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都县教师招聘考试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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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都县教师招聘考试篇1

江西省宁都县教育局2012年最新招聘130名公办中小学教师

为解决我县中小学师资力量不足，充实教师队伍，经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130名全日制大专学历以上毕业生（含15名外县到我县任教的教师）到我县中小学（含幼儿园）任教。为确保招聘工作顺利进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招聘条件

（一）遵守宪法和法律。

（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思想素质好、热爱教育教学、认真执行教育方针、恪守教师职业道德，有较强的民主意识和法制观念，品行端正，为人师表。

（三）身体健康，符合《江西省申报认定教师资格人员体检办法》规定的体检标准。

（四）1984年1月1日以后出生，全日制普通高校师范类大专以上毕业生（第一学历）；其中研究生和外县工作的在编教师年龄在45周岁以下。

（五）报考小学教师和幼儿园教师须为宁都籍的或其配偶为宁都籍的；

（六）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能报名参加应聘：

1.在学校期间受过校纪处分者；

2.正在立案审查或因违纪违法受过处理者；

3.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者；

4.县内在编教师（含特岗教师和“三支一扶”支教人员）。

二、招聘岗位人数

全县共招聘中小学教师130名。其中：高级中学30名，县城和农村初中8名，农村小学70名，特殊学校2名，幼儿园5名，外县回宁都任教的教师15名。具体招聘岗位及学历、年龄等条件见《宁都县2012年中小学教师招聘岗位信息表》。

三、招聘方法与程序

（一）报名及资格初审

1.凡符合报名条件的凭身份证、就业派谴报到证、毕业证、教师资格证，2012年师范类大专以上应届毕业生所在学校开具证明或本人就业推荐表于2012年1月31日—2月1日或3月5日—3月7日到宁都县行政服务中心教育窗口报名（不接受电话和网上报名），其中外县在编教师凭单位同意报考证明进行报名。报名时间截止到3月7日下午16：00时，逾期不再补报。免收报名费。

2.报名者需提供相关的原始证件，县教育局、监察局和人社局组织人员共同对报名者进行资格预审。

3.资格审查贯穿招聘工作全过程。凡发现条件不符或弄虚作假的，取消其录用资格。

4.招聘岗位报名人数与招聘人数的比例原则上要达到2：1方可开考，否则，县招聘领导小组视情况相应核减招聘人数，所核减数量调剂到其他学科，调剂情况在报名截止后第三天公布。

5.考生在3月14日至3月16日自行在宁都教育网上下载准考证（宁都县教育网网址：），并按准考证要求按时参加笔试。

（二）笔试

笔试为闭卷形式。

1.考试时间：

3月17日上午9：00—11：30所报专业文化考试

3月17日下午15：00—17：00教育教学能力综合考试

2.笔试分值（总分200分）：其中教育教学能力100分，专业文化100分。

3.笔试内容：

专业文化考试以现行高中、初中教材内容为主，其中报名初中、高中教师的增加大学部分知识。教育教学能力综合考试以省招聘考试教育综合基础知识为主。

4.外县工作的在编教师、硕士研究生和省部属师范重点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不参加笔试，直接进行面试。

月19日公布考试成绩，并接受考生查分申请，申请查分时间截止到3月20日上午11：00时，3月21日下午公布查分结果。

6.笔试总成绩必须达到120分以上者才有资格进入面试环节。并根据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按1：比例（小数点后四舍五入）确定面试入闱名单。

（三）面试（100分）

1．面试时间：3月31日。

2．面试方式：采用说课方式，每位考生说课时间不超过15分钟，当场公布面试成绩。面试实施办法另行公布。

（四）录用程序和方法

1.确定初录用名单。按考生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顺序排列，确定初录用名单。考生总成绩按以下方式计算：

考生总成绩=笔试成绩÷2×50%＋面试成绩×50%，总成绩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硕士研究生和省部属师范重点大学本科以上毕业生及外县工作的在编教师根据面试成绩择优录用。未录满时，指标数调整到该学科公开招聘指标上。

在录用过程中，如拟确定初录人员最后一名成绩出现并列的，则按以下次序优先确定：①第一学历高；②专业文化考试成绩高；③毕业时间长。

2.公布初录用名单。2012年4月1日下午公布初录用名单，并公示7天。

3．政审、体检。对确定的初录用人员进行政审、体检，体检标准参照《江西省教师资格认定体检标准》执行。

4.录用。公示期间未发现影响录用问题的，于2012年4月10日至4月12日到县教育局报到并与教育局签定就业协议（应届毕业生在7月20日前未获得毕业证书和教师资格证书者，取消录用资格），逾期作自动弃权处理，所造成的缺额分学科依照总分成绩排序顺延录用，但顺延录用人员笔试总成绩不得低于120分，否则不予递补。

5.录用人员分配。录聘到初中中学任教的一律安排到农村初中任教；录聘到农村小学任教的毕业生一律定向安排在乡镇农村小学任教，录用者根据县教育局用人计划按高分到低分排序高分优先原则自主选择服务乡镇学校，并签订服务协议，在学校服务满五年以上才能提出辞聘或转聘（即调动工作）。

6.录聘者一律实行人事代理制，列入编制管理。

四、组织机构

为加强对教师招聘工作的领导，确保招聘工作的顺利进行，成立宁都县2012年公开招聘中小学校教师工作领导小组（简称招聘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罗瑞华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副组长：陈申祥县政府副县长任

成员：钟刚县委督查室主任

黄连生县政府办副主任

李松茂县监察局局长

揭晓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罗玉生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张家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杨荣县编委办主任

刘晓群县财政局副局长

彭玉贵县教育局局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县教育局，具体负责招聘日常工作，由彭玉贵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邱栋生同志任办公室副主任，工作人员从纪检监察、人保、教育等部门抽调组成。

五、本方案解释权为宁都县2012年公开招聘中小学校教师工作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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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都县教师招聘考试篇2

宁都中学教育教学基本情况汇报材料

宁都中学校长 刘彬

尊敬的各位领导：

首先，我代表宁都中学全体师生对各位领导、各位专家莅临我校调研表示热烈的欢迎。下面我就宁都中学教育教学的基本情况向各位领导各位专家作一个简要汇报：

学校基本情况

宁都中学历史悠久，创办于1913年，是一所传承百年的省级优秀重点中学。2004年列为省54所、市5所重点建设的优质重点高中之一。1999年起剥离初中成为完全高中部，现学校占地面积150亩，学校校舍建筑面积58860平方米。有教师办公楼2幢，科教楼、新实验楼、艺术楼、图书馆各1幢，教学楼4幢。学校建成了连接全校的校园网、卫星接收系统、调频发射系统。现代化教学设施可满足现代化教学需要，建有微机房8个，多媒体教室6个。教学班64个，在校生4181人，在编在岗教工283人，其中全国优秀教师1人，中学特级教师1人，中学高级教师78人，一级教师81人；13人获硕士学位，220人达到本科学历；市中学学科带头人21人，市学科骨干教师47人，政治、数学、化学、生物四门学科评为市第一批“名学科”，政治学科评为市第二批“名学科”。

