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学党史讲党课【优秀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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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学党史讲党课【第一篇】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周年党的生日，从1921年成立以来，党已经走过了**年艰辛而辉煌的风雨历程。我们都知道，党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繁荣和为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历史。这**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年，是我们党经受各种风浪考验、不断发展壮大，不断开创各项事业新局面的**年。我党课的标题是：《做优秀共产党员》。

在新的历史时期，争做优秀共产党员，是加强党的建设的必然要求，是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保证。我结合村级工作实际，我认为争做优秀共产党员，最关键的要体现在“有理想、有作用、能服务”上。

1、要有崇高的理想信念，时刻铭记党的纪律。

崇高的理想信念永远是激励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力量源泉和精神支柱。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努力奋斗，甚至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靠的就是崇高的理想信念。“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党的坚强纪律和组织优势，是我们党克敌制胜的法宝，任何时候都不允许抛弃。一些党员由于放弃了对崇高理想的追求，信念崩溃，在形形色色的诱惑面前经不起考验，最终走上了腐化堕落、自我毁灭的道路。有些党员干部走上犯罪道路。这些事例反复告诉我们：理想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信念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放弃了正确的理想信念，也就丧失了做共产党员的资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广大共产党员必须严格执行党章规定，遵守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遵守党的纪律，自觉接受党组织的教育和监督，真正做到违反党纪的话不说，违反党纪的事不做。必须自觉接受党的教育和纪律约束。

2、要心中有责、发挥好党员作用

作为一名党员就要时刻不忘共产党员的责任;锦涛同志指出：一名党员的作用，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来说，就像一台机器上的螺丝钉。螺丝钉虽小，作用却不可低估。这句话非常生动形象，深刻阐明了共产党员发挥作用对党和人民事业的重要意义。党和人民的工作是由无数具体工作推动的，党的执政成效是靠全体党员干部发挥作用汇集的。共产党员要有作用，我认为在以下方面：

1、在宣传农村政策方面发挥作用。2、在应用农业新技术方面起模范作用3、在建设生态环境中起带头作用。4、在帮助群众排忧解难中发挥作用。5、在调解民事纠纷中起帮助作用。6、在正民风树新风中发挥作用。7、在村民自治中起监督作用。人们常说，“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看什么，既要看他的思想觉悟，也要看他的工作表现和工作业绩。村工作成效明显不明显，党员是关键。可以这样说，成也党员，败也党员。我们党员，就平时的工作表现和业绩来看，是否能达到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标准，村民自有评价。所以，作为一名党员，一定要敬业爱岗、勤奋工作，并把自己的工作与党的形象和威信紧密联系起来，努力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不平凡的贡献，以过人的本事说服人，以出色的业绩说服人，为党的形象增光添彩。

3、立足群众、为民服务。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更是共产党人应该努力达到的崇高道德境界。无论想问题办事情，都心系群众，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作为指导个人行为的标准。同时，我们要充分调动广大党员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意见。其次，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对共产主义事业无限忠诚，乐于吃苦在前，先公后私，乐于承担艰巨任务，乐于发挥骨干带头作用。我始终坚信，作为一名党员只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常用党的宗旨、入党誓词、先烈精神和英模事迹对照自己的言行，才能进入角色，明其所想，知其所为，做出成效，才能秉公持正，坦荡磊落;才能见贤思齐，不以物惑，不以情移，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经得住诱惑，保得住气节。在新时期我们每一位党员都有新的使命，一定要加强自身修养、不断提高自己、争做一名优秀的党员。

2022年学党史讲党课【第二篇】

中共产党党史党课讲稿艰难的岁月光辉的历程 今年7月1日是中共产党诞辰95周年纪念日，我们在这里齐聚一堂，开展活动，纪念党的生日。根据“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讲党课要求，在这里，我想通过对建前党的几届重要的代表大会(“一大”一“七大”)的讲解，来一起回顾我们党的成长和发展，题目就是：艰难的岁月，光辉的历程。

1917年俄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的先进分子找到了救救民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的广泛传播，为中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共产党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1920年初，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始了建党的探索和酝酿，并得到了列宁领导的共产际的帮助。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共产党的发起组。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接着，在湖南、湖北、山东、广东等地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同时在法和日本也由留学生中的先进分子组成了共产主义组织。这是今天中共产党的最初级阶段的组织机构，是革命的火种，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及其同中工人运动的结合，使中基本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的条件。

党的第一次全代表大会

1921年7月23日，中共产党第一次全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举行，参加会议的代表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代表陈公博，旅日代表周佛海，还有一名陈独秀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着全50多名党员。列席会议的还有两名共产际的代表马林(荷兰人)和尼克尔斯基(苏联人)。由于会场收到暗探的注意和外巡捕的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之举行。

“一大”的主要贡献是什么呢?

