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墙设计【精彩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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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文化的“文化”障碍【第一篇】

不过，由于中西方在社会文化与生活习俗上存在着如此大的差距，如果我们简单照搬西方绩效管理的理论而不考虑本国长期的历史文化特征，将势必导致绩效管理和绩效文化在本国的“水土不服”。

在《绩效主义毁了索尼》中，索尼前常务董事天外伺朗用一个“毁”字来描述绩效管理之于索尼的负面影响，不禁让人在震撼之余，不得不对绩效管理进行重新思考。

日本尚如此，受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崇尚“面子”、保持“一团和气”的中国企业，在推行“绩效为先”的绩效文化时就显得艰难。

面子问题。

中国人爱面子是天下闻名的，如果一件事让他在实利上吃了亏，但却有相应的精神上的好处，即有了面子，那么他大抵是会高兴的。反之，如果丢了面子，即使得了实利的好处，心里也会残留一个疙瘩，若是这个面子丢大了的话，似乎到了终老都会耿耿于怀。

为了照顾员工的面子问题，企业考核主体往往将员工的问题归咎到客观原因上，因为这样子即使员工表现再不好也不会丢面子。企业中崇尚“老好人”文化：为了不得罪人，大家在做绩效考核时都不愿意做反面的评价，免造成情感上的主观伤害。还有，企业在实施绩效评估时也不像西方那样的正式和公开，相对更加隐藏。在公布评估结果时，也只是公布较好的结果，对于较差和不合格的评估结果，往往为了顾及面子而不予公开。

“中庸”之道。

很多企业管理者更愿意充当“好好先生”，在绩效评估时更多地采取折中的处理方式，因而使得绩效评估结果趋于平均化，要在企业中把员工分出个三六九等比较困难，这也是绩效管理制度中规定绩效考核结果等级分布成为一纸空文的主要原因。

曾经有研究表明，在中国文化环境中，如果公司的最高奖项连续三年被某位员工获得，那他一定会被嫉妒所包围。此后，在这个公司里，他将找不到太多的合作伙伴。因为公司里的业务大部分是要通过团队协作来完成的，总是激励个人，反而损害了团体协作氛围。

巴蜀文化：道教文化【第二篇】

正一道即天师道。天师道是张道陵创立并由其子孙世袭相传，以老子为教主，道为最高信仰，符录斋醮为手段，以追求长生不死和成仙为最高境界的一种宗教组织。由于张道陵开始炼丹修道于龙虎山，于是龙虎山可称为中国道教第一山。张道陵是中国道教创始人，他是道教祖天师，又称第一代天师。

张道陵，原名张陵，字辅汉，祖籍沛国丰(今江苏丰县)人，于东汉建武十年(公元34年)正月十五日生于浙江天目山，汉留候张良九世玄孙。少入太学，7岁读道教德经，十余遍而达其旨，咸通天文、地理、五经，通习坟典，所览无遗，从学者千余人。天目山南30里，西北80里，皆有他讲学之所。东汉明帝永平二年(公元59岁)，他26岁，任巴郡江州令(在今四川重庆)，但他素喜黄老清静养身之道，认为当官“无益于年命”，从而弃官隐修长生之道。汉章帝、和帝时隐居洛阳北邙山等地，修炼气功。汉章帝建初五年(公元80年)，朝廷征为博士，称疾不起;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征为太博，封冀县侯，三诏不就。次年，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他已57岁，携弟子王长游淮入鄱阳，登乐平雩子峰，溯信江入贵溪云锦山炼“九天神丹”，“丹成而龙虎见，山因以名。”

张道陵在龙虎山用三年时间炼成九天神丹后，已六十余矣，吃了神丹容貌益少，“返老还童”，像30岁左右的人。接着又在龙虎山东北边的西仙源壁鲁洞，得神虎秘文，并建立天师草堂，广传弟子，为人治病，到他经嵩山二人巴蜀时，已经90多岁了。

由此可见，张道陵在龙虎山炼丹修道讲课时间长达30余年，这段不算短的日子，是他炼丹学道的遗址“炼丹池”、“濯鼎池”、“习升台”、“天师草堂”等遗址仍在，壁鲁洞中的石灶石床石几俱存，多种史籍均有记载，多处遗址历历可考，正如葛洪在《神仙传》中所述：“陵初入龙虎山，合丹斗剂，虽未冲举，已成地仙。”可见他那时的道学功底已经相当深厚了。

关于张陵的降生和在龙虎山炼丹，《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十八中有两段充满神奇色彩的记载：

“母初梦天人自北斗魁星中将至地，长丈余，穿绣衣，以蘅薇香授之，既觉，衣服居室，皆有异香，经月而不散，感而有孕，于东汉建武十年甲午正月望日，生于吴地天目山。时黄云覆室，紫气盈庭，室中光气如日月......”

“弟子有王长者，习天文通黄老，留侍左右，遂散学徒，以清虚淡薄为务，不交人事，王长负书行歌，同往云锦山居(即江西贵溪龙虎山，因“丹成而龙虎现”，故改甸为龙虎山)，而真人修玄玄之道，后乃按方炼龙虎大丹，一年有红光照室，两年有五云覆鼎，夜不假烛，仿佛有青龙白虎各一，常练丹鼎，三年丹成，真人年六十余，铒之而容颜益少，若三十许人。”

张道陵第二次携弟子王长嵩山人巴蜀已过九十高龄。为什么耄耋之年还要入蜀，一是“闻蜀人多纯厚，易于激化，且多名山”，对创教有利;二是“闻巴蜀疹气危害人体，百姓为病疫灾厄所困”，他要继续用符、丹为人治病，佐国佑民。入川后，他先居阳平山，后住鹤鸣山，还到了西城山、葛溃山、秦中山、昌利山、涌泉山、真都山、北平山、青城山，精思炼志，著作道书24篇，足迹遍及巴蜀、陕西等地。他收徒设教，建立道教基层组织，凡入道者须出信米五斗(汉时一斗等于现在二升，五斗即等于现在一斗)，“付天仓”以备饥荒和作“义舍”之用。

顺帝汉安元年(公元142年，时张陵109岁)，五月一日，“太上亲降”，授以三天正法，命陵为“天师”，又授正一科术要道法文。其年七月七日，又授(陵)《正一盟威妙经》，重为“三天法师正一真人”。“汉安二年(公元143年)，太上以汉安二年正月七日申时二十四治，付天师张陵奉行布化。”自此功成道著分领二十四治，第子户至数万，道教遂大行于巴蜀一带。东汉恒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张陵123岁，是年九月九日，将诸秘录、斩邪二剑、玉册、玉印授长子衡，乃与夫人雍氏登云台峰，白日升化。

自“祖天师正一道”创立以来，历为道教所尊，认为它是正一盟威之道，是伐诛邪伪、整理鬼气、统承三天、佐国佑民、新出治世的真道，即真一无二的正道。时人尊张道陵为人天之师，又称天师道。宋元以来，三山符录统归龙虎山，遂统称为正一道，以区别金元之际在北方兴起的全真道。

关于张陵创立道教的过程，《道藏》多处记载，葛洪在其所著《神仙传》中说：“......闻蜀人多纯厚，易可教化，且多名山。乃与弟子入蜀，住鹤鸣山，著作道书24篇，乃精思炼志。忽有天人下降，千乘马骑，金车羽盖，骖龙驾虎，不可胜数。或自称柱下史，或称东海小童，乃授陵以新出正一盟威之道。陵受之，能治病，于是百姓翕然，奉事之以为师。弟子户至数万，即立祭酒，分领其户，有如长官......”

