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农氏的故事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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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氏的故事【第一篇】

关键词：咸阳；长安；蜀道；主线路；故道；褒斜道；灙骆道；子午道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6248(2012)01000106

李白《蜀道难》有“不与秦塞通人烟”［1］名句，指出扼守蜀道秦岭关隘的“塞”的存在。作者和读者并不明究此“秦塞”是何处关塞，是因为蜀道秦岭线路本有多条，而“秦塞”亦实有多处。在蜀道历史中，几条秦岭线路在当时交通格局中的位置，先后各有主次轻重的变化。也就是说，不同历史时期蜀道秦岭区段有不同的主线路。这种变化的发生有多种因素，而关中地方文化重心的变化也显现重要的作用。分析咸阳长安文化重心地位的形成与蜀道主线路移换的关系，可以深化对区域史和交通史以及相关社会文化现象的认识。

一、“故道”主线路时代从蜀道秦岭线路开通的年代先后来推断，位于陕西宝鸡以南的散关很可能是最早的蜀道“秦塞”。从文化遗存分布的密度而言，关中平原西部地区较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获得较早的开发，被神化的农学经验总结者曾经在这里活动［2］。蜀道的出发点因此曾经由自关中西部。

秦即有“故道”县，县治在今陕西宝鸡南。《水经注·渭水上》：捍水“出周道谷北，迳武都故道县之故城西”。地名可见“周道”和“故道”。而西周中晚期铜器散氏盘铭文中亦有“周道”字样。据王国维考论，周散国在散关一带，此周道即《水经注》“周道谷”之“周道”①。可见，这条道路的开通年代相当早。《后汉书》卷一三《隗嚣传》所谓“白水险阻，栈

①王国维《散氏盘跋》：“……顷闻之陕人言克鼎出处在宝鸡县南之渭水南岸。此地既为克之故虚，则散氏故虚必距此不远。因知‘散氏’者即《水经·渭水注》‘大散关’、‘大散岭’之‘散’。……‘周道’即‘周道谷’，‘大沽’者即《漾水注》之‘故道水’。”《观堂集林》卷一八，《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3册。

道败绝”，是说故道在今陕西略阳白水江一带的地段。故道又有由此通向天水地区的栈道。

所谓“故道”，应是蜀道其他秦岭线路得以开通并逐渐成为主线路之后的称谓。这条道路北端的“秦塞”即散关。散关被看作“关中”区域的界限标志之一。《史记》卷八《高祖本纪》记载：“怀王乃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救赵。令沛公西略地入关。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司马贞《索隐》：“韦昭云：‘函谷、武关也。’又《三辅旧事》云：‘西以散关为界，东以函谷为界，二关之中谓之关中。’”《史记》卷七《项羽本纪》也写道：“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裴骃《集解》引徐广曰：“东函谷，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又《史记》卷二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都关中。”司马贞《索隐》：“咸阳也。东函谷，南峣、武，西散关，北萧关。在四关之中，故曰‘关中’”。关于“关中”区域限定的理解有所不同，也有说函谷关以内者，也有只说两关者，言函谷关、武关，或者函谷关、散关。《史记》卷八《高祖本纪》：“怀王……令沛公西略地入关。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司马贞《索隐》：“韦昭云：‘函谷、武关也。’又《三辅旧事》云：‘西以散关为界，东以函谷为界，二关之中谓之关中。’”关于老子出关的传说，有解释“关”是散关的意见《史记》卷六三《老子韩非列传》说：“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其中“至关”的“关”，有函谷关和散关两说。司马贞《索隐》：“李尤《函谷关铭》云‘尹喜要老子留作2篇’，而崔浩以尹喜又为散关令是也。”张守节《正义》：“《抱朴子》云：‘老子西游，遇关令尹喜于散关，为喜著《道德经》一卷，谓之《老子》。’或以为函谷关。《括地志》云：‘散关在岐州陈仓县东南五十二里。函谷关在陕州桃林县西南十二里。’”。散关因散国得名。可知，这条道路的开通当在西周甚至更早。

周原甲骨所见“［克］蜀”文字（H11:97）［3］和“蜀人”参与武王伐纣军事行动的历史记录《尚书·牧誓》：“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孔氏传：“八国皆蛮夷戎狄属文王者国名。羌在西，蜀、叟、髳、微在巴蜀。”《史记》卷四《周本纪》：“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纑、彭、濮人。”裴骃《集解》：“孔安国曰：‘八国皆蛮夷戎狄。羌在西。蜀，叟。髳、微在巴蜀。纑、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汉之南。’马融曰：‘武王所率，将来伐纣也。’”张守节《正义》：“髳音矛。《括地志》云：‘房州竹山县及金州，古庸国。益州及巴、利等州，皆古蜀国。陇右岷、洮、丛等州以西，羌也。姚府以南，古髳国之地。戎府之南，古微、泸、彭三国之地。濮在楚西南。有髳州、微、濮州、泸府、彭州焉。武王率西南夷诸州伐纣也。’”，都反映蜀道早期开通的事实。而当时蜀道的主线路，很可能即秦汉人所称“故道”。所谓“故道”早期开通并成为蜀道秦岭主线路，很可能与周人在关中西部农耕经营的成功有关。《国语·晋语四》：“炎帝以姜水成。”炎帝传说和“姜水”的关系，暗示炎帝部族活动的地域。早有学者指出，“姜姓起源于陕西西部黄土原上”，探索炎帝传说的发生，应当注意宝鸡“姜城堡、清姜河、神农庙、磻溪水、姜氏城”地名的存在［4］。应当注意到，这一地方正是在散关左近。

