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论文汇总1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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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论文 篇1：
社会变迁论文23篇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中国共产党是这场伟大革命的领导核心。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自己也在这场崭新的革命中经受了考验，并在改革创新中不断完善自己。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经验的同时，总结一下党的建设的经验，应该讲，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社会变迁论文23篇
回顾总结党的建设的实践和理论在改革开放30年中所走过的轨迹和所积累的经验，对于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的中国有意义，对于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的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更有重大的意义。总结改革开放30年党的建设的实践和理论的创新发展历程及其经验，必须把党的建设放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环境及其发展全局中去考察和研究。
“党的建设”这个范畴，包括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的建设。狭义的党的建设，主要指的是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建设。广义的党的建设，包括狭义的党的建设的全部内容，还包括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党的纲领的制定，包括党在各个阶段的中心任务的确立，等等。但是，这仅仅是逻辑上的划分，在实践中这两个层面的党的建设是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因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建设，只有围绕着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党的纲领及其规定的各个阶段的中心任务去推进，才能既保持正确的方向，又具有明显的成效。这两个层面党的建设，实际上是党的建设与党的工作全局之间的关系。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告诉我们，总结改革开放30年党的建设的经验，必须从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出发，从这一全局与党的建设互动的特点出发，去考察，去总结。我以为，这是总结30年党的建设的经验，必须遵循的重要方法。
放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来回顾总结30年党的建设的经验，最重要的是，我们党认识到了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的转变，开始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历史性转变。
党的思想路线要求我们，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党的建设也只有从党的实际出发，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党的实际，最大的实际就是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的转变。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自从1949年在全国范围执政以来，特别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已经从一个领导 这个转变，是带有根本性的转变，是中国共产党t921年成立以来最重要、最深刻的转变。认识这一转变，揭示这一转变的意义，并按照这一转变来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可以说是我们党30年党的建设的最大进步、最重要经验。
四认识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的转变，自觉地把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
应该讲，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和党中央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包括夺取全国政权后，党在城市工作中要以发展生产为中心。要牢记“两个务必”等思想，是一种执政党意识，即党已经在考虑从执政的角度来加强自身建设。
但是，从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和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后，特别是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对我国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形势作出错误估计，并在1963年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后，党尽管强化了“巩固政权”的执政意识，但是这种“强化”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下强化的，不仅不能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反而以加强执政党建设的名义强化了“革命党”意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不仅仅是党的工作重点的转变，而且是党的历史方位的转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是党对历史方位转变自觉认识的历史起点。由此而决定了30年前的拔乱反正，最大的变化，就是推动中国共产党从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党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3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最大的进展，就是中国共产党开始从一个“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五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自身所处历史方位的转变，对如何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认识过程。
党的十二大召开前，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对党的建设全局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算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根据这样的思考，党的十二大在确定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同时，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的政治路线。特别是，鲜明地提出了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1983年，邓小平还提出了与毛泽东“五十字”建党纲领完全不同的党建目标一“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可以说，十二大前后党中央的这些认识，表明我们党已经开始从党所处的历史方位转变这一实际情况出发，把执政党建设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但是。要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绝非易事。我们既要遵循世界上执政党建设的普适性原则，又要充分考虑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特点。党的十三大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既强调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又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而不是一个基本点。制定这样的基本路线，反映了我们党在执政党建设问题上的认识又提高了一步。
社会变迁论文23篇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铭记小平关于“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的政治交代，在抓党的建设的同时，认真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执政党理论。1989年12月，江泽民就强调“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党的领导要通过执政来体现。我们必须强化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也就是说，党组织不能退出政权机构，要在政权机构内部来进行领导，但又不能取代政权机关的职能。在党的十四大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党 特别是2000年2月，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要求后，党中央明确提出了党的历史方位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在执政党的性质、纲领、任务和党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等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重大理论观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要把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统一起来，解决执政党如何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紧跟时展的进步潮流，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这一核心问题。可以这样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已经形成了科学的执政党建设理论。
社会变迁论文23篇
综上所述，在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过程中，党的建设理论也在改革创新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可以说，这是党的建设30年来最大的理论成果。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围绕着“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形成了一个具有丰富内容的科学理论。
首先，在这3O年党的建设过程中提出的，关于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的论断；关于党面临的挑战和历史性课题的论断；关于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和根本宗旨的论断；关于党的最高纲领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论断；关于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论断，阐明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党。这些重大论断，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基础性理论。
其次，在这30年党的建设过程中提出的，关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要求；关于增强党的执政意识，改革党的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要求；关于要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关于要正确处理党与政权机构之间关系的要求；关于要正确处理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关系的要求；关于要正确处理党与社会之间关系，包括巩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要求；关于要正确处理党内关系，包括发展党内民主、促进党内和谐的要求；关于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要求，阐明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应该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这些党的建设的新要求，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超级秘书网
再次，在这30年党的建设过程中提出的，关于党的建设的主线和总体布局的理论；关于党的思想建设的理论；关于党的组织建设的理论；关于党的制度建设的理论；关于党的作风建设的理论；关于反腐倡廉建设的理论；关于依党章从严治党的理论，阐明了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建设党的一系列基本思路。这些党的建设的重要思路，提出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基本方法。
社会变迁论文23篇
我在这里提出的这三个方面20个重大理论观点，涉及到执政党建设的方方面面，都是我们在改革开放30年中形成和提出的。这些理论观点的提出、完善和发展，表明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在不断深化。
改革开放论文 篇2：
本报讯由上海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解放日报理论评论部、文汇报理论部主办的第十二届“如何切实有效地推进改革开放”优秀论文评奖日前揭晓。本次活动共收到各地应征论文190余篇。经专家评审，《中国农村改革路径问题初探》（王咏梅）、《破除中国模式迷思坚持市场导向改革》（田国强）、《中国经济转型的取向与路径选择》（易小平）、《党内民主：从革命到治理的历史塑形》（孙力）、《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视阈中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服务型政府建设》（刘芳）、《中国崛起的文化准备与核心价值构建》（吴海江）、《如何看待并消除贫富极化现象》（陈金华）获优秀论文奖。（章建文）
改革开放论文 篇3：
一、对外开放的历程
1、以改革促开放阶段。
(1)先看1978—1992年的第一个小阶段。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1980年，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立经济特区，这是中国对外开放全面启航的标志。国家对经济特区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和经营管理体制，对特区的外商投资给予较大优惠和方便。1984年5月，开放大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这是实现十二大对外开放目标的重大举措。1985年2月，分两步开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和辽东半岛、胶东半岛。1988年4月，设立海南省，同时兴建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经济特区，并给予了较大的政策倾斜。1990年4月，决定开发和开放上海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政策。1991年，开放满洲里等4个北部口岸。同年，国务院批准在沿海重要港口设立保税区，发展保税仓储、保税加工和转口贸易。
另外，在这一阶段，国家明确提出，沿海开放地带特别是沿海各大开放城市，应当着重发展外向型经济，并逐步转到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轨道上来。为此，国家加快了对外贸易体制改革，例如全面推行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由地方政府向国家承包出口创汇任务和上交外汇额度，财政对外贸的补贴实行自负盈亏，超额创汇实行中央与地方二八分成，从而推动外贸企业和出口生产企业的承包，从根本上解决吃“大锅饭”问题(田纪云，2008)。在外贸体制改革中，最为核心和最为重要的是不断下放外贸经营权(贸易权)。1985年国务院决定将从事外贸经营许可的审批权限从中央下放到地方审批。此外，为了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以吸收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十三大提出要“使外国企业家能够按国际惯例在我国经营企业”,并对一些陈旧的规章制度和行政法规进行了清理。
(2)再看1992—2001年的第二个小阶段。党的十四大以后，在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实行的一系列开放措施和优惠政策，逐步推广到广大内陆省份，对外开放进一步向纵深发展。1992年，扩大开放上海浦东等6个沿江城市和三峡库区，同时，开放哈尔滨等4个边境和沿海地区省会城市。开放珲春等13个沿边城市，鼓励沿边城市发展边境贸易和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1996年，开放太原等11个内陆省会城市。随后几年，又陆续开放了一大批符合条件的内陆县市。2000年，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至此，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
这一时期，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还体现在涉外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上。1992—2001年左右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时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并满足加入WTO的要求，外资政策逐步与国际惯例接轨，政策透明度不断提高。1992—1993年两年内，国务院先后批准出台了赋予各类企业进出口权的四个文件，随后在外贸体制和外汇体制方面进行了诸多改革，为中国扩大出口贸易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1998年实施的“走出去”战略是这一阶段的另一个重要举措，该战略目的在于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陈文敬，2008)。在2000年3月召开的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江泽民同志再次强调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努力掌握主动权，必须不失时机地实施“走出去”战略，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紧密结合起来。之后，国务院相关部门又分别制定了具体实施的配套措施，包括设立外贸发展基金支持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等，有力地促进了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提出和实施，不
2、以开放促改革阶段。2001年加入WTO后，对外开放进入历史新阶段。第一阶段中所实施的区域性推进的对外开放，转变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并且对外开放成为国内经济体制进一步朝市场化方向改革的外部动力。
2001年以后，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市场环境也随着一系列法律和法规的制定和完善而更加透明和规范。例如中国政府在加入WTO前后，根据WTO规则和所作承诺，在集中清理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对与贸易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进行了调整。
以服务型政府建设为主要内容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中国加入WTO后也加快推进，入世后使中国直� 这种竞争表面看是企业之间的竞争，但背后却是政府管理方式、机制、职能和效率的竞争(李晓西，2008),因此必须重视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影响。为此，2002年3月，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政府职能转变的新定位，即“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十七大进一步提出了关于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总之，为了适应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需求，我国在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进行了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和职能转变，进一步理顺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围绕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等WTO的基本原则和中国加入WTO的承诺制定对外开放政策。加入WTO以来，中国政府政策的透明度大幅提高。《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制定，使立法公开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2003年制定的《行政许可法》,对政府行为的透明度提出了更加严格和具体的要求，成绩显著。
二、对外开放经验总结
1、始终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不动摇。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没有对外开放，我国国民经济和对外经贸事业都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在聚精会神搞建设的过程中，必须把立足国内、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的同时，又必须打开大门，学会充分利用外部条件搞建设，大胆吸收和利用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2、正确把握改革与开放的关系，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对外开放在引进国外资金与技术的同时，也引进了国际通行的市场经济规则，推动了国内经济体制的改革。而国内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对外经济贸易体制的每一步重大改革，又为扩大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张小济，2003)。
3、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早在1988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思想，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
4、在对外开放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方针，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搞经济建设必须立足于自己的力量，但闭关锁国却不是中国的选择。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提高，外部因素的影响将会明显增大，面临的经济风险也会显著增加。为此，外经贸工作必须讲政治，讲大局，始终注重在扩大开放中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邹东涛，2008)。
5、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方针。中国政府既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从而集聚了短缺的资金，优化了资源配置，促进了经济增长，又部分程度地以市场换来了技术，同时又积极的走出去，通过兼并、贴牌生产以及合资等形式发展外向型FDI,进一步促进了对外开放的发展。
三、未来对外开放的展望
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继续向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扩展，我国同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度和相互影响力越来越大，使我们在迎接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挑战。例如，国际经济风险不断加大、贸易摩擦日益加剧和外贸出口增长面临巨大挑战等(董文，2008)。为此，展望未� 公
1、健全对外开放风险防范机制。严格控制对外商业借款，审慎开放国内资本市场，有效监管国际短期资本的进出。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有效防范外汇市场风险。灵活运用世贸组织规则和贸易救济措施，防止国内产业受到严重冲击。深化金融机构、国有企业等领域的改革，不断增强微观经济主体的国际竞争力和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刘力，2008)。
2、切实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在继续扩大出口规模的同时，要通过提高企业技术能力，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有品牌的产品出口。出台政策鼓励加工贸易在稳定发展的同时，逐步实现升级。完善出口预警机制，完善战略性资源的进口体制和政策，加强国内外协调，有效规避市场风险。
3、积极推进南南合作和区域经济合作。基于很多互补条件的考虑，中国应该进一步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关系，对其提供援助优惠关税待遇，并明确双方合作的总体战略和重点领域(隆国强，200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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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小济：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经验[N].中国经济时报，2003-07-21.
