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稍为修葺(实用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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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稍为修葺1

从山西阳泉平定县城出发,沿307国道东行20余公里,即到平定县东部与河北省交界的新关村。这里有一条建于山巅、南北走向、俯仰屈曲、崎岖嵌顿的古石长城,其上建关,名为固关。据我国著名的长城专家罗哲文先生考证,这条长城应属春秋战国时期中山长城的一部分。《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成侯六年(前369年)“中山筑长城”,当时,中山是北方少数民族鲜虞在今河北省正定、石家庄一带建立的一个诸侯小国,为了防御西部强大的晋、赵等大国侵略而修建的。据《汉书・地理志》《括地志》和《读史方舆纪要》等文献记载,中山长城在今山西、河北交界处,从太行山南下,经龙泉、倒马、井陉、固关、娘子关,止于邢台黄泽关以南明水岭大岭口。北齐时,文宣帝高洋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和西魏东进,征发民夫180万人,修筑幽州夏口(今北京南口)至恒山西南九百里长城时,固关、娘子关长城又得到了重新修复。明朝建立后,为防范蒙元王朝残余势力东山再起,又于明洪武三年开始修葺城墙,创筑城垣,从而使防务得到了加强。

固关地处先秦九塞门户和太行八陉之井陉西口,地形险峻、崎岖陡峭、蜿蜒曲折,位居冲要,是晋东门户,冀西屏障,素有锁赵蔽燕、燕赵襟喉之称。固关原名故关,遗址在今平定县旧关村。这表明,固关存在的历史已经很久,可能从前369年中山筑长城时就已经筑城设关、驻兵戍守了。可惜的是,固关年代久远,史料丧失,取证困难,不能充分揭示其v史面貌。除去野史传说,史书对固关建制有明确记载的是《明史》与《西关志》。《明史》载,“洪武三年(1370年)置固关巡检司于龙泉关,有巡检一员、弓兵五十名”。《西关志》记载:“明正统二年(1437年)于井陉南界平定州故关地方创筑城垣,防守官军,隶于真定。”故关旧城建有砖城一座,城门两座。又载“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虏寇太原密迩故关,地当冲要,而旧城险不足,乃北筑于隘口。即今新城。”“固关新城,井陉旧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陉山环峙,绵水漩流……盘砺五台,襟滹沱,合而言之,当秦、晋、燕、赵之冲,有金汤磐石之固云。”这就说明,明朝因边备需要,于洪武三年(1370年)开始在故关驻兵,隶属于龙泉关管辖。正统二年,又在故关旧地修筑关城、加固城墙、防守官兵,由真保镇管辖。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虏寇从河套入侵太原,近逼故关。故关地处井陉西口,系京畿屏障,地位十分重要。一旦失守,则冀西再无屏障,京城暴露无遗,但故关旧城很难凭险据守,遂将关城西移十里,在更为险要、易守难攻的隘口重新筑城,改故为固,即今固关,遗址在今新关村。固关新城竣工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建有正城一座、北门一座、重门一座、水门一座,瓮城一座,东西稍墙各一道(后又于石梯之口加修稍墙一道),长城依山而建,宽2米,高3―4米,墙体上造有堞楼3座,药楼一座,炮台、墩台11座,烽火台2座,哨台一座,大大加强了城防设施。与关城同时共建的还有公廨三座,俗称大衙门、二衙门、三衙门,校场等。大衙门为三品武官参将驻所,二衙门为把总驻所,三衙门为守备驻所。

固关城坐落于太行山中段山腹之中,当衢而立,四周陉山环峙,其下绵水漩流,古人谓之“车箱入谷无归路,箭栝通天有一门”,乃极险之地。与紫荆关、倒马关、居庸关并称为明代京西四大名关。西门筑有坚固的城门及瓮城。城门上建有重檐歇山顶关楼一座,拱门石砌砖 ,其上嵌有石匾一块,题额为“固关”。傍近城门,有水门一座,下临深谷,门洞两侧石砌陡墙,高与山平,墙上嵌有雕镂精细的护水石兽,石雕门枕犹存。清代大诗人王士祯(即渔洋先生)曾有诗描述固关:“危栈飞流万仞山,戍楼遥指暮云间。”“绝塞依天险,雄关锁地维”,极赞固关之雄险。清康熙皇帝亦有诗称赞固关地险人杰“才多壮士雄”。可惜的是,这些雄宏的建筑因年深日久,风雨侵蚀,或颓圮,或毁弃、更或荡然无存,但遗迹隐然,仍然昭示着当年的雄壮与辉煌。

