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网络文学的论文（精彩8篇）

网络文学的论文【第一篇】

法国作为比较文学的发源地，法国大学对比较文学专业的创立与发展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作为一门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复合型专业，其课程设置比其他专业更为复杂。如何利用科系间互补的优势，做好课程设置，巴黎第三大学的课程内容和课程要求对我国比较文学专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巴黎第三大学成立于1970年，前身是巴黎大学文学院，并于1971年采用“新索邦(sorbonnenouvelle)”校名，是全法国语言文学及社会文化类专业最为权威的大学之一。“1968年法国经高等教育改革后，教学与研究更加迅速发展。第三时期70年代开始，1973年成立法国总体文学和比较文学协会，比较文学工作者队伍日益壮大，研究领域革新和扩大。”1921年比较文学专业被引进巴黎大学，并建立比较文学学院，1985年演化为一般与比较文学学院。2011年巴黎第三大学在文学、语言科学与外语教学法学院设置了一般与比较文学专业。巴黎第三大学比较文学本科阶段学制为三年，研究生阶段学制为二年。按照教学计划开设了63门本科生课程，21门研究生课程，另开设语言类课程，比如拉丁语、希腊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等。

2．1文学课程。

文学理论课程：如“文学与电影中的模仿论”，讲述20世纪下半叶模仿论的演变史。“文学的虚假与真实”、“灾难文学创作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流亡文学”、“当代小说中的理论、美学及伦理学”、“译介理论”。文学类型课程：如“非洲口头文学介绍”、“后工业时代文学”、“美洲的叙述诗和叙述散文”、“当代马格里布（西非、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小说阅读”，该课程主要介绍小说中展现的广大非洲地理风貌及风俗。“鬼怪小说”、“古代与现代神话”、“当代城市文学”、“戏仿文学”、“短篇文体”、“20世纪末的研究性文学”，该课程通过莫迪亚诺的《暗夜街》和安东尼奥塔布其的《地平线》作品分析，探究人的存在与周围环境、现实的关系。还有一些文学史类的课程，如“1945－1956年期间意大利文学”、“17世纪到18世纪的文学分类艺术”、“16世纪到21世纪，威尼斯文学与艺术形象”。作家作品研究类课程：如“堂吉诃德在文学中的地位”、“戏剧《浮士德》专题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专题研究与其作品的电影改编”，该课程旨在将故事情节移植到当下，以此校验这位伟大思想家的思想理论。文学专题类：“以无赖骗子的流浪冒险为题材的小说”，主要介绍了17世纪到19世纪西班牙流行文学作品。“疾病类文学主题”：通过分析奥地利灾难作家托马斯伯思哈德和艾尔维吉贝尔的作品，探索文学与疾病的联系、自我与他物的联系。“女扮男装类”：女主角反串，为了让自己行动自如并制造获得爱情的机会，在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塞万提斯的《两姑娘》中都运用女主反串的桥段。“法语地区女性主义小说”：研究法语地区女性作家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均以女权主义为基本理论支撑。“美洲的叙述诗和叙述散文”：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和古巴诗人何塞马蒂都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了革命者争取独立并建立新政体的历史，通过诗歌这种文学形式见证历史变革。

“比较文学理论概括”、“比较诗学”、“比较文学史”、“神话与媒介学”、“文学与科学”、“文学与人文科学”、“文学与民主”、“诗与革命”，该课程比较的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加拿大魁北克的寂静革命时期和阿拉伯之春大革命时期出现的革命文学，揭示这些革命文学对革命起到的见证作用和对革命者的鼓舞作用。“文学语言与大众传媒语言的交融”、“哲学与政治：以理想国为例”、“文学与政治”、“人类学小说”、“跨文化研究”、“人口学与文学比较研究”：从人口学角度分析作品人物，对作家的性别、国籍、作品类型进行研究，归纳出作品中男女比例、寿命、出生率和社会阶层信息，如探究大仲马、福楼拜、乔治桑、简奥斯丁作品中的人口统计与现实人口比较的可能性。

以作家身份为标准，离散文学和移民文学研究较为突出。“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匈牙利人”：介绍了匈牙利的女作家雅歌塔克里斯多夫因匈牙利反俄动乱于1956年随夫避难到瑞士，随后创作的《恶童日记》，以及斯蒂芬维经兹在二战时期移居到加拿大而创作的《老女人颂歌》。尽管各自经历不尽相同，两位作家都在作品中表现了匈牙利战争的历史以及思乡之情、强烈的民族主义与对祖国的热爱。“移民文学在法国”：聚焦的是中国和日本等作家用法语写作并在法国本土发表的移民文学作品。以任教于巴黎东方语言学院的中文系教授程抱一创作的《天一言》和日本作家水林章的《远方的语言》为例，探索语言、文化和身份并存等问题。“移民欧洲的阿拉伯作家文学创作特色”：本国文化与异国文化的冲击与相融。移民英国的苏丹作家塔依卜萨利赫在《北迁的季节》中对阿拉伯和非洲民众寻求自我的艰辛历程进行了大量描述。以作品主题为标准，从古代到埃尔热时期，月球探索主题类文学研究从未间断。从古代到20世纪，不同文学创作主体如作家、电影导演、画家都将月球探索作为创作主题，约瑟夫海顿、儒勒凡尔纳、乔治梅里埃、埃尔热都对这一主题念念不忘，该课程对于这一主题的不同文学创作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奴隶、记忆与历史”：以见证式或是自传式创作的奴隶小说不仅使人们充分了解了奴隶制，描绘了奴隶痛苦的记忆，并且剖析这种制度的历史原因。（以上课程信息来源于巴黎第三大学网站及比较文学专业学生手册）。