神农氏的故事【第二篇】

1．伏羲、神农、黄帝及其时代商榷

从人类文明起源来看，文明的到来是以被誉为“文明之母”的农业革命(1)，特别是旱作农业经济的出现和发展为前提的。从当代考古成果来看，距今一万年前后，陕甘交界黄土高原原始农业基本上已取得独立地位(2)。大约在距今六、七千年以前，黄河流域许多氏族部落最早达到母系氏族公社繁荣阶段，这一时期一些部落开始形成不巩固的联盟(3)，这正是传说中伏羲氏时代(4)(5)。相传伏羲氏传16帝，1260年(6)(7)。《竹书纪年》云：“古男女无别，伏羲始制嫁娶”(8)，这应该是黄河流域最早的对偶婚制度。吕振羽在《史前中国社会研究》一书中指出：“由非血缘群婚”到对偶婚的转化，并有了以对偶婚夫妇为基础的家庭胚卵，大约相当于传说中“伏羲氏、女娲氏时代”(8)。对偶婚是父系本位制度出现的婚姻基础。据说“伏羲作卦”已是父系氏族社会的事了(3)，由此可见，伏羲氏应该是黄河流域最早进入父系社会的氏族。

大约在距今五、六千年之际，黄河流域农业出现了一次质的飞跃，农业经济取代传统采猎经济成为当时最主要经济形式，这次农业经济的大发展与传说中的“神农氏”有着密切关系。相传神农氏发明了耒、耜，《周易・系辞》记载：“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2)(4)，耒、耜是用来翻土用的工具，它的发明一方面说明黄河流域农业进入了更先进的“耜耕”阶段，另一方面说明男子广泛进入农业生产领域，成为社会经济的主体，这就为男子社会地位高于女性提供了经济基础。相传神农传8帝，520年(6)，约在距今五、六千年之间。考古成果证实这一时期我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一些氏族部落已先后进入父系氏族公社时期(3)，神农氏已进入母系社会末期和父系社会初期是公认的事实(9)。

经过伏羲氏和神农氏对黄河流域长达一千七百余年的耕耘，黄河流域社会生产力水平有了质的提高，劳动剩余和财富积累已到了很高的水平，这为私有制的出现提供了物质基础，以原始氏族公有制为基础的部落联盟的社会形态再也无法适应社会发展需要，部落之间、部落联盟之间及部落内各成员之间对剩余产品归属的利益抵触日趋严重，部落内各成员之间的小规模械斗逐步发展成为部落联盟之间的大。大约在距今五千年前后，黄河流域进入了奴隶社会私有制取代原始社会公有制的历史大变革时期，从陕甘交界黄土高原一带迅速崛起的“轩辕黄帝”成为这一时期典型代表人物。《鲁语・上》云：“黄帝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明民”古时指“明上下，等贵赋”，“共财”是指山林、泽薮仍为社会（或国家）公有财产，这是中国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特点，在整个奴隶社会期间，山林、泽薮社会公有制一直被保留了下来。文献记载黄帝有封禅之事，有命官治民之举，有旃冕衣裳之作，这些都有将社会等级区分制度化的意义(10)。《商君书・更法》云：“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8)，《史记・五帝本纪》云：“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鬻子》云：“黄帝十岁，知神农之非而改其政”(11)。从这些文字记载来看，黄帝与伏羲、神农有质的不同，众多历史文献中把伏羲、神农列入“三皇”之中，把黄帝列于“五帝”之首以示区别，这是有充分根据的。“诛而不怒”说明私有制国家形态已普遍被人们所接受(4)。从黄帝时代黄河流域大规模战争记载来看，五千年前黄河流域已经发展到原始社会最末阶段，凌驾于部落联盟之上的“国家”形态的出现已是该地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变革是社会发展的主流，制度创新从来都是社会激励机制的核心(11)。以黄帝为代表的私有制文明为农业种植提供了制度保证和激励，至此，土地上的作物和其他人工产品再也不会被视为公有财产，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氏族(或家庭)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2．炎、黄二帝称谓的内含商榷

