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散文优秀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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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散文【第一篇】

关键词：曾国藩 桐城派 修正

文坛上的每次新思潮的崛起，往往是对前一时期或同期文学创作弊病的反拨。正如前后七子的“文必秦汉”是对明前期文坛馆阁文学的死板文法进行反拨，兴起于“宗秦汉”还是“尊唐宋”之争尚未停息的康熙时期的桐城派，也是对明代以来拘泥复古而导致为文“模拟剽贼”局面的反拨。

但是，也正如曾为文坛带来新风的前后七子最终拘泥于形式，走上刻板复古的道路；“文必秦汉”最后反阻滞文章真正地向秦汉之风靠近一样，虽然反拨了别人的食古不化和空言无物，兴于康雍、盛于乾嘉、影响经过同光直到民初还饶有余音的桐城派，其在经过了康乾时期戴、方、刘、姚诸人带来的发展盛状后，在清中后期还是不可避免地开始向死守“义理”、拘泥“文以载道”的“道统”观方向前行，而逐渐走入空洞无物、不合实用的死胡同。

戴名世曾叹：“时文之法者陋矣。谬然而不通于理，腐烂而不适于用。”［1］（P88），在清代后期由桐城派主导的文坛上，这种曾为“时文”所有的弊病也显于“古文”中来。曾国藩就说过：“乾隆、嘉庆之际，学者研练经义，负声振道。光初年，稍患文盛，词丰而义寡、栀蜡其外而泥涂其中者，往往而有。”文坛创作不仅在行文中“一挑半剔以为显，排句叠调以为劲”，还在文风上“有若附赘悬疣，施胶漆于深衣之上，但觉其不类耳”，［2］（P288-322）正走向形式主义的歧途。

自然，在这种情况下对文风的纠正势在必行，而在《圣哲画像记》中自称“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2］（P248）的曾国藩正是以自己对桐城文法的秉承与超越，在“姚门四杰”相继去世后的清晚期，针对文风之弊做出种种革新，试图一挽桐城于颓败。

桐城文法自方苞起就讲求“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非阐道益教、有关人伦风化者不苟作”，［3］（P35）这成为桐城派创作的基本守则。作为桐城后学，曾国藩自然也继承这一创作主导思路。他的《致刘蓉书》说：“即书籍而言道，则道犹人心所载之理也，文字犹人身之血气也。血气诚不可以名理矣，然舍血气则性情亦胡以附丽乎？”［4］（P7-8）虽然这里是在倡导对行文技巧的注重，但仍离不开以“人心所载之理”主导着“人身之血气”的大前提――仍然是对“文以载道”这一命题的再阐释，只不过是用“血气”承载“性情”的比喻形象地加以图解而已。

不仅如此，《圣哲画像记》里标榜：“举天下古今幽明万事，而径之以礼，可谓体大而思精矣。”［2］（P248）《书仪礼释官后》认为：“先王之制礼也，因人之爱而为之文饰以达其仁，因人之敬而立之等威以昭其义，虽百变而不越此两端。”［2］（P302）将“道”具象成以“礼”为核心、以“仁”和“义”为两大准绳的思想体制，有力地在封建末世维护着理学的权威。

以桐城所宗为自己所旨，表明了曾国藩与桐城派的渊源。但面对日渐偏离康乾时期文风，从思想到笔法都拘泥一家之言，被刘蓉于《复吴南屏学博书》中评价为“惟宗派之云，甚至谓句法之短长伸缩，声音之抗坠疾徐，皆有一定绳尺，如词曲之有谱然，寻声逐影，良可厌薄”的桐城末流，曾国藩又严肃地与之划清界限：在《覆吴南屏》这封信中，他点评说：“至尊缄有云：‘果以姚氏为宗，桐城为派，则侍郎之心，殊未必然。’斯实搔着痒处。”并表示：“往在京师，雅不欲溷入梅郎中之后尘。”［5］（P13797）对梅曾亮等人渐趋仅以姚鼐为正宗，树立门户之别、失之狭隘浅陋的做法提出了直接批评。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桐城后进，在末流以宗派之说当道的情况下，曾国藩还敢于品评方苞、姚鼐之不足。他在《与刘霞仙》里认为方苞成就尚未达到“道与文可谓兼至交尽”的地步，其在“发明义理”与“学为文”之间“两下兼顾”，所以“不得入古人之阃奥”，“以致无可怡悦”［4］（P247-248）；在《覆吴南屏》里评析姚鼐“少雄直之气、驱迈之势”［5］（P13798）。这些无疑都表明曾国藩出于桐城而又自觉地注意桐城局限的创作视角。

