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饮酒》词赏析（精编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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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酒陶渊明1

关键词：陶渊明 酒 人生态度

酒是陶渊明诗文中一个非常重要而又独特的意象。陶渊明共有60多首与酒相关的诗，其中直接以酒命名的诗文《饮酒》、《止酒》、《述酒》等就有22篇之多。在《陶渊明集序》中，萧统第一次揭示了陶渊明饮酒诗的内涵，“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以其独特的审美视角发现了陶渊明饮酒诗具有特殊的意蕴。陶渊明饮酒诗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其中诗人对人生复杂而坚定的态度应该是比较重要的方面，对我们今人也有一定的启发。

一。抒发对世俗的积愤与批判

青年时代的陶渊明也曾心怀壮志，积极入世，“猛志溢四海”，想要有一番作为。陶渊明自幼熟读儒家经典，志在天下，而且他曾祖父陶侃是东晋股肱之臣，对再造东晋皇朝功劳很大，这些都极大地促使陶渊明去建功立业。但陶渊明生活的六十多年间，社会动荡不安，战乱此起彼伏，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互相厮杀；外族入侵，皇室摇摇欲坠。社会政治黑暗，民不聊生。特别是世家大族与庶族矛盾激烈，如王谢这样的大族，高官厚禄，而出生于庶族的难以有施展抱负的机会。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使这位诗人发出“有志不获聘”的感慨，于是退而求次，归隐田园，寻求身心自由。《饮酒》中“行止千万端，谁知非与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毁誉。三季多此事，达士似不尔。咄咄俗中恶，且当从黄绮”。此篇抨击世俗不辨是非，雷同毁誉的丑恶现象，其愤懑之情十分激烈。他生平对官场上的黑暗司空见惯，却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遗世而独立，保持内心的纯净。他关心民生疾苦，却又无法扭转乾坤，因此他只有借酒浇愁，比如《饮酒》其一：“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忽与一觞酒，日夕相欢持”。荣衰无定，天道轮回，世事都有其定数。所以既已参透天道与人道，就不以一己之穷达为意，而能安平守拙，躬耕自乐。这首诗看是再说天道轮回，实则在暗指世事更替，诗人通过这首诗旁敲侧击了当时的社会现状。

二。表现自然之乐以及对生活的热爱

陶渊明将自己融于山水之中，成为自然中的一员，心境与物境完全融为一体。在他看来，自然中的一切都那么美好和谐，无需用过多的言语去赞美自然，自然的美从他的心底流泻出来现于笔端。《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首诗历来都是备受推崇的佳作，诗人以神来之笔描绘了一个恬淡自然的世界，成为历代文人向往的“桃花源”。诗中的自然之境令人神往，置身于此，一切都是和谐美好的。正如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里评曰：“日夕之山气、相与之归鸟，诸般景物仿佛不在外界而在心中，构成一片美妙风景。此乃蕴藏宇宙、人生之真谛，此真谛即还归本原，万物莫不归本，人生亦须归本，归至未经世俗污染之真我也”。曾在仕途跌打滚爬过十几年，陶渊明对当时社会的污秽虚伪非常痛恨，来到清净自由的自然之中，感受到心灵的自由，精神的畅快，身心与自然完全和谐一致。在这样的环境里，陶渊明感受到的是生活的愉悦，人生的快慰，他对生活的热爱之情，全然就在这饮酒赋诗闲情逸致之中。

三。表现了遁世避祸、明哲保身的处世态度

魏晋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乱世，朝代更替频繁，天下长久分裂，民族矛盾、世族与庶族争权夺利，许多鲜活生命在战乱与政治斗争中枉送性命。阮籍开始了借酒避祸的先例，而西晋至东晋不少士人不愿在政治斗争中成为牺牲品，大多采取了借酒回避灾祸的策略。陶渊明生逢乱世，王氏、桓氏、刘氏等许多军阀，多次以大兵压境企图夺取大位，所以他托酒以求明哲保身或借酒浇愁排遣忧愤在情理之中。陶渊明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也使他不得不用酒精来麻痹自己才能获得片刻宁静。诗人既然不愿意同流合污那么就必须让自己避开风口浪尖，孤高的个性让他与黑暗世俗格格不入，所以才借酒浇愁。正如“一士长独醉，一夫终年醒。醒醉还相笑，发言各不领。规规一何愚，兀傲差若颖。寄言酣中客，日没烛当秉”。陶渊明本欲有为者，奈何世之所违，不得已而隐退，于是以醉者自许，醉语中亦不乏愤慨之词。因此，《饮酒》中虽没有明确表示借酒避祸的诗句，但是陶渊明明哲保身的思想却很明显的表达出来了。

