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二首【参考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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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二首【第一篇】

［关键词］ 悼友诗；遗民；衰颓；自悼

abstract: it is an approach to understand gu yanwu’s poetry using the poetics in rizhilu to interpret his poetry of mourning for friends. poetry of mourning for friends were gu yanwu’s personal discourse, but they corresponded with his academic discourse. in his early years, his poetry of mourning for friends largely narrated something, using poetry to record history .in his late years, his poetry of mourning for friends were blurry with waning color. in the poetry of mourning for friends, gu yanwu also mourned for himself. from his poetry of mourning for friends, we can comprehend that it is time that can explain yimin’s tragic foreordination.

key words: poetry of mourning for friends; yimin; wane; mourning for oneself

顾炎武作为明末清初的重要思想家，学术界对他的研究多集中在他的朴学思想上，尤其是考据学与政治思想。关于遗民心态的研究，赵园先生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对顾炎武有深刻的解读［1］。然而关于顾炎武诗歌的研究一向被学者所冷落，一则顾炎武不以诗歌著名，再则顾炎武多有讥刺文人的言语。然而，早年的顾炎武以诗歌闻名遐迩，成为遗民后，删除了早年的诗作，还留存了400多首诗歌。身处以诗歌表达情感的传统中，顾炎武的诗歌记载了他作为遗民的人生行迹，流露了他内心不为人知的情绪波动。对于他悼友诗的阅读，尤其可以窥见他作为遗民的心态变化，解读到他悼念遗民亡友时的复杂情感，从而了解到一代遗民的悲剧宿命。

一、诗是“余事”

在顾炎武现存的400多首诗中，悼友诗有15题，24首。作于他中年时期的有：《哭杨主事廷枢》［2］、《推官二子执后欲为之经营而未得也而二子死矣二首》［3］、《哭顾推官》［4］、《哭陈太仆》［5］，这5首作于顺治四年（1647），是年顾炎武35岁，所哭诸友均因难死于清兵手下。康熙二年（1663）作《汾州祭吴炎、潘柽章二节士》［6］，吴炎、潘柽章死于清朝的文字狱。康熙九年（1670）作《挽殷公子岳二首》［7］，康熙十二年（1673）作《自章丘回至德州，则程工部逝已三日矣》［8］、《哭归高士四首》［9］，康熙十三年（1674）作《路光禄书来叙江东同好诸友一时徂谢，感叹成篇》［10］，康熙十四年（1675）作《送程工部葬》［11］、《孙征君以孟冬葬于夏峰，时侨寓太原，不获执绋，适吴中有传示同社名氏者，感触之意遂见乎辞》［12］，康熙十九年（1680）作《哭李侍御灌？先生模》［13］、《华下有怀顾推官》［14］、《悼亡五首》［15］，另有一首《哭张蒿庵先生》［16］据王冀民先生考证作于康熙十七年（1678）。这些悼友诗绝大部份作于50多岁时，其余的均作于60岁以后，作《悼亡五首》时已经68岁，离死亡不到两年的时间。

葛兆光认为清代士人存在着话语分裂现象，文化人使用三种不同的话语，一种是在公众社会中使用的“社会话语”，一种是在学术圈子里使用的“学术话语”，还有一种是在家庭、友人之间使用的“私人话语”，而诗词属于“私人话语”［17］。顾炎武有一半时间生活在清朝，他的诗应该算是他的“私人话语”。身体力行的实践是他一生的追求，而写诗只是“余事”。他曾经引用欧阳修的话说：“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18］并认为：“人各有能有不能，不作诗何害？”［19］何况顾炎武认为“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20］，对文人持鄙薄态度，他的诗便淡化了文人对词藻等形式的追求，而成为他人生理想和实践的行迹载录。王冀民认为：“先生之隐尽之于诗，故手自编录，授之门人，而又借韵目以讳字，此殆生前不敢传而欲传之于身后也。”［21］这样看来，顾炎武的诗歌又是他的“学术话语”。与清代士人学术话语与私人话语的相分裂不同，他的学术话语和他的私人话语往往是相吻合的。

作诗虽为“余事”，诗却流露了他个人的内心情感。

二、悼友：“蒿里魂归白日寒”

顾炎武引用薛冈的话说：“近日之弊，无人不诗，无诗不律，无律不七言。”［22］他自己也认为：“七言律，法度贵严，对偶贵整，音节贵响，不易作也。今初学后生无不为七言律，似仅以此为入门之路，其终身不得窥此道藩篱无怪也。”［23］在他悼念的友人中，殷岳也是写诗的能手，同样不喜律诗，认为徒费对俪，无益性情，所作只有五言古风一体。顾炎武的15题悼友诗中，五古4题，五排3题，五律2题，七绝3题，七律3题，可以看出顾诗风格的一斑，也能看到顾炎武私人话语与学术话语的契合。《日知录》中提出“真”的文学观：“夫镜情伪，屏盗言，君子之道，兴亡之事，莫先乎此。”［24］认为“诗主性情，不贵奇巧”［25］。在用韵方面，他仍然主张“不以韵害意也”［26］，“是知以韵从我者，古人之诗也；以我从韵者，今人之诗也。自杜拾遗、韩吏部，未免此病也。”［27］“凡诗不束于韵而能尽其意，胜于为韵束而意不尽，且或无其意而牵入他意以足其韵千万也。故韵律之道，疏密适中为止，不然则宁疏无密。文能发意，则韵虽疏不害。”［28］从诗体、用韵等各个方面，顾炎武提出写诗应该“以意为主”，从诗“意”出发，抒发真挚的情感。写诗不能单纯地追求文采辞藻等形式化的东西，但是要有文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也要注重文采对表意的作用，《日知录》中专门讲到了文辞对于表达作者情感意图的重要性，注重文采是为了更好地表意。

