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藏传佛教的特点（精编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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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藏传佛教的起源、形成和发展1

摘 要藏传佛教以其独特的魅力广泛流传于青藏高原，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民族将其视为毕生的且传承至今。本文试图在相关资料基础之上探讨藏传佛教的起源的三种说法，并探析藏传佛教的形成和发展的状况，以期将藏传佛教的发展脉络呈现出来。

关键词藏传佛教；起源；形成；发展

中图分类号：B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5-178-02

一、藏传佛教概况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关于超人间、超自然力量的一种社会意识，以及因此而对之表示信仰和崇拜的行为，是综合这种意识和行为并使之规范化、体制化的社会文化体系。民族作为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共同文化上的共同的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与宗教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和宗教往往作为一个有机共同体，影响着当地居民及其日常生活。藏传佛教是佛教的一个重要体系，主要广泛的流传于青藏高原这片地域，是千百年来藏族先民流传下来的精神财富，并且至今仍然对广大的善男信女们的生活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藏传佛教作为一种人类文化现象，不仅对藏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产生了影响，甚至对周边民族地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就国内而言，诸如蒙古族、土族、裕固族、纳西族、门巴族以及珞巴族等民族，至今仍然十分虔诚的信仰藏传佛教。到了元代，藏传佛教萨迦派由于得到元朝的推崇，也传入了土族地区。

可以说，①藏传佛教不仅是中国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己成为中国国内较有影响力的宗教之一。

二、藏传佛教的起源、形成和发展

佛教传入藏族地区的时间，晚于中国内地、西域、克什米尔和尼泊尔等邻国地区。因此，藏传佛教在其产生、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同时受到包括印度在内的以上诸国家地区和中国内地佛教的巨大影响。似乎正是因为藏传佛教汲取了四邻国家地区和内地佛教的精华而经久不衰，时至今日依然在世界宗教园林中大放异彩。②

（一）关于藏传佛教起源的三个说法

相传，佛教正式传入吐蕃之前，当地有一种固有的宗教，名为“苯教”，苯教类似内地古代的“巫觋”，以占卜休咎，祈福禳灾，以及治病、驱鬼降神等事为其主要活动。③有一日，从天上降下一个宝盒，内盛金塔、经书、咒语等。桂・宣奴贝在其著作《青史》上说，这可能是印度人带来的东西，由于当时还没有文字，也没有人懂得这些东西的含义，所以他们就把这些东西留下来之后就回去了。现在看来，我们无法确定这个传说的真实性，也许是佛教徒把它进行佛化后的一个故事，无论这个故事是真还是假，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当时这个宝盒内的物品并没有对当地的藏人产生什么影响，因此，说佛教从拉脱脱日年赞在位时传人的说法是不可取的。

（二）吐蕃王朝第三十二代藏王松赞干布在位时期，佛教传入吐蕃

松赞干布是一位妇孺皆知的人物，他与赤松德赞和赤热巴巾合称为吐蕃历史上的“三大法王”，由此可见，他的功绩对吐蕃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将吐蕃的领地牵往拉萨，派吞弥・桑布扎等人去印度进修，回来后创制了藏文，并且先后赢取了尼泊尔的赤尊公主和大唐的文成公主。两位公主都是信佛之人，并且先后带去了许多法器以及佛像等等，后来松赞干布还专门为了供奉两位公主带来的佛像，先后在布达拉宫的周围修建了大昭寺和小昭寺，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物质遗产，可以说，松赞干布是一位伟大的藏王，不但扩大了吐蕃的领域，还加强了吐蕃各方而的建设，更重要的是加强了汉与藏之间的联系，但是当时吐蕃盛行的还是苯教，所以佛教很难段时间内融入到这片土地上来。不过我们可以说，松赞干布所做的功绩为后来佛教的正式传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吐蕃第三十六代藏王赤松德赞在位时期，佛教传入

正如前文描述的那样，赤松德赞是吐蕃历史上“三大法王”之一，他同松赞干布一样为了吐蕃各方而的发展，也为了佛教能够顺利的传入，他都贡献出了白己力所能及的力量。年幼的他由于没有权势，崇苯大臣掌权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反佛运动，直到他长大成人之后，继续追寻父亲赤德祖赞的脚步，开始发展佛教，并且迎请了多位学者到来传法，从而弘扬佛教的教义，公元779年，他还亲白主持了第一座佛教寺院桑耶寺的奠基仪式，接着就出现了藏族地区最早的七位僧人，史称“七试人”，之后曾被派出去学习佛法的人回来之后，就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译经运动，佛教从此在吐蕃地区广泛的流传开来。

（四）藏传佛教的形成

综上所述，佛教正式传入的标志是桑耶寺的建立、“七试人”的出现以及大规模的译经运动，从这之后，佛教就逐渐在吐蕃立足扎根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佛教传入吐蕃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许多崇佛之人的努力之下一步一步走进了这片雪域圣地之中。作为一个新的事物，要与周围的环境相适应，这是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磨合的，佛教在苯教的基础之上去粗取精，摒弃了苯教中糟粕，例如在每年的祭祀活动上大规模的杀戮之举等。吸收了苯教中的一些精华，让人们在接受这位“新朋友”时，不会感到陌生，这一去粗取精的过程也使得佛教能够在短时间融入到百姓的生活之中。

（五）藏传佛教的发展

藏传佛教在形成过程中，也曾遭受了很多次的打击和创伤，最为严重的就是“朗达玛灭佛运动”，朗达玛是吐蕃历史上的最后一代藏王，这次“灭佛运动”可谓是毁灭性的，实际上，这是由反佛大臣策划、朗达玛赞普亲自下令的一场声势浩大的抑佛运动。赞普还下令封闭所有的寺院和佛殿，将所有的佛像和佛经都埋在地下、抛在水中或者焚毁。当然也有不少的信佛群众把一部分佛经藏匿起来，流传于后世，寺院和佛殿里的贡品被捣毁之后，用泥巴把门给封住。④从此，刚刚形成的藏传佛教进入了濒临灭绝的所谓的“黑暗时期”。