四。表明自己清高孤傲，不愿入仕的决心

陶渊明以“靖节”之名流传后世。此谥号虽然是私人所授，其实更加能够体现当时士林对他的评价。《饮酒》其三中“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可见陶渊明要反其道而行，在人人都顾惜名声的时候纵情饮酒，这样才是真性情的流露，充分表现了他不随波逐流的决心和清高孤傲的个性。历史上有人借隐居沽名钓誉，但是陶渊明与这一类“假隐士”有着天壤之别。他隐居之后是真的彻底断了与世俗官场的联系，意志十分坚决。《饮酒》其九中“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意谓回驾从政固然可学，但违背自己的本性岂非迷误乎？诗人脱离官场就与以前的朋友断了来往，在他看来要想不同流合污。保持品格的高洁就要远离官场这个是非之地。由此可见，陶渊明的气节流传至今也是因为他高洁的品行。

陶渊明与酒之间是相辅相成的，酒使得陶渊明更为洒脱自然，陶渊明也赋予了酒更多地文化韵味。其人格之高洁，襟怀之宽广都令后世文人津津乐道；其诗文之朴实，感情之真挚，也令世人争相效仿。万物终将流逝，然靖节先生之高风亮节必然是高山仰止，万世长存。

参考文献

1、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11年3月

2、逯钦立，《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5月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上这5篇陶渊明《饮酒》词赏析是来自于山草香的饮酒陶渊明的相关范文，希望能有给予您一定的启发。

饮酒陶渊明2

一生最爱琴，弹的却是无弦琴

早在陶渊明所处的时代，已有一种说法，说他的诗“篇篇有酒”。这当然是一种夸张的说法，极言陶渊明人诗如一，人既好酒，诗也多写酒而已。套用这说法，说陶渊明的诗文篇篇有琴，当也不为太过。陶渊明在诗文中自述，他是“少学琴书”，学琴学得很早，学得忘情，“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从此与琴不弃不离，读书、弹琴、饮酒，三位一体，构成陶渊明生命独特的存在方式。为能一心一意“卧起弄琴书”，竟不惜绝交息游，不惜辞官归隐，困穷终生。陋室之中，只要“有琴有书”，有“清琴横床，浊酒半壶”，能够边读边弹边饮，在陶渊明的感觉里，“斯晨斯夕”便是“黄唐莫逮”，这个清晨，这个黄昏，就是生命里最美好的时光，即便世俗无比艳羡的古帝黄帝、唐尧之时，也无法比拟。

这样投入，这样执著，若按常理，陶渊明所用之琴，定然名贵无比了。却又不然。据南朝和唐初几部史书，以及时人有关记述，陶渊明用的只是一架没有任何装饰，很简陋的“素琴”，而且“弦徽不具”，没有弦，没有指示音阶的标识，说白了就是一个略具琴型的木板或木箱。

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

对这样一个木板木箱，陶渊明却珍爱有加，视为宝琴，琴不离身，身不离琴，凡饮酒，必“抚弄以寄其意”，弹着弹着，就完全沉醉在酒香琴韵中了。

一人在家中如此这般自弹自饮也还罢了，偏偏陶渊明又重友情，己有所好，定要与朋友共享。每当朋友相聚，他就携琴赴会，别人弹琴，他也抚弄着那张怪异的无弦琴相和。问他无弦无声，弹的是啥？他就真诚地回答：“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音？”只要在琴中表达出自己的意趣就行了，一定要弹着弦弄出些响声干什么。

陶渊明饮酒好醉。与友人相酌，如果他先醉了，就直率地告诉友人：我醉了，想睡了，您走罢。话没说完，就抱着他所谓的琴，枕着书，挨着酒杯，呼呼入梦了。真诚率意，潇洒旷达。陶渊明饮酒，弹琴，待友，都展现出极高的境界，令后世叹羡不已。李白写《山中与幽人对酌》，就活用了这个典故，为该诗增色多多。“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李白人称诗仙，诗中颇多“仙意”。这首诗里的“仙意”全在后两句，特别是最后一句。陶渊明醉眼朦胧又无比留恋地叮嘱友人，如果您觉得今天这酒喝得还算尽兴，我这琴弹得也还有点意思，那么明天就请您也把琴带上，咱俩一起边弹边饮吧。真个是率意自得，风流倜傥，意蕴无尽啊。此情此景，怕是仙人也难模拟。

陶渊明好以琴寄意，友人们理解他，欣赏他，也常常用琴曲与他交流对理想和操守的感悟。听说东方有一位高士，爱好、追求各方面都和自己相似，是否可以引为知音呢？陶渊明一天起个大早，渡河过关，赶到山中去拜见这位同道。高士一见陶渊明，就知道了他的来意，话没顾得说，就取琴为他演奏，先弹一曲《别鹤操》，再弹一曲《孤鸾操》。还需要说什么呢？琴声已传达了一切：久别的鹤期盼再聚首和鸣九皋，离散的鸾渴望重相逢共栖仙山。我们是知音，对您仰慕久。陶渊明感动不已，当即直吐心曲：“愿留就君住，从今至岁寒。”诚愿和您并肩携手，相勉以道，孤高芳洁，共历岁寒而不凋。琴声，让两位初次谋面的志士，一下子就结为知音。

