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与启示论文范例【精编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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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与启示论文【第一篇】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史。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百年，是彻底改变近代中华民族苦难命运的百年，是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百年，是根本决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命运的百年。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推翻三座大山，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近代以来的生死存亡危机，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与独立?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继续领导中国人民大踏步地走到了当代世界大国强国的行列?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秘笈究竟是什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样重大的历史节点，回顾百年奋斗征程，探究其历史启示，对于全党继续引领中华民族破浪前行，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实践价值。

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三大关系”的准确把握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时，就旗帜鲜明地用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现实，并注意把它跟中国现实结合起来，解决实际问题；就注重把党建成一个由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使它成为领导革命事业的核心力量；就注重深入基层，到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劳苦大众中去做群众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正确处理与物的关系、与事的关系、与人的关系。

始终坚持理论创新，正确处理与物的关系。面对瞬息多变、日新月异的物质世界，中国共产党只有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才能跟上世界的变化。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不断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指导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大历史活动。中国共产党还善于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明方向，从理论、历史、现实、未来多维度，全面、具体、系统地宣传党的基本理论、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使党波澜壮阔、气势恢宏、卓有成效而又曲折发展的历程深入人心，明确了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方向。中国共产党人依靠理论创新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理论创新走向未来。

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正确处理与事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在各个时期引领我们党的事业取得成功的法宝，更是我们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今天，我们之所以对党的领导充满自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充满自信，对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充满自信，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充满自信，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因为我们的百年大党风雨兼程一路走来，坚持实事求是，提倡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真理、纠正错误，永葆生机与活力。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正确处理与人的关系。处理与人的关系，上升到国家、社会，就是执政群体如何处理与公众关系的问题。对此，中国共产党从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关爱群众，到用好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的传家宝、权力下放调动积极性、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再到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我们党的成功密码就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

我们常说，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句话揭示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中国的事情，一件是党的事情，把两件事情在理论上阐释清楚很不容易，在百年实践中做成功更不容易，但中国共产党成功做到了。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从理论到实践完成了第一件事情，即中国遇到了什么事情?如何解决这些事情？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征程是我们党践行初心使命，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与改革的伟大历史，集中体现为在“三次历史性转变”中完成和推进“三件大事”，竖立起“三个里程碑”。一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转变，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转变，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衰落走向富强。三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变，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史就是党立足中国问题、检讨反省自身、进行自我革命、开展理论创新并加以实践运用的过程。中国共产党百年路的初心和使命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总书记一贯强调的：“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聚焦群众关切，实践着“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承诺。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做成功了第二件事情，即如何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一是永葆自我革命精神，不断深化对党的建设规律认识。中国共产党关于自身建设百年探索的历史就是以革命精神不断将从严治党引向深入的历史。二是抓好政治建设，为党的自身建设提供政治引领和政治保证。中国共产党通过抓好政治建设推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带动从严治党落到实处。三是既补精神之“钙”，也扎制度之“笼”。在党的建设历史上，首次确立思想建党原则是古田会议。在延安时期，党内教育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通过开展党内集中教育的形式，深化了党的思想建设规律的认识。除了加大思想建党力度，党的制度创新发展步伐也在不断加快。四是注重抓“关键少数”，从严管理领导干部。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建设规律的百年探索中确立了党管干部的原则，建立健全干部学习培训、选拔、任免、奖惩等一系列制度。五是强化监督执纪，增强自我净化能力。抗日战争时期，针对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中出现的以权谋私的现象，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中国人民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不允许在它的行列中有官吏的舞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员数量大量增加，维护党的纪律任务更加繁重。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的纪律建设开始迈入正确轨道。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党的监督执纪工作得到进一步强化。当然，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经验是多方面的，比如严格党的组织生活，优化党的政治生态环境，等等。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建设史中，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都始终以高度的思想自觉推进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不断深化对党的自身建设规律认识。

不断积聚实现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磅礴伟力

回顾我们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百年奋斗征程，可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长征提供诸多重要启示。

始终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探索党的自身建设规律相统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决定党的自身建设的性质、内涵、要求、方法和途径，党的自身建设则决定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能否实现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党的自身建设过程始终相互支撑、与时俱进。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创新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优势，系统地解决了党内妨碍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