后来，有史学家以“朗达玛灭佛事件”作为分界点，将藏传佛教通史分为“前弘期”和“后弘期”，“前弘期”是指公元七世纪中叶（松赞干布在位时期）至九世纪中叶（朗达玛灭佛）为止的二百年时间，“后弘期”又分为“上路弘法”和“下路弘法”，“上路弘法只要是指在西部的阿里地区展开的佛教复兴运动”，其创始人是益西沃，他是第一个在阿里地区开展弘扬佛法运动的人，而且在复兴佛教的过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下路弘法”是指发生在安多地区的弘法运动，相传，朗达玛灭火之后，藏绕赛、约格迥、玛释迦牟尼三位出家僧人逃到了安多地区（今青海省黄南州尖扎县境内）传法，史称“二贤哲”，后来他们收了一位高徒名为喇钦？贡巴绕赛，从此这位高徒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弘法活动，修建藏传佛教寺院、收徒传法等，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藏传佛教史上出现了“教派林立”的发展阶段，较为出名的教派有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噶当派和格鲁派，各个教派都对佛教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这期间出现了许许多多闻名于世界的藏族文献，例如《甘珠尔》和《丹珠尔》等，也出现了藏族文化之“大小五明”，供后人研讨和学习，并且继续发展和传播博大精深的藏族文化。至此，藏传佛教又一次的在青藏高原上散发光芒，直至今日，它在广大的善男信女们的心中永不磨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藏族人。

三、小结

在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在青藏高原之上，有一群勤劳朴实的信徒们世世代代信仰并遵循藏传佛教的信条，这一现象千百年来不曾有丝毫的改变。藏传佛教以其包罗万象的信仰、知识与价值体系，以其历史上形成的政教合一、寺院教育、经济、活佛转世等制度影响了藏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而。长期以来，藏传佛教深深植根于藏区特殊的自然环境和文化背景当中，对藏区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可以说，是流传在青藏高原上的藏传佛教创造并且塑造了藏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表现与共同文化中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它包括积极和消极的、进步和落后的、精粹和粗俗的各个方而，白宗喀巴大师在十四世纪末和十五世纪初对藏传佛教进行大规模的整饬之后，藏传佛教的教义就深深的烙印在藏族人心中了，把人们的思想完全纳入藏传佛教信仰的轨道了。对于生活在藏区的老百姓来说，藏传佛教对他们的影响已经渗透在生活中的各个方而，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小事都足以体现出信徒们虔诚的心。

注释：

①土观・洛桑曲吉尼玛土观宗教源流[M]刘立千，译，人民出版社。1984：226

②④尕藏加藏传佛教与青藏高原[M]人民出版社，2004：134

③王森，佛教发展史略[M]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1（上接第171页）

（3）他们/应该/对/机器/进行检查。

（4）他们/应该/对机器/进行检查。

我们可以看出，出现不同划分结果主要在于“对机器”是作为一个二音节词还是划分为一个单音词和一个双音节词，以及“进行检查”是作为独立的四音节词还是分为两个独立的双音节词。经过整理和统计这句话的翻译结果，发现了其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二种结果，分别为：

（1） They should conduct a examination of the machine

（2） They should examine the machine

（3）They should check the machine

Joan Pinkham在他的专著《中式英语之鉴》中指出了中式英语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使用不必要的词语，他指出，使用不必要动词的短语形式有：

verb plus noun

verb plus unnecessary noun plus third word

我们不难看出，句子翻译（1）中的conduct a examinationof就符合第一种形式，即不必要的动词加名词，完全可以更直接简洁用一个动词替代，表达为句（2）中的exaImne。经过统计分析发现出现这种翻译结果的大部分在划词时将“进行检查”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双音节词，对这两个音节词分别进行翻译。而将“进行检查”当做一个词的几乎没有出现这种不规范情况，而是翻译为句（2）和句（3）的结果。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母语语感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不规范英语的输出。许多同学在翻译时将母语中的形容词和副词照搬到英语中，从而导致出现中式英语。希望在教学活动中，母语语感能够引起学生和教师的注意，从而有效的避免不规范英语的输出。同时提高英语语感，减少母语语感对英语输出的影响。

四、结语

鉴于国内对中式英语形成研究领域存在的缺憾以及语感测量这一新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在语言学上的应用，在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研究从实证调查和案例研究入手，运用社会语言学和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一定模本范围内的母语语感进行测量，并与翻译结果进行相关分析，统计英语句子中中式的表达方式与母语对于词的切分的相互关系。通过以上的探讨和研究，最终得出母语语感与中式英语形成的相互作用关系。试图在理论上为研究中式英语形成机理和矫正策略提供理论支持或有效的结论及经验性证据，在实践上基于理论结论的发现为基础教育中中式英语矫正对策提供新的实验依据。由于社科研究影响因素可变性原因，研究在对言语社区的设置和问卷的设计上可能存在一定的缺陷，对语感测量只做到了词的层而，呼吁更多学者为解决中式英语问题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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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山草香为大家整理的4篇试论藏传佛教的特点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可以帮助您更好的写作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的历史溯源及其社会功能研究2

一、藏传佛教在内蒙古地区的发展脉络

1.藏传佛教的传入

藏传佛教，又被称为藏语系佛教，或“喇嘛教”。一是狭义上的藏传佛教，指在藏族地区形成和经藏族地区传播并影响其他地区的佛教；二是广义上的藏传佛教，指用藏文、藏语传播的佛教。在藏传佛教的传承中，显宗与密宗并行，而汉地佛教则是显宗传承，所以密宗传承是藏传佛教的一大特色。藏传佛教认为，若想达到“身口意”的境界，除了公之于众的教法（显宗），还有一套秘密的方法，这便是所说的“密宗”。