改革开放论文 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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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论文 篇5：
关键词：线上线下；混合教学；信息化教学手段；翻转课堂
2019年教育部部署了关于“金课”建设和“双万计划”等的建设意见和要求，紧接着高教厅开展了“金课”认定工作。对金课的界定既体现了对传统教学模式的肯定和延续，更突出了对在线教学这种现代化教学模式的重视。混合式教学是将面对面教学和在线教学有机结合起来的一种创新的教学模式，是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的发展方向和趋势，也是高等教育信息化的重要实践走向。货币金融学课程是经管类的专业大类课程，也是金融学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作为一门金融学入门课程，它涉及的金融知识面非常广，信息容量很大。在教学改革之前，该课程授课一直存在着教师满堂灌、内容多而杂；模式太单一、学得很枯燥；课程互动少、形式很单调；学生动手少、学习很被动；评价简单化、成绩绝对化等突出问题。因此，为了真正地提高教学质量，使学生切实地学好这些专业知识，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我们“以学生为中心”、以“金课”建设为导向，通过线上线下混合教学进行教学改革的有益尝试。
1混合教学模式的设计目标
社会变迁论文23篇
2混合教学模式的实施路径
货币金融学混合教学模式的实施从线上教学、线下教学以及课程评价体系三个方面展开。
线上学习的内容要求
教师在每章节知识讲解之前，会首先要求学生自主学习线上的录播课，这个线上学习过程类似于传统教学模式下的预习，但是它又不是简单的提前预习，而是通过录播课在教师的讲解下自己先认真地学习章节基础知识点、初步把握重难点。在自学的基础上通过章节习题来检测学习效果的好坏，自己发现问题和知识点掌握的薄弱环节，然后有针对性地反复回看课程视频进一步理解和掌握。同时课程平台上有专门的互动讨论区，学生一方面可以将自己在线上学习过程中的疑难问题在平台提问，教师会为学生答疑解惑；另一方面也需要自主查阅资料后回答互动讨论题，发表自己对专业问题的看法。这种形式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有利于培养学生关注经济、金融热点问题的好习惯，提升专业素养。最后学生必须参加线上的期末考试，线上期末考试以客观题型为主，考察学生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和知识目标的达成情况。
线上学习效果监管———“双固定的双层负责制”
线上学习既是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有效方式，也是考验学生学习自觉性的一把双刃剑。如何对学习自觉性有限、自学能力稍显不足的学生，实行有效的监督和指导，是保证线上学习效果的关键环节。货币金融学课程的线上学习采取“双固定的双层负责制”的监管模式。其中“双固定”是指“固定团队和固定时间”。首先将班级学生分成八个小组，每个小组作为一个合作团队，学生在固定的团队内相互督促完成线上学习；然后教师指定固定学习时间，要求学生在这个时间完成学习任务，从而对学生形成约束，如果个别学生临时有事也可自行安排其他时间，固定基础上的机动灵活性方便了学生自主安排。“双层负责制”是“组长+教师的双层负责模式”。每个小组推选出组长负责监督组员线上学习；授课教师定期召开小组长会议了解同学们的线上学习情况，使用课程平台反馈章节学习完成情况，锁定重点关注目标。对于线上学习完成情况不佳的学生，既让组长加强督促，又由授课教师和学生谈话，了解学生线上学习是否存在困难，给学生提供指导和帮助，同时敦促学生尽快按照要求完成学习任务。以小组为单位合作学习，可以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和集体荣誉感，组长负责制和组内同学相互监督线上学习，又会给学生造成一定的学习压力，从而将压力转化为动力，形成一种你追我赶的良好学习氛围中，积极完成线上的学习任务。大家在共同的学习过程中还能够增进同学们之间的友谊，增强集体的凝聚力。
线下教学实施方式
通过线上自主学习，学生对章节的基础知识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掌握，线下授课不必要面面俱到地“满堂灌”，而是根据章节的重难点和学生线上学习反映出来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讲授。教师的线下授课分为反馈和讲授两个部分，通过运用优课联盟平台的统计功能，给学生反馈线上视频观看、章节习题、互动讨论等任务的完成情况。表扬按时和超前完成任务的学生，树立先进典型；对于未按时完成的学生扣减平时成绩的分数予以惩罚，让学生将扣分的压力转化为学习的动力。接着将学生线上检测的分数情况和习题的正确率运用统计图进行显示，让学生清楚自己的差距和不足。讲授过程则是有针对性地讲解章节的重难点知识，提醒学生注意一些容易错的细节知识。讲授过程中既要求学生在教材上或笔记本上做笔记，又会边讲授边提问，促进学生集中注意力和积极思考；涉及一些前述章节已学过的知识也会再次提问，帮助学生复习巩固加深印象。讲授过程中还会提出一些开放式论题让学生分组研讨，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同时还会将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融入专业知识的教学中，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进行课程思政教育，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也加强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和增强他们的金融风险意识。
翻转课堂的设计与开展———“教学相长”
翻转课堂环节就是要转变教师和学生的角色，教师角色由“教授者”转变成“引导者”，学生角色“被动者”变为“主动者”，把课堂变成学生展示的舞台，教师则是听众和指导者。具体来说，教师会将中国经济、金融领域的一些热点、前沿问题结合课程内容和知识点分成八个专题，每个小组选定一个专题后在教师的指导下查阅网页、论文、专著、教材等资料，研读和筛选资料后，学生根据自己对专题的理解制作演讲PPT并交给任课教师修改，教师提出改进意见，学生进行PPT修改后在课堂上演讲这个专题，最后教师根据学生的专题内容和讲演情况进行点评、提问，并最终给出这项活动的成绩。在翻转课堂活动中，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了专业资料的收集、筛选和研读，这既培养了学生文献阅读、分析归纳、资料整理等基本的科研能力，又让学生在研读资料的过程中拓宽了专业知识面，提高了社会科学素养。学生自己制作PPT并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修改，锻炼了学生的专业论文写作能力，为今后写作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和今后从事科研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学生在全班同学面前演讲，又锻炼了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提高了心理素质、增强了自信心。整个活动学生分组完成，团队之间分工合作，增进了同学之间的友谊、发挥了团队合作精神和每个同学的优势，也能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和班风。同时翻转课堂虽然是学生展示的舞台，但是整个过程教师全程指导，有利于将我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等课程思政的内容融入其中，引导学生多关注一些正能量的成功案例，从育人的角度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职业道德观。翻转课堂教学不仅提高了课堂效率，而且减轻了学生的学习负担，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主体的个性化教学。
3“235”课程评价体系
货币金融学课程考核方式吸收了国内学者提出的课程考核评价“四化”特点，即“工具智能化”“形式多样化”“主体多元化”“过程动态化”。课程考核采用“235课程评价体系”，即课程最终的考核结果由“20%平时成绩+30%线上成绩+50%期末成绩”构成。“235评价模式”的设计完全对标人才的三大培养目标和课程学习的全过程展开。20%平时成绩通过授课过程中的提问、分组讨论、专题研讨和每章节的检测来反馈学生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和应用专业知识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从而考察知识目标、能力目标的达成情况。在课程讲授、指导和点评学生的专题研讨中，将我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等课程思政的内容融入其中，引导学生多关注一些正能量的成功案例，从育人的角度帮助学生通晓天下道理、丰富学识、增长见识、塑造品格，从而实现教书育人的思政目标。30%线上成绩通过线上学习和每章练习题分数情况，考查知识目标达成情况；部分章节的互动讨论，设置开放式讨论题，让学生在课程平台上表达自己对专业问题的看法和见解，教师再通过答疑、评论等方式将课程思政融入其中，从而实现课程思政目标。50%线下期末考试采用发散思维主观题型，让学生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分析案例、解读文献或提出自己对一些前沿热点金融问题的看法，鼓励学生考前查找资料，考试时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从而考察能力目标达成情况。在题型设置或给定的案例分析材料上，可以将国家法律法规、伦理道德、改革开放的大事件或成就等思政元�
4混合教学的实施手段———“慕课+学习通+QQ群”
改革开放论文范文 篇6：
在民主目标的探索上，中国人民始终在摸索真正的适应中国发展的民主政治。三年改造完成之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真正建立起来，之后，作了政治制度方面的努力探索，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民主的道路上作了很有创造性的探索。中国民主政治既不搞西方的多党制，也不模仿前苏联的一党制，而是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党派的友好真诚合作的模式，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保障人民行使国家权力方面，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了促进中华民族共同进步和繁荣，对待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充分保证少数民族地区独立处理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自治权利。富强、民主是我们国家建国后核心价值追求，在探索中取得了很多富有成效的成果，思想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从政治、经济两大主要方面辩证地阐述了十大关系。其中基本思想就是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适合中国的国情，正确处理好各种关系，充分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 在探索中国民主发展道路上，思想的根本点就是在人民内部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1956年，指出：“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认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得到新的团结。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指出了民主和集中、纪律和自由、统一意志和心情舒畅要达到有机统一。可以这样说，没有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富强、民主、文明的初步探索，改革开放后确定的主题也不会那么明确和坚定。
二、改革开放以来继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核心价值不断得到发展和丰富
1978年中国走上改革开放强国之路，是以邓小� 社会主义从历史的发展的规律来看，应该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一）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正反思考提出了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
社会变迁论文23篇
（二）从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思考探索核心价值的理论创新
在探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进程中，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面对日趋激烈的国内外的竞争环境，中国共产党要不断改善党、发展党，具有探索核心价值的理论创新的水平和能力。在新中国成立时说过：“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中国改革开放对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新课题，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智慧来源于实践、来源于群众、来源于社会。正是这样一个新的世界环境和国内形势需要中国共产党要具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思想，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创建政治文明、经济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发展思想。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需要具有适应时代的创新思想、创新水平、创新能力。纵观中国历史，中华民族成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就在于中华民族坚持不懈的创新精神和品质，近代中国逐渐衰落以致沦陷为西方殖民地，也在于封建统治者沉湎于泱泱大国之梦，不思进取。新的时代呼唤着中国共产党需要有个崭新的面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展现为经济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更加清晰地表达了追求核心价值的内容。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位一体”到政治、经济、社会文明“三位一体”发展和丰富了核心价值追求的新的内涵。
（三）从社会的和谐发展价值的需要提炼出文化和生态文明
改革开放论文 篇7：
关 键 词中国/政治文化/演进
政治文化是围绕当代社会政治、人们的政� 每个国家都有与自己的政治体系和历史发展阶段相关的政治文化系统，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政治文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一、主导政治文化的形成
政治文化是由多种不同的政治文化因素构成的一个文化系统，在整个系统中各种政治文化因素的地位并不是完全平等的，其中有一种政治文化居于主导地位，其他政治文化居于从属地位或次要地位。我们将政治文化系统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文化称之为主导政治文化，居于次要或从属地位的政治文化称之为政治亚文化。主导政治文化在整个文化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为整个政治文化体系摄定基本的政治价值观，使整个政治文化形成一种基本的政治文化倾向，并因此而影响整个政治文化的面貌。在主导政治文化的影响下，各种政治亚文化间的认同和共识得到有效的发展，各种政治亚文化有了协调的基础。
建国以后，在文化上我们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政治文化。马克思主义适合了时代的要求以及新中国政治文化转换的需要，在我国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思想凝聚和整合功能，主导着中国政治文化的前进方向。特别是以毛泽 其所包含的集体主义观、民主观、法治观和爱国主义等构成了我国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应当说，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是符合时代和历史要求的。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由于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加上建国以后所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严重的个人崇拜使得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蒙上了传统专制主义的阴影，等级观念、人治观、义务观等等封建政治文化的观念大量沉积，造成了主导政治文化的严重扭曲，给社会政治生活带来了灾难性的损害。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使过去曾一度被扭曲的政治文化重新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轨，重新焕发出了生机和活力。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理论成为人们解放思想的理论动力，凝聚人心的强大思想武器，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精神支柱。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续坚持、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党的十五大在肯定邓小平理论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的同时，在党章中载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明确提出了在新的世纪要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目前，邓小平理论已成为我们的主导政治文化，这种主导作用主要是通过它对其他政治文化的指导作用体现出来的。主要表现在：第一，政治观点上的统一作用。政治文化就其性质而言，属于观念上层建筑，它必然会涉及到一系列的政治现象，并提出有关的政治观点。在我国的现有政治文化体系中，多种学说并存。针对一定的政治现象，各种学说必然会提出各种不同的观点，因此就有必要对这些学说在政治观点上加以统一。在当代中国，我们是用邓小平理论来加以统一的。这就是说，对于其他各种学说，在重大的基本政治方面必须要求它们跟邓小平理论保持一致。比如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第二，政治文化活动方面的规范作用。政治文化是人们政� 这种政治文化活动通常具体表现为具有不同思想意识的人运用不同的观点对政治和社会现象进行评价，政治文化活动还具体表现于一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等等。在多种学说并存的条件下，必须要求有一种主导政治文化来对政治文化活动发挥一种规范作用。正如伊斯顿所说：“任何系统都具备一定的主导政治价值，它们会给政� 在当今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才能起到这种规范作用。第三，方法论上的引导作用。邓小平理论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学说或意识形态，而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对其他学说均具有引导作用。例如，邓小平理论所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利益分析法、矛盾分析法、全面看问题的方法等等，都是政治文化研究中的一些科学方法，这些方法对其他政治文化理论研究社会现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政治合法性的变迁
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政治体系存在、持续、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政治合法性主要是指政治权威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信仰、忠诚和服从，并通过特定时空条件下适当的决策及政策实施来塑造政治秩序和适应环境变化，保持政治体系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因此，合法性一方面取决于政府的活动，包括国家政权为了强化自己的统治地位而运用意识形态的、法律的和道德伦理的力量为自身所做的种种论证，另一方面其更为实质的内容是国家政权在大众当中赢得广泛的信任和忠诚，从而使人民自觉地把对政府的服从当作自己的义务。因此，政治合法性表现为人们对政治体系、政治权威的认知、评价和态度等方面，是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通过研究合法性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的变迁。