中国文化精髓茶文化【第三篇】

中国茶道是修身养性，追寻自我之道。静是中国茶道修习的必由途径。如何从小小的茶壶中去体悟宇宙的奥秘？如何从淡淡的茶汤中去品味人生？如何在茶事活动中明心见性？如何通过茶道的修习来澡雪精神，锻炼人格，超越自我？答案只有一个静。

老子说：至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庄子说：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伏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老子和庄子所启示的虚静观复法是人们明心见性，洞察自然，反观自我，体悟道德的无上妙法。

道家的虚静观复法在中国的茶道中演化为茶须静品的理论实践。宋徽宗赵佶在《大观茶论》中写道：茶之为物，冲淡闲洁，韵高致静。

徐祯卿《秋夜试茶》诗云：

静院凉生冷烛花，风吹翠竹月光华。

闷来无伴倾云液，铜叶闲尝字笋茶。

中国茶道正是通过茶事创造一种宁静的氛围和一个空灵虚静的心境，当茶的清香静静地浸润你的心田和肺腑的每一个角落的时候，你的心灵便在虚静中显得空明，你的精神便在虚静升华净化，你将在虚静中与大自然融涵玄会，达到天人和一的天乐境界。

在茶道中，静与美常相得益彰。古往今来，无论是羽士还是高僧或儒生，都殊途同归地把静作为茶道修习的必经大道。因为静则明，静则虚，静可虚怀若谷，静课内敛含藏，静可洞察明激，体道入微。

中国是中国茶的故乡，也是中国茶文化的发源地。中国茶的发现和利用，在中国已有四五千年历史，且长盛不衰，传遍全球。茶是中华民族的举国之饮，发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朝，始于宋代，中国茶文化糅合了中国佛、儒、道诸派思想，独成一体，是中国文化中的一朵奇葩！我国茶区辽阔，茶区划分采取3个级别，即一级茶区（以西南、江南地区蓝海舰队为代表），二级茶区（以西北、江北奥蓝特为代表），三级茶区（以华南地区捷盟为代表）。同时，茶也已成为全世界最大众化、最受欢迎、最有益于身心健康的绿色饮料。茶融天地人于一体，提倡“天下茶人是一家”。

茶文化的内涵其实就是中国文化的内涵的一种具体表现，谈茶文化必须结合中国汉文化而论之。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谓，茶文化的精神内涵即是通过沏茶、赏茶、闻茶、饮茶、品茶等习惯和中华的文化内涵和礼仪相结合形成的一种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征的一种文化现象，也可以说是一种礼节现象。礼在中国古代用于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礼作为中国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汉族精神素质的修养起了重要作用；同时，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礼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和中国的一些生活中的习惯与形式相融合，形成了各类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茶文化是中国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文化。中国不仅是茶叶的原产地之一，而且，在我我国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至今仍有着丰富多样的饮茶习惯和风俗。

中国何时开始饮茶，人人言殊，莫衷一是。唯大体上可谓开始于汉，而盛行于唐。唐以前饮茶，《茶经》卷下《六茶之饮》概为言之，谓：“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齐有晏婴，汉有扬雄、司马相如，吴有韦曜，晋有刘琨、张载、远祖纳、谢安、左思之徒，皆饮焉。”但多非史实。纵是史实，非加申述，亦不易明。《茶经》云：神农《食经》“茶茗久服，有力悦志”(刘源长《茶史》卷一)。陆羽《茶经》以为饮茶起于神农氏，然《食经》为伪书，尽人皆知，不足为据。《尔雅》有“苦荼”之句，世以《尔雅》为周公时作品，谬以为饮茶自周公始，不知《尔雅》非作于周公。不足为饮茶起始之证。

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饮茶的习惯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所以，很多人认为饮茶就是中国人首创的，世界上其它地方的饮茶习惯、种植茶叶的习惯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中国传过去的。

（1）神农时期：唐·陆羽《茶经》：“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在中国的文化发展史上，往往是把一切与农业、与植物相关的事物起源最终都归结于神农氏。归到这里以后就再也不能向上推了。也正因为如此，神农才成为农之神。

民间传说而衍生出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茶是神农在野外以釜锅煮水时，刚好有几片叶子飘进锅中，煮好的水，其色微黄，喝入口中生津止渴、提神醒脑，以神农过去尝百草的经验，判断它是一种药而发现的，这是有关中国饮茶起源最普遍的说法。另有说法则是从语音上加以附会，说是神农有个水晶肚子，由外观可得见食物在胃肠中蠕动的情形，当他尝茶时，发现茶在肚内到处流动，查来查去，把肠胃洗涤得干干净净，因此神农称这种植物为“查”，再转成“茶”字，而成为茶的起源。

（2）西周时期：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巴志》：“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茶蜜皆纳贡之。”这一记载表明在周朝的武王伐纣时，巴国就已经以茶与其他珍贵产品纳贡与周武王了。《华阳国志》中还记载，那时已经有了人工栽培的茶园。

（3）秦汉时期：西汉·王褒《僮约》：现存最早较可靠的茶学资料是在汉代，以王褒撰的僮约为主要依据。此文撰于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正月十五日，是在茶经之前，茶学史上最重要的文献，其文内笔墨间说明了当时茶文化的发展状况，内容如下：

舍中有客。提壶行酤。汲水作哺。涤杯整案。园中拔蒜。斫苏切脯。筑肉臛芋。脍鱼炰 鳌。烹茶尽具。哺已盖藏。舍后有树。当裁作船。上至江州。下到煎主。为府椽求用钱。推纺恶败。傻索绵亭。买席往来都洛。当为妇女求脂泽。贩于小市。归都担枲。转出旁蹉。牵牛贩鹅。武阳买茶。杨氏池中担荷。往来市聚。慎护奸偷。

“烹荼进具”，“武阳买荼”，经考该荼即今茶。由文中可知，茶已成为当时社会饮食的一环，且为待客以礼的珍稀之物，由此可知茶在当时社会地位的重要。近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发现陪葬清册中有竹简文和木刻文，经查证即“槚”的异体字，说明当时湖南已有饮茶习。

（4）春秋时期：《晏子春秋·内篇杂下》谓“晏子相齐，衣十升之布，食脱粟之食，五卵、苔菜而已”，以为饮茶(即茗)始于春秋时代。然《晏子春秋》亦非齐晏婴所作，根本难以成立。且万蔚亭辑《困学纪闻集证》卷八下云：“(槐按)今本《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作三弋五卯苔菜，考《御览》卷八百六十七引作茗茶，载入茗事中……”虽作茗，然既言茗茶，恐非茗饮之茗。故茗饮之事不见于经。世又以诗之“谁为茶苦”，为饮茶之证，不知此茶乃苦菜之荼，非“荼苦”之茶，不能张冠李戴。似此春秋战国恐无饮茶之风，故《周礼·天官·家宰第一》言浆人供王之六饮，一曰水，二日浆，三曰醴，四曰凉，五曰医，六曰酉。尚未见饮茶。

自汉以后，饮茶之记载，时有所闻，三国时吴孙皓每饮群臣酒，率以七升为限，韦曜不过两升，或为裁减，或赐茶茗以当酒(《三国志·吴志·韦曜传》)，以时茶茗，恐已为招待宾客之用，不然，宴会中，何以有茶? 晋张华尝谓“饮真茶，令人少眠”(张华《博物志》)，是晋亦有饮茶之风，所以茶茗之起，由来已久，宋裴汉《茶述》谓：“茶起于东晋，盛于今朝(宋朝)。”固误。《洛阳伽蓝记》谓饮茶始南朝梁武帝天监年间，尤误。所谓饮茶之风，开始于汉魏则可，盛行于汉魏则不可，因南北朝时，此风尚未普遍，何论于汉魏，关此《茶史杂录》引逸事两则如下：

齐王萧初入魏，不食羊肉酥浆，常饭鲜鱼羹，渴饮茗汁，京师士子，见萧一饮一斗，号为漏卮，后与高祖会食羊肉酪粥，高祖怪问之，对日，羊是陆畜之宗，鱼是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各称珍。唯茗不中，与酪作奴，高祖大笑，因号茗饮为酪奴，他日彭成王掘献谓萧曰：“卿明日顾我为卿设荼莒之餐(即鱼)亦有酪奴。”

黄现璠《古书解读初探》谓：“北朝后魏京师士子，见齐王萧饮茶，引为怪异，号为漏卮;由后之说，尤养特欲为萧正德备茶，则一为少见多怪，一非家常用品，最少足以证明其非普通用物，不然，亦非北朝鲜卑族用物，此时饮茶，恐限于某地，行于某阶级，实非普及民众，故只能谓为饮茶之开始时期。而饮茶风气之兴，始于唐代。唐代民众喝茶成癖。东坡诗云:“周诗记苦荼，茗饮出这世。”乃以今之茶为荼。自唐以来，茶以清头目，上下好之，庶民日饮数碗，确成风矣。”

萧正德归降时，元义欲为设茗，先问卿于水厄多少，正德不晓其意，答日:下官生于水乡，立身以来，未遭阳侯之难，坐客大笑。

由前之说，北朝后魏京师士子，见齐王萧饮茶，引为怪异，号为漏卮;由后之说，尤养特欲为萧正德备茶，则一为少见多怪，一非家常用品，最少足以证明其非普通用物，不然，亦非北朝鲜卑族用物，此时饮茶，恐限于某地，行于某阶级，实非普及民众，故只能谓为饮茶之开始时期。而饮茶风气之兴，始于唐代。唐代民众喝茶成癖。东坡诗云：“周诗记苦荼，茗饮出这世。”乃以今之茶为荼。自唐以来，茶以清头目，上下好之，庶民日饮数碗，确成风矣。