藏传佛教是“召庙文化”②的核心，呼和浩特地区“召庙文化”的兴盛体现着该地区人民对藏传佛教的尊奉与信仰。阔端王子③最早信奉藏传佛教。在窝阔台④在位期间，阔端东征西战，王城被元军尽数征服，1240年，阔端派遣部将朵斡耳答带领军队进入，朵斡耳答了解到藏传佛教在雄踞一方，王权走向末路。他向阔端举荐了萨迦班智达⑤，希望阔端设法邀请他。阔端采纳部将建议，派使者邀请萨迦班智达。1244年，萨迦班智达带侄子八思巴⑥北上与阔端会面并为阔端治病，而后阔端皈依佛门，藏传佛教从此传入蒙古地区西部。

2.藏传佛教的发展

在蒙哥⑦统治时期，忽必烈组织了一次佛教徒与道士的辩论，最终佛教徒获胜，八思巴阐释了佛教的教义，并控诉道教徒贬低佛教，将其归为道教的附庸的理念；加之忽必烈同情佛教徒，佛教逐渐开始盛行。然而，藏传佛教在当时并未成为一种全民信仰的宗教，只流行于上层阶级当中。直到明朝统治期间，藏传佛教才开始从上层阶级下移至平民阶层。藏传佛教领袖索南嘉措⑧进行宗教改革，巩固格鲁派⑨的根基并得到青海地区蒙古族的支持。16世纪80年代，阿拉坦汗⑩到青海邀请索南嘉措，索南嘉措在内蒙古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教、政治改革，格鲁派发展壮大，并在蒙古各部传播开来。1580年，在归化城 （今呼和浩特市） 建立了供奉八宝装饰佛像的弘慈寺，这是内蒙古的第一座格鲁派寺院，现称为大召寺。至明末，又在归化城建立延寿寺、寿灵寺和庆缘寺。此城便成为明末清初蒙古地区传播黄教 的中心。

3.藏传佛教的兴盛

清朝迎来了藏传佛教在内蒙古地区发展的巅峰。内蒙古地区寺庙兴建的力度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呼和浩特地区，修建了慈灯寺（五塔寺）、无量寺等众多供奉藏传佛教的寺庙，其中大型寺庙有30余座，兴建寺庙盛况空前。

除了大力兴建寺庙，清朝也大力发展藏传佛教，寺庙的喇嘛人数在清朝时期骤增，因当时朝廷向普通民众大力推广藏传佛教，佛教的地位已处于非常高的位置，如果信仰藏传佛教，家族会拥有无上的荣耀，所以除普通人家的男子响应朝廷的政策，出家成为喇嘛，处于蒙古内部统治阶层的王公贵族们也努力使自己跻身于上层喇嘛中，以提高家族的社会地位及影响力。

需要说明的是，藏传佛教在内蒙古地区兴盛的时期主要是清朝的前期及中期，到清朝后期，由于朝廷考虑到藏传佛教日益兴盛，有朝一日或可能会脱离政府的控制，因而，清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设置理藩院，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监督与控制；再如，限制寺庙中喇嘛的人数，设置严格的奖励、惩处制度，以加强中央集权。但不可否认的是，藏传佛教的发展在清朝走向了顶峰。

二、宗教建设与社会的双向互动

在社会主义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在社会中倡导爱国、友善、诚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和谐社会的建设也需要规范宗教的建设和发展。在和谐社会的氛围之下推动宗教自身建设，有利于宗教事业朝着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充分发挥藏传佛教的社会功能，可以正确引导僧尼、信众，有利于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开创和谐稳定的社会局面*山草香 *。

1.推动藏传佛教自身建设

（1）结合内蒙古呼和浩特地区蒙古语的保护与发展，积极推动藏传佛教教义阐释工作的开展。目前，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地区，蒙古族信仰藏传佛教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在开展藏传佛教教义阐释工作时，一方面要注重推出汉语版藏传佛教教义阐释译本，因为信仰藏传佛教的信众涵盖多个民族，汉语版的推广具有普遍性，能覆盖的信徒较为广泛；另一方面在推广汉语版教义阐释译本的同时，也要注重蒙语版的推广，要两者兼顾。

在呼和浩特地区，藏传佛教的主要群体之一是蒙古族，推广蒙语版的译本，一方面有利于蒙古族的信徒理解藏传佛教的教规教义，因为部分蒙古族信众在阅读汉语版的译本时会有些力不从心，蒙语版译本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另一方面，一些年轻的蒙古族信徒有着扎实的汉语基础，但对于本民族的语言掌握情况有所欠缺，阅读蒙语版译本在保护与发展蒙语方面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

（2）积极建设内蒙古地区的佛学院、僧侣学校。内蒙古地区有众多的藏传佛教信徒，为提高众多佛教信徒的素质水平，自治区政府在内蒙古地区创办了专业的佛学院，内蒙古佛学院（位于呼和浩特市）除了开展培训班性质的课程教育，还可以开k本科性质的教学，有利于为内蒙古地区培养高素质的僧侣，为此政府相关部门也需要给予资金支持， 学校也需加强教师的引进。

此外，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内蒙古自治区佛教学校还应顺应时展的需求，应加强官方网站的建设，利用网站这一平台，让更多当地有意潜心研究藏传佛教的人士了解内蒙古自治区佛教学校。同时，佛教学校也可利用网络平台，在互联网上普及藏传佛教的教规教义。

内蒙古佛学院除了开设原典语言课程，还可以开设蒙古语相关课程，培养蒙古语人才，加强蒙古语译文的翻译工作。这样有助于推广蒙古语诵经，有利于当地蒙古族僧侣与信众对于佛学经典的领悟与感知，同时有助于信众更好地梵行生活，参悟本真，同时有利于加强具有地域特色的藏传佛教的传承与发展。

目前大多数佛学院在课程设置方面缺乏社会实践环节，此类课程的缺失不利于僧侣将佛教与当代社会实情相结合，学僧思想停留在理念层面。内蒙古自治区佛教学校可以联合内蒙古佛教协会适当开设一些社会实践课程，如关于公益、慈善的社会工作，让信教学生在扮演义工的角色中将佛教教义与现实社会情况相结合，也有利于僧侣圆融社会，救济世人。

