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雨果先生的一封信 给雨果先生的一封信（优推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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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雨果先生的一封信【第一篇】

敬爱的雨果先生：

您好！

我阅读了您所写的《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这篇文章后，心里荡漾着波波涟漪，想与您交流与探讨这篇不可小觑的文章。

首先，我很敬佩您的勇气，您敢在公共场合站在公正的位置上公正的为人民发声。你毫无畏惧，你毫不退缩，因为你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大写的“人”。

您所流露出的情感正是我们人民的心声啊！您有着清醒的头脑与正直的良知，你知道，这座闻名世界、富丽堂皇的黄金宝库里储藏着上以万计的金银制品，独具匠心的国宝级文物等等，但是，这一切却在英法联军的手中毁于一旦。是呀，正如您在文中说的那样圆明园是一种“恍若月宫的建筑”，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洞府”，是亚洲文明的象征。在这次的掠夺中，究竟说明了什么，又预示着什么？

在这次公然掠夺、洗劫中，清政府没有做出任何的防范措施，还一味地妥协、退让，国家的统治者还自顾自的躲进了承德避暑山庄，多么令人诧异，多么令人发笑。难道这疆域辽阔、世界面积排在第三位的华夏文明古国竟然没有一个人挺身而出，竟然允许他国侵略者在这片肥沃的、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的土地上任意践踏，疯狂劫掠，这无不反映着清政府的昏庸、腐败、无能，从之前的“闭关锁国”到如今签订的种种不平等条约，其根本在于国家统治者的思想被禁锢，一个富强的国家是决不允许他国来践踏自己的国家。今后的国家领导人能够冲破束缚，让国家富强起来，并且通过这次的“火烧圆明园”可以看出中国的自卫能力太差了，希望今后能够加强。

此外，这次的洗劫给国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因为这次的洗劫在时时刻刻警示国人：勿忘国耻，落后就要挨打，每个人都要用自己的方式去为国家的发展建设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只有这样，国家才会越来越富强，也只有这样，才不会让两次的鸦片战争再次上演。

最后，再次感谢您，感谢您对中国人民的同情与敬重，感谢您对人类文化成果的无比珍惜。希望在您的见证下，中国越来越富强！中国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此致

敬礼！

写信人：xx

20xx年x月xx日

给雨果先生的一封信【第二篇】

敬爱的雨果先生：

您好！

我是一名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学生。今天，我学习了您的《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不禁对您的勇气和正直感到敬佩。

圆明园又被称为“万园之园”，是一座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它综合了中西建筑艺术的精粹，园内收藏着无数的稀世珍宝和古代文物。英法联军闯入后，疯狂抢劫，而且为了掩饰罪行，竟把圆明园焚毁。火烧圆明园，不仅给中国文化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也是对世界文明的践踏和破坏！

火烧圆明园，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永远无法抹去的悲痛，英法联军让那一场大火永远烙印在了中国历史中。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感到无比痛心！但是没想到，您作为法兰西民族中的一员，居然可以冲破狭隘的民族主义，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说话，并且还能以清醒的头脑、公正的立场、爱憎分明的态度表达对中国的同情、对侵略者的批判。您还公开指责强盗政府，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抗议法国政府犯下的罪行，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您实在让我敬佩不已！

过去的那一段中国历史是屈辱的，这也告诫我们：落后就要挨打！现如今，中国大力推行改革开发，经济得到发展，国力逐渐强盛，中华民族也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此，我也衷心希望，有朝一日法国能将赃物都归还给中国，

此致

敬礼！

一名中国学生：汪寒蕊

给雨果先生的一封信【第三篇】

敬爱的雨果先生：

您好！

读完您《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后，我为您的博大胸怀和高尚品格所感动。中国是被掠夺的国家，我们谴责强盗，控诉罪恶，那是很自然的。但是您在“强盗”统治的国度里却为一个被欺侮的国家仗义直言，公开抗议本国政府的强盗行径，您不顾个人的安危，公理至上，实在令人感佩之至。我代表我的国家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虽然您早已作古，希望您在天堂里能听到一个多世纪后一个中国学生对您的真挚的`感激之语！

看着圆明园的断壁残垣，想着英法联军摧残中华文明的滔天罪行，我深深地感受到，一个国家要想不任人宰割、不受人摆布，就必须发展，必须强大。想着清政府的败坏无能，想着慈禧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厚颜无耻，我就心痛无比。试问：有这样的清政府、有这样的统治者中国能不受制于人吗？现在，令人欣慰的是：中国经过无数志士仁人的奋斗，终于迎来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经过三代领导人的努力，终于走上了民族复兴之路。雨果先生，如果您看到中国今天繁荣昌盛的局面，您高尚的心也将会发出会心的笑容。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人民勤劳善良，许多热血赤子都以满腔爱国之情留下了不朽的诗篇。诗人陆游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名言，文学家鲁迅写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铮铮誓言，文天祥也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虽然我比不上他们有文学才华，有雄心壮志，但我也知道热爱自己的祖国，这是一种最纯洁、最敏锐、最高尚、最强烈、最温柔、最神圣的感情。虽然我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微不足道，甚至似尘埃一粒、沧海一粟。但我坚信，只要我们全国人民一起努力，众志成城，中国一定会再次强大，圆明园定会再次富丽堂皇，满目琳琅！

