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梁启超传读后感最新5篇

梁启超传读后感【第一篇】

交织着自由与闲适，奋斗与自强，成长与成熟的大学生活，有时也不可避免的迷茫与失落。此时顺校园闲步出去，看看校外之景，便觉豁然开朗心情大好，其实一本书，一杯淡茶，也能助我走出机械，走出电子的荆棘。让那一袭烦恼伴随茶香飘到窗外。读好书是享受，《梁启超家书》不仅有助于了解梁先生的生平，更有助于我们排解生活与学习的烦恼。有了大学问家，教育大师的教诲，我们也许会像他的九个子女一样优秀。

梁启超，成名于戊戌变法，是戊戌变法的发起人和领导者之一，近代学术大师，与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共同创办清华大学文学院。除了早年政治上的先觉者，到后来的教育大家学术大师，他还是模范家长，他九个子女个个成才，都是国之栋梁。在某种程度上，可比苏洵、苏辙，苏轼一门。

《家书》主要分两部分，一部分写给第一任妻子李惠仙。主要是梁先生在国外。

逃亡与访学期间与身处澳门的妻子的交流。关怀备至，温情脉脉，而又有大道理的穿插。精彩的1篇谈到梁先生在美国遇到华侨女郎并陷入爱恋之中事，他谈到女郎的仰慕乃至主动追求及那女子的优秀，及自己的一时意乱情迷，将自己当时的情形完全汇报给了夫人。妻子动怒，禀报岳父大人，并回信称男子可以三妻四妾。他又苦苦相劝，说妻子不明事理，自己早年与嗣同君创立“一夫一妻”会，绝不会背弃。一场家庭纠纷被完整呈现。后来梁先生也说到做到，主动与那女子保持距离。

另一部分，也是主要部分是写给子女的。梁先生常年与家人分居，聚少离多，

但他十分关心子女的成长与学习。在教育上很有自己的见解。很注重子女在自然科学的学习，注重所学科目与国家需求的联系。晚清垮台后，梁先生担任过当时政府的部长。父亲是部长，又是德高望重的大家，还要学习吗?还需要找工作吗？梁先生却严格要求自己的儿女，不允许孩子依靠家庭。

他的九个栋梁子女，其中还有三个院士，这样成功国内仅此一例，国外也只。

有为数不多的大仲马、小仲马父子；汤姆逊父子；伯努利家族。为什么梁家的孩。

子如此有出息、如此爱国，答案全在这厚厚一叠家信中。信中表达了一种最特别也是最超前的教育理念，即使放在21世纪的今天也毫不过时，因为它包含着永恒和经典的做人真理。

梁先生是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他也不忘在书信中教育他的孩子们必须爱国。爱国，就像一颗种子，他把它种在每个孩子的心里，生根、发芽、成长??而梁启超的爱国思想又不是守旧的、固步自封的，他深知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知识是旧中国最需要的。他让孩子们像海绵一样吸收国外最好的知识。为了使其最大化地吸收知识，他根据每个孩子的特点让他们选择了不同的专业方向，这些专业方向又是中国最需要的、最有用的。他的很多子女是在国外学习与成长的。而放到国外的孩子们又像牵在他手中的风筝，当祖国需要之时，他就把他们拉回来为国效力。梁家所有的孩子没有一人留在国外，无论当时的中国是战火连天还是贫穷困苦。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的爸爸梁启超是那么地爱国，他心里没有小小的“我”，他让每个孩子都志存高远，从小就把责任放在心里。

梁先生还关心孩子的人生伴侣，他最得意之作就是长女梁思顺的丈夫周希哲和长子梁思成的妻子林徽因。当然他从来没有强迫孩子，他只是太了解自己的孩子，知道他们会喜欢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来做终身伴侣，而他阅人的本领又是那么厉害。他欣赏林徽因的才华，对她就像自己的女儿一样，当得知林徽因的父亲意外离世后，他第一时间在给梁思成的信里写了这样的话：“我从今以后，把她（林徽因）和思庄一样看待，在无可慰藉之中，我愿意她领受我这种十二分的同情，度过她目前的苦境。她要鼓起勇气，发挥她的大才，完成她的学问，将来和你共同努力，替艺术界做些贡献??”梁启超从此承担了林徽因全部的学费，而当时的林徽因和梁思成还没有结婚，都在美国读大学。

