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论文实用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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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论文1

关键词：河南；中州文化；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47-0005-02

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教学中，我们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两个矛盾。一是教学内容与中学有不同程度的重复，如何才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二是针对全国通用教材，如何搞好国史与地方史的结合问题。特别是对后者的处理和把握，是上好“纲要”课的基础和关键。而了解和学习作为河南地方史主要内容的近代中州文化，更是河南本土高校教育引导学生提升爱国爱乡情感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近现代中州文化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成果

河南古称豫州，因位居九州之中，故别称“中州”，又称“中原”。今言中州者，实为河南省之谓也。[1]古之“豫州”，今之河南，是中国九州和大中原的中心地区，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占据特殊地位，做出过重大的历史贡献。1840年以后，伴随帝国主义坚船利炮而来的欧风美雨渐入中原，在其影响下，中州文化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发展道路。在这段非同寻常的历史阶段，有徐万年、刘纯仁、张钟端等一批民主革命家参与清朝专制统治的民主革命，也有杨靖宇、吉鸿昌、彭雪枫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有一批科学教育和文化艺术专家，他们对中州文化的复苏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1907年12月，同盟会河南分会创办的《河南》杂志在东京创刊。在信息闭塞、民众思想落后的河南，她犹如春雷响彻天空，惊醒了中原大地上浑噩奄然的人们。时有粤籍党人评曰：河南人士革命思想之开发，杂志之力为多焉。[2]1919年9月，在陈独秀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新文化运动很快在进步的知识界引起共鸣。中州学人邓肇清，留法回国后参加新文化运动，负责《新青年》杂志的海外发行工作并担任进步报刊《北大学生周刊》主编。嵇文甫和冯友兰等人在开封出版《心声》杂志，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经过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观都得以传播和发展，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推动了中州文化的复苏和发展。

中州的科学技术，在近现代开拓了新的领域，引进了一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表现出勃勃生机。数学方面，曹丹文留学日本回国后，先后在上海、河南等地高校教学，并著有《椭圆函数数论》等学术专著，在国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地质学方面，地质学家冯景兰于1918年赴美攻读矿业矿床学，回国以后完成《探矿》等多部名著。地质学家潘钟祥，1945年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地质系博士学位。他对陕北三叠纪、侏罗纪地层植物化石做了系统研究，是我国近现代科学勘探油矿的先驱者之一。文学方面，近代河南的小说已经以现代题材进行创作。女作家冯沅君，在20世纪初创作了一批小说，出版了《》等小说集，反映青年男女对婚姻自由的向往和追求。于庚虞是20世纪早期诗歌运动中有影响的诗人，其出版的诗集《孤灵》等，采用现代派的诗歌形式表现反封建的思想内容，体现了对人生的悲叹。诗人李季的代表长诗《王贵和李香香》，以陕北信天游的形式，热情歌颂陕北人民的革命斗争事迹，标志着我国新诗歌创作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州史学在近现代也有了显著发展。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学家逐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历史，让史学面貌为之一新。尚钺著有《中国史纲要》等，并与尹达等人创办《史学译丛》，介绍外国史学研究成果。尹达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考古学家，曾参加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的编撰和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所著《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建立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新体系。考古学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州地区首先兴起的，是在中国金石学的基础上引入西方现代田野考古学的科学方法建立起来的。中州考古在全国占有一定的优势，有一批著名的考古学家，如董作宾、郭宝钧、孙海波等。诚然，针对“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上述总结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嫌，对近现代中州文化的总结也肯定不尽周翔和全面，但从文化的载体和地域性而言，也基本上反映出中州文化近现代以来发展的大致理路和核心成果。

二、运用近现代中州文化资源开展教学和实践的方法

近年来的“纲要”教学中，笔者通过开展课堂教学、课外实践、拓展指导、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等方式，将中州文化知识融入课堂教学和指导学生社会实践中，取得了良好效果。

1.课堂教学中补充穿插中州文化内容。课堂教学中，对于学生熟悉的知识点可一带而过，讲授的重点放在学生现有知识层次难以接触到的、与时代进步和发展相关的历史知识和历史材料上，激发其学习兴趣，满足他们对新知识的需求。河南历史文化资源丰厚，高校学生大多是本省生源，课堂上把中州历史文化资源视为“纲要”课程的重要教学资源，可结合大学生特点，充分发掘中州文化遗产，将其融入穿插到课程中，增强课程的趣味性和地域性，引发学生情感共鸣，激励学生努力进取，回报家乡，报效国家。