非是不解音，真音常在无音中

不过，不管怎么说，在常人看来，琴终归是琴，无论怎样的“宝琴”，一般琴该有的也得有，和琴体一样，弦是琴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缺之不可。陶渊明整天抱着一个无弦无徽的木板木箱，抚弄来抚弄去，开始人们只是觉得新鲜怪异好玩儿，久而久之就难免形成一种近乎共识的猜疑：这老先生怕是压根儿不懂音乐，不过拿块木头扎扎架子过把弹琴之瘾而已。众口相传成信史。到后来史家著史，居然就采纳了这种看法，说陶渊明之所以专弹无弦琴，原因无他，就是因为“性不解音”。《晋书》《宋书》《南史》和萧统《陶渊明传》都这样说，遂成定论。

本来对琴艺一窍不通，偏偏又要扎出一副古琴高手的架式，这陶渊明岂非故作高雅，刻意搞笑吗？

当然不是。陶渊明自幼至老，所好在琴书，对琴理琴艺感悟独到，对儒、道、释的审美标准和体验途径钻研尤深。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真义无言。陶渊明所向往的，在他的诗文创作和音乐表现中，乃至为人处世中所展示的，正是这样一种无形之大象，无声之大音，无言之真义。明乎此，当他在书卷简册和菊芳酒香之中，那样忘情地抚弄着他那架无弦宝琴，你就会在不知不觉间，感到有一种雅洁的意味和意境，向你弥漫过来，将你淹没，将你浸润，将你融化，让你通体空明莹澈，只觉得美妙无比，舒泰无比，却又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也不想言传。

待他一曲弹罢，你才猛然回过味来：这就是东方美学的最高境界啊！

就是孔子感慨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

就是庄子赞叹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成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

就是灵山会上，佛祖拈花，迦叶微笑，三昧真传。

就是采菊东篱，悠然南山，此中真意，欲辩忘言……

饮酒陶渊明3

关键词： 陶渊明 嗜酒 酒诗

关于陶渊明与酒的关系，前人早有论述，但多持饮酒避祸之说。其中梁昭明太子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的说法颇具影响力。他说：“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萧统认为陶氏之嗜酒并非出于美酒带来的纯物质享受，而是有所寄托，另有苦衷，可谓“醉翁之意不在酒”。沈德潜云：“陶公际易代之时，欲言难言，时时寄托。”近代学者陈寅恪和王瑶先生基本亦持此说。如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中认为陶饮酒“实为一种与当时政权不合作态度之表示”。王瑶《中古文学史论》中认为“对现实的不满和对迫害的逃避是包括陶渊明在内的魏晋文人饮酒最重要的理由”。纵观陶渊明一生经历，我们认为对陶嗜酒的深层原因做进一步探究仍有必要。

依前引学贤所论，陶氏饮酒成因与其生活的社会政治背景密不可分。但陶渊明在晋宋易代的风云变幻之际，真是一味逃避政治，一味遭临来自当局的迫害，而有性命之忧吗？读史传和陶的诗文可知，并非如此。事实上，陶渊明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对待政治的态度亦有不同。青壮年时期，他怀着大济苍生之志辗转于各军幕，以图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陶渊明从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年）开始入桓玄幕，到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冬辞去彭泽令，在这八年当中，他先后入桓玄、刘裕、刘敬宣三人的军幕，主动置身于动荡的政治风云之中。读其诗文，可见此时他的胸怀抱负。如在《杂诗》中他追忆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在《拟古》中他感慨道：“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由此可见，此期诗人颇有横扫宇内，挽乾坤于既倒的气魄和抱负。他还在《感士不遇赋》中有言：“咨大块之受气，何斯人之独灵！禀神智以藏照，禀三五而垂名……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由此可见，诗人年轻时具有立功扬名的强烈愿望。如果把此期的陶渊明说成逃避政治者，显然难圆其说。毋宁说此期的他是：心居庙堂之上，而非处江湖之远。但是，崇尚自然的陶渊明在怀着大济苍生之志走入仕途，在亲历了东晋末期政治的昏暗腐败和官场中的彼此倾轧后，最终做出了“守拙归园田”的人生选择，此时才可谓是抽身远害的避祸。但他的饮酒又很难说是全然为了避祸，因为在他诀别仕途、辞去彭泽令之后并未停止饮酒生活。