“学习不必太求猛进，像装罐头样子，塞得越多越急，不见得便会受益。”女儿思庄考大学时没考好，梁先生及时安慰。梁先生告诉她：“清华是个安乐窝，太舒服，会使人懒于进取！“当女儿梁思庄刚到国外学习，一时无法适应，在学习上有些跟不上时，感到非常沮丧和痛苦。梁启超在信中写道：“至于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

当梁思成在国外的学习中感到进入“瓶颈期”，不知道该如何前行时，梁启超在信中说：“至于将来能否大成，大成到什么程度，当然还是以天才为之分限。我平生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它作甚？着急它作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满，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

1前的中国是什么模样，怕难于想象，从那些旧照片中我们看到的是长辫子、三寸金莲、长袍马褂和那无一例外的呆滞的眼神。而此时的梁启超在给儿女的信中称呼自己的孩子“宝贝”、“baby”，常常说：“我爱你们，我想你们，想得厉害??”他一时兴起就会在信里写：“我晚上在院子里徘徊，对着月亮想你们，也在这里唱起来，你们听见没有？”梁先生给儿女们的信比孩子给他的信多很多，作为父亲，亲自给孩子们写信，亲自与孩子们交谈，与他们谈学习，交友，恋爱，生活，政事等等，梁先生将每一件事娓娓道来，没有家长作风，又与今日的家长拉开多大差距。今人说父母与孩子有代沟，其实代沟不可怕，可怕的是激活代沟。父母应主动缩小代沟，和孩子们多交流。孩子开始时可能不愿理你，但久而久之，你们会相处的很好。

即使如今的父母能像梁先生这么直白地对孩子表达感情也不算多，也仅限于那些有良好教育背景的成功人士如李开复。孩子对父母说些动感情的话也常常觉得难为情，而百年前的梁启超已经这么对他的孩子做了，将自己的情感直白地、坦诚地告诉孩子们，使得他的孩子们每一个都成为了感情丰富、激情澎湃的人。

梁先生对子女的教诲涉及方方面面，可谓无孔不入。他用浅而易懂的语言向孩子解读因果报应的佛家观点，家书内容是梁思成的兄弟梁思见因学习、做事而迷茫困惑不解而写信向兄长倾诉，梁启超看到儿子们的信件，给儿子回信说因果是有报应的，做了坏事再做好事是不可抵消的，做坏事一定要受到惩罚，会泱及后辈子孙。梁启超先生用这短短的几句，告诫儿女们做人做事的底线，正是这些传统的一脉相传，让他的儿女们知道做错事做坏事的严重后果，使他们的人生旅途多了座右铭，多了航标灯，多了舵手。梁家儿女九人成才的旅途也从梁启超先生的短短几句家书中窥见一斑，令每个看过这几句具有佛教哲理的短句而震憾。

梁家儿女九人成才的旅途也从梁启超先生的短短几句家书中窥见一斑，令每个读者震憾，在这样的教诲下，不成材似乎变得困难。

给人影响深刻的：“爹爹虽然是挚爱你们，却从不肯姑息溺爱，常常盼望你们在苦困危险中把人格能磨练出来。”其实这不仅是梁启超对自己孩子的期望，也是他对所有中国年轻人的期望。自信的梁启超从来都把自己当作年轻人的榜样。晚年的梁启超除了大量的政务缠身之外，做的最多的工作就是到各地大学演讲，即使是疲劳不堪，即使晚年身患尿血怪病，即使手术误切了他的好肾，他仍然难以停下做对年轻人有益的事。他在著名的《少年中国说》中说：“??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少年中国》说激励了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

读《家书》不仅学习梁先生的为人，更要牢记他的教诲，他的教育理念。因为这理念已经经历了实践的检验，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大学太过闲适，就很容易出问题。今天和朋友进网吧，明天进酒吧，后天进球场，周六ktv(周日睡觉），以致你发现抽不出时间去学习。是大学太舒服？，大学本该这么舒服？相信看了这本书的同学一定不会再这样了。

