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中外的南京“哭灵”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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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中外的南京“哭灵”事件
1947年3月19日，古老的南京城传出一个爆炸性新闻――300多名将校级军官，齐集在中山陵灵堂前“哭灵”。这一前所未有的举动，引得许多人围观，游客中的女性甚至为之动容落泪。宁静而庄严的中山陵上空，顿时被一片悲伤的哭声所笼罩。
第二天，《救国日报》率先在头版披露了这一惊人新闻。第三天，的《中央日报》也予以登载，于是各小报纷纷大做文章，最终导致街谈巷议，声势越演越大，闹得满城风雨。每天必看报纸，当他看到这一消息时，顿时惊呆半晌，接着大为光火，大骂这些谒陵人简直“目无法纪”，非严惩不可。但等到情绪冷静下来后，他突然想，说不定这又是共产党一手策划的，于是他改变了主意。他派人把陈总长(诚)叫到办公室，对着战战兢兢的陈诚一顿申斥，责成他即速处理，以平舆论。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许多人不明内幕，如坠烟海。
原来这事还得从着手整编军队谈起。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4月，陆军总司令部在南京召开了一次军事委员会会议。会后对部队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编，撤销了各战区司令长官部、集团军司令部。因为这些部门都是抗战时的战斗序列，打内战已不适用了。故将军改为整编师，师改为整编旅，团以下补充兵额，配备新式武器，一些非嫡系部队的士兵并入嫡系部队，而大多数军官则作为编余人员遣散编在全国成立的12个军官总队内，分驻西安、重庆、南昌、芜湖、武汉、杭州等大城市等候安置。当时有一个由任团长的“中央训练团”，这个团的任务就是负责甄别、遣散非嫡系或者信仰不坚定的编余将领。那时由各战区陆续集中到南京“中央训练团”的编余将领共有400多人。他们中大多数是黄埔军校出身，参加过北伐、抗日战争。另外也有一部分编余军官分送在中央警官学校接受训练。所有这些编余人员的待遇都很差，许多人为了一家老小生存，只好逆来顺受，艰苦度日，静待能得到一官半职，再徐图偿还宿债。结果得到的处理，却是分批退役、除役。有位编余军官叫张清泉，他在警校受训结业后，好几个月没有安置工作，生活无来源。其年轻的妻子，含泪劝丈夫把她卖掉，用卖身的钱来维持生计。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张清泉只得将妻子卖给了一个小商贩。这对夫妇分手时抱头痛哭，十分凄惨。将官班里有个陆军少将陈天民，抗战时曾在长沙会战中立过战功。从部队编余出来时，他已是肺病晚期，五个孩子，大的不过10岁，小的还不满周岁，终日啼饥号寒，哪里还有钱治病？1947年2月中旬，他趁妻子不在家的时候，吃安眠药自杀身亡。陈天民死后，尸体在家里停放了四天，最后还是将官班和警政班的同学，凑钱为他买了一口薄皮棺材……
为什么这些编余军官会受到当局如此“处理”?对此，当时的兵役局中将局长戴高翔曾私下透露：“总长(陈诚)认为，这批编余的将领，有的年老无用，有的脑筋复杂，一旦有事(内战)，怕不能忠诚地效忠党国。虽然他们也参加过北伐、抗日诸战役，但终究不是总长一手提拔的人选，因此除了那些保定军校的老将照例退、除役外，即使是黄埔学生(指加入过复兴社、中统、军统等)没有特殊表现的也一律清除。”这一段话，恐怕是最好的注脚了。