对于热爱奢侈品的人来说，摩纳哥是天堂。50万人民币每平方米的海景房足以吓退那些腰包半鼓的人，住在那里是“招摇式”挥霍最直接的奢侈表达。每年一度的摩纳哥世界顶级私人物品展，其顶级生活风向标的号召力足以让世界各地的贵族富豪意乱神迷。

2006年，古色古香、散发着浓郁的传统文化气息，沉静、内敛又略带东方神秘的论道·竹叶青代表中国第一次出现在顶级奢侈品展上，最高售价高达半斤3000欧元（3万人民币），倍受热捧。 “论道·竹叶青，它是中国乃至东方文化的完美代表，它展示了奢侈文化的另一种方向，即精神的奢侈，这是具有中国5000年文化积淀，才能产生的奢侈文化。” 竹叶青茶叶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这样对记者说道。

“论道竹叶青让中国的茶叶摆脱了了高价但不高贵的尴尬境地，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造就了论道！”在竹叶青茶叶有限公司产品经理刘志林先生看来茶叶最讲究地域血统，正如赛马的血统一样，别指望肆意混血的赛马跑出多好的成绩。

论道竹叶青产于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峨眉山万年寺海拔800~1200米的万年寺、黑水寺一带，居于群山环抱之中，终年云雾缭绕。 “论道竹叶青由经验最丰富的老采茶人，在严格限制的采摘时间内，挑选最新鲜、饱满、细嫩、完整的嫩芽，经过抛、抖、撒、抓、压、带……等18种复杂手法交替炒制而成。在500万颗高山独芽中，只能由茶叶顶级好手手工挑选出500g论道。而普通的茶叶只需要3到4万颗。为了实现论道的顶级品质，我们甚至要求必须细嫩、完整、叶形卷曲必须达到一定的弧度，而这些用于”海选“的独芽全部出自峨眉山东高山茶园的特殊区域，只有这样的`茶叶我们才把它称为论道！” 刘志林如是说道。

为了追求极端的品质完美，在高山地带生长茶叶所需的土壤，竹叶青都倾注大量心血悉心把控，“土壤太酸性或太碱性都不行，这是一整套很玄妙的艺术，需要时间、精力、耐性以及近乎疯癫的偏执。这些特殊区域里的种植土壤需要经过十年调理培育。为了解决茶叶运输中的变质问题，我们选择了就地炒制，在顶级论道的茶场里面，论道萌生温度，会由茶叶专家辅助调整，24小时仔细维持。甚至茶叶的运输也只靠人工或者马匹！”刘先生解释说。

在生产论道竹叶青的茶场里，你看不到任何现代化文明的痕迹。这些零零碎碎散落在山涧旮沓里面好像失落在远古文明之中，而茶树则不食烟火的生长。这种单纯使得“论道”因产量有限而显得弥足珍贵。

在论道竹叶青的决策者看来，这种常人难以理解的投入就是为了坚持寻找培育他们所满意和嘉赏的茶叶，而对于茶叶恒久不变的情感则是竹叶青企业文化的精髓。在刘志林先生眼中，他所追捧和寄寓遐思的竹叶青茶叶不是茶叶，而是不死的文化精魂。正所谓：一叶入魂，嚣尘中得和寂心气；七杯过后，困惑里识宇宙乾坤。汤色碧而绿，外形清朗秀美的竹叶青生长于李白笔下“蜀国多仙山，邈难匹”的峨眉山，“无可否认，对于奢侈品来说，原产地则意味着独特的产品和品牌属性，竹叶青生于洞天福地的峨眉山构成了我们独特的品牌联想力和区别性”。刘先生认为对于茶叶来说产地是第一位的，没有独特的地域性，茶叶是卖不上好价的。

然而生在洞天福地，如果不能制定严格的操作规范或者保证适度的产量，同样也不能诞生伟大而奢侈的品牌。“品质和市场规则是一圆点，产量就好像半径。没有圆点，你画不出漂亮的圆，半径太大，可以享用的人太多就不值钱；然而半径太小，你画的圆就越小，当享用的人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时候，你的品牌就不可能为人所知。所以我们必须找到合适的圆点，同样保证产量半径恰到好处。这些对于论道竹叶青来说，都是至关重要！”刘先生说。

论道竹叶青从一开始命名就煞费苦心，颇费周折，对于竹叶青来说，论道是对“平常心竹叶青”的品牌精神的再次升华。刘志林先生坦言竹叶青原本没有打算把论道做成奢侈品，只是希望通过论道来提升和拉动竹叶青的品牌形象，但是做着做着就越来越觉得顶级的竹叶青做不成奢侈品简直就是暴殄天物！因为论道有太多精神层面可以升华的东西，简直是可遇不可求。

峨眉山早在公元六世纪时，它已是全国著名佛教胜地。佛教称峨眉山为“光明山”，道教则称之“虚灵洞天”、“灵陵太妙天”。峨眉山山顶的光相寺，相传为普贤菩萨显灵说法的地方。峨眉山产竹叶青的历史悠久，约始于唐代。宋代乐史所撰《太平寰宇记》列眉州为产茶州县。宋代陆游有诗赞峨眉茶曰：“雪芽近自峨眉得，不减红囊顾渚春。”赞叹峨眉山所产的雪芽（竹叶青）可以同湖州所产的顾渚紫笋堪称举世无双。

刘先生认为，中国器物文化能上升到道的层次的唯有茶文化，茶道是茶与道的融合与升华。而论道出产的环境以及峨嵋独特的自然历史风貌，还有深厚的历史传承和积淀赋予了论道竹叶青太多的遐想空间，数千年积淀而形成的峨眉山竹叶青茶文化而呈现出的独特文化魅力不由让人击节而叹。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涵盖了中国人的精神价值观。道是天地万物的本体或本原，是存在之根据，是宇宙终极的推动力。在人得“道”即“知常”以后，纵然身亡，其精神也会与“道”一起常存，永垂不朽，即所谓“道乃久，没身不殆”， “道不可言，言而非也。”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有灵气的圣物，也是禅宗道仙、文人墨客谈论万物终极不可或缺的必需品，茶是从此岸世界走向彼岸世界的物质载体。

论道竹叶青的奢侈文化定位在重拾中国精粹文明，蕴涵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大师级好茶！论道竹叶青希望在这个大师或缺的年代，论道竹叶青可以与大师一样，历经一生，层层历练，直至精髓。无论世事怎么变化，依然独占世界之颠，被世人铭记。竹叶青甚至专门为论道的制作和筛选制定了“论道竹叶青的十二法则”，则更道出了论道层层历练的苛刻准则，将茶与道与人生演绎得淋漓尽致。

刘先生说，论道竹叶青清晰的目标受众是社会各个行业的巅峰人物，这种人群的基本特征是游离在大众之外，习惯独立思考，决策果断；他们加入了最好的高尔夫俱乐部，常常去登山潜水；他们将别墅建在远离城市的地方；平日里，有充裕的时间陪伴家人；穿布衣布鞋；在阳光下的花园里，平静享受生活；与人论道，与自然论道，善于自我内心的检视修炼……而饱含中国茶文化精髓的论道竹叶青内敛平和，决不招摇张扬，在峨眉千年茶史中历经世事，历练一生，所谓集大成者，大象无形，道隐无名。论道和它的目标受众在文化脉络上相通，这是论道之所以试水奢侈品市场的基本前提。

与其他奢侈品品牌张扬的品牌投入相比，竹叶青显得冷静沉默很多。“我们的受众只大众中极其细分的窄众，他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基本的生活轨迹都是a到b间的飞来飞去。对于顶级茶叶消费者来说，静是他们所追求的，论道的意境在于强调在致虚守静、无思无虑的状态中，与天地之道相契合，通过直觉神游的方法获得对世界本质的体认。如果大肆宣传，反而与论道所倡导的”平常心“的理念相冲突！” 刘志林先生解释说。

在市场和品牌推广方卖弄，论道竹叶青也在考虑组织以高端品鉴会，赞助高尔夫的形式在媒体上适度进行广告投放，但是与“平常心”的理念相违背的宣传炒作活动，论道都会回避。正因如此，迄今为止，论道竹叶青也只是“静静悄悄”赞助了中国围棋队。

