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社会科学论文范例（优推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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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社会科学论文范文【第一篇】

摘要：科学与哲学之争历来已久，对于二者之关系，牟宗三先生分别从中西方哲学家思想中去找寻。通过辨析，他将哲学与科学做了较为明确的区分，指出了自近现代以来，人们对哲学概念的错误理解。同时，也进一步阐释了哲学对科学所产生的引导意义，开启了当代哲学发展的新方向。

关键词：心思哲学科学。

一、“哲学底科学之误”

用“底”这个助词来表示所属，已是一些哲学家的所爱。“哲学底科学”，即哲学是依附于科学而诞生、发展的。这种观点对于我们学习哲学的人来说，真乃大谬。他们真不知哲学。那么，何为哲学?哲学与科学又有何关系?此间，又回到何为哲学该问题上来。牟宗三认为：“科学是为人之学，哲学是为己之学。己以外即为物，我以外之人也是物。科学在忘己而取物。”此处，他虽没有很具体、明确的给哲学下定义。然而，却以比较的方式，将哲学与科学做了细致、明白的划分。这种区分就表现在“内外的划分与物我的合离”。然而，从另一角度来看，科学多是与思(意识)有关，哲学则和“心”同在。依科学而言，对象是思维运行的前提条件，对象不现，思维便无法运行，目的就不可能达到，科学的意义也荡然无存。但是，从实际生活中来看，思，无不是无时无刻都在运动的。毕竟，在现实生活中，与人们交往最密切的仍是无限量的物(外)或对象。因次，在急需物欲的社会之中，一些人“预言”哲学将会消失。然而，就事实来看，哲学并不因科学的繁华、压制而退出历史舞台。

2.现当代的“玄学”

此处所言之“玄学”并非魏晋时期的玄学，而特指科学之后之对象之学。言科学之后，是指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推论出在目前已发现的最新之物(对象)之背后必然还“有”(隐藏)着一个“对象”。只是该“对象”在目前之科学的能力下尚不可破解。因此，将其悬起而称之为“玄”。也即是该“对象”还看不见，摸不着。―――“存而不实有，内而不外现。”比如：在物理学中，已能通过数学方法推出“超旋”的表达公式。然而，就目前物理学的情况来看，其尚无能力凭借实验、作用以将其找出。因此，超旋也暂时被赋予“至小”的概念。但若仅仅从理论上来推断，那么，则又可分析出在超旋之下必也有更小之“对象”而将其构成，使其成为可能。由此，这些只可通过理论推出但仍无法科学验证的“存在”――“科学之后之对象”便成为所谓的“玄学”或“哲学”领域的.分子。依此言说，那么，此处所谓之“哲学”实质与科学无异。这就好比是“已开花但尚未结果之大树一般”;“开花之树”为科学，“未结果”则为“哲学”。因此，牟宗三说：“但以为整个哲学即在依附，则不是好事。因为依附科学，从科学的根据上抽绎出道理，这无异于锦上添花，仍是锦耳，于锦之本质并无所增益。同样，于科学根据上抽绎道理，亦仍是科学耳，于科学本身并无所增益。”

二、上下合一，一体平铺。

此处言“上下”是指形而上与形而下。《周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那么，将科学划归为形而下，而把哲学归于形而上则未有不可。目前，人们对“道、器”的解释不少，取任何一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结合本文，“形”可作为“两境”之界线。“两境”――即形上之世界与形下之世界，“形”暂定为具体事物。其，上可归宗于其之所以存在之依据，保障(向内);下可探究为对其他存在所发挥之功用(向外)。冯友兰讲：“一物之存在是以整个宇宙作为其存在之依据、背景。每一事物之本身功用又反作用于整个宇宙。”正所谓：万物一体，彼此联系，互为因果。犹如亚马逊“蝴蝶效应”――亚马逊蝴蝶扇动翅膀，美国西海岸将产生飓风。若依此说法，那么将会陷入一个不可调和之境。先设一命题：你以非你作为你存在之保障;我以非我作为我存在的依据。那么，按照数学原理将“你”与“我”做一个交集，得出的结果即是独立的“你”与“我”。因为，除你与我之外，其他均为一致。亦即是从“非你”之中抽出“我”之后所剩下的部分完全等同于从“非我”之中抽出“你”所剩余的那部分。这是从形式逻辑上来推的。毕竟“我”与“你”都是所属于大全宇宙。正如熊十力所言：即体即用，体用不二，不可分而别论之。然，为了便于说明也只能依形式的方式展开。由此，所分离出来的“我’与“你”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性体”，而非生物之我(意识)之你。因为，他们(思)都是科学的产物，不是真我。故而，对真我的感悟则如牟先生所言，须：“主客不离，一体平铺，物我双忘，然而，我们不讲认识则以，即讲认识，则不能不抬高主体，即不能不特显主体的特殊性能。而且若不显主体的特殊性能，亦不能达到最后境界的一体平铺，到处皆是。”

科学的任务是认识对象的构造以及其变化发展之规律。使人们明白，什么是什么。这主要强调的是自然科学的作用。而对于社会科学而言，则往往表现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之中。如：被就业、被买房等等。然而，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即是：客体的彰显，主体的隐退。主体即是作为认识的我，客体就是被认识的“他”。目前，对客体的追溯与主体本身的遗忘，已成为当今人类的现状，它占据了人们的整个思维空间。同时，也相对的屏蔽了人们本来所固有的“性体”“本心”。使得本来就难得被人们所显之“主体”被埋藏的更深、更隐秘。因此，对主体的彰显便成为了当今学科的任务，思想的革命。彰显主体不仅可以填补空虚的精神世界，更可以调节、平衡已失衡的客体世界与主体境界的结合，使其回到和谐的状态之中。以至人类与自然界能更好的、有序的、健康的发展。然而，受科学学科本身性质的影响，其在对主体的彰显方面似乎“无能为力”。哪怕是所属于其的心理学也只能是做向外的认识，而无法行“自我”的内显。所以，只能由专注于向内的哲学来予以分解，参悟其中之根本，彰显主体的自我，最终让科学与哲学达到高度的统一。

参考文献：

[1]牟宗三.《寂寞中的独体》[m].北京：新星出版社出版，2005年4月。

[2]熊十力.《体用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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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社会科学论文范文【第二篇】

水仙是中国传统名花之一，今年寒假里，我妈妈就买来一盆养。

水仙花生长在水中，想必大家都知道。水仙花的习性是喜欢温暖、湿润，又要排水良好的环境。如果要放土，用疏松肥沃、土层深厚的冲积沙壤土种植为最适合。水仙花喜欢阳光，白天水仙花盆最好放在阳光充足的向阳处给它充足的光照。因为水仙花需要通过叶绿素经过光合作用提供养分，这样才可以使水仙花叶片宽厚、挺拔，叶色鲜绿，花香扑鼻。相反，就叶片高瘦、疲软，叶色枯黄，甚至不开花。

我在寒假里，将水仙花放在阳光最充足的阳台上，并且定期给它换水。大约两三天后，水仙花的叶子长高了几厘米。又过了几天后，叶子又长高了不少。到过年时，已经有大约十厘米了。照这个速度，估计很快就会开花了。

养水仙还要注意，水仙的花、枝、叶都有毒，虽说应该没人会喜欢吃它，但还是要警防小孩子无意间的吞食。

水仙花在过年时象征着思念、团圆，因此，很多人喜欢在过年时种水仙，以此讨个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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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社会科学论文范文【第三篇】

在主流社会科学中我们可以分辨出三种主要观点，我也时常称之为“正统的共识”(orthodoxconsensus)，这些观点在战后大部分时期的社会学中声名显赫。我认为事实上它们也已经扩展到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中。

第一种是自然主义，它主张社会科学应以自然科学为榜样，社会科学阐述问题的逻辑框架也与自然科学相类似。我更愿用自然主义一词而不用实证主义，尽管它们意指许多相同的东西。

正统模式的第二个观点是，在解释人类活动时，我们应该运用某种社会因果概念。也就是说，作为人类行动者，我们虽然对我们的所作所为以及何以如此作为的理由知之甚多，但是社会科学家仍然能够证明我们的作为实在是被我们所不清楚的原因推动的。社会科学家的任务是要发现为行动者所不了解的各种形式的社会原因。

与正统模式有关的第三个要点(我不打算在此详加讨论)是功能主义。功能主义一般认为社会科学应象自然科学一样，但多半还是承认社会科学不能与经典物理学太过相像，因为社会科学处理的是各种系统，较之物理学关注的现象，系统更类似于生物体。被认为出自生物学的，通常也被假设以控制论为模型的系统概念为许多社会学家视为社会分析的核心概念。

正统的共识今天已不再是共识。在社会科学中它曾是多数派，但现在，已经成为少数派了(在社会理论中肯定是这样，而在经验的社会研究中则未必如此)。那些至今仍在捍卫正统立场的人们仅仅代表了一种观点，此外还有如此众多的理论视角，如常人方法学、各种形式的符号互动论、新韦伯主义、现象学、结构主义、解释学和批判理论等，这个名单看上去可以无限排列下去。

局面令人不安。面对如此分歧的理论视角，我们不再能确切知道如何定位我们自己的视角。我在这里谈论“视角”(perspectives)或“传统”而不是“范式”(paradigms)，因为库恩将范式概念引入科学哲学时，他用该词指涉的是自然科学，库恩也正是从这里发展出他的哲学和“范式”的概念定义的。他看到社会科学家之间很少共同点，这与自然科学中的情况完全不同，在那里有着可调适的视角，它们主导了科学领域的专业核心。

面对这一纷乱的局面有两种反应。一种是对之大加欢迎，理论视角多多益善。多元的理论比一种特定理论传统独占地位的教条主义更为可取，这种反应甚至在最积极的正统共识捍卫者那里都可以发现。

默顿是那些试图将正统共识建构成为一种条理分明的系统的(学者中)代表人物，他先于库恩称这种条理化的共识为社会学的一种范式。事实上，在“范式”现在通行的意义上默顿是使用该词的第一人。他后来的观点与此根本不同了。他开始承认社会学中彼此竞争的各种视角，并视这种情况是积极的和可取的，虽然多少有点勉强。其他学者更是全心全意地拥护多元主义，他们从费耶阿本德(paulkarlfeyerabend)的科学哲学著作中找来其正当性的证明。在费耶阿本德看来，在科学中同样也应是多元性的视角，而不是只有一种观点，来规范诸多不同的视角。

另一种反应是否定的，更多地来自社会科学中主要从事经验研究的学者。这种反应是冷淡的和不屑一顾的，或可用这样一句话来描述，“我早告诉你情况就是如此”。这句话是按这样的逻辑推出的：“我是经验研究者。我看到社会理论家们各执一端，他们甚至对何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围这样的基本定义都不能形成一致意见。这再次表明社会理论与经验分析是不相干的。我只管继续我的经验研究，让理论家们为他们不同的观点争辩吧”。因此第二种反应进一步证明那些从事经验研究的学者的看法，即理论争辩与他们毫无关系。

然而上述立场没有一个是真正有道理的。第一个有缺点，它排除了存在评价诸理论的合理标准的可能性。我坚信情况并非如此。一些理论优于其他理论，某些视角较另一些更富有成果。

第二种观点也是可疑的，因为我们不难证明理论争辩与经验研究是有关系的。米尔斯所说的“无头脑的经验论”只能产生无进取心和无积累的工作。最好的经验研究是有理论关照的那种经验研究。理论和经验研究有相对的自主性，不能合而为一。但任何经验研究者都应关注理论讨论，正如理论家应该关注经验研究的问题一样。

在当前的社会理论中，在有关何为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何为社会科学的理论构成及它对经验研究的意义等问题上，我们发现了新的综合努力复兴的迹象，其中不少是看似热闹的表面文章，而非实在的综合。我们的确可以了解这些竞争的理论视角的各自优点和缺点，并能感知产生于这种争论的理论发展的大致路线。

但我不认为这就可能产生一种新的正统理论。如果我对我已描述过的对立的任何观点有任何同情的话，那会是第一个而不是第二个。我想在诸如何为人性这样的问题上根本说来是可以争论的。对人的能动性问题——这是我们在争论人类行动性质时必然要涉及的——的解释也有基本的难度。但这不能也不应使我们一股脑赞同理论多元论。记录理论走向综合运动的方式是去发现正统共识错在哪里，然后具体指出业已出现的主要的共同观点。