中国政治合法性经过了一个由传统到现代的发展过程，其合法性类型的更替经过了大致封建社会身份趋向的传统合法性到建国后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时期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领袖魅力型合法性基础，再到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时期的以经济增长和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合法性类型，最后到第三代领导集体时代中国领导层一方面继续巩固邓小�
几千年来，中国封建政权都是建筑在传统合法性基础之上的。中国的合法性危机是从辛亥革命开始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王朝，也动摇了王朝赖以生存的文化基础——身份取向的传统合法性。但从破坏传统合法性到建设理性-民主型的合法性，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新中国建立前，民族独立与国家的统一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这期间中国的政治势力不得不从民族主义中寻求合法性的来源，但在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中，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则是我们党要求民众支持和统治合法性的支柱。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自然地，不可避免地成为新政权统治合法性的基础。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索过程中，由于长期存在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片面强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人的思想政治领域中的问题，而忽视经济建设，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被单纯化为对人的精神世界的调控，这一合法型诉求加之对领导人个人魅力和威望的盲目崇拜，终于导致了“文革”的混乱。“文革”结束后，随着传统合法性的消失，“两个凡是”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形势的发展表明，执政党的合法性面临新的挑战。作为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深切地感到我们党统治的问题。早在1979～1980年的一系列讲话中，他就强调了经济成就对于政治稳定的关键作用：“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他就站不住。”“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生产方面的革命是最根本的革命。”[2]显然，经济增长作为“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途径，被邓小平视为新时期我们党统治合法性的来源。但是，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也没有忽视既有的意识形态基础。针对社会上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他明确提出我们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的底线，即无论经济增长有多重要，它必须与此原则保持不冲突的状况，这就是以经济增长为合法性来源与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
经济的增长所提供的合法性资源适应了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客观需要，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是，政治发展的经验表明，经济增长所提供的政治合法性是有限的，这是因为经济的增长在满足人们需求的同时也使其对政府的期望值不成比例的迅速膨胀。许多“政治系统不能很快提高满足要求的能力以适应来势快的多的政治抱负和期望的高涨，这样就使政治体系陷入了困难”[3]。事实上，许多政府保持了较高的政绩，但其政权合法性还是受到了削弱，原因在于经济增长中民主化、社会公正、自由等价值观目标受到了忽视，这种代价与该政权有关，从而减少了公众对该政权的支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自由、民主、契约、公正等价值观正在上升为人们的普遍追求、信仰的东西。加之政治世俗化对人精神的解放，“人民已习惯于根据公民的经常性利益来评价政治”[4]。因此，经济增长所能提供的合法性资源可以说在逐渐削弱。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方面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继续维持合法性现状，另一方面则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进程明显加快。特别是在党的十五大上，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依法治国”的方略是我们党适应时代要求，探索建立现代法理型合法性的一项重要举措。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法理型合法性基础正在建立。
三、政治文化的世俗化
世俗化的政治文化是包括宗教文化在内的传统政治文化的对称，是根据现代社会模式实施自我民主性更新的政治文化。帕森斯认为，世俗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主要区别在于：世俗文化用明确的方式而不是用笼统的方式、用中立的方式而不是感情的方式来观察客观事物，世俗文化向普遍性的标准和概念而不是与某些单一独特的标准看齐，在评价和录用个人担任社会角色时世俗文化重视成就，而不重世袭地位[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文化越来越移向世俗化、理性化的端点。
1.公民民主法制观念增强。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它强调各市场主体依照规律平等竞争、公平交易。随着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公民的平等、自由、民主意识逐渐增加。邓小平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6]“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切实的民主”[7]。社会主义民 与社会主义民主观相适应，人们的法治观也逐步增强，社会生活法律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人们诉诸解决问题的方式逐渐由找“长官”转向找“法官”，这表明公民开始确立依法有序表达意志和要求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
2.政治价值观念日益世俗化，利益成为人们判断事物的主要价值尺度。在个人方面，人们更倾向于追求知识、财富和个人的自我实现；随着经济与科技的进步，人们拥有更多的信息、机会、生活方式和社会化渠道；公众对政府的评价更具有现实性，更看重政府的实际作为；在政治生活中，人们不再盲目绝对服从。
3.公众的政治心态日趋理性化。人们逐渐摆脱“文革”中那种浪漫与激进的政治心态，政治稳定成为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政治发展主要追求的目标，我国政治进入理性发展时期。邓小平说：“稳定压倒一切”，政治稳定关系到每个公民个人的利益，因此，大多数人都能认识到政治稳定是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过程中带有战略性全局的根本问题。于是“重秩序”成为人们的主要政治心态之一。这种“重秩序”的理性心态有利于人们摆脱影响政治发展的各种“左”的和右的激进非理性观念的束缚，自觉吸收主流政治文化，维护政治权威。
四、政治文化的分化
伴随着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利益分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作为社会意识的重要表现的政治文化，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某种功能上的离析性和质太上的异质性，这便是政治文化的分化。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政治文化分化。
1.主导政治文化面临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和外来政治文化的冲击。毫无疑问，邓小平理论是我们新时期的主导政治文化。但在社会变革所引发的社会利益格局大变动的面前，主导政治文化对社会的整合作用受到极大的冲击，目前在不少人中间存在的“信仰危机”和“理想淡化”就是其表现。其一是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我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产生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和以专制主义为特征的社会，其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其精华部分将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中得以弘扬；而其糟粕部分也将顽强地寻求合理性，并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二是外来政治文化的冲击。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大量外来思想涌进国门，其必定是良莠参杂的。外来文化中有关科学和民主的思想在被我们吸收和借鉴的同时，也会有一些与我国社会变革不相协调，阻碍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方面。改革开放中，我国社会中竞相登场的许多思潮，无不印有西方政治文化的痕迹。
2.政治心理复杂多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社会利益结构的分化。在社会变革过程所进行的对通过国家权力配置社会利益群体利益机制的调整，在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中的影响作用是不一样的，尤其是作为个人而存在的利益群体，更因其利益的千差万别而有各种各样的心理反映。不同的利益群体存在不同的心理取向，因此在社会变革过程中，人们的政治心理是复杂多样的。伴随着政治心理的复杂多样化，是人们政治心理的失衡和矛盾状态。社会变革深刻地影响着不同利益群体在社会利益格局中的定位。在变革完成之前，不同利益群体既有对以往利益配置机制的留恋，又有对新的利益机制的期望。即便是同一利益群体，也往往出于自身利益的要求，而对同一利益配置机制的利弊表现出不同的认同倾向。比如，一项关于腐败问题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人对腐败现象表示“痛心疾首”或“比较痛恨”，但当问及“如果行贿能够解决你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您是否会行贿”时，竟有不少人表示“肯定会”或依情况而定[8]。
3.政治价值取向不一。政治价值取向的多样化是改革过程中政治文化分化又一重要特点。在对自我价值取向上倾向于自我实现和绝对自由。传统的“完全贡献型”和“偏重于贡献型”在减少，“交换型”和“索取型”在增多，注重集体行为规则约束的在减少，主张个人绝对自由的在增多。在对政权的价值取向上也各异。除了一部分肯定现行体制外，还有的留恋我国上世纪50年代的体制，有的主张效仿亚洲新兴国家的政治制度，也有的明确主张西方的政治制度，如“西方的政治民主”、“多党制”、“分权与制衡”制度在不少人中特别是年轻人中还有一定的市场。在意识形态政治价值方面表现为对理想和主义追求的淡化，对金钱和个人名利的追求有所增强。由于片面的利益驱动，“人生信仰是金钱”、“最高理想是金钱”等成为愈来愈多人的价值追求。又如，由于价值观念淡漠，一些领导干部，理想信念动摇，贪污腐化，行贿受贿，跑官要官，为达到个人目的而不择手段。
政治文化的分化是社会变革进程中的一种伴生物，具有其必然性。不可否认，政治文化的分化在某些方面对政治发展具有某种正功能，但就其主要方面而言，负面的影响是主要的，它阻碍政治文化的凝聚和整合功能的发挥，尤其是阻碍主导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政治文化的分化，这种分化是在强大的主导政治文化的指导下进行的，是主导政治文化的指导和支配下进行的，是主导政治文化之下的政治亚文化，因此它必然处于次要和从属的地位。整个来说，对政治发展的影响也必然是次要的和局部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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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论文 篇8：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锐意推进各项改革。我们必须要以改革的思维审视档案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以改革的思维审定新的发展方向和举措，以改革的思维破除一切发展中的思想障碍和体制障碍，让一切在改革的春天里焕发出新的生机。一是思想要解放。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认真分析制约档案事业发展的难点和重点问题，对档案的价值、档案工作的性质与作用，档案事业发展思路与出路等，树立新的工作理念，开拓新的工作领域，研究新的方式方法，确定新的工作目标，寻找改革的突破口，使档案工作在不断改革中实现新的发展。二是体制上要理顺。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下力气解决档案事业发展中存在的不协调、不可持续体制机制问题。必须用改革的思维，打破机制障碍，建立流动的、透明的、全覆盖的档案管理、开发、利用体制，从体制机制、数字化转换、网络平台建设、档案服务模式等方面入手，加以改革，整体协调推进。三是结合上要紧密。在新的形势下，档案工作一定要与经济社会发展找到结合点。要打破“只有办结材料才是档案”等传统理念，以改革的精神，确立“前移”、“反推”的工作思路，通过“前移”监督指导环节，“反推”中心工作。要建立“大档案”概念，从搭建以史资政、以文辅政等方面入手，为各级党委政府决策提供历史依据，使档案工作真正成为重大战略、各项政策、重点项目制定出台的参与者，真正做到党委政府决策用得上档案，群众维护权益查得着档案，化解矛盾纠纷靠得住档案。同时，将工作一线提供服务的各类业务材料都纳入监督指导范围，使专业档案的收集、整理、利用等各个环节紧紧围绕中心工作展开，确保档案工作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相互促进。
二、要以法治的思维促进档案工作
三、要以创新的勇气谋划档案工作
创新是发展的原动力，是事业兴旺的保证。新的时代、新的潮流、新的需求，都要求档案事业创新。一要在观念上创新。任何工作的跨越和创新，都必须有一个崭新的有创意的思想观念作前导。要破除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许多思维定式，解决档案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不紧密，档案工作者在继承和创新关系上的犹豫彷徨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唯有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在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前提下，大胆试，大胆闯，才能在探索中前进，创新中发展。二要在管理上创新。档案工作从收集、整理、鉴定、保管到利用，都有一整套紧密相联的工作流程，每一程序的科学性、技术性都很强。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档案载体己呈现出多样性的趋势。如何解决电子档案收集、鉴定、使用、管理、保密和安全等诸多方面的新问题，主动适应档案管理现代化的需要，实现计算机和手工管理两种方式，融合发展问题等，都需要同志们下力气解决。三要在服务上创新。创新服务手段、服务内容、服务方式，为社会提供社会化、专业化的档案服务，更好地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中去，融入到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间。
四、要以队伍的强化保障档案工作
档案事业要发展，人是关键。要坚持“以人为本”思想，建班子、带队伍、强素质。一要突出班子这个核心。要着眼高素质、精谋划、有朝气、善作为的标准要求，把各级领导班子打造成领导水平高、改革思路新、拒腐能力强、团结协调好、工作业绩佳的一流班子，成为政治坚定、开拓创新、勤政、廉政、优政的坚强领导集体。二要抓住队伍这个关键。要促学。学习是开启干部队伍思想宝库的钥匙。干部必须学懂弄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懂弄明法律法规，学懂弄精专业业务知识，否则，就不能胜任本职工作。要以建立学习型干部、学习型机关，学习型社会为切入点，健全制度，严格措施，使干部做到主动学习、自觉学习、善于学习。要交责。要坚持用制度管干部，强化干部责任感，调动工作积极性。坚持一级抓一级，形成抓干部带队伍的互动协调机制，做到常抓常新，不断增强队伍的凝聚力，让干事创业、成事成业的干部有平台、有机会，使处理问题会上手，面对困难敢上手，遇到事情快上手，对待工作勤上手的干部真正能够脱颖而出。要交心。注意关心和解决干部思想、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营造团结奋进、和谐融洽的工作氛围。三要强化能力这个重点。着力打造善于领导档案事业科学发展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继续开展大规模、多层次培训干部，创新干部教育培训形式，使干部提高素质、增长才干。要立足多岗位锻炼，着力在重点工作和艰苦环境中锤炼考验干部，采取横向交流、纵向帮带等方法，提升能力、培养才干。
我省正处在黄金发展期、机遇叠加期，新形势、新常态、新任务，既为档案事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和有利条件，也对做好档案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全省各级档案部门和广大档案工作者要进一步强化机遇意识、大局意识，切实增强做好新时期档案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更加自觉地把档案工作融入到富民兴陇的伟大实践中去，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推进档案事业科学发展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改革开放论文 篇9：
改革与创新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的主调
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解放思想与追求创新的历史过程，这一历史过程为30年来中国当代文论的反思、更新和审美文化研究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活力和前所未有的学术创新空间。钱中文在开幕词中说，当前，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正在生成之中，它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现代性的追求为动力，广采博取中外古今思想资料中的有用成分，鉴别创新，初步形成了一种具有科学的人文精神的、开放的、动态的形式复合的多样形态。陆贵山强调了科学发展观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指出我们应该从当代中国的国情和文情出发，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最有影响的西方现当代文论思想进行鉴别和分析，做出正确的、科学的评价。回顾以往的议题，朱立元提出今天在深入探讨马克思著作的基础上，“文学是人学”命题有再认识的必要与现实意义，这使得“文学是人学”获得了新意。
立足现实和本土化问题
