琦瑶门范例【汇编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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琦瑶门【第一篇】

关键词：空间叙事长恨歌王安忆上海王琦瑶

一、空间叙事的兴起

小说以叙事为主，叙事又是以语言为媒介，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把人生经验与体会传递给其他人，由此而言，叙事是一种时间艺术。约瑟夫・弗兰克于1945年提出了“小说空间形式”的理论，他认为，现实主义小说所具有的线性结构、外部视角和经验定位妨碍了对于人内心世界的关注，加上后浪漫主义对创造性的要求，导致了“空间形式”对现实主义小说的背离。弗兰克初步提出了现代小说分析的理论范式，“空间形式”逐渐成为一种现代小说的创作技巧、分析模式和判断标准。“空间叙事”得到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和应用。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就是一部以“时问”为主题的小说，然其成功之处在于时间具有一种完美的空间形式。

龙迪勇在《叙事学研究的空间转向》中提出“叙事学研究既存在一个时间维度，也存在一个空间维度”。小说同时也是一种空间艺术，在叙事中不可能只一味追求时间而把空间完全抹去，当然，空间叙事并不是要取消时间，小说的“空间”和“时间”二者应当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才能构建作品叙事的逻辑和秩序。小说空间叙事研究主要围绕着小说如何运用一些空间叙事技巧和空间的叙事功能，使空间的“同时性”打破时间的“顺序性”，以空间来表现时间。下面以空间叙事手法来探析王安忆《长恨歌》空间场景与故事情节发展之间的关系。

二、《长恨歌》之空间叙事手法

《长恨歌》描写了“上海小姐”王琦瑶一生曲折跌宕的经历，她平凡而又坚韧，在历经爱情和婚姻的几次失败后仍顽强地活下来，但最后却落得不为人知地被杀死在家中的悲惨命运。王安忆在谈到《长恨歌》的创作时说：“在那里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她是要写“一个城市的故事、城市的街道、城市的气氛、城市的思想和精神”。王琦瑶是上海这个城市的代言人，或者说通过王琦瑶的一生来反映上海的变化，通过人物折射出一座城市的灵魂。可以这么说，《长恨歌》是一个女人的故事，也是一座城市的故事。

王安忆在《长恨歌》中不注重以时间为序，而以空间来体现时间，采用空间叙事手法来安排小说的情节发展。小说中以刻画王琦瑶几个生活空间的转变来抒写王琦瑶一生多舛的命运：弄堂――闺阁――片厂――爱丽丝公寓――邬桥――平安里。王安忆运用独特的散文笔法和排比手法来描写小说中平凡无奇或者琐碎的事物，赋予它们诗性和灵性，正是这种细碎的语言描述，为小说人物情节的发展作了很好的铺垫，每一个空间场景都预示着故事发展的结果。

1.弄堂、闺阁――平凡而典型的出场

弄堂、闺阁等这些在上海寻常可见的事物，在王安忆的笔下都变得生动起来了。“上海的弄堂是形形种种，声色各异的。”“上海的弄堂是性感的，有一股肌肤之余似的。”“上海弄堂的感动来自于最为日常的情景，这感动不是云水激荡的，而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而上海的闺阁更是雅致神秘，“总是背阴的窗，拉着花窗帘”“月光在花窗帘上的影，总是温存美丽的。”弄堂和闺阁在上海是那么地常见，甚至让人忽略掉它们的存在，但是谈到上海却不得不谈这两个典型地方特色，这其实预告着即将出场的王琦瑶也是典型的“王琦瑶”代表。王安忆用大量细碎散文手法来描述弄堂、闺阁，正是为那典型的上海女人――王琦瑶的出现作铺垫。“每天早上，后弄的门一响，提着花书包出来的，就是王琦瑶；下午，跟着隔壁留声机哼唱‘四季调’的，就是王琦瑶；结伴到电影院看费雯丽主演的‘乱世佳人’，是一群王琦瑶；到照相馆去拍小照的，则是两个特别要好的王琦瑶。每间偏厢房或者亭子间里，几乎都坐着一个王琦瑶。”王琦瑶是一群“王琦瑶”中平凡的一个，但她又有着一颗不愿随波逐流，不甘平凡的心，用她的坚韧和顽强与命运作斗争，她的一生都在追求爱情和婚姻，有自我强烈的女性意识，她不甘心做一名普通的“王琦瑶”，给自己编织了一个美丽而又繁华的梦。