炎、黄二帝作为华夏各民族的始祖和古老中华文明的缔造者和奠基人，其称谓有着史前时期深深的时代烙印，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含，对中华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有土德之端，故号黄帝”(4)(12)。这显然是受了阴阳家的影响，难以令人信服。还有一些学者研究认为，黄帝生于黄土高原，因土色黄而称黄帝（炎帝和黄帝原本称作炎地和黄地，秦国称雄六国后宰相李斯觉的不雅，改“地”为“帝”沿用至今）(10)。然而地理史研究成果表明，秦、汉以前，黄土高原原始森林和草原植被并未因人类活动受到显著破坏，黄河水流清澈，谓之“大河”(13)。可以肯定，黄帝时期人类经济活动对森林和草原破坏是非常有限的，黄土高原绝大部分地区土壤属森林草原土壤（即黑垆土）。原始森林和草原土壤富含有机质，色黑质松，肥效较高，是农作最好的土地，这是黄河流域文明迅速崛起的重要环境原因。就我国农业发展历史而言，从距今一万年前农业诞生起至春秋年代长达七、八千年历史时期里，我国农业主要处在游耕农业阶段(14)。游耕农业是在施肥技术尚未出现和完善之前，原始农业技术较为简单粗放条件下，广大居民开垦土地（森林或草原）种植农作物，经过三、五年后，土壤自然肥力下降，土色变淡（变黄），收获减少，于是人们只好放弃这些耕地重新开垦新的土地(2)，并随新土地开垦迁居。《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这是游耕农业的真实记录。史书中关于商族和周族多次迁徙的记载已是游耕农业最末时的情形了，有些学者把古代部族迁移理解为游牧(10)是有待商榷的。黑色的森林土地是游耕农业时期农业丰收的保障，争夺黄河下游肥沃的森林土地是黄帝时代群雄逐鹿中原的主要环境原因。由此可见，把“黄帝”称谓理解为“黄色土地”的依据并不充分，也不符合当时的环境历史背景。从考古结果来看，早在仰韶文化时期，姜塞、半坡就出现有铜片(2)，距今4000-5000年的甘肃马家窑文化遗存中发现有青铜刀和其它铜器碎块(10)，历史考古学家们推断，黄河流域青铜器的出现和使用大约在距今五千年之前。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在原始社会解体阶段的工业成就中，“青铜是属于重要的金属”，这时“金和银已开始用于手饰和装饰，其价值肯定比铜和青铜高”(15)。人类对金、银的崇拜主要来源于私有制的出现与制度化以及货币广泛用于商品交换时期，《路史・疏仡纪・黄帝》云：黄帝“五置而有市……立货币以制国用”(12)，《史记・平准书》云：“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然不曰金、银、铜，盖古人制名，必自金始，由金而分也”(8)。可见黄帝时代已有黄金并具备了货币职能是肯定的。黄帝作为中华历史上第一位大一统国家的“领袖”，不仅在社会等级制度中有着最高地位，也是“天下财富”名义上的拥有者，因此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后人选择其称谓时不考虑金、银、铜、锡这些当时生产力水平的代表物质是不可能的。青铜“色青或青黄色”，黄金“色黄”，据此推断，“黄帝（地）”称谓应该来源于“黄色的金属（或黄金）”与“肥沃的森林草原土地”。黄色金属（合金）不仅是当时财富和地位的象征，也是人类进入青铜器时代先进生产力的代表；“黑色而肥沃的森林土地”是农作丰收的源泉，是黄河流域进入文明时代的资源与环境保障。

