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毕业论文【实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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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论文【第一篇】

所谓德育学与心理学之相关性，是指德育学、心理学作为两门独立的科学在一定程度上又是相互关联的，彼此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下面分别从德育学和心理学两个角度来考察二者的相关性。

（一）

首先从德育学的角度来考察。

德育学是研究德育过程中一般规律的科学。德育作为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德育思想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与整个教育思想理论是同步的，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但是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它则晚于教育学产生在近代。现代的德育学理论是传统德育思想理论合乎逻辑的发展成果。无论是传统的德育思想理论，还是近现代的德育学，从来都是重视研究德育客体的心理现象，注意吸收心理学的有关研究成果的。

就我国而言，由于古代德育一直居于教育的核心地位，因此德育思想异常丰富，构成了一幅以儒家为主干的各种德育思想交互作用的漫长画面。我国古代思想家在对德育问题进行研究时，很早就已不自觉地涉足心理学问题。比如我国古代儒家的经典之作《大学》在论及如何进行个人修养这样一个德育问题时，提出：“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这段文字说明：古人已经认识到修养不是外在的修身而是内在的修心；提出“正心”、“诚意”的修养方法，而这些用现代的科学术语来说，就是调整自身的心理状态。又比如，贯穿我国古代德育思想始终的人性论问题实际又是个心理学问题。德育要培养人，要教人怎么做人，必然要解决什么是人这样一个理论问题，因此早在先秦的思想家们就对人性的起源，人性的善恶进行思考，进而又对人性的构成加以分析，直到宋代产生较完备的心性学说，这是为深化德育思想所作的理论工作，同时它又开辟了心理学思想的理论道路。

如果说在我国古代，德育思想和心理学思想还处于彼此交融的状态，二者的相关性还更多地为融合性所遮掩的话，那么到近现代，当德育学和心理学都已发展成为独立的科学以后，二者的相关性就更为明显了。下面仍然从德育学的角度来论述。近十年来，我国出版了不少德育学方面的著作，这里列举几部以说明这个问题。早在1986年全国六所院校教育系编写的《德育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一书中就指出：“心理学是研究人的心理的产生和发展规律的科学。这对于德育学研究人的品德的心理基础，为德育提供心理依据，提高德育功能是不可少的。所以德育学要吸取心理学研究成果，为我所用。”（第3页）在1990年上海杨德广著《大学德育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中又明确提出：“大德育的概念，……包括政治品德、思想品德、伦理道德、个性心理品质等四方面的内容。”（第2页）该书还专门列出一章，应用心理学理论来论述现代大学生的心理特点。在1993年南京大学张锡生著《高校德育导论》（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又提出：“随着高校德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大学生中反映出的许多问题，往往不是思想品德问题，而是心理健康问题。”（第100页）该书还提出在德育塑造的方法上要吸收科学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又比如，我国台湾七十年代由龚宝善编著的《德育原理》（国立编译馆出版）中也谈到了德育理论要吸收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第40页）。

再就外国而言，德育学也一直注意心理问题。比如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在其所著《教育学》中专列了一章论述“心理的训育”，阐述如何在德育过程中进行认识、感觉、想象、记忆、注意等的培育。当代美国德育学是西方德育学的集大成者，它也继承了西方德育中注意心理因素的传统，当前美国大学德育实践中广泛地开展心理咨询和治疗服务，正说明了这个问题。又比如，和我国有类似文化传统的日本，其德育学同样注意心理问题，在日本所列的中学16条德目中，有两条是与心理有关的（见崔新录《德育新探》，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出版）。

（二）

其次，从心理学的角度考察。

无论是在外国还是在我国心理学史上，品德的产生和发展问题一直为思想家们所关注。近代科学心理学诞生以后，特别是教育心理学出现之后，更有许多心理学家专门致力于品德发展的研究，从而使心理学与德育学紧密关联。