顾炎武的悼友诗正是他性情的展示，重诗“意”，抒发和朋友的生死之情，同时注重文采，悼友诗向我们显露了他情感世界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流失，年岁的增长，世事的变迁，他的情感世界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漂泊流离中的顾炎武在对友人的哀悼中也哀悼着自己。

《哭杨主事廷枢》、《推官二子执后欲为之经营而未得也而二子死矣二首》、《哭顾推官》、《哭陈太仆》是哭被清兵杀害的友人。明朝灭亡三年，顾炎武正当壮年，与有志之士正坚持着抗清斗争，同志的被害让他义愤填膺。除了《推官二子执后欲为之经营而未得也而二子死矣二首》是七绝外，另外三题都是五古。五古受的拘束少，易于抒情，而且这几首都多叙事。《哭杨主事廷枢》42句，历述杨廷枢举应天乡试、甲申之变、福王继位，杨廷枢攻击马、阮，被福王罢归，清兵南犯，杨廷枢受知于隆武帝、参加战役、兵败后匿于田野、后被清兵俘获决心一死，最终“陨首芦墟村，喷血胥门浪”而死。《哭陈太仆》42句，先记述陈子龙的才干与勇武，但笔墨更多地放在诗的后半部。陈子龙被福王召用，上疏福王，归松江，而清兵直取江南。他又上表唐王，参加松江一带战事，他的家奴卖主告变，大事不济，陈子龙望门投止，投到先生家，王夫人仓促具饭留宿，后为清兵所获，跳水而死。21联诗把陈子龙的生平经历叙述得非常清楚，中间还夹着顾炎武“尚愧虞卿心，负此一凄恻”的感愧。“复多季布柔，晦迹能自匿”是对陈子龙逃亡时仍不能晦迹的叹惜，在诗下有自注：“君出亡时，尚仆从三四人，服用如平日。”《哭顾推官》66句，叙述了顾家“父子兄弟间，五人死相继”的悲惨遭遇。这三首诗叙事如此之多，原因就在于友人的出处大端，死生大节，必定要以他们的生平经历为依据。虽然是五古，但三首都一韵到底，全押仄声韵，与作者悲愤的情怀相符合，悲愤慷慨。在《推官二子执后欲为之经营而未得也而二子死矣二首》中有“欲告家中卖黄犊，松江江上去招魂”为友人复仇的愤而自誓。这几首诗有着诗以代史、以诗存人的性质，说明顾炎武还在打算着韬光养晦，以期有一番作为。

南明王朝的覆灭，台湾郑成功抗清的失败，吴三桂起兵反清后的被剿灭，清朝文字狱对广大士人残酷的杀戮，顾炎武耳闻目睹这一切，他的诗歌难免染上一些衰颓的色彩。通观顾炎武的诗歌，在康熙二年（1663）已经有转颓的趋势。《楼观》：“颇得玄元意，西来欲化胡。青牛秋草没，日暮独踌躇。”［29］楼观即道观，前两句从楼观主人尹喜着意，后两句则是顾炎武的自抒。顾炎武视佛老为异端，然尤恶佛，以其为“胡”，二者犹有夷夏之辨。可是“化胡”亦殊不易，况时值日将入暮。日暮途远，欲西行化胡也颇费踌躇。这首五绝前二句气势锐意不减，后二句则衰颓之气油然而生。较之之前诗歌中流淌的锐气，之后的诗歌想显示出锐气却越发表现出衰颓。作于这一年的《汾州祭吴炎、潘柽章二节士》对死于湖州史狱的吴、潘二人的冤魂有“韭溪血化幽泉碧，蒿里魂归白日寒”的凄冷想象，有“巫招虞殡俱零落”的对冤魂之多的哀叹，却没有为友人复仇的决心。其晚年的悼友诗贵隐括而不贵详实、注重抒情的特点，这首中已经表现出来。