首先，主流社会科学，即正统的共识，包含了一个关于何为自然科学的错误模式。社会科学家相信他们自己努力探求的是再创造自然科学宣称要获致的那种发现，但他们的自然科学模式在哲学上是有缺陷的。正统共识所展现的自然科学模式基本上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模式，它将创造规律的演绎体系视为科学的最高抱负。

我不相信还能找到任何一个令人尊敬的科学哲学家，他还相信许多社会科学家所向往的那种自然科学概念。正如在库恩以后的科学哲学中清楚地证明，自然科学是一种诠释学的或理解的努力。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当然有各种规律，但规律必定是(可以)被解释的，它们必定是在理论系统的脉络中才是这样的。因此自然科学包含了意义的解释系统，科学的本质是关乎理论框架的创造。构建意义的框架实在比规律的发现更为根本。探求构成“科学”成分的规律在自然科学的传统模式中被给予了不适当的首要地位，社会科学家却天真地接受了这种过分的重视。

正统共识的最后藏身之所是在种种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教科书中。打开这样的教科书，在最初几页你仍可以发现这样的概念：“解释”就是从一条规律或从由诸规律错综复杂联系起来的系统演绎出一个事件。对于自然科学中大多数解释形式来说这完全是一个谬论，我们也有不止一个的理由指出，它也可能是在社会科学采用的一个完全无益的模式。

正统共识的第二个缺点是主流社会科学对人类行动的错误解释。在正统共识看来，如前文所说，人的活动是按照社会因果范畴来解释的。作为常人行动者，可以想象我们知道在我们的活动中我们正在干什么，然而社会科学家能向我们揭示实际上我们是受我们所不知道的种种力量的驱使。正统社会科学是这样看待我们的：好似我们的行为都是结构原因或结构强制力的产物，好似它们都直接出自社会力量的作用。

我们在社会理论中必须做的是恢复具有认知能力的人类行动者概念。关于这一点我的意思是社会科学必须重视这一现象：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承认它是人类行动最重要的特征，但是象许多社会科学家一样，我们却常常忘记这一点。社会科学家忘记了绝大多数的我们作为人类行动者所做的是我们有意图的行动，我们了解我们如此行动的理由。所有人类行动者对他们行动的种种条件具有相当的知识，那种知识并非偶然地依赖于他们的所作所为，而是其行动的构成要素。

例如，若要在语法上正确地说出和理解诸如英语这样一种语言，就要知道一系列繁复的有关符号的抽象的形式关系的规则、不同的语词用法及对语境的感觉等。为了讲英语我们必须知道这些事;但如果有人要求我们对我们所知道的(语法)给出一个话语的解释，我们会发现颇为困难。对作为语言言说者(和)为语言而存在的我们所实际知道的——和必须知道的——知识，我们大概只能给出最不着边际的说明。说语言学家研究的是“我们业已知道的知识”，这种说法并没有一点悖理之处。

为什么正统社会科学家提出的问题和给出的解答常常是错误的，其原因在于他们假定话语意识——给行动的理由以话语的说明——即穷尽了人类行动者具有的认知能力，于是研究者进而求诸结构方面的原因，然而任何人对他或她为何遵循某种特殊的行动路线(的原因)知道的远比其用话语清楚表达的为多。实践意识是基础，社会世界因此而成为我们可以预期的。社会世界的可预期性并非简单“发生的”，如自然界的可预期性那样。它是由组织起来的具有认知能力的人类行动者的实践所带来的。

传统社会科学概念的第三个缺点是这样的观点，认为发现社会生活的规律是可能的，这多少是直接类比于自然科学中存在的那些规律。有两类“概括”存在于社会科学中，如果你愿意不妨称其为“规律”，但每一类都不同于自然科学中的规律。考虑一下哲学家彼得·温奇(perterwinch)所举的交通信号灯前停车的例子。人们可以设想这里涉及一种“规律”，信号为红灯时则车停，变为绿灯时则车继续行驶。如果你来自不同的文化，先前从未见过汽车，你可能会想象信号灯之间有某种射线让车停下。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它的确是自然主义规律。但我们都知道使车停下的是驾车人都了解有关交通行为的规则，这些行为法规和常规为驾车人的行为提供了理由。

如果社会科学家研究的只是作为驾车人的常人行为，得到的也只是他们差不多全停在信号灯前之类的发现，这对现代社会中的大多数常人行动者来说未免乏味。驾车人当然已经知道他们停在信号灯前，并且知道为什么停车，因为这正是通过采纳常规来解释他们正在做的事。这样一种概括，若不是人类学的工作重新发现它的意义，全然是老生常谈。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一项任务就是阐述诸文化何以不同、诸常规何以不同、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可预期性何以大大依赖对常规的不同认知。

第二种意义的“规律”更接近正统共识中确立的种种概括。这涉及到人类行动的无意后果。我们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以有认知能力的方式行动——我们全都以某种方式知道我们正在做什么并且知道为什么这样做——是真实的。然而，正如韦伯所强调的那样，虽然我们全是有意图的'行动者，我们行动的范围总是持续地逸出于激起行动的意图和目的。

正统共识的支持者一心想的是由有意的结果产生的社会因素——社会因素当然也成为社会中的行动者行动的条件。自然主义的社会科学关注的那类概括是建立在普遍化的无意后果的假设之上的。“规律”在这里可以按一种接近于自然科学中的类似规律的概括形式来理解。我将称这类概括为类型2概括。类型1概括则依赖社会行动者基于认知能力而对规则和常规的遵守。

类型2概括的确存在于社会科学中。事实上，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目标就是去发现这类概括。试举一个存在“贫穷循环”的例子。贫穷地区的学校设备简陋，学生得不到鼓励去追求学术价值，教师的任务只是控制课堂上的秩序。孩子们离校时，他们从这样的学校得不到合格的训练，只能谋求相对低薪的工作和住在贫民区。他们的孩子也就在这样的街区上学——于是贫穷便循环往复。

然而，类型2概括从未正好对应于自然科学中的规律，准确地说是因为它们所假定的因果关系是基于有意行动的无意后果。人类行动者的认知能力是变动的，因此所有这类概括确实都是可变的。在类型1概括(行为的规则和常规)与类型2概括(基于无意的后果)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联系。在一特定的行动脉络中，人们依其对常规的认知所做的事会随时间的进程发生变化，从而影响类型2概括。

(才能)去理解依据常规的有认知能力的行动与通过非意图方式发生的社会再生产之间的关系。

正统共识逻辑上的缺点导致的一个后果是，它对启蒙的性质持有一种简单的观点，认为社会科学可以对普通个人进行启蒙。这个模式(关于启蒙的传统观点就是基于它之上的)还出自与自然科学的直接比较。通过向我们展示许多我们先前获得的关于世界的信念都是虚假的，自然科学因此被认为导致了启蒙。社会科学中的启蒙便等于对虚假信念的批判。

一旦我们考虑到类型1和类型2的概括之间的种种差异时，上述观点的错误便很清楚了。只要行为的发生是运用行动者能认知的常规的有规律的结果，其所具有的逻辑意义就是：行为是不可能基于虚假信念的。这就丝毫不奇怪社会科学家对人们行动的重新描述何以是令人乏味的。这样的描述只是对该文化环境以外的人才是信息，被观察到的行动在此环境中发生着，显然与对虚假信念的批判是不相干的。

社会科学的人种志研究当然是重要的。我们全都生活在独特的文化中，它不同于分布在世界各处的其他文化，也不同于经过历史分析复原的那些文化。此外社会科学还可表现——或者说以话语的形式表现——常人行动者在其行为中以非话语的方式使用的共同知识(mutualknowledge)的方方面面。“共同知识”一词涵盖了各种各样使社会活动有意义的实践技能。戈夫曼也许比任何别的作者都更清晰地说明了共同知识的细节是如何复杂、微妙、却又被管理得如何例行化。这里的情况与语言学极其相似。语言学旨在了解：为了能说无论怎样的语言，语言的使用者知道什么以及必须知道什么。然而，为了能说一种语言，我们所了解的大部分知识都是非话语形式的，语言学告诉我们业已知道的知识，但是这种形式是一种不同于表达这类知识的平常方式的话语形式。

对于这些可能的启蒙形式我们还得加上无意后果的影响。行动者总是知道他们正在干什么(根据某些描述或可能的描述)，但他们行动的结果往往会偏离他们的意图。这里我们将发现有趣的问题与令人困惑的问题都交织在一起。

自然主义版的社会科学的说服力恰恰是基于这样的观察之上：社会生活中的许多事件和过程并非任何投身的参与者所期望的。在自然主义看来，正是社会制度外在于个别行动者的目的，使人得以了解社会科学所要达致的任务。

由于无意后果无处不在，意味着我们必须捍卫由“主流学者”发展的社会科学而反对更多诉诸“解释的”(社会科学)观点。但是自然主义的社会科学不能切中问题实质。对自然主义社会学家来说，社会过程的非意图性质支持这样的观点：社会生活是由行动者所浑然不知的力量支配的。然而，主张社会生活或制度的某些方面并非那些参与者的意图是一回事;而认为个体行动者被多少决定其行动过程的“社会原因”所驱使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正确评价行动的无意后果，远不是强化上面的结论，而是要引起我们重视熟练处理人类行为的有目的的性质的重要性。所谓的非意图的性质甚至都无法刻画，除非我们清楚意图之性质为何;我愿争辩，这实际已经设想了一种关于行动者理性的解释。

有关人类行动的无意后果的作用，可以提出几种不同类型的问题。例如，我们会感兴趣为什么某一特定事件发生了，尽管事实是没有人想要它发生。历史学家因此可以追问，一战为什么会爆发?虽然当时的交战国没有一个能想到其行动会产生这样一个结果。

这类向来让自然主义社会科学家们着迷的问题却是关系社会再生产的条件问题。或者说，他们试图证明社会制度具有超越个人所参与的特定互动情境的性质。在这里功能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结合有其特殊的功用。因为功能解释的要点通常是证明使社会制度存在和持续的种种理由，这与行动者为他们如何行动所持的那些理由大为不同。

部分的是对功能主义修正地批评和考查的结果，有一点已经变得显然，即对制度再生产的论证已不能再诉诸于各种社会需要，除非是以“好象”(asif)之类的非真实条件句式陈述的理由。一种完全值得赞赏并通常是必然的提问是，为了维持一堆现有的社会制度，必须满足怎样的条件。而这类问题是设想对社会再生产机制进行分析，它本身不提供也不会自行给出关于各种再生产机制的解释。所有巨大规模的社会再生产都是在“混合的意图”下发生的。换言之，社会制度的持续存在乃是行动之有意和无意结果的混合作用。对混合方面必须加以仔细地分析，它们也是历史地发生和变化的。

各种社会再生产的情形构成一个范围，在此范围内可将受到高度监控系统再生产的情况与那些包含一种对无意后果反馈的情况区分开来。对系统再生产状况的监控无疑是一种现代现象，它与现代社会的出现和各种现代组织的形成联系在一起。

针对以“x的功能是……”这样形式的命题对社会再生产所做的解释，可以提出双重反驳：第一，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这样一个命题没有解释价值，用于说明社会行动时，只有以非真实条件的句式，该命题才有因果上的可理解性;第二，该命题的目的性概念含义不清。在系统再生产受到高度监控的情况下，(行动者的)目的与社会制度的持续之间的联系是直接和深入的。而在一种非意图的反馈发生作用的地方，再生产过程的机制则全然不同。辨别这些差异是基本要求。

这些思考虽然复杂，但对分析社会科学的实践影响却有重要的意义。主流社会科学——惯以纠正常识为己任，这就是偏见。我指常识为行动者关于社会生活的陈述性信念和社会再生产的条件。考虑到他们的自然主义观点，正统共识的支持者设想社会科学的实践内容具有一种技术形态。社会科学纠正行动者关于社会行动或制度的虚假信念。如发生在自然科学中的情况一样，随着我们对社会世界的了解不断加深，我们就可以改变它。这种观点在社会科学中有其深远的渊源，至少可追溯到孟德斯鸠，并为孔德、涂尔干和所有自然主义版的马克思主义所强调。