王安忆通过城市描写了一个女人的一生，也通过一个女人的命运来表现上海这座“东方巴黎”的市侩、风情、繁华或苍凉。小说作者用深情而又细腻的笔法流露出对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的体验和深厚的情感。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王安忆个人经验下的上海弄堂和闺阁。

2.片厂、爱丽丝公寓――原是一场繁华梦

片厂是王琦瑶悲剧开始的源头，在经吴佩珍介绍去片厂玩，看到了多年后自己的悲惨结局――“只见有一个穿睡袍的女人躺在床上”“她陡地明白这女人扮的是一个死去的人，不知是自杀还是他杀。奇怪的是，这情形并非明惨可怖，反而是起腻的熟”。这“熟”预示着这躺在床上的女人正是王琦瑶，这也直到最后她在临死前一刻才明白。在片厂后来被邀去试镜但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却以此换得了《上海生活》的封二“沪上淑媛”的美誉，并由拍照认识了程先生。后半推半就去参加“上海小姐”的竞选，一开始只是为了给蒋丽莉和程先生一个交代，不料竟进入了复选，这才不得不认真对待竞选这件事来，最后意外获得桂冠，并被称为“三小姐”。上海“三小姐”给了王琦瑶全新的际遇和荣耀，让她幻想进入上流社会，同时这也是她进入爱丽丝公寓的“桥梁”。在程先生和李主任之间，王琦瑶选择了后者，与她追求的爱情和婚姻失之交臂，成为爱丽丝公寓里面的“金丝雀”。在第一次进入爱丽丝公寓时，“她想她婚服倒是穿了两次，一次在片场，二次在决赛的舞台，可真正该穿婚服了，却没有穿。”这也暗示着王琦瑶一生追求爱情和婚姻的梦终难实现。能够住进爱丽丝公寓，“这是把娇艳风情做到了头，女人也做到了头。”出身平民的王琦瑶选择了用年轻的身体换取锦绣繁荣的物质生活，王琦瑶把李主任看作是自己爱\\情与物质完美的化身，岂不知“梦是醒的影子，暗是亮的影子”，这一切都只是“爱丽丝”的海上繁华梦，这个梦在李主任的坠机遇难中破灭。

3.邬桥――洗尽铅华，繁华落尽

邬桥，这地方“只两种颜色，一是白，无色之色；一是黑，万色之总”。用“空”和“净”来净化“那些闹市中沉浮、心怀创伤的人”，而王琦瑶正是这一类人。王琦瑶外婆想：“这孩子的头没有开好，开头错了，再拗过来，就难了。”小说中处处透露出对王琦瑶悲惨命运的暗示。邬桥，是王琦瑶人生的转折点，在梦想破碎后，她在邬桥洗尽铅华，繁华落尽，也使得她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价值观。王琦瑶在邬桥顿悟：女人应该为自己而活。而邬桥阿二为追求爱情的勇气和离去，再次唤醒了王琦瑶心中的“上海”，连“邬桥天上的云，都是上海的形状”了，她“在心里认定阿二去的不是南京，而是上海”，似乎是为自己返回上海找了一个台阶，王琦瑶再次踏上了返回上海的归途。

4.平安里――梦终难圆，碧落黄泉

王琦瑶终于还是回来了，在经历过前面的坎坷后，选择在平安里居住似乎是再适合不过了。平安里是“曲折深长、藏污纳垢”的弄堂，喻示着王琦瑶前半生不太光明的经历。在平安里，王琦瑶得了注射执照，便以此为谋生，日子过来平淡无奇。后先与严家师母结识并受邀去严家做客，“平绒带流苏的厚窗幔”，“花团锦簇的房间”，“粉红玻璃灯罩”，“床头柜上的烟斗”，这些再次勾起她对爱丽丝公寓的回忆，至此，王琦瑶的心不再平静了，对爱情和婚姻的欲望再次充斥她的胸膛。这也是她后面与康明逊、萨沙之间的纠缠不清，致使自己成为未婚妈妈，对爱情和婚姻的奢望再次落空。后面的老克腊却被王琦瑶的年龄吓跑，王琦瑶追求爱情的梦终难圆，最后却被女儿的朋友长脚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夜晚掐死于床上，临死前才醒悟这不正是她四十年前在片厂见到的情景么？临死前的王琦瑶是悲？是恨？这一生辉煌也罢，平凡也罢，结局的哑然，真真是个“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再辉煌再美丽，终不免湮没在时间长河中。