所幸固关长城脚下的人民并没有忘记固关长城两千多年的沧桑岁月,并没有忘记两千多年来固关长城给予他们的庇护。近年来,他们自愿捐资捐款,自愿投工投料,重新修造和恢复了固关长城的原貌,使固关长城重新向人们展示了自己的雄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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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稍为修葺2

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公元1679年9月2日),北京及周边地区发生了该地区有文字()记载以来最大规模的地震。震中位于平谷、三河,震级8级,范围波及河北、山西、陕西、辽宁、山东、河南等省,破坏十分严重。根据文献记载,仅北京一地就造成一万二千七百余间房屋倒塌,一万八千余间房屋损坏,近500人被压致死。

《光绪顺天府志》这样记载,“十八年七月屣申京师地震。通州、三河、平谷、香河、武清、永清、宝坻、蓟州、固安等处尤甚。蓟州地内声响如奔车,如急雷,天昏地暗,房屋倒塌无数,压死人畜甚多”。

赈灾主体

在中国古代的自然灾害中,官方是当仁不让的赈灾主体,毕竟,官家执掌着绝大部分社会资源的支配权――但也不排斥,甚至鼓励民间力量参与救灾。

康熙帝在地震发生后,就命令八旗各佐领下官员家境殷实者,“共相存恤,出资修助”,以尽快救助灾民。对于房屋倒塌,而不能补葺的贫苦小民,著令“两邻十家户,有互相存恤议,可协助修理”,若是官绅富民愿意出资为灾民修理房屋,官府酌量给予奖励。

显然,赈灾最佳方式,是官赈和民赈结合。

直接赈灾措施

挖掘被压埋灾民

据清人张海鹏所辑《借月山房丛书》中的《天变邸抄》记载,明朝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五月,北京及周边地区地震,蓟州“坏屋数百间”,震后四天在废墟中“掘出二人,尚活,问之,云:‘如醉梦’。又掘出一老儿,亦活。”被厦墟压埋四天的人最终获救,可谓奇迹,从中亦可看出,如果在震后及时挖掘,是可以抢救不少性命的。

发拨赈灾物资:钱款、医药、粮食、棺木

康熙政府应对京师地震,发放的赈灾物资与历代雷同。除钱款之外,多是急需的粮食、医药和棺木。

地震后,康熙皇帝下令发放“仓库银米赈济”,在各地开设粥厂,并让太医院给受伤灾民送医送药。同时谕令大学士明珠,令八旗各佐领下的富裕官员,出资救灾,以使“贫困之家,早获宁居”,并命该旗都统、副都统、参领亲自前往灾区一线考察,避免遗漏。同时要求户、工两部根据灾情,迅速制定救助措施,“作何加恩轸恤,速议以闻。”

转天,户、工两部即拿出救助决定并上报皇帝。之所以说是决定而非方案,是因为提出的措施并无系统,只涉及抚恤金数额,具体而言,是针对无力修葺倒塌房屋的灾民,旗人每间房补贴四两银子,民间房屋每间则给银子二两。凡是在地震中被压埋死亡没钱棺殓者,每人给银二两。康熙帝阅后,很不满意,认为所拨钱款太少,赈灾力度远远不够,令“发内帑银十万两”,酌情发放。

针对地震造成的房屋塌坏,内务府大臣奏报维修工匠“不敷使用,请雇官工,每日开支工饭钱”,康熙帝皆批准施行。凡民间毁损房屋,能凭借个人力量维修的,官府不再拨付本不宽裕的资金,而是集中财力物力支援贫困百姓,帮助他们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地震发生近三周时,康熙帝再次谕令户部会同工部,尽快查明压埋在民居和各寺庙内的死者数,并命令两部选派官员携带赈灾银两前往巡查,一面督察工作,一面赈济灾民,并尽快掩埋死者,“有主动收殓者,即给银两;无主收殓者,著所遣司官,同地方官,设法埋黎”。