早在1894年，英国的巴恩斯、美国的夏伦勃格就分别在英国的《教育论丛》杂志上发表《儿童心目中的惩罚》和《儿童的公正观念》两篇论文，标志着心理学家开始涉足德育学领域。进入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这方面的研究规模日益扩大，涌现出一批知名的心理学家，在英国有麦考莱和瓦金斯，在美国有哈兹霍恩和梅，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瑞士著名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1930年皮亚杰出版了《儿童的道德判断》一书，对以后西方儿童品德发展研究具有重大启发意义。二次大战以后，又有一批儿童品德发展研究的专门心理学家，在美国有哈维豪斯特和泰伯，英国有斯温森，这期间比较突出而且对现今仍有影响的是美国哈佛大学儿童道德发展和教育研究中心以柯尔柏格为首的一批心理学者。

以上简单的历史回顾表明，在整个西方心理学发展史上，心理学家们从来都是关心德育学问题的，而且这方面的研究正随着心理学本身的发展而不断深入。八十年代以后，在我国出现了教育心理学的一个年轻分支德育心理学（辽宁师大韩进之、王宪清1986年编著出版了《德育心理学概论》一书），这标志着心理学和德育学的相关性已在心理学领域结出累累硕果，从而以科学的力量证明了心理学和德育学两门独立科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规律。

（三）

上文从学理上论证了德育学和心理学之相关性，综合地看，二者的相关性主要表现在：第一，德育过程中德育客体的品德和心理发展是二者共同关心或研究的课题；第二，德育学吸收和借鉴心理学的有关研究成果。既然德育学和心理学在理论上存在这么一种特殊的相关性，那么我们提出在高校德育中开展心理素质的培育也就是情理中的事了。那种认为心理素质培育与德育关系不大的论调显然是没有道理的。现在的问题是，事实上对德育客体的品德和心理发展规律的研究，心理学要比德育学深入得多，为什么要将心理素质培育纳入到德育的体系中来呢？我以为至少有以下两点理由：

第一，理论和实践毕竟是两个不同层面的东西，应当加以适当区分。心理素质培育，落脚点是“育”字，显然它直接是个德育实践问题，虽然对于德育客体品德心理发展规律的研究，德育学比心理学要逊色得多，但心理素质培育的实践本质是无可置疑的，所以将它纳入到德育体系中更顺乎道理。

心理论文【第二篇】

关键词：高校心理咨询模式；高校德育；全面发展

一、与高校德育结合，构建高校心理咨询的教育模式

高校心理咨询的教育模式(educationalmodel)要求心理咨询应当遵循教育的而不是临床的、治疗的或医学的模式。高校心理咨询教育模式侧重于借助价值干预的方法让求询者学会作出决定和新的行为，从而最大程度地发挥其潜能，以形成更为适当的应变能力。教育模式把求询者看作是应付生活压力而需要帮助的健康人。结合我国国情，笔者认为，心理咨询应与高校德育结合起来，构建其高校心理咨询教育模式。

1．高校心理咨询与高校德育结合的可能性

一方面，《教育部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见》指出，高校开展心理咨询是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任务，并指出要把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纳入高校德育工作体系中。高校的心理咨询和德育能够结合是因为它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培育健康、全面发展的人才。两者在本质上都是帮助人们解决困扰其成长的心理认识问题，都是在认知、情感、意志、行为四个层次上进行，并立足于教育和发展，以达到使其自我实现的最终目的。

另一方面，高校德育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而高校心理咨询也应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也是发展中国高校心理咨询所必需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理论，作为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着高校心理咨询模式的构建。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处理西方心理咨询理论、方法的引进和改造以及创新的关系，而且对于我们完整地认识高校心理咨询的学科特点，确定高校心理咨询的性质、目的、对象和方法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事实上，德育工作者在严格接受专业化培训后，从事心理咨询有一定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表现为：熟悉学生生活的(有92％)，有做人的工作经验的(有78%)，善于观察人、理解人的(有52％)，工作热情高、责任感强的(有51％)，善于与人打交道的(有37％)。此外，还表现为有社会经验，知识丰富，心理素质好，表达能力强等”。