大约在距今5-7千年之纪(4)，我国农业进入了被称之为“耜耕”的游耕农业阶段。耜耕农业是在火耕清理出的田地上，用锄、耜、锛等耕具把土壤加以翻耕疏松，然后再播种覆土，这较单纯刀耕种植又前进了一步(2)。居于渭水上游今宝鸡一带的神农氏是这一时期典型代表，该氏族得益于耜耕农业技术的进步迅速发展壮大，并沿渭河向东发展，至炎帝时代替伏羲氏成为黄河流域最大部落联盟领袖(4)。神农氏东移加速了伏羲氏的分化，迫使其一部分向东发展到达今山东境内和东南沿海一带。伏羲氏在由西向东发展的数千年间，逐步完善了父系氏族制度。到达山东境内和东南沿海一带后与当地以鸟为图腾标志的部族相融合，创造了发达的龙山文化，这应该是东夷人追崇伏羲氏为自己先祖的历史根源。东夷部族因得益于伏羲氏先进的技术和文化迅速壮大，至黄帝时已发展成为以蚩尤为代表的庞大集团，该集团因受东部大海限制转而再向西发展，并与炎帝集团在中原一带展开了以争夺肥沃土地（也许还有矿产、奴隶）的战争，形成群雄逐鹿中原的局面。大约在距今五千年之纪，雄居于黄土高原北部今陕西黄陵县一带的黄帝族经过一系列变革，在保留部分原始公有制形式的基础上，使父系氏族阶段逐渐发育成熟的私有制法律化和制度化。在黄帝之前的“伏羲氏、神农氏、金天氏、有熊氏、等等，在最初不仅是其氏族的名称，而且是其每个成员的名称”(8)，进入黄帝时代，氏族的称谓（姓氏）和个人名称（名字）便被法律化地区别开来。黄帝“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这是私有化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根本标志。“明民共财”是在原始公有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私有制度，它不仅为那些已进入私有制阶段的父系氏族向其靠拢提供了法律保障，同时也为那些尚未进入私有制阶段的氏族提供了一席之地，这就使该族有能力在极短时间内迅速由小到大，由弱变强，一举歼灭蚩尤，战胜炎帝，实现了黄河流域原始公有制向“国家”雏形的私有制的根本性转变。杨先生在《原始社会发展史》一书中指出，“农业部落在父系部落解体时，并未受到很大变动，那它的家庭公社仍是可以继续存在的，而且它的内部组织还比上一阶段更加巩固了。因为在上一阶段土地还是属于氏族或部落所公有，今因氏族或部落的解体，就变为家庭所私有了，这样的家庭公社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后仍是可以存在的”(15)。据此，有关黄帝时代文字记载中相互矛盾的社会属性问题就不难理解了。黄帝族雄踞黄河流域三百余年为“家王朝”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帝王世纪》云：“凡五十二战，而天下大服”(11)，《史记・五帝本纪》云：“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国号”(10)。黄帝之后我国境内部落联盟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再未有过记载，因此说黄帝是中华开国元祖，是中国走向文明社会的始祖(6)。而那个时代群雄逐鹿中原的大规模战争正是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不足的必然环境结果(18)。

5．结束语

国家是私有制取代原始公有制的产物，是人类文明到来的前提和标志，父系氏族公社制度是私有制取代原始公有制过程中的过渡形式。就我国古老文明形成过程来看，伏羲氏是古老文明的预言者和先驱，后经神农氏的大发展，到黄帝时文明诞生的物质和社会条件均已具备，这就促成了“明民共财”的重大社会变革，标志着中华文明的开端。“八卦易经”学说一直是中原文化的核心之一，“明民共财”是中国古代私有制的核心和基本特点，“封邦建国、分封诸侯”是我国奴隶社会期间国家政治体制的基本形式，这是一种比较原始的部落殖民，这一传统当然来源于上古时代。《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二十五子，得其姓者十四人”，得其姓就是得其氏族或部落，这可能是部落殖民的雏型。由此可见作为正史的《汉书》首叙伏羲、炎帝、黄帝(10)是有充分历史依据的。从伏羲氏“始制嫁娶”到黄帝“明民共财”经历了大约一千七百余年时间。从黄帝开国至夏朝“家天下”的确立又经历了三百余年历史，由此可见古老文明形成之艰辛。中华文明的到来是以伏羲氏、神农氏和黄帝族为典型代表的中华祖先数十代人前赴后继不断与环境搏弈的结果。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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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兰草：《轩辕黄帝传说故事》［M］.陕西旅游出版社， 1993（1）: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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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the Huanghe Valley Civilization by Natural Environment

――The Connotation of Yan-Huang and Naissan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Cao Shi-xiong

(Regional Agriculture R&D Center, College of Agronomy and Biotechnology, China Agri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94)

神农氏的故事【第三篇】

于姓是百家姓中排名第28位的大姓，据《左传》载，于姓得姓始祖叔，于姓根于国，即今河南省沁阳市西万镇邰村。深秋的一天，飘落的黄叶牵动了我怀旧的思绪，勾起了我的探古寻幽之情，于是和沁阳市文物局老局长邓宏里先生结伴，开始了于姓寻根之旅。