梁启超传读后感【第二篇】

最近偶然在图书馆的网站上，发现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正在围绕第三届读书节展开一些列活动，其中有一项活动，便是向读者推荐一系列书籍，不过无奈的是，其中大部分书籍，图书馆都没有收藏，而且收藏的有限几本，早已被借出，最后侥幸的发现，解玺璋编写的《梁启超传》，图书馆中尚存有样品书，有光梁启超的了解，仅限于中学课本中的维新变法中，提到一点而已。于是便怀着对梁启超在维新变法运动之后的行踪的好奇，便借阅这本《梁启超传》了，谁知一睹之后，便爱不释手，只欲读完方休。

解玺璋的这本《梁启超传》，构思新颖、手法独特，同历来诸多传记有着极大的不同，正如刘再复在序言中所述的那般“此书除了前三章讲述梁启超出身、婚姻家庭生活之外，其他皆以梁启超与近代中国历史性人物的关系为章节。”“如此构筑传记，便是以‘人’为中心，相应地，便是历史以‘人’为主轴，从而主客兼宜，脉略清晰，既有历史性，又有文学性。”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既是一本梁启超传记，也是一部中国近代史，既是梁启超传记，也是一群近代中国历史性人物的综合传记。读罢，方知梁启超对于中国的影响，并不曾因为维新运动的失败而终止，反而其影响贯穿整个近代中国史。这是在以往的历史教科书中，不曾也无法看到的。感谢解玺璋这本《梁启超传》，带领我们走进梁启超，并对梁启超有了更深的认识。不过就个人观点而言，解玺璋尽管在极力客观的向读者们介绍梁启超，但是其中任然有不少为梁启超辩解的文字，大概是因为解玺璋对梁启超始终怀着敬佩的情愫所导致的吧。

我用了四天时间，终于将《梁启超传》上下卷给读完，纵观梁启超生平，个人认为，梁启超一生致力于呼吁解放思想，开启民智，然而其本身却依然免不了保守，忠于清皇，忠于先生（康有为），以至于在政治立场上，几番变动，尽管他学贯中西，对于中国的政治形势，有着深刻的思索与分析，但是终将因为自身的对人的了解对人性的分析不够，导致几乎一生政治生活黯淡与失败，梁启超对于学术而言，或许是成功的，但是作于政治几乎是惨败的，而且败得彻底，但是他对于中国近现代，国家的发展，人民思想的解放，却无疑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他是近代国民思想解放启蒙的先驱。只是思想的保守性，使得他的对于政治立场，具有极强的的妥协性，总是期望于当权者，能够舍弃自身的利益，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岂不可笑。

知道梁启超的家事之后，尤其是梁启超的幼年时期的而生存环境，难免又发出这样的感慨“梁启超是时代塑造的，是历史的而选择。”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成为梁启超的，伟人的成长之路不可复制，梁启超之所以成为梁启超，这与他的才识，努力固然是分不开的，但是其幼年的而生存环境对其的成长却也功不可没。可以说梁启超的成长是环境因素与个人因素的共同作用的结果，两者缺一不可。所以说，纵然我们达不到梁启超的那种高度，也不全是自身的原因，与生活环境都有着莫大的影响。

梁启超的教育，政治，经济，文明，学术等方面的研究无疑是非常深入的。作为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大师级的人物。在家庭子女的教育上，成就也是鲜明的，不禁想到一句俗语，“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孩子会打洞。”看起来很有偏见，其实也是很有道理的。想到目前社会上，经常发生的家庭伦理道德纠纷，正如《春秋》中所说的，子不子父不父，真是悲哀。让我们不禁思索起来以后如何教育后代的问题，怎么才可以避免这些丑陋的悲剧的产生。

一生着作等身，一部序言洋洋洒洒一挥而就，停笔竟成一本书，估计也只有梁任公这样的学术大师，才能做得到的。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影响深远。梁启超直到病危最后时刻还在带病继续《辛稼轩年谱》，其治学精神可歌可谈，让我辈望尘莫及。梁任公弟子诸多，几乎每一个都是名满天下，不可能不受梁启超的极大影响。正如胡适之所言：“任公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