由于当时救灾抗灾能力有限,凡是被压埋未及时获救者,基本没有生还的希望。所以救灾的对象主要是失去居所的人们,尽量保证他们的衣食居住,不致因饥饿和疾病死亡。

长期赈灾措施

减免税收

对于赈灾而言,长久之策还在于减轻灾民经济负担。历朝历代,当自然灾害发生时,官赈的重要手段就是减免钱粮税收。

震后三月余,直隶巡抚金世德针对灾情上疏日:“本年地震,通州、三河、平谷被灾最重,应将本年地丁钱粮,尽行蠲免。其香河、武清、永清、宝坻等县,被灾稍次者,蠲免额赋十之三,蓟县、固安县,被灾又次之,免十之二。”从中可以看出,官员根据灾情轻重,或彻底免除税收,或酌情减轻,康熙帝阅后批示“依议”执行。除减免灾后税收,也有“溯及过往”的政策,比如,三河县除发给死者棺殓银每人五两五钱、蠲免当年全年应交钱粮之外,还把百姓尚未交纳的上一年度钱粮一并免除。

对于脱离农业生产的商人群体,也有帮扶措施。有些通州商人原本依靠官府提供的资金租房经商,地震后铺房、住房全部倒塌,产业无存,生计了无着落,对此,官府均派员进行核查,酌情给予赈济。

开矿富国

地震发生后的九月十八日,康熙密谕镇守奉天等处地方将军安珠瑚,称“近来因京城地方地震,朕昼夜不安”,随后话锋一转,谈到主题,“朕前闻得,宁古塔、吉林、直京、辽东等地有含金、银、铜、锡、铅之沙子……似与国用,大有裨益”。原来康熙惦记的是北方丰富的矿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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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轿”便是藤轿,只因被用于寺庙、宗祠的祭祀活动,安奉着神明,故而被称为“神轿”。古时,藤轿是民众最熟悉的代步工具,有官轿、民轿、喜轿、神轿之分,随着社会发展,其他作用的轿早已退出人们的生活,唯有神轿因需而存。

从制作工艺说,“神轿”也不是普通的藤轿,它更为复杂,集合了雕刻、绘画、刺绣、藤编工艺于一身,仿佛一件艺术品。

150余年,五代人造就“藤轿察祖铺”

“藤轿察祖铺”在福建晋江安海镇,是一家专做藤轿的作坊。铺子传到现在,已是第五代了。

1996年,陈天从意外地接手藤轿手艺成了第五代传人。那一年他父亲生病,顾客预定的藤轿还未完工,“起初,我只想把父亲手中剩下的藤轿活做完。不想一年后父亲过世,仍然有很多人找上门来要定制藤轿……”在外做生意多年的陈天从并没想过要接手这门祖传手艺,在他看来,比起做生意,这辛苦多了。

“基固正神秋毫明察,天传绝技祖业今从。”这是陈天从铺子里悬挂的一副冠头联,“基察”便是这门手艺的店号。清咸丰五年(1855年)藤轿师傅陈榜炒迫于生计,从晋江永和镇携眷定居安海,从事制造藤轿的生意。而后一代传一代,从陈榜炒、陈辉泉、陈基察、陈嘉庆到陈天从,已整整经历了五代人,150余年的光阴。其中陈天从的爷爷——第三代传人陈基察的造轿工艺最好,名气最大,人们都称他为“藤轿察”,铺名也由此而来。

打小就跟随着父亲陈嘉庆在竹器社里长大的陈天从,经常帮父亲制作一些简单的竹器,打下了扎实的竹艺功底。但父亲极少做藤轿,偶尔做时,陈天从就会在一旁看,“到十六七岁的时候,我就能独立完成一顶藤轿了。”在他十八岁那年,他花了近一年的时间给深沪大都宫做了一顶藤轿,时至今日,陈天从还保存着当时制作前绘制的草图。

50余道工序,打造坚固藤轿

陈天从十八岁制作的那顶藤轿几经易主,保存状况却超出我的想象,历经三十余年,仍然流光溢彩。

这在陈天从看来却是一件最正常不过的事,“现在我们除了给寺庙及宗祠制作藤轿外,还时常会给送来的老藤轿做修理。因为使用传统工艺,藤轿的使用寿命长,即使稍有破损,略加修葺仍可以使用很久。”

从父亲手上接下这祖传的手艺后,陈天从便没再从事其他生意。因为繁琐的制作工序占去了他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他便专心地守着这门手艺了。

“福建永安的毛竹是最好的,肉厚、根大尾小,最适合做藤轿。常常一整批毛竹里,只能挑出十来根真正符合要求的。选好毛竹后,还得放在通风处晾晒十几个月,等风干后方能拿来制作,防虫蛀,保存时间长。”陈天从介绍说。