3．1课程量大，课程要求严格。

教学领域广和研究方向多，要么是在法国文学及外国文学比较领域（南斯拉夫，希腊，阿拉伯，日本，印度，意大利文学等），要么是在文学教学法领域，文学作品改编、翻译理论与实践、文化研究等。课程内容丰富、跨学科性强。以研究生课程为例，比较文学系授课老师为17人，第一学期开设了7门课程，第二学期开设了5门课程，m1（研究生一年级）结束，研究生必须完成这一学年的论文作业，拿到m1文凭才能继续攻读m2（研究生二年级）。第三学期开设了3门课程，第四学期主要用来创作学位毕业论文。本科生的课程多达63门，这无疑对授课老师的教学要求很高。此外，课程要求也是非常严格，本科生的考试要求为小论文写作或口头陈述。若修不满规定学分，则需要重修。

3．2语言水平要求高，提倡原文阅读。

比较文学跨语言的特性要求比较文学专业学生和比较文学研究者掌握1门乃至几门外语，原文阅读比译本参阅更能体现原语境下的作家的创作背景、创作理念和文化背景。“哈佛比较文学系对语言有着严格的要求，研究生需要掌握4种语言，其中3种要求熟练掌握，分别对应将要修的3类民族文学的课程，其中1种作为工具掌握。”虽然巴黎第三大学对于研究生外语水平掌握的要求没有哈佛大学那么高，但也对外语掌握有硬性要求。比如研究生阶段，巴黎三大规定每个学生必须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除了这两种必修语言之外，学生还必须自选一门外语作为必修课程。虽然文学作品文本大多有法语译本，但比较文学学院还是要求学生进行原文阅读。

3．3强调科系间整合，开拓学生视野。

虽然法国不是第一个提出比较文学跨学科这一研究理论，但巴黎第三大学对这一点也比较重视。比如“神话与媒介学”，研究文学形式和电影改编形式对于表现神话这个文学主题的差异，就将表演艺术学院（电影与广播电视、戏剧）的专业资源与文学研究相结合。“原著小说与电影改编版本的比较”，以捷克电影导演亚罗米尔伊雷什改编定居法国的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长篇小说《玩笑》为例，通过这两个版本的比较分析创作特色以及两种文学形式间的可渗透性和相互影响。再如“远东游记作品中的异域美和相异性”，就将自然地理学科与文学学科珠联璧合。诸如此类的文学研究很少只是以文学去谈论文学，而是将文学与历史、政治、人文学科相融合。如“犹太文化中的吸血鬼和附鬼文学形式”、“弗洛伊德的怪怖者理论：精神分析法”，将心理学理论放进文学创作及作品分析中。

4．1立足全球化大背景，着眼于“异质文化”

在全球化的今天，它已无可置疑地进入了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比较文学的根本特征是以维护和发扬多元文化为旨归的、跨文化（非同一体系文化，即异质文化）的文学研究。”中国的比较文学开始于20世纪，相比法国美国起步要晚。比较文学的跨民族、跨文化特性要求我们将眼界置于全球范围。但往往人们谈及比较文学就会不自觉地将中国与欧美国家联系在一起，这样就容易陷入仅将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比较的误区。巴黎第三大学的专业设置就比较关注“异质文化”，如“非洲口头文学”，因为非洲很多国家曾经都是法属殖民地，于是比较文学专业将这些国家独立前后文学形态的变迁与社会形态的变迁进行跨学科研究。此外，法国内部的移民也很多，所以巴黎三大很注重移民文学这个板块，如开设“移民文学在法国”课程。中国虽然在这些历史背景上可能不如法国那样丰富，但是也要努力拓宽视野，这样才能更好地寻求人类文学共通规律并突出不同民族的特色。

4．2加强科系之间的合作，充分利用有效资源。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除了有独立的研究范围和对象外，还有着独特的研究方式，即比较。巴黎第三大学的比较文学课程丰富。学校很好地利用了其他院系乃至其他合作大学的学科资源，如比较文学专业学生可以选修巴黎七大的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开设的研究生课程。中国的比较文学专业课程量比较少，且没有很好地利用其他学科的有效资源。中国很多都是学科丰富的综合性大学，完全可以加强科系之间的合作，如学分互认制，以达到共赢的目的。

巴黎第三大学将文学、文化、社会变革联系在一起，突出文学的现实意义，而不是就文本进行不切实际的研究分析。如“后工业时代文学”：随着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文学也会做出相应的调整。对于工业社会形态中出现的闲散、逃避现象，文学如何反映并提出应对这些现象的建议，从而帮助人找出新的平衡点。文学对于后殖民问题、女性主义、社会暴力问题的关注，都体现了对人文主义的重视和文学的现实批判性。

［1］黄慧珍．法国比较文学概述［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5(2):49－52.

［2］殷明明．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研究生课程设置论析［j］。安庆师范大学学报，2015(6):134－138.

［3］乐黛云．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j］。社会科学，2005(9):170－175.

网络文学的论文【第二篇】

品读经典，把握现在。你参多少次感叹《红楼梦》的传奇;你参多少次沉醉于《巴黎圣母院》的哀伤;你参多少次徘徊于《飞鸟集》的意境，品读经典，让我们生命灵动，然我们灵魂流光溢彩!