对于名人代言，刘志林透漏论道竹叶青名人代言的筛选标准很高，一般人的境界难以达到与论道竹叶青所传达品牌意念相切合的标准。他们试图找到围棋棋圣吴清源先生做产品代言但是没有成功，“说服的难度很大，符合我们标准的人凤毛麟角，而且往往又不会愿意做商业代言”，这是让他感到很苦恼的地方。为了让顶级客户体验到论道的意境，竹叶青会盛情邀请vip到原生态茶场去体验，“的目的很单纯，让客户理解我们所传递的意念，仅仅是做生活体验，我们会回避生硬推销卖茶！”针对传统茶叶外包装浮夸、但是茶叶本身很少的特点，论道在包装上显得非常古朴，从古朴传统的理念着手，用精致素雅的传统漆器作为包装，而且分量很足，“基本放弃了小剂量的包装，目的是让顾客感受到购买论道竹叶青的超值感，买茶叶就是买茶叶，而不是买包装，买珠还牍是论道竹叶青力求回避的，顾客体验的心理落差是一定要避免的”。

论道目前的销售渠道只有直销、专卖店以及机场、星级酒店等特殊渠道，刘志林认为论道的渠道以后也会基本上只有这几类，不会太多，因为论道应该在“该卖的地方卖，不该卖的地方就是任何人出再多的钱也不卖！” 在他看来，真正喜欢论道的人都是知音，能够与论道在精神上产生共鸣，这种感情是一般人难以理解的，“在东南亚和日本一带，有些疯狂的买家会飞机上门恨不得拿着枪逼着你把所有的竹叶青都卖给他！”刘先生透漏由于稀缺性和巨大的市场空洞，论道的价格不会贬值，基本都有价格大幅上涨的空间。数年前的中国（成都）茶博会上，100克论道级竹叶青就曾经以万元天价拍卖成交。刘先生认为这就是论道竹叶青奢侈而又真实的市场价值表现。

在中国，著名茶叶大多以地域品类来命名， “西湖龙井”、“黄山毛尖”、“安溪铁观音”、“洞庭碧螺春、祁门红茶等名茶品种老百姓都耳熟能详，但中国茶叶无法回避一个现实，那就是在这些如雷贯耳的名茶品种之下知名的茶叶品牌却寥寥无几。 ”地域首先决定了茶叶的基因和血统。这是一个两难的命题，一方面，地域赋予了茶叶独特性和稀缺性，另一方面，这种基于地域性之上的品牌缺失和市场混乱使得茶叶竞争进入亚健康！“ 刘先生评价说。龙井和大红袍都曾风头正健，令各地茶商趋之若骛，遍地开花，由于龙井和大红袍商标并没有由一个法人单独持有，各路商家良莠不齐，以次充好、假冒伪劣等市场混乱和反常层出不穷，这种饮鸠止渴的做法极大降低了其中国名茶声誉。

以铁观音名冠天下的福建省安溪茶厂负责人吴小猛先生认为茶叶市场急待规范和解决的这种品牌的缺失问题，与茶叶产业的特性、经营宣传和市场规范等因素有关。这种品牌的缺失对于商家/消费者或者极品茶叶品牌建设本身来说都是一种折磨。福建省茶叶学会秘书长刘宜渠认为，茶叶市场的这种混乱的原因主要是一些中小企业实力不强，目光短浅，缺乏品牌意识，销售很不规范。此外，茶叶作为一种农副产品，生产很难规范，不可能工厂化大批量生产，家庭作坊式的茶叶生产与销售让茶叶品牌的形成显得先天不足。

当今中国顶级茶叶市场正如英国学者哈丁所提出了著名的”公有物悲剧“中描述的那样。假设有一个向一切人开放的品牌牧场，站在经济人的角度，毫无疑问，各个牧羊人（即厂商）为了获得更大的收益而增加更多的牲畜，但每个牧羊人所承担的却只是公用地（即品牌）退化成本的一部分。这样，”公共品牌牧场“将在牧羊人无节制的放牧中走向毁灭。诸如”龙井、碧螺春“之类只是一个品类品牌，犹如一个开放的牧场，而各个混乱的茶叶厂家作为这一品类”的“理性牧羊人”，并不会因为混乱的市场行为、品牌的恶化而为自己造成直接损失，相反为了利润的最大化，他们不惜通过不合理的市场竞争透支这些品类品牌，短时间内使自己的“羊群”能够长得更大更肥。而市场或者品牌也同样是一种稀缺性的资源，恶劣的竞争和毫无节制的使用将导致市场和品牌的透支，最终遭到毁灭性的崩溃。身处其中的牧羊人谁都知道过度放牧的后果，但却无能为力。因为品牌公有物是谁都可以使用，收益是自己的，而问题却可以留给大家共同分摊。

刘先生说，竹叶青也曾经有过类似的困惑。当竹叶青这一茶叶品类渐成气候的时候，争用此茶名、商标以及仿冒、假造的就多起来，每到采茶季节，来自沪、苏、浙、鲁及川内等地的客商甚至云集峨眉山，恶性收购并倾销茶叶，“鸡毛遍地”。竹叶青声名狼藉，以至于引发了各个企业争夺“竹叶青”商标的注册诉讼。幸运的是他的公司最终赢得了胜利，从而排他性独家拥有“竹叶青”商标的专用权。这场官司胜利的直接后果是在这个市场上只有峨眉山竹叶青茶业有限公司生产的茶叶才有资格叫做竹叶青，并且只有峨眉山竹叶青茶业有限公司才有资格对竹叶青的茶叶属性和品类进行甄别和分类，最终实现同一品相全国都是统一定价，而这种规范的统一定价不会让顶级消费者出现由于价格混乱导致的市场落差，这在全国茶叶市场可以说是仅此一例！

据悉，竹叶青到现在为止依然是中国十大名茶中目前唯一的注册商标，为竹叶青茶叶公司所独有，得益于此，竹叶青才得以一直坚持以“竹叶青绿茶品类”独立支撑“竹叶青品牌”的“单品类单品牌”发展路线，而对于陷入一片泥潭的龙井、碧萝春、信阳毛尖等品类品牌来说，这一直是一个终极梦想！刘志林先生提起当年的诉讼仍旧唏嘘不已：“幸运的是我们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只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如果没有那次排他性的胜利，竹叶青品牌也许早已胎死腹中，更不用提论道！”

当代——中华茶文化第四个高峰的开始

进入现代，传统的茶诗、茶词的创作仍在继续，郭沫若、赵朴初、聂绀弩、启功等均有佳作传世。茶事散文极其繁荣，二十世纪的文学家大都撰有茶文，其数量是以往历代总和的数倍乃至数十倍。鲁迅、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苏雪林、秦牧、邵燕祥、汪曾祺、邓友梅、李国文、贾平凹均有优秀茶文，个人出版茶事散文专集的，有林清玄的《莲花香片》、王旭烽的《瑞草之国》、王琼的《白云流霞》等。茶事小说更是异军突起，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南方有嘉木》、《不夜之侯》、《筑草为城》，荣获中国小说最高奖——茅盾文学奖。

艺术方面，有吴昌硕、齐白石、丰子恺、刘旦宅、范曾、林晓丹、李茂荣的茶事绘画，赵朴初、启功的茶事书法。老舍的《茶馆》常演不衰，茶歌、茶舞、茶乐是许多文艺晚会的保留节目。《请茶歌》、《采茶舞曲》、《挑担茶叶上北京》、《请喝一杯酥油茶》广为流传，家喻户晓。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沉寂了两百多年的中华茶道开始复兴。首先从台湾，继之是大陆和港澳。茶艺、茶道、茶文化团体和组织纷纷成立，计有台湾中华茶艺联合促进会、台湾中华国际无我茶会推广协会、台湾中华茶文化学会、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中华茶人联谊会、澳门中华茶道会、香港茶艺中心等，他们为普及中华茶艺，弘扬中华茶道，作出积极贡献。近年来两岸四地的茶道交流活动频繁，全国和地方性的茶艺赛、茶席设计赛也是经常举办。理论研究也异常活跃，近二十年出版的有关茶艺、茶道、茶文化着作的数量，超过中国历史上茶书数量的总和。并且，现代中华茶艺已走出国门，不仅传播到东亚、东南亚，还远传欧美。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华茶文化全面复兴，茶馆业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现代茶艺馆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遍布都市城镇的大街小巷。目前中国每一座大中城市都有茶馆（茶楼、茶坊、茶社、茶苑等）数十到数百家，此外，许多宾馆、饭店、酒楼也附设茶室。中国目前有大大小小的各种茶馆、茶楼、茶坊、茶社、茶苑5万多家，北京、上海各有茶馆（茶楼、茶坊、茶社、茶苑等）一千多家。在许多大中城市，茶馆的数量正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正是鉴于现代茶馆业的迅猛发展，中国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于1998年将茶艺师列入国家职业大典，茶艺师这一新兴职业走上中国社会舞台。2001年，又颁布了《茶艺师国家职业标准》，规范茶馆服务行业。茶艺馆成为当代茶产业发展中的靓丽的风景。