近几年来，我校加大投入，完善设施，大力改善学校办学条件。从2002年至今，我校抓住国家高中扩招政策的机遇，由县政府作担保，利用江西省优质高中建设工程项目贷款2400万元，学校自筹资金近1000万元，建设了占地40余亩的学生公寓区（7幢，可容纳3000学生住宿）、食堂和体育馆，建设了30个教室的新教学大楼崇德楼和新的实验大楼。政府调整了择校费比例，添臵了一批电脑和实验室器材，这些项目的建成和投入使用，使宁都中学的校舍建筑面积翻了一番，校园面积扩大了三分之一，学校的现代化教学水平进一步提高。学校创办以来，共培养了四万多名初、高中毕业生，77年恢复高考后，为各级高校输送了2万多名新生，其中考入清华大学13人，北京大学19人。学校曾在1991年至2001年创造过连续十年升入各级高校的人数位居全市第一的辉煌成绩。2003年张思媛同学 夺得市高考理科状元，2人考入北大；2004年我校廖海珍同学夺得省高考文科状元，2人考入清华、北大。2004-2008年高考，二本上线人数连续5年列全市第二名。2004、2007、2008年三次获“市重点中学教学综合评价先进单位”称号。2008年高考创历史最好成绩。600分以上3人，一本161人，二本以上536人。其中应届一本110人，比2007年净增37人，增长51%；应届二本以上320人，增长36%。应届净增人数居全市第一。素质教育成绩斐然，数、理、化、生、英语等各科竞赛捷报频传，三年来6人次获得全国一、二等奖，68人次获得全省一、二、三等奖。教师教科研结硕果。三年来，发表论文146篇，论文获奖179篇，课题立项69项，结题10项，其中国家级课题结题1项，省级课题结题4项。我校的办学成果得到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学校被授予“江西省中小学德育示范学校”、“江西省人民满意学校”、“江西省文明单位”、“全省中小学和谐校园”、“省传统体育项目学校”、“省青年教师工作先进单位”、“省 园林化单位”、“省卫生庭院”、“省绿色学校”、“省现代教育技术示范学校”、“赣州市重点中学教学质量综合评价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存在的问题

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教学质量与兄弟重点学校比，与社会各界广大人民群众的期望还有较大的差距，特别近些年，由于种种原因，连续呈下滑趋势，政府指责，群众埋怨。我们经过认真反思，认为宁都中学质量下滑，除了我们教学管理不到位，教师教学水平下降，师德师风弱化等原因外，还有很多我们自身无法克服和解决的问题也严重制约了教育教学的持续发展，体现在：

一是办学条件不足，与新课程现代教育要求不相适应。由于教育投入仅靠学校自筹，电教设备、实验装备、音体美器材一直以来严重不足，达不到部颁、省颁标准；图书馆藏书、阅读设施不能满足师生需要；田径运动场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不堪，活动场地不足，限制了课程开设。政府对教育重视不够，近几年来，没有为学校建设投过一分钱，反而调控学校办学经费。2003、2004年教师工资40%需我校自筹，学校投入达百万之多，这在全市绝无仅有。今年又调控我校择校费的15%，学费的20%，教 师争取到的人均200元阳光工资实质上是由学校负担的。正是由于政府只取不予，造成我校面临巨大的还贷压力和资金困难。2400万元的校建贷款，每年还本付息需要400余万元，对我校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影响了宁中教育教学的进一步发展。

二是师资质量差，青黄不接。由于历史的原因，九十年代中前期，我校教师的补充渠道不畅，连续8年没有补充教师，造成师资严重不足，前几年为应对高中扩招，则大量补充教师，教师素质参差不齐，思想素质高低不等，使宁都中学的青年教师数量急剧上升，整体素质下降，现有专任教师269人，其中35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占三分之二，在35岁以下的青年教师中，仅2002年后新到我校任教的教师就占了70%以上，在全校三个年级的班主任中，有50%是青年教师。青年教师素质的提高迫在眉睫。三是学生素质差。我县基础教育一直比较薄弱，连续几年我校的录取线比南康中学、赣三中低60分左右，只相当于南康市二类完中的录取线。在起跑线上就已经落下了一大截。同时，优质生源流失严重。在08级高一新生前600名流失92人，07级高一前600名流失136人，06级流失158人，05级流失135人。使我校在竞争中更处于弱势地位。再加上因还债大量招收择校生，其中相当一部分基础差，道德品质差，扰乱了课堂纪律，影响了教学质量。而宁中从99年开始一直没有自己培养的初中生，难以形成尖子生，在考取名校方面没有竞争力。教育主管部门一直没有认真面对中考质量差的问题，采取隐瞒手段，没有积极的措施应对，造成积重难返，质量每况愈下。特长生录取不按政策执行，每年200多分的择校生就达二三十人。

四是办学外部环境差。一是社会环境差，群众对教育工作不理解、不支持，动不动就告黑状。纪检、监察部门三天两头上门，查起来都是子虚乌有，严重干扰了教学秩序。校园周边环境恶劣，网吧遍布校园四周，违规摊点屡禁不止，前校门小摊小贩上下学与师生争道。学校多次请职能部门整治，但过后情形如故。物价、审计、税务部门年年进驻查帐，动辄罚款十几万元，县里分配中心工作也多不考虑学校实际情况，盲目分配任务给学校，各类检查评比、推销摊派层出不穷，除党报党刊之列的各种报刊杂志征订难以推辞。使学校领导疲于奔命，无力兼顾教学和管理工作。二 是学校内部环境不优，受市场经济和“官本位”思想影响，致使对一些教师敬业精神大不如前，老师沉迷于麻将赌博，经常通宵熬夜，有的热衷于“跑官要官”，有的利用职权“吃拿卡要”，凡此种种，背离于师德尊严，严重影响了教育教学发展。三是家庭环境不佳，尊师重教风气明显淡化，有的家长不理解、不配合学校工作，对学校的一些管理教育误认为小孩被老师凌辱，从而跑到学校大喊大闹，甚至大打出手，另外，有的管教小孩方法不当，不少家长因忙于工作或沉迷当前风迷的麻将赌博，无瑕顾及小孩，不闻不问小孩情况，再者，父母不在身边的“留守孩”很多，给学校管理带来压力。

五是教育管理机制不活。一是选人用人机制滞后，高中学校没有教师调配自主权，紧缺老师进不来，富余科的老师却硬塞进来，致使有的科的教师紧缺严重，一个教师上3个班的课，体力严重透支，影响健康，而有的科目一个人上一个班的课，达不到正常工作量。学校多次要求从其他完全学校选调紧缺教师，均以县里要均衡发展高中教育，不得随意挖走其他高中学校教师为由遭拒。另外，宁中的教师特别中层以上流动少，大部分人在宁中从一而终，而很少交流到外校任教、任职，积极性难以得到很好发挥。二是均衡招生认识错位。县里为促进高中教学发展，形成宁中、三中、四中互相竞争的格局，从2007年起搞均衡招生，致使不少优质生源分配到了师资、设施等均较落后的三中、四中。并且规定录取到了三中、四中的学生不得到宁中委培或借读。结果是事与愿违，不少优质生源流失到外地（市）。既影响了宁中优质生源的储备，也从思想上挫伤了很多老师的积极性。三是评价机制不合理。目前，宁都的小学、初中、高中三个阶段都按自己的方式去评估，处于“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现状，三个阶段的评估互不相干。教育是环环相扣的链条式的系统工程，而现有评估体制没有连续性、系统性，违背教育规律。造成高考不理想将责任全部推到宁都中学，而没有分析基础教育是否落后。初中教育不行则又责怪小学教育。尚未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素质教育评估体制。四是激励机制不到位。至今为止，我县还没有建立“教育奖励基金”，对优秀学生的奖励还停留在过去的传统奖励方式，学校自己由于财力不足，无能力过多通过经济手段激励学生、留住学生，致使初中优质生源和高三补习优质生源被外县（市）挖走。五是科教研机制不正常。学校搞教科研活动都是按上面要求和布臵开展活动，自身因经费紧张，人员不足、课时紧等原因很少重视教科研，而县里组织的教科研活动又不正常，活动很少，致使教科研活动功能没有得到发挥。

今后工作思路

面对种种困难挑战，下一阶段我校将以“严管理、强素质、出人才、兴名校”为工作目标，以“成绩”为生命，以“学习”为支柱，以“责任”、“精神”为动力，以“团结”、“纪律”为纽带，通过强化三个重心，努力促成三个提升。

——加强制度建设 提升办学效益

一是改革人事制度。鉴于教研室不能发挥应用的作用、存在价值不大，将予以撤消，有关职能由教务处行使，有关人员分流到各个年级。对于退休教师，如果教学确有需要可以返聘，教学不需要的坚决不留。二是改革考勤制度。实行指纹触摸打卡与行政干部到教研组检查相结合的考勤制度，通过弹性坐班确保工作时间。三是改革分配制度。提高课时和质量在分配体制中的权重，实行多劳多酬，优劳优酬，真正体现公正、公正与效率，构建和谐人际关系。四是改革公寓管理模式。把公寓保安保洁工作打包外包给物业管理公司，辞退公寓外聘工作人员，聘请年轻老师担任生活老师，通过稳定住校生来保证学习时间。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提升教师的师德水平