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共产党的正式成立。确定了党的名称为“中共产党”，通过了“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一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李达、张焘负责宣传和组织工作(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陈独秀虽然未能出席会议，但鉴于他是当时很有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创始人之一，大会仍选举他担任中央局书讲到这里，有些同志可能会问：我们年年岁岁庆七一，但“一大”召开的时间并不在7月1日。那么为什么把这一东、蔡和森、陈潭秋、悍代英、翟秋白、张焘、李立三、项英等30余名代表出席大会，代表了全420名党员。共产际代表马林参加了会议。陈独秀主持会议并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

“三大”的主要贡献是正确解决了建党初期，党内在共合作问题上存在的重大分歧，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正式确定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民党，与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策略方针，使党能够团结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在1924年1月举行的民党第一次全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身份出席了这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在会上当选为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的41人中，共产党员有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瞿秋白、林伯渠等10人。在此后的两年里，共产党人在民党政府内许多重要的部门任职，这是共第一次合作最亲密的时候)。

党的第四次全代表大会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产党第四次全代表大会在上海闸北横滨路6号召开。出席大会的有陈独秀、蔡和森、翟秋白、谭平山、周恩来、彭述之、张太雷、陈潭秋、李维汉、李立三、王荷波、项英、向警予等20人，代表着全994名党员。共产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了大会。陈独秀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党的四大最重要的贡献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党的四大作出的各项正确决策，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此后，全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大革命的高潮来临了。“四大”之后的几个月即爆发了一场中人民反对帝主义的革命运动，这就是著名的“五卅运动”，“五卅运动” 迅速席卷全。仅一两个星期里就有600多个城镇，1700多万群众奋起示威。中共产党在领导“五卅运动”的过程中，也得到了锻炼和发展。“四大”召开时党员只有994人，到年底就达到1万人，一年内增加了10倍。 五、党的第五次全代表大会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产党第五次全代表大会在武汉汉口召开，出席代表82人，代表党员57967人。共产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等也出席了大会。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党员数字的变化，中共产党党员从1925年年底的1万人，又迅速增长到万人，民党感受到了共产党快速发展带来的威胁，在中共“四大”以后的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5月在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了旨在排挤共产党的《整理党务决议案》，规定共产党员不得担任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在这种情况下，几位任民政府高层领导的共产党人陆续离开民党权力核心：毛泽东卸任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谭平山卸任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林伯渠卸任民党中央农民部长。随后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汪精卫制造了“七一五”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和民党左派，共合作宣告破裂，轰轰烈烈的第一次民大革命失败。

“五大”就是在蒋介石集团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半个月，武汉汪精卫集团日趋反动，中革命处于危急关头召开的。此次会议主要纠正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错误(那什么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呢?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主要表现是：

第一错，是对政治形势的错误分析。错误的认为群众革命运动是有我党造成的，会破坏共联合战线，主张对民党采取妥协退让方针，提出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以达到联合战线的巩固，这实际上是讨好民党右派。

第二错，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否认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必要性。陈独秀认为农民没有土地要求，反对“包办民众运动”，反对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以换取与民党右派和解。 第三错，是全面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主张全面放弃党权、政权、军权以致群众运动的领导权。扶助汪精卫取得民党中央、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以为这样既可解决共之间的矛盾，又可解决蒋、汪之间的矛盾，以全面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去换取安陈独秀对民党右派的连续让步，使蒋介石这个善于玩弄两面派手法伪装革命的阴谋家野心家篆夺了民党的党、政、军大权。正如周恩来指出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对民党右派实行了三次大让步，使“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党务上接连得到三次大胜利”。这些错误实质上是信任蒋介石、汪精卫超过信任工农群众、不惜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迁就蒋介石的反动要求。大革命后期，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了统治地位，是导致大革命遭到惨重失败的一个主观原因。 党的五大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民政府和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的革命武装等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都未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回答，因此，难以承担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挽救大革命的重任。而真正结束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方针，是在3个月后的“八七”会议上完成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解决了“五大”没有解决的问题，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解决了重要的问题。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言论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八七”会议上提出的，得到与会代表的共识。 1927年8月1日，中共产党打响了武装反抗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前委员会率领我党直接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2万余人，举行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用血与火的语言宣告了中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据统计，到1929年底，全各地的武装起义多达近百次，许多被称为“红色政权”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就是在这些起义中诞生的。中共产党开始走上了领导工农群众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党的第六次全代表大会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产党第六次全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银色别墅”秘密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为84人，代表全党员4万多人(从这个全党员数就可以看出有多少党员在白色恐怖期间被杀害，据统计，被民党屠杀的共产党和革命群体有31万之众)。由于当时仍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环境中，在内召开这样的大会是有困难的。因此，在共产际的帮助下，大会在莫斯科秘密召开。 六大认真地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