灰色的中巴车在公路上飞快的行驶着，窗外的景色直扑眼帘。巍峨连绵的太行山，宛延的龙门石河古河床，静静地向我们传递着这里古老文明的气息。性急的小张禁不住向邓局长发问：“这里山水真美，北有太行作屏、南有沁水为带，阡陌井然，村庄像星盘般洒落其间，难道这就是于姓的发祥地吗？”邓局长没有回答而是凝望着太行山，静静地陷入了沉思，片刻后，神情庄重地向我们讲道：“于姓的起源、发展，与我们中华民族历史进程有着紧密的联系。经我们长期考古调查和历史考证。在新石器时期，太行山南麓曾是伏羲神农氏和黄帝轩辕氏的重要活动区域，也是我国古代农业的发祥地之一。河南沁阳虎头山一带生活着一支擅长制作陶器盂(古代盛饭器具)的部落，这里农耕文明发达，制陶技术精湛，被称作‘盂’部落。盂又称，作为盂部落的聚居地称‘’地。夏部落首领禹建立夏王朝后的第一年，禹王在颁布了我国第一部农事历法《夏时令》，并以陶器盂作为祭祀活动的祭器。到了商代，农耕业的发达，促进了‘’地商业的繁荣，于是在其东南择有泉水之地修建了以商业为主的城池，称方，为商王朝的陪都。帝辛元祀，辛王命鄂侯于，立鄂侯国。《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纣王时，以西伯昌、九候、鄂侯为三公。后来鄂侯被纣王杀害，其子孙宗亲便迁逃到湖北省鄂州一带定居繁衍（湖北省简称鄂即由此而来）。此时，以西伯侯姬昌为部落首领的周族在陕西西岐逐渐发展壮大，逐步向周边扩张势力，先后攻黎（今山西长治西南）、伐（今河南沁阳西北），公元前1057年打败戎人，攻灭鄂侯国后，复改鄂都为，并把城扩建，作为自己的陪都。周武王继之向东又攻占朝歌，了商王朝的统治。周王朝建立后，为加强统治，大举分封诸侯。由于城北扼上党之门，南控虎牢之险。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所以武王将城作为周王朝半壁江山的依托，特封其次子叔（姬诞）于，建立国。西周初年，宗法分封，只有诸侯才能享有姓氏的权利，平民百姓是没有姓氏的。而国建立，姬姓氏成为叔及其一个支庶的身份象征。这标志着姬姓族群一个分支DD氏氏族诞生。这也是历史上最早记录的于氏人群。”听了邓局长的讲述，我知道了于姓源于周族姬姓，于姓始祖为叔，于姓祖根于国（今河南省沁阳市西万镇邰村）。

汽车行驶了四十分钟，我们便来到了国故城遗址。沿着乡间小道，向古城墙走去，远远望去，古城墙如同一位沉睡已久的老人，横亘于天地之间。这时的我，思古幽情，骤然而生，在我心里，它不只是一段古老的城墙，分明是一段凝固的历史。“别来无恙”？我在心底大声地问，古城墙静默无语，秋风吹落的黄叶飘荡在古城墙苍老的躯体上，更增添了古城垣的沧桑。邓局长给我介绍说：“国古城遗址为长方形，东西约820米，南北580米，总面积480平方米，城周围有城壕。城由内城、外城组成。内城在东，外城在内城西北，现为邰村。现存国故城(内城)城墙有东西两面，东长150多米，北长450多米，高2－7米，宽12－17米。专家们从城墙夯窝考证，古城墙分三层，分别是商、周、汉三个朝代修建。”今天的古城墙再也不是固若金汤的屏障，可是从它那残肢断体中，我们依然能想像到三千年前古城的雄姿和繁华。

我小心翼翼地爬上古城墙，放眼望去，满目金黄，一望无际，而最让我欣喜的是与麦田相接的邰村新景，座座小楼，鳞次栉比，远处车流如梭的焦克公路上，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新时代的气息。邓局长指着南边告诉我说：“国故城南原有亭，《水经注》记载：水出太行之阜山。其水南流至城西，又东南经孔子庙东，又东南经亭西，又东南注于沁。”顺着局长所指方向望去，亭虽已不存，可古水经千年的流淌依然灌溉滋润着这片古老的土地。邓局长又告诉我说：“古国故城东还有国人修筑的防洪堤坝，后人称作为‘故岭’，现存东西宽12米，南北长2000多米，可能是为保护当时国的国都（古城）所修筑的。该堤坝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抗洪防汛工程之一。而且它的修建年代要比都江堰、郑国渠早一千二百余年。”望着那横亘绵延的大堤，我深深被国先民们勤劳、勇敢精神所震撼。巍峨的太行山曾见证了古国的荣辱兴衰，宛延的古河床凝聚了祖先千年的文化积淀，千年的热土孕育了千百万新的生命。低下头来再凝视脚下的古墙，我想它曾抵御了多少枪炮箭驽的攻击，经受了多少硝烟炮火的洗礼，但至今仍巍然屹立。而今古老的城墙早已完成了历史使命，成为供后人凭吊的遗迹。从金戈铁马，鼓角争鸣中走来的它，在太平盛世人们的欢歌笑语中，一天天远去，总有一天它会被现代文明淹没，而祖先们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将永远激励着后人。望着古老城垣，我久久不愿离去。