结语

王安忆的《长恨歌》利用空间叙事手法来表现小说的时间性，把空间作为时间的标识物，通过空间的变换讲述了一个上海女人四十年的跌宕起伏，命运多舛的一生，描述了王琦瑶这个上海女人的长恨悲歌。王安忆这部作品独特的叙事风格是成就它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部重要的作品的原因之一，小说创作中只有将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进行创新结合，才能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参考文献

[1]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王安忆。重建象牙塔[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

[3]龙迪勇。叙事学研究的空间转向[J].江西社会科学，2006，（10）.

[4][美]约瑟夫t弗兰克等：《现代小说中的空问形式》，秦林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5]弗兰克等。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琦瑶门范文【第二篇】

记得安妮在她的《清醒纪》里说，她一直对碎花着迷。喜欢一切有花朵图案的物品。不管是有花朵的杯子、沙发枕、壁纸，还是衣服。她对此完全没有抵抗力。她说的那些黑底之上有蟹爪菊、芍药与牡丹图案的雪纺衣裙，我虽没有看过照片，依旧能够想象它们会以怎样颓靡的姿势在她清瘦的身体上开放，像是春风沉醉的夜晚。那是一种和她个性截然相反的，无尽的热闹和华丽。

我也有一件最美的碎花衣，棉质，柔和的白色底上，洒满粉红和浅绿的花儿。这般红红绿绿不由分说的颜色，望之即有春天的乡间气息裹挟而来，让人想起阳光下野花缤纷的山坡。初相见，是黄昏时的一个橱窗。它被匆匆赶路的我惊鸿过影地瞥见，顿时心底爱念丛生，什么都顾不得地直冲进去买下。也不管原本就村姑气质的我穿上它会更像村姑。

事实上，我只穿过它一次。去年春天去老家挖笋时，将它许配给军绿色休闲裤子，大头皮鞋。明显有点明珠暗投的意思，但这些中性的元素中和了它的艳光，看上去才和我有些和谐。而它毕竟是太出挑了，亮烈如一树一树的花开。所以，以后的大多数时候，它都寂寞地躺在我的衣柜里。女人对物品，多的是占有心而非实用，所以我并不懊悔。而每次打开柜门看见那一侧的繁花似锦，抚摩一番，心里都充满欣喜。

还有一件碎花衣，出镜率极高。这件是淡灰色的棉麻上，用棉线秀出大朵白色的花。苍白的，低调的花儿。让人想起张爱玲那句――但心底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我深爱它，是因为它的宽大和内敛，不仅穿上它的时候身体得以自由舒展，精神上亦毫无局促。

年幼时，恨不能时刻处在聚光灯下，让普天下的目光都投向我。而年岁渐长，便越来越不适应旁人有意或无意的注视。这尘埃里开出的孤清花朵，它能让我穿行于人海时，不被注目，亦不被淹没。

王安忆的《长恨歌》里，蒋丽莉去探望做了高官情人的王琦瑶那一节令我印象深刻。只见王琦瑶的晨衣是粉红的，底边绣了大朵的花，沙和灯罩也是大花的。蒋丽莉眼前出现王琦瑶昔日旗袍上的小碎花，想那花也随了主人堂皇起来的。

琦瑶门【第三篇】

[关键词]《长恨歌》；梦；关锦鹏；漂泊

有关上海“传奇”书写中，王安忆《长恨歌》对上海精神的关照略去了“浮华”，直指市民生活的底层，指斥充斥腌渍油污和流言私情的弄堂深处，主人公王琦瑶生于弄堂长于弄堂即使到“繁华”里走了一遭，到头来还是归于弄堂死于弄堂――繁华不过一场梦。与之不同，香港著名电影导演关锦鹏改编的同名电影，流行光影中“繁华”，“风月”成为上海的内核，一部关注女性成长、婚姻、情感的电影得以诞生，依旧是一段“无可奈何的爱”，一个“凄凄惨惨戚戚”的执著女性。