“六大” 后的两年间，革命的局面在全范围内逐步走向复兴。到1930年9月，党员人数已发展到12万人。红军已有13个军， 6万多人，全十几个省区的300多个县建立了十几块根据地，革命武装已呈嫁原之势。

可惜这种大好形势受“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没能继续发展下去。王明打着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在共产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一步登天取得党中央的实际领导地位。前面解释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那什么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呢? 左倾冒险主义在政治上一是否认中间力量的存在，认为民党各派和中间派都是“最危险的敌人”，要一切斗争，整个地反对。二是推行“城市中心论”，要求红军去占领城市，反对毛泽东的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三是打着“反右倾”的旗号，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他们错误主张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军事上采取进攻中冒险主义，防御中保守主义，退却中逃跑主义。在此后的4年里，以他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占统治地位，使中共产党的力量在白区几乎丧失殆尽，根据地丧失90%。面对危局，毛泽东显示出力挽狂澜的勇气和智慧。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贵州遵义召开，深刻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红军长征初期胜利的原因，强烈要求结束“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对红军的领导。这是中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长达四年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解决了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在毛泽东的带领和指挥下，英勇而顽强的红军，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横跨大渡河，翻越雪山草地，战胜了张焘的右倾分裂主义，最终在陕北找到革命的立足点和新的胜利出发点，完成了举世闻名的长征。

此后，长征结束后一年，日本侵略中，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内阶级矛盾降到次要地位面临新的形势，中共产党重新调整自己的政策，在山西瓦窑堡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产党以大局为重，促成事件的和平解决达成“停止内战，共御外辱”的共识。在之后的八年抗战中，中军民从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到战略反攻。经过浴血奋战，中军民用三千五百万人伤亡的代价将日本侵略军赶出了中。中共产党也抗战中不断发展壮大，抗战结束时，中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已拥有100万平方公里土地，近1亿人口;已成为拥有120万党员的大党。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产党第七次全代表大会在中延安召开。与会者有正式代表547人，代表121万中共产党员。大会是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为确定打败日本，建设新中的路线而召开的大会。大会全面总结了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统一战线、群众运动等历史经验，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中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制定了新阶段中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使中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高度的统一和团结，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的胜利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在中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对于“七大”的重要作用和意义，毛泽东是这样评价的：“七大”开的很好，做了三件大事，第一件是决定了党的政治路线;第二是通过了新的党章;第三是选举了党的中央领导机关。我们现在

常说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领导集体，就是在遵义会议后逐渐形成，并在“七大”上确定和充实。 七大后不到三个月，中人民就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但当人民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时，一直保存实力、坐等胜利、准备内战的蒋介石迫不及待地抢夺胜利果实，把枪口对准了中共产党，发动了全内战。在两个中，两种命运的决战中，中共产党人不得不做出另外的选择。共开始全面决战，大家耳熟能详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再到“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渡江战役。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成立，标志着中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已经取得基本胜利，中历史由此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至此，中内告别了战争年代，进入了和平发展时期。虽然，发展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外有朝鲜战争、中苏关系从亲密到恶化，内有路线问题、方向问题导致的“大跃进”、 “人民公社”运动以及“*****”的十年浩劫……，从“八大”到“十一大”，我们走过很多弯路。但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党在不断摸索中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坚定了有中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此后的三十多年，我们取得了经济建设的辉煌成就。“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再到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提出全面从严治党，这就是“四个全面”的形成过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更完整地展现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理政总体框架，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家各项工作关键环节、重点领域、主攻方向更加清晰，内在逻辑更加严密，这对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提供了强力保障。

今天，通过“七一”党员大会这样一个集体活动，共同学习党的光荣历史。通过学习，坚定党员信念，找准党员定位，更加坚定地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

我的党课学习内容就汇报到这里，谢谢大家!