告别古城垣，我们沿着乡间小道向邰村走去，快到村口时，走在前面的小张惊奇地大声呼叫，这里有块石碑，邓局长告诉我们说：“那碑是清代邰村城门所镶碑额。”我急步走近石碑，映入眼帘的是“古城”三个清晰可辨的大字。这时我的内心油然升起返古还乡的感觉。村口坐着几位悠闲的老人，其中一位热情地给邓局长打招呼，老人得知我们的来意后，兴奋地告诉我们说：“俺村可真是有历史了，村东有古城墙、故岭，村北有社稷坛，村内有社稷像、静应庙，古城碑。”老人带我们来到村西的社稷坛遗址，这里是一片麦田，已没了社稷坛的踪迹。邓局长告诉我们：“叔为继承祖先以人为本，由人而上通天文，下及地理，旁通物理的人文文化体系。他远追姜原和弃，改‘城’为‘邰城’，近在邰城西北角上设立祭坛，以祭拜社稷之神，名为‘社稷坛’。本来，‘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谷之长，故祭而祭之也’。可在当时，原叔不仅把‘社稷’视为周王室的代称，更有以社为母，祭其周的始祖姜原、后稷之意。这一祭习在城延续数千年，直到今天，邰村名历经了3000余年而未改，这也是在邰只设坛祭社稷而没有‘于氏宗祠’的原因所在。”老人告诉我们：“在社稷坛遗址上原来立有宋元时用青石雕刻的社稷像，现在供奉在静应庙。”老人的讲述让我们想到远古时于氏祖宗祭祀的隆重场景。我问老人：“村里可有于姓家族？”老人说：“遗憾的是因春秋战国时，战乱四起，郑国灭国，于世家族纷纷外迁，现在邰村一个于姓的家族也没有，周边村庄的于姓也是明代从山西洪桐县迁移来的。”

我们来到了村中的静应庙，这里香火旺盛，祭拜的人络绎不绝，一进庙门，我们就看见了老人所讲的社稷像，一块长方形青石上高浮雕一男一女两尊社稷神像，于是我们虔诚地祭拜，以示内心对于姓先辈的敬意。老人说：“静应庙原来建筑很多，现在仅存紫虚元君殿、祭亭、梳妆台、西来佛殿、玉帝殿、眼光殿、城隍殿、龙王殿、瘟神殿、送子奶奶殿等建筑。”邓局长说：“静应庙创建何时不详，但从紫虚元君殿脊檩下发现的墨书题记‘至元一十四年DD修复’，可知创造年代至少在元代以前。整个庙宇建筑结构对称，布局严谨。近年来，政府拨款群众捐资修缮，给古庙换了新颜。”

离开邰村，我非但没有一丝的旅途劳顿，而且对于氏寻根的兴趣丝毫不减，在回来的路上，邓局长告诉我说：“国故城位于云台山与神农山两大风景名胜区之间，希望远方的于姓游子们在游览祖籍地的名山大川的同时，到自己的祖根所在地国故城看看，去追寻祖先的踪迹，去缅怀烈祖的浩荡功德。”这时我想起了《我的档案之家族史话》中的一首诗：

于氏风流撷英

于氏姓启周叔，河南沁阳是祖籍。

以国为氏自姬姓，字去邑改为于。

定国才高任御史，治狱无冤有政绩。

陕西高陵于志宁，修订本草传后人。

于谦明朝政治家，恩泽万民及时雨。

学贯百家通典故，慎行文字冠第一。

清代高官于成龙，以身作则正风气。

竿勾钓鱼鱼通益，高瞻远瞩顾大局。

一天来，对于姓祖籍的寻访结束了，我不仅觅到了祖先的来龙去脉，领略了先辈们的风姿，而且看到祖根所在地的旧貌新颜。让所有于姓后代和整个炎黄子孙一起共同为古城的美好明天而祝福吧！

神农氏的故事【第四篇】

水迎三面合，峰锁一门开。

碧霭含朝旭，春阴动旱雷。

登龙知不远，鲤化有奇才。

――清祁藻《平舒山庄之龙门烟树》

平舒村，一个听起来吉祥而诗意的名字，地处山西寿阳。从这里走出了寿阳籍的清代名相、“三代帝师”、“四朝重臣”祁藻。这些罩在祁藻头上的光环十分耀眼，给人以无限遐想和几多景仰，纵观古今，无人可比。怀着崇敬的心情，我来到有着“中华第一书香门第”之称的祁藻故里，探寻他非凡的人生旅程，寻觅曾经无限风光的祁氏家族踪迹，感受无处不在的祁氏文化。

英声茂实书香门第

一大早，我就从寿阳县城出发，沿307 国道往西北方向走大约10公里的路程。在凉爽的晨雾中，一个幽静的小村若隐若现，栋栋古建沐浴霞光，袅袅炊烟随风飘荡，桃花杏花含苞欲放，农人耕者春种正忙，一瞬间，平舒打动了我，这样的早晨，显示出安详中蕴含生机，古老中透出活力的韵味，恰如祁藻诗中描绘的佳境。这个地处山西寿阳的小村子，是怎样激发出了祁藻凭借满腹奇才，跃出龙门的豪情壮志？每一寸山水，每一处景观，又都萦绕着什么样的动人故事和神奇传说？