要坚持以先进的理念提升素质，以先进的典型引导思想，以职业道德规范约束行为，用实际行动塑造宁都中学教师爱岗敬业、教书育人、严谨治学的崭新形象。同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整治校风，端正班风，浓厚学风，狠抓考风，树立宁都中学新形象。

——推行精细化教学管理 提升教学质量

细节成就大事，把细小的事做到极致就是奇迹。我们在教学管理过程中要重点抓实常规，提升课堂效益，提高教师素养，实现教学突破。

在教学常规上做到五个常抓不懈。一是抓细备课。要求每个教师把个人钻研和集体备课有机结合起来，确保所有新教师应先集体备课后上课。对老教师的备课，也强调备学情，备方法，求实效。二是抓活课堂。“活” 不仅在于运用现代教学手段，课堂气氛活跃，更在于知识呈现方式灵活，提问多样，思维深刻，学生参与率高，让每个学生都有最大收获。同时要求老师重视教学反馈与反思，熟悉个体学情，针对特定个体开展有针对性的教学活动。三是抓严辅导。辅导不同于上课，但也是教学的重要环节，必须严格要求。我们要求教师早晚辅导准时到班，让学生明确学习内容，为学生释疑解难，确保学生较好完成作业，温习、预习功课。四是抓精练习。要求教师严格按照“四精四必”（“四精”即“精编、精讲、精练、精批”，“四必”为“有发必收，有收必改，有改必评，有评必纠”）的要求对待学生的练习。五是抓实质量分析。每次分析，重在揭示问题，查找主观原因，落实改进措施。每次质量分析，年级组主任自始至终参与，并就下一阶段教学工作提出指导性意见。为使常规教学得到落实，在全校范围内开展周周听、周周评教学活动。

在提升课堂效益上，以推行高效课堂，强化有效学习抓手，结合新课程改革，通过教师培训学习，尽快适应新课程的要求，领悟新课堂改革的精髓，积极推进课堂教学改革，深化学生主体性地位，改革满堂灌教学模式。

在提升教师素质上，切实做好青年教师培养工作。继续实施好“青蓝工程”，进行青蓝工程的中期评估。以评选十佳青年教师为契机，强化学习，积累经验，狠抓“三字一话”基本功，努力提升自身素质。

通过这些方面的工作力争在教学质量和在学科竞赛上取得突破。在学习学科竞赛成绩优异学校的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校实际，探索我校学科竞赛教学、指导的新路子，尝试实行主副教练承包制开展学科竞赛教学，实现学生素质和教学质量双提高的目标。

几点建议

一、整合好教育资源，优化师资结构。制定优惠政策，增加招聘指标，吸引更多的大学毕业生来我县工作，充实教师队伍，逐步解决我县教师严重缺编问题，以不断提高我县基础教育质量。

二、杜绝高中招生的无序竞争，保住优质生源不外流。高中优质生源外流，给我校办学带来很大压力。建议县教育主管部门加大监管力度，确 保优质生源。同意宁都中学招生2-4个初中班，确保高中优质生源的储备和培养。

三、大力整顿教风学风，抓好教师队伍建设。目前教师队伍中赌风、家教风很盛，需采取有力措施刹住。

四、要建立一套有效的教育教学评估考核机制。目前县教育局有对学校的综合考核评估，但缺少对教师个体教育教学质量的评估考核方案，建议制订出有关考核方案，还要建立能进能出的机制。

五、要抓好班子队伍建设。当前学校行政人员过多，教师都千方百计走“官道”，另一方面“走读”校长普遍，宁都县中小学缺乏一批懂业务善管理的校长，此外，乡镇或行政事业单位也有不少人往学校挤。建议大力推行校长及行政干部竞争上岗制、末位淘汰制，建立后备干部库机制。提高校长办学治校的水平。

六、创新教学理念，改正教学方法。加大对教师的在岗进修培训力度，采用走出来，请进来的办法，学习外地科学先进的教学方法，同时要加快现代教育技术的运用，添臵现代化教学设备。

七、要加大教科研工作的力度。县城中小学、乡镇中心小学、初中要建立学科中心教研组，定期开展教研活动。尤其要狠抓集体备课，突出检查落实教学常规。县教育主管部门要经常派教研人员下去督查，定期不定期进行质量抽查、调研，发展问题及时解决。

八、营造宽松的教育环境。社会各界、各部门、各单位要给予教育更多的关心支持，要对教育有更多的理解与宽容。减免征地及各种建设规费，严格控制有关部门对学校过多过滥的检查、查账和调走资金。

二00八年十二月三日

宁都县教师招聘考试篇3

宁都会议

1965年2月的一天，周恩来到毛泽东处汇报工作，其中谈到对经济指标党内有不同意见。毛泽东说，理无常是，今日是之，后或非之；今日非之，后或是之。这句话是毛泽东30年前，即江西苏区时期，在宁都会议上说的。在那次会议上，博古、张闻天、顾作霖、项英等人，对毛泽东进行了批判，并剥夺了指挥三次反“围剿”胜利的毛泽东的兵权。周恩来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对毛泽东不服判决的发言印象深刻。于是，周恩来就检讨自己保守，把年初的钢产量定低了等等。然后联系到宁都会议时前后的情况，说自己有时候容易犯右倾错误，一段时间就和博古他们站到一起去了。毛泽东摆摆手，笑言道：恩来，你就是什么事情都要往自己身上揽，你不用多虑，有些人是觉得我毛泽东的思想过时了，不想跟我走了，可是，你还会跟我走的。

那么，当时的宁都会议的情况是个什么样子？应该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但由于此次会议的记录没有保留下来，会议的原貌只能通过当事人的回忆，以及有关此次会议临时中央同苏区中央局之间的电报来往来推知了。因此，会议中间的一些关键处，恐怕是不能复原，扑朔迷离的印象就难免了。包括会议记录为何会丢失，都是一个待解之谜。

周恩来是1931年到苏区的，当时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是毛泽东。但是在1930年苏区中央局成立时，政治局决议周恩来为书记。可当时周恩来在上海实际领导中共中央的工作不可能分身，书记由先到江西苏区的项英代理。打“ａｂ团”问题发生后，项英被指责为右倾，再加上项英军事上弱一些，遂改由毛泽东代理。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转移到江西苏区，书记一职自然回到他的肩上。但在文革中，“四人帮”说“周恩来夺毛泽东的权”，则是指1932年10月上旬，在江西宁都县城以北的小源村召开的苏区中央局特别会议。

在会议上，一方以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等后方中央局成员为主，另一方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前方中央局成员为主，就前线的作战方针问题吵得不可开交。

据1932年10月21日《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红旗飘飘》（中国青年出版社）第18期发表的王稼祥撰写的《回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和《毛泽东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记载，宁都会议的斗争，从根本上说，是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情况下，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所谓“积极进攻战略”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积极防御战略”斗争的总爆发。

周恩来因为在前方指挥作战，是在会议半途参加的。一开始，会议由任弼时主持。后方中央局的一些同志自恃得到临时中央的支持，发言气势逼人，要求会议“一致同意中央长信指示”。

所谓“中央长信”，即临时中央于1932年7月21日给苏区中央局和闽赣两省委要求坚决执行“进攻路线”、“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长信。9月下旬，临时中央指示苏区中央局在敌军合围前“击破一面”。对于临时中央的指示，毛泽东、朱德回电说：“现在如能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已考虑再三。但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同时前方中央局发出了一个红一方面军向北工作一个时期的训令：在目前敌军坚守据点、向中央苏区游击进扰与迅速布置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决心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以战备姿势布置目前的战场”，而不是临敌主动出击。对此，后方中央局就致电周、毛、朱、王：“九月沿（廿六日）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局全体会议。”于是，在10月3日至8日召开了宁都会议。会议不在后方而在前方的宁都召开，本身就有后方督战前方的意思。