尊敬的雨果先生，感谢您站在人类文明的立场上，为中国伸张了正义，在黑暗的世界里让中国人民看到了人类文明的曙光；感谢您珍视人类文明成果，尊重人类文明的创造者；感谢您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您的倚世独立，让弱国人民不再孤独；感谢您的博爱精神和正义良知，让绝望的中国人民看到了世界上还有那么一抹善良和崇高！最后，我再一次代表我的祖国向您表示衷心地感谢！但愿这个世界上不再有战争，不再有掠夺，不再有野蛮！

愿您在九泉之下安息！

此致

敬礼

一个中国学生：**

**年**月**日

给雨果的一封信【第四篇】

这个笔友是一个花季女孩，名字叫丝雨，家住遥远的黑龙江。出次交流，丝雨就表现出对小东十二分的真诚与信任，还给他寄来了一张漂亮的贺卡和一连串的祝福-----

小东很激动，有生以来他还是第一次给女孩子写信，因此他也表现出百分之百的真诚与信任。

在丝雨的第二封来信中，她的话语更加亲切，问长问短，像是久别重逢的友人，并且在信后附了一句话：“希望是朋友，不长只一生。”小东看后很感动，大有相识恨晚之意。他提起笔来，一气呵成一封长达5000字的信，并且也在后面附了一句：“有的人终生相伴，却形同路人；有的人擦肩而过，却永生难忘！”

不久，丝雨又来信了，语气仍是那么亲切，跟小东谈理想，谈追求，谈未来----并在信末附上一句：“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但彼此的心是相通的，我会永远为你祝福！”小东看后心潮澎湃，如痴如醉，他已经完全沉浸在这人世间的脉脉温情中了。

在后来的日子里，小东和丝雨鸿雁来往，互吐真诚。小东一日不读信，就有如隔三秋的感觉。每次读丝雨的信，就觉得彼此的距离又拉近了一些，仿佛纯情漂亮的丝雨就在眼前-----

一次，小东给丝雨寄了一封挂号信，信中希望丝雨给他寄张照片，并且随信附上一张自己认为最不错的彩照。

没几天，小东便收到丝雨的回信，丝雨说不能给小东寄照片，如果那样的话，他们这段友情很有可能回结束-----小东怎么肯相信，又接连寄求了几封信，下了几百次保证-----

后来丝雨果然寄来了照片，小东打开看时只觉得心灰意冷，大失所望，原来照片上是一个十足的“丑女”！小东看后再也没有先前的那份激情了，每次提起笔都觉得无从下笔，后来干脆把笔撂下了。

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小东早就把这件事给淡忘了。然而，有一天，他又收到了一封信，小东打开了，那熟悉秀丽的字映入眼帘：“-----距离本身就是一种美，有时刻意强求就会丧失它，朋友，那张照片本不是我的，现寄张我的照片，留做纪念吧！再见，朋友，我们之间已经有了‘心’的距离，彼此不可能再成为朋友了。”

给雨果的一封信【第五篇】

在古代，气象不只是气象，还是天象，是上天的旨意；在北宋，开封不只是开封，还是京师，是国家的心脏。于是，开封气象就有了全国影响，就有了历史意义。传统文化的基础是天人合一，因此古人对气象的变化极为重视和敏感。这就决定了古代气象决不只是自然状况，而是与人间、社会尤其是皇帝、朝廷及政治密切相关，气象的点滴变化，直接对应着甚至是左右着现实社会和皇帝的实际生活，这就是所谓的“天人之交，不啻影响”①。《宋史•五行志序》开宗明义地指出：“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盈天地之间，无非五行之妙用。人得阴阳五行之气以为形，形生神知而五性动，五性动而万事出，万事出而休咎生。和气致祥，乖气致异，莫不于五行见之……故由汉以来，作史者皆志五行，所以示人君之戒深矣。”②例如，元祐四年（1089年）左谏议大夫梁焘奏道：“春夏屡阴不雨，皆人主犹豫不断之象。”③长久的阴云天气反映了什么问题呢？是因为皇帝在当时的一件大事上犹豫不决。又如，元祐六年监察御史安鼎言：“臣又伏睹去岁冬温无冰，今春极寒，至夏方过，而炎燠如大暑后。推其咎证，皆正当《洪范》舒缓之罚。舒缓者，无功受赏，有罪不诛之谓也。”④简单地说，即在当时人看来，作为天变的主要组成部分，气象变异是上天对天子所作所为的警示，有的直接与朝廷安危相关。如天禧四年（1020年）五月，一场沙尘暴袭来，“大风起西北，有声，折木，吹黄尘蔽天。按占并主阴谋奸邪。是秋，内侍周怀政坐妖乱伏诛”⑤。更主要的是，在农耕时代，气象条件直接决定着当时的丰歉等经济生活状况，就是所谓的“靠天吃饭”———雨养农业，自然也关乎社会安定以及统治的基础。所以，宋代皇帝无不高度关心各地的气象。具体气象变化的时间性和地区性都极强，历史资料的分布差异很大，在北宋所有的气象记载中，以国家首都开封的史料最多。这是因为开封作为京师，是国家的象征和代表，是体现天人合一现象的最为敏感的地区。因此，开封气象就不单是自然问题，也不单是本地问题，而是事关国家的大事，经常深刻地影响到社会历史。作为历史气象社会学问题，这一题目尚未见有专论⑥。本文的初步研究发现，宋代开封气象对社会历史的重大影响，超出现代人的想象。现将与之相关的三个主要问题试做论述（不包括气象灾害后的抚恤、减免等赈济），以就教于学界。