衰颓的气势在后来的悼友诗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康熙十二年，吴三桂起兵反清，顾炎武似乎寄望于他，同年作《哭归高士》，虽有“已矣文献亡，萧条玉山下”的悲哀，却还有对归庄没有看到吴三桂起兵的遗憾：“碧鸡竟长鸣，悲哉君不闻。”然而，吴三桂起兵初给遗民们带来的希望慢慢消失了。作于第二年的《路光禄书来叙江东同好诸友一时徂谢，感叹成篇》掩饰不住他内心的悲凉，当年有着相同志向的诸多好友都与世长辞了，“修门旧馆露先？”。中国诗歌传统中士人对人生“譬如朝露，去日苦多”［30］、“常恐秋节至， ?j黄华叶衰”［31］的感叹在顾炎武的诗中出现了，他意识到这种感情对人生的伤害性，所以力扫衰飒，“斯文万古将谁属？共尔衰迟老布衣”，自问自答，着力摆脱伤感，然而，唯其如此，诗的感叹意味愈加浓厚。在对亡友的追悼中，老年的顾炎武多想象之辞。《挽殷公子岳二首》中殷岳死于福州，顾炎武从未去过福州，在遥寄闽南瘗旅之痛时，有“岭云缘？硐拢？窦泄追伞＾曹拥焙？矗？胬拼？匆隆倍运勒呱ピ岬南胂蟆！端镎骶？悦隙？嵊谙姆澹？鼻仍⑻???换裰寸ǎ?饰庵杏写？就？缑？险撸？写ブ?馑旒？醮恰酚伞耙F咎？性疲？龅莨？姆濉币？穑？锲鸱甑脑崾痹岬囟？茨苤寸ǎ?幻馇Ю锷癯郏？O搿盎嵩峤？耍？垂勐眵喾狻钡某啊！犊拚泡镡窒壬？酚小昂饷旁吕涑缠？室，墓道风枯宿草田”对昨日的回忆和对墓地凄凉景象的想象。《华下有怀顾推官》里有“为我呼蓐收，虎爪持霜金。起我九原豪，?彼田中禽”的幻想。这是在顾诗里极少见到的对幻觉的编织，因为世上无志士，所以顾炎武才想到了阴间的刑神蓐收，希望蓐收持彼利刃，偕我推官，猎杀田中妖鸟。“田中禽”应是指满清。寄希望于阴间出现在提倡经世致用的顾炎武的诗里难以想象，因为对同仁的失望？因为知道自己的无能为力？还是因为对现实的清醒？

前后期悼友诗的感情出现了变化，在对现实的失望和无奈中，后期的悼友诗多了想象之辞，平添了衰颓的气象。

三、遗民世界：“清风春尽首山薇”

“彩笔夏枯湘水竹，清风春尽首山薇”。遗民们一个个徂谢，而文章不传，斯文沦丧。清朝建国初期，遗民们曾经尖锐地质疑清代政治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拒绝与权力合作，他们思想表达的全部合理性，建筑在民族命运的激愤和故国哀思的感情上。顾炎武著《音学五书》、《日知录》，希望通过重组儒家学说，来整理知识与思想秩序，并清理社会秩序。然而，“从清代初年以来曾经是士人精神支柱的民族主义感情，在时间无情的流逝和权力严厉的批判中，已经基本瓦解了，偏激的民族主义已经失去了它的合理性。”［32］清朝的怀柔政策，文字狱的打击， 使遗民们处于困境之中，顾炎武也由原来期待恢复明朝变成了期待“后王”，希望“有王者起”。“其间有正是‘信念’以及自我期许的变化，尽管‘一旦有事’、‘光复旧物’的期待较具体，而‘待后王’、‘有王者起’，则不免邈远而抽象”［33］，顾炎武自己是否意识到目标的邈远抽象呢？

顾炎武来往于南北方之间，沟通了南北遗民诗人。在他所悼的亡友中，就可以看到他的足迹所至。归庄是顾炎武的生死至交，同是江苏昆山人。顾推官是昆山人，杨廷枢、李模是吴县人，潘柽章、吴炎是吴江人，陈子龙是松江华亭人，殷岳生活在陕西，程先贞是山东人，孙起逢是河北保定人，张蒿庵是山东济阳人。陈子龙曾经创造几社，程先贞曾经入复社，归庄和顾炎武曾经一同抗击清兵，张蒿庵被顾炎武认为“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34］。他的亡友都曾经在遗民中有着广泛影响，如今都死去了，自己则多寿多辱。

《孙征君以孟冬葬于夏峰，时侨寓太原，不获执绋，适吴中有传示同社名氏者，感触之意遂见乎辞》里“嗟此衰世意，往往缠心胸”是他老年时期最恒常的感叹：“倘有徐孺子，只鸡还奔从。一时诸生间，得无少茅容？”虽然自比为徐孺子，却以茅容反衬凡庸不肖之同社，“俗流骛声华，考实皆凡庸”。而他有所感触的“同社名氏”即是明末复社诸人，顾炎武弱冠时就与归庄列名该社。在康熙十九年（1680），顾炎武经过华山，触景伤情，作《华下有怀顾推官》，顾推官已经死去33年，“尔来阅三纪，斯人成古今”。在这“三纪”里，局势如何呢？“邈矣越石啸，悲哉嵇生琴。钟吕久不鸣，乾坤尽聋喑。”天地尽聋哑，顾推官舍身死义，虽然“下见采薇子，旧盟犹可寻”，然后继无人。“从此山东问三礼，康成家法竟谁传？”不仅旧盟模糊了，连学问礼仪都要失传。所以“我无人伦鉴，焉敢希林宗？惟愿师伯夷，宁隘毋不恭”。复社中苟活着的人已经守节不终，纵有林宗人伦之鉴，又如何能辨别呢？君子处衰世，但求自全而已，以后惟当以伯夷为师，宁失之狭隘，也不愿与凡庸同流。“遗民现象的‘时间性’（亦一种有限性）还体现于‘不世袭’。遗民于此看到了其‘大限’。”［35］顾炎武已经看到了遗民的“大限”？

顾炎武的三个外甥都在清朝做官。在给外甥的信里他讲述着为君为臣之道：“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吾甥宜三复斯言，不贻讥于后世，则衰朽与有荣施矣。”［36］他在信中讲述自己的耳闻目睹，告诉外甥该怎样为人主尽心。而友人程先贞曾经失足降清，他也在追悼。在失去国家的无奈中，时间淡漠了亡国的伤痛，新的统治者的举措也安抚着民心，对新王朝坚定的反抗被柔化了。顾炎武经历漫长的艰苦卓绝的战斗，已经认识到无力回天，大明王朝一去不回了。既然新的统治者更得民心，反清复明的斗争又有何意义？“时间中的遗民命运，遗民为时间所剥蚀，或许是其作为现象的最悲怆的一面。正是时间，解释了遗民悲剧之为‘宿命’。”［37］“正是‘时间’，剥夺着遗民的生存意义，不止于使其‘待’落空，而且使其生存依据虚无化。这不能不是一种残酷的道德处境。”［38］