制作一顶藤轿通常要经过选料、搭构框架、编扎藤条、上彩、调试等近50道精细的工序,且全凭手工制作,因此要花上一个半月的时间才能完成。在选料和做工上,陈天从都力求做到最好,这也是为何陈家制作的藤轿使用寿命那么长的原因。

创新与传承 路在何方

陈天从一直坚持使用传统制作方法,只为藤轿经久耐用,不会砸了祖传的手艺。坚守,不意味着停滞不前。陈天从总是思考着如何创新和改造,在不改变传统工艺的前提下,让祖传的藤轿迎合时代的变化。

他在色彩上做了大胆的尝试。以往长辈制作的藤轿色彩偏向于黑、白、蓝,整顶轿子给人一种威严感。而今,陈天从大量使用红、黄、绿等色泽亮丽的颜色,给人喜庆的气氛。“现在是新社会了,和旧社会不一样,到处都是新气象,如果再沿用以往沉闷的色调,会感觉和新时代格格不入。”陈天从如是说。

有了创新,藤轿便有了新的气息。现在铺子每年大概会有十来顶藤轿的订单,因为在闽南地区有敬贡神佛、抬轿祈福的风俗,宗祠、寺庙祭祀都会用到藤轿。但藤轿不用时常换新,所以今年来定做的客户,往往要很久之后才会再有需要。

余稍为修葺4

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们光临平武——报恩寺参加游览。我很荣幸能够担任您们的导游,陪同各位领略平武人文风光的神韵,共同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在美丽而神奇的平武县城,有一座驰名中外的部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报恩寺。它集悠远厚重的历史、博大精深的文化、精美绝伦的建筑、繁富瑰丽的艺术于一体,是当之无愧的国宝。

平武的历史十分悠久,早在先秦时期这里就是氐人所建白马国的一部分。西汉初年正式设置县级政区刚氐道,距今已有2200年历史。西晋时始有平武之名,北魏孝武帝时置江油郡。西魏废帝二年置龙州,延至明朝嘉靖四十五年改为龙安府,所以平武又称龙州或龙安。

报恩寺是由龙州宣抚司世袭土官佥事王玺王鉴奉旨修造的。于明英宗正统五年(1440年)正式动工,至正统十一年(1446年)主体工程基本建成。景泰三年(1452年)王玺死后,其子王鉴承袭佥事之职,与同僚薛公辅、李爵等多方集资,装塑点染,继续修葺。至天顺四年(1460年),历20年方全工告成。距今已有560余年历史。1956年被四川省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又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报恩寺占地面积万平方米,建筑面积3500平方米,它坐西向东,其主体建筑布局在一条长300米的中轴线上,由东向西次第升高,附属建筑左右对称排列,分为门前广场和前、中、后三进院落。由于规模宏大,其设计和主持施工卢禹、郭鼎等20余名工匠又是王玺从北京等地请来,因而其形制和气势都酷似皇城宫殿,故又有深山宫殿之名。报恩寺不仅规模宏大,建筑精美,其建筑还独具特色。它的建筑在风格上由宋、元向明、清过渡,体现了承前启后的特点。其单体建筑,既严格按照宫式手法建造,细部装修又灵活地运用了地方技巧,在建筑艺术上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每座建筑不仅雄伟壮丽,各具特色,并且还具有高度的抗震性,自创建以来,经受了1610年、1630年和1976年等多次强烈地震,仍安然无恙,完好如初,被中外建筑、地震专家誉为“明初罕见之遗构”,“独具匠心的抗震建筑”。这座古老的寺院虽然全系木质结构,却不腐蛀,甚至不结蛛网,这又是一个奇迹。原因何在?它的用料十分考究。整座寺院,木村全部选用本地所优质楠木建成,此处仅有,别处绝无,堪称一绝。

现在我们来到了山门,山门位于中轴张前端,是报恩寺的正门,为单檐悬山式建筑,两侧连以八字形高墙,门上悬横匾一方,上书“赦修报恩寺”五个苍劲有力的金色大字。因为这是王玺请示皇帝,经皇帝特别批准而修建的,故称赦修。匾额周围镂空透雕云龙图案,立体感极强。山门外稍间内,彩塑两尊金刚神像。左为密迹金刚,右为那罗廷金刚。山门内两稍间塑“三头六臂”、“四头八臂”明王神像各一尊,头作焰发,手持法器,体形魁伟,相貌威严,令人望而生畏。山门前广场正中,有两座形制相同的石经幢。经幢原来是丝帛的伞盖状物,上书佛经,于佛前立杆悬挂。相传幢影映于人身,可以免除罪垢。山门与广场之间的三角形平台上,安置雌雄狻猊一对。狻猊身高3米,昂首蹲坐,左右对峙,姿态威武,充分显示了报恩寺石雕技艺的精湛。