2.利用课外实践活动加深对中州文化的认知。课堂教学之余，根据教学内容安排一定的实践教学活动，如社会调查、参观访问等，利用中州文化遗址、旧址等，让学生接触第一手的历史文物、图片，亲身感受历史。

3.开展学习研究中州文化为主题的教研活动。德国教育家斯普朗格说过：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知识，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诱导出来。[3]“纲要”课的教学，不仅要传授知识，还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研究性学习的能力。利用“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等时机，引导学生研究地方文化，通过开展“追寻红军鄂豫皖苏区足迹”、“走进广阔天地知青园”等主题调研活动，让学生自己收集相关资料，进行自主研究，并将研究成果整理成调研小论文呈给大家分享，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本领。

4.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丰富中州文化知识。在教育教学中，适当插入与中州文化资源相关的人物传记、历史图片、影视资料等，拓展丰富中州文化知识。特别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在光、电、声、图、音的渲染中，让学生走进历史、走进社会，了解家乡革命与建设的发展过程及其对未来的影响，发现历史，辨别真伪，为学生提供探究历史问题的空间和舞台，提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

三、运用中州文化资源时，应处理好四种关系

首先，处理好教材与中州文化资源的主从关系。鉴于当前“纲要”课教学中存在的覆盖面广、内容多、课时少的矛盾，在利用中州文化资源时，着重解决好主次关系，不能为凸显中州文化而淡化正常的课堂教学。这就需要教师在开发与利用中州文化资源时，要先熟悉和掌握中州文化的具体内容，寻找与教学重点的结合点，对中州文化加以取舍，避免本末倒置、主次不分。其次，处理好课内与课外的关系。运用中州文化资源是一种以课堂教学为主、课外社会实践进行适当补充的学习活动。运用该资源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正常教学。只有做好内功，苦练外功，才能够以外促内、共同提高。一般专题学习的要求、方案的探讨、成果的交流可在课内进行，而大量的调查、考证等活动，则放在课外开展，特别是要利用学生的寒暑假时间，以补充课堂教学之不足。再次，处理好中州文化和其他地方历史资源的关系。中州文化是河南近现代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实际教学中可以作为一个重点而不能视为全部。在对中州文化进行开发和利用的同时，也要对近现代河南的政治、军事、经济进行综合研究，并有的放矢地进行讲解介绍，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讲文化而忽略其他，尤其是对近现代河南政治史、经济史的介绍更是不可或缺。最后，在教学中恰当运用中州文化资源，可以增强“纲要”课的教学效果。在实际操作中，要妥善处理好与大纲要求、实践教学、其他河南历史资源、综合考评等之间的关系，避免出现顾此失彼、主从颠倒的现象。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纲要”的教学活动中，中州文化资源可以充当“调料点心”，而不能将其视为“主食正餐”。只有合理有效地运用这些资源，才能帮助学生拓宽知识面，培养爱国爱家情怀，起到以史育人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冯天瑜。中州文化[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3.

中国近现代史论文范文2

明清史学“近代转型”之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Mod-PTTI)转型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焦点和热点，近年来的“国学热”又促使人们思考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今社会中所具有的现代价值。本课题则从明清史学在近代转型中的作用和方式等角度，对中国传统学术乃至整个文化的近代转型进行“具体而微”的研究。通过明清史学“近代转型”的研究，探讨中国传统学术近代转型之路，进而弄清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路径。史学史只是学术史之一种，而学术史亦只是文化史之一种，对明清史学和学术的转型之研究，目的仍然是要探明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型的路径。明清史学作为中国传统史学的成熟阶段，在受到西方史学和文化强烈冲击的情况下，或激发出自身的活力，或受到重新选择，从而加人近代史学体系的构建之中，成为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重要现象。通过本课题的研究，有助于深人探讨中国史学转型的真相，克服“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或还原明清史学与近代史学之间的内在联系，或弄清近代(晚清民国)史学是如何汲取与选择明清史学的近代因子，将其纳人近代学术之中。与此同时，将从史学范式、史学观念、史学方法、史学内容等方面探讨中国史学的转型之道，进而探明中国学术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独特路径。

明清史学“近代转型”研究，还具有较高的实践意义。中国经济正在高速发展，但是文化建设相对滞后，本课题通过对明清史学在近代转型中的作用与路径的探讨，为急剧发展和变化的现代中国提供前进的参照，对今日现代文化的建设起到参考作用。更具体地讲，通过明清史学与近代学术转型关系的研究，可以对今后史学的发展方向提供一种历史的借鉴。