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由于所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以及生活风俗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饮茶风俗，如藏族酥油茶、维吾尔族的香茶、回族的刮碗子茶、蒙古族的咸奶茶、侗族和瑶族的打油茶、客家族的擂茶、白族的三道茶、哈萨克族的奶茶、苗族的八宝油茶、基诺族的凉拌茶、傣族的竹筒香茶、拉祜族的烤茶、哈尼族的土锅茶、布朗族的青竹茶等。当代，少数民族的茶文化也有长足的发展，新疆、云南等少数民族较集中的省区成立了茶文化协会。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和云南省思茅市联合举办了三届全国民族茶艺大赛，民族茶文化的异彩纷呈。

明代——中华茶文化的第三个高峰

明太祖朱元璋罢贡团饼茶，促进了散茶的普及。但明朝初期，延续着宋元以来的点茶道。直到明朝中叶，饮茶改为散茶直接用沸水冲泡。明人文震亨《长物志》云：“吾朝所尚又不同，其烹试之法，亦与前人异。然简便异常，天趣悉备，可谓尽茶之真味矣。” 明人沈德符的《野获编补遗》载：“今人惟取初萌之精者，汲泉置鼎，一瀹便啜，遂开千古茗饮之宗”。泡茶道在明朝中期形成并流行，一直流传至今。

现存明代茶书有三十五种之多，占了现存中国古典茶书一半以上。他们是朱权《茶谱》、顾元庆《茶谱》、吴旦《茶经水辨》、吴旦《茶经外集》、田艺蘅《煮泉小品》、徐忠献《水品》、陆树声《茶寮记》、徐渭《煎茶七类》、孙大绶《茶谱外集》、陈师《茶考》、张源《茶录》、屠隆《茶说》、陈继儒《茶话》、张谦德《茶经》、许次纾《茶疏》、程用宾《茶录》、熊明遇《罗岕茶记》、罗廪《茶解》、冯时可《茶录》、闻龙《茶笺》、屠本畯《茗笈》、夏树芳《茶董》、陈继儒《茶董补》、龙膺《蒙史》、徐勃《蔡端明别记》、徐勃《茗谭》、喻政《茶集》、喻政《茶书全集》、黄龙德《茶说》、万邦宁《茗史》、程百二《品茶要录补》、周高起《洞山岕茶系》、周高起《阳羡茗壶系》、冯可宾《岕茶笺》、邓志谟《茶酒争奇》。其中嘉靖以前的茶书只有朱权《茶谱》一种，嘉靖时期的茶书五种，隆庆时期一种，万历二十二种，天启、崇祯六种，仅万历年间茶书就超过明代茶书的一半以上。

周高起在《阳羡茗壶系》中说：“茶至明代不复碾屑和香药制团饼，此已远过古人。近百年中，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又近人远过前人处。”

明中期至明末的上百年中，宜兴紫砂艺术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紫砂壶造型精美，色泽古朴，光彩夺目，成为艺术作品。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说：“宜兴罐以龚春为上，一砂罐，直跻商彝周鼎之列而毫无愧色”，名贵可想而知。

从万历到明末是紫砂器发展的高峰，前后出现“四名家”、“壶家三大”。“四名家”为董翰、赵梁、元畅、时朋。董翰以文巧着称，其余三人则以古拙见长。“壶家三大”指的是时大彬和他的两位高足李仲芳、徐友泉，时大彬在当时就受到“千奇万状信手出”、“宫中艳说大彬壶”的赞誉，被誉为“千载一时”。李仲芳制壶风格趋于文巧，而徐友泉善制汉方、提梁卣等。

此外，李养心、惠孟臣、邵思亭擅长制作小壶，世称“名玩”。欧正春、邵氏兄弟、蒋时英等人，借用历代陶器、青铜器和玉器的造型、纹饰制作了不少超越古人的作品，广为流传。

明代的茶事诗词虽不及唐宋，但在散文、小说方面有所发展，如张岱的《闵老子茶》、《兰雪茶》，《金瓶梅》对茶事的描写。茶事书画也超迈唐宋，代表性的有沈周、文征明、唐寅、丁云鹏、陈洪绶的茶画，徐渭的《煎茶七类》书法等。在晚明时期，形成了中华茶文化的第三个高峰。

（1）点茶道形成与流行

点茶道形成于五代宋初，流行于两宋时期，鼎盛于北宋徽宗朝。宋徽宗《大观茶论》序曰：“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尤团凤饼，名冠天下，而壑源之品，亦自此而盛。延及于今，百废俱兴，海内晏然，垂拱密勿，幸致无为。缙绅之士，韦布之流，沐浴膏泽，熏陶德化，盛以雅尚相推，从事茗饮，故近岁以来，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而天下之士，励志清白，兢为闲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锵金，啜英咀华。较筐箧之精，争鉴裁之别，虽下士于此时，不以蓄茶为羞，可谓盛世之清尚也。”宋徽宗以帝王的身份，撰着茶书，倡导茶道，有力地推动了点茶道的广泛流行。点茶道远传朝鲜和日本，是高丽茶礼和日本抹茶道的源头。

（2）茶文学繁荣

茶文学兴于唐而盛于宋。茶诗方面，梅尧臣、范仲淹、欧阳修、苏轼、苏澈、黄庭坚、秦观、陆游、范成大、杨万里等佳作迭起。陆游就有茶诗三百篇，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可以和卢仝“七碗茶歌”媲美，苏轼茶诗更是意境深远。茶文方面，有梅尧臣《南有佳茗赋》、吴淑《茶赋》、黄庭坚《煎茶赋》，而苏轼《叶嘉传》更是写茶的奇文。茶词是宋人的独创，苏轼、黄庭坚、秦观均有传世名篇。

（3）茶书的撰着

现存宋代茶书有陶榖《荈茗录》、周绛《补茶经》、叶清臣《述煮茶小品》、蔡襄《茶录》、宋子安《东溪试茶录》、黄儒《品茶要录》、沈括《本朝茶法》、赵佶《大观茶论》、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赵汝砺《北苑别录》、桑茹芝《续茶谱》、审安老人《茶具图赞》共十二种。其中十一种撰于北宋，唯《茶具图赞》撰于南宋末年。周绛《补茶经》、桑茹芝《续茶谱》属于辑佚。

此外，宋代书法四大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均有茶事书法传世，赵佶《文会图》、刘松年《撵茶图》、辽墓茶道壁画反映点茶道的风行。都城汴梁、临安的茶馆盛极一时，建窑黑釉盏风行天下，并流传日本。在北宋中后期，形成了中华茶文化的第二个高峰。

绩效文化的“文化”障碍【第四篇】

绩效导向文化应与绩效管理体系并重，构建绩效管理体系的同时，一定要主动绩效导向文化的宣导。以下六个方面是绩效导向文化的核心因素：

1、持续不断的绩效沟通。

因此，在绩效管理中重点不在于考核指标是什么，不在于绩效考核表格的格式如何，而在于经理和员工对目标的理解。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倡导持续不断的沟通。

当经理关注员工绩效考核指标达成情况的时候，他们最经常问的问题就是“你们沟通了吗?”“沟通了哪些问题?”“进度怎么样?”当经理经常关注这些问题的时候，经理和员工的行为就会发生改变。就不会再是人力资源部定了指标就执行了，也不是上级定了就算了。而是必须得到双方的同意，在双方理解一致的情况下做事情。

当在这种状态下工作的时候，一切都变得可预期，可控制了。就不会再有意外的结果出现，这样考核才是受欢迎的考核，这样的考核才是对员工有帮助的考核。

2、倡导绩效合作伙伴关系。

所谓绩效合作伙伴关系，是指经理和员工之间不再是简单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不是任务分配下去，经理就万事大吉，无所事事。双方的绩效是关联的，经理的指标被员工分解，员工指标支撑经理的目标，双方是捆绑在一起的利益共同体。

因此，经理除了关注自身业务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帮助下属成长，帮助下属分析绩效指标实现的路径，可能遇到的困难以及解决办法，需要提供资源与资金支持等。

员工在完成自己指标的同时也关注上级指标的实现情况，因为上级指标也会影响自己的得分，这种导向告诉员工除了关注本职工作之外，还要关注上级指标的实现，关注部门与部门之间、岗位与岗位之间的协同。

当员工做到了这些，绩效管理的目的就达到了，大家同心协议，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资源被集中，行动趋同，目标一致。

3、倡导经理帮助员工成长。

经理的价值不在于自己做了多少事，而是在于激励团队做了多少事，也就是帮助下属成长，帮助下属提高业绩。

作为绩效导向文化的重要部分，经理帮助员工成长必须被重点强调。只有大家认识到了这一点，并把它融入到行动中，绩效沟通、过程中的绩效辅导以及考核指标的面谈才会成为经理的自觉，成为经理职责的一部分，成为经理的职业习惯。