梁任公弟子诸多，朋友也很多，在当时一度成为国内一尊舆论的领袖。固然与其渊博的知识，名满中外的名气分不开，但其中也少不了个人的人格魅力。可以说其为人是相当成功的，只可惜其有一个重要的弊端就是不会识人，以至于屡屡受挫不被理解。

当然正如其信仰的那般，“宇宙是有缺陷的”，梁启超自身又有着学多不可诟病弊端，做事过滤过多，闯劲不足，思想还有着一定的保守性，可是是他成名太早，后期缺乏师长引领的缘故吧。以至于，师长、弟子、朋友只见都有诸多矛盾，甚至视其为仇人，岂不悲哉！以至于死后还受多方排挤，英名难以流传，如同日月蒙尘，真是悲哀！

梁启超一生为解放国民思潮，做了极大的贡献，但终归不是一位称职的政治家。缺乏政治家的手腕与谋略，因而其政治生涯，屡屡受挫。不过梁启超极大的爱国情怀、爱国情结，是不可置否的！正如他个人所言：“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我一生的政治活动，其出发点与归宿点，都是要贯彻我爱国救国的思想与主张，没有什么个人打算！”

总之，梁启超一生为近代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一个对历史有着重大影响力的伟人，其高贵的人格、严谨治学精神，博大的爱国情怀等，有太多太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

梁启超传读后感【第三篇】

每每读到近代史时，沉重的苦难，屡次的战败和众多不平等条约，无不使我义愤填膺，心绪难平。在近代中国的诸多人物中，给我印象最深刻便是李鸿章。这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在传统的革命史范式教学中，李鸿章被国人唾骂，其“汉奸”、“卖国贼”的形象在众人心中仿佛是永远无法改变的了。后来，我看到在《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中的李鸿章形象，却和我们过去认识中的卖国者大相径庭。爱国还是卖国？如何客观评价李鸿章？诸种疑窦在我心中沉积良久。直到我读到梁任公所著的《李鸿章传》，真是醍醐灌顶，茅塞顿开。

梁启超先生特别注重给当代人物作传，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指出：“近代的人学术事功比较伟大的，应当为他们作专传……尤其是最近的人，一经死去，盖棺定论，应有好传述其生平。即如西太后、袁世凯、蔡锷、孙文都是清末民初极有关系的人，可惜都没有好传。此时不作，将来更感困难。此时作，虽不免杂点偏点，然多少尚有真实资料可凭。此时不作，往后连这一点资料都没有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当前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于九月二十七日病逝之后，梁启超便立即为他作传，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便完成了《李鸿章传》，成为研究李鸿章最早的传记著作。

全书提纲挈领的概括了李鸿章一生重要的活动，分述“李鸿章之位置”、“李鸿章未达以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兵家之李鸿章”、“洋务时代之李鸿章”、“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外交家之李鸿章”、“投闲时代之李鸿章”、“李鸿章之末路”等章节。梁启超在绪论中自叹：“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不同于中国传统传记“或以行状，类皆记事，不下论赞，其有之则附于篇末耳”,《李鸿章传》“全仿西人传记之体，载述李鸿章一生行事，而加以论断，使后之读者，知其为人”.行文夹叙夹议的风格，实创始于太史公，《史记・伯夷列传》《屈原列传》《货殖列传》等篇皆是也。通读全书，在讲述李鸿章的生平时，文中的议论常常让我拍案称奇，啧啧不已。

陈寅恪在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时称：“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这段话提醒了我们要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和背景下设身处地的去评价人物，这样就不会有失偏颇。梁启超与李鸿章“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但他为李鸿章作传，却处处以“公平之心”,“多为解免之言，颇与俗论异同”,如李鸿章之签订《马关条约》，世人皆骂李为秦桧、张邦昌，对此，梁启超指出：“盍思使彼辈处李之地位，其结局又将如何矣？”这种不存私见、褒贬分明、客观公正的评价，体现了一位史家的史德和史实。