始终坚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解决党内问题相统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从严治党举措的根本目的，不是削弱而是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尤其是在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要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最关键的就是在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让党的领导更加适应实践、时代、人民的要求。实现此完全系于党中央权威和领导核心地位与作用的不断巩固、有效发挥，全党必须以“两个维护”“四个意识”的政治担当和政治本领来确保实现党的思想统一、组织统一和行动统一。

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生动实践和重大成果，探索党的建设规律，就是要从这条道路的巨大成就、民族特色、实践本质等方面加深认识，增强“四个自信”，在革故鼎新中开创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党的建设实践则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挥和增强我国制度优势为根本尺度。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

始终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以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作为衡量标准。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深刻阐释我们党“党的初心和使命”的价值源泉、“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目标要求、“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发展动力、“一切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价值原则、“一切得失由人民检验”的评价标准。加强党的建设是由党的性质、宗旨以及人民期盼所决定的，体现了在党性和人民性有机结合过程中，既要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要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以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主体地位为首要遵循，夯实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社会基础，解决好中国“发展起来以后”的难题，积聚实现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磅礴伟力。

始终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在长期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和党的自我革命辩证统一的原理，始终把社会革命和党的自我革命结合起来，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推动了中国伟大社会革命不断迈向新阶段，进入新境界。在新的历史方位，实现新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必须继续坚持党的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统一。立足新时代中国“两个伟大革命”实际，继续总结我们党近百年来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经验，揭示我们党领导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客观规律，找到一条通过核心力量的自我革命来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的新路，为世界无产阶级在掌握政权条件下继续社会革命事业提供有益借鉴，为世界政党治理乃至政治文明贡献中国智慧，谱写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新篇章。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与启示论文【第二篇】

我们要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伟大成就、宝贵经验和实践启示。

始终不渝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高扬共产党人的精神旗帜，凝聚起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100年来，我们党始终教育引导全党同志坚定理想信念，坚持正确方向，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英雄气概，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不断把实现崇高理想的伟大实践推向前进。我们要始终高擎共产党人的精神旗帜，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不动摇，教育引导广大民警把坚定的理想信念转化成为实现理想信念而奋斗的实际行动。时刻坚定政治立场，立足公安工作职能定位，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才能更好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始终不渝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确保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必须始终不渝坚持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执政理念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立场，坚持贯彻好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优化营商环境、提升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上不断探索更加有力有效的举措，积极回应社会、群众的新期待，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

始终不渝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加强党的建设，为完成党的中心任务提供坚强保证，以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推进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党的建设的成效要体现在贯彻党的政治路线、完成党的中心任务、推进党的事业发展上。必须把为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提供坚强保证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根本目的，坚持围绕政治路线来谋划、部署、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和中心任务，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积极响应党中央伟大号召，坚决落实党委政府各项决策部署，奋力开创公安工作新局面。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与启示论文【第三篇】

摘要中国流行音乐从开始到如今已经经历了92个年头，在这92年中，黎锦辉的一首《毛毛雨》打开了中国流行音乐市场。但是，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流行音乐在传承发展的过程中一直是大众音乐，并且热爱流行音乐的人越来越多，被大众所认可。基于此，本文对我国流行音乐的各个发展历程进行论述分析，论流行音乐在如今时代应当如何发展。

关键词发展历程;时期特点;中国流行音乐

中图分类号J623               文献标识码A

一、上海时期

起初，在20世纪20年代，我国在经历了一段时期发展之后进入了专业音乐阶段，而这也是中国流行音乐的起源.当时较为知名的音乐家有刘天华、黎锦晖等人，为中国音乐的专业化道路努力奋斗。其中，黎锦晖为了完成“平民音乐”这一梦想，开始了一段流行音乐创作之路。

20世纪20年代初期到中期，黎锦晖为儿童传播新的思想，新的文化，创作出了《可怜的秋香》《老虎叫门》等儿童歌曲。对于黎锦晖而言，如今的时代所缺乏的正是大众音乐，因此，黎锦晖创作老百姓的音乐，秉承“必须通俗，才能普及”的思想，开始创作流行歌舞音乐。