4、倡导绩效过程沟通。

绩效指标的实现并不是计算出来的，也不是打分打出来的，而是在经理的帮助下，通过员工的努力干出来的。

因此，作为经理，一定要注重和员工保持非正式的沟通，经常观察员工的表现，并及时做出反馈，让员工对自己的表现有正确的认知，并在经理的帮助下校正，不断朝正确的方向努力。

5、倡导正式的绩效面谈。

绩效面谈是经理和员工一次正式的绩效沟通机会。通过面谈，经理对员工的工作提出建设性的改进意见，帮助员工有效规划工作，在工作中不断得到改进和提升。

绩效面谈也是强化上下级之间绩效合作伙伴关系的机会，通过面谈改善上下级之间的沟通，消除误解，明确工作重点和努力方向。

至少一个季度一次正式的绩效面谈。

6、倡导绩效激励。

目标和激励是紧密关联的，有目标就有激励，只有目标，没有相应激励，员工没有挑战目标的动力，最后目标就变成了纸上文章，没有实际意义。

在制定目标的时候，除了考虑针对目标的行动计划、资金预算、资源配置之外，很重要的一点要设置对应激励方案，激发员工挑战目标的动力，约束员工的行为。

很多企业只关注给员工加工作，提高考核要求，却经常忽略绩效激励，只有考核没有激励的目标是不可能被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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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化与影视文化【第五篇】

所谓会计模式，是指对一定社会环境下会计活动的各种要素按照一定逻辑进行综合描述，反映各种要素基本特征及其内在联系与结构形式的有机整体。其组成要素包括:会计目标模式、会计管理模式、会计规范模式、会计核算模式、会计报告模式、会计监督模式和会计教育模式。会计模式的研究必须紧紧围绕会计所面临的客观环境展开，包括社会经济环境、政治法律环境、科技教育环境和文化环境等。本文拟从文化环境对会计模式影响的角度作一些探讨。

文化环境是指对会计模式系统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制约和影响作用的各种文化因素的总和。包括思想观念、价值趋向、思维方式、行为准则以及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由于文化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申创造和积累的，体现一个国家或民族精神特征的财富，因而由各种文化因素组成的文化环境，茬不同的社会必然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文化环境方面的这种差异，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各国会计模式系统的形成和发展。以下将文化环境对会计模式子系统的影响作具体分析。

一、对会计目标模式的彤晌。

会计目标是会计工作的基本服务方向，代表着社会各利益集团政治经济利益的基本要求。在会计模式系统中，会计目标模式处于最高层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会计模式的基本框架和运行导向，甚至被一些学者作为不同会计模式的标志。

会计目标模式的构建，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必然受其文化环境尤其是价值趋向因素的制约。具有代表性的价值趋向主要有两种:一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强调个人奋斗、个人创造以至个人冒险的个人价值观;二是以集体主义为核心，注重群体意识、团结合作、共同奋斗的社会价值观。

在全面强调个人价值的国家和地区。会计侧重于将维护私人投资者的利益作为会计工作的基本方向，形成以投资人利益为导向的会计目标模式。美国是这种模式的突出代表。美国政府及社会公众都非常重视个人价值，认为个人价值是社会价值的基础，『有充分实现个人价值，才能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价值。这种文化观反映在会计目标上，认为保护私人投资者利益与维护全社会利益是一致的。而在大力倡导社会价值的国家或地区，会计倾向于承担社会责任，关心公众利益。由于社会利益实质上是通过国家利益体现的，这就必然形成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会计目标模式。我国社会公众看重集体主义精神，认为个人只是集体的一分子，个人价值也只是社会价值的一部分，必须服从于社会价值。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渗透，个人价值开始受到重视，但传统的价值趋向并未改变。因此，从会计目标看仍然是以服务于国家利益为基本倾向。

二、对会计规范模式的彤巾。

会计规范是会计人员开展会计工作应当遵循的行为标准，是指导会计行为朝着合法化、合理化和有效化方向发展的路标。对各种会计法规制度和职业道德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有机组合而形成的体系即为会计规范模式。会计规范展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体现国家意志和社会特征，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民族文化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其一，会计法规制度的特征与文化价值趋向密切相关，越是强调集体主义和社会价值的国家，会计法规制度的统一性越强，强制力越大，持续时间越长。如法国的会计总计划、瑞典的宏观会计制度都具有指令性、统一性和强制性特征，我国的会计法规更是如此。相反，崇尚个人主义和个人价值的国家，则会计法规制度的灵活性越大，强制力越小，如美英等国的财务会计准则。只提供原则性指导，注重专业导向，提倡依赖会计人员的专业判断能力，很少具有强制性。

其二，会计法规制度的执行与权力差距大小密切相关。荷兰学者何斯德在其著名的文化模式中把权力差距作为衡量各国文化特征的一个重要标准，认为权力差距越大的社会，其成员越是认同组织结构、纪律和社会秩序，对权力的不公平分布越能默认，服从性越强，主观判断能力越差。相反，权力差距越小的社会，其成员的服从性越差，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越强。这种文化现象反映在会计法规制度的执行问题上，必然出现:权力差距大的国家，会计人员喜欢按部就班地执行法规制度，对法规制度的完整性和具体性要求较高。不善于进行专业判断和政策选择，因此在执行过程中难免会死搬教条，依样画葫芦。我国的情况就基本如此。而权距小的国家，会计人员则喜欢独立思考，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进行专业判断，灵活机动地理解和执行会计法规制度，对法规制度的灵活性及务实性要求较高。美英等国的情况大体如此，法国则截然相反。

三、对会计管理模式的彤晌。

比较敏感等文化特征密切相关。至于我国，从古到今都非常强调集权，包括会计人员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都乐于接受来自政府的领导，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已成为大多数人的行为准则。因此，我国的会计管理模式更为强烈地表现出政府特征。

四、对会计核算模式的彤呐。

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从美国社会的文化特征中找出合理的解释。众所周知，美国人对社会人生较为乐观豁达，标新立异、求真务实是大多数人的信念追求，重视现实、面向未来是大多数人的思维方式。这种信念追求和思维方式很大程度上成为美国会计人员大胆创新的精神动力。加之会计规范的灵活性、会计管理行业的自律性，留给会计人员发挥个人才能的空间较大，客观上促使美国的会计核算模式偏向乐观，技术方法的发展更新较快，强调实质重于形式，因此更有利于解决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会计问题。而法德等国则相反。这说明社会文化越保守的国家，传统会计核算方法的市场越大。

五、对会计报告模式的彤晌。

会计报告模式是对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披露内容、传递方式以及使用对象等进行的综合描述。各国会计报告模式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会计信息的公开化程度不同，二是会计信息的主要服务对象不同。两种区别的存在都与特定的文化环境有关。一般来讲，凡价值观趋向于个人主义，社会成员要求公平分配社会权力的欲望较强、对社会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回避较弱，能够直面现实、敢于迎接挑战的国家和地区，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透明度要求较高，尤其是投资人和潜在投资者更加关注会计信息的透明度。因此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会计报告较为公开，披露的会计信息既全面又详细，并把满足投资人要求作为首选目标。如美国的会计报告模式，既以信息充分披露又以最大限度地服务私人投资者要求而闻名于世。相反，社会价值观念较重、权力差距较大、对不确定性因素反应较强、个人成就欲和决断能力较弱、思想比较保守的国家和地区，会计信息不仅公开化程度低，而且更倾向于满足国家宏观经济管理和调控的需要。例如，法国、德国、瑞典等国的公司所披露的会计信息一般不超过法律和欧共体指令的最低要求，甚至提供一些经过加工、符合保密要求的会计信息，其透明度很难与美国相比。我国会计报告模式类似于法德等国，即公开化程度较低，强调会计信息为宏观经济管理服务。

六、对会计监审模式的彤响。

健全完善，基本上可以从该国审计业的发展状况考察，而审计业的发达程度与民族文化密切相关，尤其受到各民族观念意识的影响。

如果对中美两国的审计发展状况作一比较，将会迸一一步证明上述分析的'正确性。在美国，不仅社会审计业发达，从事审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的社会地位较高，其中介作用巨大，而且内部审计机构健全，制度完善，多数企业的内部审计工作由副总经理专门领导，或由董事会属下的审计委员会领导，这与美国社会对人性的怀疑不无关系。相比之下，我国对人之本性的传统看法是人之初，性本善，这种文化观随着历史的发展，虽然受到当代人的怀疑甚至批判，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痕迹依然存在，有时还十分明显，可以说它对我国审计业的发展有直接的阻碍作用。当前社会审计地位不高、活动范围狭窄、中介作用有限、内部审计不受重视、审计机构及其工作不能独立，无不与此有关。