2．在结合方式上，分清问题性质，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

首先，与思想品德课结合，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有利于培养大学生健全的心理素质。随着社会发展和高校教育改革的深入，培养大学生具有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心理承受能力和个性心理品质，正在成为学校教育尤其是德育的重要内容。《教育部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见》指出：“各地教育工作部门和高等学校要将心理健康教育的有关内容纳入德育工作计划。要按照、教育部《关于印发〈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两课’课程设置的规定及实施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以及《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试行)》、《思想道德修养教学大纲》的要求，在‘思想道德修养’课中，科学安排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通过对大学生的调查显示，大学生能感受到在德育教学的过程中渗透着心理健康教育的成分，他们认为这种方式很容易接受，对自己也很有帮助。因为这类课程偏重于解决共性问题，以心理学等学科知识为载体，针对大学生心理发展问题和极少数的心理障碍问题作理论分析和实际指导，以达到陶冶性情、排忧解难、启迪人生、塑造健全人格的目的。也就是说，在这类课程中，心理健康教育有机地融入了德育之中。

其次，开展心理测试，增加心理咨询和高校德育的针对性。这为心理咨询和高校德育的结合奠定良好的基础。广泛借助心理测试资料，为心理咨询和高校德育服务，为促进大学生成长服务。心理测试是凭借心理咨询领域通用的、具有高信度、高效度的心理测试资料，对一个人的心理健康状况作出评估的过程。心理测试有助于教育工作者对大学生更全面地了解，从而对那些心理健康状况较差或个性缺陷明显的大学生，平时多加注意，进行必要的疏导；可以了解大学生的气质类型、性格特征，更好地理解学生的心理、行为，采取不同的方法予以帮助；还可以广泛研究优秀大学生心理发展规律和大学生成才的规律，用于大学生的职业指导等。这些正是心理咨询和高校德育的目的。

第三，加强心理咨询培训，提高德育工作水平。一方面，应加强专业化的心理咨询培训。国家教委政教司［1994］7号文件要求：应该“逐步培养一批既掌握思想政治教育和青年学生成长规律，又掌握一定心理咨询方面专业知识的高校心理咨询教师骨干”。《教育部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见》要求：“要积极开展对从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专兼职教师的培训，通过培训不断提高他们从事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所必备的理论水平、专业知识和技能”。这样有助于专业化建设，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做好高校心理咨询工作，也为高校德育提供良好的心理环境。另一方面，还应该对不从事专业咨询的德育工作者进行培训，帮助他们区分大学生的思想问题和心理问题，如果属于心理问题，则建议他们到咨询员那里；如果属于思想问题，便可以通过德育工作解决。同时通过培训还可以使高校德育工作者转变简单的工作方法，以提高工作水平和成效。

我们不能把高校心理咨询简单地看作是高校德育的补充，因为心理咨询有自己的理论、方法、体系和工作任务；更不能认为心理咨询会取代德育工作，因为高校德育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道德和政治教育的主要途径。

二、以“发展性”咨询为主，构建高校心理咨询的发展模式

1．发展性心理咨询是高校心理咨询的重点

高校心理咨询的侧重点及发展趋势应为发展性心理咨询。所谓发展性心理咨询是相对于调适性心理咨询而言的。它根据大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帮助不同年龄阶段的大学生尽可能圆满完成心理发展的任务，妥善地解决心理矛盾，更好地认识自己和社会，开发潜能，促进个性的全面发展和人格完善。因而，只要是来寻求心理咨询的学生都被认为是有心理障碍的“不正常的人”，这是一种误解。正是这个误解阻碍着我国高校心理咨询的发展。另外，高校心理咨询的根本目的是帮助大学生实现自我，是使适应正常、健康的广大学生具有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充分发挥各自的潜能，以实现人生价值。作为培养人、塑造人的地方，高校的心理咨询必然应以教育的发展的模式为核心。在功能上，把以前单一的大学生心理健康咨询转变为心理健康咨询、学习咨询和职业咨询三个方面合作统一的方式。通过发展性心理咨询既能够帮助大学生了解自己在心理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心理问题，使其更好地认识自我，并提供处理方法，防患于未然；同时，还能够鼓励广大学生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现有能力，充分挖掘自己潜在能力，从而进一步提高适应环境的能力，更好塑造个性和完善人格，达到自我实现的目的。

2．心理困惑的调适与心理障碍的治疗最终目的在于促进人的发展

对有心理困惑的大学生来说，如果不能通过调适性的心理咨询及时给以缓解，则势必会对其健康成长产生不良的影响，甚至这些学生会出现更为严重的心理危机。因此，高校心理咨询在注重发展性心理咨询的同时，还要对一般的心理困惑问题与心理障碍严格区分，加强心理困惑的调适性咨询，并把有心理障碍的学生送往心理治疗师那里去进行治疗。

