗歌批评、诗歌理论范畴，特定的适应性就更强些。往往一个文学思潮过去之后，相应的术语和范畴也就渐归于冷落。其中的一些可能后来还被应用，但含义已发生变化。大致说来，属于某一思潮代表的美学范畴，更具特指的性质；属于艺术表现方法的范畴，较具普遍性。但即使如此，它也往往只适用于文学发展的一定阶段。

一定的范畴与产生它的文学思潮密切相关，并不适于文学发展的一切阶段。那么能否通过“话语转换”为今所用呢？从目前所见，通过“话语转换”为今所用不外是这样几种方法：一、改变语境，把古文论的范畴直接拿来，纳入新的理论框架里，与从西方学来的话语并存，所谓“杂语共生”。已经提到的范畴如言、象、意、道、虚、实、气、神、韵等（这些能否都称为范畴，似尚可研究）。二、用现代话语对古文论范畴加以阐释而后运用。三、改造原有范畴的内涵，而后运用。四、误读、别解，也就是“六经注我”的方法。把固有的范畴作新的解释，变成一个既有原含义，又有新含义的范畴。细细思之，这几种转换方法似都存在不易克服的困难。第一种方法，如果把原有的一些范畴纳人新的文学理论阐述过程中，它必须是与所要言说的理论一致，这是最起码的要求。范畴是理论体系的构成部分，是理论展开的必备部件。如果有一个新的理论体系，那么它必定与所使用的范畴契合无间，这就要求范畴的内涵与外延具有一定的明晰性。可是我们古文论的一些范畴，并不是这样。即以上面提到的那些“范畴”为例，道，是什么“道”呢？有原道的道，有明道的道。如纪昀所说：“文以载道，明其当然；文原于道，明其本然。”17我们是用原道的道呢，还是用载道、明道的道呢？即使用明道、载道的道，那么道的内涵也还有所区别，是哪一家的道。是唐宋人说的儒家之道，还是把那个内涵抽掉，先把它变成完全抽象的东西（就是韩愈所说的“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的那个虚位的“道”18），然后加进我们今天的思想（或如二十年前说的为政治服务）。如果是按我们今天的要求，载的、明的道是今天政治、思想内容，那又有一系列的问题必须解决，如文学的特质、功能、社会角色，不同文体的不同要求等等。道是这样，言和意，虚和实呢？当言与意、虚与实独立言说的时候，似乎并不能构成古文论的独立的范畴，只有当言和意构成言意关系时，它才成为古文论的一个命题。虚实问题也一样。在这些范畴的意蕴尚未弄清之前，即使选择一部分，杂语共生，不要求清一式的民族化，恐怕也不好办。第二种办法较为简单，如果风骨不叫风骨，神韵不叫神韵，而改以现代话语表述，那么原有范畴即已消失，不存在利用的问题。用第三种方法，范畴经过改造。我现在还想不出在多大程度上如何改造，是完全赋予现代含义，还是给进一点新的东西？因此不好妄下断语。不过，我想，如果完全赋予新的含义，那范畴性质己改变，那就近似于第二种；如果赋予部分新的含义，那就与第四种方法相同。第四种方法“六经注我”，这是我国思想家惯用的方法。就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来说，先例多多。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必须考虑文学发展不同阶段的性质。也就是说，范畴含义的基本方面与文学创作的实际应大致相对应。如前所述，我国的古文论范畴有的在文学创作发展之后评论古代文学也存在不尽适用的现象，用来评论今天的文学，要它适用当更为困难。我们今天的文学理论建构，虽也要用于研究和评论古代文学，但主要的还是用于批评或者引导今天的文学创作，这应该是着眼点。今天的文学创作形态已大异于古代文学，给古文论范畴以新解恐怕就会遇到许多限制，可选择的对象，数量不会太多。又由于我国古文论大量的是诗文理论，这些诗文理论范畴许多并不适于用来评论或要求其他文体。最具普遍适应性的一些范畴和命题，如意象、意境、形神关系等，数量有限。这些有限的数量，能否构成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体系，就不好说了。