一迫使皇帝自省悔过

处于权力巅峰的皇帝，很容易利令智昏，走向极端，给社会带来灾难。至高无上的皇帝，在理论上唯一服从的是天，气象等天变被认为是上天对天子的警示，使之承受巨大的压力，不得不自责反省，收敛不当言行。表现之一，鼓励臣下直言极谏，接受批评。如嘉祐元年（1056年）六月己卯（二十九日）的《雨灾求直言诏》云：“近乃淫雨降灾，大水为沴。败公私之庐舍，冒西南之城扉。秋稼有沦伤之嗟，贫人罹溺丧之苦。弥月于此，积晦未开……则天灾缘政而生，思闻谠言，以推咎罚。道有消息，志在更张。应中外臣僚，并许实封言时政缺失，凡当时之利害，制治之否臧，悉心以陈，无有所讳。庶几弭塞变异，召致和平。咨尔股肱之臣，其交相戒敕，虚心以调元化，合志而营大政，辅予不逮，冀其有庆。故兹诏示，想宜知悉。”①如此因气象而求直言的诏令，还有咸平二年（999年）闰三月丁亥（四日）的《以旱求直言诏》、康定元年（1040年）三月丁丑（二十三日）的《大风求言诏》、庆历七年（1047年）三月癸巳（十九日）的《大旱责躬避殿减膳许中外言事诏》、治平二年（1065年）八月乙未（八日）的《雨灾求直言诏》、熙宁七年（1074年）的《旱灾求言诏》等等②。熙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宋神宗诏中书省云：“应中外文武臣僚，并许实封言朝政缺失。”因为此前，宋神宗曾对翰林学士韩维说：“久不雨，朕夙夜焦劳，奈何？”韩维回答道：“陛下忧闵旱灾，损膳避殿，此乃举行故事，恐不足以应天变。愿陛下痛自责己，下诏广求直言，以开壅蔽，大发恩令，有所蠲放，以和人情。”神宗马上表示赞同，遂令他起草此诏，“诏出，人情大悦”③。在气象灾害的特殊环境中，广开言路，鼓励百官指责朝政，有利于更新调整政策，缓解社会矛盾，也有利于言论自由的开展，对于社会民众来说，则具有鼓舞作用。表现之二，臣僚借机指责皇帝。天圣五年（1027年）出现罕见的高温，而且伴随着大旱。“夏、秋大暑，毒气中人。占者曰：‘此《洪范》所谓恒燠也’”④。进入秋季七月，高温形势更加严重。九月，秘阁校理谢绛上疏曰：“去年京师大水，今年苦旱，此皆大异也。宜下罪己之诏，修顺时之令，宣群言以无壅，斥近幸以损阴。而圣心优柔，重在改作，号令所发，未闻有以当天心者。夫风雨寒暑之于天时，为大信也。近日制命有信宿辄改，适行遽止，而欲风雨以信，其可得乎？”⑤将高温等异常气象上升到政治高度，以此来规劝皇帝。绍圣年间，皇帝花费巨资打造游玩的大龙舟，引起大臣不满。在首次航行的当天，金明池忽起大风，“风甚，池浪如山。新作龙舟舣于水心殿东，不复登，水嬉等船皆罢”。殿中侍御史陈次升遂上书道：“所造不乘之舟，其费如此，而游幸之日，天乃大风，岂非爱佑陛下，而使觉悟有司之过乎！”⑥借大风批评皇帝的奢侈。表现之三，自我反省，深刻检讨。端拱二年（989年）“五月，京师旱。秋七月至十一月，旱；上忧形于色，蔬食致祷”⑦。其间，朝廷为了求雨，无所不用其极。开封严重的旱情使宋太宗忧虑恐慌。十月二十四日，宋太宗“以岁旱减膳，遍走群望，皆弗应。是夕，手诏赐宰相赵普等曰：‘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自星文变见以来，久愆雨雪。朕为人父母，心不遑宁，直以身为牺牲，焚于烈火，亦足以答谢天谴。当与卿等审刑政之缺失，念稼穑之艰难，恤物安民，庶祈眷佑’”⑧。他承担了全部责任，并做出要自焚的姿态，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少见的。康定元年三月二十二日开封发生了沙尘暴：“大风昼暝，经刻乃复。是夜，有黑气长数丈，见东南。”⑨持续了一刻钟的沙尘暴，令宋政府感到震惊，迅速做出反应：次日即“罢大宴，申诏中外言阙政”，号召对皇帝和朝政开展批评。二十七日，宋仁宗颁《大风诸道德音》云：“而乃霾风示变，昼景中冥。震惧以思，咎谴安执。实繇灵眷，申戒朕躬。”瑏瑡承认是由于自己的过失带来如此气象灾难，震惧之余，表示忏悔。表现之四，收敛改过。宋太祖因雨涝放出宫女就是典型一例。开宝五年（972年）夏季五月，“京师大雨，连旬不止。诸州皆言大雨霖”①。十三日，宋太祖说：“霖雨不止，又闻河决。朕信宿以来，焚香上祷于天，若天灾流行，愿在朕躬，勿施于民。”十五日，宋太祖又对宰相说：“霖雨不止，朕日夜焦劳，罔知所措，得非时政有缺使之然耶？”赵普回答：“陛下临御以来，忧勤庶务，有弊必去，闻善必行，至于苦雨为灾，乃是臣等失职。”但太祖仍在自己身上寻找原因：“朕又思之，恐掖庭幽闭者众，昨令遍籍后宫，凡三百八十余人，因告谕愿归其家者，具以情言，得百五十余人，悉厚赐遣之矣。”赵普等“皆称万岁”②。按传统阴阳五行理论，阴雨连绵意味着阴气过盛，为回应天谴，宋太祖将后宫一百五十余名女官遣散，以祈求云开雨霁。气象千变万化，经常不断地提醒、逼迫皇帝检讨认罪，改过自新，避恶趋善，避免其肆意妄为，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熙宁年间，当“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的议论传开后，老于世故的前任宰臣富弼深感忧虑，喟然长叹，说出了一番知根知底的话：“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此必奸人欲进邪说，以摇上心，使辅拂谏争之臣，无所施其力。是治乱之机，不可以不速救。”③从现代角度看，破除迷信当然是积极的，但从历史角度看，则另有苦衷：如果皇帝不迷信，靠什么来制约他呢？所以必须强化气象等天变的政治意义。