在会议上，毛泽东坚持9月26日训令的观点，不同意红军无条件地离开苏区出击强敌。中央局一些成员，根据临时中央历次指示，批评前方“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量不足”，“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会上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上山主义”，把他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守株待兔”、“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毛泽东则坚持自己的意见，并据理反击，致使后方中央局成员认为毛泽东态度不好，“承认和了解错误不够”，加重了对毛泽东的指责。

指责不仅没能使毛泽东屈服，反而激发起毛泽东的斗志。朱德、王稼祥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王稼祥说：“众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来苏区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他的指挥决策也一直被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能有今日，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王还说，“我与毛泽东同志并非旧交，相识不久。倒是与王明、博古等同志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老乡……我们要看谁的主张对革命更有利。”最后他说：“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

王稼祥的一番话，使会议陷入了僵持之中。

王稼祥时年28岁，跟博古在莫斯科同学。但他回国早，1931年3月便到了中央苏区，参与指挥了第二、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他亲身体验过毛泽东战略战术的高明，所以，他坚决支持毛泽东。他跟博古合不来，博古说他“在莫斯科学得不怎么样”，他说博古“只在莫斯科参加了几个月的军训”，毛泽东则是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

王稼祥的发言，使会议形成了前后中央局对垒的僵持局面。

正在这时，周恩来从前线赶来了。他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此后的会议，便由他主持。他是中央苏区的最高首长，有最后的决定权。

针对会议斗争激烈的情况，周恩来采取了调合双方的立场。他首先以温和的态度，批评前方领导人“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后方中央局个别同志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了，并提出两种解决方案，或者由毛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周恩来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或者由周恩来负主持战争全责，毛泽东协助。毛泽东本人则认为既然不能得到信任，就坚决拒绝周恩来提出的前一方案。毛泽东的主动退出，使周恩来如释重负。

最后，会议在研究对毛泽东的处理和工作安排时，主张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并发出了一条通令：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事委员会通令：

当此革命猛烈向前发展的时候，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是十二万分重要的。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特此通令各军，希转饬所属知照。

通令由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和彭德怀共同签署。

对会议的争论，后方中央局的同志表示要上书临时中央请求指示。临时中央的指示电到达时，宁都会议已经结束，毛泽东已离开前线回了后方。留在宁都的苏区中央局委员继续开会。10月26日，临时中央正式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1965年周恩来向毛泽东作自我检讨，实际上指的就是这件事。

那个时候，周恩来刚到苏区不久，对毛泽东及其才华了解不深，两个人也还没有开始真正合作。就党内来说，周恩来当时的地位是高于毛泽东的。毛泽东的脾气是，既然他们不支持我的观点，我就宁可不干。周恩来呢，要服从多数，顾全大局。

两个人的正式合作是在遵义会议以后。英国人肖特在其《毛泽东传》中的有关说法可以作为佐证。书中说：许多年之后，周恩来曾悲痛地承认，自1932年10月宁都会议至1934年10月长征开始，他从来没有主动去征求过毛泽东的意见。其原因可能是他对组织纪律观念看得有点过重了。他在宁都会议上曾表明，他认为毛应继续参与指挥军事，但当领导作出了反对毛的决定之后，他没有对决定提出异议。不过他还是表示出他是尊敬毛的。当毛离开宁都时，他骑马为毛送行了一段路。有一段时间，周恩来自称是“代理政委”，意指毛泽东可能恢复原职。他偶尔也把文件送给毛：“如有便请阅。”

这是毛泽东第二次失去军权。第一次是1929年，在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被免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职务，离开部队，到地方上去指导工作。第二次

如同第一次一样，毛泽东也是离开部队专做政府工作。心情压抑的毛泽东，于10月中旬抵达福建长汀福音医院养病。

1933年1月，在上海的临时中央由上海迁来中央革命根据地。临时中央完全听从王明的指挥，毛泽东越来越被排挤和孤立。在反“罗明路线”和“邓毛谢古”的斗争中，一批追随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干部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也跟着毛泽东倒了霉。

毛泽东在宁都会议被解职后，刘伯承升任红军总参谋长，协助周恩来以及朱德具体指挥红军实施第四次反“围剿”作战。

毛泽东回忆当时的处境时曾说：“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扔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足见宁都会议上的挫折，在毛泽东的心中占有多重的位置。由此不难想象，人们在会议上的态度，不能不在毛泽东的印象里留下痕迹。当然有些东西会让毛泽东改变看法，而有些东西则让毛泽东的看法固定下来。那么，会议记录的付诸阙如，愈加深化了宁都会议的扑朔迷离色彩。

都会议是史学家的禁区，因为宁都会议对毛泽东“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斗争”，而与会者没有一个坏人，（可惜陈伯达、康生、王明、张国涛未参加，否则全是他们的罪过）大抵是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项英、王稼祥等人，据说彭德怀、刘伯承也参加了。

宁都会议中以任弼时为首的一些人整毛泽东。我看到资料建国后至少有两次毛泽东说：任弼时说我狭隘主义，我就多读了几本书。就凭这句话，任弼时在文革中就在劫难逃，幸好他早死了。会议免去了毛泽东红军总政委职务（也就是剥夺了他的军权），由周恩来代理红军总政委职务。周恩来建议毛随军任助理，毛泽东拒绝了，以请病假回到后方。两周后，正式撤消毛泽东红军总政委职务，由周恩来担任。

宁都会议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历史恩怨的根子。用周本人的话说。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毛在会上被批判斗争后离开军队，由周取而代之，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失意落寞的一段日子。毛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怨恨难消，动不动就要翻出来算老账。不过鲜为人知的是，导致事都会议的召开，实由周给后方中央局的一封信而起。

另一件让毛泽东始终耿耿于怀的是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宁都会议。这是两人之间真正的过节，成为毛、周关系史上的一大公案。这次毛被完全剥去军权，由周恩来取而代之，成为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毛由此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失意落寞的两年多时间，用毛自己的话说，那时他成了“茅坑里的石头”，“连鬼都不上门”。周由此铸成大错，用他的话说，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从此深深结怨于毛。后来毛泽东，周恩来两人之间的种种恩怨纠葛莫不根源于此。

对于毛、周之间这段影响深远的历史公案，海内外的看法大相径庭，各执一端。海外的多有渲染，咬定这是周恩来衔左倾中央之命，抢夺毛泽东的军权。大陆的则轻描淡写，尽量为周氏开脱。可惜，这两种看法都只是片面之辞，并非事情的全部。那么，真相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还是从头说起吧。

周恩来是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间，由地下交通线秘密潜入江西，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的。他之所以在这时离开上海，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红军和根据地在当时中国革命的全局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二是当时处于地下的中共中央由于内外一连串的打击，在上海越来越难于存身；三是在此之前，周恩来本人刚刚在政治上遭受了一次大的打击。起因是他在和瞿秋白一道主持纠正中共产党内立三路线的错误时过于温和，不合莫斯科的胃口而被戴上“调和主义”的帽子，处境狼狈。因此他自己也愿意尽早脱离中央这块是非之地，另图他兴。这样，由毛泽东一手开创的，在当时势力最大的中央苏区便自然成了他的落脚之地．

立三路线是中共产党内根深蒂固的左倾急性病的一次大发作。当时周恩来正好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在国内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头脑发热，过高地估计了国际国内的革命形势，不顾共产国际的阻拦，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并异想天开地企图把苏联拖下水，要其出兵援助中国革命，与世界帝国主义决战。

李立三的鲁莽行动，使中共在大革命失败后好不容易才积蓄起来的力量蒙受了重大损失，而且造成了党内的思想混乱和派别纠纷，从而给了共产国际扶植“忠于国际路线”的王明一派上台的机会。本来，由周恩来和瞿秋白一道主持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停止了立三路线的冒险计划，只是没有指出这是路线错误，而把它说成是“中央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共产国际却抓住这一点大作文章，提出立三路线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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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中文社区http://第一次宁都会议是在1932年10月举行的。任弼时的三人团是在同年3月进入中央苏区，先整项英，后整毛泽东。据陈伯钧回忆，整毛的时候，任弼时是头儿，王稼祥是摇鹅毛扇的，顾作霖则是打冲锋的。但举行宁都会议时情况已变化。当时前方军委的周朱毛王观点一致，后方的任项邓顾观点一致，但后来周朱动摇，只有一个王稼祥支持毛。结果毛挨批并被撤职。刘伯承只是列席会议，有发言权无表决权，他是反毛派，写文章批毛的游击习气，结果受到赞赏，荣任总参谋长，叶剑英因为是毛派被替换。