再退一步说，假若我们能找到一种方法来改造古文论的原有范畴，为今所用，我们目前也还有不少的工作要做，需要假之以时日。关于需要假之以时日，还有更为重要的另外的原因，我们后面将要谈到，这里只就古文论研究本身说。我们目前古文论研究所达到的水平和我们的文艺理论工作者对我国古文论的了解程度，限制了我们对古文论的利用。急用先学不是一个有效的可以采用的办法，必须全面的深人的理解才能自如地应用它。所谓自如地应用它，是说能用现代的观念正确解读它，透彻了解其含义，了解其精华之所在；有所会意，有所选择，给以新解而洞悉本源，虽六经注我而在精神上不离六经。前辈许多大师给古文论以新解，大都如此。蔡钟翔先生提到的王夫之、黄宗羲对兴、观、群、怨的解释，王国维对意境的解释莫不如是19。我们近二十年来在古文论研究上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这进展，也只是我们把古文论研究的一些重要命题展开了，在一些点上深入了。至于这些命题是否已经都得到满意的解决，回答恐怕否定的居多。即以曹顺庆先生提到的问题为例，也可说明这一点。曹先生说，古文论研究界一直对于“气”的解释莫衷一是，原因是不从根本上即从中国文化的特点上去理解。他说：

其实，“气”是中国人对天地万物本源及其根本活力的一种认识。它既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但却可以具体地表现为一定的精神或物质之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认为，是气构成和推动了世界的运行和形成了人和自然生命发育生长。由于气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和具体形态，可以表现为自然、杜会的各种人、物、事，所以中国文化也有相应的气的地理学、气的政治学、气的军事学、气的医学、气的文学艺术，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文化也可以说是一种－气的文化”，因为气是中国人世界观中的一个核心范畴，代表了中国传统看待世界的基本方式。在这个“气的文化”中，我们再来看“文气说”的有关概念，就比较好理解了。人是气的精华，即所谓气之精所产生的，如果人体内的精气充溢，那么人的思维、智慧必然就旺盛、活跃。所以，其表现干一定的文学艺术形式也就必然有力。个人所秉赋的天地精气越充盈，他在言语中把气表现得越充分，他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也就越有其艺术的感染力。这样我们就明白了，所谓才气、文气、气格和作品的气韵的确是本为一体，同出一源，一点也不神秘，而且只有在“气文化”的背景上，而不是在西方逻各斯私心主义的背景上，传统的“文以气为主”这一命题才能显示它丰富的理论内容。20

