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论文范例精选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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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论文【第一篇】
[关键词]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逻辑联系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过程。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分别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两次历史性飞跃，既具有体现马克思主义科学原则和鲜明中国特色的活的灵魂，又具有科学严谨、有机统一的内在逻辑结构。
一
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被压迫阶级，即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的世界上最伟大的解放运动。”在旧中国那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领导亿万人民群众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伟大事业而奋斗，如果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之所以在中国大地上根深叶茂地蓬勃发展，正是因为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有了这样的迫切需要，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又极大地满足了这样的需要，所以它成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成为救国救民的科学真理。然而从中国和世界革命的历史来看，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一个国家能否得到实现，不仅仅取决于它能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而：目，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共产党人能否正确地掌握和运用它。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貌就起了变化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思考自己的问题，懂得了要救中国，要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只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另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中国无产阶的先进分子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产生了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这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大事。从此，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着不断胜利的道路迈进，中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在实际斗争中实践着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而且从我们党成立之日起就开始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社会实际，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制定中国革命斗争的基本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俄国十月革命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环节上通过城市武装起义取得胜利的，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如何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来解决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却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历史过程。
在旧中国这样一个遭受若干帝国主义列强分裂剥削、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进行革命、如何开展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全世界无产阶级所没有遇到过的新课题。建党伊始，我们党早期的领导人由于缺乏阶级斗争经验，在国内外矛盾错综复杂、政治风云瞬息万变的非常时期，对政治形势、阶级关系和斗争策略往往缺乏冷静和实际的正确把握。大革命后期曾犯过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土地革命时期曾先后出现过“左”倾盲动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我们党内一度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致使中国革命几度陷于绝境。
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具有既区别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不同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特殊性，在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上，我们党的历史上曾先后发生过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教条主义者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他们不懂得马列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没有学会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把马列著作中的个别词句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圣药，到处生搬硬套，结果使中国革命危机四伏，党和人民的力量遭受惨重的损失。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以“左”倾教条主义最为严重，为害最烈，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经验主义者则否认中国革命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不懂得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而满足于一得之功、一孔之见，陷入了经验主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这两种错误倾向都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割裂开来，都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毛泽东思想就是在同这些错误倾向作斗争，深刻总结这方面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只有坚持这个科学原理，才能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和客观规律。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形成和发展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揭示出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重要成果。