假如前面的论点是有效的，这样一个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至少在象这些学者发挥的这种观点的形式上是如此。社会科学的确也包含对常人行动者所持的关于社会世界虚假信念的批判。但这些批判的概念和理论得以构成的背景、其实践的意涵与自然科学的(概念)大为不同。社会科学关注持有观念和创造观念的行动者，他们会对他们的行动以及如此行动的条件做理论概括。今日的自然科学，正如已经在新近的科学哲学中所澄清的那样，也是关涉解释学的。科学是一种解释的努力，各种理论在此努力中建构意义的框架。但与自然科学不一样，社会科学涉及一种双重解释，因为在那里发展出来的概念和理论，理论要发生效力的那个世界，是由进行概括和理论思考的个人的各种行动构成的。社会科学不必向身处其中的行动者解释社会世界的意义。正相反，社会科学的技术观念必然是寄生于常人观念之上的。正是在此意义上的，如温奇所说，技术的社会科学概念逻辑上与日常世界的概念相联系。要写出有关人类行动的真实叙述，须设想社会学的观察者已经获得行动者据以指导其行动的共同知识。要能够描述行动者在任何既定的行动脉络中的所作所为，条件是能够在该生活形态中“过日子”。

温奇所完全未曾考虑的是，社会科学的概念是被制造来分析社会世界的，却又反过来被纳入这个世界。自然科学的概念和理论则完全与“它们的”世界隔离：自然的客体世界。与自然科学成就所显现的丰富创新性相比，这种吸纳过程有助于说明社会科学发现的明显的平庸性。

社会科学的平庸性已成为主流社会学从业者忧虑的一个主要来源。为什么社会科学产生不了类似自然科学发现那样的关于社会世界的发现?如果这类发现不存在，我们似乎也就不能发明可以作为社会科学的实践内容之基础的各种社会技术。不过这一观点是错误的。自现代伊始，社会科学就对社会世界具有并继续具有一种深广的实践影响力。事实上可以认为社会科学对社会世界的改变效果实在远远大于自然科学对于“它们的”世界的变化之功效。但社会科学的实践影响并非主要是技术的影响。而是通过社会科学的概念被吸纳到社会世界中并成为它的构成内容来发挥作用。当社会科学概念为常人行动者所接纳并融入社会活动中，它们自然成为社会例行实践中人人谙熟的要素了。它们的原创性在丧失，即便最初它们在被建构时如同自然科学中的任何新发明那样新颖无比。

社会科学的早期历史与15和16世纪的政治理论的出现有密切关系。在马基雅维利和其他学者的著作中诞生了政治学的新话语，内容包括主权概念和政治学概念本身。正统社会科学家或许会设想这些理论家只是在描述社会生活中正在发生的变化。他们当然是在描述这样的变化，但并不仅仅是描述。政治科学话语的创新有助于建构如今的现代国家。思想家们并非仅仅描述一个被独立给予的世界。若没有主权概念，现代国家就是不可思议的。进而，主权概念是一个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现今全都掌握自如的概念。无论何时只要我们使用护照从一国旅行至另一国，我们就在表明对主权概念、公民概念和此范围内的相关概念的某种实践的把握。不存在对一个被独立给予的国家制度的世界的单纯描述，这些描述参与建构了那些制度。

经济学新话语提供了第二个例子。人们可以设想早先的经济学家只是描述发生在19世纪社会的一系列变化。他们当然在描述变化，但他们也在做更多的事。经济学话语也建构性地进入如今的工业社会中。如果日常行动者不能掌握诸如投资、风险、成本甚至经济学概念的话，工业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

这样，社会科学的概念不可避免地为常人行动者的理论和实践所熟悉，不会局限为一种专业的话语。社会科学与社会世界的关系并非是中立的，如同一种技术改造的工具那样;批判也不能限定于仅仅针对虚假的常人信念。双重解释的含义是，社会科学家不得不对社会变化的结果怀有警醒意识，因为正是他们的概念和理论对他们力求分析的社会产生了改变的效应。

哲学社会科学论文范文【第四篇】

本文对海南大学自然科学方面某几个专业2015届本科毕业生的毕业论文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调查的几个专业的学生毕业论文在导师选择、课题选择、兴趣培养、论文时间投入、论文完成情况等多方面表现得不错；但同时学生在论文文档结构，论文格式、参考文献阅读、结果与分析等论文写作方面存在困惑。建议指导教师在课题拟定、师生互动、培养学生科研兴趣和科研素养、培养学生阅读文献和科技论文写作等多方面需要更加完善。另外，为了培养学生的“三创”精神，教学改革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学生可以从自己的兴趣与志向入手，可自由选择创业规划设计、创造发明、专业营销、科研毕业论文等毕业考评方式，为高校教学和创新注入生机与活力。

本科毕业论文是高等本科院校实现培养人才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是对本科毕业生四年学习成果的综合性总结和检阅，是学生毕业与学位资格认证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毕业论文是大学生从事科学研究的最初尝试，也是评价本科毕业生创新人格、创新思维和创新技能的重要标尺[1，2]。作为初级学术训练的研究活动，毕业论文具有学术研究的一般功用，能够在学术训练中提升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其毕业论文的质量有效反映了学生专业基础理论掌握程度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学生专业素养的评价尺度[3]。但是，近年来针对本科毕业论文的争议不断，一方面是认为本科论文是一块鸡肋，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有的论文完全存在抄袭和“黑市”购买现象，觉得应该取消；另一方面我国大部分大学一直秉承“严进宽出”的传统，对毕业论文的质量考核把关不严，极少有学生由于论文质量问题而拿不到学位的，本科毕业论文对学生是否能拿到学位丧失了应有的约束力[4，5]。大多数学者认为不能因以论文质量下滑和考核体制不完善为理由而取消本科论文，失去一次对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培养的重要实践机会，从而导致大学教育不完整。针对各种争议，本文对海南大学自然科学相关的某几个专业的本科论文完成情况进行跟踪调查，期望该次调查结果能为我校本科教学的进一步改革、完善提供契机，也为其他高校的本科教学改革提供借鉴意义。

调查对象为海南大学自然科学方面某3个专业的20**届毕业生。此次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38份，有效问卷回收率69%。调查的内容主要涉及论文选题、师生互动、论文完成情况及满意度、论文写作、论文对自己的影响等方面。

（一）学位论文。

导师选择有大约45%的大学毕业生是自愿选择导师的，充分展示了大学生做毕业论文选择时的主观能动性。另外，也有部分学生是由导师挑选的，这部分学生和导师往往都是强强联手，如：导师课题较多、学术造诣相对较高；学生的学习成绩、综合素质也较高；学生和导师之间相互比较熟悉。当然，这部分学生的比例相对较低，大约只有14%。值得注意的是，大概有16%~17%的学生比较被动，他们对导师的选择很漠然。他们要么是对导师情况不熟悉，要么是对自己的毕业论文方向、科研兴趣不明确，在导师选择中比较被动，最后只好由学院来做安排。对导师选择的建议是：学院对导师的研究领域、研究方向、研究成果及给学生的研究课题做详细说明，让毕业生充分了解每个导师，最后能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选择合适的导师，充分发挥学生在毕业论文中的创新精神。

（二）选题思路。

超过48%的`毕业生是和导师共同商量后确定毕业论文的课题，这一选项的比例显著高于其他选项，也充分说明了学生对毕业论文题目选择的主动性和协调性。有大约29%的毕业生的选题是由导师安排的，这部分学生就比较被动，可能参与的课题不在自己的兴趣范围之类，属于不得已而为之。值得注意的是，有大约17%的学生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己设计的课题，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创新精神和主观能动性。对选题思路的建议是：导师要充分去了解学生的兴趣、爱好，让学生去选择自己喜欢的课题，或是与学生共同商量决定要做的课题，而不是强加式的命题作文。导师要充分发挥引导、扶持、纠错的作用，让学生多动手、多动脑、少走弯路。

（三）对毕业论文课题的兴趣度。

大约有55%的毕业生对自己的毕业论文是有兴趣的，而且在努力完成；另外，有超过25%的毕业生是花了心思在做自己的毕业论文，甚至有大约15%的毕业生对自己毕业论文涉及的课题非常感兴趣，也非常用心地做。综合起来说，这部分学生对毕业论文的完成都是非常认真的，而且兴趣也还不错。当然，也有少部分学生（不足6%）对自己的论文题目完全没有兴趣，只是为了完成任务，有理由相信这部分学生的论文质量水平不高，属于完全的“从动轮”。为了增强学生对自己论文的兴趣和参与度，提供论文质量，建议导师要充分准备自己的课题，多设几个研究方向，同时要充分和学生沟通，了解学生的想法，使选题有价值，尽量避免“小题大做”或“大题小做”。

（四）完成毕业论文期间与导师的互动沟通情况。

学生在完成毕业论文过程中，师生沟通情况还是比较好的。就实验设计、实验方法、实验结果经常沟通讨论的学生比例达到48%，远远高于其他选项；另外，其中在遇到问题时有沟通的学生比例也占了37%以上。当然，也有小部分学生在完成毕业论文过程中与导师沟通较少或基本没有沟通，这两部分学生缺乏主观能动性。有的教师指导学生偏多，在论文（设计）指导上就难免力不从心，无法对每一个学生的论文进行深入了解[6]。建议导师要对学生的毕业论文足够重视，投入充足的时间和精力，主动就实验设计、实验方法、实验结果经常与学生沟通沟通讨论，对学生毕业论文仔细阅读、审核，提出意见，努力提高学生的积极性，使整体论文水平提高。

（五）完成毕业论文所花的时间。

学生在完成毕业论文过程中，超过85%的学生完成毕业论文的时间都在3个月以上，其中60%的投入时间在3~6个月，有25%的学生投入的时间较多，在6个月以上。当然，也有少部分学生投入的时间还不到一个月。近年来，学生就业的压力越来越大，学生们要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去联系工作；再加上一些学生忙于考各种证书，来增加就业的砝码；也有部分学生忙于考研、复试、调剂等，很难专心从事毕业生产实习和论文工作[2，7]。建议学院提前启动学生的毕业论文工作，让学生尽早着手实验论文的工作，包括查阅资料、论文设计、实地实习、撰写论文等一系列较为复杂的任务。以便为后续工作安排留有充裕的时间，做到考研、毕业、就业多不误。

（六）完成毕业论文的角色。

有接近50%的学生是在师兄师姐（硕士/博士研究生）辅导下完成毕业论文的。有20%的学生是在导师亲自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的，有超过20%的学生是独立完成毕业的；另外还有不到10%的学生是和同学合作完成毕业论文。从学生完成毕业论文的角色来看，学生的参与度明显是高于导师的，这也充分体现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但也反映了指导教师数量不足或任务重的问题。建议学院组建学生科研团队和指导教师团队。从传统的“一对一”模式，转换成“多对多”、“多对一”或“一对多”。每个学生既有各自的研究任务，又可成为一个整体，从而达到“分而不散，合而不乱”。学生科研团队，通过分工合作共同来完成一项较大课题，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和团队意识。指导团队的组建既可解决学生数量过多、指导教师不足的问题，还可开阔学生的知识视野，提高研究水平和质量。

（七）对自己论文所涉及的领域的熟悉度。

有接近50%的学生对自己的毕业论文所涉及的研究领域比较感兴趣，也比较了解的，体现了指导教师给予的课题专业性比较强，充分结合了专业特性。另外，有大约38%的学生尽管在毕业论文开始前并不了解毕业论文所涉及的领域，但通过文献阅读慢慢了解。当然，也有少部分学生在论文完成后对自己毕业论文所涉及的领域也不了解，这部分学生往往是要么对自己的毕业论文不感兴趣，要么是对自己的学习不认真负责，还有就是指导教师对学生要求不严，甚至迁就某些不合理要求。建议指导教师要结合专业特性设计较多的课题，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去选择。另一方面，指导教师要从论文涉及的领域（包括研究意义、研究动态及创新性等方面）去引导学生，培养学生的科研兴趣和自主创新能力。