我引了这么一大段文字，是因为这段文字涉及古文论中的一个重大问题，而曹先生的论述中又让人感到这个问题他已经给解决了。而且这种解决还连带涉及到古文论范畴研究的一些基本原则，有必要加以讨论。曹先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文学艺术中的气是艺术的感染力，而这种感染力的有无，取决于作者体内是否精气充溢。而这样解读，是只有在“气文化”的背景上才能做到的。曹先生把对于文气的解读与哲学思想联系起来，是非常正确的。至于是否有气的地理学、气的政治学、气的军事学，我不了解，无法肯否，留待地理学家、政治学家和军事学家去回答。气在我国古代的思想中，的确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能否把我国的文化称为“气文化”，我觉得似乎还需要研究。记得十年前，是什么都叫做“文化”的，有龙文化、麒麟文化、牡丹文化、竹文化、茶文化等等，不下几十种，而且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地闹了好一阵的。文化包含的内容极为广泛，用张岱年先生的说法，“包括哲学、宗教、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教育、风俗等，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面内容的统一的体系。”21从广义说，它其实包括人类创造的一切精神、制度和物质形态（如文物）。即使从狭义说，“气”也只是哲学思想的一部分，并非我国哲学思想的全部。即使只就“气”这一范畴而言，也有不同的理解，儒、道、释各家对气的解释也不同。这不同的哲学基础影响到文学观念上来，对于文论中的气的理解当然也就不同。曹先生对“气”的解释，显然是从道家说的，因为他讲的是个人所秉赋的天地精气。那么文论中儒家一派的气说呢？梁肃、柳冕、韩愈的气论，包含有道德修养、道德力量的影响在内，与曹丕等人的气论就有明显的差别。我们要不要承认这种差别呢？这就说明我们在对古文论范畴的清理过程中，用一种简单的方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要对范畴迸行“话语转换”，就比如说气吧，选取哪一个含义，不弄清楚是不行的。因为选取对象的不同，有可能牵连到我们对于文学的特质、文学的杜会功能的理解角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以为只有对古文论范畴含义的了解达到相当的清晰之后，才有可能比较正确地利用它。而这一点，又实在很不容易。曹顺庆先生也注意到这一点，他说：“长期的文化失语症，导致了人们对中国古代文论解读能力的低下，……甚至一些古代文学和古代文论研究专家，也不可恩议地出现解读的困难，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这种解读能力的低下，并非意味着古代文学与文论专家水平不高，而是所操文论话语的不同听致。”22把解读的困难全归之于失语症，有些不公，影响解读的因素似更为复杂。即以曹先生所举《文心雕龙•议对》和同书《夸饰》篇中“风格”一词为例，曹先生批评祖、舒直两先生错把此两处‘讽格’当作西方文论的“风格”，他认为还是杨明照先生说得对，《夸饰》的“风格训世”，“格”应作“俗”，“风俗训世”，就是“讽俗训世”。这问题说来话长！祖、舒直先生的解读当然是错的。但杨先生考定“格”为“俗”，就对了吗？1941年徐复先生在《文心雕龙正字》中就从顾千里校本提出“格”应作“俗”的看法23，杨先生同意了这一看法。其实，这一看法未必对。《夸饰》篇论写法，非论内容，前后文义，皆依此立论。‘“虽《诗风书》雅言，风格训世”，意谓《诗》《书》雅正之言，其风范可为世之法式，亦《定势》所说“模经为式”之意。训“格”为“俗”，义不可通24。目前存世《文心雕龙》有《夸饰》篇的最早本子元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刊本正作“凤格训世”而非“风俗训世”（前于此的敦煌遗书唐写本《文心雕龙》元《夸饰》篇）。杨先生是《文心雕龙》研究的权威，穷毕生之精力，用于《文心》研究，尚且如此，何况我辈！由此可见，罪过不在“失语”、解读能力的低下，当另有原因。古文论本身的特点造成解读的困难，为原因之一，已如前论。是否具备理论思维能力，恐怕也是一个原因。1991年我在《中国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中说：“古代文学理论本身是一种理论形态，对它的研究当然不能停留在史料的清理上，对它作理论的阐释与评估，应该是这一学科研究的最终目的。”当时是有感而发的，不过并未言明。训估家注释理论著作，往往会遇到麻烦。大师如俞樾，亦在所难免25。要对古文论的范畴作确切的解读，必须借助于现代科学训练起来的严密的理论思维能力，不仅仅是运用现代的文学理论观念。观念的更新不等于说用现代文学理论观念去解读古文论，因为现代文学理论观念与古文论范畴不一定都能对应。而是说用严密的理论思维能力，去辨析、判断，用现代的明晰的逻辑和语言，去说明古文论的含义和实质所在。事实上有的学者在这些方面已有出色的收获，如钱钟书、王元化诸位先生。蔡钟翔先生主编的《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丛书》中，就有好几本相当精彩，如蔡先生的论自然，涂光社先生的论势等等；近来又有詹福瑞先生的《中古文学理论范畴》，其中对一些范畴和命题的阐释也是相当用力的。但就古文论涉及面的宽广和我们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许多的范畴和命题还有待进一步去研究、阐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一部分说了这么多，我的意思是说，古文论的范畴、命题为今所用的问题，是不是还可以等一等。在这个过程中，古文论研究者加深理论的修养和对于当前文艺理论研究的进展的了解；文学理论学者加深对于古代文学、古代文论的了解。二者融通的同时，加强对当代文学创作实际与理论需要的考察，不汲汲于求用，或者会有大的收获。关于古文论的体系及其利用问题