很喜欢杜牧的“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于瞬间见永恒，生命，一场既定的旅程，你我皆是旅程中或匆匆或慢踱的行人，那一条漫长又迂回的道路从远处绵延而来，又于或深或浅的脚步中蜿蜒向更静谧的远方。旅途中，当我们选择品味经典的方能感慨于杜牧至高无上的人生境界，方能探寻到生命最初的敬畏。

现实生活里一片狼藉，物欲横流，流尽了血汗;彩灯闪烁，烁干了安宁。《诗经》中素琴吟风的高雅不再，《繁星》中短笛赏月的古韵难留，现代人创造的物质文明中心灵的安逸难以寻求。经典这种集聚成功的大资产，让你的文学字符如乐符一样灵动地跳跃着，800字作文《品读经典作文800字》。品读经典，于问声中创造了永恒。

川端康成浅浅的一句“今晨四点钟，我看到海棠花未眠”。同样是经典文学的化身，他瞬间感动了多少人的心灵，这是梦与现实最完美的结合，让那些俗世之物顷刻间土崩瓦解，让多少在现实生活中麻木不仁的心灵得到温暖。是的.，品读经典不单单是华丽的欣赏，让人拥有心灵的慰藉才是品读经典最好的馈赠。

其实，经典就在我们身边，经典不仅影响着个人的心理素质的提高，经典更影响着个人的发展，莫言说《钢铁是怎样炼成》场景还历历在目，我说这就是莫言延续历史，走向成功的华丽转身。我们需要保尔·科察金的信念，我们更需要他的意志力，因为那是诠释成功的最好载体，更是延续经典的最好凭证，未来，我们会以更新的姿态来面对经典。未来，我们必是经典的传承者。

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经典，人生之支柱，不灭之光芒!

网络文学的论文【第三篇】

摘要：惠特曼与劳伦斯分别作为英美现代文学的开创者之一，都对人的情爱给予了高度关注与集中描写，尤其这种描写以突出的性爱主题为特征，善于运用隐喻与象征，并且以此折射、透视一个国家的时代命运，思考社会文明的现状与未来，从而使得个人的情爱具有了更宏大的。意义。

网络文学的论文【第四篇】

摘要：在文学悲怨美形式表达中其融入了一定的个性色彩，继而由此凸显出了艺术作品的独特性，并彰显了中国文化-心理背景蕴含的“悲”与“怨”的特征，达到了最佳的艺术作品创作状态。

前言：

并追逐文化-心理背景创作行为，达成良好的艺术作品创作目的，最终实现由心理情感向文学悲美形式的转变。

本文从古代文学中悲怨美形式分析入手，并详细阐述了悲怨美内容中的层次表达特征，旨在其能实现对文学作品中哲学层面的深入思考。

(一)人类共有的悲剧意识。

由于“悲”是人类情感的基本形式，因而其对人类的心理意识有着一定的影响，因而古代文学作品在创作的过程中即通过感伤、哀痛、激愤等情绪的传达为读者营造了一个悲伤的氛围，促使其在悲伤情绪的影响下与创作者达成良好的共鸣，形成悲情感的体验目标。

此外，由于“悲”亦是人类审美过程中的主要参考因素，因而在此基础上将哀痛等情绪灌输于文学作品中可达到审美价值表现目的，并由此激发读者的情感元素，促使其全身心地投入到作品所营造的氛围中，并利用自身审美意识感悟作品中对生命价值的体现。

另外，文学作品中对悲怨美的表达是基于对人类生活困境思考的基础上，亦实现了对审美的良好把握。

继而促使读者在对作品进行阅读的过程中可从中寻找生活中的希望，并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中的所有困境。

例如，《山海经》中的《精卫填海》和《夸父逐日》在内容表达的过程中即抓住了人类悲剧意识，并鼓励人类在生活中遇到困境问题时应毅然应战，最终发挥自身强大的力量，达到最佳的生活状态[1]。

(二)与西方悲剧作的比较。

在文学悲怨美形式表达过程中为了更好的彰显我国悲怨表达的特征，与西方悲剧作展开详细的对比行为是非常必要的。

悲怨来自于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同时诗歌及散文领域在创作的过程中更为注重对其的灌输。

而由于西方悲怨主要源自于叙事传统，因而其在悲怨情绪表达的过程中通过借助西方戏剧中的人物角色来传递相应的情感。

但是基于相应差异的基础上，中国悲剧作与西方悲剧作在人生态度、情感体验等方面均遵从着真实表达的原则。

此外，从命运认知的角度来看，中国在悲剧作创作过程中逐步灌输了自己在强大命运面前是微小的思想。

例如，苏轼所创作的《前赤壁赋》。

此种生命认知思想的灌输导致读者在对作品进行欣赏的过程中形成了顺应与逃避的困境应对思维。

而西方在悲怨美表达的过程中却强调了对不妥协及不屈服思想的灌输，继而与中国文学作品的创作形成了一定的差异性。

(一)个体内容层次。

同时也由此表达了自身怀有一颗忧民的心，想要将自身价值应用于国家政治治理过程中，最终为民众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二)生命本体内容层次。

古代文学中悲怨美的内容层次亦体现在生命本体方面，即古代文者在作品创作过程中通过将自身对生命的理解灌输于文学作品中的形式展现文人在生活中遇到的政治功利等问题。

此外，古代文学作品在创作的过程中亦发出了人生微小的感叹，同时也实现了对生命本体的关怀。

例如，陈子昂在《登幽州台歌》文学作品创作的过程中即实现了对生命本体的阐述，且在诗句表达过程中阐述了自身在实际生活中的孤独感，并以个体生命本体表达的方式望与读者达成共鸣，引导读者深入到作品中实现对生命话题的思考。