也正是在这样的视角上，曾氏主动地对桐城派进行了革新和超越。他在《咸丰六年十一月谕子函》中说：“余平生好读《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书。”又在《覆邓寅阶书》云：“《斯文精萃》亦系古文最善之本，尚不如《文选》之尽善。”还对吴敏树说：“弟尝劝人读《汉书》、《文选》以日渐腴润。”（《覆吴南屏》）平生好读之书除桐城派一贯尊崇的韩愈文章外，还有《史记》、《汉书》、《庄子》，而且认为《文选》集粹的古文质量最高，并爱向他人推荐阅读《汉书》、《文选》――曾国藩的古文视野已然跳出了桐城派传统上以唐宋家为核心的阅读习惯，向前延伸到了先秦、两汉、南北朝；同时《庄子》的“入选”也表明他对刻板“道统”的扬弃，为求古文真谛而不过分计较作品是否出自先贤大儒之手。

在阅读习惯方面，曾氏不仅从选文的年代上超越了桐城传统的唐宋两代限制，还在选文的体裁上跨越方苞设下的藩篱。沈莲芳《书方望溪先生传后》引方苞语：“古文中不可录……魏晋六朝藻丽徘语，汉赋中板重字法。”力求“雅洁”。而曾国藩在日记中自叙：“余近年最好班马扬张之赋。”力推“文章之可以道古适今者，莫如赋”（《咸丰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谕子函》），甚至在《送周荇孙南归序》里强调：“一奇一偶者，天地之用也。文章之道，何独不然。”将古文和骈文的关系阐述为奇与偶的相对与相补充，从根本上修正了方苞对骈文的过激排斥。

在对骈文进行高度评价的基础上，曾国藩提出了“古文之道与骈体相通”的文论，并指出在音节方面，“声调铿锵”是汉魏文人“有两端最不可及”的高处之一（《咸丰十年闰三月初四日谕子函》）。这自然超越了方苞写文章排斥“魏晋六朝藻丽徘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这一截然分离散文与骈文联系的论调。吴汝纶在《与姚仲实》中评价曾的文论是“以汉赋之气运之，而文体一变，故卓然为一大家”［6］（P1168），足见时人已经认可了曾国藩结合骈文特点、改进古文创作所取得的成就。

不过，虽然对桐城文风进行了一定修补，但曾国藩并未从根本上触及导致桐城派陷于前面所述自道光初年以来文章空言无物的核心原因：过分强调“文以载道”的理念，忽略掉“文”自身的功用，导致“道以害文”。比如，姚鼐在《敦拙堂诗集序》宣扬：“夫文者，艺也。道与艺合，天与人一，则为文之至。”［7］（P289）粗看之下，似乎是将一直以来对立着的“文”与“道”进行糅合，将“文”通过被人为地定义成与“道”相合的“艺”，而使得“文”“道”相契合。但实质上仍是和从“文以明道”向“文以载道”的转变那样，通过将“文”定位在“艺”，使“道”完完全全地统辖着“文”，让“文”仅仅成为因“道”而存在的技术性附庸，抹杀了“文”的本体特征。

而在《与刘霞仙》里，曾国藩对“文”、“道”矛盾性也解析得很明白：

自孔孟以后，惟濂溪《通书》、横渠《正蒙》，道与文可谓兼尽交至；其次于昌黎《原道》、子固《学记》、朱子《大学序》廖廖数篇而已。此外，则道与文竟不能不离为二。鄙意欲发明义理，则当法经说，《理窟》及各语录、札记(如《读书录》、《居业录》、《困知录》、《思辨录》之类),欲学为文，则当扫荡一副旧习，赤地立新，将前此所习荡然若丧守，乃始别有一番文境。望溪所以不得入古人阃奥者，正为两下兼顾，以至无可怡悦。［4］（P247-248）

他承认“文”“道”是可以“兼尽交至”的，但又指出在孔孟之后的文人笔下，“道与文竟不能不离为二”，并以方苞为例证明这种矛盾的不可调和性。

在这种不可调和性面前，曾国藩同姚鼐一样，仍然是遵从着“文以载道”的标准来评判文章的价值。他在《湖南文征序》中如是概括古代散文的发展历程：

自群经而外，百家著述，率有偏胜。以理胜者，多阐幽造极之语，而其弊或激宕失中；以情胜者，多悱恻感人之言，而其弊常丰缛而寡实。自东汉至隋，文人秀士，大抵义不孤行，辞多俪语。即议大政，考大札，亦每缀以排比之句，间以文阿娜之声，历唐而不改。虽韩、李锐复古，亦不能革举世骈体之风。此皆习于情韵者类也。宋兴既久，欧、苏、曾、苏之徒，崇奉韩公，以为不迁之宗。适会其时，大儒迭起，相与上探邹鲁，研讨微言。群士慕效，类皆法韩氏之气体，以阐明性道。自元明至圣朝康雍之间，风会略同，非是不足与于斯文之末，此皆习于义理者类也。［2］（P319）

在这里，他将“习于情韵”与“习与义理”两者一视同仁，公允地认为各有特色的同时也各有弊病，同属于“偏胜”。但又受到“文以载道”思想的束缚，对宋以来的“法韩氏”、“习于义理”做出了“非是不足与于斯文之末”的好评，在一视同仁的基调上最终还是偏向了“义理”代表的道统观念。

参考文献：

[1]戴名世。戴名世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诗文[M].长沙：岳麓书社，1986.