2022年学党史讲党课【第三篇】

同志们:

今天我们举办的党课活动，主要是通过想学习和交流，进一步深化认识，统一思想。考虑到结合目前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同时使大家了解我们党党风廉政建设的历程和新形势下做好党风廉政建设的几点要求。因此我选择“为民务实清廉”作为这节党课的主题。下面我和大家谈谈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体会。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清正廉洁、勤政为民是建党、治党的重要内容。我们党一贯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并采取强有力的“铁腕治腐”措施，腐败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但腐败问题仍然严重影响着党的健康肌体，严重影响着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严重影响着党的先进性和执政能力建设。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行政腐败是吏治腐败的一种。近年来，多名高官相继落马，行政廉洁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一、廉政的内涵和历史沿革

“廉”，一个中国古代思想史上非常重要的概念，其本意为堂屋之侧边和物体露出的棱角，引申为人的品行端方不苟、方正刚直。在古代，“廉”代表着一种政治思想主张，是君子圣人的一种高尚品德，是为官者必须具备的行为品德。在《周礼》中，“廉”的含义为：“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此“六廉” 是中国古代对为官者“廉”的基本要求，也是我国最早的官吏考核标准。

“廉政”，既是政治管理学的概念，又是政治伦理学的范畴。廉政的主体既指政务工作者，也指政务工作部门，对前者是官品人品，对后者是党风政风。用传统的话说，廉政就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所谓正气，是指忠于职守、坚持原则、秉公办事、不徇私情;所谓清风，是指不贪财肥私，不贪赃枉法，不以权谋利，不沾公家一分便宜。古代官服的肥袖可以载物，两袖一抖，常常抖出赃银贿财，而像于谦一样的廉吏只能抖出“两袖清风”。用现在的话说，廉政就是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干干净净做事。

廉洁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没有什么腐败可言，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私有制的出现，一些掌握了社会权力的人，运用手中的权力，违背大多数人的意愿为自己谋取私利。于是，廉洁就成了社会民众对执政者的基本要求和热切期盼，更是治国理政者必须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

孔子在《论语.子路》中讲：“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西汉著名思想家董仲舒认为：“至廉而威”，西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也讲：“祸莫惨于欲利”，金代诗人元好问也发出了“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的感叹。“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畏吾能而畏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这几句明代官箴，想必大家都很熟悉。我国古代历朝历代的君主都高度重视吏治，也都制定了非常严厉的法律来惩治官吏的腐败行为，也有无数清官流芳百世，但终因政治经济制度的本质，官员腐败乃至朝廷腐败成为必然，法律也形同虚设，以致政权覆灭。一朝取代一朝，构成了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画卷。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把拒腐防变、反腐倡廉作为实现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的一项主要任务抓住不放。1924年1月,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后，共产党员可以在国民党党、政、军担任职务,为防止共产党员腐化蜕变，党中央于1926年8月发出了《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这也是我党历史上的第一个惩治贪污腐化分子的文件。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随后，中央苏区就开展了历时两年的惩腐肃贪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时任叶坪村苏维埃政府**的谢步升因利用职权贪污财物、牟取私利被处决，成为我党反腐败历史上被判处死刑的第一个“贪官”。在处理谢步升的问题时，毛泽东同志严肃指出：“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在与民族敌人生死搏斗的同时,也丝毫没有放松廉政建设，公开提出了建立廉洁的抗日民主政府的政治纲领。

1938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规定了10种必予严惩的行为。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谆谆告诫全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同时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要求。

新中国成立以后, 百废待兴,革命和建设的任务都很繁重,反腐倡廉的形势也相当严峻。1949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1950年夏、秋、冬三季,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

随后,于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在党和国家机关内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党中央迅速果断处理了一批典型案件,其中时任天津地委书记的刘青山和天津专区专员张子善被送上了断头台，引起了全党的警惕和社会的震动。在处决刘、张两人之前，面对部分高级干部的求情，毛泽东指出：“治国就是治吏!‘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1952年4月18日,政务院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党的八大和八届二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进行教育和规定制度两方面的措施，在我党的廉政建设史上产生了深远意义。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迈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反腐倡廉也进入了拨乱反正、重视法制与民主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告诫全党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江泽民同志也反复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切实改进党的作风，着力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党的报告中提出要建设好干部队伍，要加强党性修养、廉洁从政、理论学习和实践锻炼，全面提高自身的素质。这为我们新时期的干部队伍建设明确了方向，指明了道路。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每一名党员干部一定要在思想上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在服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务必经受住权力、金钱的种种诱惑，始终做到防微杜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二、谨小慎微，清正廉洁