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的时代特征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具体国情，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剖析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研究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及其发展的基本规律，正确回答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如何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找到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这就是毛泽东领导我们党开辟的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中国革命的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比较，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有了更为完整深刻的认识，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不断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根据中国具体的国情和阶级斗争形势，制定了战胜敌人的战略和策略，终于在实践中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在理论上逐步创立了把马克思列于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经过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中共七大一致通过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转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在一系列方面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第一，毛泽东思想成功地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工人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其他非无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建设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使之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在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过程中担负起极其重要的使命，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这个极其艰巨的历史课题，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
第二，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的基础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斗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总结“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开辟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形成了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的独创性理论，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斗争理论的重大发展和杰出贡献。
第三，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的杰出贡献，首先表现在系统地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一个无产阶级性质具有严格纪律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创造性地提出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人民军队为骨干，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人民战争思想，制定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人民战争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和精髓，是马列主义人民战争思想原理同中国革命军事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我党我军几十年革命战争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和总结，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马列主义的军事理论宝库。
第四，毛泽东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完成了作为完备缜密的毛泽东思想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领导力量、革命道路和三大法宝等独创性理论的完整创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第五，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流血牺牲，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把100多年来受尽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的经验进行了理论概括和总结，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具有独创性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的形成和发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二
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不是用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而是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并改变建立在几千年私有制基础上的整个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极大地改变和推进了世界历史的进程，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包括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也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更是给整个世界带来了勃勃生机，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兴起，是20世纪世界历史的重要特征。在近80年的实践中，已初步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历史进步性，代表着时代潮流和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也提出了一系列艰巨的历史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一个半世纪的岁月中，俄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和其他一些国家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证明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夺取政权是能够成功的。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虽然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宝贵的经验，但从世界范围来看，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却是一个需要认真总结和探索的重大历史性课题。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胜利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向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过渡，使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1/4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