心理障碍是有严格测定标准的心理问题，如果把一般心理困惑当作心理障碍，这不但会无意中夸大求询者心理危机，而且还会给心理困惑的学生带来新的精神压力，诱发新的心理问题。实践表明，学生心理异常的各种表现，大量的还是属于一般的心理困惑而非心理障碍。心理困惑通常又称为心理不适应、心理失衡，心理障碍则被称为心理缺损、心理失常。两者的区别在于：(1)心理困惑与特定的情景紧密相连，通常由特定的情景诱发，并在特定的情景中发生。(2)心理困惑常常会自行或通过调适性心理咨询化解，这与特定情景的消除有关，还与个体的不断适应分不开。但心理障碍一旦发生，常常是持续出现、长期存在，很难自行痊愈，往往需要经过专门的心理咨询甚至药物治疗才能缓解和祛除，具有明显的持久性。

调适性心理咨询主要针对大学生的心理困惑，其目的在于通过价值干预进行调适，把大学生的心理困惑化解，进而将该大学生列为发展性心理咨询的对象。无论是调适性心理咨询或发展性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也是有区别的。关于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区别的争论，“哈恩认为，不同学者意见最一致的看法是(1)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是不能完全区别开的，(2)咨询员的实践在心理治疗家看来是心理治疗，(3)心理治疗家的实践在咨询员看来是心理咨询，(4)尽管如此，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还是不同的。这段使人感到困惑的描述的确就是争论现状的真实写照”。可以看出，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只是程度和范围以及侧重点的差异：在服务对象上，心理咨询是现实生活中遇到了适应和发展问题的健康人或心理困惑者，而心理治疗是针对严重的心理障碍者；从提供帮助的人来看，前者是心理咨询员，而后者是临床心理医生；前者具有教育性、发展性，是帮助求询者澄清认识，而后者则要借助于药物，具有治疗性。然而，当心理障碍者通过心理治疗痊愈以后，他又可以成为发展性心理咨询的对象。

严格区别二者的目的在于要把高校心理咨询的重点放在解决心理困惑上。如把重点放在心理障碍上则会造成主次颠倒，劳而无功。毕竟心理障碍多数需要专门的精神卫生医疗机构的干预和药物治疗才能矫正，心理咨询只能在心理支持等方面起积极作用。

三、优化心理环境，为构建心理咨询模式创造良好条件

所谓心理环境，是指主体所能受到的一切对其心理产生影响的外部信息的总和，包括宏观的心理环境和微观的心理环境。而对大学生产生直接影响的往往是微观的心理环境，如学校的学风、班风、大学生人际关系、班规校纪以及奖惩的合理性等。针对当前大学生对心理咨询有一定偏见或误解，应加大宣传力度，开展广泛而深入的心理咨询宣传教育工作。首先应经常在全校范围内举行专题讲座，向大学生宣传有关心理卫生及心理咨询方面的知识，有条件的院校还可以开设全校性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进行系统的宣传教育和普及心理知识。其次，应充分发挥教师、政治辅导员、班主任及党团组织的作用，因为他们都是直接与大学生打交道的，对大学生的个性特点、学习、人际关系等情况比较了解。所以，应对上述教职员工进行一定的心理咨询培训，以便通过他们直接为大学生提供一定的帮助，并加强对心理咨询的宣传。最后，还应该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要充分利用高等学校广播、电视、计算机网络、学校刊物、橱窗、板报等宣传媒体，通过第二课堂活动，广泛宣传、普及心理健康知识。

参考文献：

［1］黄希庭，郑涌．当代中国大学生心理特点与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2］江光荣．心理咨询与治疗［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

［3］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加强普通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见［N］．2001．

心理论文【第三篇】

近20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我国的对外传播媒体（本文主要指英语媒体）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基本形成多语种并用、多种媒体并存的模式。就语种而言，已形成以英语为龙头、附以40多种其他外语并重展开对外传播的格局。1981年以前，我国对外传播的媒体主要以电台、通讯社和杂志为主，现在报纸、电视和互联网迅速跟上，基本形成多种媒体并存的格局。[1]