（八）毕业论文遇到的最大挑战。

有大约37%的学生认为毕业论文最大的挑战是做实验，有大约28%的学生觉得是写论文，有17%的学生认为是文献阅读。当然，还有另外的17%的学生认为没什么挑战，随便做做就过了。综合来看，这几个专业的学生做毕业论文时，无论是从做实验、写论文，还是阅读文献，都是非常认真负责的，只有少部分毕业生不会花费时间和精力进行深入的研究。建议注意重视学生研究素质培养，可实行导师负责制，让有兴趣的学生平时多参与科学实验研究，培养学生阅读文献、撰写实验报告和科学论文的习惯。

（九）论文写作过程中，最难写的内容。

有超过55%的学生认为毕业论文最难写的是结果与分析，有大约22%的学生觉得是结论与讨论，有17%的学生认为是前言和综述部分，只有大约5%的学生认为是材料和方法，而在另一个选项参考文献方面居然没人选择。作为自然科学研究的学生和科研人员来讲，往往结果与分析是最容易写的，而大部分毕业生却觉得这部分难写，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参考文献阅读不够，知识储备不足，对本领域了解深度不够，在文章中盲目推理。面对实验结束后的一堆数据不知怎样处理，怎样进行分析总结。虽然在参考文献一项中，无人选择，但就论文评审评阅过程来看，参考文献格式问题几乎是一个通病，基本都是直接拷贝过来，格式五花八门。建议指导教师要对学生的实验结果、分析、讨论进行合理引导，加强学生对文献阅读的理解力和规范性，做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十）论文写作过程中，最容易写的内容。

有大约45%的学生认为毕业论文最容易写的是材料和方法，认为前言（综述部分）、结果与分析、参考文献部分容易写的学生大约各有16%，只有不到3%的学生认为讨论容易写。综合来看，大部分学生认为材料方法、文献综述部分容易写，是因为这部分往往有现成的东西可以借鉴，甚至是直接拷贝。相反，在其他方面觉得难写，是因为同学们没有自己的科研思维和文献消化能力。建议指导教师要在学生的科研道德、科研素养教育方面合理引导，形成正确的科研价值观。

（十一）毕业论文写作方面的困扰。

在论文写作困扰方面，有大约43%的学生认为是文档结构，有25%的学生认为是文献综述，有大约22%的学生认为是论文写作格式，只有不到9%的学生论文是参考文献困扰自己。其实从论文评审评阅情况来看，大部分论文在文档结构、论文格式及参考文献中都存在问题。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长期以来高校在课程教学不注重习作性专项训练，学校也未开设科学文献检索和专业文献撰写专项训练，导致学生资料整理能力、写作能力较差。对该部分的建议是针对所有学生开始科技论文写作、文献阅读选修课，增强学生的科技论文写作能力。

（十二）毕业论文存在最大的问题。

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有超过55%的在写作规范上存在问题，有25%的学生在实验设计上存在漏洞，有大约17%的学生在参考文献格式存在问题，有大约3%的学生存在结论不合理的问题。综合来看，论文写作规范困扰着大部分学生，这可能是由于本科论文没有明确的写作格式和规范要求。另一方面，还是学生对论文写作缺乏了解。建议指导教师要对实验设计和学生进行系统的讨论，不要盲目地进行实验，对实验结束后的一堆数据要引导学生进行科学处理，合理地分析总结，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确立学术学位论文格式规范体系。

（十三）论文答辩后对论文所涉及领域的认知度。

在论文答辩后，有超过68%的学生对论文所涉及的领域有一定的了解，有点兴趣，另外有17%的学生了解论文所涉及的领域，并认为如果有机会有兴趣继续往下做，有超过11%的学生对该领域产生了浓厚兴趣，产生向往。当然，也有少部分学生（不到3%）对论文所涉及的领域还是不了解，也不感兴趣。综合来看，绝大部分学生能通过完成毕业论文了解该领域，并产生兴趣，效果还是不错的。建议指导教师根据大学生兴趣广泛、志向多元的特点，发挥各自特长。让学生从自己的兴趣与志向入手，有助于让学生们形成钻研学术和实务创造的作风。

（十四）对毕业论文完成的满意度。

在论文答辩后，有超过51%的学生对自己的毕业论文完成情况还是感到满意的，另外有40%的学生认为毕业论文达到了良好等次，还有大约3%的学生对自己的毕业论文感到非常满意，当然也有少部分学生觉得终于完成了。综合来看，学生对自己的论文完成情况感觉还是不错的。建议通过不断的教学改革，提高毕业论文质量，力争让大部分学生对自己的论文感到满意或非常满意。

与讨论从本次调查的结果来看，我校所调查的几个专业的学生毕业论文在导师选择、课题选择、兴趣培养、论文设计、论文写作、完成情况等多方面表现得还不错。但同时也对指导教师在课题拟定、师生互动、培养学生科研兴趣和科研素养、培养学生阅读文献和科技论文写作等多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更加完善。同时，为了培养学生的“三创”精神，教学改革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学生们喜闻乐见的。

哲学社会科学论文范文【第五篇】

“翻译哲学”这一概念产生在20世纪后期翻译研究与哲学相互影响和促进的过程中，但哲学和翻译研究界对其却是各有不同释义，甚至还有不少反对的观点，指责其是一种庸俗的概念。本文在梳理中西哲学和翻译研究史中相关“翻译哲学”概念的论述基础上，通过比较和分析不同时期中西翻译哲学概念的内涵差异，指出翻译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我们应从哲学的角度定义翻译哲学。翻译哲学是论述翻译中出现的哲学问题，从哲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上对翻译进行考察，追问翻译和翻译所涉的意义与语言的本质等问题。

[关键词]翻译哲学；哲学；哲学分支学科。

喻锋平(1975—)，男，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学。(江西南昌330022)。

本文为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度项目“译学研究范式转换的辩证思考”(项目编号：yy1012)的阶段性成果。

在哲学和翻译研究相互影响和促进的过程中，“翻译哲学”概念也开始出现在哲学和翻译研究领域。尽管这一概念早已产生，但“翻译哲学”却始终没有像哲学中的“教育哲学”、“政治哲学”或翻译研究领域中的“翻译学”、“文化转向”等为人们所认可和接受，反而曾一度被指责为是一种庸俗的概念，处在一种尴尬状态，即使偶尔出现在一些研究者的论述中，但着墨不多，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本文试图在梳理中西哲学和翻译研究史中相关“翻译哲学”概念的论述基础上，通过比较和分析不同时期中西翻译哲学概念的内涵差异，从哲学的角度对翻译哲学概念进行辨析，说明翻译哲学的性质和学科上的归属，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翻译研究中的哲学观和哲学中的翻译观。

一、中西翻译哲学概念综述。

二、

虽然中国古代先哲的一些观点和论述成为中国一些翻译家借鉴的理论来源，但并没有直接称作“翻译哲学”的说法。和哲学这一词出现在晚清相比，翻译哲学在中国文献中的出现时间更晚。国内最早的“翻译哲学”概念是由范守义在1985年提出[1]，但他并没有做出详细解释，而是综述五十年来译界对翻译标准、方法和风格问题的诸家见解，即“翻译哲学”实质上等同于“翻译理论”或“翻译观”。这种模糊的态度，不久又在许渊冲的论述中出现。1987年，他在讲座中直接指出，“其实，我所说的翻译哲学就是翻译理论。‘认识论’只是谈论我对翻译的认识；‘目的论’只是谈论翻译的目的；‘方法论’只是谈论翻译的方法”[2](p79)。

国内第一次对“翻译哲学”概念做出理论化的解释的是张泽乾先生。他说：“在结构上，翻译学包括翻译哲学、翻译理论、翻译史、翻译技术科学和翻译实践五个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组成部分；翻译哲学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论与认识论(物质观、运动观和时空观)以及现代系统科学的系统观与方法论，它们是翻译学的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翻译理论是翻译科学的核心，在翻译哲学、翻译实践间起着承上启下的贯通作用。”[3]张今也认为：“研究一般翻译和文学翻译所遵循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翻译哲学。翻译哲学是翻译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4]p17两人不约而同地把翻译哲学定义为翻译活动中所遵循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并将之与翻译理论区别开来。

上通过谷歌搜索，直接关联的词条很少。而搜索国家图书馆以及施普林格(springer-verlag)电子期刊，都找不到以translationphilosophy为主题的文献。国外直接使用translationphi-losophy这一名称的是圣经研究组织网站上，圣经英语标准译本(esv)所遵循的翻译原则(translationphilosophy)基本上是直译，它尽可能寻求得到原始文本的精确词义和每一圣经作者的个人风格，着重于“词与词”的对应，寻求原始文本的透明度，让读者尽可能地看到原始文本的结构和意义。而其他一些版本的圣经翻译则是采用“意译”(thought-for-thought)的翻译方法。此外，“translationphilosophy”有时也直接出现在一些翻译公司或组织的网站上，但从其随后的内容上来看，与上述圣经翻译组织对该概念的理解基本相同，即“translationphilosophy”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遵循的原则或所使用的翻译策略方法。显然这些出处的“translationphilosophy”并不是我们理解的翻译哲学，而是指翻译原则或方法。

那这样看来，真如刘邦凡先生所说，“翻译哲学不是舶来品，而是一个地道的中国货”吗？这似乎与西方哲学庞大的体系和强大的影响力不相符合。若撇开这一名称本身，而从翻译和哲学的关系，即翻译研究中的哲学和哲学视阈中的翻译问题来考察西方哲学和翻译研究领域，那么相关论述就可谓是汗牛充栋了。很多西方大哲学家都谈论过翻译的问题，试举几例：

“翻译过程本质上包含了人类理解世界和社会交往的全部秘密。翻译是隐含的预期、从整体上预先把握意义以及如此被预先把握之物的明白确立这三者的不可分的确立。(伽达默尔)。

哲学的原点是翻译或可译性论题。(德里达)。

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是一种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

翻译的不确定性。(奎因)。

二、比较与思考。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中西在“翻译哲学”概念的探讨上表现出明显不同的特征，最为突出的就是“翻译哲学”概念确如刘邦凡所说，是个地道的中国学术用语。并且，国内哲学家和翻译研究者都试图对该概念定义，表现出与传统学术研究印象式评点不同的方式，有很强的理论意识。但在定义的方式上，哲人和译家又存在明显的思维方式的差异。国内翻译研究者对哲学概念的定义都无一例外是借鉴或模拟某一哲学观的定义方式，把“翻译哲学”定义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这种方式的定义显得空泛，内涵很少，就如我们说哲学是系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样，既没错误也无法验证，也反映了翻译研究者在哲学思维方面的不足。另外，不少翻译研究者给出的定义都把“翻译理论”和“翻译哲学”混淆在一起，这好比把“理论”等同于“哲学”，其错误也是不言自明的。

哲学研究者则没有简单套用某种哲学的定义模式，而是从哲学的角度透视翻译问题，尝试对翻译哲学的研究对象、方式、角度、层次以及与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等方面进行分析，在定义翻译哲学概念时能认识到“名”与“实”可能是不一致的。

西方哲学和翻译界并没有翻译哲学的概念定义，但却有众多的哲学家谈论翻译话题。若从哲学和翻译的关系来比较，同样可以发现中西在研究内容和方式上的异同。

从哲学的角度进行翻译研究这一向度上，中西都有大量的借鉴某个哲学理论说明翻译现象的案例，这也是哲学进入翻译视野最常见的一种途径，其源头都可追溯到古代的先贤。如西方的哲罗姆、贺拉斯，中国的老子的哲学思想都成为后期翻译研究中寻求权威支持的源流。近现代时期，中西翻译研究中借鉴最多的则是西方的语言哲学，如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理论、洪堡的语言世界观，以及解构主义、阐释学等等。有的则是专门论述某个哲学家的翻译思想，如刘介民《德里达翻译哲学的解构倾向》、仲伟合《翻译就是征服——尼采的翻译哲学》、李德超《翻译理论的哲学探索：奎因论翻译的不确定性》。还有研究者从哲学的层面追问翻译的问题，思考翻译研究的哲学途径。如上文提到的(1978)和(1984)，以及anthonypym最近的论述onempiricismandbadphilosophyintranslationstudie;国内潘文国《译学研究的哲学思考》;柯飞《关于翻译的哲学思考》;张柏然《当下翻译理论研究的两个向度》等等。