在社会主义初创时期，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从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到1966年10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在总体上借鉴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前提下，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同志为主要代表的第一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难曲折的探索，在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作了大胆的尝试，并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果。经过中国各族人民20多年的奋发图强、勤俭建国，我们不仅建立起独立的和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而且积累了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这一时期的探索虽然不系统、不成熟、不成体系，但它的积累，为社会主义理论向更高层次升华提供了起跳点，为中国共产党人后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实际上已经谱写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前奏曲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艰辛探索过程中的成功与挫折说明，不仅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中国国情出发，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辟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集中全党智慧创立的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开拓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积累了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集中全党智慧形成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根据新的发展要求，集中全党智慧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反映了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新思想、新观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理论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既面对着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共同主题，又侧重于探索和解决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是一个相互衔接、相互贯通的统一整体，共同构成一个内涵丰富、思想深刻、逻辑严谨的科学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继承我们党以往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在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以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诸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战略、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根本目的等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丰硕成果，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覆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而又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科学体系，用新的思想观点，独创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立了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这标志着我们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继成功地找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之后，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了又一次历史性飞跃。这次飞跃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是实事求是的第二座里程碑，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里程碑。
三
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取得胜利的，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在8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我们相继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胜利，相继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的共同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共同的思想基础是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共同的历史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种结合在认识论上经历了两个相互联接的过程：第一个过程是从一般到特殊，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践中，仔细而缜密地研究中国的特殊国情，探索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特殊道路和规律，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第二个过程是从特殊到一般，就是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独特经验上升为理论，作出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新的理论概括，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两个历史过程的有机结合，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的统一。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两次历史性飞跃，是指中国共产党人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的探索中实现了理论上质的飞跃，并在实践上有历史性突破，