[3]徐珂编。清稗类钞选・文学、艺术、戏剧、音乐卷[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

[4]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M].长沙：岳麓书社，1990.

[5]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C].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

桐城派散文【第二篇】

在城区，北大街、南大街和东大街，构筑了桐城文化的“品”字形架构。北大街是桐城文脉的发源地，而东、南两条老街则是商业与世俗文明的集聚地。

处于北城街区的桐城文庙，是元、明、清以来桐城地方祭孔的礼制性建筑群。据《桐城县志》记载，文庙始建于元延年间，几经毁废与修缮，至今才得以保存。自营建之日起，尤其是桐城派人文勃兴之际，雄伟肃穆、古朴典雅的文庙建筑群，曾是桐城先贤和文人士子心中的圣地。精巧的泮桥上曾走过无数硕学通儒虔诚的身影，堂皇的大成殿铭刻着他们膜拜的盛大场面。文庙内已辟为博物馆，其中桐城派文物陈列馆、桐城文物精品馆及严凤英艺术生涯陈列室等，成为桐城历史文化元素的质地。

自古孔庙多与学馆相邻，形成“庙学合一”的布局。素重课读的桐城亦不例外。明学大师方学渐开私人讲学之先河，创办桐川会馆，北大街尚存其讲学园旧址。

百年名校桐城中学，原名桐城中学堂，坐落于北大街西端。学堂由桐城派后期大家、清末著名教育家吴汝纶创办。学堂倡导学以中西，教书育人，勉成国器。百余年来，桃李无数，人才遍及海内外。校园内，省级保护建筑――半山阁，凝重典雅，被古建筑专家罗哲文称誉为“凝固的音乐”。百年古藤、桐城派集大成者姚鼐所植的银杏树，依然繁茂。中国人民第二野战军司令部、著名美学大师朱光潜故居等胜迹，每天静立于“桐子撞铜钟”的雄浑钟声和万千学子的琅琅读书声中。

在老街，名人故居和世家大宅第遗存众多，比如潇洒园里留下大哲学家、科学家方以智苦读深思的身影；左忠毅公祠记录了明代左光斗力匡正义的刚直与坚毅。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诉说着一段又一段感人的光阴。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它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老宰相张英的一份家书，不仅显现宰相肚里能撑船的气度，也成就了六尺巷千古传颂的不朽佳话。1958年，论及中苏关系时曾引用此诗。现在，六尺巷得到修复，桐城文化中的敦厚和善良的内质，将永久地为历史服务。

往昔，东大街和南大街票号林立，人流如织。如今，只有老街上古老平滑的麻条石和鳞次栉比的店铺，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向世人诉说遥远岁月里的繁华和人世间的沧桑变幻。

河是灵动的，水是飘逸的。龙眠河穿城而过，灵动与超迈仿佛也注入了老街。横跨于龙眠河之上的紫来桥，不仅见证了桐城的历史，而且在数百年的风雨中，桥与河厮守成一尊时间的雕塑。

沿龙眠河溯流而上，一过龙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颂嘉湖，湖面广阔，水波潋滟。沿途，碾玉峡和璎珞泉泉水滚珠溅玉，大、小龙井瀑布飞滚直泻，空谷传响。

龙眠双溪有两处宰相墓园，墓主是清代桐城张英、张廷玉父子双宰相。张氏父子权重朝野，辅佐康乾。百年之后，他们归葬故里。目前，老宰相张英墓园尚待修复，但墓地石刻数量之多，工艺精美，无不显现往日的显赫声威。继续北行1公里，便是小宰相张廷玉的墓园，因张廷玉谥号“文和”，故名文和园。园中屋舍古朴肃穆、竹木葱茏苍翠、环境清丽。墓地石翁仲、石虎、石马、石羊等石雕件栩栩如生，尽显墓主生前死后的无上尊荣。

在桐城还能感受到浓郁的商业文化。安徽省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孔城其历史可追溯至西周。因镇系桐国南部门户，扼长江水运要冲，特定的地理区位使孔城成为水陆商埠重地。早在北宋时，孔城已是商贾云集、水陆通达的江淮名镇，明清时趋于鼎盛时期。

悠悠岁月洗尽古镇铅华，留下的是幽长老街、深深小巷。稍稍留心，郑家大屋、姚家大屋、怡丰木料行、亚细亚煤油栈等，一家家豪门深宅和货栈仓廪的叠瓦连墙、茶楼酒肆的雕梁画栋、庙宇祠堂的重门素轩，仿佛诉说往日的喧闹与辉煌，散发着厚重的历史气息。