尽管如此，我国英文媒体在外国受众中的可信度仍较底。笔者去年在上海的外国人中曾作过一次问卷调查。调查显示来华的外国受众中真正相信我国英语媒体的人数所占比例还较底，只有25%左右（见表1）。当然，完全不相信的比例也不多，为15%。而大多数的受众（60%）持谨慎态度或不想发表意见。这说明他们还不完全信任我国的英语媒体。

来华外国受众对我国英语媒体的可信度你是否相信中国英语媒体人数/百分比

相信16/%

不相信10/%

既相信又不相信（持谨慎态度）30/%

不想发表意见10/%

共66人

我国英语媒体的可信程度不高会直接导致我国英语媒体目前的传播效果相对较差，或者说还不够理想，无法在国际舆论中享有与我国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影响力。（张振华--加注）这里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从新闻业务看，我们的新闻报道选择针对性不强。前部长朱穆之对此有个形象说法：你想说的都说了，我想知道的你都未说（朱瑛璜语—加注）。此外，由于受到我国目前政治体制的影响，我们新闻报道方式因过分强调正面报道而缺乏全面性，因而相对于国际受众来说我国英语媒体总显得较片面和不可信。

笔者认为，除上述原因外，我国英语媒体的传播效果相对较差主要与我们缺乏对对外传播中国际受众心理的研究有关，集中表现在我们对国际受众定位问题上。

二、我国忽略国际受众心理研究的成因分析

我国在国际受众定位的问题有过波折。在“”以前，我国对外广播的受众基本上是政治上的中间分子，即对我国了解不多，甚至对我国还有许多疑虑但并不敌视的人。“”期间，这种观点被认为是“中间听众论”、“迎合资产阶级”，而把马克思主义左派“确定为主要的受众。结果失去了许多受众。据统计，国际台（那时叫北京电台）听众来信量曾在1965年创下28万封的记录，但到了“”期间，跌到2万封以下。[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传播已基本排除“左”的影响。但现在我国对外传播的受众定位有两大趋势值得注意：首先，我国英语媒体（广播、电视、报纸、杂志和互联网）受众定位的趋同倾向较明显，一般都确定为：境外受众（外国人和华侨）、境内外国受众（以工作、学习和旅游为目的）和国内受众（主要以外语学习为主）。因此，我国对外传播各个媒体的国际受众缺乏个性化。此外，虽然各大英语媒体也有受众的反馈渠道，但其外国受众调查还缺乏专业化操作，基本上由各媒体自行展开，而不是由独立的调查机构来进行。即使获得了一些受众调查结果也往往不对外，处于一种“保密”状态，对提高传播效果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中国日报》的常务副总编黄庆认为，目前许多英语媒体不敢或不愿做受众调查，因为调查的结果可能会使媒体本身难以接受。[3]当然，缺乏有效资金也是受众调查较难开展的另一个原因。客观上，国际受众的调查费用比国内受众调查会更高、更难。这些都使得我国对不同英语媒体的外国受众的心理状况以及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不可能进行系统化、程序化的研究，因而较难对国际受众进行正确定位，还未形成非常明确的受众群。换言之，我国对外传播过程中有时还存在靠“拍脑袋”来决定国外受众心理状况和需要的现象。（加注--陈静溪语）由此产生的新闻报道，其效果可想而知。

三、加强国际受众心理研究的必要性和作用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我国之所以忽略对国际受众心理研究主要与我们内部体制政治化程度较高有关；同时也可以看出我们重视并加强对国际受众心理研究的必要性和作用。

1．加强国际受众心理研究是我们尊重对外传播规律，突出以人为本这一思想的表现。

我们在中文新闻报道中出于对国内稳定大局出发，应该突出以正面报道为主这一方针，笔者认为应该提倡。但是我们的对外传播主要是针对国际受众，其影响力主要针对非华裔的外国受众为主（至少在理论应该如此）。尽管我们可以列举百分之一百的理由来证明我们现阶段坚持正面报道为主方针的必要性和在中国的现实性，但是如果多数国际受众不接受或者不喜欢“我国英语媒体塑造的基本上是正面形象，舆论一致和基本没有批评意见”[4]这一印象，那么我们的英语媒体就很难起到应有的作用。这也说明我们的对外传播报道方针必须必须遵循对外传播的规律，适合不同国际受众的特点，