宁都县教师招聘考试篇4

2009年12月14日 08:16凤凰网历史综合

1938年12月，毛泽东（左三）、王稼祥（左二）、肖劲光（左一）与参加宁都起义的部分同志在延安合影。图片上方是毛泽东的题词:“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

在红军还很弱小的1931年，竟有完完整整的国民党一个军义无反顾地加入红军，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奇

回望宁都起义 王晓建

75年前（此文写于2006年），在江西省南部的宁都县爆发过一场轰动一时的起义。国民党第26路军的万余名官兵毅然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掉转枪口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使红一方面军由4万余人一下子猛增到6万人。

在红军还很弱小的1931年，竟有完完整整的国民党一个军义无反顾地加入红军，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奇。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到中国苏区采访的埃德加·斯诺，还是20世纪80年代到中国重走长征路的索尔兹伯里，在他们相距半个世纪的著作里都着重提到了宁都起义。

宁都起义的爆发与日本侵略我国有很大的关系。“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一步步侵占了我国的东北3省。正在江西参加“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26路军官兵绝大多数是北方人。他们感到了深重的民族危机，一致要求停止与红军作战，返回北方去抗击日寇。但坐镇南昌指挥“围剿”的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派重兵堵住了26路军北上的道路。此举引起了26路军官兵的强烈不满。26路军的前身是冯玉祥将军的西北军。大革命时期，刘伯坚、邓小平、刘志丹等共产党人曾在这支部队工作，在官兵中产生了很大影响。1929年西北军在中原大战中战败，余部被蒋介石收编为26路军。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根据26路军的历史情况，指示26路军中的共产党员成立秘密的特别支部。支部书记刘振亚、组织委员袁血卒、宣传委员王铭五都是极富献身精神的青年军人。他们冒着杀头的危险积极开展兵运工作，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其中包括26路军参谋长赵博生。

1931年11月底，26路军中共产党组织领导人的名单落入蒋介石手中。蒋介石立即给26路军发来“十万火急”的电报，严令查拿缉捕军中共产党员。这封电报被赵博生截获，成了26路军起义的导火索。特别支部决定发动起义，派袁血卒进入苏区与红军接头。袁血卒星夜赶赴苏区，却被赤卫队员当作敌探逮住，虽百般解释仍无效果。情急之下他唱起了《国际歌》，这才使赤卫队员们相信他是自己人。袁血卒被送到红都瑞金，见到了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刘伯坚、叶剑英等红军领导人，得到了关于起义的宝贵指示，随即马不停蹄地赶回宁都。

另一方面，由赵博生出面，争取26路军两位主力旅旅长的工作也进展顺利。这两位主力旅长是董振堂和季振同。他们俩虽是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军官，却与赵博生一样，有着挚爱祖国、不恋高官厚禄的一腔热血。再加上“九一八”事变后大片国土沦丧，有血性的董振堂和季振同早就对蒋介石的卖国政策不满了。关键时刻，他们选择了与红军一起反蒋抗日的道路。

12月14日，宁都起义爆发了。起义官兵拘捕了少数反动军官，解除了不赞同起义的25师师部的武装，封闭了国民党的县政府，然后浩浩荡荡地开进了中央苏区。

起义部队改编为红5军团，季振同任总指挥，董振堂任副总指挥，赵博生任参谋长，毛泽东、朱德派肖劲光任红5军团政委。经短期整训，红5军团参加了第4次、第5次反“围剿”战斗，迅速成为红一方面军的主力军团之一。

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5军团经常执行断后、掩护任务，打了许多恶仗、硬仗。紧要关头，红5军团指战员往往手持大刀上阵，与敌军短兵相接，杀得敌人血肉横飞，闻风丧胆。红5军团自身的伤亡也很惨重，长征出发时，全军团有万人，到了长征结束时只剩下不足4000人。

令人痛惜的是，红一、二、四方面军在西北会师后，红5军团(这时已改称红5军)奉命加入西路军西征，在甘肃河西走廊的高台城陷入了马家军的重围。经多日激战，高台城被攻破。红5军团于1937年1月20日全军覆没。宁都起义的大部分策动者的结局也是悲壮的——赵博生和王铭五在反“围剿”的战斗中牺牲；季振同在长征前夕牺牲；刘振亚在长征途中病逝；董振堂在高台城拼杀到最后一刻，敌军砍下他的头颅挂在城墙上示众。只有袁血卒历经磨难见到了革命的胜利，建国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副部长。

1931年，毛泽东在听取袁血卒汇报宁都起义的准备情况时，说过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人是容易和共产党合作的。”1938年，在南京、广州、武汉被日军攻陷的情况下，毛泽东为宁都起义题词:“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宁都起义的精神是什么呢？就是高度的爱国主义。（摘自《中国国防报》）

红五军团四位领导人的悲壮人生历程

1931年12月14日，被蒋介石驱入江西“围剿”红军的原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人，在该军中共特别支部的策动、组织与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导下，由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等人率领于驻地宁都城举行了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宁都起义”，宣布加入红军，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季振同任红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红五军团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任十五军军长。以宁都起义部队为主组建的红五军团，在巩固、保卫中央苏区的斗争和红军长征以及在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中的大多数为中国革命事业壮烈牺牲了，为数不多的幸存者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不少人建国后成为各级党政军领导。而红五军团的四位卓越领导人，却有着不同的人生历程:赵、董血洒疆场，季、黄冤遭错杀

赵博生——血染黄狮渡

宁都起义后，为了把这支旧军队改造成为真正为工农劳苦大众服务的革命武装，在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部队开往苏区的石城秋溪、龙冈、横江及瑞金壬田、九堡、沿坝等地进行整编。按照毛泽东关于建设红军的原则，首先确立党对这支部队的绝对领导，建立了政治委员制度，团以上设政治部，党支部建在连上。党派出大批优秀干部充实红五军团，任命肖劲光为红五军团政委，刘伯坚为政治部主任，黄火青为十五军政委。

这支刚刚起义过来的部队，虽然改称为红军，可是官兵们在思想、行为上，仍然表现出旧军队的许多陋习，不习惯红军生活，受不了红军的严明纪律约束，影响了部队官兵关系及战斗力。赵博生对此极为重视。他非常尊重党派到红五军团来工作的干部，不但注重向他们学习，尽力纠正旧军队中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和领导方法，带头拥护党对这支部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改造，积极协助党组织和政治委员做好干部战士的工作，而且经常深入部队，与下级官兵同甘共苦，加强交流，告诫并鼓励士兵:“要遵守党的纪律，加强团结，去掉不良作风，这对我们长期生活在旧军队里的人开始可能不习惯，有不少困难，但是不要向困难低头，为了解救全中国的劳苦大众干革命，是至高无上的任务，我们的幸福日子，就在后头了”。

红五军团经过整编，部队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得到了较大提高，逐渐成为一支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赵博生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比较系统地学习了政治理论和军事知识。他认真研读了大量无产阶级革命书籍，深有感触，深受启发。他对周围的同志说:“我虽然在青年时代就立下了救国救民的大志，苦于没有引路人，自己摸索，奋斗了十几年，结果不是被人欺骗利用，就是孤军奋战，以失败告终。今天才算找到了出路，重见了光明。我赵博生愿将后半生为全国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竭尽微薄之力”。

两个多月的整编结束后，赵博生偕同其他同志率领红五军团，和兄弟部队一道开赴前线作战。1932年2月，参加围攻赣州战斗。4月与一军团组成东路军，参加东征福建漳州战役。接着回师江西与红三军团会合，于7月间向粤北南雄挺进，在水口攻打广东军阀陈济棠部。8月，红一、三、五军团并肩北上，连克宜黄、乐安等县城；尔后，率部参加了攻克建宁战役。赵博生在每次战役中，都表现出一贯的勇敢、坚定、沉着。水口战斗中，他左臂受伤，同志们劝他下去休息，他说:“流血很少，微伤何足虑。”在他的感召下，全军战士奋起向前，重创敌军，有力地配合了一、三军团的反“围剿”作战。