人类文明史上的任何思想理论体系的产生，从认识史的角度来看，都是对既往认识的继承，又有对新的实践经验做出的发展。这是认识的继承和发展的结合，或者说是人类认识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从而形成人类认识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发展也是如此。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作为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会长期地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这就要求它在新的实践中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也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继承和发展，并且是面对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得出新结论，在理论上有新的开拓和创造，之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之间存在着继承关系，是指它们之间存在着连续性和共同点。首先是理论思路的连续性。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就是实事求是。其次是理论性格的连续性。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调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成功之路，不仅包括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路，而且包括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二是不固守本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强调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邓小平也有这种理论性格，他强调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种理论性格的连续性是邓小平开始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再次是理论内容的连续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要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的总结和概括。但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考察，它的不少内容都可以从过去的探索中找到一定的理论渊源。建国以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有两种发展趋向，其中一个趋向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思想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的积累，它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不是一般的、渐进式的不显著的量的增加，而是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的历史性飞跃。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根据中国的国情制定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和长期认识的过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需要这两者的结合，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也需要这样的结合，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更需要这样的结合。历史过程的阶段性反映在思想观念上，就不能不发生理论发展的阶段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发展了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在这里本质没有变，都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但内容有新的突破，这种发展不是细微的量的增加，而是区别出阶段性的质的飞跃，这种飞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由以政治革命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建立的理论体系的飞跃；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由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重要但还不明晰、没有展开的理论认识，到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以来历届中央领导集体较为完整、较有论证的系统化认识的飞跃；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由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式的计划经济理论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转变的巨大飞跃；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改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的若干传统观念，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和实践更加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实现了对社会主义理论整体认识的历史性飞跃。
第一次飞跃与第二次飞跃之间存在着中介或过渡关系。分别以毛泽东和邓小平为代表的两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了两次伟大的革命，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两次伟大革命”是从实践上说的；两次历史性飞跃是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上讲的。“两次历史性飞跃”的第一次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次则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那么，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20多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这段时间我们党在实践和理论上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属于哪一次飞跃呢？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来说：它是第一次飞跃的继续和延伸，第二次飞跃的准备，是两次历史性飞跃的中间环节。从实践上来看，它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开始进行第二次伟大革命的准备时期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思想这一伟大理论成果，产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经历了一个曲折迂回的发展过程。建国以后近30年我们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和理论上成就与失误重叠交错，带来了两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实践和理论传承上的复杂关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总结建国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重新认识和科学的评价，并且在新的伟大革命实践中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中国特色的成功之路。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的科学命题就是对这一经验的哲学概括和理论总结。邓小平曾反复强调：“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搆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要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本特征，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其精神实质就是实事求是；而实事求是的根本要求，就是要把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按照实
大学生实事求是论文【第二篇】
摘 要：《文化生活》中的一些基本概念、观点、理论及应用要求，与《生活与哲学》中的概念、观点、原理及方法论要求有着较大的相似性。实际教学中不少教师存在着模糊两者界限的做法：模糊地解读概念、观点；模糊地理解理论；模糊地推断应用要求。通过理清区别、把握联系及充分发挥哲学指导作用等举措，可以有效地清除这些模糊性错误，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文化生活知识和哲学知识，实现自身的发展。