我国的古文论有无体系，在什么意义上谈体系问题，一直有不同的看法。而这一问题与“话语转换”。为今所用又有着重要的关系，无法回避。在这个问题上，我有许多的疑问，现在把这些疑问提出来。

我们说理论体系，一般说来，指的是某一位理论家的理论体系；或者指一个学派的理论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我国的古代文论领域，确实存在着有自己的理论体系的文学理论家。刘勰就是一位。最近还有学者认为《文心雕龙》建立的是一个表面体系化而内里充满经验实证的“体系”，意谓其无体系。这里有一个问题：用实证的方法建立的理论体系能不能算体系？刘勰的《文心雕龙》有其理论核心，围绕这核心展开他的作家论、文学创作论、文学批评观和文学史观。在这些命题下面，又展开子命题，如文学创作论中的物色、神思、凤骨、体、势、味、术等命题。从理论核心到子命题，都有着内在的严密逻辑。怎么能说它没有体系呢？我以为，像严羽、叶燮他们的诗歌理论，也应该认为是有体系的，不过规模较小，也没有刘勰的理论那样严密而已。

从另一个范围说，我国的古代文论，有没有一个统一的体系？这个问题就不大好回答。有人说有，有人说无。而且说有的人还占多数，好像说无就有点很对不起自己的祖宗。我目前还想不清楚，只是有许多疑问。比如说，我们似乎未曾听说过哪一个国家在其历史上有一个统一的文学理论体系；只听说过某个国家在其历史上有若干个文学理论家有其文学理论体系。可能有例外，如前苏联。但那并不是说在他们的历史上只产生过一个文学理论体系，而是因为他们在一个特定的时期，被规定为只能接受“这一个”。那么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学传统的特殊性，终于形成我们的古文论传统里只有一个体系呢？如果我们面对历史事实，那么回答是否定的。刘勰的理论与严羽的理论，如何把它们捏到一个体系里呢！或者我们可以说，只有刘勰的理论代表我国古文论的精华，而严羽的不算，可以排除掉。如果那样，那公平吗？这是疑问之一。如果从我们认为的角度，把古文论的各色各样的论点，按我们的需要，加以分析综合，构拟出一个体系来（已有研究者这样做了），“六经注我”，当然是可以的，历史上常有。不过，那是“我”的体系呢，还是古文论家的体系？也就很难说了，这是疑问之二。疑问之三，是古代文论的范畴有没有内在的统一体系？这问题也说来话长，似乎是从哲学界谈起来的。有的研究哲学的学者认为，我国古代的哲学范畴有一个内在的体系。我不懂哲学，本元发言权。但常常有疑问，中国哲学有许多范畴，如道、气、理、心、性等等。学者们认为这些个范畴相互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这些联系构成了一个中国哲学的完整体系。在中国古代，各家各派的哲学家大都涉及到一些共同的范畴，这是事实。可以说，这些范畴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共同涉及的命题。同样的范畴，各道其所道。老子的道与孔子的道是一样的吗？当然不是，天差地别！其他范畴也一样。如果我们抽掉范畴的具体内容（就像韩愈所说的“虚位”），把道、理、气、心、性等等，构成一个哲学体系，那么这个由没有具体内容的范畴构成的体系是个什么样子呢？恐怕是一个无法言说的空壳，是个‘透明的塔”！如果我们把每个有着不同内涵的范畴构拟成一个体系，虽各道其所道，各得其所得，而杂揉之，牵合之，那么这个体系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会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体系吗？哲学范畴如此，古文论范畴更是如此。我想，各家各派的文论家、文评家都涉及到一些共同的范畴，我们恐怕也只能说这些范畴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框架，这框架里各人装进各人的东西，各道其所道，各自成其体系。而这框架，可以看作中国古代文论的某些特色，因为他们感兴趣于这些共同的领域，力求通过对这些范畴的阐释，探讨他们共同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如此而已！