赵博生还很注意在实践中学习红军的作战原则，做到果断、机谨、灵活。凡属重要战斗和关键时刻，他都亲临前线，周密部署，反复检查，亲自指挥。红五军团的战士在作战中非常英勇、顽强，尤其是马刀拼得敌军胆颤心惊。之前，苏区军民都说“一军团的冲锋，三军团的包抄”厉害，此后又加上了“五军团的马刀”。因指挥作战有功，红五军团成立一周年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下令嘉奖赵博生，并授给他一枚红旗勋章。

1933年初，蒋介石的主力第九十师，二十七师和十五师向金溪、南城一带苏区进犯。正图歼灭我红军主力一、三军团。为保障红军主力于黄狮渡歼灭敌人，赵博生奉命率四个团在长员庙吸引和钳制三倍于已的敌人。赵博生深感责任重大，带领干部战士亲临前线察看地形，缜密研究与部署战斗，告诫叮嘱指挥员，在长员庙利守难攻的地形上，要择险而守，要注意发挥老兵的长处，善挖战壕构筑碉堡，发扬我们善于防守阵地的作用。这次战斗事关全军胜利，必须要完成这次战役的光荣使命。

战斗开始后，敌人的进攻十分猖狂，先是集中大炮轰炸我军前哨阵地，然后发起连续数次进攻，但均被打退。此时，我军弹药所剩不多，到中午11时左右，敌人又向我左路发动进攻。赵博生很快意识到，如果敌人攻下右路一三五团的阵地，左路一二八团就有被包围的危险，要守住阵地是十分困难的。于是他立即命令一二八团“特务连立即出击，协助一三五团恢复阵地”。特务连多为身强力壮的老兵，武器配备较为精良，每人拥有大刀、手枪、冲锋枪三大件，战斗力较强。出击以后很快打退敌人，恢复了一三五团的阵地。赵博生把一二八团团长袁血卒找去说，估计敌人还会进攻一三五团阵地。一三五团阵地地势低，工事薄弱，战斗动作不熟。要他补充工事，形成扇面火力，注意节省弹药，他把指挥任务交给他的参谋。自己则亲赴一三五团这处最前线、最危险的阵地上。

敌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喘息，又立马集中力量向两翼阵地轮番发起冲锋。我守军战士子弹打完了，手榴弹扔完了，赵博生就指挥战士们用石块猛砸敌人，用写有“百战百胜”字样的斗笠装上鹅卵石回击敌人。部队伤亡增大，阵地发生了动摇。赵博生亲自带领军官组成的最后突击队，向疯狂的敌人发起猛烈的反冲锋。赵博生在距敌百米远的地方，一边指挥，一边回击敌人，不幸头部中弹，当即倒地。

赵博生不幸牺牲的噩耗传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致电五军团，吊唁赵博生。唁电说:副总指挥赵博生“是为苏维埃政权而牺牲的，为中华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牺牲的。他的牺牲，是永远光荣于中国苏维埃史上。中央政府表示悲悼和敬意”，并慰勉五军团的广大指挥员“更要继续赵博生同志的牺牲精神，坚决地进攻敌人，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与对我中央苏区的大举进攻，争取苏维埃在全国胜利，来完成赵博生同志未完成的任务”。为了永远纪念“宁都起义”的领导者、红五军团的缔造人之一赵博生，1月1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下令，将宁都县改为博生县，命令全苏区于1月21日举行追悼大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又在瑞金叶坪广场上，建造“博生堡”以示纪念，朱德总司令还亲笔题写了“博生堡”三个大字。赵博生的遗体被安葬在他领导起义的宁都县城。毛泽东称赵博生是“坚决革命的同志”。叶剑英曾于1962年“八一”建军节纪念日前作诗怀念先烈赵博生。诗云: 宁都霹雳响天晴，赤帜高擎赵博生。虎穴坚持神圣业，几人鲜血染红星。董振堂——高台铸荣光

红五军团在石城秋溪、龙冈、横江等地接受整编时，董振堂怀着新生的喜悦，认真加强学习、努力工作。当时对红五军团改造的政策，是采取自愿的原则，愿走的送走，愿留的留下，有的还送到红军学校接受学习。因受到“左”倾思想“只要兵，不要官”的影响，许多争取起义过来的营连级以上干部被打发回家。对此，人们有议论。董振堂对这种做法当时亦有所不解。但还是极力克制自己的情感，坚决执行上级命令，耐心做好被劝说回家的自己属下官兵的思想工作，让他们安心离开。认真查摆部队士兵的思想、纪律及作风改造建设情况。配合负责红五军团整编工作的同志努力把整编工作做好。经过党的教育和革命队伍的熏陶，董振堂由一个有正义感的旧军人，迅速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根据他的表现与要求，1932年4月经何长工介绍，党组织批准他为中共正式党员。

红五军团经过整编，战斗热情高涨。此时，红三军团正在攻打赣州，多次激战未克。于是红五军团受命前往助战，与红三军团一道着手第四次爆破攻城。董振堂指挥部队，棺材内装上爆药，炸掉了城楼和后面的碉堡及左翼的敌阵地，炸死敌营长李自林等200余人，随后董振堂亲率战士攻入城去。但因敌人阻击火力强大，后又撤出城外。敌人加兵救援，红军用火力封锁赣江上下游，把援敌堵截于赣江彼岸，红三军团抓住这一有利战机，猛烈再次攻城，沉重打击了守城敌军。

1937年3月，红军撤围赣州，不久董振堂被任命为红五军团军团长。漳州战役战事吃紧时，红五军团奉命前往增援，此役初显红五军团英勇善战，在董振堂指挥下，俘敌1000多人，胜利完成阻击任务。1932年9月，水口战役打响，红一、三军团打得十分激烈，红五军团再次奉命助战，军团领导亲上战场，红五军团勇猛杀敌，声威大震。为此，在庆祝红五军团诞生一周年大会上，中央军委授予董振堂红旗勋章一枚。

1934年10月，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红五军团受命担任突围西进的后卫任务，以英勇果敢的精神，完成了掩护大军连续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又疾至湘江，阻击敌人对红军的围歼，帮助主力红军渡过湘江，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因战斗激烈悲壮，人员伤亡较大，其三十九师遭敌合围，未能渡江，红五军团部队战斗力由两师减到一个师。之后，红五军团又掩护红军主力部队过老山界来到贵州。在贵州，董振堂参加了遵义会议。会后，董振堂和五军团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按照中央部署，在阻击敌人的战斗中，接连打了许多漂亮仗。在黔北，他指挥红五军团奋战五昼夜，顶住了四川军阀刘湘的整编师九个团，使红军主力部队迅速渡过赤水河，重占娄山关和遵义，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接着红五军团飞赴金沙江畔，坚守九天九夜，掩护全军安然过江。从此，中央红军跳出了敌人尾追堵截的圈子。一路上，红五军团掩护主力部队斩关夺隘，抢险飞渡，顺利通过彝族区，跨过大渡河，翻越夹金山，于1935年6月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1936年10月，红五军团响应党中央继续北上的号召开出会宁城。但当红五军团和四方面军到达靖远附近时，却接到张国焘西渡黄河的命令。这是明目张胆地对抗党中央，在这个严重的危急时刻，董振堂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特有的沉着、镇定。为顾全大局，减少红军损失，他一边耐心地做部下的思想工作，稳住大家，一边把情况及时向党中央和朱总司令作了汇报，使党中央及时掌握到了这一信息。但红五军团在张国焘的胁迫下还是渡过了黄河，开始了悲壮的西征。