一要加强政治理论和道德准则学习，增强自身的免疫功能。古人说过：“学以立志”、“学以养德”。清代学者余怀认为：“读书能够使糊涂的人变得聪明，狭隘的人变得旷达，忧郁的人变得愉快，笨拙的人变得灵巧，愁闷的人将会欣然起舞，有病的人将会霍然而愈”。可见读书学习对提升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塑造一个人的良好品行非常重要。

高尚的人格、良好的操守不是天生的，而是一种积累、一种养成。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人民法官，只有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才能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才能在纷乱复杂的现实生活中不被金钱、美色、权力所诱惑。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纷呈多彩的治国理政思想中，有许多优秀的反腐倡廉思想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像包拯、海瑞、于成龙等，之所以能够彪炳千秋、名垂青史，是因为他们清正廉洁、不畏权贵、秉公执法的优秀品质深深地烙在人民的心中。

二要勤政爱民、心系群众，经常进行换位思考。我们经常说的“不勤政也是腐败”、“无功便是过”，既是党对我们党员干部的要求，也是人民群众对我们的殷切期待。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伊始就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的最高价值追求，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三要慎独慎微、防微杜渐，筑牢思想道德防线。纵观走上犯罪道路的官员，无一不是从一瓶酒、一条烟、一件小礼物、一点“小意思”开始，进而胃口越来越大，以至欲壑难填，由于“小不忍而乱大谋”，最终走上不归之路。

四要生活简朴，以俭养德、以俭养廉。唐代开国名臣魏征曾说过：“骄不可长，欲不可纵，乐不可极，志不可满”，大诗人李商隐也留下了“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的名言警句，这些古训都将勤俭作为立身和成就事业的根本。中华民族历来是重视和崇尚俭朴的，勤俭立身、勤俭治家、勤俭理政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

五要管好身边工作、生活的人。我们不是独立于社会的群体，不是“独行僧”，有友情、亲情，身边有许多一同生活和工作的亲人、同事和朋友。我们离不开他们，否则既工作不好，也生活不好。严格管理、教育好自己身边生活、工作的人特别是自己的配偶、子女与严以律己同等重要，在让他们一定不出问题的同时，时常给自己吹吹清醒风、廉政风。

同志们，****，历来为人痛恨;清正廉洁，古今为人景仰。我们要统一思想，尽职尽责，为人民谋福利。

2022年学党史讲党课【第四篇】

2020年党员关于新中国史学习心得体会，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中国人民经历了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1938年，我国历史学家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如此写道：“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可见，在蒋廷黻心中，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难言乐观。

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找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进行了28年浴血奋战，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可以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中国发展富强、中国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极大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赶上了时代，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修好“必修课”，了解党史、新中国史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文件、重要人物，了解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了解中国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我们党98年的奋斗史、新中国70年的发展史，了解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宝贵经验和伟大成就，才能弄清楚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才能弄清楚艰苦卓绝是什么、是怎么来的，才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我们党是否坚强有力，既要看全党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更要看每一位党员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坚定的理想信念，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党史、新中国史学习成果转化为提升党性修养、思想境界、道德水平的精神营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不断增强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和行动自觉。

2022年学党史讲党课【第五篇】

同志们：

在“治污减霾”工作紧锣密鼓开展之际，按照区监察局开展宣传教育月活动安排，今天由我跟同志们一起探讨反腐倡廉建设的有关问题，期望通过这次授课，能对分局各项工作，尤其是“治污减霾”工作有所促进。

党的报告把建设生态文明视作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把反腐倡廉定位在亡党亡国的生命线，这充分表明党中央对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视，充分显示党执政为民的决心。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环保地位的上升、权力的凸显、资金的增加，一些重要部门、重点岗位和关键环节，成为违纪违法案件易发多发地带。贯彻落实党的关于反腐倡廉工作的新举措、新要求，环保系统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充分认识当前反腐倡廉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结合实际，立足岗位，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措施，扎实有效地抓好工作落实。

一、腐败现象产生根源及其后果

“腐败”一词的本意是指生物的腐烂，后来被引入思想道德和政治领域，特指国家公务人员滥用权力谋取私利，从而违反社会公认的法律法规和道德规范，并造成一定社会危害的一种畸形行为。腐败在广义上说是行为主体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职权或偏离公共职责的权利变异现象。从狭义上说泛指国家公职人员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权力的权利蜕变现象。联合国定义称腐败的实质是滥用权力。