当今一个突出的现实问题是，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正面临着后现代性的强烈介入，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对于文学理论的发展极为重要。钱中文认为，面对复杂多变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必须认真考虑我们本土现有的社会语境和文学理论的语境问题，根据我们的文学实践、文学理论的实践来进行鉴别、取舍，以丰富、改造我们的文学理论，或另立新说。李春青说，当代中国文学理论要获得独立的“自我”，一是要依赖当下中国文学经验，二是要依赖中国当下的社会文化需求，三是要依赖文学理论言说者对古今中外文学理论的研究与吸纳。资源可以是多方面的，但灵魂只能是当下中国的。曹顺庆认为，当代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有西化的危险，要使中国古代文论从“失语症”中解脱出来，要避免以西释中或以中注西，在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中进入古今对话，在古今融合的同时进行中西化合，最终达到中西跨文明对话语境下的“中国化”研究。
问题意识、理论的学理结构和理论范式的转换探讨
党圣元提出了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性意义的生成问题，他说之所以将“当代性”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并明确地将当代意义作为古代文论的相应品格加以研究，是由于这一问题关涉古代文论乃至传统学术的生命力及其当代呈现的基本估价，关涉到西方文论乃至西学传统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中国成像及其发展前途。金元浦提出了当代文学是在不同的文艺学范式指导下的发展史，也是文艺学话语的演变史、更替史，他在发言中探讨了诸如对于文艺学的问题意识、当代文学的范式理论、文学研究的转型期、多元主义的文学范式观、文学批评话语的不可通约性的消泯、对话主义的历史性出场、文学研究的“间”性的凸现等。针对当今文学理论研究中历史观的严重缺失，程正民提出了文学理论要回归历史研究，开拓文论研究的新境界。他说历史是理论产生的基础和前提，理论也总在不断发展的历史中得到检验和发展，在不同历史语境中得到阐释。文论要进一步发展，就要回到历史研究，重视论与史的结合，在掌握第一手材料方面下大功夫。
改革开放论文 篇10：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农民、农村以及农业“三农”问题的解决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经济体制的深入改革。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对于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它能够为农村培养合格的人才，进而不断促进农业的进步、和谐农村的建设以及新型职业农民的养成。近年来，国家逐步意识到职业教育对于促进“三农”问题解决的重要作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农村职业教育政策文本。通过对目前有关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文献梳理，有助于深刻了解目前学术界在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研究中取得的成就以及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关键词］
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研究；文献综述
一、研究缘起
农村职业教育是职业教育体系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子系统，是与“三农”问题的解决最密切相关的教育因子。政策是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指明灯，它为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指明大方向，确立发展的路径。近年来，“三农”问题已� 对农民进行一定程度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指导，有助于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农业技能水平，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发展，使农民的生活水平迈上一个新台阶，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颁布，对于提升农村职业教育在整个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指导着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人才培养的目标以及专业的设置，课程的开发，教师的选拔等。可见，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正确性和恰当性直接影响着农村职业教育整体的发展。既然政策的颁布如此重要，那么开展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有关研究也刻不容缓。只有深刻了解当前我国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现状，才能够从中借鉴成熟的研究经验，找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进而为未来我国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研究指明新的方向。因此，本文重点对近年来关于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研究进行整体梳理。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文主要以研究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文献为具体的研究对象，希望通过梳理近些年来关于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相关研究，找出其中的发展逻辑，从而对目前我国在该方面的研究状况有一个更加深入全面的了解。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研究状况：政策研究的量化分析；政策内容分析；政策的价值分析。
（二）取样说明
本研究以“农村职业教育政策”为检索词，在中国知网comKI和读秀学术搜索两大学术平台进行搜集文献，确保涵盖主流文献资料，另外还在万方数据库和超星数字图书馆进行查漏补缺，以保证文献搜集的全面性。近年来，国家对农村职业教育日益重视，出台了不少相关的政策文件，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关于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研究仍然比较匮乏，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度不高。剔除掉重复性研究，笔者统计出关于农村职业教育研究的文献总共有55篇，包括硕士论文11篇和期刊论文44篇（其中3篇CSSCI、23篇核心期刊和18篇普通期刊）。
三、研究结果分析
（一）定量分析
1．文献类型比较。通过对文献进行分类，笔者简要分析了各类文献占总数量的百分比：C刊和核心期刊比重接近50％，普刊比重为32．73％，硕士论文比重占20％，整体上分布比较均匀，但同时我们也发现其中存在不少问题：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研究总量匮乏，而且目前还没有相关的博士论文，C刊所占比重也过低，文章的研究质量有待提高。
2．文献发表时间比较。通过分析文献的发表时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在时间范围内文献的繁荣度和发展历程。在2004年以前，研究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文献特别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在时间划分上，本文将2004年作为研究的时间起点。从整体上来看，期刊的数量在近十来年内普遍高于硕士论文。从时间曲线上，我们不难发现关于农村职业教育的研究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比如期刊在2010年和2014年发表数量较多，而硕士论文在2010年出现一个小的高峰期，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大多是受到当时经济社会政策的一些影响，没有形成自身内在的研究逻辑和研究趋势。
（二）政策内容分析
1．宏观政策分析。对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宏观政策分析主要集中在对发展轨迹、影响因素以及演变逻辑等几个方面。从发展轨迹上来看，在研究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演变时，95％以上的作者倾向于以改革开放的时间作为研究的时间起点，而且阶段的划分大多是依据当时颁布的重要政策为节点，通过分析政策内容分析该阶段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变化。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雷世平在研究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的体制演变过程中，按照重要政策文件的颁布时间为划分阶段的节点，梳理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体制政策的变迁：阶段一（1985年以前），计划体制政策时期；阶段二（1985年至1991年9月），政策改革调整期；阶段三（1991年10月至2002年9月）政策体制形成期；阶段四（2003年至今），政策完善和发展期［1］。这种划分阶段的方式有助于读者明确每一阶段的大致时间以及该阶段国家政策关注的重点，但学术界大多采用这种方式进行划分，缺乏多样性，而且政策的发展变化通常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段，它总是在不断修订改正的过程中进步的，简单地将某一阶段描述为形成期、调整期、完善和发展期等过于笼统，容易导致认识偏差。从影响政策的变迁因素来看，研究者多从经济、社会、政治和教育等几个方面来论证，如曲铁华、李楠将影响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因素分为以下几个方面：普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变革农村非农产业机制、全面建立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教育政策价值取向变迁因素以及职教重心转变因素［2］。而李雪荣则具体分析了各个阶段中影响农村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3］，这对后续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从政策的演变逻辑来看，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总是受一些客观因素的影响，隐含着一定的发展规律，彭华安认为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演进是与国家整个经济政治环境息息相关的，甚至是其变化发展的“缩影”。他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论述：分阶段论述了某一时期社会经济环境的特点以及农村职业教育的应对之策；将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演进划分为间断和平衡两个维度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每个历史阶段政策的演变特点；分析了政府阶段性指导理念的变化引起的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调整。总的来说，在政策演变逻辑上，主流观� 从政策的功能上来看，李峻等将我国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基本功能分为：导向功能、控制功能和协调功能。所谓的导向功能主要是从政策对社会经济产生的间接作用，政策的颁布可以促进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通过培养合格的劳动力为农村经济社会服务，促进农村整体的发展和进步；控制功能主要强调的是政策对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方向的指导，国家通过颁布政策对农村职业教育的地位、人才培养、课程开发、教学管理等方面进行大方向的规定，保障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协调功能重点关注政策对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农村与城市、经济与政治和文化等的相互关系的协调促进。这种分析政策功能的方法突出了农村职业教育政策对职业教育自身的发展以及对整个社会的进步所起的重要作用，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刻的理解颁布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意义［5］。
2．微观政策分析。对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宏观研究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政策的发展脉络和功能取向，而针对政策的微观研究则聚焦在政策的具体内容上，比如农村职业教育的管理体制、办学体制及办学形式、教学及内部管理体制等。从管理体制上来看，雷世平主张国家要实行权力下放，不断扩大地方政府对当地农村职业教育的统筹决策权，切实把发展职业教育的责任落实到地方［1］。而李雪荣认为，目前农村职业教育在管理体制上部门重复，资源浪费的现象较为严重，并且这种现象是历史遗留问题，想要在短期内解决是有困难的，因此她主张建立一个过渡性管理机构，统筹农村职业教育的大方向，提高宏观指导水平［3］。从办学体制及办学形式上来看，在办学体制上，大多数的政策研究都认为，要在强调政府办学为主导的基础上，加强行业、企业、事业单位的办学以及社会各方面的联合办学。要不断深化农村职业教育办学体制的改革，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办学，同时要发挥政策优势来吸引外资举办职业教育，促进职业教育办学主体和投资的多元化。职业教育是一种全民教育，它的教育对象具有多样性，既包括初高中毕业生，也涉及大量的社会青壮年和农民等。因此在办学形式上，职业教育不能拘泥于单一的正规学校办学形式，要逐渐向正规与非正规结合的多形式转变，在开展学历教育的同时，大力开展多种形式的职业培训。从教学及内部管理体制来看，农村职业教育面对的对象主要是农民，这与普通教育存在巨大的差别，农民因为要从事生产性劳动，无法像全日制学生那样全天候的接受教育，因此，农村职业教育在教学及管理体制上要更加注重灵活性和适用性，促使农村职业教育真正服务于农民。雷世平提到，农村职业教育的开展不必拘泥于正规的教学和学籍管理制度，要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进行合理创新，鼓励学生工学交替，半工半读，并积极开展农民文化技术教育和培训［1］，将农村职业教育发展为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等起飞的基地。在分析农村职业教育政策时，除了从管理体制，办学体制等分析之外，也有一些关于重点议题的研究。例如唐智斌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关注重点总结为：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城乡公平和城乡一体化问题［6］，并分别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论述。可见，从总体上来看，关于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研究既有针对政策发展阶段的宏观研究，也有关于政策中关注的诸如办学体制、管理体制等的微观研究，这些研究为我们分析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可参考性建议，推动了政策研究的不断进步。
（三）政策过程分析
1．政策的制定分析。钟建坤对政策的制定做了比较详细的说明， 郭文富指出，要将农村职业教育政策发展成为一个动态系统，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其实施情况，并将对政策的检查和评价纳入到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也就是说，在制定农村职业教育政策时要有全局意识，综合分析影响政策的环境因素与政策制定者的价值相关性，这样才能保证政策的合理性和可实施性［8］。
2．政策的结果分析。通过分析文献可以发现，目前多数研究一致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出台的有关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和法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职教的发展，确立和提升了农村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战略地位。基国林、马建富通过对农村职业教育政策产生的效应进行分析，认为政策的颁布促使农村中等教育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职业教育在农村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也得到进一步提升，并有效保障了农村弱势群体的职业教育权益，促进了农村职业教育持续有序的发展［9］。李骏则认为从总体上来看，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发展呈稳步发展的态势，政策的执行也减少了许多人为性，农村职业教育得到了快速发展［10］。但不可否认的是，农村职业教育政策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经过文献分析可以发现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总体来看，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度不够，资金投入严重不足而且城乡差异较大，这直接导致了农村职业教育办学资金短缺，优质资源匮乏；（2）国家不重视，资金投入不足间接导致了农村职业学校师资力量的薄弱，教师流动率较高，极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村职业教育质量的提升；（3）政策的执行力度不够，缺乏有效的政策监管，经常导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状况的出现；（4）农村职业教育在专业设置方面“农村”特色不够，许多涉农专业不断萎缩，难以真正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针对目前农村职业教育面临的困境，许多研究者也相应提出来一些改革建议，例如：（1）提高农村职业教育在教育体系中的战略地位，国家财政投入向农村倾斜，加快发展农村职业教育；（2）改善农村教师的待遇，鼓励优秀师资积极投身于农村职教；（3）加强农村职业教育的执行力度，做好监管工作；（4）在专业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农村”特色，切实做到农村职教面向农民，服务农村，发展农业。
（四）政策价值分析
政策的颁布并非“价值无涉”，它代表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在研究政策问题时不得不关注其价值取向。周洁在硕士论文《我国农村职业教育政策价值研究》一文中从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价值分析、价值定位和价值偏差做了详细的介绍［11］。
1．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价值分析。周洁在对农村职业教育进行价值分析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在价值选择上，要保证兼顾社会效率和个体的自由发展；在合法性上，政策的制定要符合《宪法》的基本要求，满足公民作为人的合法权益；在有效性上，要能够切实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整体素质的提高。
2．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价值定位。在价值定位上，周洁认为应该以发展性和社 所谓的发展性主要是从个体角度出发，主张农村职业教育要能够满足农民的发展需要；而社会性主要强调农村职业教育要立足市场，切实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发展。
3．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价值偏差。农村职业教育政策在发展过程中难免会存在一些价值偏差，总结来看不外乎以下几点：政策对农村职业教育重视度不够；资金投入偏低导致农村职业教育发展薄弱；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失真。
四、对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思考