二改元及改变政局

如同年号始建于汉代一样，因气象灾害改元也始于汉代，这成为以后历代改元的原因之一。淳化是宋代第一个因气象而改元的年号。本年（990年）正月初一日的《改淳化元年降京畿流罪以下德音》云：“爰念去秋，颇闻愆亢，虑将成于灾沴，固深轸于忧劳。名山大川，亟令精祷，撤悬减膳，勉自励修，精诚上通，灵应犹响。雨如膏而润物，雪盈尺以呈祥，慰三农望岁之心，见百谷用成之象。庆兹元感，思举旧章。是用列羽卫于彤庭，俨衣冠于著位。因斯献岁，取象阳春。御正殿以受朝，出纶言而示众。宜改纪元之号，仍覃及物之恩。可改端拱三年为淳化元年。”④德音回顾了去年的旱灾以及冬季的瑞雪，为表达对上天的感谢和祈求风调雨顺，特地改元，淳化就是纯正平和的意思。景祐年号的出现，则是因为干旱，渴望迎来雨水：“改元诏意冀以迎和气也。”⑤庆历八年（1048年）是开封一个少见的多雨年份，涝灾严重，朝廷因此决定改元。十二月一日，“以霖雨为灾，颁德音，改明年元，减天下囚罪一等，徒以下释之”⑥。颁布的《雨灾赦天下改皇祐元年制》云：“而自春夏之交，霖雨作沴，伤暴禾麦，漂溢堤防，河朔之民，尤罹毙苦，粒食罄缺，庐室荡空，流离乡邦，携挈老幼，十室而九。自秋徂冬，嗷嗷道涂，沟壑为虑。愍其失业，弥甚纳隍。当原究其由来，冀消弭于灾变。宜均霈泽，以召善祥。仍更纪岁之元，用冀自天之祐，宜改庆历九年为皇祐元年。”⑦在宋代历史上，这是第三次因气象而改元。改元是种美好的愿望，目的是革新政治，改变局面。但改元只是一种信号导向，改变弊政首先要整治制定和执行政策的官员。开封气象变化又为此提供了借口、机遇，成为政治斗争中威力强大的武器。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春旱，布衣林虎伐登闻鼓上言：“国家遣官祈雨，车驾遍诣宫寺，虽再雨而未足。愿去邪佞尸素之臣，明赏罚黜陟之令，则天自雨。”⑧至和元年（1054年），知谏院范镇指出：“累日以来，日色不光，天气沉阴，欲雨而不雨，此邪人用事之应，而忠良之情不得上通也。”⑨通过宣扬天人感应制造舆论，促使皇帝变更政府人事。如同气象变异与皇帝有密切关系一样，负有“燮理阴阳”职责的宰相等大臣同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淳化四年（993年）七月至九月淫雨不止，开封城“泥深数尺，朱雀、崇明门外积水尤甚，往来浮罂筏以济。壁垒庐舍多坏，民有压死者，物价涌贵，近甸秋稼多败，流移甚众。陈、颍、宋、亳间盗贼群起，商旅不行。上以阴阳愆伏，罪由公府，切责宰相李昉及参知政事贾黄中、李沆曰：‘卿等盈车受俸，岂知野有饿殍乎？’昉等惭惧拜伏，黄中出，语人曰：‘当时但觉宇宙小一身大，恨不能入地耳’”①。皇帝借机狠批执政大臣，并把责任推到他们身上，使之羞愧难当，暗示随时会因此罢免他们。在庆历三年（1043年）的旱灾中，宰臣章得象对皇帝检讨说：“此乃臣等备位衡宰，未能宣布善政，以召和气。适闻天语，甚不遑安……兵兴已来，赋役颇重，臣等固当夙夜思度，务在康济，惟恐才力有所不逮。”②这是主动承担责任的例子。还有一些主动要求罢免的例子：咸平二年（999年），开封发生了严重的春旱，宰臣张齐贤等奏曰：“春候已残，雨泽未降，此乃臣等燮理无效。欲求谴黜，以塞天下之责。”③如此各有责任的共识，使皇帝任免宰相乃至重组政府有了极佳的借口。庆历七年（1047年）的春天，开封地区缺乏降水，又逢大旱，从而引起朝更，宰相被罢免。正月，“京师不雨。二月丙寅，遣官岳、渎祈雨。三月辛丑，西太乙宫祈雨”④，均无成效。此后皇帝的反应加剧：“以久不雨，下诏责躬，避正殿，减常膳，求直言，戒励百官，罢免辅臣，以答天戒。”