七、对会计教育模式的彤晌。

会计教育模式是关于会计教育的目标、对象、内容、方法及组织管理方式的总称。会计教育是人类传授、延续和发展会计学文化知识的手段和方法，所以必然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可以说，构成会计教育模式的各个因素，都与特定的文化环境存在联系，所不同的是，各个因素具体受哪种文化现象影响以及受影响的程度大小有所区别。

先看会计教育目标。西方许多国家把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作为会计教育的目标，认为会计教育的目的并非是让学生一走上岗位就成为专业化的会计工作者，而是要使学生具有作为一名会计人才所应具备的学习能力、思考能力、创新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和组织领导能力，为在日益拓展的会计职业界工作做好准备，使学生能够通过接受教育，在会计专业外其他方面也终身受益。而我国的会计教育目标尽管在学历教育的各个层次有所区别，并随着会计教育的改革有所变化和发展，但基本上都把培养会计专门人才作为最高目标，把学生上岗后能否立即适应专业工作要求作为目标实现与否的衡量标准。这种中西方会计教育目标的差异，与中西方对人才的评价标准和社会成员的信念追求等文化因素不同密切相关。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人才的评价，除专业能力外，非常重视其想象力、创造力、决断能力、独立工作能力以及对挫折和失败的承受能力，社会成员在信念追求方面甚欢自我表现，张扬个性，全面发展，从而获取成功。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会计教育目标岂能局限在培养学生专业能力的狭小圈子里。在我国，对人才的评价是以政治思想为基础，以专业能力为核心，另外才考虑组织观念、群众关系等，因此大多数社会成员把一技之长作为立身之道和终身追求。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即使把综合能力的培养作为会计教育目标，也很难收到理想的效果。

再看会计教育内容。美国会计学会(aaa)认为，会计教育不仅要传授必需的技巧和知识，而且要灌输道德标准和敬业精神。因为道德在很多情况下往往比技巧和知识更为重要，特别是在会计人员遇到相关当事人之间的利益矛盾时，技巧与知识都不能有效地解决矛盾，唯有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准和道德决策能力发挥作用。为此，美国的会计教育把会计职业道德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强调道德是最基本的会计原理，许多学校在会计专业的第一间会计课程中，就专门讨论职业道德问题，使学生一开始学习会计就认识到职业道德的重要性，树立起会计职业的尊严感。相反，我国的会计教育至今未把职业道德纳人其内容体系。之所以产生这种差异，应当说与中美两国对人性。的看法不同有关。主张性善论必然忽视职业道德的教育和培养，认为职业道德水准会因人之善良本性自发地提高。反之，则认为只有加强教育和培养，才能提高职业道德水准和道德决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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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档案文化建设【第六篇】

就当今世界局势来看，经济的迅猛发展，将文化推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可以说文化成为了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动力来源，同时也是综合国力竞争的主要因素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力量。

同时，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我国人民也更加期盼精神文化生活能够更加丰富多彩。

因此，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中，唯有真正了解文化自觉的深刻含义，认识到培养文化自觉的重要意义，并发挥文化自觉的力量，全力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一、文化自觉的内涵。

全球化给我国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全球化，同时还促使文化逐渐向全球化迈进，多元化的世界文明快速形成，各国文化相互冲击碰撞，若不能够较好地处理好各种文明的关系，势必会导致世界出现各种各样的**。

在这样纷乱的背景下，我党就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文化自觉一说。

费孝通先生于首次提出了文化自觉一说：文化自觉，顾名思义主要是指在既定的环境下的既定文化，身在其中的人能够对其有非常明确的自知之明，能够清楚地知道文化的来历以及其形成的过程，同时对其特点和发展的方向都有基本了解。

自知之明能够加速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并能够通过新环境和新时代文化选择来决定其自主地位。

后来费孝通先生在其《人文价值再思考》一文中再次对文化自觉进行了深入的总结：文化自觉只是指人们在一定文化背景下对文化有所了解，不带有任何的文化回归含义，并不需要进行复旧，并不主张完全的细化亦或者他化[1]。

文化自觉的形成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历程，第一，要对自己的文化有一定的认识，并能够清楚自己所接触的各种文化的不同，唯有如此才能够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并通过不断适应，以及结合不同文化中的长处，取长补短逐渐建立起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各种文化能够和平共存的基本守则。

费孝通的文化自觉一提出，立刻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随着社会的发展，如今全球进入到了一个多元化文化冲击的新世纪，各种恐怖事件更是证明了费孝通先生的远见，让我们真正看到了因不同文化所导致的纷乱局势。

由于文化自觉使文化建设有了一个发展的坐标，纵向是时间，主要是指把握住历史，继承和发扬历史;横向为空间，主要是指在文化全球化的条件下，找到民族文化的`定位，并确保其具有存在的意义。

总而言之，文化自觉就是指某国家或民族能够树立起一定的文化觉悟，也就是说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有非常深入的了解，知晓整个文化发展的规律，主要包括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所代表的意义和其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能够真正掌握文化发展的条件和规律，并能够清楚地认识到文化在民族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同时敢于担当起推动文化发展的权利和责任。

二、培养高度文化自觉的重要意义。

提高文化自觉，是我国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关键，同时也是加速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政党。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坚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成为了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同时在不断发展的历程中，坚持将文化建设新成就、思想文化新觉醒以及理论创造新成果作为党和人民不断前进的主要方向。

长期以来，我党始终保持对文化的重视，并结合文化的力量来凝聚发展的力量，引领前进的方向。

在我党成立早期，就运用马克思主义新文化的力量，成功激发民族热情带动人民开创新中国。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文化随之成为了凝聚民族力量的关键，通过发挥革命文化的力量成功击败强大的敌人获得了胜利。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在解放战争中，我们的战线可以分为文武两个战线，也就是文化和军事战线。

要战胜敌方，我们不仅要有拿枪的军队，同时还需要有文化队伍，这才能够使我们的队伍更加团结，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军队。

这种运用文化力量推动队伍凝聚力的经验，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发展中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2]。

我党始终坚持在文化建设中加强对人民的教育，这也使得人民的思想素质得到了有效提升，同时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传播到党的发展和人民教育中，有效推动了我国经济发展。

(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求高度的文化自觉。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要内容，将时代的特征和人民的期待以及历史发展的规律真实地反映出来。

也就是说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是构建民族伟大复兴思想的基础。

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首先应当从传统文化着手，掌握其来历、规律以及作用等。

可以说民族生命力的来源主要是民族文化。

一个民族形成的重要标志就是这个民族的文化，它在人们对自然进行改造以及发展社会时，能够发挥思想引导、智力支撑等作用，使人们在面对不同困境和危难时，能够顽强抵抗，提升民族的生命力和抗击力。

民族文化同时作为民族凝聚力的主要源泉，它是全民族长期以来智慧、精神以及传统风俗等集合而成的结晶，它决定了整个民族在未来发展过程中的价值、理想以及精神。

使全体民众能够对民族和国家有更加强烈的认可和归属感，并能够有效激发全体民众强大的凝聚力。

民族文化还可以说是民族创造力的源泉。

文化的发展历程，是一个民族所展现的文明不断前进的成果，它不仅将前人所有伟大的智慧集合起来，同时将物质、政治以及精神文明建设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有效促使人们不断激发个人创造力和提升个人素质，进而有效推动全民族的创造力提升。

同样，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能够有效带动全民素质提高，并且在人才培养上也同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就能够有效激发全民族的创造力使之更快发展。

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时，首先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以及重要方针牢牢把握住;其次，将世界文明的先进成果把握住;最后，通过借鉴人类较为优秀文化成果，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结合先进文化带动文化不断发展，促进文化更加繁荣，进而有效带动社会不断前进。

客家文化之茶文化【第七篇】

人们常说：无山不客，无客不山。客家人长年生活在山区，种茶、做茶、食茶。开门七件事少不了茶。客家话：吃、喝、吸统叫食。故曰：食茶。

客家人种茶，田园沟圳，山场荒崖，有土有水皆有种植。好茶莫不与崖泉为邻。泉水烹茶，都市里难得享受到。

晨起，嗽洗毕，灶炉膛端出开水泡茶。首杯、盏茶敬天地及堂上祖宗，再敬奉父母，然后自己品尝，家境稍好的，有糕点配茶。奉敬长辈茶时，都双手擎茶杯，不能单手拿，否则不礼貌。