（3）完善对寺院制度的建设，使之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目前，就寺院管理现状而言，许多寺院存在的问题是“家族族长式”体制仍然存在“一言堂”的情况，一人独断的现象仍出现于寺院管理的金字塔上端。如呼和浩特的大召寺，寺院现代化管理体系中的民主性未能真正落实，换言之，在管理体制的运行过程中，存在形式主义的问题，在现代与民主化的管理框架之下，未能明确寺庙管理机构及其人员享有的权利与应尽的义务以及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

针对寺院管理的问题，相关部门应高度重视现代寺院管理体制的建立健全工作，应将责任与职能细化，做到人事分配合理、财务公开透明，加强管理人员的素质培训，举办专题讲座，提高干部管理层的业务水平与能力。此外，相关部门还应当加强法律知识的宣传，增强管理成员的法制意识，尤其在寺院的背景之下，应教导僧员合理认识与看待清规戒律与法律法规的关系。在寺院的管理体系中，僧侣的保障体系也显得十分重要，应当建立健全针对僧尼的医疗保障体系，完善僧尼的教育制度，在健全、长效的寺院管理机制之下，寺院管理体制朝着现代化、民主化的方向发展。

2.发挥藏传佛教教规、教义积极作用

（1）藏传佛教的教义蕴含浓厚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情怀。在《梵网经》中曾说道“若疾病、国难、贼难……应读诵讲说大乘经律，斋会求福”①。上述语录教导僧侣、信众在国家面临危难之际时，应有爱国精神，肩负起保家卫国的责任，用佛家的方式投身于爱国护国的大潮中。在《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中提出四报恩：一父母恩，二众生恩，三国王恩，四三宝恩②。其中报国王恩在现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背景之下，是指报国家恩，在藏传佛教的诸多经典中均强调了爱国主义精神，僧尼除了注重个人的学修，应心系国家，报效祖国，在祖国遭受危难的时刻，应挺身而出，保家卫国，为国献身。这样的精神传统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构建和谐呼和浩特。

呼和浩特市积极开展爱国主义活动，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建设，“重走长征路”等主题活动。藏传佛教教义体现的爱国主义与呼和浩特市的精神文明建设相适应，为爱国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贡献自身的力量。与此同时，在呼和浩特地区，藏传佛教有着广泛的信徒基础，以爱国主义精神作为坚固的磐石，利于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推动首府民族进步团结事业蓬勃发展。

（2）惩恶扬善，理性信教。 在《成唯识论》卷五言中写道：“能为此世他世顺益，故名为善。”①顺应佛理，不做违背法理之事，杜绝有损于他人与自身的行为，利他利己，自己与他人均可获益。藏传佛教教义宣扬人心向善，主张抑恶扬善。

近日，呼和浩特市致力打造“好人之城、诚信之城、文明礼仪之城”，藏传佛教教义中蕴含的“抑恶扬善”的理念，有助于倡导僧侣信众对他人施以善举，以自身之行带动身边之人，进而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有利于打造和谐向善的社会风尚。

在藏传佛教的教义中，倡导僧侣、信众树立理性的信仰观，慎思选择。《律部经藏》有云：“众比丘，众善知识，犹如锻炼切磨鉴别真金那样，对我的言论经过鉴别进行取舍，不要因为我敬仰我而加以盲从。”②这段语录体现出藏传佛教教义蕴含的理性精神，告诫信众切勿因人崇拜而盲目信仰，应理性思考甄别。基于藏传佛教“理性信法”这一理念，可以在信众之间建立理性思维，告诫信众不去盲从、轻信各类欺诈信息，让他们学会筛选甄别网络各色信息，有利于法律法规常识在信徒之间的普及，以点带面，推动法律法规宣传工作的顺利进行。

（3）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藏传佛教教义中，也阐述了人与自然二者的关系。《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 业蕴第四中恶行纳息》：“云何由此外物衰损？……若不与取业道增时，一切外物有灾有患，多遭霜、雹、尘、秽等障。”③藏传佛教教义观点认为，芸芸众生的依报是自然环境与资源构成的“大环境”。众生依赖于拥有山川河流的大千世界，从中汲取营养，从中获得智慧。这一价值观与当代社会提倡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点不谋而合。

首先，这一生态观可以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城市建设，使得呼和浩特市的大青山生态综合治理保护工作更上一层楼，有助于着力打造部级森林城市；其次，藏传佛教中蕴含的生态观有利于农村牧区的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呼和浩特市生态新牧区的发展，如推进牧区草场的保护、水资源的合理利用等。最后，藏传佛教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观，这有利于推动呼和和浩特市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五化”④工作主题中的“绿色化”，同时生态的“绿色化”能启发传统工业向新型现代化工业的转变，有助于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良性循环，达到人与自然的双向和谐互动效果。

在藏传佛教从元朝发展到清朝数百年的历史进程中，这一宗教逐渐在蒙古地区兴盛发展，通过追溯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发展史，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一宗教的发展脉络、兴盛原因，同时，从这一宗教为切入点，藏传佛教也为我们展现了其从元朝到清朝内蒙古地区的发展历程，社会原貌，一种特定地域下的宗教的发展，实质上折射的是信奉这一宗教的民族的发展缩影、地区发展的剪影。

在现今的时代背景中，一方面加强宗教自身建设，推动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协调发展；另一方面，更大程度地发挥藏传佛教的社会功能，从而推进民族地区的全面稳定发展，促进和谐魅力首府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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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藏传佛教的特点3

[摘要]藏传佛教也称藏语系佛教，与汉语系佛教、巴利语系佛教并称佛教三大体系。公元 978 年，佛教转化为具有地方形式的佛教，即藏传佛教。它的形成从11世纪中叶开始，直到15世纪初才完成。在3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藏传佛教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在宗教形式方面，具有浓厚的苯教成分；在教义上，特别重视密宗；在政权组织方面，政教合一制度和活佛转世制度是其重要形式。