一下车，会合了王银海，平舒乡文化站的站长。王银海以发掘祁氏文化而闻名乡里。跟随老王，首先来到祁藻纪念园区，大门两边硕大的“中华书香门第，三代帝师故里”联书跃入眼帘。老王讲解道：祁氏是清代的名门望族，在总计260多年的清代历史中，祁氏家族出了进士5名，举人13名，贡生若干名，豪杰俊才，名卿贤相，摩肩接踵，彪炳史册；上至一朝之相，下至一县之令，为政朝野内外，大江南北，学粹品端，清正廉明，影响很大，名震华夏；在清朝时全国流传有“南林北祁”，即江南林家（林则徐），江北祁家的说法，民间流传的“一门五进士，三世四翰林”“中华书香门第”便由此而来。

漫步在宽敞的园区里，初春时节的姹紫嫣红，仿佛象征着祁藻这位大学士一生的丰硕成就。历朝历代，学子们的共同梦想都是出人头地，进入翰林院，做翰林。进入大门，我也一步迈上宽阔平坦、象征着“中华第一书香门第”的翰林大道。大门前方是四座高大的石牌坊，代表祁氏家族史上的四位翰林。四座牌坊，分别采用四种不同的石材精雕细刻而成，整体造型庄重、质朴。牌坊上，除了雕刻有象征吉祥如意的纹饰之外，还有许多反映当时文人学者生活的场景。这些生动的雕刻，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祁氏家族对个人修养的注重和对生活情操的追求。

三代帝师四朝重臣

走过翰林大道，就是金碧辉煌的腾蛟阁起凤楼，老王告诉我，这是重修的楼。过去的“腾蛟阁起凤楼”，是平舒村的门户，楼顶正中竖有一只铁铸凤凰，无风时面向太阳，有风时随风摆动。顾名思义，“腾蛟龙，起金凤”，象征着学子们由此腾起，跃出龙门，有龙凤呈祥之意，而祁藻的出现，正印证了这一象征物的喻义。

转过腾蛟阁，登上及第桥，一座古色古香的祁藻纪念馆呈现在我们眼前。大门前成对的三斗旗斗杆，标志主人的科举正途出身――官居一品。前院庭院内，充满农耕趣味的陈设令人耳目一新。古人有云，“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这种耕读传家、务实爱民的精神，贯彻祁藻一生。后院展示的，则是祁藻的为官生涯。祁藻（1793―1866年），字叔颖，号淳甫，生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幼年随父亲读书，嘉庆十九年（1814年）考中进士，以后一路做官，不断升迁，曾任国子监祭酒、户部右侍郎、兵部尚书、户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礼部尚书等高官。历嘉庆、道光、咸丰和同治四代，祁藻为官达46年之久，是当时晋人在朝中居官最高最久者。同时还兼任过道光皇帝的上书房总师傅、咸丰皇帝的太子太保、同治皇帝的弘德殿授读。因此有“ 四朝重臣”“三代帝师”之称。

参观展厅，听王站长详细的讲解，对寿阳名相祁藻有了深入的了解。纵观祁氏一生，勤政、廉洁、爱民三者构成了他从政立身的亮点。祁氏的为官作风，表现在其入值南书房，任日讲起居注官一职，始终随侍道光帝，忠于职守，办事认真，一丝不苟，博得了道光帝“观汝始终是正派人”的好评。在两任湖南、江苏学政期间，祁氏“恪守训谕，实力整顿”，在文风之转移、士习之振兴方面，取得可贵成效。他坚决纠正请托、走后门的恶习，严格考试制度，杜绝违规作弊。道光朝，祁氏为军机大臣，屡进直言。特别是作为主战派，曾支持林则徐查禁鸦片，并亲赴福建筹办海防，他的正义主张和行为，受到了广大爱国人士的赞扬。咸丰朝，他反复进谏“民为官本，本固邦宁”的古训，疏解社会矛盾，为民谋利，博得了“爱民相国”的美名。

马首农言民生在心

景区内，一本巨大的书状雕塑引起我的注意，近前观看，“马首农言”几个大字分外醒目。从历史课本上知道，这是祁藻所著的一部重要农业著作。王站长感叹道：祁藻不仅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有文采的高官，而且他还是一个体恤民情、关心民生的好官，是近代高官里，唯一一个为农业问题著书立说的人。寿阳县古称“马首”，祁藻的《马首农言》分别从农耕、水利、畜牧、桑蚕等方面，论述了寿阳一带与农业相关的问题，全书共三万余字。这部系统论述一个地区农业生产的优秀著作，不仅在清末民初时期广为传阅，而且对现代的农业生产和农业史研究，都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提到茴子白，山西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的。但很少有人晓得，华北地区种植茴子白，正是祁藻和其父亲的功劳。祁藻父亲祁韵士遣戍伊犁期间，路经兰州，发现回族人桌上，每餐必有一种“包头菜”，祁韵士便设法了解种植方法，携带种子归乡。谁知，这种蔬菜在寿阳一带生长旺盛，颇得百姓喜爱，他们将此叫做“回回菜”。道光十六年，祁藻著作《马首农言》成书时，他将该菜的习性、播种方法等收录其中，命名为“茴子白菜”。今天寿阳已是全国有名的无公害蔬菜种植基地，出产的“寿绿”牌茴子白供不应求，名气依然不减。