⑤具体情况是：工部侍郎、平章事贾昌朝罢为武胜节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河北安抚使，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吴育为给事中。“昌朝与育数争论帝前，论者多不直昌朝。时方闵雨，昌朝引汉灾异册免三公故事，上表乞罢，而御史中丞高若讷在经筵，帝问以旱故，若讷因言阴阳不和，责在宰相。《洪范》：大臣不肃，则雨不时若。帝用其言，即罢昌朝等，寻复命育知许州”⑥。如此还不罢休，紧接着，执政大臣陈执中、宋庠、丁度等“以旱降官一等”⑦。这是宋代第一次因气象事件导致政府班子、大臣降级。庆历八年是一个少见的多雨年份，涝灾严重，还出现过晴空连续震雷的气象。五月，臣僚开始弹劾素有“奸邪”之称的宰相夏竦：“言者既数论竦奸邪，会京师同日无云而震者五。”如此异常，令皇帝恐慌：“上方坐便殿，趣召翰林学士。俄顷，张方平至，上谓曰：‘夏竦奸邪，以致天变如此，亟草制出之。’”于是，枢密使、河阳三城节度使、同平章事夏竦，被罢为枢密使、判河南府⑧。这是又一位因气象事件被罢官的宰臣。王安石变法的受挫乃至被罢相，也与气象变化有关。熙宁七年（1074年）发生大旱，四月，皇帝因灾情而愁容满面：“上以久旱，忧见容色，欲尽罢保甲、方田等事。”正在推行变法的王安石说：“水旱常事，尧汤所不免。陛下即位以来，累年丰稔，今旱暵虽远，但当广修人事以应天灾，不足贻圣虑耳。”神宗不以为然：“此岂细事？朕今所以恐惧如此者，正为人事有所未修也。”于是下令灾区暂停推行方田、保甲法⑨。监安上门、光州司法参军郑侠上书指责王安石变法，旱灾成为他攻击新法的重型武器，他说：“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以至今春不雨，麦苗干枯，黍、粟、麻、豆皆不及种，五谷踊贵，民情忧惶，十九惧死，逃移南北。”又言：“自熙宁六年七月不雨，至于七年之三月，人无生意。”瑏瑡为了强调天人交感的真实快捷，他还冲动地赌上了自己的脑袋：如果皇帝“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谩天之罪”瑏瑢。其实，熙宁六年七月以来，既有降雨，也有大雪。如熙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朝廷曾“遣官谢雨”瑏瑣，显然是有降雨。十一月二十七日，还降有大雪，且因降雪而“诏京畿收养老弱冻馁者”瑏瑤，二十九日又“遣官谢雪”瑏瑥。只是这些降水，被政治头脑发胀的反对派视而不见。熙宁七年四月六日，皇帝顶不住了，首先罢废了方田法：“以旱罢方田。是日，雨。”瑏瑦十九日，又将王安石罢相，任命吕惠卿等担任宰执，据说当天出现前所未有的沙尘暴。据郑侠《言行录》记载，“惠卿拜职日，京师大风霾，黄土翳席逾寸”①。飘落在室内席上的尘土一天即厚达一寸多，实在少见。不过，这也可能是反对派不满有“护法善神”之称的吕惠卿继任而夸大的记载。六月，宋神宗对辅臣说：“近遣小使至畿县视秋稼，非常滋茂，已有高及二尺者，今秋若获丰稔，吾民其小苏息乎！”②看来，旱情并没有影响庄稼的成长。由此再次证明，前此关于旱灾严重的说法，实有政治斗争中被夸大利用的成分。元祐元年（1086年）是宋哲宗继任、太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开始，也是一个全年干旱的年度，保守派趁机向变法派发起全面反攻。正月，侍御史刘挚攻击变法派首领蔡确道：“去年十月至今，并愆雨雪，骄阳肆虐，天下大旱，民情惶惶，实由确奸邪所召。”③二月下旬多阴云天气，右正言朱光庭再次借题发挥：“天欲雨而未雨，似有所待，臣愿陛下上顺天意，早屏奸邪，无害圣政，膏泽自降，岁则大熟。”④闰二月二日，在群臣的进攻下，宰相蔡确被罢，久孚重望的司马光出任宰相，据说气象随即改变。