[关键词]藏传佛教；苯教；密宗；活佛转世制；政教合一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18-0020-04

一、 具有浓厚的苯教成分

苯教是地方长期存在的一种原始宗教，它最初是在今天阿里地区的南部、古代称作“象雄”的地区发展起来的，后来沿着雅鲁藏布江自西向东传播到整个藏族地区。早期的苯教在内容上是一种原始宗教，或者说是一种万物有灵的信仰。学术界称这种苯教为灵气萨满教，这是因为它的巫师叫作萨满。苯教可以说是灵气萨满教在的地方形式。在整个藏族地区，苯教的影响力深厚，它的教义几乎渗透到各个方面。但是，在地方出现佛教以后，由于浓厚的原始性，苯教在各个方面的表现很难与佛教抗衡，这就使它们不得不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相互吸收、相互接近、相互斗争。在这种复杂而长期的融合过程中，苯教的诸多教义被新生佛教所吸收，使佛教的势力一度壮大，苯教的教义思想适应性地渗透到佛教的教义经典之中，它的这些教法又丰富和影响着佛教本身的发展。佛教对苯教的吸收也是多方面的，在教义上利用自己的“六道轮回学说法”去改造、代替苯教的关于“乐土”的玄想，提出“彼岸世界”的理论，进而吸收苯教的教法仪规，丰富了佛教的密宗理论。这种吸收转化的内在根据是佛教的正统派别，贬低神通，或提出“漏尽通”以补救“五通”的世俗性质，但并不绝对排斥。在向民众弘法的过程中，还往往以灵异眩人，诱慑信徒。在这种转化中，使佛教的密法教门越来越多，包括各种咒术、火祀、书符以及对种种菩萨天神、恶神的崇拜。这种杂密现象在藏传佛教宁玛派中表现最盛，“现在此派惟事经忏、会供、厌鬼、送崇等貌似之佛法，为其首务也”。①

在佛教的各种祭祀礼仪中，苯教的影响也很广泛，佛教祭祀一般禁止杀生，而苯教则允许用动物来做祭祀时的牺牲品。佛教后来在吸收这种仪礼时做了改进，祭祀时不杀活的牲口，而用牛羊的像，或者用酥油捏一些供品，或者用木头刻上一个鹿头等，来代替杀牲献祭。作法时，苯教巫师离不开的法器是鼓，这种方式后来被藏传佛教吸收并延续下来。祈愿等法事中吹牛角号、煨桑焚香之类的仪轨也来自苯教。在供奉神灵上，藏传佛教的宁玛派就供苯教的原始神o,有“差遗非人”、“猛咒咒诅”和“世间供宝赞”等，它们在这里被当作佛教的护法神。藏传佛教在允许苯教中的守护神存在下去时，坚持把苯教的召神仪式和庆祝仪式应用到自己的仪规范围内。

总之，苯教对藏传佛教的影响很大，藏传佛教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从各个方面对苯教的教法进行吸收和改造，致使藏传佛教本身表现出很多苯教的特征，这种自觉的、适应性的吸收一方面保留了苯教的原始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丰富和发展了藏传佛教自身的教法教规。这是一种积极的吸收，这种文化吸收在其他佛教传播中也很常见，反映了佛教文化的巨大包容性。

二、 重视密宗

“佛教密宗在藏语上称为‘桑俄’,意为‘秘密真言’。它不同于汉地佛教密宗和日本的东密。”②藏传佛教密宗一般认为是在7世纪中叶《大月经》和《金刚顶经》产生后才形成的，佛教密宗的形成“体现了人类理性和神秘两种心理要求的结合”。藏传佛教在教义上是很注重密宗的修习，密宗教法史 《作明除暗》 中说到密宗修习的重要性，“依正能之饰，最终具足因果，对所有自生法要以案法正解，正果如日光而生”。③关于密宗义理可概括为“六大为体”、“五佛为智”、“四曼为相”、“三密为用”及“因、根、究竟”等。其中“六大为体”是密宗对宇宙本源的解释，“三密为用”是密宗的修习法或实证法，“因、根、究竟”即“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根本，方便为究竟”。密宗的修习组织、制度和次第在藏传佛教的各教派中表现大同小异，在修习上以注重仪式为主旨。“观察成佛必须以大乘佛教；而密教又必须有菩萨的解释，以此而来寻求《时轮》。”④大乘的基本特征是力图参与和干预社会的世俗生活，要求深入众生、救度众生，把“权益”提到与教义原则并重，或更高的地位。大乘佛教吸收了大量的巫术，大大增加了佛教的神秘成分，它的“三密”之说，为后人秘密修持开辟了重要途径。相反，小乘佛教只是佛陀对根下愚者的权便之说。依密宗说法，密宗行者通过，三密感应，就能使“三业清静，三密相应，可即身成佛”。⑤这说明“三密”修习是整个密宗修持的关键。

就密宗理论而言，在藏文大藏经《丹珠尔 》部共有佛经译本 799 种，其中密宗经典 398 种，占 51 % ,列于《丹珠尔》部的第七类中，名为“居”(意为秘密部);《甘珠尔》部共有印度高僧的著述 2337 种，其中密典 1747 种，占 %。密宗论释类列于《甘珠尔》的“居”类中，主要论述和解释密宗经典仪规。此外，藏传佛教尚有一部密法总集《大乘要道密集》,主要包括解释道果语录、密咒曼陀罗仪规、祷祝及大户印三类内容。在修习方面，宗喀巴的《密宗道次第广论》、《密宗十四根本戒释》、克主杰的《续部总建立广释》 都是很有价值的著作。从以上内容看，密宗在藏传佛教中所占比重很大，这些密宗理论经典为密宗的修习提供了一定的条件，这也说明藏传佛教对密宗十分注重。