对农村职业教育政策进行研究，是我们更好地把握政策的有效方式之一。从整体上来看，近年来我国关于农村职教政策的研究还是有较大进展的，许多研究者也开始逐渐关注政策分析的重要性，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在不断增加，而且研究也开始逐步深入，不再仅仅局限于经验式的总结，理论思考的成分不断增加。但是问题依然存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整体而言，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研究比较薄弱，从上文的定量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截止到目前，相关的文献只有50多篇，而博士论文1篇都没有，这也说明大多数的职教研究者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对农村职教政策进行深入分析的重要性；从定性分析来看，目前的研究多停留于基于实践经验的对策总结，其中理性成分比较少。
2．从研究思路来看，大多数研究是通过文献研究来分析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变化趋势和特点，对政策法规都缺乏深层次的分析和研究，理论性和深度不够。纵观关于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研究，更多地倾向于归纳总结，重复性研究较多，缺乏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与突破。
3．很多研究更多的是对农村职业教育问题的阐述和分析，对职业教育政策本身的研究比较宏观，缺乏科学化及程序化的研究。而且这些文献中只有少量的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如藏志军的《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实施效果分析———以苏北某县的职教现状为起点》，通过调查研究苏北某县的政策实施效果分析我国现存政策文本以进行评述。赫栋峰、梁珊在《发达国家农村职业教育政策保障与启示》一文中通过与英、德、美三个国家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比较来获取经验启示。无论是实证研究还是国外的比较研究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对这方面研究的增加将对我们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五、农村职业教育研究未来的走向
（一）加强对农村职业教育研究的重视程度
政策研究对于全面了解和指导政策具有重大意义，目前国家对“三农”问题极为重视，相继出台了许多有关农村职业教育的政策，对这些政策的影响因素、价值取向、制定过程、执行力以及实施效果的分析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更加全面深入的了解政策的方方面面，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也为后继政策的制定提供一些可行性的建议。因此，要不断呼吁职业教育的专家学者重视对农村职教政策的研究，不断提高农村职业教育的战略地位。
（二）加强农村职业教育政策分支研究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目前有关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政策演变的历史阶段、价值分析、演变逻辑等，而且这些研究往往比较浅显，仅仅只是对相关知识点的简要梳理。在后续的研究中，我们应更加关注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分支研究，如政策的制定过程、政策的实施效果、政策比较等，不断丰富政策研究的内容，扩大研究的范围，逐步构建起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研究自身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模式。
（三）在立足本土的基础上大胆借鉴国外先进的研究成果
目前我国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研究比较薄弱，但国外在这方面远超我们，虽然各国的国情不同，但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模型，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改造。这有助于我们掌握国际上先进的政策研究理论，不断拓展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主题，提升我国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水平，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
作者：吕玉曼 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雷世平．我国农村职业教育体制政策研究［J］．湖南社会科学，2006（2）：139－142．
［2］曲铁华，李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职业教育政策影响因素及特征研究［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4（1）：74－79．
［3］李雪蓉．农村职业教育政策变迁历程、动因及启示［J］．湖南社会科学，2013（3）：244－246．
［4］彭华安．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演进逻辑［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3（24）：21－23．
［5］李峻，李华玲．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职业教育政策评价与建议［J］．成人教育，2008（3）：78－79．
［6］唐智彬．反思30年来职业教育制度变迁构建现代职业教育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职业教育政策议题［J］．职教论坛，2010（22）：41－45．
［7］钟建坤．论农村职教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问题与系统化策略［J］．职教论坛，2010（34）：79－85
［8］郭文富．农村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政策的研究分析［J］．职教论坛，2009（19）：53－55．
［9］基国林，马建富．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政策评析与改革创新［J］．职业技术教育，2011（22）：76－81．
改革开放论文 篇11：
关键词：景观设计；园林设计；场所精神；西化；社会学；融合
0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和西方各国在经济、贸易和文化领域的交流越来越多，这为我国景观设计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国内的专家学者、城市管理者可以走出国门，学习和了解发达国家的景观设计方法；国外的规划设计公司也可以进入中国市场，在建筑、规划、景观各个层面参与市场竞争。随之而来的是大量介绍西方景观设计的论文、专著的出现，大量的西方景观作品也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传播到国内，使得中国的景观设计出现一定程度的西化趋势。作为对外开放和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结果，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有待更深刻地分析和认识，以更好地捕捉国内景观设计的发展动向，引导其合理地与本土文化相融合。
1中国当代景观设计的西化途径
西方景观作品的引入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外交流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员有机会去国外学习、考察或旅游，发达国家的优秀景观设计作品开始被大量介绍到国内，影响到国内的设计实践。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一系列介绍国外优秀设计师和设计作品的论文在《中国园林》等专业期刊上发表，同时还有《西方现代园林设计》《西方现代景观设计的理论与实践》《欧洲新景观》等一批研究西方现代景观的专著问世。这些论文和专著图文并茂地介绍了西方当代的景观设计，让国内景观行业的设计人员、教师和学生对国外的设计有了更加直观的了解，这对我们设计实践、专业教学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而此后，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国外最新的设计作品通过期刊、网络源源不断进入中国，这些作品往往成为国内设计人员设计时参考和借鉴的范本。
西方设计公司的参与
随着本世纪初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进一步融合，对各个行业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和冲击。在景观设计行业，许多国外的著名规划设计公司如EDAW、SWA、BeltCollins、EDSA等都瞄准国内巨大的市场，先后在上海、北京等国内主要城市成立了一系列公司，通过与国内设计单位竞争，全面参与到中国的规划设计领域。这些境外公司先进的设计理念，他们对现代城市空间娴熟的处理手法，都对国内景观设计产生了深刻影响。例如EDAW公司的金鸡湖项目成功后，许多城市的滨水空间都采用了类似的形式，而BeltCollins自由圆滑的曲线形式
海归设计师的实践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批在海外学习的景观设计师回国创业。他们将在国外所学的设计思想和方法运用到国内的设计实践，创作出一批对国内景观设计行业产生影响的作品。这些设计师普遍具有高学历背景，其中一些进入国内重点高校任教，他们不仅进行设计实践，而且撰写论文、书籍将自己的作品和理念向社会推广，对行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如俞孔坚教授，他的许多作品都体现了西方景观中简约的几何形式和尊重场地生态过程的思想。例如浙江黄岩永宁公园中的彩色方盒子（图1）、柱阵，秦皇岛汤河公园里的“红飘带”（图2）都体现了这些特征。
项目决策者的推动
随着国门的逐渐放开，各个城市的政府领导、开发商有机会出国参观、考察。虽然这种考察通常不会让考察者有充裕的时间去了解国外城市景观背后的文化内涵，但却能让考察者对那些具有强烈异域风情和视觉冲击力的景观形式留下深刻印象[1]。当新一代城市管理者与决策者雄心勃勃地� 在居住区景观方面，开发商更是以加州花园、欧陆风情等作为高档楼盘的卖点，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增加楼盘的附加值。这样，从城市的公共空间到居住区内部花园，西方景观的形式逐渐在国内蔓延开来。
2中国景观设计西化的社会学原因分析
中国当代景观设计的西化是国内景观设计行业向西方学习，谋求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景观设计行业面对社会转型和社会生活转变的本能应对。从总体上说，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活转变带来的需求，但其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盲目跟风、照搬移植等一些不合理做法。以下尝试从社会学角度对中国景观设计西化现象加以分析。
社会生活转变带来的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城市的社会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解放前，我国广大劳动人民处在社会底层，没有或很少有闲暇时间，只有统治阶级、地主富商才享有大量闲暇，同时他们也拥有雄厚的财力，能够修建园林为自己的休闲生活服务。因此，中国传统园林总体上都是为少数人服务，在其设计手法上也体现出这一点。解放后，人民群众虽然在法律上拥有了享受闲暇生活的权利，但是由于长期生产力水平低下，他们实际上享受现代意义上休闲生活的机会很有限，加之受极“左”思想影响，也很少有人敢去享受。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家务劳动向社会化发展以及工作时间的进一步缩短，现代意义的休闲生� 同时，随着退休人员数量逐年增多，有闲暇进行户外休闲活动的老年人越来越多，公共休闲活动的类型也更加多样化。随着大众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社会生活的空间载体也必然要发生改变。为少数社会精英休闲服务的传统园林形式在新时期越来越难以满足平民化、多元化的社会生活需要，而更强调为公共生活服务的西方现代景观形式则体现了对当代城市社会生活更好的适应性。此外，随着人们社会生活的变化，城市景观不仅在功能上有所发展，而且在类型上也获得极大的丰富。20世纪90年代以后，广场、滨水区、道路、商业街区、交通站场等景观设计项目逐渐增多，原来仅仅用来绿化的场地开始需要用设计的手段转变为满足公共生活的开放空间，而现代化的居住小区、企事业园区、学校校园等空间类型也对环境景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在社会转型期陡然增多的公共空间类型以及各种现代化的建筑形式，加之设计研究未能跟上时代步伐，传统中式园林的设计手法和表现形式在此时显得有些无所适从，传统园林的意境效果也很难得到有效表达。因此，景观设计行业开始将目光转向对公共空间处理更加成熟的西方现代景观设计，通过各种渠道对其进行学习借鉴，形成一股时代的潮流。
长期压抑的消费欲望的爆发
自从***战争打开中国国门，外国产品便源源不断涌入中国，中国的老百姓在消费洋货的过程中真实地感受到西方工业化和现代化带来的便利。因此，对西方先进文明的向往，一直作为历史的种子潜藏在中国社会的心灵深处[2]。建国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对外交流中断了很长一段时间，政治性的与世隔绝压抑着群众的消费欲，反而使得国外商品变得高贵而神秘。一旦国门打开，长期的消费压抑实际上增强了人们获取外国产品的渴望。与此同时，在改革开放中率先享受到红利的人群开始注重商品和消费背后身份符号的象征，他们希望在自己消费的物品中体现出社会身份的变化。实际上，人对消费方式的选择主要依赖于其对社会身份的自我认同[3]。这种对社会身份的自我认同，结合其所处社会的消费文化形态，使得每个人产生不同的消费选择。20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变化，而消费意识和世俗文化也随之浸入整个社会心理。这样，展示个人品位、社会地位及其它一些符号意义的指示价值开始挑战商品的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4]。这好比近年来以“苹果”为代表的高技术产品成功地刺激了国内大众的消费心理，很多人在使用这些产品时唯恐落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满足对更高社会身份的内在渴望。从景观设计行业来看，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景观设计形式上的西化开始在居住景观、市政景观、企业园区等各类景观中普遍出现，而与之相伴的也正是市场放开后大众对国外商品消费的激增。这种消费欲望压抑得越久，爆发的力度也越大，因此在消费领域出现了很多对国外商品非理性消费的现象。在景观设计领域，由于长期对外交流的缺乏，若干年里国内对国外的设计既陌生又好奇。随着国门再次打开，国外的专业书籍、资料逐渐传入国内，一批专家学者去国外学习交流，西方近几十年景观设计的成果逐渐进入国人的视野，人们对这些充满现代感和视觉冲击力的新景观的热情也持续高涨。与此同时，很多政府领导、开发商纷纷出国考察，西方景观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让考察者对其极力推崇。除了视觉上的新鲜感，西方景观形式背后蕴含的西方现代文明和优越生活方式的符号意义， 这一社会心理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建的居住小区可以得到最好的体现。这些小区除了在名称上冠以“普罗旺斯”、“香榭丽舍”等欧式称谓，在风格上也采用欧式的水景、亭廊小品等（图3），往往住宅的售价也比较高。这实际上正是精明的开发商和设计者捕捉到了社会富裕阶层想要满足自我社会身份认同的心理，而采取的营销和设计策略。在城市建设中，当纽约、巴黎、伦敦这些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景观已�
急功近利的社会氛围
每个社会、每个时代都有其发挥主导作用的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支撑起一个社会或一个时代的价值体� 虽然在不同的社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飞速发展一方面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实惠，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也冲破了“精神第一”的迷雾，冲击着“安贫乐道”、“重义轻利”的传统价值取向，市场竞争意识深入人心[5]。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成本、效益、投入、产出成为人们工作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这使得整个社会都被商业思维所包围，急功近利的思想在社会各行各业中蔓延。在景观设计行业中，原先各设计院属于国家事业单位，有稳定的业务来源，但经过体制改革后成为自负盈亏的企业，在方案设计时必须要更多考虑委托方的要求，而广大中小民营设计单位则更是如此。项目委托方通常缺乏专业的设计素养，极容易被更具视觉冲击力的西方景观形式所吸引，并把他们的审美口味传达给设计方，而设计方为了尽快完成设计任务获取经济效益，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思考外来形式和地域特征的融合，因此往往造成对西方景观形式的直接引用，这也使得国内许多地方出现了一些景观雷同的现象。此外，一些境外公司和海归设计师成功地将国外景观形式移植到国内，并且在国际竞赛中收获奖项，产生了极强的样板效应。例如EDAW的金鸡湖项目成功之后，国内城市纷纷效仿，出现了许多与之风格类似的滨水区域。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这种现象不在少数。为了让城市建设在最短的时间内出成效，直接按照样板来规划设计是既稳妥又能出效果的方法，于是像EDAW的城市设计、BeltCollins的小区设计就成为政府和开发商竞相模仿的样板，各设计单位为了实现经济效益，也极力模仿这些成熟的形式，甚至在方案图纸绘制时也尽量模仿境外公司的风格以迎合甲方的口味，这种急功近利的社会氛围加速推动了中国景观设计的西化。
3结语
综上所述，从社会学角度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景观设计的西化主要源自于改革开放后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化，而长期压抑的消费欲望的爆发以及急功近利的社会氛围也导致了出现盲目跟风、照搬移植等一些负面现象。今天回过头来理性看待中国景观设计的西化过程，我们一方面应看到其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存在的社会必然性，另一方面也应认识到正是由于与外界长期的隔绝，积压已久的学习渴望在社会生活的剧烈变革中必然滋生出一些过于激进的做法，这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是难以避免的。如前所述，当社会生活的内容和方式相较于以前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景观设计要适应这种变化必须跳出传统园林绿化的窠臼，向西方学习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西方的景观设计形式和理念传入中国，为中国的景观设计注入了新的活力，加速推动了中国景观的现代化转型。而随着国内对西方景观设计研究的深入，业界和学界已经从形式层面上的学习上升到理论和技术层面的研究，西方生态规划设计的思想和方法、场所精神和历史文脉等理论已经被逐渐运用于设计实践当中。此外，随着景观设计研究和实践的深入，大家也在更高的层面开始重新认识中国传统园林设计的重要意义，并在实践中探索传统园林艺术与当代城市环境相融合的可能。其中，以苏州博物馆庭园、第五园等为代表的一系列“新中式”景观的出现，已经证明在传统中式景观和当代城市环境的结合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未来，应当在立足于中国城市实际需求的基础上，在更深的层面加强中西方景观设计的融合，从而构筑中国景观美好的未来。
参考文献：
[1]俞孔坚，李迪华。城市景观之路———与市长们交流[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113.
[2]唐敏，茹华杰。“崇洋”消费的原因分析[J].商业研究，1998（6）：25-26.
[3]陶海鹰。社会学视野下中国设计的现代性[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75-82.
[4]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67-68.