西路军渡过黄河以后，红五军团改编为红五军。董振堂指挥红五军接连打了一些胜仗，并于1937年1月2日一举攻克高台城，但随即陷入了马匪军的重围之中。马彪等匪首以数倍于我的兵力，猛烈攻城。董振堂不顾个人安危，镇定自若地指挥战士们奋力反击。激烈的战斗从12日一直持续到19日凌晨，一场残酷的巷战经过几小时的肉搏，敌人胆战心惊，尸积成山，我方也伤亡惨重，活着的为数不多。在这种情况下，董振堂只得带领剩下的战士且战且退至东城，钻进东南角的一个双层碉堡里坚守，欲阻止援敌，但未果。无奈之下，他只得带着身边的几名战士跳下城去，随即又陷入包围之中。他支撑着满是伤痕的身体，手举两把盒子枪，与敌人展开了最后的搏斗，毙数敌后，不幸大腿中弹。他站立不了即蹲下继续战斗，直到身边的战士全部牺牲，这时，他手中仅剩一颗子弹。为不让敌人生俘自己，他把最后一颗子弹给了自己„„

董振堂牺牲后，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追悼大会，深切悼念这位坚贞不屈的无产阶级英雄，并且决定将他的家乡河北省新河县命名为“振堂县”。

毛泽东对董振堂和红五军团作了极高的评价，曾满怀深情地说:“路遥知马力”，赞誉董振堂是“坚决革命的同志”。1937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与参加过宁都起义的干部合影留念，并亲笔在照片上题词:“为创建新的红五军团而奋斗”！

季振同、黄中岳——沉冤遭错杀

季振同、黄中岳是宁都起义的功臣。起义后，中革军委任命季振同为红五军团总指挥；黄中岳为红五军团第十五军军长。1932年春，季、黄二人都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加入红军后，在起义部队整编、率部参加赣州战役及后来黄中岳率红十五军编入东路军入闽作战中，都很积极，经受了考验。但作为原国民党军队中的高级军官，起义后也存在一时难以完全适应红军的艰苦斗争生活，对革命队伍中的一些制度和做法持有不同看法，甚或私下里发发牢骚怨言，偶尔邀集几位旧部好友聚首聊天等事情。季振同起义后因军权旁落，心情郁闷，也曾对人说过自己是“空头司令”的话。但他对中革军委派到红五军团任军团政治委员的萧劲光很尊重，有什么心里话都对萧说。他在1932年三四月间表示自己难以适应红军中的工作，希望能离开红军到苏联去“学习军事”，并把这个想法向萧劲光作了报告。萧发电报请示中央，中央同意了他出国学习的要求。

就在这时，国民党军队方面对季振同进行策反。季振同原在西北军的老上级冯玉祥派其参谋长刘骥为代表与季联系。季振同将此事报告了萧劲光，萧报告了中央局，中央局同意季与刘见面。事后，季也将国民党的一些策反信件送给萧看，表明他“不为所动”。为出国学习，季振同离开军团部时，萧为他开了欢送会。季把所有的东西都留下了，望远镜给了萧劲光，一匹骠骏的青马留下，后来送给了朱德总司令，枪交了，警卫班也留下了，只带了一个保镖。萧劲光派人将他送到了瑞金。黄中岳受季的影响，在漳州期间，思想有些动摇，想离开部队，另谋去处，乘便做了一套便服，“准备开小差”时用；还说过“我这次到前方去，干多少就多少，拖（拖枪）不动就算了”的话，但却没有任何“拖枪”、“反水”的实际行为。

可是，1932年5月5日，中央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李克农经周恩来批准，突然在漳州将红十五军军长黄中岳、红十五军参谋长萧世俊逮捕。5月8日，又将等待出国、请假到汀州视事的季振同逮捕。随后被捕的还有:李聘卿（红五军团经理处会计科长）、高达夫（红十五军经理处副处长）、朱冠甫（曾任红五军团参谋长、红校总教官）、张少宜（红十五军副军长、红校总教官）、刘佐华（冯玉祥与季振同联络代表）、蔡佩玉（红军学校俱乐部管理员）六人。当时加给季、黄、萧等人的是“反革命”罪名。

1932年8月3日至4日，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在叶坪临时中央政府大厅对“季、黄反革命案件”进行审讯。最高法院由何叔衡、梁柏台、刘伯承、陈寿昌、刘振山五人组成，何叔衡为主席。原告人李克农代表国家政治保卫局指控季、黄“参加宁暴根本就是投机的”，“随时隐藏着再做军阀梦、毁灭红五军团和宁暴光荣历史的反革命企图”，并罗列了一大堆“罪状”。审讯结束时，最高法庭完全同意原告机关的诉讼意见，抓住季、黄等一些还没有构成事实的问题，判决如下:“季振同、黄中岳、萧世俊、张少宜、朱冠甫、高达夫、李聘卿、刘佐华八名执行枪决，并没收他们的一切财产。蔡佩玉监禁五年。”判决“是最后的，无上诉权”。

当这一判决送达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时，毛泽东和项英没有同意。他们认为:“季黄等均是参加宁都暴动者，对革命不无相当功绩”，“季黄二人虽是此案的主谋者，但曾为宁都暴动领导人之一，应减刑免死”，“朱冠甫、高达夫、张少宜等三人曾参加宁都兵暴，并且不是此案的主谋者，可改为监禁。”于是，1932年8月10日由毛泽东、项英签署的中央委员会决议案决议如下:季、黄二人“由死刑减为监禁十年”；朱、高、张三人“由死刑改为监禁八年”；其余刘佐华等4人“仍按原判执行”。

判决后，季、黄等人一直被监禁在瑞金县九堡、麻田等地收容所。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前夕，为纯洁内部，甩掉“包袱”，解除后顾之忧，中央政治保卫局将季振同、黄中岳等人处决于瑞金九堡大山中。

毛泽东对季、黄之死十分痛心。据萧劲光说:“延安时曾听毛主席讲过，把季、黄杀掉是不应该的。建国后，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后厅的一次高干会议上又讲，季、黄在宁都起义中是有功的，没有他们，全部起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把他们处决是错误的。直到1982年，中央组织部对此案给予了复审，经过调查研究，对季振同、黄中岳给以公正的评价，并予以平反。” 周恩来在1972年6月批林整风时，曾沉痛地谈到:“五军团两个暴动过来的非党人士季振同、黄中岳，在宁都起义中起了关键作用，肃反时外面有谣传，说这两个人不安心，想走。李克农向我报告，我同意将他们逮捕，结果处死了。”

可见季振同、黄中岳是王明路线“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所谓“肃反”运动的牺牲品。（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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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都暴动参加红军的红五军团中，军官大都是正规军校毕业的，军事素质过硬，部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他们曾经是冯玉祥的部队！冯玉祥的部队官兵个个善耍大刀，不论是卢沟桥的宋哲元，还是台儿庄的孙连仲，都是用大刀砍得鬼子闻风丧胆。宋哲元和孙连仲都是冯玉祥的爱将，参加领导宁都起义的季振同就是冯玉祥的女婿。

如果这支部队能够打到解放后，必将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我军的壮大和进步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必将是我军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的主力。毕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需要知识需要文化。五军团虽然不存在了，然而幸存下来的少数将领就能看出他们无穷的能量，担任参谋长长达四十余年的模范参谋长李达，胡子将军孙毅中将，强渡大渡河的营长，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首任司令孙继先中将，中国炮神赵章成少将，另外姬鹏飞也是宁都起义时的军医。这样一支在红军中前途无量的绝对主力就这样覆灭了，怎能不让人扼腕叹息！

五军团简史：

1931年12月14日，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率全军万多人宣布脱离国民党，参加红军。而此时的红一、三军团，加起来也只有2万多人。16日，军委就授予起义部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的番号，下辖第十三、十四、十五三个军，董振堂、赵博生、黄中岳分别兼任各军军长。

经过整编后，红五军团成为我工农武装的一支雄师铁军。1932年，红一、三军团攻打赣州，由于赣州城三面环水，又有坚实的城墙，易守难攻，炸城墙进到城里的红军被国民党军包围，此时红五军团第十五军受命前往增援，战士们挥舞大刀冲进敌阵，把受困的部队解救了出来。随后在攻打漳州以及中央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等历次战斗中都屡立战功，以勇猛顽强、善打硬仗恶仗著称。