陶渊明“性嗜酒”的成因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受魏晋时代文人饮酒风尚的影响

魏晋文人从忧生意识出发，大都有嗜酒之癖。如刘义庆《世说新语》中有有关竹林七贤的记述，说他们“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竹林七贤如此，其他文人亦大都如此。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荡加剧，文士惨遭屠戮的时期。面对这种动辄得咎的情况，文人们多采取纵酒沉醉的方法应对可能随时而至的灾祸。文人的这种忧生意识无论是曹魏末年，还是晋宋亦代之际，都普遍存在。

思想方面，由于此期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的格局被当时混乱的政治局面打破，思想界形成了玄风大盛、佛理肆行的局面，因此形成了继先秦之后中国思想史上又一个较为自由的争鸣时期。人的观念为之一变，人们开始从伦理道德、鬼神迷信、谶纬宿命等规范、价值、标准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开始关注个体生命的内在价值；重新发现、思索、追求人自身的生命、意义和价值。与此相呼应，文学创作中表现人生苦短、穷达无常、命运难卜的情感体验成为突出的审美情调。陶渊明便在此种时代风尚的孕育下诞生了。

陶渊明虽然没有阮籍、嵇康那种屠刀在头的性命之忧，却有魏晋时人们那种对生死问题的同样关切。他没有像我们通常理解的那样，超越了对死亡的忧虑，读其诗文，我们甚至可以感受到他内心对死亡有着恐惧和困惑。他在《自祭文》末尾说：“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可见，他对未知的死亡充满忧惑。面对生死问题，他选择了“顺化”和“洋真”的态度，借助酒来思考、来表达。从此意义来讲，酒与陶渊明思考的生命存在本身发生了密切联系。他有着魏晋人共有的对死亡的恐惧和焦虑，但又清醒地认识到其“从古皆有没”（《乙酉岁九月九日》）。他在对生命本身做出深入思考后，放弃了功名、富贵等外在于生命的东西，“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名”（《怨诗楚调示庞主薄邓治中》），他意识到了生命的价值和目的就在于生命自身。

既然生命的价值和目的就在于生命自身，那就应该在现实生活中活出生命的自然色彩，而非C饰造作。在陶渊明那里，生命之“真”就是存在的根基。他鄙视世俗眼光下社会外加于人的成功标准和价值评判，其云：“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饮酒》之三）这首诗指出人们“由于不悟大道，故惜情顾名，而不肯认真，不敢纵饮，不知及时行乐。此即身后名不如生前一杯酒”（方东树《昭味詹言》卷四）。可见，时值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二次人性探讨和思想解放之际的陶渊明对人性思考的哲学高度。那么，如何才能摆脱名利的束缚，恢复个人的本真存在呢？对此，他选择了酒。他曾说过，酒的好处是“渐进自然”。“渐进自然”即通过饮酒袒露自己生命的本真存在。诚如袁行霈先生所言：“他饮酒是饮出深味的，他对宇宙人生和历史的思考所得出的结论，他的哲学（)追求，那种物我两忘的境界，返归自然的素心，有时就是靠着酒的兴奋与麻醉这双重刺激而得到的。”

以上所论是陶嗜酒的第一个原因，即时代风尚影响下他对生命本真存在的探究，对“人生无根蒂”的困扰。借酒超越生死，借酒找寻个体生命存在精神上的永恒性。

二、源于美酒这种物质享受带来的愉悦

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特别是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使文人们借酒抒发对人生的感悟，对社会的忧思，对历史的慨叹，从而大大丰富了酒文化的内涵。陶渊明更是把酒与诗连在了一起，他以真性情在酒诗中袒露出真实的自己，使读者可以感受到他因饮酒而得的快乐。如“或有数斗酒，闲饮自欢然”（《答庞参军并序》），“盥濯自檐下，斗酒散襟颜”（《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佳人美清夜，达曙酣且歌”（《拟古九首》）。畅饮使陶渊明真正返回了生命的愉悦状态。酒之于陶渊明，构成了其日常生活甚至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五柳先生传》中有言：“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去留。”可见，由于其性之所嗜，他认为酒很好喝，喝了很快乐。“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传”，“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饮酒二十首》之一、之八）。陶渊明借别人之口道出酒中之趣：“温（桓温）尝问君（孟嘉）酒有何好处而卿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尔’。”他还说：“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陶渊明体味到的酒中深味和酒中之趣，我想在很大程度上是酒这种物质本身好喝而造成的。对他来说，饮酒是一种乐趣，饮酒时心情舒畅，酒后天地在他眼里倍感亲切平和。酒成为其日常生活诗化的象征，是其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陶渊明归隐田园后，变得更加爱酒，饮酒给了他好的心境。在充满泥土气息的田园中，他过着享受和浸润着酒香的隐居生活，从田园平常的生活中搜求着人生的喜悦。