密宗修习之所以被特别重视，原因主要在于：第一，在藏传佛教各教派中，宗教都是其教义的主体部分，它有深邃的义理、精奥的教法、丰富的内涵。第二，由于它本身的教义很深奥，而且难度大，所以是考验修持者智力和佛性的一个标志。第三，在宗教生活中主修密宗，可以静性，过超凡生活，达到高深境界。为此，藏传佛教的密宗修习有严格的次第，一般修持者要依次通过《集类学》、《中观》、《般者》、《俱舍》四个学级，取得多仁巴学位。接着考《戒律广释》,如果担任“扎仓格贵”,才能逐级而升。但是由于藏传佛教有诸多教派，所以，这种义理的修习方式又不尽相同。在藏传佛教中，宁玛派以标榜“古旧”密教而得名，大圆满法是宁玛派特有的密法，其密乘是以事部、行部、瑜咖部为内容的密咒外三教。宁玛派以隆钦侥绛巴的《七宝藏论》为教典。噶当派以阿底峡的《灯论》为宗旨，倡显密圆融。这种密法在藏传佛教中享有显密教法“纯净”的声誉。萨迦派以道果法为主，“在教义上重在修明空无执生死涅磐无别之首果也”,⑥讲求成境为心、成心为幻、成幻无自性的“三要”。噶举派以大手印为主，密法讲求即身成佛和立地成佛。格鲁派注重显密兼修，先显后密，其教义是“缘起自性空”,“一切功德之根本，厥为自所受许之清净戒律”,?w?以 《 无垢光广释 》 为教典。这说明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密宗修习不太一致，也说明密宗内容是相当丰富的且在各教派的地位都很重要。

总之，对密宗的重视是藏传佛教的一个重要特点，这在一定意义上增加了藏传佛教的宗教神秘性和教义深邃性，使藏传佛教给人们的直观印象就是密宗氛围浓重的神秘感。也由于密宗的这些特性，才使藏传佛教的义理发展更为深广，于是密宗的经律更为经典，更受到各教派的高度重视。

三、 活佛转世制度

“所谓活佛转世制度，是指大喇嘛和活佛生时修佛已达到了断除妄惑业因，证得菩提心体，生死之后，能不昧本性，不随业而自在转生，复按其前生的职位。”⑧指的就是一个经过认真修行成道的喇嘛死后，其灵魂人胎附体，通过特定的途径和方式寻觅，确认后被称为活佛转世灵童。作为一种制度，它是宗教寺庙僧伽集团为解决其宗教首领的继承问题，以佛教灵魂转世说和寺庙经济利益相结合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一种特殊的宗教传承制度。

活佛转世制度是从元朝开始实行的，“转世制度的‘种子’是由蒙古皇帝在把蒙哥汗赐予噶玛八啥失的舍印送给第三代主持让多吉时种下的。但‘种子’在扎根和开花则需要噶玛巴喇嘛的扶植”。⑨活佛转世制度在清代主要有四大系统：达赖喇嘛系统、班禅喇嘛系统、外蒙古哲布尊丹巴系统、内蒙古的章嘉活佛系统。活佛转世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前世活佛转世；第二，因学识渊博、修炼达到很高程度而被上一级活佛确认为活佛；第三，因对本寺政务做出卓越贡献而被僧俗群众要求转世；第四，也有些活佛因在世时失去威望或因寺院经济力量衰败，因战争或政治形势变化等因素而中断或不再转世。说明这种制度不同于封建世袭制和铁券继承制，而是为了避免宗教权力的传承混乱和防止教区及寺院权力垄断在某个家族手中而采取的一种特殊手段。

活佛转世制度的内涵也有其系统的理论和鲜明的宗教哲学思想，它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为广大僧俗民众所接受。据《班禅大师》一书记载，仅地区“解放初到民主改革时，大约有三千多到四千位活佛”。???活佛转世系统的形成有藏区社会历史发展的主、客观原因。藏传佛教的转世理论来自佛教的“三身”学说，“三身”即报身、法身、化身，其基本理论是“生死轮回之说”和“十二因缘”、“业力论”。这种理论在藏区各个历史时期被广泛应用、发挥，就自然形成了活佛转世制度。其次，有适合这一教义能够广泛推广应用的社会历史环境，这个环境就是封闭保守、愚昧落后的社会制度及生产条件、全民修教和以教治民的历史旧习。藏传佛教要想得到发展，就必须在教义、政治、经济上建立起自己的体系，为了证明自己的正宗系统位置，争夺政教合一制度的统一地位，维护其寺院集团的名声，就自然需要确立一个无可非议的合法传承方法。而在宗教方面，佛、菩萨转世的目的是“虽已证得菩提，引导彼等生起菩提心，时常向众生示范无障净行，此乃诸善逝之变化”。???由于这些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原因，促成了政教合一、沿袭相承的活佛转世制度。这又说明政教合一制度是活佛转世制度得以产生的政治背景，即为了维持政教合一制度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以保障宗教上层集团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永远居于主宰地位，就必须形成一种既符合统治者利益又能为广大民众所接受的方法，以维持其长久的统治，这就促成了活佛转世制度的产生。

活佛转世制度确认活佛转世的方法大致有“夺舍”大法、抓阉法、降神指定法、高僧活佛指定、世俗统治者指定、僧俗共商确认、金瓶掣签等。转世活佛的认定方式和程序一般分寻访、认定、坐床三大步骤。其中寻访包括分析预兆、降神、占卜等，首先分析出活佛圆寂时所预示的大致方向。其次，由大护法师降神询问灵童是否转世，也有看圣湖显影来确定灵童的出生方向的。认定一般按初选和复选两个阶段进行，包括迎请、认领遗物和金瓶掣签。坐床是最后一道程序，包括呈报上级，选择吉日，举行仪式、受戒、庆典等活动。