另外，古代文人在文学作品创作过程中通过对自身细腻、敏感心理的运用将自身所思考到的生命问题融入到作品创作中。

例如，“今我不乐，日月其除”中即对时光飞逝进行了感叹，并引导人类意识到生命的短暂性，继而以积极的情绪应对生活中的难题[2]。

结论：

综上可知，在古代文学作品创作过程中悲怨美是作品创作过程中凸显出的主要特征，且在长时间思考的背景下，创作者将“悲空”、“悲慨”等情绪均融入到了作品内容，以此来引发读者对人生的思考，并引导其在应对生活中的难题时始终保持积极的情绪，即实现心理情感的转变，最终达到良好的文学作品表达方式，且最终丰富作品表达内涵，并凸显出悲怨美的独到之处。

参考文献：

[2]于海峰.汉魏晋南北朝边塞乐府诗研究[d].北京：北京大学，.

网络文学的论文【第五篇】

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我国教学行业出现了重大的变革，高等教育中汉语言文学教学也将面对新的机遇及发展。教学已经不仅仅只是专注于专业精英的培育，而是更多的转向大众教育，成就复合型人才。因此，在教授汉语言文学时，教师应跟随时代需求，转变教育理念，解决教学问题，研究创新教学策略，深度实施教学改革，促进汉语言文学教学效率的提升，真正的实现汉语言文学教学的有效开展。

众所周知，在时代快速发展的同时，人才的全面性发展将更加适应社会的需求。因此，汉语言文学教学不仅仅要传授给学生更加专业技能和理论知识，还应关注其精神文化方面的积累，提升其综合素质能力，使其能够成为新时代的优秀人才。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教师在教授汉语言文学时，应响应时代变化，积极转变教育理念，研究创新教学策略，深化实施教学改革，以此促进学生全面综合能力的提升，有效开展汉语言文学教学。

1．1还原学生的课堂主体地位。

我们知道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教师作为课堂的主体，对学生进行教学知识的讲解和灌输，而学生则在课堂学习中处于被动接收的地位。这样的学习模式使得师生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互动，学生思维受到限制，没有发挥其探究和创新的能力。长此下去，学生的学习热情得不到调动，对教学内容失去积极性，课堂教学水平也将无法提高。因此，在汉语言文学教学中，将课堂主体地位还给学生，使其更加自主努力的学习，展现其探究创新精神，这样才是实现课堂教学效率提升的首要方法。教师应认识到角色的转变，让学生展现自我，畅所欲言，表达不同的见解和观念，营造出和谐融洽积极的课堂学习氛围，真正的掌握和领悟文学知识。

1．2运用多媒体优势促进课堂学习。

随着技术的不断更新发展，互联网信息技术也已经走进了课堂教学中。在汉语言文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借助多媒体的优势促进课堂学习。例如，教师在制作教学课件时，可以依据教学内容，运用互联网搜索出丰富的资料和素材，优化教学容量，深化教学知识点，使教学课件生动丰富，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又如，教师还可以运用多媒体构建生动的学习情境，依借影音、动画、幻灯片等多种形式将教材知识表现出来，调动学生的五官感受，促进课堂教学质量提升。

师在关注学生知识技能提升之时，也应对其积极开展人文教育。汉语言文学对学生的文化内涵形成及人文精神的塑造是非常有益的.。它通过自身专业的魅力感染和影响着学生的思想意识，传承着我国的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教师作为人文教育的主要传播者，应该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结合汉语言文学的教学内容及教学特点，将正确的人文精神及价值观念教育给学生。

2．1教育理念的创新。

教育理念的创新是实施汉语言文学教学改革的首要步骤。现代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因此，教育行业也将响应社会发展需求，展现以人为本的精神，培养全面综合素质的人才，重视其发展的整体性、全面性，以此促进人才的综合能力提升，使社会发展更加和谐稳健。在汉语言文学教学中，教师一定要学会创新变革教育理念，联系实际情况，依据汉语言文学学科特点，创新出适合专业发展，满足学生教育需求的教育理念，并做到切实可行的实施。

2．2教学方法的革新。

在实施汉语言文学教学改革时，教学方法的革新也是至关重要的。教师采用适宜的教学方法有利于教学任务及教学目标高效完成。因此，改革教学方法是势在必行的。教师可以综合学生的学习情况，依据教材知识及学科特点，在教学过程中不断的创新课堂学习方法，摸索出适合当前具体学情，利于汉语言文学课堂教学水平有效提升的最佳方法。例如，在教导学生了解和探究语言规律时，可以采用问题引导、小组讨论等教学方法，促进学生理解和掌握教学内容。

2．3教师综合素质的提升。

教师综合素质的提升也是开展汉语言文学教学改革的一大重点。在汉语言文学教学中，教师不仅仅要有过硬的专业知识能力，同时也需要全面提升其综合素质。教师应掌握和理解汉语言文学的教学理论知识，丰富自身的文学素养，巩固专业知识，了解相关的教育学科内容。同时，不断的树立学习意识，补充和提高自身能力，研究和创造新的课堂学习方法，促进教学深入改革，以此推进汉语言文学教学的高效开展。

总之，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汉语言文学教学需要改进教学策略，深化教学改革，培育出全面的复合型优秀人才。在教学过程中，还原学生的课堂主体地位、运用多媒体促进课堂学习、重视人文教育是提高汉语言文学整体课堂学习水平的有效策略。教育理念的创新、教学方法的革新、教师综合素质的提升则是实施汉语言文学教学改革的重要方向。本人依据多年教学经验提出以上建议，希望能帮助汉语言文学教学的高效开展。

［5］张德礼，徐亚东．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设置的改革与实践［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10).