以上所述可视为酒给陶渊明带来了生理意义上的愉悦，从而构成其嗜酒的第二个原因。

三、饮酒有助其诗文创作

酒是陶诗中最普遍的意象，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说他“篇篇有酒”虽不确切，但陶诗中写酒的确实不少，近乎是其诗文篇数的三分之一。如此多的酒意象，一方面可见陶渊明对酒的钟爱，另一方面可说是酒给了他创作的灵感、文思。宗白华先生认为：诗人善醒，更能醉，能梦。虽然此“醉”是针对作家艺术构思时进入创作的虚静状态而言的，但与酒，特别是醉带给人的心理特征很相近。因为作家在醉酒时可以排除名利等杂念的干扰，没有荣辱得失的顾虑，完全沉浸在物我皆一的美的境界当中。对于陶渊明这个善饮又文采斐然的诗人而言，美酒更有助于他文才的发挥。陶渊明曾说：“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然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饮酒二十首》序）可见，饮酒的确带给了他灵感、文思。他诗集中很多佳作或写予朋友，如“伊尔怀人，欣德孜孜。我有旨酒，与汝乐之。乃陈好言，乃著新诗。一日不见，如何不思？”（《答庞参军》）《或写给邻居，如“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杂诗二十首》之一），或写酒后对历史、自然的感受，或抒写酒后的情兴。这些显然与饮酒带来的诗思有关。杜甫曾作诗说：“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可谓知己之言。饮酒赋诗在陶渊明看来是人生的两大快事。他在《移居二首》之二中诗酒并提道：“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可见，对他来说，饮酒是他作诗灵感来源的重要途径。

总之，对陶渊明“性嗜酒”的原因不能仅持饮酒避祸一种说法，而应从人生需要，尤其从生命和生活角度做更深层次的思考。这种思考或许有助于我们从人性角度探究陶渊明这位诗人，从而更好地继承他身上折射的人性的光辉遗产，过上不为凡俗所缚的纯真生活。

参考文献：

[1]王瑶，编注。陶渊明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

[2]袁行霈。陶渊明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3]薛天纬。李太白论[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2.

[4]_启荣，何文丹，编。中国酒文化大观[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2.

[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6]高建新。中国古代文人与酒之关系论略[J].内蒙古大学学报，2000（01）.

饮酒陶渊明4

关键词： 陶渊明 服食 隐逸

“自有渊明始有菊”、“一从陶令评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一直以来在人们的观念中与陶渊明就是密不可分的。其实，陶渊明对的偏好很可能与的可食性有关。在他5篇提及的作品中，有两篇是直接提到了食用。另外作者还有“采菊东篱下”的行为。试想如果仅仅是为了欣赏的佳色美姿，如陶公这般深得自然之趣的人定不会非要攀折花枝，破坏花朵的自然状态。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作者的目的是食用，所以才一定要采摘花朵。

一、陶渊明的餐菊与服食

陶渊明爱不仅仅是因为可以吃，更因为有能够使食用者长生久视的功用。尽管我们不愿意将旷达超远的陶渊明与“汲汲于生死”的服食之人联系起来，但在陶渊明的作品中，、服食与长生的确存在着一定的关系。

首先来看作者在《九日闲居》中对于餐菊的书写：

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

世短意常多，斯人乐久生。日月依辰至，举俗爱其名。

露凄暄风息，气澈天象明。往燕无遗影，来雁有馀声。

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

尘爵耻虚垒，寒华徒自荣。敛襟独闲谣，缅焉起深情。

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

诗歌写陶渊明在重阳节有菊无酒，空服的一段经历。序中“重九之名”即指九月九日重阳节。曹丕说：“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人自称“爱重九之名”，理由应该也和重九“宜于长久”有关。开篇，陶渊明就有感慨“世短意常多，斯人乐久生。”“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样的烦恼人人都有，诗人也不例外。因此诗人也未能免俗，想要同世人一起在重阳饮菊酒，希望以此来忘却忧愁、延年益寿。在他心中“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然而诗人身居蓬庐，生活穷困，虽然院中开的正盛，乘酒的爵却布满了灰尘。无酒可饮，空服，重阳佳节就这样白白过去，诗人的心情颇不平静，生出了“何如蓬庐士，空视时运倾”的慨叹。诗人喜爱重阳之名、想要在节日饮菊酒，认定酒能忘忧、延年，因无法在重阳饮菊酒而不平，诗歌中这些内容无不显示出陶渊明的餐菊行为是一种以食花求寿考长年的服食行为。