活佛转世制度的实行既可以保持教派局势的稳定发展，又可以减少一些矛盾和斗争，对于一个地区的宗教、经济、政治都有好处。所以，其在整个藏传佛教的发展史上作用重大。但是这种制度的主要特性是属于宗教范畴，就不可避免会出现很多与历史客观发展不符的弊端。可以说，封建统治阶级为达到某种目的，巧妙地把佛教轮回说上升为一种宗教制度，实际上是藏传佛教的根本弊端。所以，“藏传佛教的弊俗不在其教义上，而在于其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宗教制度上”,???这种制度发展到后来更加世俗化。一些活佛转世也“皆以兄弟叔侄姻娅遮相袭”,???很多活佛出自大家族家庭中，他们为了争夺活佛地位，不惜重金买格西、堪布等职位，以求转世，造成活佛转世的泛滥。转世制度本身也就成为僧俗统治阶级之间争权夺利、进行权力再分配的一种手段。

1992 年 6 月 27 日，由于“”一度中断了的活佛转世制度重新得以恢复，这一天自治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委员会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宗教局对十六世噶玛巴转世灵童的认定。藏传佛教史上的第一位活佛，至此已转世十七世。 1995 年 11 月 5 日，由中央人民政府确认坚赞诺布继任十一世班禅，并于 12 月 8 日举行了坐床仪式。在新的宗教政策下，据不完全统计，至 1995 年 3 月 15 日，已有 209 位活佛由信教群众自发认定。

四、政教合一制度

政教合一制度是寺庙和上层喇嘛与世俗封建主阶级相互勾结，把政权和神权紧密结合起来，形成僧俗农奴主阶级联合的形式。政教合一制度是藏传佛教文化的最显著特色。就佛教自身来说，谋求世俗权力的价值取向是其形成的内在原因，这也是藏传佛教区别于其他佛教文化的重要特点。

藏传佛教除了具有阶级社会一切宗教所具有的共同属性外，从开始就按其独特的形式发展，即宗教势力和地方势力在政治、经济上的紧密结合。这样，随着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形成，各自必然与地方势力相结合，用政治势力支持宗教的发展；反过来又用宗教力量巩固政治势力，形成大小不同的政教合一政权。如萨迦派以萨迦寺为中心与昆氏家族结合，在后藏建立了地方势力；蔡巴噶举与朗氏家族结合，以山南一带为基地，建立了地方势力。

政教合一制度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吐蕃王朝后期，已经出现了僧人参政的情况，但当时寺院僧侣的力量还不是很强大。到公元 10 世纪末，由于佛教的再度兴盛，政教合一制度真正出现。“的政教合一制度是从开始的政教分离状态逐渐发展、变化而来的。”???据史料记载：“由佛教上层人物充当地方的政教之主的政教合一制度，是从估主八思巴掌管政教之权开始的。”???公元 13 世纪中叶，萨迦派受元政府的册封，掌管了地方政权，政教合一制度初具规模。当时的寺主八思巴既是宗教上的最高领袖，又是地方政府的掌权者。到公元 14 世纪，朗氏家族的帕竹噶举在元、明两代的支持下，建立了帕竹第悉政教合一政权。公元 17 世纪后期，格鲁派第五世达赖喇嘛受清政府的册封，掌管政权，僧俗联盟的政教合一制度得到空前发展，僧侣上层和世俗贵族在政治上达到了高度结合。

“但是格鲁派的政教合一制度的确立，是在七世达赖喇嘛时期。”???格鲁派的政教合一在藏传佛教的各教派中最为典型，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格鲁派的势力一度大增，在地方形成了广阔的社会基础 ―― 母子联寺制。格鲁派以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为核心的政教集团发展强盛，政治上以达赖喇嘛为首领，宗教上以班禅喇嘛为首领，政教相互结合。到了清代，噶夏成为地区政教方面的最高行政机构，它由四名委员组成，是一僧三俗形式，而以僧官噶伦为首。这样噶夏政府的僧官系统和俗官系统就发展了起来，形成了在清王朝直接统治下由僧俗贵族联合执政的政教合一制度。但是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两个活佛系统的政教情况却不尽一致。在达赖喇嘛的领导之下，地方的噶夏政府中噶伦负责政教事务，噶夏政府以下由各地基恰公署(各地宗政府)、基恰堪布、译仓(秘书处)、仔康(审计处)组成。班禅领导下的政教合一政权由扎什伦布寺、班禅拉浪、堪布会议厅(包括苏本、森本、却本等堪布)组成。在僧官系统中，堪布是主要官职，它不仅是宗教方面的领导，而且是联系达赖喇嘛的纽带。除地方政府以外，还设有20多个办事机构，藏语称“勒空”,分管不同事务。在行政区划上，地方政府下设基洽和宗两级，宗以下的组织在农区设黔卡(庄园),在牧区设如瓦、学卡等机构。这些行政机构都是成套的、严密的。当时，政教合一制的其他形式有“阿里三围”、土司制度等。

政教合一制度的社会性质是“用神权支持政权，政权扩大神权，二者相互为用，成为制约地方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这说明政教合一制度是藏传佛教在地方的统治中固有的特殊制度，在整个社会发展中，它对巩固地方政治、经济、宗教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也为以后民族的统一创造了条件。但这种制度在当时也有很多弊端，为了维护制度本身，地方政府设有军队、法庭、监狱等统治机器，主要目的是镇压、奴役贫苦大众。这些机构又设有严密的条律和制度，总人都是地方政府的僧俗及农奴主阶级。这样，政教合一制度就使宗教完全成为一个政治、经济的实体，彻底地表现为僧俗封建农奴主阶级实行的一种特殊形式。

这种政体一直延续到 1951 年 10 月 26 日，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的协议》之时。此后，封建的政教合一制度彻底走向消亡，人民才从长期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过上了宗教自由、政治民主的新生活。

以上四大特点，构成了藏传佛教的“血与肉”、“筋与骨”,它们在长期发展中相互关联、相互促进，使整个藏传佛教体系走向发展和强盛。

[注释]