(一)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

腐败现象古来有之，久治不绝，根深蒂固。产生腐败现象的成因，从不同角度分析，可以找出若干种原因。如社会历史原因、政治文化原因，也有当事者个人的原因。

1.利益的驱动是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动力。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在生理上和心理上存在着本能需求，这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物性要求。这种生物性要求反映在人类行为的动机上，就是“欲望”。人在“欲望”非常想得到满足而没有得到满足时，其“欲望”就会偏离正确的方向，产生一些“出格”的行为。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正是由于人类这种原始的欲望和弱点，在强烈的利益要求驱动下，一些利欲熏心者便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寻找一切可乘之机攫取财富，腐败现象也就随之产生并不断发展。

2.私有制是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本因素。腐败现象在本质上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进入阶级社会后，物质财富的私有化，成为产生腐败行为的思想基础。一方面，当一个人能用手中权力交换到物质又不被束缚的时候，就会无限的放大这种权力。这样，腐败也就产生了。除非他受到道德的、法律的、或宗教的力量约束才可能放弃这种谋利行为。因此，如果当权者没有道德修养，法律又对他的腐败行为不能及时有效制裁的情况下，他就会把手中的权力当成无形的商品进行物质交换，以获取更大的私利，这就是所谓的权力寻租行为。

另一方面“官贵民贱”的封建剥削思想意识对人们打下了根深蒂固的烙印，“升官”和“发财”成了封建社会人们的思维定式，连刚刚认识字的儿童也知道读书好便可以“学而优则仕”，有了仕的地位便可发财，便能“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至于封建社会中，当官后光宗耀祖，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更是普遍常见的社会习俗。这种观念影响深远，以至这些腐朽的封建主义思想和观念，在当今中国的现实政治生活中都可以找到新的表现形式：官本位、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家长制、裙带风……

3.法制和管理力量投入失当，是腐败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人对物质生活追求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从依法治国的角度来说，通过法制和管理的手段，把人们对物质生活追求的欲望乃至行为，限制和约束到保证不妨碍社会正常生活秩序的范围内，就能够避免和最大限度地减少腐败现象的发生。但是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法制和管理力量投入失当，成为腐败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

法制立足于惩腐，管理立足于防腐，如果从开始就把管理抓好，使他们都能廉洁从政。也就不会存在这种腐败多发的势头了。那样要比等到他们腐败后制裁他们要好的多。如果想要依靠法制替代管理的办法治理腐败是不可能达到目地的。一个管理好的人不管法制如何他都不会去腐败。而一个没有管理的人一旦有机会他就有腐败的可能。

(二)腐败现象的表现形式

如果要从不同社会发展历史、不同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社会结构及领域中，列举腐败现象的表现形式，那是很难列举完全，也是很难说清楚的。权威人士对腐败现象的表现形式是按以下几个方面来划分的：

1.根据腐败者的行为和目的来划分。腐败可分为拜金型、拜物型、徇私型、享受型、贪色型等。

2.根据人们对腐败行为的价值评价来划分。分成三类，即：白色腐败、灰色腐败、黑色腐败，人们对他们的谴责如同它们的色彩所表示的那样由弱至强。(1)白色腐败。指社会大多数成员(包括上层人士)不积极支持对之惩罚的腐败行为;(2)灰色腐败。指对之惩罚虽为上层阶层所拥护，却不受到其它社会成员支持的腐败行为;(3)黑色腐败。指为社会大多数成员(包括上层人物)所一致谴责的腐败行为。

3.根据腐败主体的数量不同来划分。一是根据腐败主体的数量不同将腐败分为个人腐败、制度腐败和整体腐败。

4.根据腐败性质的严重程度来划分。根据腐败性质的严重程度可将腐败分为：官僚主义、违反党纪、政纪和违反法律但不构成犯罪、触犯刑律构成犯罪。

5.根据腐败发生的层次来划分。根据腐败发生的层次不同可将腐败分为权力腐败、行业腐败和社会腐败。

6.根据世界各国腐败的存在状况来划分。可将腐败分为高度腐败、中度腐败和低度腐败。高度腐败的国家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中东、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中美洲等地区。中度腐败的国家主要是指印度、土耳其、坦桑尼亚、津巴布韦、智利等发展中国家。低度腐败的国家和地区，在国际上取得共识的是新加坡和香港。这些国家和地区由于有着比较有效的体制和举措，腐败现象相对较少。