1927年，黎锦晖创作了《毛毛雨》以及《落花流水》等当时时代的金曲，同时创办了“中华歌舞专门学校”，让这些歌曲传遍上海的大街小巷。但是，当时的中国上海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地区，因此，有众多更加先进的表演冲击这一文化，因此，当时的黎锦晖变成了黄色音乐的代名词。但是，黎锦晖依然没有放弃，依靠自身的毅力以及对音樂的执念不断创作，带领歌舞团演出，最终培养出了周旋、姚莉等第一批明星。

此后，黎锦晖的同胞弟弟黎锦光以及姚敏等人开始接替黎锦晖继续创作流行音乐。1936年，以电影为根基，创作了众多流行歌曲，如《夜来香》《葬花》等，均是当时的影片主题曲或是插曲。黎锦光的创作有西洋舞曲与民间音乐，具有西方音乐以及中国传统音乐的特点。因此，可以看出黎锦光不仅善于多元化流行创作，同时，也为流行音乐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当时的流行歌坛，大多数是自学成才，除刘学庵之外，其余均是在自身游历的条件下凭借自身经验以及个人领悟创作流行音乐，这种音乐与当时大上海的气氛十分贴切，大众也都能听懂。该时期的音乐大多数是柔美风格，以传统的宫商角徵羽为音调，具有民间小调的特点，简单容易学习;同时，题材也多是描写人们生活中的小事物，与当时民众的心中渴求有一定的共鸣感。在伴奏音响方面采用的是西方音乐文化，但是，这种文化在当时的时代下不被人们所接受，被称为“靡靡之音”，社会各界均对流行音乐展开抨击。

二、港台时期

1949年建国至1978年，音乐经历了一个波动的时代，这个时期经历了残酷的政治洗礼，文化业饱受摧残，这一时期的文化与政治融合，所创作的歌曲都是歌颂祖国，歌颂领导人之类的歌曲。之后，邓公南巡，改革开放的大潮扑面而来，中国人民敞开怀抱，接纳世界绚丽多彩的文化，此时香港音乐进入内地，人们被这种情歌所触动，认为原来歌曲还可以是这样！在惊叹之余，人们开始了一股新的潮流，不管是什么音乐，只要是香港音乐，内陆人民统统接受，如张明敏在春晚舞台上演唱了一首《我的中国心》，让中国为之沸腾。但是，由于香港长期处在英国殖民统治下，因此，不管是政治，还是文化，都受到英国风格的感染，因此，在刚开始的香港，大多是传唱英文歌，长期如此唱下去，直到最后香港人利用外国音乐配上中国歌词，这一改变促进了香港音乐的发展，成为了新的发展方式，最终出现了众多填词人，其中较为出名的如林夕。随后香港音乐独立发展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粤语歌曲。但是，香港音乐始终是一种市场化的运作模式，长期的唱片发行让内陆人感觉到乏味，人们逐渐有些厌倦。就在此时，以罗大佑为代表的台湾音乐人，台湾音乐人坚持原创，以校园歌曲著称，当时如《酒干倘卖无》《外婆的澎湖湾》等歌曲在大陆风靡一时。同时，进入大陆邓丽君的歌曲进入了人们的生活在那种甜甜、柔美的风格之下，开创了自身的时代。如《甜蜜蜜》《小城故事》等在如今时代仍有一大批传唱者。

三、多元文化融合时期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流行音乐进入了新时代，不仅思想上解放，同时，中国大陆也开始重新认识流行音乐，当邓丽君歌曲流入到大陆时，代表了一个时代，众人开始模仿这种唱腔。如李谷一的《乡恋》、程琳的《小螺号》等，但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此类歌曲受到无情的批判，1983年才逐渐解禁。到了8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了一阵“西北风”，这类风格的出现也代表流行音乐新的风格出现，其中，陕北唱腔中融入西方元素节奏成为了特色的流行风格，如《黄土高坡》《信天游》等就是具有浓烈的民族特色以及爆发力，此时的流行音乐开始了新的路程。

之前，人们经历了十年动荡，这十年是流行音乐倒退的十年，是文化缺失的十年，这一时期的人们不仅生产生活发生了变化，价值观也发生了改变。随后，当十年结束之后，人们开始追求个性，追求解放，当人们听到欧美摇滚时，被这种唱法深深吸引。1986年，崔健在北京国际和平年纪念音乐会上唱了《一无所有》，从此，属于国外的摇滚进入中国，中国开始了摇滚风。人们在打扮上追求个性，在歌词中肆无忌惮地表达自身的渴望。随后，各种乐队涌出，其中较为出名的乐队有黑豹乐队、唐朝乐队、眼镜蛇乐队等。这些乐队人员都是年轻人，对于生命有另一种渴望，摇滚音乐唱出了自己的个性，唱出了内心的叛逆。而这标志着我国流行音乐多了一种风格——摇滚乐。