另一首餐菊诗歌《饮酒・其七》对服食表述的则更为含蓄：

秋菊有佳色，`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

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

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

诗歌未明确交代饮酒时间，结合诗序中“闲居寡欢……偶有名酒，无夕不饮”的描述，可以发现诗人饮用菊酒并不限于重阳一天，平常他也有以菊泛酒的行为。也就是说饮菊酒对于陶渊明来说不仅仅是节日习俗，更有可能是一种日常习惯。另外，诗人特意表明他采摘的是带着露水的，采菊的时间是清晨，而饮酒时诗人所见的日入鸟归显然又是傍晚的景象。虽然不能排除陶公酒量好，能从清晨喝到傍晚的情况。但更为合理的解释应当是诗人特意早起收集带着露水的菊英，以供泡酒。这样来看，诗人拾掇菊瓣泛酒就不是简单的兴之所至，而是带有一定目的性的。《山海经》载“甘露是饮，不寿者八百岁。”《本草纲目》也将甘露称为“神灵之精，仁瑞之泽。”甘露有助养生，又有延寿之功，带着露水的养生延年的效果应当是加倍的，难怪诗人要特意早起“`露掇其英”了。上述分析是从诗文中推断出来的，而陶渊明对饮用菊酒的直接表述是“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酒能忘忧已有公论，曹操就有“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之句，陶渊明又是如何将菊酒与遗世之情联系起来呢？事实上，在魏晋人心中服食除了能够延缓衰老、延长寿命，还有通神致仙之用。《尔雅图赞・释草・菊》中就写“菊名日精，布华玄月。仙客薄采，何忧华发。”傅玄、钟会等人在赋菊时也强调了“服之者长寿，食之者通神”的作用。黄文焕在《陶诗析义》中说：“遗世之情，我原自远，对酒对菊，又加远一倍矣。”陶渊明本就有避世隐逸的倾向，饮用能够通神的菊酒与仙人遗情远世的境界更近了一步。在菊酒中，诗人如同神仙中人一般摆脱了世俗的烦扰，忘却了尘嚣的杂念。

其实除了这两处明写餐菊，陶作中的菊意象都与服食、寿考有所关联。陶渊明的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贯被看做是和平静穆的典范。王瑶就说这句诗“本来不过是说采菊服食、希求长寿的意思，并没有甚么超然静穆的境界。”[1]他将陶渊明所见的南山与诗经中“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联系起来，认为南山是寿考的象征。顺着王先生的思路，“三径就荒、松菊犹存”“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两处写都提及松树，又让人接着“如南山之寿”想到“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松树常青，也有象征不老、永年的内涵，直到现在祝寿时还有“寿比南山不老松”的吉祥话。轻身延年，与一同出现的南山意象与松树意象又都是长寿的象征，诗人写菊时出现这样的意象组合应该并非巧合。可以理解为陶渊明本就有食求长生的内在愿望和实际行为，故而写作时自然而然的在笔端泄露了天机。

二、陶渊明餐菊书写的艺术成就

尽管陶渊明的餐菊行为仍是因循服食的老路子，但从艺术性来看，他的餐菊书写却超越了前人。

首先，在陶渊明笔下，所餐之菊具体而实在的，餐菊行为也真实可感。作为餐花第一人，屈原作品中首次出现，诗人借餐菊来隐喻自己对德行的修养、对自我的完善。但屈作中的只是香花香草的代表，即作者观念上高洁完美的人格象征，换做其它芳香花朵都不影响其意义表达。屈作中餐菊行为象征、隐喻的意义也大于其现实性的。换而言之，屈原所写的是“意中之景”、他的餐菊也是“观念上的行为”，其目的是为了表明诗人品性高洁。与陶渊明同时代的人写餐菊时则多将视作养生延年的灵丹妙药，将餐菊视为一种修炼的手段。的现实意义被消解，餐菊也变成修炼的符号。而在陶作中出现的则是现实的存在的。它们生长于作者家园的篱落边、庭院中，不仅是诗人举目即见、抬手可采的，更是为作者所喜爱偏好的。陶渊明的餐菊书写也相对真实。尤其是《九日闲居》一首，重阳佳节该饮用酒，诗人却因家贫无酒，只能干嚼花瓣来解馋。在这段独特的食花经历中，作者的心情一波三折，由最初的“喜重九”到“空视时运倾”，于“‘栖迟’句，深情增感于运倾，不堪娱矣，无可成矣！忽而转结曰‘固多娱’、‘岂无成’强自解免。”[2]若非有所经历，不能将此心境转变的过程写得如此自然、真切、可感。