网络文学的论文【第六篇】

刘敬清代(1840年以前)小说中的异国形象饶道庆。

庞二建叶适论三国张靖龙。

郦惠萍魏晋南北朝应制类诗歌研究张一平。

黎慧冉初唐四帝(太宗至中宗)时期应制诗研究张一平。

赵明月《续琵琶》研究俞为民。

张明明中晚唐传奇与诗歌的雅俗演化原因研究罗筱玉。

潘晓侃“为情而造文”与“为文而造情”之比较研究孙蓉蓉。

林帅宋人笔记小说中的宋代僧人形象研究饶道庆。

胡炳娴明末清初白话小说中的“东京”研究饶道庆。

石峰唐诗咏三国张靖龙。

刘开耿南宋应制诗研究张一平。

陈京荣明代戏曲版画研究俞为民。

浦晗“温州南戏新编系列工程”研究俞为民。

陈娇龙明代小说中的异国形象饶道庆。

王金云清代笔记小说中的僵尸形象——以《子不语》为中心饶道庆。

王志强李纲论三国张靖龙。

殷卫萍《人物志》视野下的三国人物张靖龙。

谢桂芳君子儒与小人儒——《三国志通俗演义》研究张靖龙。

袁贝贝集陶诗研究张一平。

张汝佳初唐中书舍人诗歌研究张一平。

肖芳陈耆卿研究罗筱玉。

魏光灿论明清小说中塾师的生存处境饶道庆。

吕冰莹明清小说评点中的比喻与类比手法饶道庆。

余本娟秦观论三国张靖龙。

彭飞龙唐前关涉三国诗研究张靖龙。

王顺唐代干谒诗研究张一平。

聂宏梅唐代郊庙歌辞研究张一平。

李文静中晚唐苦吟现象研究张一平。

盛辉叶适的交游与文学罗筱玉。

刘芳芳明清通俗小说中的民间乐人陈克秀。

尚光辉“赵氏孤儿”故事溯源饶道庆。

张金婷论中国古代小说中的疾病隐喻饶道庆。

蒋俊杰论元明清文学中的吝啬鬼形象饶道庆。

魏青青“范张交友”故事的传播及其文化意蕴饶道庆。

杨静静朱熹论三国张靖龙。

上官文坤《三国志通俗演义》俊杰论张靖龙。

马健《人物志》及其与文学的关系研究张靖龙。

闫盼盼唐代乐舞诗研究张一平。

胡小龙唐代寺院题材诗研究张一平。

王楠北宋应制诗研究张一平。

林国钦先秦两汉“歌”的研究陈克秀。

王进林《西游记》中的谐谑因素与狂欢精神饶道庆。

邵路燕世德堂本《西游记》成书前“西游“故事的传播饶道庆。

王瑶“三寸舌”初探张靖龙。

贾伟陈亮史论散文研究：以三国为中心张靖龙。

田明伟汉末三国“纵横之世”刍议张靖龙(历史学，专门史)。

周兰邦无定交，人无定主—论《三国志通俗演义》之纵横结交张靖龙。

吴国强《墨子》研究之研究张一平。

徐凯宋诗论审美异变研究张一平(文艺学，古代文论)。

范智慧昆虫赋研究王茂福。

万婷婷汉代服饰文化对汉赋的影响王茂福。

裘宁宁京剧“红楼戏”改编研究饶道庆。

孙云明清小说评点中的戏曲因素饶道庆。

郝慧娜清末民初温州地方戏曲演出研究-以《杜隐园日记》为中心张靖龙、刘水云。

周真甲慨黄民、醉梦未曾醒，从今觉——洪炳文戏剧创作研究张靖龙、刘水云。

刘志远唐诗折射下的`“夜市”及其经济研究张一平。

成颂玄学语境下六朝诗学的审美建构张一平(文艺学，中国古代文论)。

牛素红《诗经》女性世界的重新透视林维民。

王爱军汉末三国游子文学研究张靖龙。

张东全唐五代诗格创作思想研究张一平(文艺学，古代文论方向)。

张业志《文心雕龙》批评论之批评方法研究张一平(文艺学，文学批学)。

网络文学的论文【第七篇】

明代考据辩证兼琐闻故事综合性笔记，十六卷，谢肇制撰。谢肇淛(1567—1624)字在杭，号武林、小草斋主人，晚号山水劳人。明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历任湖州、东昌推官，南京刑部主事、兵部郎中、工部屯田司员外郎，曾上疏指责宦官大旱之年仍大肆搜括民财，受到神宗嘉奖。入仕后，历游川、陕、两湖、两广、江、浙各地所有名山大川，所至皆有吟咏，雄迈苍凉，写实抒情，为当时闽派诗人的代表。另著有《太姥山志》，并与徐火勃重刻淳熙《三山志》。

《五杂俎》本书是作者的随笔札记，包括读书心得和事理的分析，也记载政局时事和风土人情，涉及社会和人的各个方面。全书十六卷，分为“天、地、人、物、事”五门。其中天部二卷，地部二卷，人部四卷，物部四卷，事部四卷。天部记述天文、气候、节气和四时的人事活动。地部记述理理、疆界、山川、河流、名胜，包括当时的海外地区，是研究历代地理的重要资料。人部记述人的形体、心性、境遇，包括技艺、医药、术数、书画、宗教等各种活动。物部记述动物、植物和各种物品，鸟兽虫鱼花卉草木、饮食服饰、文玩乐器等都有论述。事部记述贫富、收藏、文字、职官、行政、姓氏、婚嫁等社会活动。书中提供的大量资料有助于研究明代社会状况，作者过记事，分析是非正误有评述，有论断，对读者很有启发。如据《西京杂记》中的“正月以上辰，三月以上巳”，驳送周密《癸辛杂识》所提出的“‘上巳’当为‘上己’，因为上旬无巳日”之说。又谓“蜻蜓点水”非爱水，而是产卵，以备一说。