客人进厅堂坐定，主人亦得敬茶。曰：请用茶。且随端上糕饼等配茶。

闲时日，上山担柴或到远地耕作田事、则用竹筒装茶进山。

若伤风感冒，则喝红糖姜茶。常言“一碗糖姜茶，一盆滚水浴”，是客家人保健的'良方。

当年生产的新茶，火气未落，胃气弱者食会心乱。用陶罐贮装，落火气又不至返潮。

茶树，开小花，清香，也结籽，籽可用来播种。至今，我们客家人新婚时，新娘娘家还保持有“担茶”送吉利礼的风俗。茶籽象征多子多孙。且要书写正规喜帖，以示礼仪。

秦文化、楚文化和汉文化【第八篇】

“文化”一词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因此，对它的使用，必须十分严谨而慎重。

说到“秦文化”，必须认识，其意义是多重叠合的。它本是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区域文化，其分布的腹地、范围大致上是今中国西北部的陕西、甘肃一带。它为秦人(秦族)所有，存在于西部的诸侯国秦国的领地内。它又有一个很长的发展历史，经过许多世纪，达到顶峰，有一个极短的历史时期内成为以政治统一为背景的全国性的文化――这就是秦朝文化。

春秋、战国期间秦国的占领范围不断扩大(到公元前3世纪初，已拓取今四川大部、湖北西部等地)。随着秦的军事征服、势力扩张、人员迁动，秦文化所影响和覆盖的地区不断扩大。在这样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中，秦文化对其他文化也有吸收，内容是越来越丰富的。

到秦朝完成统一，实现了对全中国的统治，进而又采取许多措施巩固和发展统一，包括实行一系列的政策，有意识地统一思想、文化，以至于“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史记・礼书》指出：“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2]，这是说，秦朝对六国文化是加以吸收而能予以兼容的。但是，秦朝在政治文化方面，确定的原则是不师古，不崇经，以法为治，以吏为师。推行这些政策的极致，就是实行“焚书坑儒”的野蛮举措，予文化以严重的摧残，对思想和学术自由更是沉重的打击。因此，秦文化对于中原传统文化又并非主要是“依古以来典法行之”。

由于秦朝统治的时间很短，其目的在于统一思想文化的政策并未来得及完全实施，亦未取得预期的成效。与此同时，秦文化也未能在政治统一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其他文化予以充分吸收和消化。因此，在秦朝统一的短时期内，秦文化并没有和东方六国文化融为一体，其作为全中国的主导文化的地位，也没有来得及完全得以确立。在原属东方六国的广大地区内，各区域文化继续表现着它们的特色和活力。

随着秦政权的被推翻，秦文化所依倚的政治支柱倒折了，秦文化也由文化融合的主体变为客体，其作为全中国统治文化的短暂时期也就宣告结束。不过，在代之而起的汉代，秦文化的要素继续存在，而且还保持着强有力的影响。“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3]。秦文化奠定了大一统国家形态和大一统国家观念的基础，也就是奠定了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基础。秦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建树、对后世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应当说是它的政治文化、制度文化。

战国以至于秦汉时期，经常有人注意并描述秦文化的一些特点。如魏国的信陵君说：“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仪德行”?[4]。西汉初年，贾谊痛说“秦俗日败”，指出：商鞅变法以来，秦国一直是“并行于进取”，虽然“功成求得”，但却出现了社会道德水准严重下降的恶果，秦始皇又“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更把秦朝推向灭亡。《淮南子・要略》说：“秦人之俗，贪狠强力，寡义而趋势利”，司马迁也说：“今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5]。这里所说的“俗”，部分地有我们所说的“文化”的含义。以上言论，虽然包含了对秦国或秦人的敌对心理，但却也揭示了秦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如秦人因其长期生活的环境的影响，在性格上受戎翟即西北少数民族的影响，倾向于强悍好斗，为了达到目的，可以狠下决心，不惜一切。秦文化注重实效、功利，质朴而率直，不事虚浮，追求大和多，不停地拓展，主动性极强，为了实现某一目标，定会一往直前，不容任何困难和力量的阻挡。秦文化的这些特点，似已得到当今学者的普遍确认。

汉文化，是取代秦文化而在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它是西汉皇朝的政治统治在全中国确立的过程中初步形成，然后又随两汉(前206―220)的历史进程进一步发展起来的。

有的当代学者认为，汉文化就是楚文化。这一说法未免有点绝对化。但也因此提出了汉文化和楚文化的关系，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很有意义的问题。

楚文化，也是先秦时代一种历史悠久的`区域文化，在其早期，还是一种古老的民族文化(早期的秦文化也是如此)。楚文化，从时间上说，是随着南方的诸侯大国――楚国的发展而成熟起来的。从空间上说，又是随着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疆域的不断拓展而向广大的地区扩散的。像秦文化一样，楚文化也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它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情调和神话色彩，崇尚自由，富有激情，善于想像，善歌好舞，但也信鬼好祠，重神厚巫，原始文化的味道甚浓。

楚文化的诞生和大发展是在江汉地区，这里属于长江中游。春秋时期，楚国曾有志北进，但遇到将它视为蛮夷的北方强国晋、齐的有力遏制。楚国因而改以东进与南拓作为战略目标。到战国初年，楚国向东扩展的势头很猛，基本占有了长江下游地区，其北界已接近黄河，东部属于吴越文化区的吴、越故地已归其所有。同一时期，其南界也达到或越过了南岭。

秦汉之间最显赫的人物项羽、刘邦，都表现了鲜明的楚文化色彩。对于项羽来说，自有其原因，他的祖父项燕是楚国名将，因而对故国念念不忘；而刘邦所居的徐泗地区，原本离在江汉平原的楚国中心地甚远，但到战国中后期，楚国的势力已达邹鲁境内，这一带很快“楚化”。刘邦好楚声、楚舞、楚衣，信口吟出的也是很地道的楚辞，可以称得上一个楚文化迷。据载，“沛人语初发声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后以为常”?[7]。由此可见，徐、泗一带在语言上也受到楚语的影响，而原非“楚人”的刘邦，对此十分欣然，并热心加以推广。

楚汉之间，民间多乐楚声。对此，鲁迅认为：“盖秦灭六国，四方怨恨，而楚尤发愤，势虽三户必亡秦，于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8]以此来解释楚文化的高扬，固合情理，但又必须看到，楚文化在东部滨海地区的长期浸染，早已取得显著的效果，乃是“楚声”大张更深层次的原因。反秦斗争初起之地是在“楚”，陈胜定国号为“楚”并以“张楚”作为政治纲领。秦二世也称陈胜等是“楚戍卒”?[9]。项羽自称“西楚霸王”，他的政治旗帜依然是“楚”。刘邦继承陈胜等所开创的事业，他又曾受西楚霸王项羽之封。虽然他后来打败了项羽，但他并不以“楚”为讳。

西汉就是在这样的浓厚的楚文化的氛围中建立的。汉初文化上的特色，确实是楚文化基本特点的表现。汉初政治上的指导思想是黄老之术，“黄”是依托的，“老”即老子，本是楚人。

然而，尽管汉初楚声是如此高昂，但是，汉文化并不等于楚文化。汉文化不是对任何一种文化的全盘因袭和简单模写，它是在文化上全方位吸纳和扬弃后的更新和创造，其中包括对秦文化和楚文化的继承和改造。西汉在政治上取代秦朝的同时，对于楚文化是吸收的，但对秦文化也并不是完全弃置，同样也是既有继承，也有改造。笔者赞同袁仲一先生的观点：“兼并山东六国、建立统一的王朝后，秦文化传布到全国，成为后来辉煌的汉文化的基础”?[10]。虽然秦朝存在的时间十分短促，秦朝文化只是昙花一现，但秦朝文化是长期积力蓄能而成，它有着内容上惊人的扩充和创新，故它并不因为存在时间短促而一闪即逝，相反，它有相当一部分内容转移到汉文化中，成为汉文化的重要成分，这是一种文化的借壳存身。

汉文化固然不是秦文化，但也不是楚文化。汉文化是全新的综合性的新文化并非直接来源于单一的文化，而是继承多种文化而形成的。无论较之秦文化还是楚文化，它都更为开放，更具兼融性，内容更为丰富，气魄更为宏大。

汉朝和秦朝一样，也曾是一个充满开拓精神和恢弘气魄的政权，汉文化和秦文化相比，至少有以下这些特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其一，无论是秦文化，还是汉文化，其最基本的特征，在于它们都有基本相同的政治文化和制度文化，而且对于它们来说，政治文化又都是诸文化要素中高于一切、支配一切的[11]。

这两种文化有着基本一致的政治上的制度文化系统。秦朝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统治到社会基层、严格约束到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人的政治统治。这就是后人经常所说的“秦制”。而汉朝，基本沿袭了这一整套制度。所谓“汉承秦制”，主要就是指的这种政治上的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