当前翻译研究中，众多研究者关注的重点是第一种向度，即从哲学中寻求权威支持，服务于翻译研究，而思考翻译和翻译研究对哲学等领域的影响这一向度上的研究却不多。可以说，pym对翻译和哲学关系的研究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的郝林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提醒研究者要“等量齐观的重视从翻译的方面探讨‘神学、哲学、美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的‘前提、可能性和局限性等问题’”。翻译作为一个哲学问题，“对于20世纪西方声势浩大的形而上学大批判运动产生启示意义和推动作用”[11]。而这一向度的研究也同样给我们审视翻译哲学概念以启迪，翻译能成为一个哲学问题，翻译哲学应该从哲学的角度来定义。

三、概念辨析。

以上论述已经很明确地指出，翻译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从这个意义上如要领悟“翻译哲学”概念的内涵，就应把它作为哲学来讨论。因此我们必须先要了解哲学的定义。现实情况是，尽管哲学历史悠久，但如要对哲学概念进行规定，“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至今尚未有终极的答案。我们可以找到很多以哲学命名的著作，各种词典里也有不少解释哲学的条目出现，比如，philosophia(哲学)按其希腊语本义而言，是指爱智慧、追求真理。汉语中，“哲”的基本含义是“明智、明理、明道”，彰显被遮蔽的智、理和道，哲与学两个词合在一起即是使被遮蔽的理和道以系统化、理论化的形式显明出来。这表明哲学是对本源意义上的真理、共性、道的追求活动，是一种形而上的思考和探索。黑格尔认为：“哲学是一种特殊的思维运动，哲学是对绝对的追求。”而对于康德来说，哲学是一种理性的活动，而不是一种静态的知识系统。“哲学只是一种可能科学的观念，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来努力接近它。我们所说的不是哲学本身，而是如何进行哲学思考。”[12](p750)爱因斯坦这样谈论哲学：“如果把哲学理解为在最普遍和最广泛的形式中对知识的追求，那么，哲学显然就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之母。”毛泽东则认为这样是方法论，关于思想的思想，是全部思想的关键。

但这些都仅仅是哲学历史中某家某派对哲学的见解，不可能以一种哲学思想代替全部哲学，因为真正的哲学问题不仅没有终极的答案，而且永远也不会过时。哲学就表现为过去、现在和将来人们面对共同的哲学问题而采取的不同的解答方式。因而这种多样的概念界定不影响我们在今后进一步提出各种新的答案，回答“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同理，我们也可以对“翻译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尝试给出自己的解释。

我们认为，“翻译哲学”同“教育哲学”、“政治哲学”、“艺术哲学”等一样，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论述翻译中出现的哲学问题，从哲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上对翻译及翻译研究进行考察，追问翻译和翻译所涉及的意义与语言的本质。

尽管这样表述翻译哲学的内涵依然不能也不可能是一种终极的回答，但至少我们可以解释清楚，翻译哲学在学科归属上，是属于哲学的领域，这不同于翻译研究中的从经验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翻译理论，也不同于哲学途径的翻译研究。翻译实践、翻译研究需要哲学指导，甚至翻译教学也需要哲学来提供方法论的指导，但这都不能叫做“翻译哲学”，因为关于翻译的哲学思考究其本质只是思考着操持某种哲学理论与评价翻译及其理论而已。

其次，翻译哲学的研究对象既是一切翻译活动本身，还包括从翻译实践的经验归纳得出的翻译理论。与翻译研究中的理论诉求不同，翻译哲学可以说是通过追问经验何以可能而进行的形而上的思考，是经验的经验，按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就是“思想思想”，其所得即是“纯粹的思”。

最后，翻译哲学考察翻译及理论研究，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考察，是从翻译的角度对世界本真、终极真理的一种追问。通过在哲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层面认识界定翻译，我们进一步了解世界，了解主体的人自身，获得心灵的慰藉。追问本质，不断反思是哲学的特征，也是翻译哲学的特征。这也使翻译学和翻译哲学从本质上区分开来，正如政治学关注权力的转移，而政治哲学对权力何以能够出现并成立更加关心；艺术向人们展现美的魅力，却不曾说明这魅力的由来；而艺术哲学则追问美的本质和意义。虽然翻译学也需要以某一哲学或哲学观为其建构的理论基础，但作为具体科学的翻译学只是翻译哲学研究的基础，两者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具体科学的进步推动着哲学的发展，而哲学为具体科学提供更深层次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

翻译哲学作为不算新的新概念，已经伴随着哲学和翻译研究两大学科的相互影响而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翻译研究者的注意，哲学对翻译的本体性的追问正在扩大着它在翻译领域的影响范围，毕竟思想和文化是没有地理界限的。我们也希望国内对翻译哲学的探讨能“走向世界，使翻译哲学国际化”[6]。如确要给翻译哲学找个相对应的英文词语，我们建议用thephilosophyoftrans-lation，理由是翻译哲学属于哲学领域，用英文的介词of可以说明这种分类关系，不用translationphilosophy是为了避免与英语标准版圣经翻译者提倡的“翻译原则”(translationphilosophy)相混淆，而不用translationalphi-losophy则是要区分“翻译哲学”和“翻译的哲学”，后者给人以只局限于谈论翻译或翻译的方法的嫌疑。

哲学社会科学论文范文【第六篇】

逻辑主义学派包括以石里克、卡尔纳普等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和以波普尔为代表的证伪主义。逻辑主义认为，理论的科学性体现为三方面:一是理论结论应为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普遍标准;二是理论仅凭逻辑理性和经验事实推出;三是理论可以被证实或证伪。这种思潮影响了20世纪的经济学发展，并进而支撑着经济学的科学性标准，即经济学能够提供一个超越文化、制度、国家、历史的分析结论，并且结论可以得到验证。经济学为使其结论具有科学性，效仿物理学分析范式，分析方法趋向于数理化和计量化。一方面，经济学运用数学工具，使得其理论在概念、假设和公理的基础上，通过演绎的方法得到普适的结论;另一方面，经济学运用经济变量的统计数据，设定计量模型，以检验现实经验是否与经济理论模型结论一致，使得结论具有可检验性。20世纪的经济数理化主要体现在凯恩斯的总量研究，计量模型多为以凯恩斯经济学为基础的大型宏观计量模型，这类模型的参数值，如偏好、禀赋多为外生假定值，模型包含的因素为没有微观基础的外生假定变量，冲击主要是不随政策、时间和环境变化的外生性冲击。逻辑主义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主要表现为逻辑主义分析问题的起点是确定无疑的经验事实，而现实中这种观察事实是不存在的。历史主义学派的汉森提出“观察渗透理论”，即个体的观察视角会受到理论的塑造，因而不存在绝对客观的观察事实。库恩通过对科学史的研究认为，逻辑主义通过对命题的零星证明并不能把握理论发展的复杂性，唯有将理论看做“结构”才能理解理论的发展。库恩认为科学的进步，是因为该领域的科学家共同体由一种理解范式转换成另一种新的范式，由于没有客观标准来判断不同范式的优劣，因此，每个理论的发展不一定通往真理方向。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布劳格“考察了在新古典经济学和逻辑实证主义之间的可怕联盟，认为实证主义是一种伪科学，新古典经济学必然跟着它一起堕落:可分离性的实证主义论题一方面认为事实和价值可以分离;另一方面认为事实和理论可以分离，这种论题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所有的事实都是装满理论的，而所有的理论都是装满价值的。他们认为一个更合意的认识论能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建立，意思是已经表明了存在一个康德主义的“综合”演绎真理:我们的战略依赖于能够把本质的东西挖出来，然后就坚持本质的东西一定能在实践中找到。经济制度必须再生产其本身，于是再生产的事实是经济制度的典型本质，这个本质能够为经济理论提供稳定的基础。因此，逻辑主义所认为的科学标准是不合理的，进而认为经济学的科学性，体现为经济学的数理化和计量化也是不准确的。

科学实在论和反科学实在论之间争论源起于:在对量子物理现象的解释时所用的基本粒子概念，指的是客观存在的事物，还是为解释现象而人为构建的概念。科学实在论的代表boyd认为，科学理论的理论术语是说明性的、有指称的表述，对科学理论应当作实在论的解释，只要理论对事实的预测成功，则该理论即为真。反科学实在论的代表弗拉森认为，真理的获得来源于对经验世界的观察，而科学家的观察具有主观性;就科学与真理的关系而言，绝对的真理是不存在的，只存在经验上适当的理论。但在经验上适当的理论只能反映部分客观实在、经验观察的部分，因此，一个认识对象的普适真理是不存在的。科学理论除了其依据的经验基础外，其假设和结论并无客观性可言。理论的目的并不是提供一种客观性，而是提供一种描述经验的角度。这种观点对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产生了深远影响。库恩提出的“范式”理论和科学反实在论与实在论的争论，促使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出现。后现代主义的费耶阿本德将库恩理论认为的真理标准的相对性放大，认为任何分析科学、文化和艺术的方法都有其优缺点，任何分析方法都无高低之别，“什么方法都行”，因此，科学也不再处于文化的中心位置。罗蒂认为，实在论和反实在论关于科学实在性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传统的科学观期望用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改造社会和人文学科的发展，造成了科学沙文主义的出现，这不利于文化的全面发展。罗蒂认为，解决科学独尊的方法是“新的模糊主义”，模糊实在和经验、事实与意义的差别，取缔科学的特权地位，主张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艺术文化之间可以平等对话。“新模糊主义”为解决科学沙文主义，模糊了科学和非科学的界限，将科学与宗教、神学等混为一谈，这种极端的相对主义使科学哲学变得毫无意义。张今杰认为，借鉴阿佩尔解释学的思想可以解决上述科学哲学的问题，不应该用反科学的方法来解决科学主义，也不应该简单地用人本主义对抗科学主义，以使科学臣服于人文，而应该将人文的思想引入到科学的表达之中。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借鉴人文学科的“理解”的方法，而人文学科的研究也以自然科学的注重“说明”的解释性方法为基础。

二、马克思经济学科学观:人与数学的结合。

马克思认为，科学不仅可以帮助人类认识自然，而且对自然的认识会通过实践活动进一步深化对科学的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下的科学观是不合理的，因为科学出现了异化。一方面，科学研究可以增加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进而可以改造自然，主体也通过劳动在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中，经济学中的“人”:现实性与科学性的耦合加深了对科学的认识，为人实现自由发展做出了准备;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财产性质，科学发展的成果不能全部转化为对人自身的认识，仅增加为人对异己的控制。此时的自然科学仅以自然界为对象，未包含人的任何因素在内。这意味着“以往的人文科学对人的研究，恰恰离开了人的自然界的存在和对象化活动来空谈人性，不是把人与人的发展当做自然存在和自然史过程，而只是顺便提到自然科学，正像自然科学只是顺便谈到人和人文科学一样，两者都是片面的”。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在于分析经济运行背后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其对“人”的刻画，不是抽象的人的概念，而是处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按照马克思科学观关于人的概念，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对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马克思认为:“分析经济问题，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而必须用抽象力”，虽然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并没有对“抽象力”做进一步的诠释，但从整个序言和全书正文中不难看出，他是通过对英国社会经济状况和历史资料进行大量统计调查、系统分析而形成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甚至认为:“一种科学只有在能运用数学的形式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而从《资本论》中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数学公式、表格、数字和符号可以看出，马克思对经济学数学化的研究方法和表现形式并不反对，甚至可以说颇为赞赏，而且应用自如。而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价值、社会必要劳动、简单劳动、复杂劳动、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等概念的剖析，就是通过数学形式来映射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人与人之间的分配关系。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是当时为数不多的能够把人与数学耦合恰当的经济学家。之后出现的所谓经济学“边际革命”，与马克思所运用的数学方法渐行渐远，数学化已经成为经济学研究纯粹的逻辑表达，从中再也无法洞察出它与“人”的嵌入性。

三、思想流派鸟瞰下经济学研究中的“人”