寿阳山多草坡多，树木多，沟壑与小平原相间，是农业大县，由于很少有严重的旱涝和风沙等自然灾害，素有“米面瓦盒”“米粮川”之称。直至今天，提起寿阳的好年景，民间一直难忘祁大人。传说道光年间，皇帝深知“国以农为宝，民以食为天”，“仓廪实而知礼节”的道理，因此，每逢秋后或臣子假满返京，他总要探问一下乡里的农事。每当问到祁藻时，他总是这样回答：“主上洪福，今年七八成年景。”又是一年金风起，一日朝罢，道光帝问道：“祁爱卿，不知家乡收成如何？”“回皇上，昨日拜读家书，欣闻故里可望七八成年景。”道光帝听了哈哈大笑道：“难道爱卿的家乡年年是七八成年景？”话犹未了，只见祁藻急趋上前，连叩了几个头道：“谢主隆恩！”这话传入民间后，都说：“寿阳是皇帝敕封过的年年七八成年景。”至今流传着“寿阳不遭死年景，年年都要开仓门”的俚谚。

清正廉洁家风传世

在平舒村东头，祁氏一族的祠堂、祖屋旧迹还在，王站长告诉我，祁藻的曾祖排行第四，族人称祁藻家为老四宅，这一片住宅中间有一条从南至北的胡同，称为四宅巷。祁氏故居区共由十一个院落组成，现在保存较好的是祁藻的弟弟祁宿藻和三兄祁藻的宅院。老三宅院的门楼上有砖雕的“孝友传家”四字，院里的小阁楼，看上去破落不堪，但是有个好听的名字，叫“晚翠阁”。祁藻曾有诗赞云：“虚阁跨檐角，远山张画屏。悠然见苍翠，何必出门庭。”还有祁氏支祠，虽然屋内陈设已面目全非，但屋顶的彩画，院里的清代石雕、石碑，仍不经意地流露些许昔日遗韵。

环顾左右，黄土砖瓦房古老陈旧，那种简陋程度让人怀疑这个百年书香世家是否真的存在过。祁氏后人如今依然安宁地生活在这方寸古居之中，祁藻六弟祁宿藻的旧宅中，居住着祁家第二十六代后人，当农民的祁志尧和当煤矿工人的祁志顺兄弟二人，守着祖屋艰辛度日。从仅存的残迹中，我们很难看出当时的祁家屋舍比普通百姓家多出几多富丽堂皇。王站长颇有感触地对我们说，这确实是祁藻的故居和生息之地，祁藻在外居官数十年，一直没在故里动土修房，每次返乡都是居住在祖上留下的老房子内。是啊，慕名拜访祁藻故里，不是为感受“相府”的辉煌，而是感受他的清正廉洁和诗书传家。

清人秦东曾称颂祁藻：“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道光年间，祁藻官至户部尚书，朝中奸邪诬告祁藻在老家打造“祁氏宫殿”。道光皇帝得知后，派人暗暗探访。钦差大臣来到平舒村后，方圆十里并未看见大兴土木的迹象。向村民打听，钦差确认没有访错地方后，悄悄来到祁家。此时，一位老太太正在碾子前磨面，衣服上满是补丁。“您是祁大人的母亲？”得到老人肯定的回答后，钦差大臣不敢相信：“您平日就这样艰苦？”老人微笑着告诉他，祁藻是大官不错，但他的母亲不过是一名普通农妇，没有家奴，自耕自食。曾经官居一品的三代帝师、四朝重臣，正是凭借清廉的操守，保住一家老小的性命，并将美名流传至今。

诗书精深一时之最

平舒村祁氏古居虽然贫寒简朴，但处处可见大门上悬挂的门匾，屋内考究的中堂，家家保存的诗画，其中不少是祁藻及祁氏族人的手书。“孝友传家”、“英声茂实”等刻写着代表主人身份和道德追求的文字，既是一幅幅精美的书法作品，也记录着民居主人的人文修养。看似破旧的老屋里，悬挂的“静以养心和致富，勤能集事敬延康”“经济博通言达于行，家庭和乐质有其文”联文，显示出了浓重的书香气味，深厚的文化底蕴。王站长研究祁氏文化多年，整理编写了《祁藻传奇轶事》等书籍，他告诉我们，祁藻不仅是一位政绩卓著的高官，还是一位博学多识、造诣精深的学者，能诗善文，精于书法，勤于著述。他的文学造诣很深，一生作诗3000余首，著作有《谷曼谷九亭》集三十二卷、续集十二卷、后集八卷，《祁大夫字说》等二十多种。他的诗歌语言质朴自然，不事雕琢，通俗易懂，许多诗篇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社会农民的悲惨生活，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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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氏的故事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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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氏的故事【第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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