四、自悼：“谁知游子天涯别”

在对亡友的追悼中，顾炎武也在追悼着自己。

《日知录》中认为“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皆道此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为诗，可乎？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李杜之诗所以独高于唐人者，以其未尝不似，而未尝似也。知此者，可与言诗也已矣。”［39］这里不只是反对摹仿，还提出了“诗”与“我”的关系。顾诗里有一个“我”在，所以他的感情抒发得真挚而深刻。

在《哭顾推官》中夹有“我时亦出亡”句，在《哭陈太仆》中有“君来别浦南，我去荒山北”，把朋友的遇难和自己的遭际联系起来。在追悼朋友时，常常自愧，“不是白登诗未解，菲才端自愧庐谌”，“十载故人泉下别，交情多愧郅君章”。在哀悼江东好友纷纷死亡时，以自己“削迹行吟久不归”的人生开端。而最能体现他自悼意识的是《悼亡五首》。

《悼亡》五首，只有第一首为代言：“谁知游子天涯别，一任闺芜日夜深。”对妻子王安人带有内疚。其余四首皆自言。第二首“虚堂一夕琴先断，华表千年鹤未归”，叹王安人之逝，也叹自己久游不归。第三首则完全是自叹：“廿年作客向边陲，坐叹兰枯柳亦衰。传说故园荆棘长，此生能得首丘时？”多年在外，离家益远益久，人事代谢，听说故园坟墓已长满了荆棘，有生之年是看不到了，死后能够归葬故园吗？生前漂泊看尽了兰摧玉折，死后可以在故土安息吧？第四首前两句是对王安人丧葬的想象：“贞姑马鬣在江村，送汝黄泉六岁孙。”仿佛看见了妻子归葬时的凄凉之景，后两句便是对自己坚守气节的肯定：“地下相烦告公姥，遗民犹有一人存。”顾炎武以这句诗概括了他作为遗民的决心。他拒绝清朝博学鸿词课的招揽，辞讲学，游南北，遗民越来越少了，后继无人了，然而他坚守住了遗民的气节。最后一首以乐羊子自比，“他日乐羊来旧里，何人更与断机丝？”顾炎武以乐羊子自责，妻子王安人则是他的畏友。即便回归故里，断机丝的人已经不在了。这是对王安人的思念还是对自己的怜悯？五首七绝与其说在哀悼王安人，不如说在抒发自己长年的飘零之痛，也表达他虽历经艰难而坚决做遗民的气节。让顾炎武念兹在兹的是他不负母教，到死没有改变遗民的操守。

顾炎武的诗中没有明遗民进退失据的焦虑，也没有对身份归属的困惑，他似乎非常坚定而充满信心地反清复明。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天生豪杰，必有所任，如人主于其臣，授之官而与以职。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故一病垂危，神思不乱。使遂溘焉长逝，而于此任已不可谓无尺寸之功，今既得生，是天以焉稍能任事而不遽放归者也，又敢怠于其职乎？”［40］他对于“吾辈”的责任如此责无旁贷，然而当“吾辈”一个个凋零时，他的决心与坚定还在吗？透过他的悼友诗，我们能看到顾炎武感情的另一面。从顾炎武的15题悼友诗能看出他感情世界的变化，也能看到清王朝大踏步向前迈进时遗民世界苍凉的景象。顾炎武在追悼朋友的时候也在追悼着自己，追悼着一个逝去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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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二首【第二篇】

唐诗史研究有一个基本目标，即：将具有文学史意义的唐诗作品甄别出来，并从唐诗发展史的角度进行述评。文学史著作论析唐诗，也具有类似的评选功能。由于对唐诗进行学理性评论和系统接受是从宋代开始的，因此著者在撰写文学史时，比较重视宋代以来学者对唐诗的看法，而对唐诗在唐代的实际影响，则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从而造成一些疏漏。“唐人选唐诗”反映了诸多唐诗在唐代的影响，这对于我们认识文学史论著在选评唐诗方面的得失，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史选与唐代选本离合情况举例

文学史著作对于唐诗大家的成就，一般会分类述评。有些在文学史著作中被强调的诗歌类型，也是“唐人选唐诗”所重视的。有些在文学史著作中被强调的诗歌类型，却是“唐人选唐诗”所忽略的。有些在现存唐代唐诗选本中被重视的诗歌类型，则不为文学史著作所关注。①以李白诗而言，文学史著作一般将其乐府与歌行类诗作当作最主要的成就，②［1］在唐代诗选家中，殷璠《河岳英灵集》最早认识到李白的乐府诗成就。《河岳英灵集》选录李白诗十三首，以乐府或歌行面目出现的就有十一首。③《河岳英灵集》并品题云：白性嗜酒，志不拘检，尝林栖十数载。故其为文章，率皆纵逸。至如《蜀道难》诸篇，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④［2］120－121殷璠用“志不拘检”评价李白的气质，以“奇之又奇”评价李白善于创新诗体，后来白居易《与元九书》说“李之作奇矣才矣，人不逮矣”，［3］961应该就是对殷璠评语的继承。《河岳英灵集》的选诗和评语说明，李白乐府诗和歌行体所取得的成就，在其生前已经被读者所认识。此外，《又玄集》选李白诗4首，2首乐府，2首歌行。《才调集》选录李白诗28首，乐府和歌行占21首。而且，《河岳英灵集》、《又玄集》、《才调集》选录李白的乐府与歌行，在题材上涉及言志、抒怀、应酬三类。不难发现，李白善于用乐府体、歌行体表情达意，其所臻抵的驾轻就熟程度，给唐代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可以说，文学史著作重视李白的乐府与歌行，与“唐人选唐诗”相一致，反映了李白诗在唐代的实际影响。李白绝句的成就，到明代已被确认，如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六云：“李白五、七言绝，字字神境，篇篇神物”。［4］108