所以评价李鸿章，应该对李鸿章所居之国，所生之时代有充分的了解。()李鸿章所居者，是数千年君权专制之国家，是专制政体达到最顶峰的'时代。论者动曰：“李鸿章近世中国之权臣也。”但是实际上，李鸿章不同于以武功而为权臣之曹操、司马懿、桓温、刘裕、萧衍、陈霸先、高欢、宇文泰，也不同于秦之商鞅，汉之霍光、诸葛亮，宋之王安石，明之张居正等。李鸿章历任的官职有：大学士，北洋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商务大臣，江苏巡抚、湖广、两江、两广直隶总督等。从表面上看，也可以说是位极人臣了。但是清朝雍正以来，政府之实权在军机大臣。同治中兴以来的军机大臣，几无汉人真执政者。故“李鸿章之地位，……与夫近世欧洲日本所谓立宪君主之大臣，有迥不相侔者，势使然也。”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微庐州府合肥县人。生于道光三年癸未（1823）正月五日，年二十五，成进士，入翰林。李鸿章初生之时，法国大革命刚刚结束，拿破仑病逝于孤岛。工业革命热火朝天，苏伊士运河成功开凿，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西方诸强不复相互侵蚀，而将目光投入东方。李鸿章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和西方始有关系之时代，亦为中国与世界交涉最艰之时代。正所谓“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造时势之英雄，则阅千载而未一遇也，时势所造之英雄，寻常英雄也。古往今来，惟乱世乃有英雄，而平世则无英雄。道光、咸丰以后，官场腐败，赋税沉重，外敌入侵，内乱丛生。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揭竿而起，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亦因之而起。

李鸿章以文学受知于曾国藩，所练淮军亦脱胎于湘军。“自古大伟人，其进退出处之间，天亦若有以靳之，必待机会已熟，持满而发，莫或使之”,李鸿章年轻时曾作一诗云：“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豪情满怀，志向远大，誓要青史留名。新塘桥大捷，淮军威名大振，后苏州乃至金陵克复，李鸿章因戡乱之功而声名鹊起。后又应承曾国藩坚壁清野既定之策而平定捻军之乱，“鸿章随曾军数年，砥砺道义，练习兵机，盖其一生立身行己耐劳任怨坚忍不拔之精神，与其治军驭将推诚布公团结士气之方略，无一不自国藩得之。”

李鸿章一生有二十余年的事业寄托于“洋务”,世人责之深，关之切也在洋务一事。西方之坚船利炮强制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列强环伺，中国成砧板上瓜分之鱼肉，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后有魏源《海国图志》中谈及“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然洋务派关切之重点在于学习西方先进之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梁启超在书中论道：“谓李鸿章真知洋务乎？何以他国以洋务兴，而吾国以洋务衰也？吾一言而断之，则李鸿章坐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洋人之所务者，仅于如彼云云也”,李鸿章所办洋务不出两端，一是军事，如购船、购械、造船、造械、筑炮台、修船坞等；二是商务，如铁路、招商局、织布局、电报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等。历数李鸿章所办洋务，梁启超下一结论：“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其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此近日举国谈时务者所异口同声，而李鸿章实此一派中三十年前之先辈也。是所谓无盐效西子之颦，邯郸学寿陵之步，其适形其丑，终无所得也，固宜。”

尽管如此，梁启超仍称：“李鸿章之识，固有远过于寻常人者也矣。”李鸿章关切国家前途命运之变化，认识到了“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西人专恃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于中土。”然而李鸿章“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李鸿章的历史局限性在于：“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殊不知泰西诸国所以能化畛域、除故习、布新宪、致富强者，其机恒发自下而非发自上，而求其此机之何以能发，则必有一二先觉有大力者，从而导其辕而鼓其锋，风气既成，然后因而用之，未有不能济者也。”因此，梁启超曰：“李之受病，在不学无术”,进而叹道：“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