改革开放论文 篇12：
[关键词]改革开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
1978年。我们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理论依赖于实践的角度来讲，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立足当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革命。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重要论断，深刻阐述了改革开放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关系。
一、改革开放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不竭源泉
改革开放作为一种开拓性的伟大实践，不断创造和积累着加快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新鲜经验。这就为我们党据此作出合乎规律性的理论创造、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不竭源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建立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到全方位对外开放，从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到国有企业改制。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都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正是这些伟大创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不竭的源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深层的根据，就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历史再一次说明：丰富多彩、生动变化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保持蓬勃生机和活力的永恒源泉。
社会变迁论文23篇
社会变迁论文23篇
三、改革开放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新的更高起点
改革开放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实践过程，它推动着我国社会发展不断进入新的更高境界。从而也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提供新的更高起点。改革开放作为一种实践，本身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30年来，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城市的全面改革、从创立沿海经济特区到沿江、沿边、内陆城市的全面开放；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从解决温饱问题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些都表明改革开放始终与时代同行，也标志着我国社会发展不断进入新的更高境界。与之相联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不断在新的起点上向前拓展。从当初探索和回答如何使我国经济发展得更快一些，到深入探索和回答如何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从当初探索和回答如何利用资本主义的经济技术，到深入探索和回答如何借鉴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各种文明成果；从当初探索和回答如何改进党的建设，到深入探索和回答长期执政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等，这些都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与改革开放实践相呼应，与社会发展进步同步伐。
改革开放论文 篇13：
关键词：统一战线：改革开放；创新发展
社会变迁论文23篇
一、统一战线的功能不断提升，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具有独特优势
1.凝聚功能不断提升
统一战线的根本任务就是争取人心，凝聚力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口号，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邓小平指出，“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还要为促进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共同努力。”“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归根到底，都是要求我们的经济建设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大量的人才、技术和资金。统一战线包括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代表人士和其他各界人士，集中了许多文化名人、科学技术专家、学者等方面的知识分子，是一个集中全体人民聪明才智的智力库。为了充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工作积极性，党和政府制定并落实了一系列提高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政策。迎来了又一个春天的广大知识分子具有极大的工作热忱，他们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献计献策，有的创办各种职业技术学校，培养出大量社会急需的人才，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应。原工商业者、台胞台属、港澳同胞、侨胞侨属具有广泛的海内外社会关系，他们通过这些社会关�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统一战线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两面大旗，实行大团结、大联合的原则，充分发挥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倍增器的作用，最大限度地把各阶级、各阶层、各民族、各党派、各团体和各界人士的意志、智慧和力量都凝聚到经济建设上来，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大大提高了国家的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民族凝聚力是维系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一种精神力量，是实现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团结合作的内在动力，它体现为中华民族对各民族的吸引力，各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整体的向心力，各民族成员之间的亲和力。”进入21世纪，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成为突出的时代特征。资本的跨国流动和企业的无疆界经营，诱发了文化观念上的“全球主义”，从而导致发展中国家部分公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的淡薄。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处于弱势地位。“”以后，国际敌对势力以民族、宗教问题为突破口，通过多种途径对我国进行政治渗透和破坏。西方发达国家还利用传播的网络化，通过国际文化交流，传播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对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构成很大威胁。与此同时，我国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加速转型的阶段，社会结构的分化和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引发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国际国内环境的深刻变化，使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提升经受严峻考验。统一战线的主题是大团结、大联合，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巨大的包容性，几乎可以将所有阶层的代表人物吸引进来，通过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包容并协调各民族、各阶层、各行业以及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关系，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增进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面对世情和国情的新变化，统一战线通过发挥其政治整合和利益协调功能，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凝聚力不断提升的重任。
2.整合功能更加凸显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建设和社会其他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同时也应该看到，我国的社会阶级和阶层也正趋于多样化，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新的社会阶层。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必然导致许多新的社会利益群体的出现，从而使得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急剧增多，并表现出政治参与的高涨，给现有的政治系统带来压力。近年来，我国群体性冲突事件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这些新情况表明我国已经进入了风险与机遇并存的发展时期，如果没有一个科学的、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及时反映社会各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进而根据不同利益群体反映的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政策，有些人就有可能谋求政治体系外的利益表达渠道，从而直接危及到整个社会的稳定。这就给我们党提出了对正在变化的社会进行新的政治整合的历史性任务。“所谓政治整合，是指政党把有共同利益与共同目标的社会政治力量联合起来，形成协调稳定的相互关系，以实现党的政治目标。”这一政治整合任务完成如何，将直接关系到我们党执政基础的巩固和执政地位的得失，从而进一步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成败。我们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是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不同社会政治力量组成的政治联盟，是党实现政治整合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工具和手段。
建立一个适合国情的民主政治制度需要有高超的政治智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能力的提升也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训练过程。在一个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政治参与的迅速增长和民主制度建设的循序渐进往往发生矛盾，导致国家政治的动荡，从而延缓现代化的步伐。我国是一个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超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事。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是一个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联盟。为了实现最大范围的大团结、大联合，统一战线能够求大同存大异，最大限度地包容各种社会群体的不同政治诉求，为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了一条重要的途径。我国各民主党派的成员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理论修养，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有着理性的认识，对民主的本质和程序也有着较为客观的认知，他们代表和联系着特定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可以广泛收集本党所联系的群体的意见和建议，并通过政治协商、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等渠道，有效地把社会各个阶层的政治诉求和利益要求通过体制内的途径表达出�
3.协调功能日渐强化
社会变迁论文23篇
“所谓统战工作开展利益协调，是指为使广大利益主体的求利活动受到适当制约所需的统战工作条件及相互间的有机联系，其目的在于促使各种利益主体普遍、长期、自觉地选择和坚持那些不损害并能有利于其利益主体获得正当利益的求利方式，使每一利益主体的求利活动都在既有利于自己，又有利于他人和社会的方向上进行，从而促使和确保各种利益主体的正当利益得以长期、持续地实现和较快的增长。”统战工作通过发挥民间社团、行业协会、社会中介组织在社会管理中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有效地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鼓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并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劳动关系以维护员工的合法权益，扩大就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发展的主要途径。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发扬“致富思源、富而思进、扶危济困、共同致富、义利兼顾、德行并重、发展企业、回馈社会”的光彩精神，到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建功立业，是促进我国东中西部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缩小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的有效办法。团结教育战线上的广大知识分子，全面落实素质教育，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优化教育结构，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变人口压力为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解决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加强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作用，是加快建设有限、服务、高效、廉洁型政府的理性办法。随着国内矛盾减少，中华民族凝聚力就会不断增强，我国就能够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中把握主动权，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二、统一战线的对象和范围不断扩大，新的社会阶层成为新世纪新阶段统战工作的着力点
1.革命统一战线转变为爱国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与其他阶级、阶层、集团、党派和社会力量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而结成的政治联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无产阶级的奋斗目标是不同的，统一战线的对象构成也会因此发生一定的变化。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包括两个联盟，一个是劳动者(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联盟，另一个是劳动者与剥削者(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联盟。这是一个为社会主义改造服务的革命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运用这个统一战线，领导全国各阶层各族人民，通过和平的方式，完成了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了1970年代后期，我国国内阶级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已经大大加强，农民已� 资产阶级原来占有的生产资料早已转移到国家，他们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已经被改造成社会主义劳动者。各民主党派由原来的民族资产阶级、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的代表转变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彻底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并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统一战线作为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一部分，历来是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统一战线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979年6月，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指出：“我国的统一战线已� 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 …‘人民政协应当积极开展工作，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促进台湾早日回归大陆，实现祖国统一大业。”1979年9月，第十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将新时期的统一战线称为“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新时期的统一战线正式称为“爱国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名称的变动，反映了国内阶级状况和整个形势的根本变化。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需要把国内外、党内外一切积极因素都充分调动起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展和壮大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的范围应以宽为宜，只要赞成祖国统一，即使并不赞成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们，也要团结。
2.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两个联盟”的形成
1982年5月，全国第十五次统战工作会议把爱国统一战线的统战对象列为十个方面：民主党派；无党派知名人士；党外知识分子干部；起义和投诚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原工商业者；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爱国的宗教领袖人物；去台湾人员的家属和亲友；台湾同胞和港澳同胞；归国侨胞和国外侨胞。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是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在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帜下，统一战线的范围和规模得到扩大，形成了两个范围的联盟：一个是由大陆全体劳动者和爱国者组成的以社会主义为政治基础的联盟；一个是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在内的，以拥护祖国统
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两个联盟的形成，使统一战线完成了新旧两个联盟的转换，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革命统一战线也存在两个联盟，即劳动者(工人和农民阶级)之间的联盟、劳动者和非劳动者(如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联盟。革命统一战线是阶级联盟，从本质上讲，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是政治联盟，从本质上讲，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中国大陆内部的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个体劳动者、私营工商业者也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的联盟构成爱国统一战线的主体。大陆以外的港澳台胞、国外侨胞可能是不接受社会主义的，但他们在向往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赞成“一国两制”，拥护祖国统一，并在祖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一定的资金和技术，客观上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新时期统一战线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把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团结起来，充分体现了统一战线的广泛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3.新的社会阶层成为新世纪新阶段统战工作的着力点
社会变迁论文23篇
“科学地分析不同历史时期我国社会结构的状况，历来是党制定统一战线各项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也是建立、巩固和壮大统一战线的基本前提。”在我国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之前，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阶级联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以其非凡的理论勇气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指出统一战线已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是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在爱国主义旗帜下，统一战线的范围和规模得到扩大，形成了两个范围的联盟：一个是由大陆全体劳动者和爱国者组成的以社会主义为政治基础的联盟；一个是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在内的，以拥护祖国统 三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给统一战线带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使统一战线的对象和范围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新世纪新阶段的统一战线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统战工作的范围日益出现由小到大、由窄到宽、由上层人物到下层人物的扩大的趋势。统战工作从政治领域日益扩展到经济、文化、社会生活领域，从大中城市不断延伸到农村和基层，从公有制领域越来越扩展到非公有制领域、从海内延伸到海外，也由此引起统战工作运行机制和工作方式方法的创新。
三、统一战线的工作方式不断创新，呈现出开放性、社会化、网络化特点