1933年1月8日，该军副军团长兼参谋长赵博生在金溪黄狮渡战役中英勇牺牲，中央人民政府为此将宁都县改为博生县，并在红都瑞金叶坪建博生堡以示纪念。长征中，红五军团的行军序列一直在最后，主要负责抗击敌军追兵，掩护红军主力北上。一路上，红五军团以顽强的阻击和悲壮的牺牲为自己赢得了声誉，“铁流后卫”成为红五军团的另一称呼。红军队伍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红一军团打先锋，攻无不克；红五军团殿后，守无不固。”在湘江血战和金沙江阻击战中，红五军团竭力阻击数倍于己的追兵，不顾自己时刻面临与主力失去联系，甚至全军覆灭的危险，击退并迟滞了国民党军队的行动，保证了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的安全，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湘江战役中，为确保中央红军顺利渡过湘江，军团长董振堂临危受命，率部同蜂拥而至的敌人殊死激战，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然而，负责殿后的红五军团三十四师，被敌军阻隔在湘江以东，陷入重重包围。三十四师面对4个师的敌人孤军作战，5000多名官兵大部分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在率部突围时腹部中弹。被俘后，他从腹部的伤口中拽出肠子绞断，壮烈牺牲，年仅29岁。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时，红五军团奉命在石板河阻击追兵。他们在崇山峻岭中与敌人奋战三昼夜，像一个“铁闸”一样，紧紧把十多万国民党“追剿”军堵在了仅有的一条道路上，保证了党中央的安全。红军主力渡江后，红五军团交替掩护撤离了石板河，顺利渡过金沙江。完成渡江后，他们凿沉了渡江的7条木船，对尾随而来的敌人关上了追击的大门。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五军团改称第五军，董振堂任军长。1936年10月，他们编入西路军，渡黄河西征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参加了攻占山丹、临泽、高台等县城的战斗。1937年1月12 日，第五军在甘肃高台遭到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军包围进攻，全军将士在董振堂的指挥下誓死坚守高台，血战七天八夜，战至最后一人一弹，终于寡不敌众，董振堂及3800多名红军战士全部壮烈牺牲。

五军团的人才：

红五军团覆没前，有不少宁都起义的参加者调往其他红军部队工作，这些同志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烽火，有幸看到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建国后，宁都起义的参加者在党政部门工作的有：曾任民政部副部长的袁血卒，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的姬鹏飞，曾任文化部部长的黄镇，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王幼平，曾任水利部副部长的刘向三，曾任商业部副部长的张永励，曾任林业部副部长的周骏鸣，曾任国家测绘总局局长的李廷赞等。

在军队工作的宁都起义参加者中，1955～1964年共有31位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军衔。他们是：

1位上将：李达 5位中将：王秉璋、孙毅、孙继先、李雪

三、韩振纪

24位少将：王谦、王振祥、王蕴瑞、刘放、孙润华、李毅、李化民、谷广善、汪洪清、苏进、侯世奎、张汝光、张步峰、张松平、张明远、孟庆山、徐国珍、郭卓辛、黄德魁、熊伯涛、鲁瑞林、曹灿章、靳虎、靳来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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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不到一个月，发生了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参谋长赵博生（共产党员）、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七十四旅一团团长黄中岳等和中共秘密特支领导下发动的宁都起义。像这样一支有着很强战斗力的国民党正规部队成建制地投入红军，从内战开始以来未曾有过，这就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第二十六路军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大革命时期，刘伯坚、邓希贤（即邓小平）等一批共产党员曾在西北军工作过，党的主张在这支部队里有一定影响。中原大战中冯玉祥失败，西北军的重要主力孙连仲部被蒋介石收编为第二十六路军，在第二次“围剿”时被调到江西参加对红军的进攻。在作战过程中，许多官兵受到红军的很大影响；九一八事变日本强占我国东北，又引起他们强烈的民族义愤；蒋介石对第二十六路军的处处歧视和压制，更激起他们的愤慨。宁都起义后不久，季振同曾对萧劲光说过：我参加红军，第一是相信毛主席，第二是相信刘伯坚。

12月上旬，毛泽东得知第二十六军即将起义的消息，主持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进行讨论。会议针对中央代表团一成员提出的争取一个旅起义的主张，要求尽量做好工作，争取组织“全部暴动”。11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会见第二十六路军内中共特别支部代表袁汉澄（即袁血卒）。袁血卒回忆写道：

王稼祥、刘伯坚、左权同志领我去见毛主席。我和刘伯坚走在后边，我轻声问：“毛主席是什么主席？”他说：“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主席在哪里学的军事？”我接着又问。伯坚同志敬重而郑重地答：“噢，这个人真是了不起呀！他没进过军事学校，但他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熟读兵书，军事上料敌如神。几次苏区反„围剿‟的胜利，就是在他指挥下取得的；在政治上，他更是高瞻远瞩，每到关键时刻，都有卓越的见解。”

毛主席的住处陈设极其简单：一张木床，一张木桌，桌上除了笔砚，就是一摞摞的报刊书籍？？第一句问话是：“汉澄同志是地下党员吧？”“是。1927年在西北军官学校入的党。”

随后，毛主席问起地下党的情况。刘伯坚同志插话说：“我在西北国民军时，赵博生、董振堂和我们的关系很好，他们具有高度的爱国思想。”毛主席称赞说：“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人，是容易跟共产党合作的。孙中山先生的联共政策，爱国主义是个重要的基础。” 毛主席随后把话题引到了暴动问题上来，他说：“军委会昨天讨论了宁都暴动的方针和策略，都很好。汉澄同志你考虑一下有把握吗？”听主席这样一问，我一时回答不上，脸上有点发烧，稍停一下，坚定回答“有把握！”“有好大的把握吗？”显然主席要问个究竟。“假使七十四旅不干，七十三旅和总指挥部是有把握的。”我把七十四旅的情况向主席做了扼要汇报。

毛主席点点头说：“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要力争实现。这全靠我们党做过细的组织工作。”停顿了一下，毛主席又说：“万一不能全部暴动，局部暴动也是好的，在反革命的心脏上捅上一刀，也是一件好事。”“你们能把二十六路军这支反动武装争取过来，那在中国革命史上将有重大意义。”①

12月14日，第二十六路军万人在宁都宣布起义，带着2万多件武器，开入中央苏区。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团，由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军团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十五军军长。

毛泽东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身份，负责指导红五军团的建设工作，在红五军团，同其他红军一样，建立政治委员制度。他找即将就任的红五军团政治委员萧劲光谈话说：“对这支部队，要努力按照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办事，建立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对起义的军官，愿留下的，欢迎，组织他们学习，进学校，搞干部教育；对要求走的军官，欢送，发给路费，来去自愿。”

②他又对即将就任红五军团十三军政治委员的何长工说：宁都起义部队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黄埔军校的人，因此我们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则压不住台。你有改造起义部队的经验，首先要把十三军搞好，这一炮打响了，就会影响十四军，鼓励十五军。③经毛泽东批准，中革军委从红军中选派了一些有改造旧军队经验和出国留过学的干部刘伯坚、左权、宋任穷、朱良才、程子华、朱瑞、唐天际、赖传珠等到红五军团工作，并任命刘伯坚为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

毛泽东十分重视发展红五军团中原有的进步军官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批准董振堂入党。当董振堂得知被批准入党时，将三千多元（光洋）私人积蓄全部交给党。军政委何长工把这件事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说：不要全交嘛，寄些给家里，留一点自己用。董振堂却坚持全交，说“革命了，个人的一切都交给党，还要钱干什么？”毛泽东还找在宁都起义中起了积极作用的军官季振同、苏进、卢寿椿谈话，详细了解情况，批准他们3人入党。卢寿椿随后担任了红五军团第四十三师师长，苏进担任第十五军第四十四师师长。

关于宁都起义和红五军团的建立，周恩来后来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过：宁都暴动时，毛泽东领导争取五军团干部。从红五军团后来参加历次战役时在战场上的表现来看，说明对这支部队的团结、教育、改造工作是非常成功的。宁都起义胜利和红五军团诞生，极大地增强了红军的力量，红一方面军由第一次反“围剿”时的4万多人发展到6万多人。

①袁血卒《“宁都兵暴”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我与毛泽东的交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93—196页。

②《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97页。③《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3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