李鸿章饱受世人诟病莫过于甲午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马关条约》签订，奇耻大辱，举国震惊，李鸿章以“卖国贼”之罪名被国人唾骂不止。甲午战争失败原因种种，而外交上的失败不可不特别注意。光绪十一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天津订约，载明异日朝鲜有事，中日两国欲派兵往，必先互行知照。朝鲜本为藩属国，而日本却获得了朝鲜事务上的同等权利，确实不可思议。此为李鸿章失机之第一事。光绪二十年三月，朝鲜东学党之乱，李鸿章听信袁世凯之怂恿，调直隶提督叶志超怀勇千五百向牙山，并依《天津条约》，先照会日本。日本随即派兵前往，至五月初十，日兵到仁川者已五千。而后的局势愈发被动。“无待代剿，而我无端发兵，安得不动日本之疑耶？”,故而“袁固不能辞其责，而用袁听袁者，不谓失知人之明哉？”此为李鸿章失机第二事。中国屡请同时撤兵而日不允，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寄托于英俄两国的外交调停。耽搁数日，战备不足，到五月下旬，日本在韩境者已万余人矣。临时战备，敌人早已占据有利之战略位置，主客易位，两军未交绥而胜负之数可见矣。此为李鸿章失机第三事。

三机既失，战事遂开。北洋水师军备废弛，指挥落后，军舰数量、航速、炮速及炮弹质量实不及日军。李鸿章明知不敌，故而避战，一时之间成为众矢之的，几于身无完肤，人皆欲杀。然而战机早已延误，战备实难准备。甲午惨败，“自兹以往，而北洋海面数千里，几不复有中国之帆影声矣。”

西方将李鸿章比为“东方之俾斯麦”,赞其为大手段之外交家。然而梁启超却反称其为：“小狡狯之外交家也。”他这样论道：“夫手段狡狯，非外交家之恶德。各国并立，生存竞争，惟利是视。故西哲常言个人有道德，而国家无道德。试观列国之所称大外交家者，孰不以手段狡狯得名哉。虽然，李鸿章之外交术，在中国诚为第一流矣，而置之世界，则瞠乎其后也。李鸿章之手段，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而所谓联者，又非平时而结之，不过临时而嗾之，盖有一种战国策之思想，横于胸中焉……”李鸿章的外交手段沿袭战国时纵横家的惯用伎俩，借力打力，“以夷制夷”.然而，西方列强如一丘之貉也，可见弱国无外交。谈及李鸿章外交轶事，梁启超这样记叙：“李鸿章与外国人交涉，尤轻侮之，其意殆视之如一市侩，谓彼辈皆以利来，我亦持筹握算，惟利是视耳。崇拜西人之劣根性，鸿章所无也。”这段话读起来确有几分讽刺味道，可见国人之劣根性，阿q之精神胜利法一时很难摒除。

后面又谈到：“李鸿章生平最遗恨一事，曰未掌文衡。”这里文衡即指学衡，也就是说，李鸿章自觉最遗憾的事居然是没有当过科举的考官，可见科举流毒之深。梁启超在书的结尾处把李鸿章同霍光、诸葛亮、郭子仪、王安石、秦桧、曾国藩、左宗棠、李秀成、张之洞、袁世凯、梅特涅（metternich）、俾斯麦、格兰斯顿、爹亚士（thiers）、井伊直弼、伊藤博文一一比较，对李鸿章一生之人品和学识作出总结：“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

有一诗传为李鸿章临终所作：“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在他弥留之际，还有俄国使节威逼他在密约上签字。呜呼哀哉！在把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作比较时，梁启超议论道：“故伊藤之轻重于日本，不如鸿章之轻重于中国，使易地以处，吾恐其不相及也。”李鸿章在这样一个专制达到极点的时代，着实难有大作为，乃至其本人自嘲为大清一裱糊匠，也是可以略窥其心境的了。

因此，欲知真实的李鸿章，客观公正评价一人物，需设身处地，把他放在当时的时代和环境中去，不可厚今薄古。而和他处在同一时代的人的评价，往往可信之处居多。当然，这得摒除个人的感情倾向，才能得出公正的结论。梁启超的《李鸿章传》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值得仔细品读，再三体会。

梁启超传读后感【第四篇】

提倡“百善孝为先”的中国，从蒙学的《朱子家训》，《颜氏家训》，一直到清末的《曾国藩家训》，任何1篇关于教导自己子女立身、处世、做学问的文章，都有一副神色严峻的教训面孔，板着，端着，让孩子和家人觉得惧怕。