如记京都乞丐：

京师谓乞儿为花子，不知何取义。严寒之夜，五坊有铺居之，内积草桔及禽兽茸毛，然每夜须纳一钱于守岁者，不则冻死矣。其饥寒至极者，至窖干粪土而处其中，或吞砒一铢。然至春月，粪砒毒发必死。许一年冻死毒死者不下数千，而丐多如故也。

但《五杂俎》同样有明人笔记以多为胜，忽略专精的通病，书中谈历代掌故部分，大抄前人笔记，又不注明出处;记录笑话，亦皆采旧文，甚为无聊，记鸟兽虫鱼，又多涉神怪。

《五杂俎》最早为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如韦馆刻本。

今有：《五杂俎》中华书局1959年版;《五杂俎》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五杂俎》台北：偉文出版社1977年版。

《丹铅杂录》《谭苑醍醐》《艺林伐山》。

明代考论经史、诗文、训诂、名物的几部笔记。杨慎撰。杨慎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杨升庵集》。明代考论经史、诗文、训诂、名物的笔记以杨慎撰述的为最多。其中著名的有《谭苑醍醐》八卷，《艺林伐山》二十卷和以《丹铅》为名的《丹铅杂录》十卷和《丹铅续录》八卷。

《丹铅杂录》和《丹铅续录》考论经史、诗文、训诂，其内容非常广泛，举凡经史子集均有涉猎。如指出柳宗元《小石潭记》中“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一句，并非柳氏独创，而是来自郦道元《水经注》中“绿水平潭，清洁澄深。俯视游鱼，类若乘空”。杨慎崇经黜史，重视音韵训诂;敢于对宋儒进行大胆批评;又对传统经典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解释。杨慎重视史书的文采，强调修史要秉笔直书，反对官修史书，提倡个人独立修史;评价历史人物能不落窠臼，有自己独立的观点。杨慎读书广泛，对过去不为人注意的子部书籍进行了探索、讨论，扩大了人们的视野。

《谭苑醍醐》亦皆考证之语，与《丹铅录》大致相出入，而亦颇有异同。引《水经注》载诸葛亮表云：“臣遣虎步监孟琰据武功水东，司马懿因渭水涨，攻琰营，臣作桥越水射之。桥成，遂驰去”。此事《三国志·诸葛亮传》不载，可补史阙。杨慎在文学上既讲求文法，主张诗文用字要有来历，又反对极端的复古主义;反对诗史说;偏爱李白，亦好杜甫，对李白的身世进行了有价值的探讨。又辨李白为蜀之彰明人，历引其《上裴长史书》与《悲清秋赋》及诸诗句，以证《唐书》称白为陇西人及唐宗室之非，如此之类，考订辨论，亦多获新解。

杨慎虽然渊博，但其笔记中考证疏误，记忆错误处也不少。陈耀文曾撰《正杨》四卷，纠正杨慎之讹;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内《丹铅新录》和《艺林学山》两部分，亦专门驳杨慎的引证和论辩。

今有：《丹铅杂录丹铅续录俗言》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1936年版;《丹铅杂录丹铅续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丹铅杂录丹铅续录》上海书店1886年版。

《艺林伐山》商务印书馆1937初版;《艺林伐山》中华书局1985版;《艺林伐山》上海书店，丛书集成本，1986年版。

《枣林杂俎》。

本书是一部明代史料笔记，作者谈迁。谈迁(1593—1657)为明清之际著名史学家，原名以训，字仲木，号射父。明亡后改名迁，字孺木，号观若，自称“江左遗民”。浙江海宁(今浙江海宁西南)马桥人。明诸生。一生未曾做官，家贫，靠缮写、代笔或作记室维生。自幼刻苦好学，于经史百家无不致力，对明代史事尤其着力，历经艰险完成明朝编年史《国榷》。著作另有《枣林集》、《枣林诗集》、《枣林杂俎》、《北游录》、《西游录》、《史论》、《海昌外志》等。《清史稿》有传。

《枣林杂俎全》分为智、仁、圣、义、中、和六集十八门，其中“土司”一门有目无文，实有十七门。书中逸典、先正、流闻等门对南明弘光朝、明代典章制度及户帖式的记录，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对明代科举、民俗、物产、植物、山川等人文自然景观等也有详细的描述。本书对于了解明代历史，尤其是研究明末清初的历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书中也杂有神怪灵异等荒诞传闻。

今有：《枣林杂俎》罗仲辉胡明校点，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丛刊，2006年版;《枣林杂俎》齐鲁书社1997年版;《枣林杂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影印本。