(三)腐败现象造成的社会危害

腐败是社会毒瘤，是导致社会不和谐、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1.腐败诱发社会的不稳定。政治稳定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保证,是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前提,只有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中,才有可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只有稳定,才能保护和巩固已取得的成果。由于腐败损害了政府的形象，降低了政府的威信，打击了民众对政府行为的信心，从而使民众对政府的政策制定与执行以及政府行为失去信心，导致政府危机，严重的还会引起社会动乱，即腐败破坏政治体系赖以运行的合法性基础。

2.腐败损害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公平和正义是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如果某一政权内渗入腐败分子，置人民利益于不顾，在管理公共社会事务过程中，截留本应属于全体人民的发展机遇、物质财富，这就破坏了社会管理的公平性，极其严重地损害了社会的协调发展。目前最突出的表现在为公职人员提拔、任命方面的卖官鬻爵、跑官要官，征收征用土地，城镇房屋拆迁，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等方面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不公正性导致干群关系日趋紧张，已经引起社会普遍的愤慨，群众上访集访不断，导致社会动荡。

3.腐败破坏社会的民主法治。“民主”就是主权在民，而权力腐败集中表现为缺乏民主、个人专断、权力集中、权力滥用、以权代法、贪赃枉法等。一些地方由于缺乏民主，权力难以受到有效监督，致使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的腐败时有发生;在腐败严重的地方，既不会有健全民主法治，也难以有良好的秩序和效率。

4.腐败败坏了社会风气。腐败是一种对公共守则的破坏。当腐败行为未受到打击而受到人们的默认时，当高层人物腐化时，当社会中的人们感觉到不通过腐败就不能获取服务和利益时，当忠诚人员受腐败氛围的压力时，很难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风气，这种社会风气会产生一种扩大效应，致使腐化现象扩散和蔓延。由此导致社会风气的败坏和社会道德的沦丧。毫无疑问，腐败是社会的罪恶，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成极大的危害。

二、我国反对腐败的历史经验及基本形式

我国反对腐败的基本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运动反腐。即依靠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惩治腐败的反腐方式，其特点是最大限度地发挥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力量来对抗腐败。

建国初期，我们党主要是靠发动群众运动来反腐败。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发动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以后又发动了新“三反”“五反”运动、“四清”运动等。应当说，开展这些运动，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必要的，正如武汉大学政党研究所所长 丁俊萍教授所言:“这些运动的矛头，几乎都指向干部、党员中的贪污腐化、以权谋私、官僚主义等脱离群众的不正之风和消极腐败现象。但由于这些运动是在阶级斗争扩大化背景下进行的，所以也误伤了一些人。”但运动型反腐也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它打破了人们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冲击了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发展。

2.重典反腐。重典治腐在中国古代就成为惩治腐败的重要手段。重典治吏的内容包括对官吏犯罪的法律惩罚重于常人。首先，它体现在贪罪与盗罪的量刑上。从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封建法典《法经》开始，便确立了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的立法思想，贪赃受贿的刑事责任远比盗贼为重。正因为如此，历代对官吏犯赃都处以重刑。如《唐律疏议》规定，作为负有领导、主管之责或主办某项工作的官吏“监临主司”受财枉法的“十五匹绞”，而常人盗窃，即使五十匹，才是加役流而已。

其次，只要官吏有贪污受贿的行为就构成犯罪，而不论数额的多少和枉法与否。早在秦朝“通一钱者，黥为城旦”，即行贿受贿达到一个铜钱，就要受到脸上刺字并服苦役的刑罚。再次，官吏不论以任何方式获得经济利益或所谓好处，都为王法所禁止。以唐律为例，官员接受管辖下的吏民的肉类、酒食、瓜果一类物品，要以受贿论处，甚至对于离职卸任的官员接受这一类物品，也要以受贿论。此外，重典治腐还体现在刑罚的严酷上，封建刑罚不但是对违法者的身体残害，更多是精神上的。如犯罪者不但可能被断指(肢)、宫刑等，还可能同时被刺面。到了唐朝形成了对违法者施行残酷的“五刑”。即死刑、流刑、徒刑、杖刑、笞刑。明朝朱元璋设置的酷刑项目有：凌迟，滚汤，铁刷，钩脊，抽肠，剥皮，挑筋。可当殿行刑，残躯示众。还实施律外重刑(如剥皮充草)。他下令各州县设立“皮场庙”，在众人围观之下活剥贪官的皮，然后实之以草，制成人皮草袋悬挂在官府门前，以示替戒。