关键词：《文化生活》 模糊性
纠正策略
作者简介：褚宝福，男，浙江省嘉善高级中学，中学高级教师。
《文化生活》教材中有许多内容不仅在表述上和《生活与哲学》中一些相关概念、观点、原理很相似，如“文化”与“意识”、“文化的精神力量”与“意识的能动作用”、“社会实践与文化创新的关系”与“实践与认识的关系”等，而且在理论知识的应用要求方面也和《生活与哲学》中部分哲学原理的方法论要求相似，如正确对待文化的作用，既要看到“先进健康文化促进社会发展”，又要看到“落后腐朽文化阻碍社会发展”，这与矛盾普遍性原理要求“一分为二”全面看问题的方法论要求很相似。为此有部分教师在实际教学时往往会无视它们间的差别而犯三大“模糊性”错误：将《文化生活》中的一些概念模糊地解读为哲学概念、将《文化生活》中的一些基本理论模糊地理解为哲学原理、将《文化生活》中理论知识的一些应用要求模糊地推断为哲学原理的方法论要求。对于这些错误做法，我们需要加以纠正。
一、对基本概念和观点的模糊解读及纠正策略
于《文化生活》教材中一些基本概念，如“文化”、“先进文化”、“社会实践”等概念分别与哲学中“意识”、“正确的意识”、“实践”等概念相似，因而有些教师在《文化生活》模块教学时，会模模糊糊地做出下述两方面的错误解读：一是将《文化生活》教材中的相关概念直接等同于哲学概念，如将“文化”等同于“意识”，认为“文化”就是“意识”，将思想、理论、信念、信仰、道德、教育、科学、文学、艺术等丰富的文化形式等同于意识本身。二是基于上述错误解读而产生一系列新的错误性观点：将“精神活动和精神产品离不开物质载体”解读为“物质决定意识”；将“文化是一种社会精神力量，先进的文化促进社会的发展，落后的文化阻碍事物的发展”解读为“意识具有能动作用，正确的意识促进事物的发展，错误的意识阻碍事物的发展”；将“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影响”解读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有反作用”……对上述误读，我们需要从下述三方面加以纠正。
第一，明确概念、观点间的区别。《文化生活》中的概念、观点与《生活与哲学》中的概念、观点，分属于不同的学科，其内涵存在着严格的界限，不能混淆。一般而言，哲学中的概念、观点最为抽象，而《文化生活》中的概念、观点，是具体学科领域内的知识，和哲学相比，两者应该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如《文化生活>中的文化，相对于哲学中的意识，是个具体的概念，其中的优秀健康文化、落后腐朽文化、传统文化、当代或现代文化、区域（民族）文化、世界文化、时尚（流行）文化、经典文化、大众文化等，都是意识在文化领域内的具体表现形式。意识是相对于物质而言的、是客观存在的主观映象，它来自对各种领域内各种具体意识表现形式相同共性的抽象和概括。
第二，正确把握概念、观点间的联系。《文化生活》中的概念、观点与《生活与哲学》中的概念、观点虽然有严格的界限，但却因为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所以教学中可将哲学概念、观点与《文化生活》中的相应概念、观点巧妙地联系起来，将它们理解为抽象理论与具体表现形式间的关系。这样既可立足于相对具体的事实对哲学概念、观点有形象化的理解，又能站在哲理高度对《文化生活》中的基本概念、观点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如对“精神活动和精神产品离不开物质载体”的理解，可将它解读为“意识依赖于物质而不能离开物质”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对“文化是一种社会精神力量，先进的文化促进社会的发展，落后的文化阻碍事物的发展”的理解，也可将其解读为是“正确的意识促进事物发展、错误的意识阻碍事物发展”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还有对“文化与经济相互影响”的理解，同样可将其解读成是“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有反作用”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等等。
第三，以哲学概念、观点为指导，更深入、更全面地解读《文化生活》中的基本概念、观点。哲学知识体系中的概念、观点，往往具有丰富的内涵。所以还需要根据哲学概念、观点的丰富内涵，指导《文化生活》概念、观点的教学，从而使学生对《文化生活》概念、知识有更加全面的理解。如依据哲学中意识概念内涵的三个主要层次：“意识是客观存在的主观映象”、“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意识是客观存在人通过生活和实践的环节进入人脑”，对“文化”这一概念做出更加深入、更全面的解读：“文化是在一定经济、政治等客观实际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各种文化形式源于具体的经济、政治、地理等客观因素，是它们长期发展的产物”，“人们经过各种生活和实践活动，在与各类客观存在的现象相互作用过程中，使它们进入人脑，并经过人脑的不同加工改造，最终形成各种不同的文化”。
二、对基本理论模糊理解及纠正策略
《文化生活》教材中一些重要的理论知识，如“社会实践与文化创新”理论知识与《生活与哲学》中“实践与认识辩证关系”原理很相似。因此，有不少教师在《文化生活》模块教学时，同样会模模糊糊地产生下述两方面的错误理解：一是将《文化生活》中的理论知识与某些哲学原理简单地等同起来，即将《文化生活》中的理论知识直接当作哲学原理来教学。如将“社会实践与文化创新的关系”这一理论知识直接等同于“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原理”。二是在上述误读的基础上，产生出一些新的错误理解，如将“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源泉和动力”解读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将“文化创新推动社会实践的发展”解读为“认识对实践有反作用”，等等。对上述哲学误读，我们需要从下述三方面加以纠正。
第一，明确《文化生活》理论知识与哲学原理间的区别。《文化生活》教材中的理论知识，毕竟不同于哲学原理，它们是相对具体的知识，局限于对文化生活领域内的重要现象和问题的认识和阐述。而哲学原理则是抽象程度最高的、是认识整个世界的理论性知识，具有很强的普适性。因此两者不能混淆、更不能等同。如“社会实践与文化创新”强调的是在文化领域内，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源泉和动力、是文化创新的根本途径，文化创新也推动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强调的是当我们面对主客世界关系时，从一般意义上来认知实践决定认识的。
第二，正确把握《文化生活》理论知识与哲学原理间的关系。《文化生活》中的一些理论知识，我们往往能找到它们所依赖的哲学原理，事实上，它们也是这些哲学原理在文化领域内的运用或表现，两者同样是个别和一般的关系。因此，我们在教学时，特别在《文化生活》理论知识的复习教学时，完全可以利用这种关系展开，这样既可更加形象化地理解哲学原理，又可提升对《文化生活》理论知识的理解。如将“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源泉和动力”解读为实践决定认识原理内容中“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动力及目的”的具体形式之一，将“文化创新推动社会实践的发展”解读为实践决定认识原理内容中“认识对实践有指导作用”的又一种具体表现形式。
第三，以哲学原理为指导，更深入、更有逻辑地解读《文化生活>中的理论知识。哲学原理往往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各层次内容间又存在着严密的逻辑，以哲学原理为指导，开展《文化生活》理论知识的教学，就需要对其进行更加丰富、更富有逻辑的解读。如根据“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这一哲学原理涉及的“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等四个层次内容，对正确对待“文化创新”可做更加丰满、更具逻辑性的解读：第一，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源泉，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根本途径。第二，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动力，正是由于社会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新要求，推动着文化的创新与发展，文化将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第三，社会实践是检验文化创新的唯一标准，文化是否创新，归根到底要由社会实践来检验。第四，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目的和归宿，文化创新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回归社会实践、指导并推动社会实践的发展。