二十几年前，一个民族有两种文化这话是常常说的，现在不说了，只说一种。以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体系也只有一个！我想，要找到这样一个体系，把它“转换”成现代文论体系，怕是很难的吧！

最终我们恐怕还是要面对史实，即面对有着不同理论、不同体系的古代文论来选择我们之所要。那么我们选择什么呢？是儒家的系统，还是道家的系统，还是儒、道互补的系统？还是每样都选取一点，只要它有用就行。那么什么是有用的呢？这就联系到另一个问题，即我们应该立足于什么基础上来建立我们的有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

建立有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的立足点

提出“话语转换”的学者的着眼点，是在国际对话中没有自己的话语。因此需要建立自己的文论话语，便于对话。让国际文论界能听到中国学者自己的声音，这样一个目的，不能说它不对。但我以为，这着眼点似乎有点错位。理论建设的目的，应该首先想到我们今天的现实需要什么。文学理论的建立是为了解决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中的现实问题。我们现在的文学创作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有些什么样的问题有待理论的探讨；我们现在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探讨都有些什么问题需要解决，这才是我们的文学理论赖以建立的主要依据。其实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很多的，无论在创作上，还是在批评上，我们正处于百花齐放的最好的时期。多元的发展为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一些还是最基本的问题，比如说，文学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永恒不变的概念，还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是一个严格规范的概念，还是一个弹性的概念？从它的形态看，从创作的动因看，从它的社会角色看，它的特质是什么？文学的社会角色，与它的功能是不是同一个概念？它的功能是自在的，还是受外界诸因素决定的？在现代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它的功能与存在价值有没有受到影响？应该如何给它定位？它的社会的角色，从不同的层面看，有没有不同，如从政权的层面看，从社区的层面看，从接受者的层面看有没有区别？左右文学的构成因素是什么，文学批评的标准等等，还可以提出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在现实的多元化的批评与理论探讨中常常被隐蔽起来了。当然，这些问题的解决由于各人所掌握的文学理论体系不同而会有不同的答案。但是什么样的答案更切合我们的文学发展的现实，通过讨论，会明朗起来。即使讨论的结果得出多元的答案，那也会加深我们对问题的认识。有了这些认识，我们才会明白我们缺乏什么，需要什么，需要从古文论中获得什么样的理论遗产。

我们不能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仅仅理解为对于古文论的话语转换，它涉及到的是如何对待整个文化传统。文化传统不仅存在于文化遗产里，而巨也遗存在现实生活中，在我们每个人的精神世界里。只靠古文论话语的“转换”是不够的，需要我们加强对整个文化传统的了解，分辨出哪些有用，哪些对今天并无用处。而这些问题我们在现实生活里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前些年关于新儒家能够救中国的说法热闹了好一阵子，近来相对沉寂了，但问题也并没有解决。我们究竟要什么，是文化传统里的人文精神，还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我说得有些极端，不过在现实生活里也并非空穴来风）？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还是中庸之道？是要魏晋人的个性张扬，还是要儒家的礼的约束？等等，等等。或者我们什么都要，各人要各人的！文化传统中应继承什么，不继承什么的问题不解决，古文论如何继承的问题便无法完全地得到解决。因此我以为，利用古文论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问题，尚须积之以时日！

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还有一个主观条件的问题。要担负建立此种理论的人，至少必须对古代文学、古代文论有深入的了解；对国内外文学理论的研究进展了如指掌；对我国当代文学创作实际、对当前的社会文化状况和需要有所研究。而我们现在从事这三个领域研究的人，大多独立于本领域之内，兼通者较为罕见。一种新的理论的建立，不是单靠技术操作所能办到的，它是对创造者学术水准的全面要求。