1.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人”的忽略与缺失。

古典经济学理论最核心的部分为古典生产理论和古典分配理论。古典生产理论以劳动分工为基础。斯密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是由劳动分工而引起的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分工是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由于分工行为是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因而古典学派分析经济问题时内在地包含着对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研究。古典分配理论认为，生产主体由于分工的不同，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收入分配在不同阶级之间的分配，即为生产资料的分配，会进一步影响生产，因此，分配理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相关。19世纪70年代，以门格尔为代表的边际效用学派提出了借用数学中的微积分方法，采用边际分析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引发了“边际革命”。之后，马歇尔将边际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分析之中，由于分工理论难以有效地融入该分析框架，而逐渐被经济学者抛弃。马歇尔之后的新古典学派，将供给需求定律、价格理论以及市场机制等资源配置问题，视为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将生产理论简化为厂商投入、产出关系的生产函数，只体现了物质转化过程中的数量和技术关系。由于厂商按照劳动供给者的边际产出分配收入，因此，不存在体现生产关系的分配理论。此时，经济学实现了数学化，但放弃了对人的刻画。

2.从凯恩斯主义到新凯恩斯主义:“人”的回归与重构。

在凯恩斯理论之前，古典和新古典理论对经济问题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微观层面，凯恩斯奠定了经济学宏观分析的基本框架。宏观经济分析理论侧重于对宏观问题和变量之间的总量关系的刻画，但这些问题研究的起点并不是基于每个参与主体的行为，而是基于如下外生假设:经济中存在价格刚性、消费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投资存在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以及流动性偏好。由于该理论框架在理论层面不能论证其假设的合理性，如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在面对外生冲击时，为什么只调整产量而不改变产品价格;在实践中，并不能有效地解释滞涨等现实经济问题。为弥补其解释力的不足，经济学者认为宏观经济理论的结论应该从经济参与者的行为中推倒而来，而非从假设中得到，即需要寻找经济行为的微观基础。微观基础即为对经济中的“人”行为规则的刻画。现阶段宏观经济理论已通过如下角度实现对“人”的刻画:第一，行为主体是有预期的，这使得对经济问题的分析具有动态性。主体当期的预期行为，既可以受以前各期经济形势的影响，也可以受对以后各期经济形势预期的影响，预期有理性预期和适应性预期等形式。第二，行为主体的优化行为。每个行为主体在资源约束条件下，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经济中总量消费、投资等都由单个行为主体的优化结果加总得到。第三，行为主体的不同的风险形式。根据行为主体对风险的偏好程度，分析风险偏好者、风险中性者和风险厌恶者。第四，行为主体异质性的刻画。通过设定行为服从某种形式的分布函数，以体现其差异性。显然，经济理论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分析向新凯恩斯主义寻找经济行为的微观基础的转向和发展，体现着现代经济理论重新走向以“人”为中心的逻辑回归，并通过聚焦资源稀缺条件下“理性人”如何选择这一核心命题，实现了对“人”的经济行为的重新建构和刻画。

四、结论。

笔者认为，经济学由于涉及“人”的因素，因此，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科学化”经济学，但并不意味着经济学不能用数学工具分析问题，经济学的科学性体现在如何科学地刻画“人”的行为。在经济学中运用数学工具，使得对经济理论的表达更为清晰，在逻辑上更易实现内在一致。然而，经济学的科学性不是体现在数学化和抽象的模型，而是体现在其对“人”的考量，将人的心理活动、人性、道德和伦理运用科学的方法刻画出来。如果脱离对“人”的刻画，过度强调数学化和概念化，必将使经济学仅注重逻辑上的有效性，而脱离经济现实发生的现象、条件和意义，最终离科学越来越远。当代经济学的发展进程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这一点。新古典经济学提供了一个简单明了的系统化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经济运行的环境都是理想的和无摩擦的，一切经济问题都是技术和市场可以解决的，而没有考虑人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但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并非如此，新古典框架在解释和分析现实经济问题时就出现许多漏洞，而这些漏洞大部分恰恰是因为没有考虑“人”的原因造成的。从这个角度上讲，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伦理经济学等学科的发展，实际上并不是推翻了新古典经济学，而是在其框架内不断地补充这些关于“人”的漏洞，最终也使新古典这个硬邦邦的框架因为考虑了“人”的行为而变得鲜活起来。随着对经济学中“人”的心理和行为的科学度量和刻画，经济学理论越来越具有更多的科学性。

哲学社会科学论文范文【第七篇】

刚过9点，候见大厅里看望服刑人员的家属便渐渐地多了起来。在咨询台前，一个体型微胖的女孩径直来到我面前，说：“警察同志，您好!我是崔大海的女儿，我爸去集训队后都好长时间没有他的消息了。我上次来，警察没让我见他，这次仍然不让见。我怕我爸在里面……”说着说着，她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顺着眼角往外流。我明白，监狱规定禁闭服刑人员停止会见，女孩肯定见不了她父亲。我从桌子上的纸盒里抽出一张纸巾递过去，指着架在我肩膀上的执法仪对她说：“这样吧，我可以给你录一段视频，请示完领导后，给你父亲看。如何?”女孩沉默了一会儿，眼眶里仍有些湿润，表情有些无奈地看着我说：“也只能这样了!”我指了指她的眼睛说：“我觉得你的父亲还是喜欢看到爱笑的你，那样最漂亮!”女孩马上揉了揉眼睛，嘴角微微上扬，做出高兴的样子。我微笑着冲她点了点头，把执法仪交给了她，告诉她使用方法。5分钟左右，女孩把设备还到我手上。我对她说：“我会尽量帮助你的。”她眼眶又有些湿润，轻声地说了声“谢谢”便转身离开了。

初见时的冰冷。

送走女孩，我拿着录好的视频去见集训监区的大队长赵志立，将刚才的情况进行了说明。他一听女孩的父亲是崔大海，皱着眉头说：“他在这里算是‘刺儿头’了，情绪非常不稳定，目前一直带着戒具，关禁闭呢!现在最好先别给他看，以免他情绪更不稳定。”我深吸了一口气，说：“我可以找他聊聊吗?”赵志立苦笑着说：“你要是不怕挨骂的话就去，他现在可是见谁骂谁，连警察都不放过!”“我想试试看。”我说。赵志立见我如此执拗，让我在谈话室内等候。“报告!”一个手里拎着脚镣、略弯着腰，但却始终昂着头的服刑人员站在门口。我一眼就认出，他就是崔大海。这是我第二次来集训监区找他，除了手、脚多了一套戒具，几乎没有变化。

崔大海看到是我，有些惊愕。坐到谈话椅上后，他注视着我，好像一只摆好架势的老虎，随时准备猎物一样，让人很不舒服。我面带微笑地打量他，暗暗地深呼吸，稳定了一下情绪后，说：“嗯，精神状态还不错!”他冷冷地说：“您怎么过来了?”我没有因为他的冷漠而还以指责，依然保持着微笑，说：“我过来主要是看看你，好长时间不见，对你有些放心不下。”他右侧嘴角微微地挑动了一下，略带调侃地说：“真谢谢您，还想着我，我还不错，就是手上、脚上多了这么个东西。”他冲我晃了晃手脚。我关切地问：“戴着它一定很不舒服吧?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你挺男人的?”他满脸疑惑地看着我。我指了指戒具，淡定地说：“这也就是你，换作别人早就受不了了。还有，我看过你给女儿的回信了，你从不把实际情况写在信上，总是报平安。”也许是因为受到赞赏的缘故，崔大海略微把头低下，似在思考。我能感受到他的敌对性已经降低，便趁热打铁，接着问：“有什么打算没有?”他抬起头来看了看房顶，说：“没什么打算。在这儿待着呗!”我又说：“我所指的不仅是眼前，还有以后，你的未来!”崔大海又低下头思考，瞬间便神采奕奕抬起头说：“您知道吗?别看我是个农民，但在老家我还算挺有名气的。我是芦荟种植的总代理，手底下员工有好几十人，经常和大领导一起吃饭。”我用赞赏的口气说：“那你一定吃了不少苦，真挺不容易的。”他接着说：“我现在50多岁了，虽然目前是无期徒刑，但早晚还有回去的'一天!等我回去，我一定会东山再起的!”我竖起大拇指，高兴地说：“我真的要为你点赞，我真的很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谈话后的信任。

基于我给予的认同，崔大海似乎已经消除了对我的敌意，明显健谈起来，语气也不像开始时那么冰冷了。我话锋一转说：“为什么戴戒具?一定很难受吧!”他撇了撇嘴，说：“不难受那是假话!我也是好心，想帮助同屋的人，他做得不好的地方，我就想管管他，少让他出问题。他和我发生争吵，闹到警官那里，我没承认错误。到这里了也一样，一直和这里的警官较劲儿!”我沉默了一会儿，心中默默地推敲。

我从他的表述中隐约看到了三个歪曲思维的影子———必须、外归因、两极思维。究竟哪个才是核心的歪曲思维呢?我要做的是识别。于是，我接着问：“你当时怎么看这件事情的，有什么想法?”他回答说：“我是好心，我认为我没错，是警察故意找茬。”我问：“当时你是什么心理感受?”他答：“我当时感到愤怒!”我问：“你当时大脑中最想怎么做?”他答：“发泄!”听完崔大海的回答，我说：“你能对我说出心里话，看来我们之间还比较融洽，更有信任。彼此之间的尊重是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沟通桥梁。”

崔大海对我的话非常赞同，频频点头。这时，我判断外归因是导致问题升级、恶化的根本，受到指责就会愤怒，然后就是发泄，他的思维脉络基本呈现出来。我接着说：“如果我们现在有一部时间机器，你可以回到过去，你想对过去的你提哪些建议呢?”他眉头紧皱，表情开始严肃起来。大概停了一分钟左右，他开口说话了：“这段时间我也在想，像我以前那样行不通，我还想活着出去呢，我得改变一下。”“很好，改变自己这算一个想法，还有吗?”我继续引导崔大海。“我得遵守监狱的规章制度。”他说。“恩，好，又算一个，还有吗?”我问。“和周围人搞好关系，静静心，好好地反思反思。”他说。我冲崔大海点头，微笑着说：“你能说出这些话，说明你动脑筋了。但是，要想改变是很困难的，你确信自己能不被困难吓倒?”崔大海没有回答，只是看着我。这次，我没有感受到冰冷。他在对我笑，眼角肌肉有些褶皱。就这样停顿了几秒钟，他突然表情凝重起来问：“您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我站起身来，淡淡地说：“可能和一个人的追求有关系吧!有的人活着为了名，有的人活着为了利，但也有一种人活着是为了帮助别人，我就是后者!”崔大海看着我，坚定地说：“您就看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吧!”我走到他身边，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

出乎意料的是，他主动和我握手。我继续鼓励他：“加油!我真期待那个时刻的到来!”谈话至此已经结束。从他进门时候的冰冷到最后主动和我握手，这一过程的变化，让我感受到自身的价值。临走之前，我把崔大海女儿的问候视频交给了负责他的监狱民警，相信等他看完以后，心态一定会更平和些的。

哲学社会科学论文范文【第八篇】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到了19世纪后半期，儒家和谐取向社会哲学就逐渐被增长取向的社会哲学所取代，这也标志着中国的社会哲学正式实现了转型，但是在转型过程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本文将会对儒家和谐取向社会哲学的现代化理解进行阐述，并且对以后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探讨，希望能够为儒家和谐取向社会哲学的现代化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儒家和谐取向社会哲学现代化。

社会哲学可以直接决定现行社会政策的评判和未来政策的导向，它们都必须能够为当今社会明确具体的价值目标，而且还要良好整合这些目标。儒家和谐取向社会哲学的现代研究的目标与整合是一项重要任务，因为这一维度将会直接决定人们对当前的一些政策的评判以及对自身未来行为的方向，就这一点而言，无论是对于国家还是个人，都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它还能够有效制约社会上各个领域的社会评判功能（包括职业领域），而且还对不同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的评价以及设定教育方针等都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实际上，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对理想社会的描述已经非常深刻，随着几千年的发展，也印证了这一点。但是仅仅就描述理想社会来看，《札记·礼运》要比《论语》要更加的系统和科学。这从“大同”说可以得到明确的表现，它将儒者的社会理想完全表露在读者的面前，就算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在今天我们再来品味这篇文章的时候，仍然能够感觉到它是描述美好社会当中最为优美动人和令人难忘的作品之一。它道明了现代社会必须具备的一些要素，比方说物质生活的提升、经济的持续增长，强调人们品德的无私和纯洁、人与人之间的关心和睦，以及社会的安定和团结，事实上，这并非和谐社会的完整描述，它是存在缺陷的。实践表明，和谐的价值大大超过实力增长的价值。在《论语》中的一段名言：“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这种观点在后来无论是宋明理学家还是两汉哲学家那里都名言实质性的变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不是说社会哲学的见解都是一模一样的，即以和谐为取向的。除了主流传统以外，还有一些非主流传统，主要是法家（代表为北宋的王安石，南宋的陈亮、叶适，明代的李贽以及清朝的颜元）。在这种非主流的观念下，实力才是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和谐的价值在人们的心中并没有占据很重要的位置。