基于此，文学史著作对李白绝句，一般都要专门加以阐述。这一点，与“唐人选唐诗”所反映的情况有较大出入。考察现存唐代唐诗选本，《河岳英灵集》选录李白诗13首，只有《答俗人问》1首绝句。《又玄集》选录李白诗4首，没有五、七言绝。《才调集》选录李白诗28首，只有《相逢行》一首貌似近体五言绝句，但仍然以歌行为题，且用“阿那边”这样的口语，实际上不能算是标准的近体五言绝句。如果说，“唐人选唐诗”能够代表唐人对李白诗接受和认识的情况，那么《河岳英灵集》、《又玄集》、《才调集》的选诗倾向表明，李白绝句的成就，在唐代还没有引起重视。文学史著作接纳唐后学者的诠释，重视李白绝句，体现了学术的进步。而《才调集》选录李白诗的题材倾向，反衬出文学史编撰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据《唐人选唐诗新编》统计，《才调集》所选李白诗28首，除《古风》(3首)、《赠汉阳辅录事》外，均与男女情事有关，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李白诗歌在题材上的特点，而韦縠对此显然是持肯定态度的。实际上，李白诗歌在唐代得以流行，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题材通俗易懂，如王安石所谓：“白诗近俗，人易悦故也。”［5］1538

可能是基于人文教育的宗旨，文学史著作几乎都试图将李白塑造成具有完美人格且能代表盛唐文化的诗人，因而忌讳谈这一点。因为提及这一点，不免损害李白的崇高形象，如王安石所谓：“白识见污下，十首九说妇人与酒。”［5］1538－1539这样处理，忽略了李白诗歌在题材上最为重要的特征，因而对揭示诗歌发展真相形成不利因素。文学史编撰者这种“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心理，与唐诗史研究所需要的求实、求真精神，是有一定距离的。以杜诗而言，文学史著作一般都要专门介绍杜律，这与“唐人选唐诗”所反映的情况比较一致。在唐代唐诗选本中，现在所能知道的，仅《又玄集》选录杜甫诗7首，①［6］193－194所选均为五、七言八句律诗。由于元稹早在中唐时期就撰写了《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序》，指出杜律具有特殊的文学史意义，因此韦庄推崇杜律并不具有新意。但韦庄选择这七首杜律为《又玄集》压卷，则表明唐人已经认识到，杜律不仅可以代表杜诗的成就，而且也可以代表整个唐诗发展的成就。文学史著作推重杜律，体现了今人对唐诗发展的主要成就有准确认识。

至于文学史著作所普遍关注的杜甫“诗史”类作品，在现存唐代唐诗选本中则未见得到认可。那么，在“唐人选唐诗”之外，杜甫“诗史”类作品在唐代以一种什么样的面目为人所认可呢？我们认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则强调其时事性，一则强调其叙事性。前者以中唐白居易为代表，他在《与元九书》中说：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今古，覼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焉。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十三、四。［3］961这里，白居易显然是把杜甫“诗史”类作品当成符合《诗经》传统、对时政现实有讽喻功用的风雅之作。后者以晚唐孟棨为代表，其《本事诗》强调“诗史”类作品反映了杜甫在“禄山之难”中所遭遇的社会现实：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7］15

显然，孟棨已经认识到杜甫“诗史”类作品具有叙事性强的特点。从“唐人选唐诗”的整体倾向来看，时事类和叙事类诗作在唐代地位不高。叙事类和时事类诗作在表现方法上是以写实为主，而辅以议论，一般地说，这是史家擅长的笔法。杜甫将史笔化为诗法，在今天看来，这于唐诗发展无疑是创造性的贡献；但在当时，就不免会因为其偏离诗法之正统而令人感到有些陌生和怪异。而且，叙事类诗作具有乐俗倾向，以其将诗歌娱情悦性的崇高功用降格为好奇以悦众的市井小道，所以不为唐人看重。白居易最为有名的两篇叙事诗《长恨歌》与《琵琶行》，虽然达到了“童子解吟”、“胡儿能唱”的流行程度，［8］803却并不被对白诗甚为青睐的《才调集》所选录，就可以说明这一点。杜甫诗史类作品兼具时事性与叙事性，其不被“唐人选唐诗”所重视，是必然的遭遇。又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的世家，而某些杜诗就体现了其忠君爱民的儒家思想，这些可以视为“言志”之作。因为杜甫“言志”类诗作有着深沉阔大的思想境界，表现出了令人崇敬的士人人格，对后世正直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文学史著作一般也都很关注这类诗歌。而这，与“唐人选唐诗”的选录情况大相径庭。虽然由于文献不足，我们难以完全了解唐代唐诗选本选杜的情况，但结合其选诗的整体倾向，可以判断这类杜诗不受选家青睐。#p#分页标题#e#