穿过山门就进入了寺内第一进院落,三座单孔石拱桥并列其间,连接着山门与对面的天王殿。桥面呈弧形,中桥桥面铺砌团花图案的白色琉璃砖,两侧桥面嵌以青砖。桥身两侧均安装雕刻精美的石护栏。迪庆香格里拉导游词 ·蜀南竹海导游词 ·九寨沟(五彩池站到长海)导游词 ·海螺沟导游词

桥北侧是钟楼。楼高13米,平面呈正方形,总面积152平方米,为16柱重檐歇山式建筑,绿色琉璃瓦屋顶。正面檐下悬横匾一方,楷书“天音醒世”四个金字。钟楼脊梁悬挂一大一小两口铸铁钟,大钟重约5吨,小钟重约吨。均为明代铸造,钟声宏亮,轻轻一击,便能声响数里。

钟楼西面有座小小方亭,内有水井一口,名曰“范公井”。此井为明代龙州宣抚司经历范辂所凿。范辂原任御史,因直谏犯上而于正德十四年(1519年)被明武宗贬为龙州宣抚司经历。此时距报恩寺建成已有70余年。他见寺内僧侣饮水困难,便慷概解囊,出资凿成此井。井成之后,寺内僧侣饮水思源,对范公十分怀念,便在井上建亭树碑,以为纪念。井深17米,设计考究,工程艰巨。水味香冽,四季浮泽如露。

跨过石拱桥,迎面就是天王殿。殿高13米,总面积平方米,为单檐歇山式建筑。檐下悬横匾一方,制作精美。四周透雕云龙纹饰,两旁圆雕托匾力士各一,造形极为生动。屋顶覆盖黑色琉璃色彩,随着早晚阳光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华光四射,令人称奇。屋内装饰华丽,顶部120块天花板,绘制成“百花图案”,各种花朵,立体感很强。全都保持了五百多年前的原貌。

殿内南北两稍间内置佛台,台上彩塑四大天王神像。像高4米,胸宽1米,体态匀称,造型威武。左边两尊为东方持国天王和南方增长天王。持国天王手持琵琶,增长天王按剑挺立。右边两尊为西方广目天王和北方多闻天王。广目天王手托宝塔,多闻天王手杵宝伞。这四位已经完全汉化了的天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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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马垓;清真寺;历史;中庸

清真寺的历史是当地回民历史的缩影,通过清真寺的兴修历史可以追溯回民的历史及其信仰在本境的传播情形。

菏泽牡丹区都司镇西马垓行政村,位于菏泽城区东北24公里,是菏泽较大的回族村。据《马氏家谱》记载:“明洪武十年(1377年)即集资建寺。村原名‘马家垓’,后称‘马家海’,简称‘马海’。迄于永乐初年,马氏子孙繁衍兴旺,又有其他居民迁入,遂分居于水两岸,河东称东马海,河西称西马垓。”

从上文看,西马垓最早的清真寺建于明洪武十年。当时,西马垓回民在村中心的一片高地简修一座小型的清真寺,作为临时拜主之地,从而打下了西马垓清真寺的基础。

一、西马垓清真寺建筑风格

西马垓现有三座清真寺,分别为:西马垓清真古寺、西马垓清真新寺、西马垓清真女寺。

西马垓清真古寺建于明永乐年间,古寺大殿5间,南北宽10米,东西长19米,建筑面积190平方米。古寺大门临街朝东,寺门面阔三间,进深两间,大殿为“H”形,面阔五间,进深三间。浮雕“礼拜堂”三个大字,倾悬在大殿中央的厅堂上。厅堂有两层,带宽廊,廊壁绘有精美的壁画。

整个礼拜堂由四排巨柱支撑,每行柱上高擎三立方米的巨梁,巨梁与椽子之上,皆彩绘阿拉伯式图案。大殿顶上是金黄翠绿的琉璃瓦,排列成菱形的图案。礼拜堂后脊之上矗立的是望月楼,一座六棱柱体建筑,六面皆开有六角形楼窗。望月楼顶上是斗拱六角戗檐,展翅凌空。古寺的北边是一排六间坐北朝南的讲堂,古寺的南边是一排六间坐南朝北的水房。整个建筑的花纹彩饰的伊斯兰特色与建筑结构古朴典雅的中国风格融为一体,辉煌耀目。由于年久失修,古寺不能满足礼拜的需求,所以,西马垓回民不再使用这座清真古寺。现在仅剩下一座大殿废墟,永存在历史的角落里。