现今进入了21世纪一个新的时期，流行音乐文化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各大音乐媒体层出不穷，可以这样说，流行音乐已经不仅仅是国外的流行音乐，不仅仅是港台音乐文化、日韩文化以及欧美文化，其中，流行音乐还融入了我国的传统文化，现今之民族唱法融合流行唱法的演唱已经开始有人在传唱，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也逐渐与流行音乐结合，中国的古诗词以及中国传统乐器等均与流行音乐文化融合，这种融合的意义说明，中国流行音乐在不久的未来会逐渐站在世界之巅，会成为世界级音乐，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与流行音乐融合的代表《中国风》作品，也会逐渐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但是，流行音乐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偏离，目前的流行音乐已经不仅仅是流行音乐，流行音乐中还充斥着一种商业化，这种商业化的发展流行音乐中充满了利益纠葛，这种纠葛让流行音乐不再纯粹。我国流行音乐界为了更好地发展音乐事业，让大众能听懂好与坏，不在网络音乐与口水歌之间徘徊，各大卫视均创建了音乐类节目，如《中国好声音》《梦想的声音》《我是歌手》《中国好歌曲》等。这些节目的取向为流行音乐注入血液的同时也吸引了一大批粉丝听众，在欣赏音乐的同时明白音乐品质上的好与坏。但是，目前的流行音乐越唱越少，翻唱人数居多。如果台湾没有了方文山，香港没了林夕、内陆没了高晓松，试问，难道流行音乐的歌词就要终结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如今的流行音乐缺少了创作，而这也是目前中国流行音乐界最应当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陈锐.浅谈中国之流行音乐的发展历程——中国流行音乐走向商品化的30年[J].北方音乐，2010（10）：32-33.

[2]于茗川，张阔.高校的流行音乐教学研究——评《中国流行音乐简史：1917-1970》[J].高教探索，2018（1）.

[3]佚名.欧美流行音乐对中国流行唱法的影响与发展[J].艺术科技，2018，31（5）.

[4]晁春莲.从中国歌曲的日语翻唱谈中日流行歌曲的发展[J].日语学习与研究，2018（1）.

[5]徐浩铭.中国传统文化在流行音乐中的体现分析[J].黄河之声，2018（4）：51.

[6]李韶.当今中国音乐文化特征——一种交织共融呈动态的音乐文化多元景观（一）[J].当代音乐，2018（1）：73-74.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与启示论文【第四篇】

摘要：林语堂是近代以来拥有西方读者最多的中国作家之一，他长期致力于向欧美国家传播中国文化与中国智慧，为转变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文化认同和文化回归的路上虽历经艰辛，却从未停止思考和感悟。

关键词：林语堂;中西文化;文化回归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自诩是“一捆矛盾”的林语堂无疑是一位享誉世界、学贯中西的文化大家。他的“矛盾”之处，不仅在于他“亦中亦西”的文化背景，在他身上，中国传统文学思想和西方基督文化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这种“矛盾”更在林语堂的文化认同过程中显露无疑。曾经林语堂也经历过思想激进、急欲寻求国内思想变革的状态，那时候的他批判传统，反对国粹，痛斥国民性。然而，中年之后他开始转身，开始看到并愿意去探讨中国文化的内涵与美好。旅居美国之后，他的文化回归之路更为明显，他将自己视为中西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使者，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向西方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本文着重从不同人生阶段林语堂不同的文化认同观来探讨他的文化回归之路。