关锦鹏在他特有的精心构筑的影像世界里，用其特有的对女性世界的深切关注和对女性心理的敏锐洞察力，在历史的文化视野中展现一位执著追梦的悲剧女性。这在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处于男尊女卑的形态观念中，女性始终被认为是男性附属品、社会的陪衬物，具有社会批判意义，同时，在当下物欲横流、情感迷失的社会，女性情感理想依托与梦想终结具有了指斥内涵。

一、永远的风干

关锦鹏的导演风格细腻绵柔，他尤其擅长女性心理和女性命运的把握，他的电影对女性和上海情有独钟，成名作《胭脂扣》中女主人的凄绝哀婉可见一斑。此次《长恨歌》的改编仍是关导的情怀所致。在王安忆原著中，作者试图以王琦瑶的细与执著来描写旧上海的都市生活，去展示城市生活的精髓。在影片中，关导则贯之以他自己特有的对女性情感思想的领悟，用诗的笔触，画的韵味创造了另一形式的风格化电影，关导在这部流露出怀旧色彩和历史沧桑感的影片中描写的是一个历史文化视野中的悲剧女性，一个梦的漂泊中被历史风干的人物。

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处于男尊女卑的形态观念中，女性一直作为男性的附属品，社会的陪衬物，甚至政治的牺牲品，没有任何独立性自由，更没有任何享受青春爱情的权利。女性，她们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走向，然而她们的情感世界与心理感受也只能作为边缘性状态人生无力诉求。在残酷的现实、浑浊的人世情态中何以寻找情挚的归宿，情感漂泊的背后，弥漫的是女性对于男性的一种深沉失望的悲剧意味。王琦瑶，这位旧上海的“名淑媛”，在她的一生中，与李主任、程先生、康明逊、老克腊都发生过没有结局的情爱故事，然而现实的残酷与罪恶，生命中的骗局与幻象，爱情的缺失与爱情意义的苍白使这种情爱似一场场情感游戏。王琦瑶的一生都在追寻真爱，一直渴盼真爱的彼岸，但她只是一个永远的漂泊者，永远都无法让自己爱的小船停岸，残酷的生存环境与沉沦的生存状态注定了她一生宿命的悲剧，注定她只能成为社会历史的无名牺牲者。“在自己的城市里看不见城市，然而在错误的年代却总以为碰到自以为对的人。”电影以这样的一行字幕开启了王琦瑶的人生命运：电影片场、美人小照、百乐门舞厅、“爱丽丝”公寓、舞会派对、花园洋房、下午茶……上海“面子”上的昔日盛景，十里洋场的欢醉之风交织风花雪月的老上海爱情故事，在这里，隐约而简明地交代了王琦瑶把玩弄当真情，空把真爱皆错过，毫不觉醒的一生：出生城市底层，利用程先生的爱慕，以其美貌获得了“上海小姐”的殊荣，为了抓住这份虚无缥缈的情恋，她住进了爱丽丝公寓投入了政界要人李主任怀抱，用她的身体、青春与漫长的等待、流逝的时光同孤寂的自我作斗争。尽管这种生活不免会荡起真情的浪花，但用美貌和青春换来的虚幻依靠从开始就注定了无声的结局。如果没有那场所谓的政治运动，王琦瑶会继续做她的幸福快乐的繁华梦，但社会历史的风雨飘摇、动荡不安，谁也无法阻挡，谁又能知道王琦瑶已沦为这场政治运动的牺牲品？因为作为一名没有话语权的社会边缘女性，她仅仅只是个空洞的能指而成为社会历史的工具和附属品。从此，失去了物质的依靠和精神的寄托，繁华热闹的都市生活也就将她置于孤苦无依的境地，但凭着旧上海的怀旧风和个人魅力，为了填补生活的空虚与情感的寂寞，她与没落贵族少爷康明逊相爱了，康明逊出身一个没落的大家族，他本身就抱着游戏人间的态度，性格懦弱更无法承担呵护和保护女人和孩子的责任，并且在这种家庭里也不可能允许娶一个比他本人年纪要大而又没有任何家境的女子，最后以去香港做生意为名彻底摆脱了这种责任。王琦瑶再次走进孤独的世界，也许她本身就无法逃离宿命的孤独。在经历了感情的种种磨难后，才发现原来真爱就在身边，可这时历史跟她开了个很大的玩笑，就在王琦瑶想结束漂泊的生活与程先生结合时，历史的年轮开进了十年“”时期，也打破了她这个美梦。因为历史只承认你的功过，而在任何时候都不会陪你哭泣。当程先生回城时还带来了个崇尚旧上海文化的老克腊，于是就是这份所谓的怀旧情绪感染了王琦瑶，他们开始了一段“畸形”的恋情，然而，老克腊在乎的是王琦瑶身上那份旧上海风情，想象着旧上海的繁华生活。他是即兴表演，在持续了一段时间的两性生活后满足了对旧物的猎取欲望，兴致没了戏也就没了，他还得过自己的生活。而王琦瑶则不同，她真心向往旧上海繁华生活，她是戏中人，她企图挽留这份畸形的男女欲望关系，但当老克腊要远走美国而没有任何留恋时，王琦瑶终于醒悟了。杜拉斯说过，所有的清醒其实都已经被绝望侵蚀得千疮百孔，每跨一步，仅仅是一小步都是致命的。所以，王琦瑶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晚年这场情爱是个错误时，她的生命也已经走到了尽头，在被命运戏弄，被社会历史抛弃之后，她已经变成一个永远风干的历史人物。