到孔城，不能不看桐乡书院。书院由桐城派中坚作家、教育家戴钧衡等捐资创立。现存书院主体建筑朝阳楼，是古镇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建筑。据《桐城县志》和《桐乡书院志》记载，书院自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建成开课伊始，院中便是群贤毕至，学长咸集。戴钧衡所作《桐乡书院四议》，朝廷谕令全国书院效法，影响极为广大。

嬉子湖是一处天然的绿色景区，湖面广阔，烟波浩渺。沿湖湿地连绵，珍稀飞禽随季迁徙栖息，形成了罕见的湿地景观。湖滨有高峻的松山，三峰相连、苍松笼翠。游人或漫步湖边，看杂花生树，鸥鹭翔集；或放舟湖上，踏浪于烟波之上，体验船家梭飞网亮、扬帆营生的况味，亦可登高望远，饱览湖光山色。

水天相接处，是湖心的嬉子墩。明正德年间御史余珊与墓前的石马、石翁仲一起，在嬉子墩幽静之地一躺就是400余年。

落凤窝作为一处滨湖胜地，“日有千人唱喏，夜有万盏明灯”，“凤来子贵”似乎不仅仅是美好的传说。张英之父葬母于此，便出了父子两代宰相，有了“帝许江南第一家”的显赫尊荣。

在桐城西南，大别山把一条幽深、绝美的河谷留在大地上，这便是青草镇境内的三道岩。顺着崇山峻岭之中的峡谷前行，一幅天然的山水画卷徐徐展开：山自高峻，路转峰回。泉水缠绵，叮咚作响。近岩时，远闻其声，惊心动魄。及至眼前，只见一道岩水流舒，二道岩水势渐涨，唯有三道岩，水自百米高峡冲突而下，飞珠溅玉，声如裂帛。

桐北的北硖雄关曾为三国东吴大将吕蒙与魏国大将曹休鏖战之地，史称“硖石之战”。这里还曾是明末张献忠农民起义军与太平天国军队征战之地，也是桐城地区红色旅游胜地，有欧家岭暴动旧址、大关革命联络站、鲁洪山起义旧址，等等。如今，刀光剑影已隐进无边的松涛之中，只有连年绽放的山花默默奠祭着古往今来的功名。

在连绵群山之中，有一主峰叫云雾尖，峰巅有一古洞，称古洞岩。洞前建有庙宇，曰“龙泉庵”。庙堂肃穆、古洞幽深、苍松虬劲，浑然天成。山脚下，有里人捐资修建的牌坊和月台，供游人凭吊、追思和遐想。

桐城的饮食文化值得咀嚼一番。“河水煮河鱼”、“泥鳅钻豆腐”、“鸡汤泡炒米”等，虽是家居小吃，却能感受到桐城的烹调技术。果丰糕、蒿子粑、菜心粑、糯米饺等，是茶点，也是独特的物产和文化结晶。在餐桌上，有一盘菜不可不尝，就是质地脆嫩、清香宜人的水芹菜。因芹田系泉水，常年漫流不息，四季温差不大，水芹菜不仅是香脆鲜嫩的蔬菜，并且具有药用价值。

当你品尝以独特的手法烧制的山珍、河鲜等美味佳肴后，再饮一杯桐城小花茶。桐城小花茶生长于大别山的余脉，即市区西北面的绵绵起伏的龙眠山。山的海拔在300至700米，银瀑飞溅、松竹掩映、兰花满坡，是有机茶生长的天然基地。春风吹来，兰花吐蕊，怡人的兰香为茶叶吸附，茶里便有飘逸、清幽的芬芳。开水冲入杯中，茶叶随水而起，仿佛从美梦中醒来，伸伸懒腰，缓缓旋动，不急不躁地上下浮沉，一缕缕清香随之弥漫开来，直沁入肺腑。呷一口，柔和、清纯，口齿间有丝丝的香甜。轻轻咽下，回味悠长，更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甘醇与舒畅。

眼下，桐城实施文化兴市战略和大旅游的发展思路，已开工建设桐城派文化博物馆、体育馆等，拟建设严凤英大剧院、中国文学论坛等，深入挖掘桐城历史文化内涵，充分展示当代桐城的发展魅力。

桐城派散文【第三篇】

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作为具有百年办学历史的师范学校，一直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就业为导向，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办学方针，秉持“质量立校，人才强校，文化兴校，特色铸校”的办学理念。多年来，学校通过一系列经典阅读推广方式的开展，让我校广大学生争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笃信者、传承者和躬行者，并且努力成为一名具有坚定毅力、知识全面、热烈情怀、服务农村的人民教师。具体做法如下：