十五日，御史中丞刘挚在给皇帝的报告中说：“臣累具奏请，以为罢蔡确及惇，可致雨。昨者罢确而相司马光，宣麻之日遂雨，自后不出旬日，三得雨，都城近尺，而畿甸尤为沛然。此有以见睿断所召，而天心之应陛下也。天道必可畏，公议必可信，岂非明验？”⑤如刘挚所言，旱情得到缓解。从此，政局大变，开始了元祐更化。大观四年（1110年）的春夏连旱，致使宰相蔡京。“大观四年五月，彗星出于奎、娄之间，又自三月不雨至五月，上颇焦劳。台官吴执中等屡上章言蔡京罪恶，上亦浸薄京之所为，遂降授太子少保致仕……天觉自中书侍郎除右仆射，蔡京以少保致仕，四海欢呼，善类增气。时彗星见而遽没，旱甚而雨，人皆以为天觉拜相，感召所致。上大喜，书‘商霖’二字以赐之，且谓之曰：‘高宗得傅说，以为用汝作霖雨。今朕相卿，非是之谓耶！’”⑥如此巧合，更显得皇帝的决策英明，社会政治局面获得短暂的好转。还有因气象被改变任命、罢免甚至处死的官员。宋代一向把行政权与军权分开，但庆历二年（1042年）九月，宋仁宗任命宰相吕夷简判枢密院事，“既宣制，黄雾四塞，霾风终日。朝论甚喧，参知政事王举正言：‘二府体均，判名太重，不可不避也。’右正言田况复以为言，夷简亦不敢当。丙午，夷简改兼枢密使”⑦。黄雾是沙尘天气中的浮尘造成的，霾是空气中因悬浮着大量的烟、尘等微粒而形成的混浊现象，两者的意思归结起来，就是沙尘天气持续了一天。这一气象，迫使皇帝将以上治下的“判”字改为兼职。治平二年（1065年）八月，开封发生特大雨涝，连皇宫建筑都遭摧毁，死于雨灾者上千人，龙图阁直学士、判都水监韩贽因之“坐都城内外沟洫久不治”⑧之罪被免职，改知河南府，成为宋代开封第一个因气象灾害被罢免的政府职能部门的有关官员。太平兴国六年（981年）的上半年，开封长期缺雨，四月四日，皇帝亲“幸太平兴国寺、相国寺祷雨。上躬亲听断，京城诸司狱有疑者，多临决之。是岁，自春涉夏不雨，上意狱讼有冤滥。会归德军节度推官李承信市葱有烂者，笞园户，病创数日死。己卯，承信坐弃市”⑨。官员李承信犯了殴打致人死亡罪，在宋代一般不会被处死，但因为正值京师旱灾严重，按照阴阳五行理论与冤死有关，所以予以重判。李承信是宋代因气象问题重判而死的唯一的人。气象不仅关乎政局，更关乎国运———北宋灭亡就与气象有着密切的关系。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南下侵略，包围了开封，开封面临着宋代以来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军事危机，也经历着最复杂的气象变异，天灾人祸交加，人民灾难深重。此年正月，多“大风雪。时围闭旬日，城中食物贵倍平时，穷民无所得食，冻饿死者相藉”瑏瑠。该年的十一月，也是多大风大雪的天气。据载，“时天大雪，十一月初十日，风暴甚，守城官不能彀弓，凡二十余日不霁，雪深丈余”①。十四日，“大寒”，极度的严寒致使一些守城“士卒噤战不能执兵，有僵仆者。帝在禁中徒跣祈晴”②。二十五日，“郭京以兵出宣化门，败绩。金人登城，京师失守。是日，大雪。尼堪谓其下曰：‘雪势如此，如添二十万新兵。’金人乘大雪攻城益急……时大雪二十余日未止，风势回旋，飘雪响昼夜，如雷霆声……天寒大雪，平地深数尺，冻栗堕指”③。宋军冻伤严重，战斗力大大下降。而在东北冰雪天地中生活的金兵，借助这场大雪如同增添了20万兵力，一举攻克开封城。靖康年间的社会历史巨变，伴随着气象的极端和异常。开封的陷落与北宋的灭亡，当然是政治、军事腐败的结果，但极其恶劣的气象条件也起到了加速北宋灭亡的作用，不仅如金军主帅所说大雪“如添二十万新兵”，也摧残、消磨了宋朝军民的战斗力和抵抗意志。“靖康之难”作为一个著名的、具有标志性的历史名词，不仅是政治之难，也是值得重视的气象灾难。