二、梦的漂泊

漂泊寻觅是关锦鹏笔下女主人公的代名词。有人说过，每个人来到世界，其实都是在等待，等待一个足以包容和接受自己的人。在这个虚幻冷漠的社会里，王琦瑶在苦苦地寻觅着，等待着。她虚荣、细腻而又敏感的个性又注定了她悲苦而又漂泊的一生。事实上，她漂泊的命运自她住进爱丽丝公寓成为笼中鸟时就已经开始了，她的精神的流浪与感情的自由丧失也由之开始，因为她本身就是一个孤独的女人。

“我只想做女人”王琦瑶悲哀无奈而又执著地说，无论社会将如何变迁，无论人心变得如何惶恐、不可捉摸，但这群处于社会的边缘人只想做她们自己，即使不被世俗承认不为男权社会认可，也无所谓，在这个情感迷失的社会里，女性对情感依托的唯一方式就只能如此，在自己世界里固执地等待那份理想情感，跨一步，是梦想的终结，退一步，就只有被动地堕落和沉沦。然而，在这种漂泊地等待背后，弥漫的是女性对于男性一种深沉失望的悲剧意味，等待，寻觅，寻觅，等待……但梦想在现实面前呈现的是苍白无力与退缩破灭。女性世界的完美追求背后是一个边缘状态，在这里，她们挣扎、彷徨，漂泊，然而她们又幸福、满足，只愿能够获得一种真实的情感。在这里。“女性没有历史，是一种非历史的存在”，她们想通过追求情感得失力获自身存在的真实感。但在这个利益至上的都市社会里，冷漠的人际关系环境成为城市的衍生物，没法选择也无可逃避，在这种环境中谈论情感已经有些奢侈了，更何况如此执著地追求情感的真谛，最终的努力和追求变得不可认可。而在与年轻追求刺激的老克腊的一段畸形之恋之后，失去了生命，流星般迅速陨落的人生中，我们看到一个梦的漂泊者的苦难历程，这张或悲哀或隐忍或惶恐或固执的面容，在时光的暮色中渐渐模糊，而那脆弱的情感追求，那无奈的漂泊，早已成为风中往事。生活，并不是一件轻松随意的事，而如微尘般沉浮于世间的她们随时都有可能被历史给遗弃，被命运所嘲弄。因而，所有的挣扎只能是不激起任何涟漪的孤独浪花，漂泊只能成为她想要有意义生存的唯一方式。