三、对理论知识实际应用要求的模糊推断及纠正策略
《文化生活》中许多理论知识在阐述基本理论内容后，都有实际应用的说明，如在阐述了“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的作用”理论知识后，就指出“先进健康的文化会促进社会的发展，落后、腐朽的文化则会阻碍社会的发展”，要求我们“发展先进健康有益文化，坚决抵制和依法取缔落后、腐朽文化”。一些教师在《文化生活》教学时，同样会模糊地做出下面两方面错误的推断：一是将《文化生活》中的一些应用性要求直接等同于哲学中的方法论要求，如将“先进健康的文化促进社会发展”和“落后腐朽文化阻碍社会发展”，直接等同于“一分为二、全面看问题：既要看到优点，又要看到缺点”。二是基于上述误读而产生出新的错误推断，如将“发展先进健康有益文化、坚决抵制和依法取缔落后腐朽文化”直接等同于“树立正确的意识，克服错误的意识”。此类教学中的应用性错误，是违背思想政治课教学本意的，必须加以纠正。
第一，严格区分《文化生活》理论的应用要求与哲学原理的方法论要求。哲学原理的方法论要求，是抽象的、一般意义上的要求，不同于具体某一领域内的具体的应用性要求。如唯物辩证法中的“一分为二”的方法论要求，不是具体意义上的、仅仅要求区分出优劣好坏，而是源于矛盾哲理的一种一般意义上的方法论原则。它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由两个对立面构成，而且相互间存在既对立又统一的属性，双方是相互依存、共同存在、不能分割，所以想问题办事情要求做到全面。而《文化生活》中一些理论知识在应用时的要求，只是局限于文化领域中，如对“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精神力量”理论的实际应用要求，只是具体地要求做到：将文化分为优秀的文化和落后的文化，既要看到优秀文化具有的积极作用，又要看到落后文化具有的阻碍作用。
第二，正确把握《文化生活》理论知识的应用要求与哲学原理方法论要求间的关系。哲学原理的方法论要求与《文化生活》理论知识应用要求间的关系，同样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前者存在于后者之中并通过后者表现出来，后者以前者为指导、是前者在文化领域中的具体运用。因此我们在《文化生活》知识教学时，完全可以以一般哲学方法论要求为指导，展开相关《文化生活》理论知识应用要求的教学。如以“一分为二”全面看问题的方法论要求为指导，开展。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精神力量”理论应用要求的教学：阐明文化的作用不是唯一的、单向的，既要看到有可能起到积极作用的一面，又要看到有可能起到阻碍的消极的一面，还要考虑这两方面同时存在、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可能等。同时也可以通过对《文化生活》理论知识应用要求的教学，进一步增强学生对哲学原理方法论要求的理解和把握。如通过对文化作用的两面性的认识，认识到树立起全面看问题的方法论意义。
第三，以哲学原理的方法论要求为指导，更深入、更准确地理解《文化生活》理论知识的应用要求。如矛盾及其普遍性原理要求我们坚持用矛盾观点看问题，做到“一分为二”，寻找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以此为指导，理解《文化生活》中“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精神力量”理论知识的应用性要求时，就能更深入、更准确地明白：文化具有不同类型和不同性质，要求我们既要看到文化对社会发展有着积极促进作用的一面，又要看到它还具有消极阻碍作用的一面，要具体分析和揭露不同性质文化给社会发展带来的问题并设法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样，意识具有能动作用，正确的意识指导人的实践活动，促进事物的发展，而错误的意识则将人的实践活动引向歧途，阻碍事物的发展。以此为指导，理解《文化生活》中“文化与生活”理论知识的应用性要求时，就能更深入、更准确地明白：先进健康的文化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的成长，落后腐朽的文化则危害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的成长，所以我们要鼓励、支持和大力发展先进健康的文化，坚持抵制、依法取缔落后腐朽的文化。
大学生实事求是论文【第三篇】
关键词理论联系实际；马克思主义；学习
毛主席的著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是1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树立正确学风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的伟大历史意义，不仅在于为统一党的思想，增强党的团结，改进党的作风，从而为党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准备了精砷的条件，而且在今天仍然是规定我们党的正确作风，正确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思想武器。
一、《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提出
在我们党的幼年时期，由于理论上的准备不足，对中国国情认识的不充分，还很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的具体革命实际，一些人常常离开中国国情来空谈马克思主义；又由于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我们党内曾多次出现过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俄革命经验神圣化、绝对化的错误倾向，使中国革命遭受了惨重的损失。特别是1931年至1934年间，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先是断送了党在白区的工作。后是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放弃根据地，进行长征。在这样惨重的失败面前，全党同志开始认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为了从思想上理论上进一步总结王明等“左”倾错误给革命造成的严重危害和惨痛教训，着重解决好党内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问题，教育全党真正树立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革命学风，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这篇向党内教条上义猛烈开火的战斗檄文，号召全党同志“改造我们的学习”。
二、《改造我们的学习》的基本内容
1.回顾历史，总结经验
在这一部分中，毛泽东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周年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同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由在党幼年时期的肤浅、贫乏认识到更多、更丰富的了解与运用，并在历史发展进程的实践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毛泽东总结历史经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革命就会焕然一新。
2.认真分析我党存在的三大坏学风
毛泽东总结我党存在的缺点，通过深入的分析指出了我党存在的三大坏学风，它们分别是：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用。经过认真分析指出三大坏学风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违背了马克思主义。
3.深入对比“主观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两种态度
毛泽东把主观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两种态度做了鲜明的对比。在主观主义态度下，就是对周围环境不做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地工作，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态度和思想路线则是对周围环境做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不割断历史，不单懂希腊还要懂中国；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就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从中找立场、观点和方法。
4.改造我们学习的具体方法