当然，这不是说在对外传播中我们不能坚持以正面报道为主的方针，但这必须以我们对外传播是否有效果为前提，要看我们对国际受众心理状态的了解和把握程度。

2．了解国际受众心理可以提高对外传播的针对性，是取得良好效果的前提，也是要解决我国对外传播不够理想的必由之路。我国的英语传播媒体主要是针对国内外国际受众和国外华裔。上文中提及我国英语传媒之所以效果且佳是因为我国的英语报道缺乏针对性。那么我国的英语报道为什么会缺乏针对性呢？笔者认为还是因为我们对国际受众的接受信息的心理状态缺乏足够的了解而造成的。因此，要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我国各种英语媒体的各自的受众心理状态是我们目前的当务只急。

只有当我们在了解了国际受众的心理状态后，我们才能深入了解受众的信息兴趣和信息需求，进而改进我们的报道方针和报道形式去满足国际受众的心理需求。而当我们的英语媒体能满足在国际受众的信息兴趣和信息需求之时，也是我国英语媒体取得良好效果并扩大国际舆论界影响力之际。

从某种角度讲，国际受众的心理研究也事关增强我国英语媒体的国际竞争力问题，事关我国英语媒体的发展和生存问题。这一点在我国入世后将显得更为明显。

3．了解国际受众心理还可以时时为我国对外传播提供一枚自我检测的镜子，可以使我们不断从这枚镜子中找到自己的不足，至少可以预防在国际受众中出现一些逆反心理的出现。这里的逆反心理是指国际受众个体违背传播者意图的心理活动，表现为情绪抵触和反向思辩。[5]我们在这方面吃过不少亏。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在过去（如“”中）说过不少假话、大话，使我们的媒体（包括英文媒体）的可信度大打折扣，结果现在在国际受众（尤其是西方受众）中出现较严重的逆反心理，把我国的英语媒体传播当成完全宣传，不相信我国的对外传播媒体。即使我们是客观、真实的报道，但国际受众总表示怀疑。我国英语媒体的效果不佳和近20年来出现的连续不断的反华浪潮可能都与这种逆反心理有关。

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了解和把握国际受众心理是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具有深刻的现实性。

四、国际受众的心理特点和分类

新闻受众心理（包括国际受众心理）实质上也是一种社会心理，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自发产生的并互有影响的主体反应。新闻受众的心理一般具有四大特点：即随意性、交融性、互动性和差异性。[6]这些心理可能都与受众心理的共同特点：求新心理、求真心理、求近心理和求短心理等有关。[7]

但笔者认为国际受众的心理还有其特殊性。首先，体现在其跨文化和跨国界性。这就决定国际受众的心理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紧密相关，是不以对外传播者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一种的主观的客体。其次，国际受众的心理还具有难确定性。他们一般生活在在异国他乡，远离我们的英语媒体。所以，要正确了解国际受众的心理状况并非易事。况且，国际受众也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这使得精确把握国际受众的心理变得更难，也给我们改进对外传播报道带来一定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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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外传播的国际受众可以根据国家、年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分类。就目前情况而言，我国对外传播的国际受众可以分为以下三大类：

1．海外华侨和华裔：他们虽然身居海外，但中国文化的渊源和华人在政治上的从属地位使他们与中国无法分离。他们会接触各种所在国的媒体，但也愿意接受来自我国的媒体信息。他们对待一些反华言论一方面会觉得感情上无法接受，但同时他们也会认为这些西方媒体说得也有一定的道理，我国国内某些方面是应该作些改进。总体来说，他们内心希望中国能强大，渴望了解在中国发生的一切，因此我国的英语媒体在这类受众中会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

2．非西方国家的受众。由于没有政治偏见，他们对中国相对较友好，偏见也较少。

对待西方媒体中对中国的报道，他们不会完全苟同，会采取较客观、公正的态度看待中国。当然他们对待我们的问题也会实事就是地指出。只要我国英语媒体报道方针应运得当，传播效果应该不会太差。