如上所述，现存唐代唐诗选本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了几种主要的选录倾向，早期以“选秀”为主要倾向，中期以“玄”这一审美性为品评宗旨，后期以“才调”为选录标准。而“言志”类诗作与此三者无关，其不被诗选家视为唐诗的主流，是显然的。况且，杜甫一生官宦未曾显达，早岁旅食京华十年，不仅堕落至“衣不盖体，尝寄食与人，奔走不暇，只恐转死沟壑”的困境(《进〈雕赋〉表》，《杜诗详注》卷二十四)，而且于窘迫之际曾不分是非地“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杜诗详注》卷一)。后世读者可以忽略这一点，而赞赏他“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崇高精神。但唐朝的读者则可能介意这一点，而视之为不合时宜。显然，言志类杜诗在中晚唐、五代时期难以产生巨大影响，其不被“唐人选唐诗”所收录，正在情理之中。

二、被文学史著作普遍忽略的诗作举例

有些唐诗作品被多种现存唐代唐诗选本选录，究其原因，或者是因为该诗流行一时，或者是因为该诗具有特殊的文学史意义。就后一种情况而言，有些见录于多种现存唐代唐诗选本的诗作尚未得到文学史编撰者的注意。兹举皇甫冉《巫山高》、祖咏《苏氏别业》两诗为例加以说明。皇甫冉《巫山高》在中唐时期备受推崇，《中兴间气集》、《御览诗》、《极玄集》都予以收录。范摅《云溪友议》卷上记载刘禹锡过巫山时“悉去千余首”以《巫山》为题的诗作，仅保留了四首，并为白居易所认同，皇甫冉“巫峡见巴东”诗就是其中之一。［9］568这说明，皇甫冉《巫山高》在中唐时期声名极盛传诵一时，其被“唐人选唐诗”所重视，在很大程度上就与此有关。不过，皇甫冉《巫山高》之所以被唐代诗选家所重视，还因为这首诗具有特殊的文学史意义。范摅《云溪友议》提到，至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以《巫山》为题的诗作竟已达到千余首。南宋郭茂倩《乐府诗集》选载《巫山》诗计二十首。［10］(238－243)

唐以前的，有齐朝的虞羲、王融、刘绘和梁朝萧绎、范云、费昶以及陈朝后主、萧诠等人的八首见录。唐代同题诗作早于皇甫冉的，有郑世翼、沈佺期、卢照邻、张偱之、刘方平等人的五首见录。由此可见，以《巫山》为题的诗歌，在皇甫冉之前已经形成了未曾间断的创作传统。以刘禹锡、白居易诗才之盛，如果皇甫冉《巫山高》与其它同题诗作相比，不能显明特出的文学史意义，恐怕是不会受到赏识的。那么，其文学史意义到底何在呢？一则，皇甫冉《巫山高》有意而且有效地继承了巫山诗的创作传统。这既包括对齐梁时期旧制的模仿，如孟二冬《论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所指出的，皇甫冉《巫山高》与梁朝的同题诗作在“遣词用句以及情调风格上都基本相似”;［11］也包括对入唐以来新作的效法，如方回《瀛奎律随》卷四所指出的：“此诗与杜审言、陈子昂诗法相似”。［12］164由于该诗的整体格局系脱胎于旧制，因此全诗在写法上自然就呈现出雅正的特点。二则，皇甫冉《巫山高》成功地超越了巫山诗的创作传统。关于这一点，高仲武有明确认识，他在《中兴间气集》中评论皇甫冉诗说：“《巫山诗》终篇奇丽，自晋、宋、齐、梁、陈、隋以来，采掇者无数而补阙独获骊珠，使前贤失步，后辈却立。自非天假，何以逮斯！”［2］480

若结合具体作品分析高氏评语，则首联为巫山拟出类人的活泼飘渺形态，尾联以清猿长啸牵引黯然销魂之情，这是该诗的奇处。至于中间两联，妙在拆用《高唐神女赋》中的“朝云暮雨”之典浑然不使人觉而且对仗工整，这是该诗的丽处。用语秀丽而使全诗呈现出清奇的特点，为以前的同题诗作所不能及。可以说，皇甫冉《巫山高》的出现，证明了齐梁诗风在唐代不仅继续发挥着影响，并且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另一方面，皇甫冉《巫山高》所表现出的清雅诗风，又正是大历诗风典型的审美形态。因此，皇甫冉《巫山高》为大历诗风对齐梁诗风的继承与超越提供了一个极为确切的例证。其文学史意义，是非常显著的。即就此而论，皇甫冉《巫山高》在唐诗史著作中无疑应该写上一笔，但目前的文学史著作几乎都忽略了这一点。如果我们根据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所选和所论来为肃、代两朝的诗人及诗作选秀的话，最有代表性的诗人自然是分列上、下卷之首的钱起与郎士元，轮不到皇甫冉；但若论代表性的诗作，则无疑首推皇甫冉的《巫山高》。如此，我们就不禁要反问：既然张若虚能以《春江花月夜》“孤篇横绝，竟为大家”，最终在唐诗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那么像皇甫冉《巫山高》这样明显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佳制竟然不被纳入文学史著作中作重点介绍，这是否有失公允呢？祖咏《苏氏别业》①也应为文学史著作关注，但实际上已被忽略。