一、推崇西化

1895年林语堂出生在福建省龙溪一个“严格的***家庭”。当时的福建省对外交流频繁，外国传教势力快速发展，是较早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省份之一。少时的生活环境造就了他“西化”的文化观，从6岁进入坂仔教会小学到1912年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林语堂接受的一直都是教会学校的教育。如果说林语堂幼年在家中与基督文化相遇是与西方世界的初步接触，那么在之后的求学历程中，他有了新的感受，开始迷恋西方文化，崇尚科学。尤其是在圣约翰大学期间，他没有合适的机会及环境去深化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相反他沉浸在丰富浩瀚的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英文资料、外文书籍中，如鱼得水，饱览了图书馆里几乎所有的书籍，这造就了他坚实的英文功底，他对西洋文明的信仰就是从那时开始确立，也造成了其与传统文化的隔膜。在大学毕业后，林语堂至清华大学任英文教员，在北京这样的文化中心，他猛然惊觉自己对中文“仅仅半通”，对传统文化的忽视竟然达到连“孟姜女哭夫以致泪冲长城”这样经典的传说都不曾有所耳闻的地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对《圣经》中大大小小的故事却了如指掌。为此他深觉惭愧，便开始恶补中文，埋头苦读孔孟老庄等国学经典，广泛涉猎，且经常想方设法地与文化人交流，长期浸润其间，林语堂的中国文化修养也逐渐充盈。之后林语堂离开清华大学先后赴美国哈佛大学和德国莱比锡大学深造，这四年的异域经历，让林语堂更真切地看到了西方物质文明的发达、社会的现代化，也体会到了西方对民主、法治和科学的重视，直至1923年林语堂才结束留学回国，并前往北大任教。

与当时许多出国留学归来焦虑中国未来的人一样，林语堂迫切希望改变国内混乱落后的状况，于是回国后便如火如荼地加入到了新文化运动的洪流之中，批“名流”、斥“文妖”，站在了传统文化的对立面，且言辞激烈、情绪激愤。他提出了“精神之歐化”的文化主张，想要改造国民性，重塑国人形象。他认为古之以来所倡导的“中庸”其实是为“惰性”披上了光鲜的外衣，认为中国文化其实是造就国民“四千年的揖让，焚香请安，叩头，四千年的识时务”[1]的根本原因，认为“老大帝国国民癖气”充满着“惰性”“奴气”“敷衍”“无理想”“无热狂”。他不断思考着安身立命是什么？识时务又是什么？为什么中国人恶性急？这些启发林语堂产生了救助文化的思想意识。

回国之初，林语堂算是彻底的欧化主义者，企图运用西方文化来对中国文化进行大换血，甚至在疗救问题上还毫无顾忌地提出了全盘效仿欧美，向西学看齐，欲以西方之文化与制度解中国所遇之难题，在思想、文化、社会建设等方面寻求大力变革，认为中国人均应做到“思想欧化、精神欧化、习惯欧化”。事实上，此时被急功近利冲昏头脑的林语堂并没有彻底地了解中西方思想文化各自的精髓与劣势之所在，只是轻率地将其分别与落后和先进等同起来。因此，他必然强烈地排斥传统文化，宣扬西方文明，甚至提出“非中庸”“非乐天知命”等六项激进的原则，针对的也是传统文化和国民性中的消极面。

二、文化中立

20世纪30年代初，林语堂与鲁迅等激进派渐行渐远，但又极力反对保守派，且他此刻可以冷静地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的观察，眼之所见不再只是中国文化落后和有局限性的方面，而是关注到中国文化内在平和等美好特质，于是他的评判观点趋于公正，态度也不再像前期一样激烈、偏执，而是转变为欲以“幽默”来“滋润”国民的心灵。正所谓“远视固体态苗条，近睹则百孔千疮”[2]，当视角从民族视角的“近睹”转向西方视角的“远视”时，林语堂突然发现不少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充满“浪漫的崇拜”，更始觉东方文化与艺术如“美人”一般，这些觉醒推动着他开始尝试更换角度来再次品读中国文化。克罗齐“表现说”让林语堂不再一味称颂西方文化，他看到了西方文艺美学的不足，启发了他对东西方文化的新的互补性思考，加深了他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认同，并开始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深厚的历史积淀，更不可能继续忽视其对人类思想发展所起到的积极影响。比如，林语堂认为中华民族拥有“和平忍耐”“脚踏实地”“知足常乐”等优点，是我们国家精神的寄托，在这样的人文文化之下，国人个性发展比较自由平和。但在民族存亡关头，若一味守旧、忍耐，只能坐视西方将他们的“文化硬性发展和武力侵略”自诩为“雄心与胆量”，任其征服我们的国家。