就目前而言，虽然儒家思想受到了法家思想的挑战，但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和谐取向仍然是中国的主流思想，因为它能够被广大的老百姓所接受，换一句话说，在传统社会当中，和谐取向的社会哲学根源根深蒂固。它充分反映出传统社会对理想社会的普遍性理解。而对于什么样的生活才是优良生活，传统社会的人们与现代社会的人们的看法迥异。在现代人看来，好的生活首先就应该是物质充足（至少是衣食无忧）。而传统的观念就是丰衣足食，能够解决温饱问题即可。而这种思想的产生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传统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状况来直接决定的。当然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传统社会的生产力也是在不断提高的，由于环境比较闭塞，发展比较缓慢而已。在这种条件下，低下、保守的生活预期也就非常容易理解了。除此之外，导致和谐取向社会哲学的一大重要原因在于国家当时所处的外部环境（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人们的想法是有很大差异的）。哲学家不但要表达社会公众的生活理想，还要对国家当时所处的外部环境做出精准的判断，因为如何维护自身安全是每一个国家（不管是统治者还是普通民众）最为关心的问题。要注意到的是，在古人对“国家”的理解中，比方说孟子，它始终认为，国家内部的安定要比实力的增长更为重要，除此之外，伦理道德可以转化为国家的实力，决定国家命运的决定性因素是道义，而不是军事实力。所谓“仁者无敌”就是对其进行的一个充分表达。这些观点后来成为儒家学者的基本信条。而儒家的这一系列观点，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现代化的实际情况呢？这个也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在很多人看来“仁者无敌”这种观点就是迂腐。

综上所述，现代人已经意识到，以往的改朝换代比起当前的危机，二者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在这种大背景和思想观念下，“富强”成为压倒一切的目标，而且成为评估所有理论和观念的基本尺度，当然也包括了和谐取向的社会哲学本身。鉴于此，我们应当以宏观的历史眼光来重新审视我们当前所处的历史阶段，从而清晰地明白我们前进的方向，并且明白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好，这个才是最为重要的。就当前而言，在没有完全消除增长取向社会哲学的社会根源以前，如果我们过高地奢望和谐，只会被现实所愚弄。

[1]何惠平.传统儒家和谐思想及其对构建现代和谐社会的价值探讨[d].中国哲学，2010.

[2]杨少涵.走出经学时代--儒家哲学现代化的范式转换[j].探索与争鸣，2013（07）.

哲学社会科学论文范文【第九篇】

马克思恩格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揭示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进程中，以“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为基本目标，深入研究人、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经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传播、苏联布尔什维克党的生态理论与实践探索、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成果，日益引起更大范围的认同。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部署，在全世界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真正实践。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精髓。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体现着整体论思维方式、唯物论基础、辩证法原则、唯物史观立场，包括哲学、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自然环境等六个层面的基本理论内涵。

首先，人与自然和社会有机统一的生态文明主体论。人、自然和社会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三个基本要素，他们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其次，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生态文明物质基础论。马克思恩格斯借用“物质变换”这个自然科学术语，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是一种双向的物质变换过程，体现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意蕴，是循环经济的理念源泉。同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用“新陈代谢断裂”这一概念来阐述资本主义生态问题，并从城乡分离、远距离贸易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大土地私有制，由浅入深地分析了生态问题的根源。不仅如此，他们还把克服新陈代谢断裂、实现人与自然的合理物质变换看作是未来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指出那时人们将“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再次，生态问题的制度批判论。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面批判资本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从而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生态和反人性属性。马克思认为在以追逐利润为唯一目的资本逻辑作用下，资本主义的劳动成为了异化劳动，进而导致了工业文明社会的自然异化和资本主义生态危机。马克思恩格斯把资本主义看作是生态环境问题的社会根源，把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合理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要求。

第四，人类主体性与自然优先性相协调的生态文明价值论。马克思恩格斯坚持人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价值主体地位，指出“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强调人类相对于自然存在物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同时，他们又辩证地强调自然界对于人类的先在性，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

他们认为人与自然是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相互统一，人类在社会发展中应自觉遵循生态价值理念。

第五，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理想与社会进步论。马克思恩格斯预测未来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的解放、社会解放与自然解放共同实现的生态文明社会。马克思说：“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不仅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在社会有机体理论框架下，提出了一些走向生态文明的社会生活实践措施。他们提出，“只有按照一个统一的大的计划协调地配置自己的生产力的社会，才能使工业在全国分布得最适合于它自身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才能排除”.

第六，热爱尊重和爱护自然论。马克思恩格斯把自然看作是人与自然和社会有机统一的基础因素，主张热爱尊重和保护自然环境。他们指出“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强调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前提、财富基础和精神源泉。他们强调尊重自然生态规律，认为“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

他们对工业污染的河流表示深切痛惜，认为“这条河的水就不再是鱼的‘本质’了，对鱼来说它将不再是适合生存的环境了。”提示人类应该像对待自己的身体一样来爱护自然。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内涵，是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最根本的理论源泉、最可靠的思想启示，为我们认识现实生态问题，科学理解生态文明内涵，实施生态文明战略提供了极具价值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历史发展。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传承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人类学笔记》，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进一步阐述了地理环境对生产力与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影响以及自然环境对人类生存及其生产劳动的基础作用。在共产主义国际运动中，除了拉法格和梅林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和战友最早重视他们的自然地理环境理论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在继承、解读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理论做出最大贡献的是普列汉诺夫。对此，黄楠森指出：“唯有普列汉诺夫全面、系统地研究和论述了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的问题，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地理环境理论。”

普列汉诺夫的地理环境理论主要阐述了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相互作用、人类社会发展独立于地理环境之外的逻辑和规律、生产力中介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互动、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可变的量”,这其中蕴涵着丰富的生态思想意蕴，具有重要的学术成就和历史价值。

苏联布尔什维克党的生态理论与实践探索。首先，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继承发展。列宁提出了科学的物质概念，丰富和发展了自然辩证法。他针对黑格尔的观点指出：“不能用精神的发展来解释自然界的发展，恰恰相反，要从自然界，从物质中找到对精神的解释……”

与马克思恩格斯相一致，列宁也强调尊重自然，重视人与自然关系，批判资本主义破坏环境。他引用恩格斯的话揭露了资本主义大城市糟糕环境状况，“人们都在自己的粪便臭味中喘息，所有的人，只要有可能，都要定期跑出城市，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喝一口清洁的水。”

列宁批判了垄断资本主义追求超额利润生产目的生产方式、帝国主义对外扩张所导致的工人生存环境恶化、殖民地原料被掠夺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列宁还通过人造肥料的使用阐述了城乡资源循环利用的思想，肯定了科学技术在改善环境中的作用。其次，布哈林的平衡论生态哲学思想。布哈林的平衡论把自然界称作“环境”,把社会称作“体系”,认为历史就是在这两者平衡与不平衡中发展的；他把平衡分为社会体系中的内部平衡和社会体系与自然界之间的外部平衡，二者不可分割，互相联系，后者决定前者。在此基础上他强调指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的培养基。这就决定着它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另外，布哈林在狱中哲学笔记《哲学的沉思》中认为：“人类是自然的和自己的两重动物”,提出了人类“生活和工作在生物圈中”的观点。再次，斯大林改造自然的生态观。斯大林既坚持人与自然关系的唯物主义立场，承认自然界的客观存在性，又对恩格斯抱有偏见而抵制辩证自然观，轻视自然界的整体性以及自然界内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只关注改造自然带来的眼前利益，却忽视了人类生产活动对自然界的影响。斯大林的改造自然计划当时取得一定成效，但留下了生态后遗症。20世纪70年代咸海开始干涸与1985年切尔诺贝利核泄漏成为苏联工业化进程中的两大生态灾难。苏联生态问题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在于：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能够自动解决生态问题。

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挖掘。首先，福斯特等人批评了西方学者歪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缺乏生态思想的荒谬言论，明确把生态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在本质上就是生态唯物主义。

奥康纳认为马克思主义具备了“一种潜在的生态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视域”,主张历史唯物主义向生物学和自然观延伸。其次，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本性必然破坏生态环境。高兹指出，“任何一个企业都对获取利润感兴趣。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会最大限度地去控制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投资，以使自己作为强者存在于世界市场上。”

福斯特也谈到，资本主义制度是形成生态危机的社会力量，要阻止世界环境危机日益恶化的趋势，不能仅仅在生产、销售、技术和增长等环节上做文章，而必须进行制度变革，用生态社会主义国家取而代之。

再次，对生态危机本质和危害的揭示。福斯特认为当前的世界生态危机是一场“终结一切的危机”,是人类“最后的危机”.奥康纳从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出发推演出资本主义双重危机，强调生态危机与经济危机相比更加具有根本性。最后，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号召开展变革资本主义、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的全球行动。奥康纳呼吁：“建设一种没有剥削的、社会公正的生态型的社会，特别需要联合起来斗争，必然发展某种统一的政治策略，如此才能同全球性的资本和那些不断壮大的全球性准国家组织相抗衡”.

生态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环境的忧患责任意识，以及可持续发展、生态公正等思想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他们过于突出人与自然的矛盾、生态危机在资本主义矛盾和危机体系中的地位，寄希望于调整人与自然关系来解决社会矛盾、用生态革命代替社会变革的思路也带有空想色彩。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逐步获得学界认可。在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人类发展根本性问题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与生态文明思想先后引起了学术界的认可和关注。首先，《自然辩证法》对于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重要意义最早受到现代自然科学家的肯定。因提出基本粒子结构‘坂田模型’而享有盛名的日本着名物理学家坂田昌一，在其对科学界和哲学界都有很大影响的《我所遵循的经典---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论文中，强调了《自然辩证法》对于“科学的方法”的重要指导作用，他说：“今天，我想谈谈所遵循的经典着作，尤其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这部着作就像珠宝的光芒一样照耀着我四十年的研究生活。”

在日本还有另一位深受《自然辩证法》影响的着名物理学家宫原将平，也十分认可这一点。不仅如此，《自然辩证法》中的“历史发展的思想”也获得了创立耗散结构理论的普里戈金的赞赏。其次，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及其时代价值引起各国学者的关注和重视。

美国的拉斯金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关于人类解放及其物质基础的学说有一种生态学上的持续性要求，“剔除它的传统和19世纪的假想，马克思主义能够为探讨一种新的持续发展的理论模式提供一个内容丰富的框架。”1995年在法国巴黎国际马克思大会上，马克思被一些学者认为是第一个生态哲学家和第一个社会生态学家，青年恩格斯也被认为是最早的伟大的生态学作家之一。2007年在美国克莱蒙研究生大学召开“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学术研讨会，马克思主义和生态文明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全球意义与对中国的启示受到中外学者关注。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迈克尔·佩罗曼教授强调，“马克思在帮助我们解释当今困扰人类社会的自然资源耗竭和环境污染方面则有巨大作用。”美国生态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查伦·斯普瑞特奈克也认为，“马克思的一些敏锐观察依旧适用于当前，马克思的认识对于后现代经济和生态文明仍然是重要的。”

除此之外，英国环境伦理学家乔纳森·休斯在着作《生态与历史唯物主义》中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对环境问题的积极意义，得出了建立在生态上适度可行的生产发展是“各取所需”共产主义原则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结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在不同区域和制度范围内的理论与实践，留下了深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中国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思想启示、价值指引、实践经验和世界眼光。

思想启示在于，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根本指导，这种指导地位有待于在实践中凸显；价值指引在于，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的必要行动，同时社会主义有制度优势，中国生态文明的成功实践必须要与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并行；实践经验在于，生态文明建设是综合性的战略设计，应结合基本国情实施有中国特色的建设行动；世界眼光是指生态文明具有全球性和人类性，中国要承担国内建设生态文明与推动全球生态环境问题解决的双重义务。

三、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开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伟大实践。