关锦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讲过，“情感与激情是我与生俱来的性格。如果第二世轮回，真的想做女人”，正是基于一种创作上的生命冲动，关导运用他独有的阴冷色调和忧郁蓝色调完美搭配的影像画面讲述一个女性的情感道路上的执著与失败的结局。影片运用长镜头，很少特写和近景，镜头远远地看着人物的情感波动，总是将人物置于狭长的走廊，封闭的通道，甚至经常是透过窗户或门的观察，不同层次的空间格局对于复杂人际关系不同层次的表现，心理的疏离恰当地被空间分割出来，另外，摄影机始终与片中人物保持一定距离，在表达中有所保留，在沉浸中有所超越，试图从故事中得以抽身出来客观看待人物喜怒哀乐，尤其乐于将镜头对准镜子。王琦瑶与李主任的相识，与程先生见面以及与康明逊吃饭时商量他们以后的情感生活走向，都是通过镜子里的人物面部表情来实现的，在关锦鹏看来“镜子是不会说谎的，通过镜子可以展示自己最真实的一面。”

琦瑶门【第四篇】

摘 要：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以四十年代上海弄堂女儿王琦瑶为主线，描述她与几个不同类型男性的情爱纠葛，讲述她从一个满怀希冀的少女到命丧黄泉的老妇的生命历程，展现了一个在命运面前有所抉择的女人的进取、接受、无助。个体性故事的讲述中，渗透的是普遍的人生感受，折射出王安忆深邃的爱情理念。

关键词 ：《长恨歌》 王琦瑶 错位 爱情 人本哲学

从故事情节来看，《长恨歌》分成了三部：一是写王琦瑶从一个提着花布书包的女学生，到偶然的进片场、开麦拉、拍照片，逐渐成了“沪上淑媛”，成了“三小姐”，成了国民党某政界要人的金丝鸟，而后随着李主任猝然消逝成了乱世中苍凉的一景。二是写邬桥避难后，王琦瑶携带着西班牙风格的木匣子回到了平安里，在平平淡淡的日子里结识了只能爱不能相守的遗少康明逊，并生下了女儿薇薇。三是写薇薇渐渐长大，王琦瑶与薇薇的朋友张永红相处融洽，对时尚有着一致的领悟与感受力。薇薇出嫁了，远走美国，年老、寂寞的王琦瑶将希望寄托在复古派“老克腊”身上，在阴差阳错中被张永红的男友长脚所劫杀。

整篇小说讲述的似乎是一个陈旧的海派故事，只是王琦瑶的个体人生经历，但是这位“上海弄堂的女儿”，却是浓缩了的上海精华，是某类女性的群体意象，是人类长河中女性的悲剧缩影。黄若然曾说：“王琦瑶的人生中，慢慢被磨灭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希冀和作为人的独立精神，这不仅是那个时代里按部就班地过着上海生活、想着上海往事的上海人心中曾有过的想法，也是千百年来人类所共有的人生价值。王琦瑶不是个体，而是一个代表着群体的意象。”[1]从小说第一部第一章来看，上海的弄堂千人一面，上海的闺阁一幕接一幕，上海的鸽群见证着一切悲喜，冗长的飘忽的文字是想告诉我们：王琦瑶是一个典型，是上海弄堂女儿的化身，是无数渴望幸福的女性的缩影。正如小说所写：“上海的弄堂里，每个门洞里，都有王琦瑶在读书，在绣花，在同小姊妹窃窃私语，在和父母怄气掉泪。”[2]王琦瑶在小说开篇便以群体形象出现，她命运的起落浮沉，她与男性的情与爱，传递了女性作家对爱情的独特领悟与感受。