其次，陶渊明在餐菊书写中发现并表现了菊之美。屈作中出现和餐菊行为与其说带有作者情感上的好恶，不如说是作者站在道德立场上理性评判，将菊归入了香草一类的结果。受到这套草木比德系统的影响，汉魏文人在餐菊书写中写往往也偏重于理性的道德比附。曹植以“辅体延年”时称赞“含乾坤之纯和，体芬芳之淑气”，钟会将视为“神仙食也”，他归纳出菊有五美也是将的自然特性与“君子之德”、“劲直之象”相比附。与的“德行”受到关注相对的是的美被忽视。这一时期文人对的描写清一色都是“绿叶黄花”。左九嫔“春茂翠叶，秋耀金华”、卢湛“翠叶云布，黄蕊星罗”、成公绥“绿叶黄花，菲菲”……仿佛除了花叶颜色之外，的外在形态再无值得书写的地方。陶渊明餐菊、写菊虽然也称赞的贞秀姿，将其视为“霜下杰”，但同时他发现了独特的美。一句“秋菊有佳色”就用朴素的语言、白描的手法，“洗尽古今尘俗气”的将“他花不足当一佳字”的独特魅力展现出来。“自南北朝以来，菊诗多矣，未有能及渊明之妙”[3]。直到与陶渊明遇合，的妙处才被点出，难怪杨万里将陶渊明说成“精”，张潮称“菊以渊明为知己。”

陶渊明餐花书写的真与对美的发现很大程度上洗刷了其餐菊原有的目的性，他的餐菊书写显得毫无功利之心、一片天机自然，从中我们看到的“完全是一种超然的、荡涤利害得失之污浊的况怡心灵。”[4]“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平直而真实的交代了想要饮用菊酒的目的，“祛虑制龄”的总结既未夸张、也不附会，语言浅近自然，平白如话。“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则显得含蓄深远，并将餐菊的意义从成仙引向了避世脱俗，使得也带上了隐逸悠远的色彩。至于最为著名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本自采菊，无意望山，适举首而见之，故悠然忘情，趣闲而累远。如同苏轼解说的那样“采菊之次，偶然见山，初不用意，而境与意会。”此其闲远自得之意，直若超然邈出宇宙之外。陶渊明在诗中流露出物我两忘的天真意趣，使王国维将诗句的意境归入“无我之境”。说了这等的“忘世语”，连“我”都不复存在了，诗人哪里还会为了延长生命、永葆青春而服食修炼呢？故而在阅读和接受的过程中人们很容易忘掉延年、寿考之类陶渊明写的最初动机，只沉浸入作者笔下超然闲适、悠远忘机的隐逸境界中。因此，陶渊明的餐花书写呈现出一种奇怪的混合。从目的意义角度来看，他的餐花行为带有功利性质，但从文学表达和审美角度考察，他的餐花书写却以无所求的姿态反映出诗人清远高雅、萧散旷达的情趣。

三、陶渊明餐菊书写的影响

屈原以餐菊明其品性高洁，陶潜则借餐菊写其精神之超况。后世写餐菊的作品很多都模拟陶作。陶渊明将食用的功用概括椤爸仆橇洹保这三个字就成了后人的餐菊书写的常用词汇。徐铉《北苑侍宴杂咏诗・菊》“泛杯频奉赐，缘解制颓龄”；梅尧臣《和石昌言学士官舍十题・甘菊》“世言此解制颓龄，便当园蔬春竞种”；王柏《叶西庐惠冬菊三绝・其二》“欲制颓龄须耐冷，一阳定有落英餐”；谢P《植菊》“鄙夫今白发，赖汝制颓龄”等等。据统计《全宋诗》中“制颓龄”共出现27次，其中20次都是用来写餐菊之功的，足见陶渊明餐菊书写的影响之大。餐菊与南山的意象组合也常见于诗歌作品中。韦应物《答长安丞裴说》“采菊露未，举头见秋山”被称为真得渊明诗意的“绝和”，另外还有洪刍《悠然斋》“初无盈把菊，尽日对南山”；黄庭坚《采菊・其一》“南山有菊，于采其英”；张埴《盛开》“餐英端可拔浊俗，南山在眼令人喟”。还有诗人模仿陶渊明“有菊无酒，空服其华”，写自己“有酒泛菊酹美酒，无酒嗅菊倚栏杆”的经历，更有甚者将此种经历挪用到食用其它花朵的过程中，周端臣写《真州梅》时便有“乱离无酒卖，嚼蕊当衔杯”之语。

相比陶渊明的餐菊书写，陶渊明的餐菊行为影响更大。采菊东篱、白衣送酒、`露掇英都成为典故出现在后人餐菊书写中。李白“因招白衣人，笑酌醉黄花”；杜甫“且酌东篱菊，聊祛南国愁”；司空图“清香`露对高斋，泛酒偏能浣旅怀”；蒲寿k“敢忘白衣来送酒，拟将黄菊去为粮”“黄花`露掇，薄酒如饴甘”。后人在作品中塑造陶渊明形象也离不开“采菊”“餐菊”这些典型动作。元代盍志学双调《蟾宫曲》写陶渊明就抓住了“采菊东篱，为赋新诗。独对南山，泛秋香有酒盈卮”的典型行为；张就可仙吕《点绛唇・翻〈归去来辞〉》也将陶渊明的日常生活写作“喜携仗自耕耘，欢自己忘忧会，玩赏东篱足矣。采菊浮杯稳坐榻，对南山山色稀奇。”