有此印象，对于写这类文章的父亲们，便都有了一种固定的认识。甚至读《傅雷家书》时，也羡慕傅聪有如此博学多才，循循善诱，同时又严格要求孩子的父亲。

而近日，读得一本旧书——《梁启超家书》，忽然发现，梁任公教育孩子是如此的不同。

写《少年中国说》的梁任公(启超)曾经这样说：“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参加戊戌变法之前之后，曾经想着君主立宪，而后又支持民主宪政的梁任公，在一生之中思想多变，兴趣多变，唯有对他儿女的拳拳爱意从未改变，为了少年中国梦，梁任公仁慈地呵护着子女，精心培育着子女，引导着子女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发展，梁启超的9个儿女，人人成才，且各有所长，当年中央研究院第一批院士中竟然有两人是他的孩子：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此外有才女梁思顺，图书馆学家梁思庄，毕业于西点军校任十九路军校官早年病逝的梁思忠，研究经济学的梁思达，参加革命的梁思懿和梁思宁，已经第三个成为院士的火箭专家梁思礼。

家书按照时间顺序展开，第1篇便可看见梁启超指导时年十九岁的女儿梁思顺学习宪政行政法、经济学、财政学、国际法，等等，“因思若吾爱女在侧，当能令我忘他事……”“汝求学不可太急……”，接下来便是给思成思永的“若缘怠荒所致，则是自暴自弃，非吾家子弟矣。”

随着儿女们的成长，梁任公说：“人生之旅历甚长，所争决不在一年半月，往不克因此着急失望，找精神上之萎(上草头下畏”“至于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

紧接着，梁任公便开始教导“做官实易损人格，易习于懒惰与巧滑，终非安身立命之所。”“学问是生活，生活是学问”“人之生也，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则安之若命。”“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它则甚？着急他则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有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去做，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

梁任公在本书里的文笔很活泼的，古文和白话相间的，亲切动人。有意思的是，梁任公称呼自己的孩子“宝贝思顺”，“没出息的小庄庄”“老baby”，他是非常平等亲和地与孩子们交流，当孩子们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梁启超是给出了这样的安排，他说“我对于你们的婚姻，得意的了不得，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激烈，由我留心观察看定一个人，给你们介绍，最后决定在你们自己，我想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而且，当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婚事定下之后，梁启超会问女儿思顺“你的意见怎样呢？”

此书选择的大部分是梁任公给子女谈为学和做人的书信，后附3篇演讲和谈话录，其实也是总结了梁任公认为为学做人的思想——所谓三达德——即为“智、仁、勇”。

梁启超传读后感【第五篇】

梁启超家学渊源极深，对于这个长子，在劝学上用的功夫着实不少。梁思成写信，问做学问有用无用，梁启超以唐朝的诗人李白、杜甫和名相姚崇、宋璟为例，告诉梁思成“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我也并不是要人人都做李杜，不做姚、宋，要之，要个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人人各有所长，做学问的人与做官的人，只要都竭尽全力发光发热，给社会做点贡献，就都是有用的。而对于梁思成这种看起来急于求成的心态，梁启超也给予了驳斥，他在信里写道“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则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梁启超把准了年轻人做学问心态的症结，那就是短时间内急于有所收获，长期来看可以作为安身立命的资本，他语重心长的告诫，或许可以让梁思成幡然醒悟，沉下心做自己的学问。

在梁启超看来，在学校中求学，最重要的是学规矩，“今在学校中只有把应学的规矩，尽量学足，不惟如此，将来到欧洲回中国，所有未学的规矩也还须补学，这种工作乃为一生历程所必须经过的，而且有天才的人绝不会因此而阻抑他的天才，你千万别要对此而生厌倦，一厌倦即退步矣。”当然，这里的规矩并不只是学校的规则，而是做学问的基本方法，务求循规蹈矩，而不是投机取巧。“能巧之人，习熟规矩后，乃愈益其巧耳。不能巧者，依着规矩可以无大过。”因此，做学问不怕出不了彩，怕的是基础不牢、根基不稳，花拳绣腿、弄巧成拙。梁启超还讲，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有的知识要一天一天慢慢积累，像是炖一锅好汤，有的知识则要集中精力解决几个主要问题，像是爆炒一盘好菜。这种精准把握学习火候，懂得快慢结合的方法，对于今天的我们学习研究都是很有益处的。