一、学校图书馆和小学教育系联合主办桐乡论语读书会，积极推广经典诵读和桐城派散文诵读。校图书馆和小学教育系联合主办桐乡论语读书会，并聘请具有丰富教育经验和热爱经典阅读的小学教育系专业教师以及公共基础课老师担任指导老师，与桐乡学堂、桐乡论语一百读书会合作定期开展活动，积极推广经典诵读和桐城派散文诵读。桐乡论语读书会于2015年11月7日上午在学校以智楼一楼报告厅如期举办，来自桐乡论语读书会志愿者及桐城市热爱传统文化的老师、家长及其子弟和桐城师专国学社同学、孔城桐乡学堂学生及其家长共计160余人参加了桐乡论语读书会。桐乡论语读书会是鼓励亲子共读，塑造书香社会和书香家庭，以推广成人经典诵读和儿童读经教育为宗旨的民间自发组织的公益群体。举办该读书会是期待能在这容易浮躁而难能清净的时代，让孩子远离种种诱惑、喧嚣，远离电脑、电视、游戏……收摄身心，潜心读经，与经典为伴，与圣贤为友，共同为孩子能接受更符合人性更为理想的教育而努力。

二、以校级学生社团“国学社”和“惜抱轩・阅读推广协会”为抓手，与桐城当地民间公益组织“桐乡学堂”和“桐乡论语一百”读书会合作，定期开展活动，保持经典阅读的持续性，同时以传统节假日、寒暑假为契机，开展特色经典诵读推广，激发大学生对经典的阅读兴趣，形成放松而愉快的阅读氛围。经典是智慧之结晶，文化之源头，所载为常理常道、教导人生常则常行，是人类最有价值、最高哲W的书。像《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易经》、《黄帝内经》、《诗经》、《道德经》等这些经典之经典，凝聚了我国数千年的文明史和传统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精髓，包含有诸如天文、地理、历史、治国、修身、道德、伦理等丰富知识，自古流传，为所有知识分子所必读。让学生诵读这些最有价值的书，就如同师从贤哲，从人生的第一步就站在文化巨人的肩膀上，从高起点展开人生。相信一个长期浸润在经典里的读经孩子一定会知书达理、好思能学、品学兼优，他们一定会让家长满意，老师欣慰，邻里称赞。

三、以班级为依托，鼓励各班级学生熟读经典和桐城派散文，并举办朗诵、征文、演讲等系列活动展示成果。各班级除了鼓励学生诵读《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这样的经典文章也积极鼓励学生熟读《桐城文化》、《桐城派散文鉴赏》、《桐城派名家散文》等文章，并积极鼓励学生参加每年一届的“新华杯”桐城散文读写大赛，积极参加学校的“惜抱人文讲坛”和桐城地方文化田野调查等活动，让学生实地感悟桐城派文化博大精深，礼让包容的情怀，让学生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争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笃信者、传承者和躬行者，自信阳光乐观的成长成人成才

国学经典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它沉淀于历史的长河，又升华于现代的社会，它既是延续传统的纽带，又是开创未来的阶梯，诵读国学经典，让华夏精神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诵读国学经典，让民族文化支撑我们人格的脊梁。我们都知道环境氛围是实行一项工作的外在条件，是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目标的重要因素。通过桐乡论语读书会以及“国学社”和“惜抱轩・阅读推广协会”这些社团活动的开展，为大学生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和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氛围，陶冶大学生情操，触动大学生的心弦。在浓厚的氛围中，大学生内心澄澈、崇德向善、积极向上，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脑入心，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打下基础。将经典阅读融入传统文化弘扬，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汲取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滋养，才会有深厚的民族根基，才能得到大学生的广泛认同，才能真正让大学生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争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笃信者、传承者和躬行者，自信阳光乐观的成长成人成才。

参考文献：

[1] 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4月第1版。

[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015年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8月第5版。

[4] 杨朝明。孔子家语[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5] 雷原。《论语》――中国人的圣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 朱熹。论语集注[M].北京：中国书店，1994.

作者简介

雷小丽（1981-01）女 汉族 桐城 硕士研究生 讲师 合肥工业大学 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作单位：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桐城派散文【第四篇】

家乡桐城，自清康熙六年设安徽省以来即隶属安庆府。桐城的名头有时比安庆响亮，在熙攘市声中显然已经沉没了的安庆如今有些荒寂，我辈庸常后人也无力钩沉其过于深重的往昔。但，事实上，安庆―她曾孕育多少令人惊叹的美与神奇，她是多么罕见的一个文化母体！