考虑到这些，我想，我们可用一颗平常心来对待这个问题。可能还会有一个六神无主的过渡期，那也不要紧。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只要我们以一种严谨的学风，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扎扎实实地研究，我们就有可能更快地前进，更快地接近新理论创造的境界。我以为，妨碍我们达到这个目标的大敌，是我们自己。我看过一位博士生的论文，他写的是中外文论诗学语言的比较，综论中国、印、欧三大文化系统诗学语言学理论范式的差别。这样一个涉及三个文化系统的大问题，做起来谈何容易！因此就只能凭印象、凭感觉，那结果可想而知，不确切、似是而非的观点便在所难免，如说语言是万物之母，可以化成天下；说我国中古的文学观念是尚质、重道轻文，中古是文学观念的复古期等等。这样飘浮的研究是无益于学术的前进的。我不是说这位学生水平低，而是说不要急于求成。我有一种感觉，在我们的文学研究领域，有一大批青年学者，他们无论在才华上、知识面的宽广度上，都远远地超过我们这一代（我指的是像我这样把一生最好的年华都浪费在行尸走肉的岁月里，根底既不足，知识面也狭窄的这一代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必当能达到中西兼通、有扎实的国学根底、有高度的理论素养、有自己的学术思想的学术境界。他们中必定有创造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的人，而且会是不止一人，不止创造一种体系。

当然，也必定会有一个先从具体问题解决起的过渡期。

－1999年1月于南开大学之未定居

（作者简介：罗宗强，1931年生，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

①22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丈化病态》，《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1991年王一川先生在《卡里斯马典型与文化之境》中对《爸爸爸》里的人物丙崽的“失语症”迸行了精彩的分析，他说：“丙崽的失语症意味着话语能力的历史性丧失。在两座同样神圣而富于权威的话语体系——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之间，‘自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不可超越的历史性话语‘空白’之中。”（《文艺争鸣》，1991年第1期）1993年，张新颖先生在《存在的难题：我们如何表达自己》中虽未用“失语症”一词，但实际上涉及“失语症”问题。（见其专着《栖居于游牧之地•代后记》，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但他们都不是直接谈论文学理论国际对话中的失语问题，所以我从曹顺庆先生正式谈论此一问题算起。

②20曹顺庆、李思屈：《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文艺研究》1996年第2期。

③张少康：《走历史必由之路一一论以古代文论为母体建设当代文艺学》，（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

④19蔡钟翔：《古代文论与当代文艺学建设》，《文学评论》1997年第5期。

⑤蒋述卓：《论当代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的融合》，《文学评沦》l1997年第5期。

⑥蒋寅：《文学医院：“失语症”诊断》，《粤海风》1998年9－10期。

⑦11陈洪、沈立言：他谈中国文论的“失语”与“话语重建”》，《文学评论》1997年第3期。王志耕：《“话语重建”与传统选择》，《文学评论）1998年第4期。

⑧参见张海明：《徊顾与反思——古代文论研究七十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lop年版。

⑨参见罗宗强主编：《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概述》天津古籍出版杜199l年版，第5—7页。

⑩罗宗强、卢盛江：《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反思》，《文学遗产》1989年第4期。罗宗强主编：《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概述》。第7—8页。

12王昆吾先生最近提出，六诗中的赋，是用言语传达诗的方式，比与兴，是用欣唱传达诗的方式。亦一说，可参考。见其《中国早期艺术 与宗教•诗六义原始》，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13刘学错、余恕成：《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080页。

14同上书引冯浩《玉骆生诗集笺注》。

15王蒙对此有精彩的论述，参见他的《1篇〈锦瑟〉解人难》，《读书》1990年第9期；《再谈〈锦瑟〉》，《读书》1990年第10期；《通境与通情——也谈李商隐的〈无题〉七律》，《中外文学》1990年第4朔；《对李商隐及其诗作的一些理解》，《文学遗产》1991年第1期；《锦瑟的野狐禅》，《随笔》！1996年第6期；《浑沌的心灵场——论孪商隐无题诗的结构》，《文学遗产》1995年第3期；《李商隐的挑战》，《文学遗产》1997年2期。

16六诗之说，见于《周礼•春官•大师》，六义说见于《毛诗序》。

17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引，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18韩愈：《原道》，《韩昌黎全集》卷11，四部备要本。

21《张岱年全集》第六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页。

23《斯文》第2卷第1期，四ill，1941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