梁启超在给梁思成的信中，详细描述了为徐志摩证婚的情形，徐志摩的妻子才与前夫离婚就迅速跟徐志摩结婚，他本来不想去，无奈胡适之、张彭春两位朋友苦苦求情，但他也毫不客气，不留一点情面，“我在礼堂演说1篇训词，大大教训一番，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一不失色，此恐是中外古今所未闻之婚礼矣。”在他看来，“青年为感情冲动，不能节制，任意决破；礼防的罗网，其实乃是自投苦恼的罗网，真是可痛，真是可怜。”发此感慨，一是表达他对徐志摩结婚一事的抗议，二是告诫自己的孩子，不要如此冲动，自投苦恼。彼时，梁思成与林徽因同在美国，梁启超在信中也频频叮咛二人互相照顾，在林徽因的父亲林觉民被袭逝世后，他赶紧给梁思成去信，“徽因造此惨痛，唯一的伴侣、惟一的安慰，就只靠你，你要自己镇静着，才能安慰他”，而在金钱方面，他从来都是大度的，在询问梁思成的预算时，会特意提醒，将林徽因的一并计算在内。可见，他对儿子感情生活的重视和殷殷期待。

在梁启超的观念中，“人需等到生计完全自立后，再实行创造新家庭”，他本来也不是一个“催婚”的人。林徽因的父亲出现变故之后，梁启超更多地为林徽因着想，便想着让自己的儿子把责任承担起来，甚至提出了让儿子换一个更容易谋生的专业，成婚之后，也能负担起一家老小，“但现在的情形，思成结婚后不能不迎养徽因之母，立刻便须自立门户，这便困难多了。我从前希望他学都市设计，只怕缓不济急，他毕业后转学建筑工程，何如？”其对林家的情谊可见一斑，梁思成听从了他的建议，研习建筑学，回国后在东北大学创立了我国第一个建筑系。

梁启超自认为是一个“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这让他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在他看来，人要有多种趣味，要烂漫向荣，“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他很喜欢这种生活状态，便要求孩子们把自己的生活丰富起来。

对于梁思成，梁启超有些担忧，“思成所学太专门了”“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在学问上，他建议梁思成对于文学、人文科学，要“多用点工夫”。在社交上，他也建议梁思成，交友取益，也要方面稍多，这样才能交换更多的知识和生活阅历，拓展自己的视野。梁启超认为，如果梁思成守着太专的学问，“将来也会和我相对词竭，不能领着我的教训，你全生活中本来应享的乐趣，也削减不少了。”意思是，你自己的学识和生活不够丰富，连你老爸谈话的节奏都跟不上了。梁启超生怕梁思成会变成钻进一门学问的呆子，“我希望你回来见我时，还我一个三四年前活泼有春气的孩子，我就心满意足了。”

像上面这样亲切风趣的语言在他的文字中并不鲜见，他催促梁思成“你看了这信，意见如何，无论校课如何忙迫，是必要回我一封稍长的信，令我安心。”他十分珍视与子女互动，甚至会嗔怪在欧洲旅行的梁思成，“你来信终是太少了，老人爱怜儿女，在养病中以得你们的信为最大乐事，你在旅行中尤盼将所历者随时告我（明信片也好）”，读起来颇有些可怜祈求的意味，却是一个父亲对子女最深切的牵挂，最随意却最浓情的表达。只可惜，这样一个有趣的父亲，被北京协和医院“孟浪”的医生错误地割掉了一颗肾，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案，大度的梁启超还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此后，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不到三年，与世长辞。

梁启超的家书虽然不是浸透生活的散文诗，却充满了诗一样的父子柔情，虽然不是韵律整齐的歌曲，却如酒后哼出的小调，百转千回、别有风味。我读完之后，都有一种赶紧提笔给自己女儿写封信的冲动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