通过明清史学“近代转型”研究，期望在理论创新上有所建树，揭示以明清史学为代表的传统史学与近代史学(受西方影响)的内在联系，传统与近代不是一分为二，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一种动态的联系。传统史学既不会自动变成近代史学，也不会完全与近代无缘，常常蕴含近代性因子，会因时而变，在适当的时候和机会，部分明清传统史学会转换成近代史学，至少其近代性因素会为近代史学所吸收，成为近代史学体系的组成要素。通过明清史学的近代转型研究，通过探讨明清史学在当时所作的贡献，以及在晚清民国时被选择和接受的过程及其原因，划清传统与近代的界限，确立一种新的史学范式、新的历史观、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学术规范，有助于丰富中国文化转型理论。文化转型(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其理论来自于各民族文化转型的实践，世界上并无完全一致的文化转型理论，中国的情况更为复杂，因此在研究明清史学所代表的学术转型时，既不能无视世界文化转型理论的既有共识，也不能完全照搬其理论模式，必须在研究明清史学转型的基础上，提出并发展文化转型理论。本课题要想深人进行，进行理论的升华，必须兼顾“两段三方”。“两段”是指上段明清(鸦战前)史学和下段近代(晚清民国)史学各自的转型，上段探讨史学的近代因子，下段探讨近代转型的复杂过程；“三方”是指中、西、日，研究明清史学及学术的近代转型，必须兼顾中国、西方和日本的各自因素，探明究竟哪一种是内因、外因或催媒。只有深人其中，多头兼顾，方可提出建立于具体个案之上的抽象归纳和理论体系。

最后，通过明清史学“近代转型”研究，可以较为全面系统地对王阳明、李赞、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的史论与史观，崔述《考信录》、章学诚《文史通义》、赵翼《廿二史札记》等史著，纪事本末体、学案体等在晚清民国时被重新发现、选择和复活的过程及其背景进行探讨，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谱写出不一样的学术发现史新篇。

总之，明清史学与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研究，有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有前人的努力和积淀，有具体的丰富的内容，有可供借鉴的理论与方法，通过深人进行，可望形成明清史学近代(modern)因素的确认及其在近代(晚清民国)被 山草香 发现和阐释的历史书写体系，并产生若干可供思考的理论见解。

近代史论文3700字3

关键词：戊戌变法；《上清帝第六书》

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拥有着五千年的灿烂文化。然而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始终与之伴随的却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在专制统治下，广大民众始终局限在有限的土地里，过着自给自足的封闭生活。而在历代统治者的眼里，华夏大地更是“天朝上国”，无需与外夷通联。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也就是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满清的后期，这种封闭性与落后性更加突出。与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时的世界正在飞速发展，特别是在欧洲，自工业革命之后，经济发展的速度已经超越了以往任何时期。先进的技术和现代文明，不仅给欧洲民众带来了生活上的改善，而且还给欧洲民众带来了民主和自由。

随着资本主义如雨后春笋般的迅猛发展，欧洲大陆已经远远满足不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所以，西方列强将目光不约而同的投到了一个地方：那个曾经被马可波罗称之为“遍地是黄金”的古老东方国度-中国。通商请求屡遭清政府拒绝的情况下，西方列强用“_”和“大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此时的中国，由于统治者长期以来坚持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已与世界特别是欧洲有相当之大的差距。与西方列强的几次战争，中国均已失败而告终；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已经成为当时对清政府最形象的描述。与战争失败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致使中国成为了长达一个世纪之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面对着亡国的危机，一些爱国之士，纷纷献言献策，想要变法图存，拯救这个危亡的国家。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康有为率同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的公车上书。康有为在奏折《上清帝第六书》中明确反对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力请求维新变革，富强国家。

在这封奏折中，康有为列举了世界各国兴亡盛衰的原因和教训，充分说明了变法的重要性，敦促光绪皇帝痛下决心，尽快确定国家的基本方针和前进方向。康有为提出了四项解决办法：(1)下诏鼓天下之气；(2)迁都定天下之本；(3)练兵强天下之势；(4)变法成天下之治。康有为指出前三项还只是权益应敌之策，只有第四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他通过对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总结，提出了变法的三条纲领，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开制度局，试图以此作为指导全国变法的中枢机构。排除守旧派官吏的干扰和抵制，发现并选拔天下的维新人才，使新政得以顺利推行，以此达到国富民强。