若说安庆是中国现代文化、工业文明的源头之一，难免要被一些人斥为草率之谈。是的，我有着一个读书人顽固得像沉疴宿疾的恋乡癖，一种狭隘的毛病。我无意与人争辩，只是满怀深情地铭记着：二十世纪初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两位擎旗者，分别是与“安”字对应的安庆人陈独秀、与“徽”字对应的徽州人胡适；而奠定国人现代思想之基的《新青年》杂志，自1915年9月第一卷第一号至1916年第六号的作者群，几乎全出自安庆为核心的皖江一带。历史往前倒推至1862年，则可见曾国藩设立的安庆军械所内，容闳、徐寿、华衡芳等等这些被救国图存的理想涨破了胸膛的科技精英们辛勤劳碌着，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和第一台木壳蒸汽轮船“黄鹄号”皆诞生于此。稍后的1899年，中国第一台电话机亦诞生于安庆。虽然容闳们的辛勤换来的是最终的辛酸，但洋务运动算不算中国工业化的端始呢？

有时安庆孕出了最美的胚胎，但最耀人眼目的光环中却少人记取她的影子。京剧素称国粹，可有多少人明了她原本是安庆石牌小镇的幽巷旧戏？在石牌的弹丸之地竟涌出了郝天秀、程长庚、杨月楼等多位开一代风气的宗师，四大徽班进京，皇帝为安庆艺人精美绝伦的行头、装饰击节而叹，中国戏曲史别有盖过此事的盛举吗？

让我重述两个史载的名词。桐城派：两百年间竟有六百多位作家风云聚会于一县，名篇巨作从这里的市井村头向史书传诵，对桐城文人高拔人品与雅洁文风的缅怀徒令后人伤感。禅宗：公元566年，年逾古稀的慧可大师踏破芒鞋，终立身安庆司空山，建成中国最早的禅宗寺院二祖寺，传承衣钵的三祖僧璨建成天柱山山谷寺，四祖道信建成双峰山正觉寺、五祖弘忍建成东山法雨寺，聚居邻近。壮哉，聚集殉道者魂灵的安庆群峰！

正是安庆一地拓出如此高阔的精神空间的同时，以儒入贾的徽商开始踏遍华夏各地码头、商埠，近两百年不衰，无徽不成市镇，是当时妇孺的共识，徽商成为数百年最具神韵的一大商帮。而清新、委婉的“乡曲”黄梅戏已开始流传在安庆的田埂、沟渠边。就让我说吧：自十五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安庆，是中国最美的地方。十七世纪，桐城派文人朱书撰文叹道：“吾安庆，古皖国。神明之奥区、人物之渊薮也。”

我素执着于人脉与地理的关联。我觉得地理是启人智慧的最初要素，一眼望不着边际的平原区使人视觉倦怠、丰足粮产使人易满，往往心智难开，不育哲人。而群山障目醒心、流水恒动启智，山水相通之处则必是心灵爆发之所，人脉定旺。而安庆的地理，多么令人激动啊，大别山与长江在此訇然遭遇！安庆小城的大江对面是清凝无语、蜿蜒奔逸的佛教圣地九华群峰。

令人动容的哲人、智者、烈士队列像一条绵延的血性之链，五百年来在安庆从未间断过，他们高迈品格的延续构成了安庆的魂魄。桐城大家姚鼐40岁时放弃仕途，清贫自守，到处设馆授徒。在桐城派文人那里，传播义理是一种理想，为此他们宁可散财灭欲，甚至不畏牢狱之灾。方苞正是在备受肉体摧残之下著出名篇《狱中杂记》，戴名世则是“文字狱”中最叫人难忘的一滴鲜血。

热血的品格在安庆文士身上一脉不绝。1905年初秋，拎着小木箱、身背布雨伞的桐城青年吴越到达北京，他抵京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弄哑，9月24日他身裹炸药在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刺杀满清五大臣，不料车厢猛烈撞击使怀中炸药提前引爆，吴越当场被炸得肝肠溢地。据一个朋友讲，有一张吴越被两个清兵按住、肠挂体外但面容从容的现场旧照。我很担心自己哪一天会无意间目睹此照，不知该如何承受那一瞬的情感冲击。“人生死亦大矣哉！盖生必有胜于死，然后可生。死必有胜于生，然后可死。可以生则生，可以死则死。此之谓知命，此之谓英雄。”每次诵读吴越的《与妻书》，一股无可言喻的浩然之气撞击着我的心，读后或无端地枯坐至深夜、或止不住地恸哭。

从新月派诗人朱湘投江自绝到1989年天才少年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从十七世纪大哲方以智晚年“活死人”般孤泊荒江的遭遇，到陈独秀晚年无可名状的凄凉心境，从草庵中糠食课徒、青衫铁拐的大批桐城派文人到服毒自尽的黄梅民间女严凤英，从吴越到徐锡麟……一张张如此熟悉又凝重的面孔在记忆中被淘成黑白。