一

爱情是存在的。

在《长恨歌》中，王琦瑶和程先生之间有着一段浪漫的爱情。经片场导演的推荐，王琦瑶去程先生的照相馆拍照片，两人从相遇到相识。二十六岁的程先生，在拍照过程中感受到了王琦瑶的美，看着她离去的背影，“真是月朦胧鸟朦胧。”他在暗房里急切地洗着王琦瑶的照片，仿佛她向他走来，竟感到一丝心痛。程先生对王琦瑶的一见钟情，在心底的深深喜欢，这正是爱情悄然而至呀！程先生约王琦瑶去看电影，中间坐了个蒋丽莉，那种暧昧，那种悸动，是多么美好！程先生爱着王琦瑶，鼓励她竞选“上海小姐”，而蒋丽莉爱着程先生，所以也热烈附议。于是，这场爱情慢慢地变成了三角恋。王琦瑶明知程先生的心全在她身上，但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尽力撮合蒋丽莉和程先生。一个偶然，蒋丽莉看到了程先生给王琦瑶拍的照片以及后面的题词，终于明白了自己的一厢情愿。

程先生对王琦瑶的爱是纯美的，单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所谓爱情，是一对男女基于一定的社会基础和共同的生活理想，在各自内心形成的互相倾慕，并渴望对方成为自己终身伴侣的一种强烈、纯真、专一的感情。性爱、理想和责任是构成爱情的三个基本要素”。[3]起初，对于程先生的邀请，王琦瑶为和蒋丽莉达成一种社交上的平衡，不是出于好感、爱慕。程先生成了王琦瑶的护花使者，始终追随，奉陪到底，如“王琦瑶即便是个影子，他也要追随的；这个影子被风吹散，他也要到那个散处去寻觅”。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看，这只不过是一种单相思，一种柏拉图式的恋爱。然而，随着时间的脚步，两人的心越来越靠近了，演化成了真正的爱情。他们得心应手地拍着照，天南海北地谈着话，一个说，一个听，忘记了时间的流逝，“这是个两心相印的时刻，这种时刻，没有功利的目的，往往一事无成。在繁忙的人世里，这似是有些奢侈，是一生辛劳奔波的一点闲情，会贻误我们的事业，可它却终身难忘也难得”。[4]从作者的叙述来看，爱情是美好的，爱情是宝贵的，爱情是难忘的。虽然王琦瑶的爱不够热烈，但也有这一分两分的同心啊！

随着王琦瑶入住爱丽丝公寓，程先生多次询问无果，竟去苏州寻找所爱之人的踪影。一切都是那么茫然，一颗心为爱火灼伤着，心如死灰。十二年后，王琦瑶怀了一个不能说出父亲名字的孩子，与程先生偶遇在淮海中路的旧货行。程先生依然孑然一身，主动照顾她的生活，而此时的她才明白失去了爱的资格，惟有一颗知恩图报的心。而等了王琦瑶大半辈子的程先生，在小孩满月后，却无法跨过近在咫尺的一步，断绝了来往。

王琦瑶与程先生的这段爱情，宛如杏花春雨一般，淅淅沥沥，却又刻骨铭心。程先生曾多么痴情地爱着王琦瑶，而她却如此轻描淡写。一切都已沧海桑田后，程先生再次出现在王琦瑶面前，而他却感觉咫尺天涯，最后索性不进则退！

二

爱情是渺小的。

程先生与王琦瑶不紧不慢谈着恋爱，而王琦瑶凭借“上海三小姐”的名气，参与了百货公司的剪彩，结识了李主任，匆匆地搬进了爱丽丝公寓。“王琦瑶也不是爱他，李主任本不是接受人的爱，他接受人的命运……她觉得这一刻谁都不如李主任有权力，交给谁也不如交给李主任理所当然。”王琦瑶的心想着往高处飞，“在良娼之间，也在妻妾之间，它其实是最不拘形式，不重名只重实。”

按照马斯洛的人本哲学来看，人的需求有五个层次，前三个层次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中最基本、最强烈、最明显就是对生存的需求。”[5]王琦瑶是上海弄堂的女儿。上海的弄堂，“院子是浅的，客堂也是浅的，三步两步便走穿过去，一道木楼梯横在了头顶……窗框的木头也是发黑的，阳台的黑铁栏杆确实生了黄锈。”而爱丽丝公寓，是流苏和绫罗织成的世界，一个美轮美奂的世界。住的、吃的、用的，都是无比的精致与温软。李主任的身份显要，给了王琦瑶足够的踏实感，“有了李主任就有了一切似的”。为了生存的需求、安全需要，王琦瑶毫不犹豫地舍弃了程先生的爱。