在创办期刊《论语》时期，林语堂对于中庸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由反对中庸变为提倡中庸。他认为中庸就是不走极端才能达到“有条不紊的生活”和“完全的均衡”，就像看待中西文化时，中庸之道就是要看到各自的精华与有偏颇之处，整合后才可被吸收借鉴，因此他开始“相信中庸之道”，并把它视作实现理想生活方式和人生方式的关键所在。

用西方对比思考中国，他处处不满。比如法治，林语堂认为中国人讲究“通融”“敷衍”，所以实行法治不严，要向西方学习，去“相信制度组织”。反之，感悟西方，他也失望，觉得一味地追求金钱会带给人们物质和精神的压迫，对物质的极端追求会导致心灵萎缩，认为“急功近利”的西方又该学习中国的“事理通达”、“心平气和”和“知足常乐”。 自此，林语堂不再认为西方的文化与制度是未来中国变革所必须要遵循的目标，而是将其作为一个参照物。他采取了中正平和的态度来对待中西文化，即不以一方之所长来评判或否定另一方之所短，而要取对方之所长以补自身之所短，实现中西文化的相互融合。在林语堂那里，站在世界文化的角度上，突破时空的限制，发展文化的二元化成为可能，这一切得益于他成长过程中两种文化的深刻影响。

其实，对中西文化的中立审视的态度在林语堂去往美国之前就已经显露无遗。1934年他曾经反思自己在回国早期所发表的观点有些“浮躁凌厉”，这是他在中立审视之后对中国文化的全新感悟，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认同。经过这番审视之后，一个在文化认同方面表现得更加成熟的林语堂在中国文化中找到了心灵归宿，这也是林语堂形成其独特中国文化观的重大转折点。

三、文化回归

也许是他开始觉察自己“头脑”虽为“西洋的产品，心却是中国的”[3]，在1936年赴美写作后，他远离纷争，“重新发现祖国”，林语堂参悟出几千年来积淀下的中国文化其实充满着智慧。这时的“远观”，促使他真正形成属于自己的融合的文化观，对中西文化的态度，无论是情感上还是审美上，逐渐开始偏向于中国文化。其实这不难理解，早期林语堂一直以中国人为读者，急欲改变国家落后的状况，唤起民众的苏醒，所以不可避免地抨击中国传统文化。旅居外国后，读者和环境都发生了变化，他反而能够看到中华文化相较于西方文化的优势及深远之所在。

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回归自此之后成为了林语堂人生方式和写作思路的主旋律。从1936年起，林语堂开始向西方社会大量输入中国思想文化的精妙之处，这一过程同时也是他不断完善和深化自己的中国历史观及文化观的过程。从其成名作《吾国与吾民》（1935年）到代表作《生活的艺术》（1937年）、《孔子的智慧》（1938年）中可以看到林语堂极力赞扬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以“礼法为纲”的儒家文学。他认为儒学是有人情味的“人文主义”，他期望能以这种人文精神去解决西方大工业生产所导致的人类精神生活的困惑与贫瘠。直到后来的《苏东坡传》（1947年），展示了林语堂心中所认为的思想和人生的最高境界，应是兼容儒释道的精髓，透悟人生，洞悉自然。在《老子的智慧》中可看到林語堂对中国道家思想的推崇，他向西方世界讲述了以“崇尚自然”为核心的道家思想。而令人印象更为深刻的是《苏东坡传》中那个“快快活活”“像旋风般活过”的苏东坡，是林语堂用中国传统的文化和生活理念，对西方社会进行生命价值和信念的再塑造。

如果说早年的教育环境和求学经历，造成了林语堂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片面的话，那么后期他以通俗却不失精妙的文字向世界尤其是欧美传播中国文化，则源自于他对“民族特有东西”的偏爱。他带着回归传统文化的强烈愿望，同时又有以现代的、辩证的和发展的眼光来解读传统文化的智慧。饱经世事的洗练之后，回归传统文化也许才是一种真正的通透与清醒，因为中国文化的精髓就是引导人们去参悟人生的喜与悲、得与失，最终，虽历经沧桑却仍能心怀豁达、平静淡然。

参考文献：

[1]王兆胜.林语堂的中国文化观[J].东岳论丛，2009（7）：79-86.

[2]林语堂.林语堂全集（第十三卷）[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3]子通.林语堂评说七十年（第一版）[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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