3．西方国家受众。由于长期受西方媒体对中国负面议题设置的影响，又加上对中国情况缺乏了解，或者能了解中国的渠道较少，他们一般对中国总存在或多或少的偏见，所以他们对西方媒体中对中国的报道（不管是否真实）基本上认同，而对我国的英语媒体报道则拥有一种天然的不信任，对我们的报道还会出现一种逆反心理，因此在这类受众中的传播效果相对会差一些。但是由于现在国际传播界主要由西方国家主导，客观上我国的英语媒体所针对的重点对象也应该是西方国家的受众。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我国英语媒体所面临的严峻现实。

五、如何把握国际受众的心理状态

从上文可以看出，我们要能把握国际受众的心理状态，既要了解他们的一般特点，更要熟谙他们的特殊性。只有我们努力学会去把握国际受众的心理状态，才能主动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有关理论，改进我们的英语报道，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

就目前情况来看，笔者认为德国学者马莱茨克1963年提出的大众传播过程模式中对新闻接受者的心理分析也同样适合我国对外传播过程中的国际受众心理分析。[8]对我们有效把握国际受众的社会心理活动颇有启发。

1．国际受众的自我形象：国际受众中每个个体在其所在社会中的角色、态度、价值观的感知等因素，构成了这个个体在接受传播时的心理定势，决定了他或她接收或拒绝某种新闻信息。这些自我形象的形成与国际受众所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传播体制有密切关联。这就要求我们对外传播工作者在熟知国际受众的语言的同时，还必须研究国际受众所在国的政治、经济和传播体制以及他们对国际受众的影响，即国际受众的自我形象问题。这样才能找到我们对外传播的切入点。而这一切入点对我们有效的对外传播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2．国际受众的个性结构：指国际受众的个性心理特征，如气质、性格、能力场依存性和场独立性等对国际受众的影响。这方面对我国对外传播具有较大的现实性。上文中，我们提及我国的传播媒体现有的受众定位还不够明确，过于笼统。加强对国际受众的个性结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明确对国际受众的定位，进一步细化国际受众，确定有效的对外传播报道方针，加强我们的报道针对性，既可以节省成本又可以提高效率。

3．把国际受众作为公众一员：作为社会成员的国际受众在接收新闻媒体的信息时与接收面对面的人际传播信息时会有不同的心理感受和行为表现。这一问题涉及我国的宏观对外传播战略和英语媒体传播的关系问题。过去，我们总是认为对外传播只是英语媒体的事情，与其他部门无关。其实，对外传播涉及到我国每个部门，其中包括媒体传播和人际传播。马莱茨克的大众传播过程模式表明有时人际传播会起到媒体传播无法替代的作用。我国对外传播的实践也证实了人际传播的重要性。也许正因为如此，我国开始逐步注重国家形象的塑造，并有意识组织国外的文艺演出、展览会、领导人出访和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1999年还花费500万美元的巨资在美国主要大城市开展形式多样的人际传播活动，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

4．国际受众受社会环境的影响：指国际受众生活的社会、社区、家庭以及所归属的社群对其的影响。这一问题实际上是人际传播的延伸，是人际传播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国际受众除了生活在一定的有形的国家体制之中，他们还归属其他非国家和无形的社群。而这些社群对国际受众接受外界信息同样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这一观点也得到了美国传播心理学家肖(Shaw)和麦科姆（MaCombs）的支持。他们在提出著名的媒体议题设置理论后又提出了议题融合的理论，并认为议题设置注重人们了解到了什么，或者至少是大众传媒所报道的事件在受众调查反馈中的反映；而议题融合则把大众传媒的议题设置变为一个更大的社会知晓过程的一部分。议题融合理论认为个人会运用多种媒介与他人保持联系，并且认为与社群议题的融合是一个永不间断的社会过程。也就是说，社会环境对国际受众的影响是持续不断的，影响的大小和程度需要不断更新。[9]就我国对外传播的目前而言，这也是一个了解国际受众的非媒体舆论场的问题，

六、结束语

总之，加强我国对外传播中国际受众的心理研究主要是为了使我们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做到为知己知彼、有的放矢，使我们的对外传播英语媒体能真正发挥作用，既能改变国际受众的态度转变，同时能有效改善我国的国家形象(尽管这需要较长时间且难度也较大)。这样，我国英语媒体才能逐步融入国际舆论界并扩大我国在国际舆论间的影响力，并使之与我国的大国地位相比配。