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社会主义只是一种理论，尚没有成为现实，所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还只能以理论形态存在，没有付诸实践的条件。”苏联的建立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从理论走向实践提供了制度可能性，但未能转化为应有的实践价值。生态马克思主义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理论成果，但“西方中心论”和资本主义制度制约着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彻底解读。中国共产党作为全球最大的执政党，在全世界率先以国家战略的形式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在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伟大实践，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实践作用和世界意义。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文明建设历史探索。建国6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生态理论与实践中，绿化祖国、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可持续发展战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为形成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做了历史铺垫。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生态环境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因素，领导开展了兴修水利、保持水土、植树造林、绿化祖国、修复生态、保护环境、计划生育、防治病虫害等工作。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号召植树造林和绿化祖国，兴修水利工程和减灾防灾，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制化建设，提出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强调“集约经营”和“生态平衡”.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于1994年确立了中国21世纪可持续发展战略。以胡锦涛为的党中央2003年提出了21世纪我国生态建设、生态安全、生态文明的总体构想。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提科学发展观，强调“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之后，“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写入“十一五”规划纲要。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战略，要求“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创新性运用和发展。党的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价值理念、实施原则、建设内容做出了全面、系统、具体的规划部署，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把生态文明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并列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突出了生态文明的战略地位；第一次明确提出“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根本目标，以及“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未来目标；第一次对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做出全面部署，要求“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关于生态文明建设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局以及各个方面和全过程、建设美丽中国和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建设方针以及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制度建设等重点任务，这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战略设计与实施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继承、结合时代特点的最新发展以及体现中国特色的创新性运用。

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指引中国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引领全球生态文明进程。之后，同志着眼战略全局，提出了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思想、新论断和新要求。

比如，高度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将其看作是关系人民福祉和关乎民族未来的大事、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保障、民意所在民心所向的重要问题。从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总体部署、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牢固树立生态红线观念、探索环境保护新路、着力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完善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系等六个方面出发，对实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提出了明确、系统的指导思想、根本原则和实践要求。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又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理论指南，也将对全球生态文明进程产生引领作用。

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美好未来。同志指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生态文明是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绿色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引领着中国梦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另一方面，中国将引领全球生态文明进程。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是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发达国家绿色变革动力不足，资本主义失去了在人类生态文明转型中的引领地位。相反，不以利润为本而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价值的契合性。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开辟了一条具有全球价值的探索人类生态文明进程的新道路。

哲学社会科学论文范文【第十篇】

在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哲学这一古老的学科也面临着如何跟上现代科技发展步伐的严竣挑战，也就是如何既能保持哲学最大限度的普适性和应变性等特点，又能避免自然语言在表述哲学原理时容易引起的歧义及由此引发的诸多争论？产生于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怎样才能在大横断性、跨域性的科学技术层出不穷的今天，继续发挥对各门具体科学的指导作用？中国经济出版社推出的张玉祥教授的专著《广谱哲学探索》一书，对实现哲学的现代科学形式进行了扎扎实实、具有开创性和挑战性的新探索。特别是在高扬哲学的现代科学理性方面，广谱哲学做了一系列令人折服的工作。下面笔者拟从三个侧面谈些感受。

一、广谱哲学为实现传统哲学的现代科学形式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一般来说，哲学是一个纯粹观念性、思辨性的学科，其科学性主要表现在它如实地反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普遍规律上，但传统哲学的表现形式确有不可避免的缺陷，即自然语言含义的模糊性、多义性和思辨思维的某种神秘色彩，这是导致哲学史上对许多命题长期论战不休的重要原因之一。近现代以来，许多哲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曾试图运用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工具来改造传统哲学的形式，但由于近现代自然科学发展水平和视野的限制，这些尝试终未成功。这是因为这种“改造”使哲学变成了实证科学，丧失了哲学的根本性质，离开了哲学的“谱”，并因而招致了许多哲学家的批评。张玉祥教授在长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认真吸取了历史上在哲学科学化、规范化间题上的种种教训，鲜明地提出了“广义公理化、广义模型化、广义数学化、广义程序化”的“四化”标准，充分吸收和扬弃系统科学、泛系方法论与现代结构类数学（集合论、图论、近世代数、数理逻辑等）的新成果，使广谱哲学奠基在极其宽厚的科学和数学基础上，初步成功地实现了哲学“四化”的目标。

从常规科学的眼光看，很难想像迈出这一步的困难有多大。精通数理自然科学的人都知道，对于实际的工程技术问题，可运用观察实验手段计量或模拟的问题，模型化、数学化与程序化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对于像哲学思想、民间谚语中的哲理、一般事物的哲学、绝大多数人形成的思想共识等等纯粹思想性、无法直接度量与操作的东西要实现这几“化”，确有天方夜谭的感觉。至于公理化则一般要到一门数学或精密自然科学成熟到很高的程度才能进行，而哲学还处在不同学派的经常争鸣之中，要找出公理化方法要求的无争议的原始概念和不证自明的公理是无法想像的。广谱哲学的首要的或关键的一步是她针对传统哲学的现状和实际，把绝大多数人心目中狭义的公理化、模型化、数学化与程序化的概念拓展到含义极其广泛又相对确切的水平上；特别是她找到并创造性地运用了泛系方法论这样一个可模拟一般事物机理的锐利武器，从而使哲学的现代科学化这样一个“神话”成为现实。

广谱哲学以现代科学技术的语言、模型和方法来模拟和描述哲学问题，这种模拟和描述，不是一个单纯的、外在表现形式问题，它的触角所“伸入”的是哲学问题的内在结构，因而它改变的就不仅是哲学问题的描述形式，而是哲学的思维方式。例如哲学思维要求对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要从宏观整体上去把握，要抓住“主流”，但对于一般的而非特殊的、任意的而非具体的社会历史，什么是“宏观整体”？什么是“主流”？如何去把握？如何去抓？传统哲学没有进一步的、可操作的方法论，它仅仅是提了一个要求而已。广谱哲学则提出了形式具体的“历史望远镜理论”，它为“历史望远镜”下了一个可操作性的结构化的定义，并为如何使用“历史望远镜”制定了一个不失普适性而又模型化的五步观测程序。这就把哲学家们纯粹定性的、观念的、思辨的思维方式转化为可观察、可控制、可模拟及可运作的思维方式。毫无疑问，广谱哲学所实现的这种转变，为沟通当代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的思维方式建造了一座可双向交流的宽阔的桥梁。人们知道，早在黑格尔哲学在德国和欧洲广泛传布的鼎盛时期，著名生物学家施莱登、大数学家高斯等一大批自然科学家和数学家都曾经对黑格尔的思辨体系表示了深深的厌恶。而黑格尔则对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经典科学及其机械自然观做了深入的解剖和辛辣的批判。应该说，这种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之间对立和互相诋毁的状态从未停止过。直到今天，“两大阵营”的互相蔑视和攻讦的现象仍然时有发生。究其原因，在于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在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上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广谱哲学的一个重大价值就在于，她以现代科学的语言、方法、模型来模拟和描述哲学问题，这就产生了一个双向的效果：一方面，她有利于广大自然科学工作者对曾经貌似空洞玄虚的哲学产生学习和研究的兴趣，使他们借助现代科学语言直接吸取哲学营养。另一方面，广谱哲学的现代科学形式也向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知识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勿庸讳言，由于传统的学科划分壁垒，由于教育思想和体制的原因，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绝大多数不熟悉现代科学的陈述方式，不了解现代数学的广义量化趋势，不少人的知识层次还停留在近代经典科学和数学的水平上。要了解或掌握广谱哲学，甚至要评价广谱哲学，必须具有相当广泛深入的现代科学（如系统科学、泛系方法论）和现代数学（如离散数学）的知识。广谱哲学的建立，无疑促进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知识结构的更新换代。

三、广谱哲学把过去凭“悟性”或“内省”才能把握的理论转化成了可组合模拟的理论。

许多人都承认，传统哲学是有一定的神秘性的，她用观念的或思辨的语言所营造的理论迷宫一般人难以走出来，学习、理解和掌握哲学理论主要靠不可言喻的“悟性”和“内省”能力，特别是像黑格尔的“逻辑学”、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哲学等更是如此，这和学习自然科学或一般科学截然不同，后者可以通过观察、实验、模拟、解题等可操作的方法完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主要原因有三条：第一是哲学没有具体的可观察对象，她研究的是所谓“形而上”的层次，即看不见、摸不着的普遍道理。但这是不是哲学只能凭“悟性”或“内省”去把握的根本的唯一的原因呢？事实上，被称为现代抽象数学的许多理论也是“形而上”的，即远远超出了可观察对象的范围，例如现代公理方法或形式化方法所描述的知识，结构主义的描述方法，泛系理论等等，它们研究的都是一般事物的抽象结构，是一般形式和一般内容的统一。但这些知识都不是凭“悟性”、“内省”或“参验”所能掌握的，它们可以通过一定的知识阶梯、一定的逻辑生成程序理性地获得。

哲学理论需要“悟性”去“参破”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她的描述方式上，最典型的是思辨哲学（如黑格尔哲学、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哲学等）。它们采用自然语言来描述哲学问题，自然语言含义丰富、用法灵活，同时歧义很多，为了能够用自然语言“精确地”描述“形而上”的问题，必须对自然语言本身进行提炼、抽象和“蒸发”，使之脱离自然语言的朴素意义，形成远离日常交流含义的思辨语言，这就为理解哲学家们的思想设置了语言的障碍。特别是，每个哲学家都试图创造带有个人特点或学派特色的专用语言，而没有形成统一的共同语言，这就更增加了互相理解和交流的难度。

对于像辩证法这样极其深刻和独特的理论而言，要能够在理性上把握她还有第三个困难，即自然语言无法精确地描述和模拟辩证原理的内在结构。例如像辩证否定、辩证矛盾、否定之否定、对立面的互相渗透等概念与常规科学的思想（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相去甚远，传统的数学无法描述，自然语言或思辨语言只能做宏观的、定性的粗略叙述，而无法深人到内部结构。

广谱哲学的一个重要价值在于，它以新的方式克服了上述三个困难，这种方式就是它采用了具有集成性、结构性的离散数学模块来描述哲学问题，这些模块足够普适，足以满足哲学普适性与应变性的要求；这些模块也是一种统一的精确语言，避免了各个哲学家的“门户”语言。特别是，广谱哲学依靠数学模块的组合方法可以精确地模拟包括辩证法在内的复杂哲学理论。例如辩证矛盾的概念在经典辩证法中规定为“又对立又统一”，这从形式逻辑的角度看是不可思议、不可接受的。从描述方式上说，传统的数学方法无能为力，用自然语言或思辨语言又无法精确刻划其结构。广谱哲学则用两个模块的组合准确地刻划了这一概念。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广谱哲学使用集成性的数学模块并通过各种组合的方式来描述复杂的哲理属于一种典型的逼近转化方法，这正如数学上用折线逼近曲线、用直边形的累和逼近曲边形面积、用欧氏空间粘和成高维流形、用平凡的（数学上即可用笛卡儿直积表示的）纤维组成非平凡的（整体上不可用笛卡儿直积表示的）纤维丛等等，相当于由广义的“直”逼近广义的“曲”，广义的“平凡性”逼近广义的“非凡性”。使整体上看来无法捉摸的复杂结构转化成局部相对简单的模块并合理地组合生成。应该说，这是广谱哲学对逼近转化方法在哲学量化建模上的创造性运用。这种运用，不仅解决了一大批棘手的复杂哲理的数学化问题，而且使学习、研究哲学由依靠“悟性”、“参验”与“内省”等非理性方式转化成了依靠知识和科学理性的方式去把握。

使哲学思想或原理走上规范化、科学化的道路，是从著名哲学家笛卡儿以来多少代哲人的一个诱人理想，这个理想的实质就是彻底的科学理性精神。但要实现这个理想，需要科学特别是数学发展到足以描述一般哲学思想的水平，这个条件只是到了以集合论为基础的结构型数学得到长足进展的今天才初步具备。张玉祥教授经过的艰苦探索，通过对现代数学及有关数学成果的扬弃和改造，创造出了广谱哲学这样的初步具有现代科学形态的新型哲学理论，这是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可以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广谱哲学本身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这株植根于哲学土壤上的现代科学理性之树必将根深叶茂，硕果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