然而康有为所倡导的戊戌变法仅仅维持了百天就失败了。究其原因除了有慈禧太后等守旧派的大力阻扰外，其本身的可实用性及实际影响也是有限的。

首先，人民群众至始至终都没有参与到这场政治变革中。无数的历史经验证明了：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起着决定性作用。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主力军，他们在充当“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的角色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人民群众的总体意愿和行动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最终决定历史发展的结局。

康有为及其变法者却没有注意到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因康有为幼年时经历过太平天国革命，懂得农民起来造反有多大的威力。所以从变法的一开始他们就站在害怕和反对革命的立场上，不敢设想通过人民革命来推翻封建统治，只是希望帝国主义、封建统治阶级能够向资产阶级让一点步，吸收他们参加_，实现资产阶级专政。出于此原因，康有为在变法开始时就实行自上而下的模式：一方面自然是鉴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另一方面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希望他能够以身作则，带头变革，从而达到全国的改变；再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面则是鉴于下层人民群众起来造反的危机。出于以上种种对人民加以防范的动机，其影响力也不可能深入群众，从而使革命失去了最有力的依靠。

其次，资产阶级改良派具有软弱性，妥协性。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个初步的发展，这是这场运动的经济基础。但是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阶级力量相当弱小，不具备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变革的基本条件。

资产阶级由于其历史的局限性，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抱有幻想。他们认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国家，本国封建主义会应允，西方列强会赞成。康有为等人认为只要说服了光绪皇帝，便可以自上而下的改革，维新变法就可以大获成功。但它们却放过了最主要的敌人，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一大批守旧官员，他们是利益既得者，改革会让他们失去好处，所以他们是改革的一大障碍。再有，就是在华的西方列强，他们也不愿看到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强盛起来，所以千方百计的要阻止中国进行改良变革。因此，维新派对内不敢和封建主义决裂，对外不敢同帝国主义进行正面斗争，幻想以妥协和退让来得到本国封建主义、外国资本主义的同情与支持。资产阶级的如此妥协，改良实难继续下去，结果却被中外反对势力所绞杀。

再次，维新派的影响有限。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鉴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亡我之心日盛。维新派打出了救亡图存的大旗，以唤起群众的爱国热情。但由于维新派自身的缺陷，认识上的不足，严重的脱离群众。所以，维新派所能影响的基本人群只是对当时政治现状不满，朦胧地要求新出路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绅士。

维新派通过强学会、保国会、南学会等把这些人员组织起来，并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变法主张灌输到这些绅士中间去，希望能够引起他们的共鸣。他们的主张一度得到某些当政的官僚支持。例如强学会成立时，帝师翁同龢、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新建陆军督办袁世凯等清朝大员纷纷捐款资助，并列名于会籍，使强学会一时间名声四起。但这并不代表所有入会的人都真正支持变法，如张之洞是想拉拢康、梁，借他们的名望，壮大自己的实力。而当他发现维新派的言论主张超出了他所能接受的范围时，他不但领导了反对维新派的论战，而且还破坏了维新派的舆论机关。袁世凯起初也是维新变法的积极支持者，谭嗣同曾一度只身前往袁世凯的寓所，托以出兵重任，说服其举兵起誓。但是，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他看到慈禧的势力远远超过光绪皇帝，决定投靠后者。他随即向荣禄告密，出卖了光绪皇帝和维新派。随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守旧派官员，发动了宫廷_，囚禁了光绪皇帝，大肆捕杀维_人。

光绪皇帝虽然支持变法，但也不能算是维新派的皇帝。光绪皇帝只是把维新派当洋务派的后起之秀来使用。在同慈禧太后的争权过程中，光绪皇帝把维新派引以为援，企图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取得权力，这样的历史现象是很常见的。这些人都不能说是真正的维新派。

综上所述，戊戌变法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虽然冲破了封建守旧主义迂腐沉闷的空气，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在社会上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但它毕竟只是在资产阶级化的和企图资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波动，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政治改革。其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经济基础，再加上领导这场改革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所以这场改革的失败也在情理之中。维新派遭到残酷镇压后，随着社会阶级斗争的迅速发展，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旗帜越来越褪色，终在历史的长河中淹没，不难看出戊戌变法的实际影响是极其有限的。

参考文献：

[1][美]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

[2]，Pathdependence，(J).TheAReview，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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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意]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潘汉典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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