《板桥杂记》。

明末清初一部记载南京秦淮河一带歌妓生活的笔记，三卷，类似唐代孙棨的《北里志》。余怀撰。余怀(1616～1696)清初文学家。字澹心，一字无怀，号曼翁、广霞，又号壶山外史、寒铁道人，熟读经史，学识渊博，有匡世之志，文名震南都。为国子监生，受到国子监司业的吴伟业的赏识。崇祯十三年、十四年(1640——1641)，二十五、六岁的余怀被南京兵部尚书的范景文邀入幕府，负责接待四方宾客并掌管文书。清军占领南京，余怀化妆成道士流亡他乡，开始长期颠沛流离生活。从顺治年间直到康熙初年，他经常奔走于南京、苏州、嘉兴一带，以游览为名，联络志同道合者，进行抗清复明的活动。从康熙八年(1669)起，余怀隐居吴门，以卖文为生，民族气节始终不移。同时，精力集中于学术著作方面。他晚年自号鬘持老人。福建莆田黄石人，侨居南京，因此自称江宁余怀、白下余怀。晚年退隐吴门，漫游支硎、灵岩之间，征歌选曲，与杜浚、白梦鼎齐名，时称“余、杜、白”。《板桥杂记》亦作于晚年，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除笔记《板桥杂记》外，还著有诗文《甲申集》七卷，《余子说史》十卷，《东山谈苑》八卷，记明末党争之事的《汗青余语》多卷，《四莲花斋杂录》八卷，《砚林》一卷，《茶史补》一卷《妇人鞋袜考》一卷《宫闺小名录》一卷等。

《板桥杂记》三卷，署三山人撰。全书分上卷、中卷、下卷。收选了一些优秀的小品文。记述了明朝末年南京十里秦淮南岸的长板桥一带旧院诸名妓的情况及有关各方面的见闻。其中上卷为雅游，描写明末清初金陵秦淮河畔的梨园，秦淮河灯船，妓院和江南贡院;中卷为丽品，记金陵诸名妓情况，以旧院为主，珠市附之;下卷为轶事，杂记旧院诸狎客之奇闻逸事。卷首有余怀自识：“此即一代之兴衰，亦千秋之感慨所系，非徒挟邪之是述，艳治之实传。”《四库全书总目》评曰：“文章凄缛，足以导欲增悲，亦唐人北里志之类。然律以名教，则风雅之罪人矣。”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写道：“唐人登科之后，多作冶游，习俗相沿，以为佳话……自明至清，作者尤伙，清余怀之《板桥杂记》尤有名。”

今有：《板桥杂记》江苏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板桥杂记》刘如溪点评，青岛出版社2010年版;《板桥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日知录》。

清代著名考据辩证类笔记，三十二卷，顾炎武撰。顾炎武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顾林亭集》。

《日知录》是顾炎武“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的著作。书名取之于《论语·子张篇》。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顾炎武是明末清初大儒，学问渊博，见识通达，《日知录》是他积累三十多年的笔记，与经史、诗文、训诂、名物、典章制度、天文、地理以及吏治、杂事，无所不谈;许多条目，全都原原本本，考证详明。《内容宏富，贯通古今。三十二卷本《日知录》有条目1009条(不包括黄侃《校记》增加的2条)，长短不拘，最长者《苏淞二府田赋之重》有5000多字;最短者《召杀》仅有9字。这与作者立志学术创新有密切的联系。书前有其学生潘耒做的序。潘耒把《日知录》的内容大体划为八类，即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潘耒强调《日知录》的经世意义，认为此书只有宋元时期的名儒能做出来，明朝三百年来没有这样的书，将来治国者采用其说，会大有益于“世道人心”，如果仅叹服其考据的精辟，文辞的博辨，那不是作者著书的本意。关于写作此书的目的，顾炎武本人说得很明白：“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

《日知录》中，顾炎武提出社会风气的好坏决定社会兴衰的观点，说：“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他认为“风俗衰”是乱之源，并列举大量事例，说明奢靡浮华的社会风气，是导致国家衰亡的重要原因。他说评价君主的功绩首先要看社会风气：“论世而不考其风俗，无以明人主之功”。他不但从政治上提出了整顿“人心风俗”的具体措施，如重流品、崇厚抑浮、贵廉、提倡耿介和俭约等，还从经济上分析了“人心风俗”败坏的原因，认为要使风俗变好，必须有让百姓安居乐业的物质条件：“今将静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治民之产，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后教化可行，风俗可善乎!”除正面倡导培养人心风俗、加强礼治，他还强调法制，主张严惩败坏世风的贪官奸臣，说：“法不立，诛不必，而欲为吏者之勿贪，不可得也。”顾炎武还看到了“势”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主张进行社会变革，提出要顺势而行，“物来而顺应”的变革思想。在卷三十二中，作者还特别指出学界“座主门生”与朋党之祸的关系。指出唐代的进士，以主考为“主座”，自称“门生”。以中唐以后，遂有朋党之祸。并指出明代主考与进士，公然称“座师”与“门生”，朋党之祸，也不减于唐宋。

顾炎武曾把写这部书比作“采铜于山”。注重收集第一手资料，在治学上严谨扎实，堪称楷模。他这种研究学问的态度和方法是对明朝空疏学风的反动，对有清一代学风的转变与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后辈学者对这部笔记多推崇备至李慈铭称赞《日知录》这部笔记，“直括得一部《文献通考》，而俱能出自于《通考》之外”;梁启超说：“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人”。除黄汝成外，为这部书作校补、笺注的还有很多，如李遇孙《日知录续补正》，丁晏《日知录校正》，俞樾《日知录小笺》，黄侃《日知录校记》等。道光年间黄汝成采各家之说为该书作注，为《日知录集释》。

《日知录》初刊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现在通行的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日知录》是以黄汝成的“集释”本为底本。其中《刊误》和《续刊误》各二卷亦为黄汝成著。后附的《日知录之余》四卷，乃后人辑顾炎武著作遗佚而成。