重返上海后，王琦瑶回到了平安里，在护士教习所学会了注射，过着自食其力的日子。白天匆匆忙忙的，夜深人静时只能独自数着时间一分一秒。二十五岁的她，认识了严家师母，从而也认识了毛家舅舅，开始另一场秘密的恋爱。在康明逊与王琦瑶调情的言语中，她始终未能得到自己想要的，只好在一切都成空后，将那可怜的爱变成了劫后余生。康明逊是家里的唯一男孩，但是二房所生，也是在犄角里求生存，与王琦瑶有点同病相怜。但为了自己的利益，除了眼前的快乐，他是不可能娶王琦瑶的。他们是纯粹的爱情吗？“他们本是以利益为重的人生，却因为这段感情与利益向背，而有机会偷闲，温习了爱的功课。”[6]如果他们之间有所谓的爱，性欲的成分也远远大于爱欲，彼此之间的关系仍停留在马斯洛人本哲学所说的第一个层次，注重自己的物质利益、性欲需求。因而，他们的爱不会由薇薇的出生而有圆满的结局，最终会随着性的消逝而断绝。

三

爱情是错位的。

郑庆民在《北方文学》中说：“他们并不能承载美丽优雅的上海女子的幸福与梦想。所托非人，又无人可托，王安忆写的，不仅是上海女子的悲哀与困境。”[7]王琦瑶是一个很有主见、有追求的上海女儿，在一次次错位的爱情中，她将自己的幸福托付于男性，最后落得个惨死的结局。

王琦瑶的爱情是从未心心相印的。程先生深爱着她，她却漫不经心，只是将他看做了一个“垫底”。在身份显赫的李主任出现时，她便毫不犹豫地投入其怀抱，而将程先生忘得烟消云散。王琦瑶与李主任之间，更是错位的，错误的时间遇到了错误的他，除了漫无天日的等待之外，只收获了一小盒金条，而这最后竟成了灾难的始作俑者。康明逊是一个懦弱的男人，“王琦瑶发现自己真是很爱这个男人，为他做什么都肯”以至于生了薇薇，独自将其抚养长大。身份与地位皆不错的程先生爱着她，而她却要拣更高的枝头。生活重新回到了平地，她爱上了康明逊，而康明逊只把她当成了怀旧时的慰藉。王琦瑶有意识地选择着自己的生活，但在冥冥之中似乎有一只巨手将一切颠倒。正如陈瘦竹所说：“人们持续地觉察到人类命运总是被不受控制的因素所支配……那么人生悲剧便存在于这持续的觉察之中。”[8]美人迟暮之时，她认识了二十六岁的“老克腊”，开始了一段忘年畸恋。为了挽留住“老克腊”的爱，她真心实意地拿出了雕花木盒，“想叫他陪陪她，陪也不会陪多久；倘若一直没有他倒没什么，可有了他，再一下子抽身退步，便觉得脱了底，什么也没了。”李主任闯进了她的生活，点燃了她的繁华梦，留给了她一个尴尬的开端。“老克腊”进入了她的生活，煽起了她对幸福的渴望，她的孤注一掷加速了这段感情的结束。爱她的人，她不爱，不爱他的人，她却爱得痛彻心扉。生活是这般残酷，爱情是如此滑稽。

王琦瑶的悲剧令人警醒。她总是试图从男性世界里去攫取幸福，而这些男性压根都只是她生命中的一个苍凉过客。或许，爱情是美好的，众生皆趋之若鹜。其实，爱情只是生活的点缀，而不是生活的全部。与其将希望寄托于男性，不如从物质到精神上彻彻底底地独立，真正的爱情或许在不经意间悄然而至，也才能从生存的层次跳跃到爱与归属的层次。

注释：

[1]黄若然：《<长恨歌>中王琦瑶人物形象分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2][4][6]王安忆：《长恨歌》，南海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20页，第64页，第180页。

[3]马克思

[5]马斯洛：《马斯洛人本哲学》，九州出版社，2003年版，第52页。

[7]郑庆民：《男性世界女性化的悲剧——从王安忆<长恨歌>谈起》北方文学，2012年，11月刊，第16-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