《苏氏别业》见录于《河岳英灵集》、《国秀集》、《极玄集》、《又玄集》，可以说是盛唐、中唐、晚唐诗选家一致推许的诗作。姚合编选《极玄集》，以大历时期诗人的作品为主，于盛唐仅选录二人作为“极玄”的典范，祖咏当其一，诗被选五首，而《苏氏别业》就在其中。那么，《苏氏别业》为什么会被诸多唐代诗选家所推崇呢？我们可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探讨这一问题。《苏氏别业》是以园林为题材的唐诗典范。在唐代以前，谢灵运游历山水，陶渊明参与农耕，为山水诗和田园诗创作树立了典范。虽然唐代王绩、孟浩然、王维、韦应物、柳宗元等继承和发展了这两种创作传统，但就其典型性而言，都没有超越陶、谢。唐代能与谢之山水诗、陶之田园诗相媲美的，是园林诗。现存唐诗中有大量优秀的园林诗，可以说明这一点。而别业，就是唐代园林的重要形式之一。祖咏《苏氏别业》以“南山当户牖，澧水在园林”和“竹覆经冬雪，庭昏未夕阴”两联，将山水纳入园林写，展现了与山水诗相区别的园林诗特色。而且，《苏氏别业》写出了园林之于唐代士人的基本功用。

在这首诗里，诗人自己是别业的访问者，对自然山水的游赏和隐居情景的体会，都只是暂时所选择的休闲方式；而不像陶、谢那样，以游赏山水和隐逸田园作为基本生存状态。不仅前来访问的诗人祖咏如此，主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别业既以“别”为名，显然是在公事之余用于休闲的。可以说，将游赏山水的雅致、远离尘嚣的隐逸情怀由持之以恒的生存状态，分解为收放自如的片段生活享受，这正是唐代园林的情趣之所在。《苏氏别业》一诗对唐代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园林情趣作了典型反映，因而为诸多诗选家所赏识。但《苏氏别业》作为有唐一代园林诗代表作这一点，唐诗史的编撰者似未有明确认识。实际上，自然风景题材是唐诗的大宗，但唐诗史的编撰者仍只是将这些诗作区分为山水、田园两类，而忽略了唐代园林诗已足以自成一类。从山水诗、田园诗的角度看，《苏氏别业》仍然是一首好诗，但并不具有特别的意义。只有从园林诗的角度看，其相对于山水、田园诗的特殊性以及在同类题材诗作中的重要性，才能够显明。“唐人选唐诗”推重祖咏的《苏氏别业》，说明这首诗的文学史价值在当时已得到理解。而文学史著作忽略了这首诗，则反映了今人对于唐代园林诗所达到的成就，认识尚不够深入。#p#分页标题#e#

三、被文学史著作普遍误解的诗作举例

从“唐人选唐诗”的角度看，文学史著作在选评唐诗时，尚有不妥之处。某些诗作是应该进入文学史著作，但编撰者在评价时有偏爱之嫌。而有些诗作，不仅其进入文学史著作的方式存在问题，至于其是否应该进入文学史著作，也是需要讨论的。兹以王维山水田园诗和王翰《凉州词》为例，对这些问题略作说明。一般文学史著作受苏轼“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一经典评语的影响，把王维山水田园诗当作介绍的重点。有的论析更为透辟，认为王维精悟禅理的思想素质，使他的山水田园诗境界自高。这样安排诚然有道理，但与“唐人选唐诗”所反映的情况不相符合。现存唐代唐诗选本选录王维诗，纯粹的山水诗仅《又玄集》所选《终南山》一首，算不得受关注。而乐府诗与应酬诗，所占比重极大。据《唐人选唐诗新编》统计，《河岳英灵集》选录王维诗15首，《息夫人怨》、《婕妤怨》、《渔山神女琼智祠二首》、《陇头吟》、《少年行》等6首为乐府诗，《赠刘蓝田》、《入山寄城中故人》、《淇上别赵仙舟》、《寄崔郑二山人》、《初出济州别城中故人》、《送綦毋潜落第还乡》等6首为应酬诗。《国秀集》选录王维诗7首，《河上送赵仙舟》、《初至山中》、《成文学》、《送殷四葬》等四首为应酬诗，《扶南曲》、《息妫怨》等二首为乐府诗。《极玄集》选录王维诗三首，均为应酬诗。《又玄集》选录王维诗四首，《观猎》、《敕借岐王九成宫避暑》、《送秘书晁监归日本》等三首为应酬诗。《才调集》选录王维诗二首，《送元二使安西》为应酬诗，《陇头吟》为乐府诗。如果说，“唐人选唐诗”反映了唐人对王维诗接受的大致情况，那么王维透露着禅学思想的山水隐逸诗并没有得到唐人重视，就显而易见。