1.用“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公式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统一战线的工作方式是解决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推动统战工作发展的“跨江之桥”和“渡河之舟”，是统一战线运行机制的外在表现形式。内容决定形式，统一战线内部矛盾性质的变化决定了统战工作方式的转变。我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正在逐步消失，阶级斗争已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统一战线中的人民内部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和其他劳动者之间的矛盾，等等，还是大量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只能用讨论、批评、说服教育的方法来解决，而不能用强制压服的方法来解决。毛泽东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概括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一团结”。1957年以后，由于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被当成敌我矛盾来处理，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使统一战线受到严重的损失。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虽然落后和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封建意识形态的影响还将长期存在，但作为阶级的资本家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已经不再存在，统一战线已经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统一战线内部虽然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但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总的说来，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是统一战线内部所有成员的共同利益和根本愿望。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总题目，按照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公式，坚持正面说服教育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正确处理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矛盾，积极帮助各方面的党外人士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取得新的进步，做出新的贡献。
改革开放打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拉开了收入差距，激发了人们的积极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在打破大锅饭的同时，又出现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拉大的问题。由于收入分配的持续扩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内部结构和组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从中产生出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形成了拥有相当财富的高收入企业主阶层。社会流动的加快，阶级阶层的分化，新的阶层和利益群体的产生，扩大了统一战线的对象和范围。人民内部的关系和矛盾趋于更加复杂和紧张，出现了一些值得警惕的新问题。近年来，我国群体性冲突事件成高发态势，数量不断上升，规模不断扩大，是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集中表现。这些矛盾的产生，不排除境内外反社会主义敌对势力从中利用、策划、挑拨的可能，但主要还是物质利益分配不公正及其由此引起的政治思想文化、民族宗教意识的冲突造成的。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要通过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统筹兼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另一方面，遵循“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公式，用民主的、讨论的、批评的、说服教育的方法来解决统一战线人民内部矛盾中的思想问题，还是行之有效的。
2.统战工作的方式实质上是一种协商的方式
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范围不仅包括祖国大陆拥护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而且还包括拥护祖国统一的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广大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热爱祖国，拥护祖国统一，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但他们并不一定就认同社会主义。统战工作要根据“一国两制”的要求，树立求大同存大异的观念，善于求祖国统一之同、存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之异，因此，平等商量、互相切磋的民主协商就成为达成共识、增进团结的主要方式。“民主协商是实现党对统一战线领导的主要方式，是处理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的重要原则，也是统一战线开展工作和活动的主要方法。”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确立和不断完善，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分配方式、社会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向多样化方向发展，新的利益阶层和组织群体不断涌现。市场经济中的各种主体都应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通过各种合法的途径参与政治以表达自身利益要求。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指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与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选举、投票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民主协商成为我国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实现当家作主的一条重要途径。
“民主协商的要旨在于决策前的充分协商和讨论，特点是尊重各方，照顾少数。协商前认真做好准备工作，使参加协商的各方面人士全面了解有关情况，并有充分的时间进行考虑和酝酿。协商中从善如流，凡是能够采纳的意见都采纳，不能采纳的说明情况和原因。”中国共产党和个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士就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进行协商，不仅重视决策的结果，更加重视决策过程的商讨，为社会各阶层、团体以及个人的利益诉求提供民主选举之外的另一条渠道，扩大了政治参与的途径，增强了决策的科学性和合法性。《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对民主协商的形式作了具体规定。政治协商有两大类：直接协商和间接协商。直接协商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通过民主协商会、谈心会、座谈会三种形式讨论大政方针，听取意见。间接协商就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在人民政协中的合作协商。人民政协是我国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在人民政协中，各党派以政党的名义参加会议，发表意见，提出提案。2005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将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并对民主协商的内容和程序作了具体规定，使民主协商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3.统战工作开始呈现出开放性、社会化和网络化特点
改革开放论文范文 篇14：
1.更新观念我国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适应改革开放问题上的态度比较消极，导致立法长期滞后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出现这种情况，与最高立法机关对相关宪法和法律中的观念滞后有关。为此有必要确立能动性法治观。树立这一观念，是由我们处在一个风险高发时代的客观现实所决定的。法治原则要求政府依法作为。传统的法治观要求行政机关只能严格依照议会制定的法律行为，这种情况早已被“行政国”所面临的严酷现实所打破。由于处于错综复杂的风险社会之下，法治必须是能动的，即法治必须使得权力有活力，能够有效地行使；不能因为强调法治而导致国家权力特别是行政权无所作为。法治原则有很多具体内容，以法律保留原则为例，可以说，风险社会背景下要想使政府有所作为，不可能强调事事必须依据狭义的法律，否则没有法律政府不得作为，就根本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能动的法治观是要确保国家机关有活力应对各种社会需求和社会风险的法治观。一方面要使权力行使特别是行政权的行使有灵活性；另一方面，要有有效的控制机制，防止行政权篡夺立法权，甚至摆脱立法和司法监督。检视我国能动法治原则实施现状可以发现：第一，我国《立法法》确立了能动的法治原则。根据《立法法》规定，除了四种情形实行绝对法律保留外，其他一些领域实行相对法律保留原则，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授权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这符合能动的法治原则的要求。第二，能动的法治原则还要求，对于立法机关授权决定、对行政机关依据授权决定制定法规的行为都应该有有效的监督措施，否则授权决定和根据授权决定制定的行政法规都有可能失控。在自由贸易试验区问题上，只有坚持能动性法治观，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如果按照严格的法治原则来说，由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没有专门就自贸试验区进行立法，也没有授权市行使变通性立法权，市几乎无法开展实质性的改革开放工作。要打破这个困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积极立法、修改或者废除法律；积极行使授权，授予国务院和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开展改革开放试点工作，并督促国务院和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开展改革开放试点工作。
2.积极行使各项法定权力积极行使立法权。在中央已经明确设立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前提下，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当及时跟进，制定相应的法律，为此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立法依据。在我们没有这方面成功立法经验的情况下，可以制定框架性立法，确立开展此项工作的原则。换言之，我们不必拘泥于制定完整详细的法律。在德国、法国，宪法法院和宪法委员会早就确立，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立法机关的立法不必过于详细，可以制定框架性立法，而操作性的规范可以授权行政机关制定，这也是权力运行更专业化和科学化的要求。比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制定简易的《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暂行法》，就涉及的主要问题作出规定。如根据宪法相关原则制定该法律；授权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市政府根据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开展相关工作；授权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不违反宪法、不抵触法律和行政法规基本原则的情况下，适当制定改革开放必需的相关创制性规则，即其基本规则可以与法律和行政法规不一致，但不得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规定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相关适用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法规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备案；规定行政机关在行使权力过程中，对于权力交叉和冲突，要遵循功能最适当原则来化解矛盾；法院在审理涉及自贸试验区案件时，强调其适用的规则要符合世界贸易规则，要按照最有利于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事业发展的原则审理相关案件等。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在推进现有试点基础上，选择若干具备条件地方发展自由贸易园（港）区。”这说明，下一步还要在其他地方开展此项工作。既然如此，就应当立法先行，尽快制定这方面的框架性立法，积极行使宪法和法律解释权，以解决法律法规滞后的问题，在中国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这个问题上也是如此，有一些问题可以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和法律即可以解决。积极行使好宪法和法律监督权。我国宪法和法律授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宪法和法律监督权，但此项职权很少获得行使。目前制约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市行使变通性立法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担心此种权力的行使失控。这种担心根本没有必要，只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好监督权，中国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试点工作就不可能失控。
二、积极作出授权决定并监督获得授权者
1.市变通立法权的含义和限度市要承担起中央施加的组织和领导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的试点任务，必须允许市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默示性的、类似于经济特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特区法规的变通性立法权；允许市人民政府行使类似于经济特区人民政府制定特区规章的权力。前者可以称之为自由贸易试验区法规的变通立法权，后者可以称之为自由贸易试验区规章的变通立法权。提出这一主张的理据有二。同等重要性原则。自贸区承担的任务的难度、重要性远远超出四个经济特区承担的改革创新的任务，但是就其改革开放的任务创新度、合法程度来说，可以按照“同等重要性原则”来加以处理。即市承担的组织领导自由贸易试验区工作的任务与我国经济特区任务和难度类似，因此市应当享有类似的权力。我国经济特区地方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制定的特区法规权力须符合的条件是：“根据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遵循宪法的规定以及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制定法规”。《立法法》则明确规定：“经济特区法规根据授权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现在经国务院批准成立自贸试验区，其重要性和难度完全超出了经济特区，按理说，也应当享有同等重要的适当的立法变通权，即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自贸试验区法规只要符合宪法，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即符合法治原则。自贸试验区的法规可以对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某些具体规则进行适当变通。市人民政府则享有制定与其承担功能相适应的制定自贸试验区规章的权力。这是目前为止，可能实现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任务的主要途径。否则，将无法完成中央要求其承担的使命。按照功能最适当原则决定这种立法权的限度。市具体组织和领导自贸试验区的改革开放工作，这是中央政府明确规定的，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目的和任务也决定了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市政府有权行使与其承担的功能相适应的立法权。运用国家机关的功能或者任务、目的来论证国家机关享有某种职权是解释宪法的重要方法。这一点在美国最高法院解释宪法模糊条款时经常采用。这一方法可以用来帮助我们理解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地方立法权。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时从宪法的相关词语中解决立法机关权力不足的问题。联邦宪法第1条第8款规定：国会拥有下列权力：“……制定为执行以上各项权力和依据本宪法授予合众国政府或政府中任何机关或官员的其他一切权力所必需的与适当的法律。”这里的“必需与适当”条款是联邦政府扩张权力的关键，联邦最高法院承认联邦享有宪法没有明确列举的默示性权力。这种争论始于1791年联邦第一银行的成立。在联邦政府是否享有含蓄默示权以设立国家银行的争论中，联邦派获得了初步胜利，国家银行也于1791年依法成立开业，但两派间对于此一问题的歧见，却并未因第一银行既经设立的事实而消除。在麦卡洛克诉马里兰案中，马歇尔大法官说：“如果目的是合法的，并且是在宪法规定的范围之内，如果一切手段都是适当的，并且完全是与目的相适应的，那么，这些手段就不是宪法所禁止的，而是与宪法条文和精神相符合的，因而是合宪的。”美国最高法院解释方法给我们的一个启发是：宪法授予国家机关实施某� 宪法或者法律中授予的权力本身不是目的，获得授权的目的是为了使相关国家机关胜任宪法法律给其施加的功能和职责。在宪法和法律（或者通过相关的决定）只给国家机关施加某项功能或者职责，而没有授予与其功能或者职责相适应的权力的情况下，国家机关没有权力放弃这种功能或者责任，但可以通过解释宪法或者法律来弥补其缺乏的权力。以此方法来考查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立法权，现在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变通法律执行权的部分授予，以及国务院授权成立试验区及批准《方案》，给市施加了具体组织领导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试点的功能，这些功能和职责、目的的实现需要相应的手段，这个手段就是市享有变通立法权，否则不可能依靠权力严重不足的地方国家机关去实施如此重要的任务。
2.功能适当原则中央明示或者默示性授予市行使变通性立法权符合功能最适当原则。功能适当原则是国家机关设置和权力科学配置的要求，其基本要求包括：坚持职权与职责（功能）相一致的原则，配置职权或者职责；当宪法或者法律把某种权力配置给国家机关时，务必将该种权力配置给最有能力胜任此项工作的国家机关，或者按照最能适合某项功能或职责的要求组建和设立相应的国家机关，配置其相应的职权；在有若干个国家机关从事某个职责或者功能时，务必允许或者支持最有能力履行此项功能的国家机关行使与该功能相适应的职权。总之，要使权力符合职责（或功能）的要求，要使每一种权力获得最充分的实施。功能适当原则来源于德国宪法法院对三权分立原则的解释，是一项判断由哪一个国家机关行使某一种职权更为合适的技术性规则。功能适当原则产生于对权力分立作功能主义的解释和适用。学者认为，对于权力分立原则的理解，若单纯拘泥在分割权力，则恐将造成权力间无法互相作用与协调依存的结果，若此，则势将失去吾人所以需要权力分立原则之借限制政府权力以保障人民权利的初衷。因此，对权力分立原则就国家权力的行使在功能与组织上分权及制衡的理解，在此情形下，业由传统上强调之“组织的权力分立”进展为今日所论及的“功能的权力分立”。“功能的权力分立”是指，就国家权力的行使在功能与组织上划分的依据，是以各该事务于自身的组成结构及决定程序等各层面均具最佳条件者作为判断的标准；据此，各政府部门在以功能的权力分立作为划分标准下所享有的职权，均有其核心功能，而这些核心功能不应受到来自其他政府部门的干扰、逾越及侵犯，否则，即违反了在权力分立原则下所谓“合乎机关结构之功能分配”的规范要求。在功能主义者看来，国家权力的分立不能仅从形式上考查其是否存在权力划分，即使从形式上看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有混合的现象，也并不必然违反权力分立原则。事实上，各种国家机关的权力都允许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正是基于功能主义的判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1984年以后以“功能适当”的方法来解释分权制衡原则。在1984年导弹部署判决中，联邦宪法法院首次明确从“功能适当”观点诠释权力分立原则。本案源于联邦政府未经联邦议会事先以立法方式表示同意，就同意美军在西德境内部署核子中程导弹，引发是否侵犯国会权限的宪法争议。经联邦议会绿党党团于1983年底向联邦宪法法院提起宪法诉讼，1984年年底法院判决认定联邦政府并不违宪。可见，这一原则能够解决权力分立原则规范性标准不足的缺失，以便于在国家权力发生冲突场合，提供一套更具体、更具操作可能性的判准；这一原则主要解决权力科学性问题，即在确定权力归谁行使问题时，不能主观地、想当然地确立，而按照最有能力胜任的原则确立行使者。这一原则也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获得承认。美国最高法院采用功能主义解释方法解释三权分立原则，日本的分权理论和实践也注意功能主义的方法适用于分权制衡原则的解释，对于一些把传统上的司法权授予行政机关行使的立将三权分立解释为功能适当原则的重大意义在于：将原来主要表现为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政治性原则（比如把三权分立原则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制度，把民主集中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制度）转变为可以衡量和技术化的权力配置和国家机关设立调整的原则，这一转变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和科学化提供了技术性条件；按照功能最适当原则设立国家机关和配置国家权力，能够确保国家机关权力配置和运行的可行性和科学性。总之，功能最适当原则是一项技术性法规，有利于国家机关遵循权力自身的规律去设立国家机关和配置国家权力。我国宪法解释者没有解释过权力配置问题，根据我国宪法第3条规定，民主集中制是我国国家机构组织和活动的基本原则，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原则。如果按照科学性原则来考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权力配置要求，功能最适当原则也是可以适用的。因为，人民通过宪法设立了国家机关，每一个国家机关有相应的职责或者功能，同时配置给相应的权力，所配置的权力应当与宪法施加的职责功能是相适应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应当积极立法，给每一个在宪法上承担相应职责的国家机关配置与其职责功能相适应的权力，否则相关国家机关就难以胜任其法定职责。就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来说，中央已经明确授予市人民政府来开展相关改革开放的试点工作，那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就应当通过立法或者授权等方式，使之能享有与此履行此项职责相适应的相关权力，否则有违职责职权相一致的原则，相关国家机关也难以完成其职责。如前所述，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至今没有制定过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来为市具体开展自由贸易试验工作提供法定依据，完全应当依据宪法规定授权市行使相关立法权来具体开展此项工作。这也是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要求：“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要及时上升为法律。实践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要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按照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承担的职责和功能，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授予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变通性自贸试验区的法规，授权市人民政府制定试验区性的规章。这不是主观上的争权要求，而是中央施加给其开展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试点的工作职责使然。再者，这种主张也有宪法支持。