①⑦善慧法日：《宗教流派镜史》,西北民族学院出版社1980年版，第40页、第137页。

②李冀诚：《佛教密宗》今日中国出版社，第173页

③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8页。

④廓诺・迅鲁伯：《青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95页。

⑤姜安：《弥漫在雪域的藏传佛教》,第237页。

⑥李冀诚：《论萨迩派的时空无执生死涅架无别之道果》,《中国藏学》, 1990年第1～4期。

⑧《世界宗教研究》,1981 年第2期第60页。

⑨魏里：《活佛转世制度：佛教的一次政治变革》,《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三辑。

⑩巴桑罗布：《活佛转世录的文化内涵》,《研究》 ,1992 年第4期。

⑾⒃弘学编著：《藏传佛教》。

⑿桑德：《活佛转世理论当论》,《研究》,1992 年第3期。

⒀《卫藏通志》卷首。

⒁⒂东嘎・洛桑赤列：《论的政教合一制度》,人民出版社2008版。

⒄杜继文：《佛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浅析藏传佛教的发展及现实意义4

关键词：藏传佛教 政教合一 社会功能 民族政策

一、藏传佛教的传入与发展

藏传佛教在青藏高原从传入到发展再到形成经过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过程，其间有兴盛有落没，不断地与内部和外部的许多因素相互作用，在这漫长的道路上，藏传佛教通过矛盾的斗争与适应渐渐形成了后世独具一格的佛教系统，焕发出勃勃生机。

1、藏传佛教的传入

拉萨、日喀则等大城市均分布在藏南河谷地带，雅鲁藏布江的中下游，河流落差小、河谷宽敞、多为冲击平原，地理和自然条件优越，宜于农耕和放牧，是青藏高原农业经济最早发祥地，经济的发展带来更高的精神寄托的需求，政治统一需要统一的意识形态的支撑，因此，统治者主动从内地和印度请入佛教。

2、藏传佛教的发展

藏传佛教的发展过程并非简单的延续，新宗教的引入，必须与本土文化进行融合消化适应，这个消化的过程，我们可将之称为“佛教藏化”，最终演变为独特的系统。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由于融入了不同的新鲜血液，导致藏僧对佛经原旨的不同见解，导致佛教学派的产生，且在这些学派产生伊始，便拥有独立自主的寺院和僧团，得到地方势力的支持，影响产生了质的变化。藏化的佛教派别的出现，标志着藏传佛教的正式形成。

二、藏传佛教独特的佛教系统

1、活佛转世系统

活佛转世是为了解决教派和寺院首领传承而创立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逐渐发展为藏传佛教的一种制度，产生深远影响。它打破了藏传佛教诸派各寺主父子世袭和师徒世袭的方式，巧妙的化解了内部权力之争；保持了寺院权力在交替期的稳定；封建领主利益集团也可借此加强对寺院的控制；通过严格的教育培养出杰出的领袖；活佛转世在神的外衣下，还隐藏着健康、智力和心理等方面世俗的鉴别和知识和经验。

2、政教合一系统

的政教合一是在中央统治下的政教合一，其政权是由中央授予的，对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交流具有极大的意义，但也表现出消极的方面，如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贵族、寺院领主全靠百姓养活，大量宗教活动，消耗巨大的社会财富），使司法变成酷刑暴政，对社会生产带来消极影响。

三、藏传佛教的社会功能

藏传佛教在藏族社会中有巨大的社会整合功能。藏民族全民信教，藏区寺院林立，僧尼众多，寺院往往是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1、终极关怀的功能

宗教主要的功能是提供对信众的终极关怀， 从而起到慰藉人的心灵的作用。藏传佛教的这一功能是通过理想境界的价值追求和现实世界的楷模敬仰实现的。

2、教化教育的功能

宗教的教化功能主要表现为通过倡导一种人生理想，为人们建立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整套伦理准则，以规范的形式规定信众的责任和义务， 从而在引导信众维护社会秩序和保持人际和谐中发挥作用。

3、发展艺术的功能

僧侣文学出于寺院。由于藏文的创制与学习印度佛教有关，因而历史上的藏族文字大权基本上为僧侣阶层所垄断，这种现象促使藏区产生了独特的藏族作家文化，即藏传佛教高僧在弘扬佛法的宗教生涯中用文字形式创作的文学作品。

4、政治和经济功能

政教合一即是政权与教权合为一体的历史上的地方政权形式。在就是由活佛及其管家、贵族、寺院上层僧侣三大领主组成的僧侣集团同时承担和行使政权与教权。活佛转世制度是藏传佛教寺院统治集团为解决自己的领袖人物的继承问题而建立的一个制度，这一制度的创立证明藏传佛教各教派已经形成了以寺院为中心的统治集团，且与形成寺院经济密切相关，其中的政权是由中央政权授予的。

四、结语

无论积极还是消极都已成为历史，在政教合一结束后的今天，中央政府如何在增加自己的政治合法性，使得藏族同胞加深对中央的认同感，如何有效地防范达赖等势力呢？

今天在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的今天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作为祖国的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大力发展：

1、中央采取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来管理，同时考虑到藏传佛教的影响，也是积极地尊重藏族同胞的信仰自由，尊重藏传佛教在的崇高地位。

2、建设公路、铁路改善交通，增进交流发展经济。

3、帮助进行教育建设，从小学进行双语教学，选拔大量藏族同胞来内地学习，在内地设藏族学院，加强与内地的思想交流。

4、在加强党的建设，党委，党支部（村）吸纳藏族精英，加强思想建设。

5、大量人力（干部）物力财力的投入，以及一系列优惠政策，建设，发展经济。

这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使得的政治文化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但是，在治理的过程中同样会存在一些问题，如信仰的对立性，经济建设的同时可能会损害到脆弱的自然环境，物质化的进程中可能会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从而变得世俗化，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

因此，在面对的治理问题时，我们不应该一味的用自己的价值观来衡量我们所付出的努力，更多的应该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待问题要有灵活的政策和措施，要充分尊重当地原有的文化和信仰，在互动中寻求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杰人波切．藏传佛教世界[M]．新世纪丛书出版社，2009．

[2]尕藏加．藏传佛教神秘文化[M]．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

[5]王开队．试论地理环境对藏传佛教的影响[J]．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01)：4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