清代桐城派【第五篇】

关键词：桐城派 文统 道统

一、引言

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曾有一段对桐城派的评论，从“由清代的文学史言，由清代的文学批评言，都不能不以桐城为中心”这句结语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清朝时期，桐城派在文坛中的地位。古文理论分为唐宋八大家、秦汉派、唐宋派等不同派别，而桐城派的古文理论是当时桐城文人汲取了上述三种不同理论的精华，并与中国传统诗论结合，反复斟酌、不断创新而成的，桐城派的文统道统是对传统理论的继承，又包括了多位文学巨匠的思索。这才使得它作为集中国古代文论之大成的文学流派，在古代存在了两百余年。而桐城派的核心理论就是方苞的义法说，“义法”一词并非方苞自创，它最早可追溯到《易经》一书，在义法说中，“义法”即标准。义法说，一般用来记录文人的创作灵感及内心感悟，但实质上又是桐城派创立与发展的理论基础。义法说以及之后的发展，如材料与能事、道与艺等共同形成了桐城派文道观的完整理论体系。

二、桐城派起源及发展

“桐城派”名称的起源，自古以来便有多种传言。在姚鼐著作的《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曾援用程晋芳、周永年戏谓自己的话，“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但此文中只提到了“桐城，”并未将之以派别看待；真正将“桐城”变为“桐城派”的，是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中，称赞方、刘、姚善为古文辞后，说：“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自此，“桐城派”的名字才正式记载在历史中。

桐城派理论的建立是经历了史称“桐城三祖”――方苞、刘大以及姚鼐的不断探求而得。最初是在18世纪30年代，方苞以“义法”为标准，编著了《古文约选》，为后代提供了学习古文的范例，也对古文中的“义法”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义法”开始被世人关注和重视。方苞继承了归有光的“唐宋派”古文传统，认为文章要有内容，更要有条理与形式技巧。乾隆时期的刘大则是进一步探求了散文的艺术性，他提出的“因声求气”说无疑继承了方苞“义法说”的理论机制，在桐城派的发展历程上，是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代表人物。约从乾隆年间起始，至19世纪之前，这段时间属于桐城派的鼎盛时期，这时全国上下早已被桐城古文所影响，形成了所谓“家家桐城”、“人人方姚”的局面。

桐城派主张学习左传、史记，讲究义法，倡导义理，要求语言雅洁，反对俚俗。它以“道统自任”，无论是戴均衡还是梁启超都曾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对桐城文学主张有过详述，如梁启超曾说过的“桐城派又好述欧阳修‘因文见道’之言，以孔、孟、韩、欧、程、朱以来之道统自任，而与当时所谓汉学者互相轻。”可见桐城派文章在思想上多为“阐道翼教”而作，选取的题材也多为宣传儒家思想，在表达上更是追求简明达意，给人一种清顺通畅之感。

桐城派对古代文坛的影响非常大，并于乾隆、嘉庆时期达到鼎盛。此时的桐城派已经建立了相当完善的理论体系，一时蔚然成风。同时，桐城派的影响范围已不仅是国内，许多外籍学者也争相传授，形成了遍布全国的作家群。但至新文化运动兴起时，胡适、陈独秀等先后向桐城派发起了进攻，加之末流作家拘泥于桐城“义法”，不得创新，与新文化运动有相悖之处，以致逐渐走向了衰亡阶段。

三、桐城派文统与道统关系

（一）道统中的桐城派

程朱理学是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一，自元朝时期被帝王家定为官方意识形态兴盛一时，但大多学者鄙弃其空疏之弊。至乾嘉时期，汉学家提倡考据，理学被全面打压，嘉道年间，由于社会矛盾的积累与不断激化，清王朝想要拯救社会危机，重振理学的地位，于是理学从清王朝开始走向复兴。到了咸通年间及光绪初年，理学的振兴之路到达了一个至高点，成为了清政府重建社会道德、应对内外危机的重要理论支持。光宣时期，维新变法思潮、革命民主主义思潮接二连三的出现；今文经学作为文坛中的新生力量突然间崛起，这都使得理学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走向了终点。持道统理论的桐城派与程朱理学密不可分，在很多研究中都可看出，道统论的兴衰起落与清学的发展轨迹具有惊人的相似性。

很长时间内中国的社会制度的存在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士人阶级的存在。“士人”指古代的读书人，也就是思想丰富的知识分子。古代士人表现出的一个明显特征是不为一己，心系大家。他们心怀“达则兼济天下”的伟大抱负，并迫切地希望以自身所肩负的道付诸现实，从而实现理想。而儒家道统与当时的社会现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甚至可以说与现实相去甚远。它是一种超越现实的理想状态。所以，士人想要实现道统，必须要与现实社会的统治相悖而行，让社会在批判中不断调整修正，逐渐接受道统的观念。“荀卿述先王而儒效，虽间有得失，而大体得治世之要。”士人阶层在皇权专制“政统”的统治下，在社会改革中一步步壮大，却无法与政统抗衡。双方的关系复杂而微妙。皇权势力要想在现实社会实施阶级统治，就要依靠士人阶层为他们提供相应的理论根据；士人阶层也必须依靠着皇权势力才得以生存，进而实现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终理想。道统与政统在这一时期是一种既存在合作又有时刻爆发斗争可能的关系，士人阶层与皇权势力一直在矛盾中前进，有时是道统引导政统，有时是政统压制道统。从理论意义上看，道统的地位是高于政统的，虽说皇权至高无上，但如果一直是霸权主义，无丝毫道义可言，将随时面临被推翻的命运。无奈古代帝王政权一直是世代相袭，在这种“家天下”的传统政治制度下，儒家道统根本不可能将政统完全推翻，甚至独立存在都难以达到。