改造我们具体方法有：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
三、《改造我们的学习》对当代大学生的启示
1.大学生要坚持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
《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把主观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两种学风、态度、方法和思想路线做了鲜明的对比，最终得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态度和思想路线则是科学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指导地位的实质，是把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际相结合，解决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当代大学生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使命，是建设国家的主力军，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在大学期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提高自身修养，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增进对世界的了解，增强辨别真伪的能力，提高解决学习、生活乃至社会建设和改革中各种实际问题的能力，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人民服务。
2.大学生要树立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规定的思想路线，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认真学习，但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教条，而要把它当作行动的指南，努力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能生吞活剥。《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实事求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质就是党性的表现，理论和实际统一的作风。毛泽东关于什么是实事求是，怎样做到实事求是的论断，打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极大的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实事求是也内在地包含了“实事求是”严谨学风的本意。由此可见，“实事求是”的本意就是与大学生最密切相连的重要品质，求知求学必须根据实证，求索真相，踏踏实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从社会到校园，各种诚信缺失的行为屡见不鲜，放眼今天的大学校园，论文抄袭、考试作弊、学风浮躁的现象十分突出。因此，我们不仅需要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教学中倡导严谨的学风，还需要进一步弘扬踏实做事、诚信做人的重要品质。
3.大学生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是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最基本最深刻的总结，是我们党的优良思想作风和学风，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理论联系实际的前提是对于理论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对于实际也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如《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所说，实现理论联系实际，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
当代大学生，面对跨世纪的宏图和历史赋予的重任，我们不仅认识到《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的重要性，更真切地感到学习“有的放矢的态度”的迫切性。作为新时期的大学生一定要注重理论知识的学习，而不是成为一个只拥有一纸文凭，而没有真才实学的大学生。尽管理论知识很重要，但是如果不能把自己的所学服务于社会，不能很好的联系实际，那么理论的学习也是白费徒劳。因此，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并将其较好的联系实际，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更好的为社会服务。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1：801.
[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94：39，143.
[3]李芝兰。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J].江西社会科学，2001（12）.
大学生实事求是论文【第四篇】
我是一个极为幸运的人，在我的一生中，有众位引领我走进学术殿堂的启蒙老师，有一批教我学问和为人受益终身的导师。在这众多的老师中，最让我感激的是恩师刘守华先生，他是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故事学会副主席、中国“山花奖”民间文艺学术成就奖获得者。我作为刘先生研究生的开门弟子，无论在为学还是在为人方面，刘先生的引领和教导对我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给我的帮助甚大，是我一生学习的楷模。
一。对学术踏实严谨，勇于创新
刘先生时常告诫我们，做人要诚实、做事要踏实、说话要真实。在学术上一定要实事求是，来不得半点虚假；搞科研一定要踏实，切忌浮躁与功利心太重。严谨的学术作风，较高的科学素养、良好的科研习惯，是做好学问的重要基础。刘先生是一个为人极为诚实、做事极为严谨的人。在教学上，他认真对待每一门课，认真备课，仔细讲解，采取专题式讲授与学生研讨相结合的方法。对于一些难以下结论的问题，让大家进行充分的讨论，将问题辩清，辩明。在学习上，他提倡问题式、研究性的方法，鼓励学生踊跃发表自己的见解，不要迷信权威，要独立思考，勇于创新。我们民间文学教研室经常举行学术研讨会，在每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刘先生总是聚精会神地听大家讨论，并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发表自己建设性的意见，这种启发性的教学使学生受益匪浅。
刘先生虽然为人很低调、生活很简朴、思想很传统，但做学问却是一个接受新的学术思想很快、极富创新的人。他反复强调：“做学问应该高瞻远瞩，把视野放宽些，多学习吸收新的东西，在多个学科之间寻求创新的灵感。”他虽然强调学生应以学习为本，多读书，但从不主张死读书，读死书。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刘先生就率先在国内利用比较研究的方法研究民间文学，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芬兰历史地理学派分析民间故事流传路径和原型的方法，用俄罗斯普罗普结构主义理论分析民间故事的叙事结构及其规律，用弗洛伊德、荣格精神分析学派理论研究民间文学中的潜意识、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现象。那时他还邀请美籍华人、国际著名的民间文艺家、《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的作者丁乃通先生，俄罗斯最著名的汉学家李福清院士，时任美国民俗学会会长邓迪斯教授、以及日本东京都立大学人文学部教授饭仓照平先生等一批国际著名学者来为学生开设学术讲座和作学术报告。这些大大开阔了我们学生的学术视野，深刻影响了学生的学术研究与发展。受其影响，我当时与人合作翻译出版了丁乃通先生的《民间文学民间办――一个新生事物在中国》《云中落绣鞋――中国及其邻国的AT301型故事群在世界》《高僧与蛇女――东西方“白蛇传”型故事比较研究》等论文，后来结集出版了丁乃通的翻译著作《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研究》。我还学习借鉴国外比较研究方法，在《外国文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挪亚方舟”与“努哈方舟”――〈圣经〉与〈古兰经〉中洪水神话比较研究》《一个机智人物故事的原型与流传――AT1635A型故事的中国原型探寻》等系列论文。