三改善民生及赦免囚犯

以上所有的变化，最终都要落实到人民身上，体现到民间生活的改善或改变上。正如参知政事吴奎曾对宋神宗所说的，“陛下在推诚应天。天意无他，合人心而已”④。天意即人心，人心即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伦理道德。宋人经常能够享受到开封气象变化所带来的种种实惠。天禧五年（1021年）二月二十一日下了一场春雨，“丁谓等称贺，上甚悦。谓因请赐酺，与人共乐。诏从之。在京五日，西京三日，诸州一日”⑤。这场及时的雨泽，令皇帝十分高兴，特意允许全国臣民欢聚宴饮。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北宋赐酺不过十次，这是最后一次。景德元年（1004年）有一个高温的夏季，开封许多人中暑。六月，朝廷采取了防暑措施：“以盛暑罢京城工役，遣使分赐疗暍者药，仍颁其方于天下。”⑥全国人民因开封高温，获得了防治中暑的权威药方。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的夏季又是一个高温天气，宋真宗“以甚暑，录示军民《解毒方》”⑦。宫廷秘方又一次传入民间。庆历六年（1046年）六月，开封又出现高温干旱天气，连居民的饮用水都很缺少，多有中暑而死者。宋仁宗忙下诏：“开封府久旱，民多暍死，其令京城去官井远处益开井。”于是，“八厢凡开井三百九十”⑧。朝廷修建的水利设施，大大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条件，不仅有救急效果，更有长远效益。气象条件，还直接影响到重大事务和工程的停减，从而减轻了人们的负担，减少了劳苦。雍熙元年（984年）六月是高温天气，一直企望举行封禅大典的宋太宗对宰相说：“封禅之废已久，今时和年丰，行之固其宜矣。然正殿被灾，遂举大事，或未符天意，且炎暑方炽，深虑劳人，徐图之，亦未为晚。”乃诏停封禅⑨。“炎暑方炽”，是宋太宗取消封禅大典的直接原因或者借口之一。元祐二年（1087年）春夏连旱，朝廷原拟隆重举行的太皇太后受册大典因此停罢。太皇太后为停罢此事而下的诏书中云：“今旱暵为虐，苗稼将槁，民则何罪，咎实在予。虽侧躬永思，损膳自戒，尚虑无以塞责消变，而有司乃于此时，欲以隆名盛礼加我，是重予之不德。所有将来行受册礼，宜权停罢。”瑏瑠绍圣四年（1097年）夏秋连续高温，八月份，按惯例本应举行祭祀北郊的仪式，但因“外议皆以为暑热，不可视北郊”瑏瑡，遂予取消。这些重大典礼的取消，毫无疑问节约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间接减轻了人们的负担。除了因气象灾害及时抚恤、减免赋役外，因气候寒冷或高温而停止工匠劳作也已成为常规。景德四年（1007年）五月诏：“访闻自京至永安缘路州县，以皇后园陵有期，率民除道。属兹盛暑，且夺农功，宜速令放散，至时量以军士给役。”瑏瑢同年六月，又“以盛暑减京城役工日课之半，第赐缗钱”瑏瑣。为应对开封当时的高温天气，体现人道关怀，朝廷减少了户外和体力劳动，并发放高温津贴。这些皆是因酷暑减轻民间劳役的事例。元祐三年（1088年）春季多雪，气候寒冷，朝廷即诏“罢修金明池桥殿，以时寒恤工徒也”①。此年正月，由于“寒雪”，天气太冷，皇帝曾下诏“在京工役给假三日”②。元符元年（1098年）秋季出现高温天气，七月有诏：“时气暑热，应在京工役并给假三日。”③上述皆是异常气象下开封百姓受到关注的事例，但更多情况是，因开封气象异常，宋廷施惠于全国。元祐二年冬至元祐三年春，开封一直阴雪不止。二月份，皇帝向全国德音云：“乃自去冬，连月降雪异常，今春以来，久阴不霁，农民失职，商旅不通，比屋之间，冻馁弥甚。常寒之罚，咎在朕躬，惟日兢兢，以图消复，洁精致祷，神眷未孚……窃虑四方狱犴，冤滞尚多，工役烦兴，人咨胥怨，郁成缪盩之变，以干阴阳之和。宜均涣恩，以召嘉气。应四京、诸道州、府、军、监、县，敕命到日以前，见禁罪人，除常赦不原外，枉法自盗罪至死，情理轻者奏取指挥，斗杀罪至死，情理稍轻者减一等，刺配千里外牢城，轻者刺配五百里外牢城，断讫录案闻奏。其余死罪降从流，流罪降从徒，徒以下并放。强盗罪至死，依所降决讫，情理重刺配广南远恶处，轻者配二千里外牢城。应诸路今春缘修河及工役所起夫并特免，如已发在路，所至告示放归，其河上及应用急切工役，并用军工及和雇愿役贫民充，余并权住一年。应罪人令众者，自今年三月以后并放。灾伤郡县公私欠负展一季，去年秋税展一月。流民所至及饥贫人，并多方存恤，给其钱米。拘碍条制，安抚或钤辖司量度应副讫奏。逃军限两月首身放罪，祠庙在祀典者，长吏差官严洁致祭。於戏！遇灾祗戒，聿修信顺之诚，正事布和，庶获天人之助，咨尔中外，咸体朕怀。”