一件件触目惊心、惨不忍睹的事，给编余军官们以莫大的刺激，他们对当局日益不满，于是大家常常聚在一起，议论纷纷。有人提议：到官邸去请愿，把大家的苦痛申诉一下，一期的谢运灏认为不妥，他说：“不见得接见，这一遣散大计，决定权还在于他，即使勉强见面，也不过是敷衍了事。”于是又有人主张拦的汽车，也有人主张散传单。而一期的李模则认为，将校级军官这样蛮干，有失体统，而且一旦事态扩大，更加不利。这时又有人提议，几天就有一批人办退役，不久大家终将全部分手，我们都是中山先生的信徒，临别何不齐往中山先生灵前，举行告别，以表对三民主义矢志忠诚。晋谒官邸、拦车、告地状都不适宜，谒陵告别一诉苦衷，确是合理合情的行动。于是经过一番暗中串联，大家公推出谒陵筹备人员：丁德隆、蔡忠笏、钟焕金、张际鹏、俞遇期、汤燕生，并拟定了祭文：
维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三月十九日，学生丁德隆、张际鹏等谨以鲜花蔬果之仪，谨致祭于我先总理孙大元帅之灵前而言曰：呜呼！先总理率我中华健儿，驱逐鞑虏，扫荡中原，举义以来，垂36年矣。不料壮志未成，先生为国事溘然逝世，全国痛失斯人，幸尔后天不负人，群贤辈起，誓以爱国之心，继承先生遗训，兴师北伐，清除祸国殃民之军阀。举国同心协力，战败侵华日寇，国土赖以复兴。此皆先生建国大计，有以致之。日寇无条件投降后，理应抚恤阵亡将士，以及被害民众，尤其是参与北伐战役、浴血抗战诸将领，更宜妥为安置，万众一心恢复国计民生，共同努力。唯是喘息未定，横生枝节，鸟尽弓藏，其心何忍。甚至排除异己，分划亲疏，更非所宜。如此孤行，致使爱国之士，流落街头，妻子寒号，乏人过问。尤可悲者，一期同学陈天民，参加革命有年，贫困致死，不能终其后事，此不过数百同学中之一例，如此不顾一切之措施，岂先生生前始料所及耶？言之痛心！
最近，学生等均将解甲归去，此后重担，均付之当道衮衮诸公，卫国安民，希好自为之。学生等个人去留，无所介怀，惟念先生临终遗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不敢忘怀。形势逼人，夫复何言。倘国家一旦对外需要，仍当负弩投前，共赴国难，以报先生培育之恩。临别谨陈肺腑，不胜依依之情。尚飨。
1947年3月19日上午9时许，除因故不能到场外，编余军官陆续前往参加谒陵的有300多人。他们全部身着黄色将校呢制服，胸前挂着勋表，站成方阵队形，全体肃立，齐集在灵堂前的石坪上。大家公推黄埔一期同学、34集团军副总司令丁德隆主祭，一期同学张际鹏、贺先谦、张君嵩、李模、谢运灏、钟焕全等站第一排陪祭。其余按期别、年岁依次排列。丁德隆等献花圈后即读祭文，读罢静默三分钟，然后鱼贯进入灵堂，瞻仰中山先生大理石塑像以及灵柩上面的卧像。当大家怀着敬仰的心情重新回到灵堂前的石坪后，有几位将领相继作了发言，均对现状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尤其恨当局措施失当。同是中山信徒，为什么有的人高官厚禄，有的人却衣食不周？尤可恨者，对曾经北伐、抗日流血流汗的未死者，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手段，过于残酷。沉痛的发言，使得众人含着热泪，相对唏嘘。那天陈天民的妻子带着三个幼儿也参加了祭陵，她领着孩子向伯伯叔叔们叩头，感谢大家为死者帮忙。陈大嫂想到孤儿寡妇，前途茫茫，不由放声大哭，在场的人忙上前劝慰。然而，眼前光景已令大家触景伤情，联想到自己各人的家庭，以后还不知落到何种境地，一时个个悲愤难抑，禁不住纷纷号啕大哭起来，顿时声震陵园上空，有的甚至哭得当场晕倒，不少人还激动地高呼“打倒贪官污吏”等口号。
这场震惊中外的哭灵事件，引起了当局的极大不安。陈诚在一顿训斥后，慌忙召集了黄杰(中训团教育长)、陈立夫、何应钦、顾祝同等共商对策。最后决定几项措施：一、凡是在抗战期间没有离开部队的将级人员，年龄在50岁以下的改为文职，派到地方上任职；二、40岁到45岁的，转业到交通、工商、警察等部门任职；三、40岁以下的，考进陆军大学深造；四、年老体衰不能任职的，多发遣散费还乡，沿途照应。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中训团将官班撤销，普遍办起各种专业训练班。可是，有的将领退役回去以后，仍无依无靠，如曾在抗战时任过中将炮兵旅长的蔡忠笏最后穷困而死，曾任过副总司令的丁德隆愤而声言出家做和尚等等。从此在任将级军官中间，也对当局逐渐失去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