大臣无不战战兢兢。“令人感不像人间。”清雍正皇帝更是重典反腐的实践者。雍正在位时诛杀贪官不计其数。但他的反腐措施并不仅此，除惩治诛杀贪官以外，雍正还有三项更为彻底的措施：一是绝不放过贪官的涉案的亲戚和子孙。贪官们的罪一经核实，雍正就下令把他的家底抄个干净，连他们的亲戚、子弟的家也不放过。二是让贪官“死而不已”。雍正的政策是：“死了也不放过他!”雍正四年，广东道员李滨、福建道员陶范，均因贪污、受贿、亏空案被参而畏罪自杀。雍正下令：“找他们的子弟、家人算账!”雍正指出，这些家伙自知罪大恶极自身难保，就想一死抵赖，牺牲性命保住财产，让子孙后代享用。因为依照人之常情，杀人不过头点地。

人一死，再大的事也一了百了。可惜雍正不吃这一套，他不管什么常情不常情，骂名不骂名。他要做的事，一定要做到位，谁也别想有侥幸心理。三是杀贪官给官看。雍正继位不久就发生山西亏空和科场舞弊两大案件。经审理，山西巡抚诺敏与下属官僚“上下其手，内外勾结”，致使山西库银亏空四百多万两;恩科主考官张廷璐泄漏考题、收受贿赂，营私舞弊，罪大恶极。雍正原本是要把诺敏“腰斩”、把张廷璐“凌迟”，经大臣谏劝，改为诺敏“赐死”、张廷璐“腰斩”。

雍正下令：“传旨给顺天府和京师各大衙门，让那里四品以上的官吏，在诺敏、张廷璐行刑时，不论是否沾亲带故，也不论是不是门生好友，统统都到西市去‘观刑’。让所有的人都去给这两个墨吏送行，大有好处!”- 这就是杀贪官给官看。对此，雍正还有一番高论：“杀贪官不能只叫老百姓看。要叫当官的去看，一人也不许不去，朕就是要让他们好好看看，看得心惊肉跳，看得筋骨酥软，看得魂消魄丧，看得梦魂不安!这样，以后他们的黑眼珠盯着白银子时，就会有所惊觉，就得掂量掂量，就不能把事情做得太绝，就得想法给自己留条后路!”

“乱世用重典”，没有雍正大刀阔斧的整顿吏治、肃清贪官、清理积欠，就不会有后来的"乾隆盛世"。雍正反腐倡廉仅仅五年，国库储银就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至五千万两。更重要的是，社会风气改变了。后世出现“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虽说是一种夸张，却是对雍正治理腐败的肯定。

到了现代中国，重典反腐仍是治理腐败的重要手段。早在1931年冬，刚刚就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毛泽东就签发了《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等文件，《训令》规定，对贪污腐化分子必须给以严厉制裁，对侵吞公款300元者“判刑枪决”。1931年8月，瑞金县叶坪村苏维埃政府**谢步升因贪色贪财致死人命，刚刚上任的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得知后十分气愤，派人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后气愤地说：“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挠不了。”1932年5月5日，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对谢步升以“贪色贪财致死人命”等罪判处死刑，5月9日执行枪决。这是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也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被处决的腐败分子。

1951年11月30日，毛泽东就华北局关于原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后任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贪污一案对中央的报告作出批示。批示指出，刘青山和张子善“是大贪污犯”。并明确表示：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这是中国共产党建国之初反腐败的第一大案，史称“开国第一刀”。后人常说“杀了两个人，管了几十年”。

“重典反腐”理念蕴涵着某些值得肯定的积极因素，通过加大对腐败分子的严惩，会提高腐败的风险和成本，保持对腐败分子的威慑力，可收一时之效。但是，它毕竟只是一种滞后式的反腐败策略，只能达到治标的目的，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

3.权力反腐。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的专门反腐败机构—党的纪检机关、检察机关、行政监察机关恢复重建，加大了反腐败工作力度。据统计，仅20XX年7月至20XX年12月，纪检监察机关共审结违犯党纪政纪案件万件，处分万人。而检察机关在20XX年至20XX年的五年间，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179696件209487人。其中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13929人(包括厅局级930人、省部级以上35人)。综观几十年来我国反腐败工作的每一个案例，关于权力的腐败，不论其暴露的原因如何，到最后都要依赖权力部门的参与，来解决权力腐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