④德音所包括的惠政有减免刑罚、免除工役、宽限债务、抚恤贫民等等，如此地域广泛、恩惠广泛的举措，史不绝书。直接因气象变化而受惠最多的群体，就是囚犯。按照传统观念，淫雨不绝与牢狱犯人过多有关，干旱与冤狱有关。所以每逢气象有此异常，宋政府便改善监狱生活条件，清理在押人犯，赦免刑徒，以应答天意。建隆三年（962年）六月颁布的《曲赦东京及河北见禁德音》云：“朕适当盛夏，雨泽稍愆，切虑刑狱之间，或有淹滞。轻系小罪，虚致淹留，方属炎蒸，宜加钦恤。”⑤要求关照或释放轻罪在押人犯。开宝二年（969年）五月，气温居高不下，“帝以暑气方盛，深念缧系之苦，乃下手诏：‘两京诸州，令长吏督狱掾，五日一检视，洒扫狱户，洗涤杻械。贫不能自存者给饮食，病者给医药，轻系即时决遣，毋淹滞。’自是，每仲夏申敕官吏，岁以为常”⑥。形成了夏季清扫牢房制度。不仅如此，每逢高温天气，还常常减免刑罚。如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六月是高温天气，宋真宗诏：“两京、诸路，系囚死罪委长吏躬亲详鞫，徒、流降等决遣，杖以下释之。”原因是“时属炎暑故也”⑦。元丰六年（1083年）六月诏：“近以炎暑，开封府、大理寺系囚，已令督责官属并力结竟。其诸路令刑部指挥提点刑狱司催督。”⑧有时还提前下诏，要求在酷暑到来前加班清理积案。如元丰六年五月，“诏渐逼炎暑，开封府、大理寺系囚，令连夜并力结竟，奏案上者，都省限三日约法断下”⑨。暖冬气象也是不正常的，同样需要用相应的手段应对。绍圣元年（1094年）十一月，“以冬温无雪，决系囚”。十二月，宋哲宗又下诏：“久愆时雪，虑刑狱淹延，在京委刑部郎官及御史一员，开封府界并诸路州军并令监司按所部结绝，内事理轻者，先次决遣。府界徒以下罪人罪状分明，不该编配及申奏公事，并断讫以闻。”瑏瑡庆历五年（1045年）二月也曾诏：“天久不雨，其令州县毋得淹系刑狱。”瑏瑢都是要求各地尽快审理积压的案件，从轻判决。制度化的宽宥，还有皇帝亲自录囚。端拱二年（989年），春夏连旱，一直没有有效的降雨。宋太宗“亲录京城诸司系狱，因多所原减。即命起居舍人须城宋惟干等四十二人分诣诸道，按决刑狱。是夕大雨。上因谓近臣曰：‘为君当如此勤政，即能感召和气’”①。很为自己的做法感到自豪。咸平三年（1000年）二月二十日，宋真宗“以京畿旱，御崇政殿，亲决系囚，多所原宥”。二十五日“大雨”②。这些巧合，强化了天人感应观念，无疑大大提高了皇帝减免刑罚的积极性。至和二年（1055年）夏旱，宋仁宗向翰林侍读学士吕公绰询问如何解救困局，吕公绰“陈前代王者亲录冤狱，其精诚所交，必有甘雨之应”。五月初一日，“上遂御便殿决系囚，未毕而雨澍，天子益器经术之言”③。他们仿效历代帝王，亲自对在押囚犯进行审讯复核，以纠正冤假错案，感召和气，换来风调雨顺。常见的赦免，也多因气象问题而实行。咸平二年开封发生严重的春旱，朝廷因之实行大赦：“天下系囚非十恶枉法、已杀人者死以下减一等。”④天禧二年（1018年）四月的《蝗旱后赦天下制》云：“俯顺融明之令，用新昭旷之恩，可赦天下，除十恶罪至死及已杀人不赦外，余死罪降从流，流已下并释之。内劫贼虽不杀人，亦具奏裁。”⑤天圣四年（1026年）六月庚寅（十六日），“大雨震电，京师平地水数尺。辛卯，避正殿，减常膳。丁酉，降天下囚罪一等，徒以下释之”⑥。康定元年（1040年）三月发生沙尘暴，“大风昼暝，经刻乃复”⑦。这令宋政府感到震惊，迅速做出反应，并落实到行动上：“降天下囚罪一等，徒以下释之。”⑧景祐二年（1035年）夏季出现高温天气，朝廷“以大暑，降天下囚罪一等，杖以下释之。诸路令转运使、提点刑狱，开封府界遣殿中侍御史里行高若讷、萧定基疏决之”⑨。元祐三年（1088年）正月，因连降大雪，朝廷诏令“疎决在京及府界系囚，杂犯死罪以下递降一等，至杖释之。以久阴不解也”。元祐五年二月，因“时雨稍愆”，诏令“疏决四京、府界诸县系囚，除常赦所不原外，杂犯死罪以下递降一等，杖以下释之。其后，又诏疏决应天下州、府、军、监、县等系囚”。不仅在祈求改变气象状况时如此，得到满意的结果后也会如此。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因“祷而雨故也”，为了答谢上天降雨而减免刑罚，“德音降死罪、囚，流以下释之”瑏瑢。甚至在风调雨顺的气象情况下也要恤刑。如绍圣三年（1096年）五月的一道诏书中记载：“春夏以来雨泽以时，二麦丰稔，尚虑刑狱滞留，更宜深恤。”瑏瑣意思是以预防为主。气象造成了如此多的机会，大大减少了冤狱，并不断使被囚禁者获得解放，合家团圆，既缓解了社会矛盾，又增添了劳动力。朝廷企图以社会和谐来感天动地，求得风调雨顺。其良苦用心和积极意义，应予以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