今有：《日知录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日知录校注》陈垣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版;《日知录集释》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日知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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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的论文【第八篇】

摘要：古代文学史上的很多作品都具有多元文化形态的特征。

汉魏六朝小说体现了地理博物学、史学和宗教的多元文化特点，又具有文学想象、叙事、写人等小说文体元素。

这种多元文化形态的存在在各个方面制约了作品的文学性。

其情节、形式乃至艺术手法往往成为某种文化形式或著述动机的附着因素。

文学史写作应格外注意这一特征。

关键词：文学史写作：多元文化形态;汉魏六朝小说。

在中国古代，“文学”这一概念的范畴比今天要大得多。

章太炎曾说过：“文学者。

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

论其法式，谓之文学。

凡文理、文字、文辞，皆称文。

”章氏此说，五四以来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因为它缺乏现代的科学性，也和西方的文学观念不符，然而这正是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

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文学理论的大量传人。

学术界对于“文学”这一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产生了后来影响较广的狭义文学和广义文学观念或日纯文学与杂文学观念的争论。

狭义文学或纯文学的观念是在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下产生的，它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将其牵强地套用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则有削足适履之弊。

因此，本文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分析和立论，以广义文学或杂文学的观念为基础。

杂文学的观念意味着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往往具有多元文化形态的特征。

明清时期的长篇小说则杂糅了历史、哲学、宗教、神话和说话艺术等文化形态。

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应对这种情况予以充分的重视。

一方面，不应该忽略作品的其他学科属性及价值;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这种多元文化形态的存在也在各个方面制约了作品的文学性，对其进行考察和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作品的文学性，从而作出较为合理、客观的文学史叙述。

本文试以汉魏六朝小说为例阐述这一问题。

首先，我们应确定汉魏六朝小说的文体内涵。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

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

”[2](p707)，但这里《庄子》所说的“小说”与《论语·子张》中子夏所谓“小道”，《荀子·正名》中所谓“小家珍说”一样，都是指与本学派的“大道”相对的小道理、琐屑的言谈，并不具有文体意义。

首次在文体意义上使用“小说”一词的，当推西汉末年的刘歆。

刘向、刘歆父子校书秘府，刘歆总群书而奏《七略》(今亡)，班固《汉书·艺文志》(下简称《汉志》)即据《七略》删节而成。

所以《汉志》中对小说家的著录及关于小说家的议论实出于刘歆。

《汉志》小序云：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

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孔子曰(《论语·子张》作“子夏日”)：“虽小道，必有可观焉。

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

”然亦弗灭也。

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

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51(p1745)这是现存最早的小说专论，它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小说和小说家的概念。

此后，第二个对小说进行专门论述的是西汉末、东汉初的桓谭。

他在《新论》中写道：

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

[6](p1453)。

刘歆、桓谭、班固等人所说的“小说”，是“短书”的同义语，即所谓的“丛残小语”，其内容则是琐碎的“街谈巷语”，乃“道听途说者之所造”。

这实际上就是一些琐碎、驳杂的历史资料、遗闻逸事和百家之言，因而在文化形态上必然具有多元的特征，但与现在“小说”的文体概念是不同的。

《汉志》著录小说十五家，至隋时已全部失传。

《青史子》、《天乙》、《臣寿周纪》四种;第二类似子之书，包括《伊尹说》、《鬻子说》、《师旷》、《务成子》、《宋于》、《待诏臣饶心术》、《百家》七种;第三类方土之书，包括《皇帝说》、《封禅方说》、《待诏臣安成未央术》、《虞初周说》四种。

”[7](p7)可见这些小说还具有史、子或方士之书的文化形态。

以上就是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基本内涵。

汉魏六朝小说就是这种小说观念的典型代表。

因而也具有多元文化形态的特征。

当然，文人学者们对小说的认识和理解并不是僵化的，而是始终处于发展和变化之中。

《神异经》、《十洲记》等在《隋志》和《旧唐志》著录于史部地理类。

在《新唐志》中则著录于子部道家类。

此外，《汉武故事》著录于《隋志》史部旧事类、《旧唐志》和《新唐志》史部故事类，《博物志》著录于《隋志》子部杂家类、《旧唐志》和《新唐志》子部小说家类，《洞冥记》著录于《隋志》史部杂传类、《旧唐志》史部传记类、《新唐志》子部道家类，《西京杂记》著录于《隋志》史部旧事类、《旧唐志》史部杂传类、《新唐志》史部故事类，又见史部地理类。

这种变化说明当时的小说观念出现了一些起伏，但主要是因为图书分类法的变化。

《汉志》采用六分法，《隋志》和两《唐志》采用四部分类法，更为系统和细致，因而由于分类时着眼点的不同而产生了著录上的差异，这也表明了这些作品的多元文化形态特征。

具体而言，汉魏六朝小说较为突出地具有地理博物学、史学和宗教等多元文化形态，下面分别论之。

汉魏六朝小说系统中最先发展并繁荣起来的是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

它成熟并繁荣于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继续发展，产生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如《神异经》、郭宪《洞冥记》、《十洲记》、张华《博物志》、郭璞《玄中记》、任昉《述异记》等。

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源。

于先秦的地理学和博物学。

地理博物学受巫术方术、阴阳五行学说及社会心理等的影响而趋于志怪化，产生了大量的地理博物传说。

最后导致了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的产生。

一般认为。

战国时代“闳诞迂夸，多奇怪做傥之言”[81(p541)的《山海经》的问世，标志着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的产生。

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鲜明地带有地理博物学著作的形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