道统与政统就这样一直处于既斗争又合作的关系中发展着。道统的地位浮浮沉沉，但最终仍是敌不过政治斗争，走向了衰败。而桐城派正是在这个时期登上历史舞台的，这让本就对道统十分忌惮的政统非常惶恐，必然对桐城派加以打压，这时的桐城派处于一种无奈又尴尬的局面。

（二）桐城派文统与道统的矛盾

古文一派的道统与文统的观念由韩愈初创。韩愈始终坚持儒家思想，并以恢复儒学道统作为一生的追求。他将孔孟相传之道称为古道，认为古道虽然许久无人问津，但在古文中还是可见其灵魂，只有读懂古文中所言之意，兼通其辞，才能真正复兴古道。之后韩愈又自命为“道统之继承者”，认为儒家的道统如因自己流传于世，即使死也不会有遗憾。宋朝初期，柳开在韩愈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他认定韩愈为道统、文统的传承者。但宋学家与柳开的观念相去甚远，他们否定韩愈传承者的身份，并想要夺取道统嫡传之位认为周、张、二程才是孔孟之道统的继承者。明代的唐宋派自诩为承接古文一脉，他们不满于“古文之法亡于韩”之说，提倡学古文应从唐宋入手，茅坤选《唐宋八大家文钞》作为典范。这时唐宋八大家的说法广泛流传。唐宋派在韩愈、柳开的道统与文统说之后，再次明确建立起由唐宋八大家上窥两汉，由两汉上接孔孟的道统、文统传承系统。

桐城派作为一个古文派别，在看待文学的态度上自然继承了唐、宋古文家的许多特点。桐城派始祖方苞在对文统和道统的继承上也有所区别，在文统上直接继承了韩、欧，道统上则承接程朱理学的思想。唐宋古文家曾有“文以载道”的观点，到了桐城派这里，由于“道统”的变化，“文以载道”中的“道”已经变为了景程朱重新诠释过的孔孟之道了，这使得“文”与“道”之间的矛盾更为突出。

四、桐城派历史地位与评价

桐城派作为清代文坛最大的散文流派，它的最大成就就在于对散文理论进行了体系化的建设。可以说几乎每位桐城巨匠都有属于自己的理论主张，比如方苞的“义法说”，强调“言有误”、“言有序”；刘大的“因声求气”说，姚鼐“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合一的主张；曾国藩在此基础上引申出的“气势、识度、情韵、趣味”的主张，即“古文四象”说；张裕钊对散文鉴赏“心凝形释，冥合于言议之表”，以求“与古人忻合于无间”的心理机制的说明等，都是结合不同时期与个人内心的产物。

另外，桐城派文人对古文理论有意识的引导也对古文产生了重大影响。桐城派在方苞时期就倡导散文的“雅洁”，“一字不可增减，文之极则也”，这已经透露出了方苞对待散文的态度。在刘大看来，“意到处言不到，言尽处意不尽”的文字更值得提倡。姚鼐在教导学生看《史记》时会令其注意“大处、远处、疏淡处”和“风韵疏淡”处，这些都是对古文含蓄必要性的推崇。同时这也是对桐城文派进行了体系化理论建树的体现。

“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是对桐城派文章的赞美，更是对桐城文学的高度肯定。桐城派的散文作品大多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现实，时隔多少年都仍然具有探究的意义和价值，都能引发人们对生活、时代、社会的思考。

五、结语

文统与道统是桐城派雄峙文坛，号召天下的根本。文统与道统间的关系，以及桐城文人肆意膨胀的文统、道统情结，也最终成就了古文理论的完善与发展。桐城派不可避免地走向最终衰亡，也是历史前进的必然结局。但是桐城派在盛世年间造的文学景观，在清代文坛留下的深刻印记是谁人都无法轻易抹灭的。如今桐城派的部分散文以被收录作为大中小学语文教育的优秀素材，对当今社会的年轻人同样有着教育作用。

注释

①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商务印书馆，1961：2.

参考文献

[1] 路建国。桐城派文统与道统之关系[D].云南大学，2010（5）.

[2] 关爱和。相城派的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情结[J].河南大学学报，19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