从现存唐代唐诗选本看，王维诗“写景如画”的特点已经被殷璠、韦庄所明确认识，但在《国秀集》、《极玄集》、《才调集》中却没有被强调的迹象。即使在《河岳英灵集》、《又玄集》中，所选王维诗能体现“写景如画”特征的，也主要不是指王维以写景为题材的诗作整体，而是指应酬诗中“写景如画”的秀句。比如，《河岳英灵集》“王维”条品藻集内诗句“天寒远山净，日暮长河急”，就出自《淇上别赵仙舟》。而《又玄集》中“写景如画”的秀句“隔窗云雾生衣上，卷幔山泉入镜中”与“林下水声喧语笑，岩间树色隐房栊”两联，出自《敕借岐王九成宫避暑》。而像“分野中峰变，阴晴万壑殊”这样的秀句出自写景诗《终南山》，就“唐人选唐诗”而言，属于例外情况。耐人寻味的是，尽管王维高超的写景技巧已为唐代选家所重视，但其写景诗本身却未被选家关注。最明显的表现为，后世学者公认体现了“写景如画”特征的辋川系列诗作，唐代诗选家一无所选。原因在于，唐代之前已有“诗言志”、“诗言情”、“诗写意”、“诗绘景”等方面的诗歌创作实践，而且这些在理论上也已得到明确认识。唐诗之胜，在于兼综上述诸多创作倾向而有之。王维的辋川之作，大致被当朝人视为未能体现唐诗之胜的单纯写景之作，而遭到选家的冷落。可以说，文学史著作将山水田园诗视为王维的主要成就，有以偏概全之弊。文学史著作应根据“唐人选唐诗”，增加介绍王维应酬诗和乐府诗的相关内容。对有些唐诗作品，文学史著作的选与评，均有不妥之处。比如王翰，现存诗作虽然不多，但其七绝《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一般要被当成盛唐诗歌的杰作引入分析。从“唐人选唐诗”所反映的情况看，文学史著作仅仅选录这首诗，有不当之处。《国秀集》选录王翰诗《凉州词》二首，其一为“葡萄美酒”篇，其二为“秦中花鸟”篇。从二诗所写的时间和内容看，这两首诗前后相续连为一体。

诗经·氓原文【第三篇】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

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翻译

无知农家小伙子，怀抱布匹来换丝。其实不是真换丝，找此借口谈婚事。送你渡过淇水西，到了顿丘情依依。不是我要误佳期，你无媒人失礼仪。希望你不要生气，我们以秋天为期。

登上那堵破土墙，面朝复关凝神望。复关遥远不得见，心里忧伤泪千行。情郎忽从复关来，又说又笑喜洋洋。你去卜卦问吉祥，卦象吉祥心欢畅。赶着你的'车子来，把我财礼往上装。

桑树叶子未落时，挂满枝头绿萋萋。唉呀那些斑鸠呀，别把桑叶急着吃。唉呀年轻姑娘们，别对男人情太痴。男人要是迷恋你，要说放弃也容易。女子若是恋男子，要想解脱不好离。

桑树叶子落下了，又枯又黄任飘零。自从嫁到你家来，三年挨饿受清贫。淇水滔滔送我归，车帷溅湿水淋淋。我做妻子没差错，是你奸刁缺德行。做人标准你全无，三心二意耍花招。

婚后三年为你妇，繁重家务不辞劳。早起晚睡不嫌苦，忙里忙外非一朝。你的目的一达到，逐渐对我施凶暴。兄弟不知我处境，个个见我都讥笑。静下心来想一想，独自黯然把泪抛。

白头偕老当年誓，如今未老生怨愁。淇水滔滔终有岸，沼泽虽宽有尽头。回想少时多欢聚，说笑之间情悠悠。当年山盟又海誓，哪料反目竟成仇。不要再想背盟事，既已恩绝就算了。

诗经二首采薇翻译【第四篇】

《诗经 采薇》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

靡室靡家，玁（xiǎn）狁（yǔn）之故。不遑（huáng）启居，玁狁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归曰归，心亦忧（yōu）止。

忧心烈烈，载（zài）饥载渴。我戍未定，靡使归聘（pìn）。

采薇采薇，薇亦刚止。曰归曰归，岁亦阳止。

王事靡盬（gǔ），不遑（huáng）启处。忧心孔疚，我行不来！

彼尔维何？维常之华。彼路斯何？君子之车。

戎车既驾，四牡（mù）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

驾彼四牡，四牡骙（kuí）骙。君子所依，小人所腓（féi）。

四牡翼翼，象弭（mǐ）鱼服。岂不日戒？玁狁孔棘（jí）！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yù）雪霏（fēi）霏。

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译文

采薇采薇一把把，薇菜新芽已长大。说回家呀道回家，眼看一年又完啦。有家等于没有家，为跟玁狁去厮杀。没有空闲来坐下，为跟玁狁来厮杀。

采薇采薇一把把，薇菜柔嫩初发芽。说回家呀道回家，心里忧闷很牵挂。满腔愁绪火辣辣，又饥又渴真苦煞。防地调动难定下，书信托谁捎回家！

采薇采薇一把把，薇菜已老发杈枒。说回家呀道回家，转眼十月又到啦。王室差事没个罢，想要休息没闲暇。满怀忧愁太痛苦，生怕从此不回家。

什么花儿开得盛？棠棣花开密层层。什么车儿高又大？高大战车将军乘。驾起兵车要出战，四匹大马齐奔腾。边地怎敢图安居？一月要争几回胜！

驾起四匹大公马，马儿雄骏高又大。将军威武倚车立，兵士掩护也靠它。四匹小马多齐整，鱼皮箭袋雕弓挂。哪有一天不戒备，军情紧急不卸甲！

回想当初出征时，杨柳依依随风吹；如今回来路途中，大雪纷纷满天飞。道路泥泞难行走，又渴又饥真劳累。满心伤感满腔悲。我的哀痛谁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