3.市有权行使地方变通立法权的宪法理据我国有多项宪法原则可以为市开展自贸区改革开放提供宪法层次的依据。自贸区改革开放试点工作要坚持法治原则、市场化原则、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和主动性原则。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这三个原则可以给自贸区建设立法权力不足找到出路。法治原则。我国宪法第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上述即为法治原则。如前所说，要用能动的法治观去解读这一原则。法治原则经历了严格的规则主义到能动性主义的转变。现代社会发展的快速性、事务的复杂多样性要求，宪法和法律授予国家机关足够应付社会需要的裁量权，如果把法治原则仅仅理解为把权力管住管死而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很显然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也违背法治原则的精神。现代社会需要的法治原则，更强调要求国家机关积极行使权力，实现民众的权益。将这一原则适用于考查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工作也是如此，法治原则要给地方开展改革开放工作提供充分的依据，而不是让地方无所作为市场经济原则。宪法第15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宪法序言规定：“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里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都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方针。改革开放必然突破现行一些滞后的法律法规；市场经济则要求按照市场自身发展规律去组织发展世贸试验区建设。没有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改革创新权力，就无法按照世贸规则去运作投资贸易、金融等各项制度。这一原则也给市行使相应的突破某些法律法规制约提供了客观需要的依据。宪法第3条规定了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主动性原则。其第3款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工作本质上属于中央事务，但是其具体承担者则是市，这就涉及到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问题。市要想有效地履行此项职责，必然要突破现行一些中央法律法规设定的机制和体制。如果说我国过去很长时间过分强调“中央的统一领导”，过分集权于中央，导致地方的活力没有被激活，那么自贸试验区则为未来地方活力的充分展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我国的经验教训也已经表明，忽视地方的积极性、主动性，试图把所有大权垄断在中央，那是违反权力自身运行规律的，也不利于地方的发展，更无法促使整个国家的发展。从国外来看也不例外，单一制国家在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上也经过了一个发展过程，由原来的中央完全控制地方，发展到由地方享有相对独立的地方自治立法权。有些权力并非需要宪法和法律的明示性授予，而应当根据法律要实现的功能来进行理解。有关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理解，我国学界和实务界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我们是单一制国家，地方的所有权力都是中央授予的。笔者认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单一制国家的中央并不能垄断所有的权力。比如宪法第100条授权省、直辖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力，不是中央授予的，而是人民通过宪法授予的。如果把单一制理解为地方权力都是由中央授予的，中央就可以随时收回地方的所有权力，那么可想而知，宪法第3条中的“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就将落空。即使是宪法没有明确规定由地方行使的权力，也不能简单地得出结论这些权力一定属于中央，因为有些地方性权力在宪法或者法律中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属于默示性权力。对地方权力的理解过去过于强调中央掌握“剩余权力”，现代法治则强调中央权力并非完全掌握全部“剩余权力”。地方也有某些默示性权力。宪法和法律对于地方权力的规定并非是完全的列举，宪法和法律中对地方权力的规定通常列举的多是功能性、目的性和职责性权力，而对于手段性、配套性、职权性权力通常不加以规定或者很少规定。在此情况下，通常通过其他立法或者解释的方式把没有列举或者没有完全列举的手段性权力加以明确，否则目的性权力就很难获得有效行使。这一权力规则完全适用于解读自贸试验区的问题。既然中央已经将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的试点任务施加给市来承担（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功能和职责），那么就应当授权其行使与此职责相对应的职权。在目前情况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市行使变通性立法权是实现这一功能和职责的最有效方式。否则，其预设的功能都会受到相应的限制，或者会导致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试点工作就违法运行的嫌疑。尽管笔者主张市有权行使变通性立法权，但是毕竟这在法律形式上是有违宪违法的嫌疑，所以最好由全国人大或者常委会作出明确的授权决定，使此项改革开放试点工作获得明确的权力依据。
4.我国默示性授权惯例也支持市行使变通性立法权既然多项宪法原则支持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变通性立法权，而且符合功能最适当原则的要求，那么如何实现这种权力的正当化呢？从理论上说，在没有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地方国家机关不得行使地方立法变通权，地方立法权不得变通法律和行政法规。但是对于我国，要结合实际情况作出符合宪法精神的理解，也要结合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权力的特点。否则，仅仅机械地理解明确的授权性原则，看似坚持了法治原则，但实际上把法治原则机械化了，使地方国家机关无所作为。从我国实践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授权有明示和默示两种方式。明示性授权如上个世纪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几次作出决定授予国务院制定暂行行政法规的权力、几次决定授予经济特区行使变通立法权。其中对地方授权有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但从进入本世纪以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地方改革开放的试点开始采用默示授权的形式。如几年前市和重庆市政府关于试点房产税改革的权力就是来自国务院的授权。根据宪法第13条关于财产权的规定、第56条关于公民有依照法律规定纳税的义务的规定，税收立法实行法律保留原则。《立法法》对此也有明确的规定。国务院关于征收房产税的规定缺乏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明确授权，但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一直未予干涉，这可以视作其默示性授权。国务院授权市、重庆市开展房产税征收试点的授权也是违法的，但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没有作出任何处理，说明其默示其同意。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显然违反宪法和法律，但是这是我国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形成的“惯例”，喜欢以这种方式行使权力。再如，最近各地正在进行的地方司法体制改革试点。按照我国宪法、立法法规定，司法制度属于法律保留事项范围。按照规定，如果要改变现行的法院、检察院管理体制，要通过修改宪法或者法律，这是法治原则的要求。本来可以通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和领导地方司法改革试点，但是至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未作出任何决定。而各地开展司法改革的直接依据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中央政法委的相关政策。市等地方已经获得批准开展相关改革试点。但是此项试点工作没有获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决定。这表明，我们采用的是一种默示性授权试点改革的模式。实际上，早在上个世纪，全国人大常委会在香港和澳门特区法院解释《基本法》问题上也采用“默示性授权”的方式，承认地方行使司法解释权。如《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58条规定：“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本法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自行解释。”但实际情况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没有作出专门的授权决定，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一直在行使对《基本法》的解释权。撇开特别行政区的特殊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大陆相关领域改革开放采取的模式是：以违宪违法的方式推动改革试点（我国有学者称之为“良性违宪”）。在未经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明确授权决定的情况下即由相关国家机关进行改革试点，这� 这种“默示性授权惯例”虽然解决了问题，但是它对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会造成严重的损害。从职责职权相一致的原则来说，既然中央要求市具体承担组织和领导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试点工作，按照过去“默示性授权惯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已经默示地授权市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类似经济特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变通立法权。换言之，国务院批准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一点已经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关授权决定的肯定。既然承认了这个组织机构及其承担功能的合法性和合宪性，那么就应当承认其享有与其承担功能相适应的职权。综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没有明确授权市人大及其常委会享有经济特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变通执行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权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允许其行使此种权力。尽管如此，笔者仍然主张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明确的授权决定，毕竟这种默示性授权惯例的模式有违宪违法的嫌疑，而且也不容易对此实行有效的监督控制。反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给市授予变通性立法权，或者市行使默示性变通性的理由之一是担心，一旦授予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如果行使变通立法权，将导致地方立法权的扩张和失控。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第一，即使市行使这种变通性立法权，不是适用于全部行政区域，而只适用于特定的自贸试验区。第二，事项范围有限。其一，涉及的事项范围主要限于：扩大服务业开放、推进金融领域开放创新，建设具有国际水准的投资贸易便利、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等事项。其二，效果上，立法权行使有助于达成下列目的和效果：使 其三，中央没有行使的事项。国务院《方案》规定：“针对试点内容，需要停止实施有关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文件的部分规定的，按规定程序办理。”换言之，市地方立法涉及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立法事项，只能在中央没有对此作出规定的情况下行使立法权，否则地方不得再作出相冲突的专项立法。第三，有相应的监督控制措施。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全国人大有权撤销省级地方性法规和决议，如果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自贸试验区法规或者相关决定违反宪法，抵触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撤销。此外，国务院《方案》也设置了相关的配合和监督措施，如《方案》规定：“有关部门要大力支持，做好协调配合、指导评估等工作。……《方案》实施中的重大问题，市人民政府要及时向国务院请示报告。”综上，市行使默示性变通立法权，其适用的范围有限，对全国并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中央有控制地方的立法权，不存在失控的问题，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明确授权市变通立法权，这是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于法有据的最佳方式。
三、修改和废除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规，要及时修改和废止。”这可以说给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试点合法性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另一条路径。虽然我国基本形成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还很不完善。为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包括地方立法机关，应当依据宪法精神，顺应时展的要求，积极修改和废除相关滞后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就自由贸易试验区来说，其难点和重点的问题主要属于中央事权范围的事项，所以需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积极修改或者废除相关法律；国务院应当加强行政法规的立、改、废，国务院工作部门也应当加快对相关部门规章的清理，及时修改或者废除阻碍社会发展的相关规定。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市政府也应当积极行使立法权，对不适应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的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时修改、废除或者完善，及时为自贸试验区提供适应其发展的行为规则。目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给自贸试验区开展试点改革只提供了一条突破体制的路径，即作出了《关于授权国务院在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的决定》：授权国务院在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基础上设立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对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之外的外商投资，暂时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规定的有关行政审批。上述行政审批的调整在3年内试行，对实践证明可行的，应当修改完善有关法律；对实践证明不宜调整的，恢复施行有关法律规定。笔者认为，上述授权是必要的，但还很不够。可以预见，在自贸试验区未来试验过程中，还有需要突破的其他法律，诸如《公司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物权法》《担保法》等基础性法律规范都有可能需要调整。对于这些法律的调整，最理想的方式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这些法律，增加相关改革开放试点的条款规定；或者授权国务院对相关制度进行调整，比如暂行停止执行等。此外，国务院应当及时修改或者废除相关法规或者作出相关决定，来给市具体实施自贸试验区提供相关权力依据，也是可取的路径。目前国务院批准的有《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去年国务院还了《关于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暂时调整有关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文件规定的行政审批或者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决定。但总体来看，这些措施都还很有限，满足不了自贸试验区的法规依据需求。从地方来看，市政府制订了《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办法》，市人大常委会已经出台了。虽然该条例也不能给市突破某些体制提供多少支持，但无论如何，可以修改或者完善某些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给开展此项试点工作提供依据。法并未被宣告违宪，都是基于功能主义的考量。
改革开放论文 篇15：
关键词艺术；设计；发展；未来
中图分类号：J5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2-0134-02
一、艺术的发展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岁月里，我们的生产技术不断提高，生活水平不断完善，物质生活的需求已经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要，将更加多的注意力加在精神文明的富足之上。在这种历史条件的催促下，我国的艺术设计渐渐步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新纪元，有了质的飞跃。主要体现在艺术设计思想的解放、艺术设计理论的丰富、艺术设计理论领域的扩大、艺术设计的创新精神不断树立上。这一切的活跃表现使得我国艺术设计空前繁荣，学科的规模和规格不断提高，学生人数不断突破历史新高，艺术生的水平也在不断的上升，为我国的设计事业发展输入了新鲜的血液[1]。同西方相比，我国的艺术设计发展历史非常短暂，二者存在较大差异，使得西方的艺术设计很难融入到中国，而中国的艺术设计理论也很难得到西方艺术设计中的地位。因此，我国可以发展的潜力非常的大，艺术设计的道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等着我们去探寻。总结艺术设计的过程、理论特征及其观念的认识，完善我国艺术设计体系特征，为理论研究和应用领域提供新的道路和方向正是我们正在走的路。
二、新的趋势
“新的设计理想的实现首先在于对现实的反思，只有反思才能痛定思痛，调整寻求的目标”[2]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大显成绩，技术与科技的创新发展使得艺术设计走进普通人的生活中，所有的事物方方面面都已经和艺术设计融为一体，艺术设计在我们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比比皆是。艺术设计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无知的需求，为了一目的时刻的服务人民大众。人民的物质生活变得越来越丰富、舒适和便利了，但量的丰富不代表制得丰富[3]，技术是不断的提高。可是人们一味的寻求技术的提高，而忽视了艺术，艺术的本质是人性而不是技术。个性能被这样慢慢的埋没，我们要保证我们的艺术内涵不断的发展和传承。艺术是我们永远执着的追求，寻求艺术精神在现在设计上的体现是我们的目标。通过艺术设计在中国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设计出现了很多急功近利的平庸之作，对于西方艺术语言的复制和模仿不断的出现，导致这种“重复”对我国的设计发展毫无意义。多数人打着“全球化”的口号对西方设计进行模仿，把自身拥有的民族性和地方性的优势抛开脑后，生硬的设计一些国际化的东西。艺术需要站在自己民族性和地方性的特征上出发，发掘自身的特点与众不同之处，立于特别之处寻找个性。在全球化的大流之下占有一席之地，取决于设计者们创造源泉在自身的时代和文化大背景之下接受和转化设计源泉的能力。全球化为设计师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平台交流资源信息，在结合世界文化同时融入自身民族性和地方性的个性因素，形成独特的设计体系，这就是对的发展。21世纪的主流是绿色设计。绿色设计是当今世界的一大主题。全球出现的大规模污染影响已经让人类心存胆怯，对于绿色问题越来越重视。这是人与自然和社会结合的一个设计问题，让这些因素和谐结合在一起，让人考虑绿色环保的问题同时贯彻绿色体系，在生产、包装、材料和设计上都考虑到绿色环保。给人们带来一种新的生活体验，因为在一起生产发展的同时消耗和破坏了很多赖以身存的资源，要为设计的责任和作用考虑。摆脱掉无限制的消耗，走绿色设计体系。这不只是一种技术层面上的考虑，而是从设计的根源人的角度，不局限在设计形象和功能上，给人带来一种精神上的体验和改变，改变人们之前错误的消费观念。以绿色保护环境为目标，传递正能量。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变化有目共睹。新时代的需要就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为了贯彻这一历史革命使命，更加不能忘记我们的民族精神。把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本土的文化精神融入到艺术设计当中去，以独特的民族面貌出现在世界的舞台上，把中国设计和中国制造的东西变成一种特色，一直是我们的理想。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国际竞争中磨灭掉自己的特征是不明智的，是短见的。从文化上看特色和个性是屹立于世界之林的重点，失去了自己的文化重心和文化特色会存在很大问题。我们需要一个全球化的视角，还需要一个理性的思维和胸怀，把自身的个性较好审视，将本土和世界的东西相互结合，将达到新的提高和转变。
三、我国艺术设计的现状和弊端
我国的艺术设计在时代的大背景之下在寻找自己的道路。这条道路需要我们去摸索，我们之前从未有经历过这样的时期。在坚持民族性、地方性和个性的同时遵循全球化的大时展趋势，把独特的文化内涵资源和全球化共享资源结合，形成一个独立的设计体系。与此同时计算机对于艺术设计的影响越来越明显。艺术设计的发展于计算机的技术息息相关，艺术设计必须吸收其他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发展自己，从而更好的达到服务人民大众的宗旨。数字图像技术为自身的发展带来了空前的发展和设计技术上的革新，引发了设计思维和设计理念的改变，灵活运用电脑技术才能为艺术设计带来显著的设计效果，才能完成赋予艺术设计的使命。电脑对于艺术设计的工具有非常的快捷和便利，给设计者的资源越来越丰富，使设计者们减少很多不必要的制作的时间，大大提高了工作的效率。同时电脑效果带来了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科学效果，为艺术设计的创新思路提供了非常卓越的好处，这一场对于艺术设计的革命，技术与艺术的辉煌合作成果。但是就当下来说，在我们对于科学技术带来便利窃喜的时候，弊端也渐渐的显现出来了。由于电脑给于艺术设计带来的便利使越来越多的人追求广泛性和群众性，大多 技术只是辅助设计者作图的工具。有些人过于看重利益的效果，而追求商业上的效果，艺术设计变得越来越生硬、缺乏美感或者是单调面目雷同，这就是缺乏艺术修养和艺术语言的结果。因此，我们应该做的就是运用成熟的电脑技术帮助我们完成艺术设计，灵活运用艺术设计中应该拥有的视觉艺术美感和视觉艺术语言来传达设计表达的东西。电脑只是一个手段和工具，视觉艺术语言才是我们应该遵循的艺术真谛而非电脑技术。不断丰富自身的艺术修养的高度，从基本的手稿就开始不断完善自己，不能从设计的开始就完全依赖电脑，笔杆才是我们设计的灵魂，我们永远是艺术家而不是一个电脑操作者。现代艺术设计的内涵非常的丰富，我国的艺术设计道路才经历了很多的时间考验，全面总结中我国的艺术设计发展现状和趋势还需要大量的参考来继续思考。我国的现代艺术设计还是一个年轻的产业。21世纪应该怎么走，在世界浪潮中走出中国风是我们年轻一代艺术设计者们的责任和使命。我们的时代需要我们携手共进，跟进时代的步伐，顺应社会需要的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艺术设计的发展特征研究[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12.
[2]方李莉。新工艺文化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