更为重要的是“自陶渊明开始，菊被赋予一种新的审美文化意蕴――隐士标格。”餐菊书写也因此与诗人的隐逸情志相关联。隐居幽人的饮食生活往往被表述为“杞菊为糇粮，云山作宾友”“白石真可煮，黄菊亦可餐”。萧颖士察觉了朋友元秀德的挂冠之心，就以“彭泽兴不浅，临风动归心。赖兹琴堂暇，傲睨倾菊酒”劝说友人顺从本心。皮日休以“黄菊陶潜酒，青山谢公妓”来形容自请致仕后裴谟的生活，称赞其为“贤哉此丈夫，百世一人矣”。刘商则反用陶渊明餐菊意，以“槿花亦可浮杯上，莫待东篱黄菊开”来表明归隐当趁早。再到后来，文人们以效法陶渊明餐菊来表明自己的不慕名利，心系田园的隐逸情志。“种菊东篱下，悠然寄隐情。不辞频抱瓮，他日要餐英”“一园黄菊有馀食，两顷白云无限衣”“孤松可抚菊可餐，富贵浮云过眼矣”，无不反映出诗人们对陶渊明安贫乐道、疏野淡泊，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人格的追慕之心和效仿之志。戴m的《甘穷》诗为后世的餐菊书写做了最好的总结――“细嚼黄花香满齿，清风千古一东篱。”

参考文献：

[1]钟书林，主编。陶渊明研究学术档案[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206.

[2]柯成宝，编著。陶渊明全集[M].武汉：崇文书局，2011：41.

饮酒陶渊明5

淳朴宁静的田园生活画卷，我们看到了土地的尊严，生命的尊严，我们看到了流水的清澈，我们看到了飞鸟的自由，我们聆听到了狗吠深巷鸡鸣桑枝的和谐景象，我们领悟到了崇高、沉静的心灵气象。静穆伟大的陶渊明，平生所好者三――无弦琴、、酒，这是诗意栖居的明证，更是生命超脱旷达的根源。

无弦琴

魏晋时期，琴在世人生活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和意义。《世说新语・伤逝》中说：“王子猷、子敬俱病笃，而子敬先亡。子猷问左右：‘何以都不闻消息？此已丧矣！’便索舆来奔丧，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入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传统文化中，士人的四艺――琴、棋、书、画，琴被赋予更多的文化内涵，且深深植根于士人的灵魂深处。“琴者，先王所以修身、理性、禁邪、防淫者也，是故君子无故不去其身。”（《乐府诗集・琴曲歌辞序》）嵇康也说：“众器之中，琴德最

优。”后世“操”（琴之异名）则直接与人的品格联系在一起，如节操、情操、操行、操守等等，成为对君子高洁人格的基本规约。萧统在《陶渊明传》中有这样的记录：“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陶渊明的孤高、寂寞、激愤之情寄寓在无声的琴音中，“兼济天下”的抱负是难以在黑暗的现实社会下实现的，内心痛苦和孤寂，不想也罢，清幽简远的琴音，“乐琴书以消忧”（《归去来兮辞》）吧！

当露结霜凝、百花摇落、色殒香消之际，只有含苞吐蕊，斐然独秀，芬芳着落寞黯淡的时光。清雅飘逸、华润多姿，清香幽幽，凌寒傲霜，早在战国时期，屈原就“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离骚》）。自此历代文人墨客们写尽了的幽香、风姿、异质、奇态，潇潇洒洒地装点出一个风骨无限的

世界。

在担任彭泽县令时，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解绶还乡，隐耕田园。众多花木中，他执著地爱着品格高尚，不逢迎风雅，敢于傲雪凌霜的。陶渊明用的清雅倔强，来操守自己的君子之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饮酒》其五），采菊东篱，在闲适与宁静中偶然抬起头望见南山，闲情逸致渐渐散逸，俗世红尘喧嚣渐远，淡泊宁静的心冗余自然的之中，正如王国维所说的“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的无我之境。陶渊明被戴上“隐逸之宗”的桂冠，也被赋予“花之隐逸者”的名。的品性，已经和陶渊明的人格交融为一，“一从陶令平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俞大猷《秋日山行》）于是，陶渊明与成为印在人们心里美的意象。俨然成了渊明先生之化身，菊中有他，他中有菊，难分彼此。

酒

酒是陶渊明自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五柳先生传》）这是陶渊明对自己嗜酒性情的自况。萧统在《陶渊明传》中记载：“公田悉令吏种秫，曰：‘吾尝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请种粳，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而在这数月之后，四十岁的陶潜完全脱离官场，隐身田园后，“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归去来兮辞》）在田园中，他找到了生命的自我，找到了本真的自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陶渊明的人生是诗的人生，也是酒的人生，更是诗中酒、酒中诗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