为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提高创新研究能力，刘先生除了要求我们在各自的研究课题中积极主动、开拓创新、发挥各自的才能外，还鼓励我们参加他所承担的科研项目，在学生中营造出浓厚的创新氛围，培养创新能力。在研究生期间，我就参加了刘先生的国家教委“九五”规划重点研究项目“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与传承研究”。在刘先生的指导下，我学习到了开展课题研究的基本方法，懂得了学术创新的道理，为后来自己申报和开展各级各类科研课题奠定了基础。至今我已经申报和完成了部级和省部级重大和重点项目10多项，获得10多项省部级以上学术奖励，这都得益于先生当年给我的学术指导和研究历练。
二。对事业坚持不懈、追求卓越
刘先生常常教导我们：做学问首先要学会做人，做人与做学问同样重要。先生从教从研60多年所表现出的对学生的精心培养和严格要求，以及尊敬先师、尊重同行，对事业坚持不懈、追求卓越等高尚品格和学术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我们常常会对他那种淡泊名利、视学问为生命、毕生追求“真善美”的风范“高山仰止”。
刘先生认为，人生不会一帆风顺，难免有不如意事，但要把握住自己的正确方向，毋为一时得失所惑。在学术的道路上，应当怀有对学术的敬畏和热爱之心，要有耐心、恒心和自信心，不为名利所累、坚持不懈、戒骄戒躁，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前行。学术研究工作是非常辛苦和艰难的事情，一旦我们确定一个研究方向以后，尤其是对于进入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而言，其研究过程是一件非常艰难和困苦的事情，这就需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坚守的心态和坚强的毅力是进行学术研究并能获得成功的基础。为了学问，无论是面对三年自然灾害那样的生活窘境，还是直面那样的政治干预；无论是置身商品经济下的金钱的诱惑，还是处于当今行政权利和学术功利的吸引，任天边云卷云舒，任世间人情冷暖，刘先生始终不渝追求学术，追求真理。为做学问耐得住寂寞，忍得住清贫、坐得住冷凳，六十多年如一日痴心不改。刘先生的这种对学问情有独钟始终不渝的精神成为我学习的榜样。我无论是在基层做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还是在学校做行政管理工作，我的定位非常明确：学术研究是我毕生的追求，我不曾丝毫动摇；行政工作是我分内的职责，我必须恪尽职守。我从没有放弃过对学习的爱好与对学问的追求，利用所有可以被利用的时间看书学习，不断提高，坚持研究，力求有所创新。
刘先生认为，在寻求真理的道路上，我们更应当要严格要求，要有敢于付出、不畏挫折、勇于挑战、追求卓越、精益求精的精神和勇气，因为机遇与挑战往往并存，成功与付出常常同在。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刘先生虽然平时和蔼可亲，但他对我们的学术研究要求却非常严格，他常说：“学术研究不能马虎，不能急功近利、不能墨守成规，而应该精益求精，在掌握大量现有理论的基础上，还应对其抱有怀疑的态度，要有向前人、向大师挑战的勇气。通过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争取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取得突破。”如刘先生苦心经营8年完成的67万字学术巨著《中国民间故事史》，从材料发掘、体系建构到文本论析，都具有原创性与开拓性。出版后深受国内外学者好评。中国民间文学泰斗钟敬文先生撰文称赞此书为民间故事历史形态研究这一新的课题作“繁难的开创性工作”、“有重要的开创意义”。中国故事学会主席姜彬写道：“现在可以说我们有了一部可与世界名著相媲美的自己的学术著作。”
刘先生的言行时刻影响着我，让我深刻体会到踏实严谨、追求卓越的学术态度对一位科研工作者来说是多么的重要，这鞭策着我在学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并力图取得一定的学术成果。我曾在拙著《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探析》自序中这样写道：“作为一个文学和文化研究者，我有着传统知识分子的清高孤傲、特立独行的品格；作为一个高校行政人员，我也始终秉持现代管理者严笃务实的作风和开拓进取的精神。我取得的每一分成绩都源于对丰富人生富矿锲而不舍的钻探，对治学和工作精益求精的要求，以及对自我价值的不断思索、实现和超越，当然更得益于许许多多亲人、领导、师长和朋友们的关心、鼓励与帮助。”刘先生的鼓励与帮助更让我受益终身。从刘先生身上我想到，现在的知识分子物质待遇已经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各方面条件比他们的老师辈要好得多，可是就是有些人不安于现状，追名逐利，放弃学术追求、挑战师德底线，为人，说假话、办违心事，甚至是违法乱纪；为学，发文章抄袭剽窃、做科研急功近利、为师卑微低俗，这些学者在条件好的情况下反而自己放弃尊严，亵渎“教授”和“导师”这个神圣的荣誉，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三。对于学生因材施教，关爱备至
人的全面发展是以人的个性发展为基础的，就教育的本质来说就是善于发现学生的个性化的才能和潜能，实施因材施教，促进学生个性发展。为了解学生的学术特长与个性，每届新生开学时，刘先生都会组织学生召开交流会。通过与学生的交流与沟通，充分了解新生各自的兴趣爱好，专业特长，发现了每个人身上所具有的特质，包括优点和有待进步的地方，并依此来指导学生选择合适的研究方向，力求做到各取所需，各驰所长。作为刘先生的学生，我们都能很好地得到刘先生因人而异的个性化教育。
刘先生认为浓厚的兴趣爱好和好奇心是进行创新的原动力。他十分看重学生的学术兴趣和好奇心，鼓励学生发展个性，勇于创新。我出生在农村，从小对民间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进入大学后，我听了刘先生的“民间文学概论”课，这更加引起了我对民间文学问题的强烈好奇心。当我把自己的兴趣和希望进一步探究民间文学问题的想法给刘先生谈了后，他积极鼓励我要保持这难得的兴趣，支持我学习和研究民间文学，希望我好好学习相关理论打好基础，从小处入手开始研究。是恩师的授课风范，以及对我的期望引领我这个无知小子开始学习钟敬文等民间文学大家的论著，激发我学习和研究民间文学的兴趣。1982年秋，我在选自己的学士论文选题时，选了刘守华先生指导的民间故事研究方面的选题。在研究具体选题上，他尊重我个人的意愿并加以正确引导。我综合有关资料写了开题报告向他请教，很快刘先生就其中的选题、目的、意义、创新，以及内容、结构和方法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意见，还为我提供了大量参考资料。还有几次还专门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耐心细致地讲授如何研究和写作等具体问题，不厌其烦地悉心指导我修改论文，后来还将这篇论文推荐到有关学术刊物上发表。1985年我考取民间文学研究生，有幸成为刘先生带的第一届研究生。由于我对民间故事有着特别的兴趣，对中国古典小说有着特别的爱好，刘先生根据我学术兴趣特点和发展潜质为我量身定制了一份学习和研究民间叙事与作家叙事关系的研究生计划，我后来的学术道路就是沿着这一规划延续和发展的。在其后我出版并获得国家大奖的《郑振铎与民间文艺》《中国民间文化与新时期小说》《中西通俗小说叙事：比较与阐释》等著作，都是按照这一研究计划进行的，即便是后来我根据时代社会发展需要研究文化产业，但其研究功底和主体内容也还是基于民间文化的。可以说当初刘先生为我定制的这份学术规划，不仅完全符合我学术个性与发展实际，而且也成就了今天我的学术梦想。
从刘先生身上，我不仅学到了民间学方面的专业知识，而且在治学态度、方法、写作乃至为人处世等方面也受益匪浅。在培养学生方面，给我印象很深的还有，他积极支持研究生参与涉及专业的各种学术活动，鼓励研究生撰写论文，争取在会上发言宣读，或在学术刊物上发表。1985年全国机智人物故事学术研讨会在湖北咸宁举行，那时我刚上研究生，对民间文学的研究才刚刚入门，但刘先生仍鼓励我积极写论文参加会议。在刘先生的悉心指导下，我撰写了《笑与机智》一文在会议上进行交流，受到与会代表的好评；1986年全国孟姜女学术讨论会在上海举行，在刘先生的鼓励和指导下，我撰写了《孟姜女传说在湖北》的论文在会上交流，得到与会专家的充分肯定，经刘先生的推荐这篇文章还在《江汉论坛》1986年第10期上发表。拙作能在全国重要会议上交流和在重要刊物上公开发表，这对于我一个刚入门的学生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钻研民间文学的劲头更加高涨。从那时起，我坚定了学习和研究民间文学的志向和信心，决心追随刘先生，在学术上不断攀登。
在学术上，刘先生是我的引路人和榜样，给了我受益终身的教诲，开启了我的学术智慧；在生活中，刘先生对我像长辈对孩子一样，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让我感受到父爱般的温暖。让我难忘的是，我大学毕业留校不久，一次突然生病了，恩师主动帮我找医生、送我上医院，还多次与师母一起到医院安慰我，给我送好吃的。令我终身难忘的还有，有几次我春节不能回家，先生将我叫到他们家里去团年，让我不再孤独，感受到家庭般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