西马垓清真新寺和西马垓清真女寺布局和西马垓清真古寺一样,都是大门临街朝东,西面是大殿,北面为讲堂,南面为水房。西马垓清真新寺建于1982年,南北宽42米,东西长66米,占地面积2772平方米,建筑面积684平方米。西马垓清真女寺建于1997年,南北宽20米,东西长30米,占地面积600平方米,建筑面积329平方米。

西马垓清真古寺、西马垓清真新寺、西马垓清真女寺皆属中国寺庙式殿宇式建筑风格,以大殿内向西叩拜为中轴线,大殿居中,北讲堂,南水房两侧相伴。《古兰经》规定,穆斯林礼拜时一定要朝向麦加“克尔白”。麦加在我国西方偏南,所以,西马垓清真寺皆坐西向东而建。齐鲁文化以“中庸”为基本方法,“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1]“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强调适度,内外协调,保持平衡。西马垓清真寺采取中轴对称院落式布局,追求“中和”之美,体现了齐鲁文化的“中庸”之道。齐鲁文化以天人合一、阴阳和谐为最高境界,“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强调顺从自然以及群体关系的和谐调适。西马垓清真寺建筑风格平和含蓄,没有傲然挺立的单体建筑,院内种植花草树木,保持与自然的和谐,同时融入群体的气势,大殿与讲堂、水房之间和谐统一。

二、西马垓清真寺历史演变

从永乐年间建造古寺到1982年建新寺,再到1997年建女寺,西马垓清真寺走过了600多年的历史,《西马垓清真寺重建落成纪念碑》正面碑文记载了其独有的历史演变过程。

永乐二年(1404年),众人又集资扩建西马垓清真古寺。崇祯七年(1634年),一场大火将殿房焚毁,遂再次稍作修葺。碑文中提到的清朝嘉庆至同治年间的两位高官指马济胜和马新贻。据《清史稿》记载:“马济胜,山东菏泽人。以武生入伍,从剿川、陕教匪,积功累擢江苏抚标参将。嘉庆十八年,会剿山东教匪,擢河北镇总兵。道光初,擢浙江提督,调福建陆路提督。”清嘉庆(1796~1820)初,马济胜曾两次出资修葺清真寺。

后有马新贻,“字山,山东菏泽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安徽即用知县,除建平,署合肥,以勤明称。……新贻官安徽、浙江皆得民心,治两江继曾国后,长於综,镇定不扰。江宁、安庆、杭州、海塘并建专祠”分别于咸丰九年(1859年)、咸丰十一年(1861年)带头出资,重修大殿、南北讲堂、水房及大门、二门,又手书“无声无臭”四字悬于大门,所写的“无贰尔心”的大幅匾额倾悬在大殿上,并镌刻了“认真主无形无影凭万物作证,参造化非高非远唯一理在心”的对联悬于大殿双柱。

民国二十年(1931年),菏泽县长张兴诗在清真寺古二门挂一“万物主宰”的匾额。1937年大地震,古寺大殿及配房部分遭受破坏,不久即修复。1953年,村政府支援、穆民集资、汉民帮助,历时三年,重建了大殿。1958年,该寺曾一度搬迁。1982年,西马垓为建新寺筹资金20余万,1983年春在今址开建西马垓清真新寺,前后历时7载,于1989年底竣工,遂成今日之貌,建筑格局更为合理,殿宇更为宏丽。1997年9月,西马垓又建起了清真女寺。2005年,西马垓清真新寺再次修缮,共募捐乜贴27万多元,寺内现立有《西马垓修缮清真寺募捐乜贴碑》为证,背面碑文为募捐人员名单及募捐金额,正面碑文如下:“振兴教门,修葺朝房。穆民家园,万众一心。慷慨解囊,义不容辞。心洁财净,事业兴盛。主赐天堂,恩典无穷。人人敬仰,万古流芳。公元二零零五年古历九月(斋月)上浣。”

西马垓清真寺记载了西马垓回民繁衍生息的历史,是西马垓回民的精神家园;它充分融汇齐鲁文化以突出回族伊斯兰文化特色,是伊斯兰文化和齐鲁文化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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