注释：

[1]张振华，个人采访，上海，2000年4月14日。

[2]夏吉宣，1999年11月，浅谈国际广播在信息社会的地位，国际广播，8页。

[3]黄庆，个人采访，北京，2000年7月26日。

[4]郭可，2001年，对外传播和国家形象，未出版论文。

[5]秦绍德，1993年5月，宣传心理学，福建人民出版社，126页。

[6]刘京林，1997年6月，新闻心理学概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页

[7]汪新源，1988年10月，新闻心理学，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88页。

心理论文【第四篇】

[关键词]压力普遍概念研究取向发展趋势

一、压力的概念探讨

当stress被引入作为心理学术语时，我国心理学词典和教科书对其有多种解释，如压力、应激、紧张、挫折等，当前心理学研究并未给其一个统一的定义。从概念接受角度来说，用压力这个概念则相对来说通俗易懂，易于被大众接受。如果从心理学研究角度对其进行定义，那么就可能有多种概念的内涵：如压力反应、压力事件、压力感、压力应对等。如塞里（1936）从生物医学的研究角度出发将其定义为人或动物有机体对环境刺激的一种具有非特异性的生物学反应现象。我国有心理学家则认为压力包括压力事件和心理压力两个概念，压力事件（stress）是指一定令个体紧张，感受到威胁性的刺激情境或事件。心理压力是个体在生活实践中对压力事件反映而形成的一种特别紧张的综合性心理状态，即个体心理真正意识到了压力存在而无法摆脱时形成的带有紧张情绪的心理状态，而应激则是心理压力的特殊表现形态。从上述观点来看，不同的心理学家对压力的定义并不尽相同，可见，压力是个普遍概念而非单独概念。

二、压力研究的取向

纵观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各种压力研究，大致可以概括出三种类型：

1.将压力作为因变量进行研究，关注个体对有害刺激的反应

早期以塞里为代表的生物医学观认为应激是有害刺激作用于有机体的结果，注重研究应激状态下的生理反应过程，而不是引起这种反应的心理社会原因，并在其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般应激综合症（GAS模型），其观点和研究模式至今还在医学的病理生理学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2.将压力作为自变量进行研究，关注压力来源的性质与特征

这类研究把应激作为自变量，研究各种有害性刺激物的性质和特征。历史上，与塞里研究形成对照的是一段时期里心理学家们把应激与应激源作为同一概念来研究。而且心理学家所指的应激源的范围相当广泛，远不是塞里所强调的躯体性应激源，还包括心理的、社会的和文化性的应激源。

3.对压力过程中的中介变量进行研究，关注个体在应激源与应激身心反应中，中介变量如何其作用

例如，认知因素首先被认为是应激的决定因素，Lazarus提出，应激的发生并不伴随特定的刺激或特定的反应，而是发生于个体察觉或估价一种有威胁的情景之时。其它还发现应对方式、社会支持、个人经历和个性特征等许多因素对应激反应起着中介作用。

三、压力研究的阶段

依照压力的研究取向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临床取向（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该阶段主要是从病理心理的角度出发，说明生活中的危机事件或身体疾病对个体身心的影响，对危机事件的研究是从压力源研究角度而言的。

主要研究：绑架、家庭成员杀害人（Mayers&Pitt;1976;Morawetz;1982;Petti&Wells;1980）；父母离异（Steinberg,1974;Yours,1980）以及创伤性事件（Bulman&wortman,1977）等。身体疾病又是该阶段研究较多的另一个压力源。研究者主要考虑一些传染性小而残废率的重大疾病。包括心脏病（Mehler,1978），激素疾病（Drotar,ousens,1980），癌症（Earle,1979）等。该阶段研究明显不足之处在于被试年龄分布的不均衡，青少年研究只有7%，而成人研究则高达42%，另外过度重视危机和重大压力源而忽视了日常压力源的研究工具缺乏。

第二个发展取向研究阶段。自80年代开始，对压力的研究突破生理心理模式，转向发展心理模式。从压力源来说，日常压力源的研究是第二阶段的显著性标志。日常压力源主要来指家庭、学校、同伴等日常压力事件，例如学校环境与学生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者着重从发展任务的角度来研究个体与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与应对的关系（oerter，1985）。研究考察了年龄、性别、种族和人格特征对压力的影响，研究了社会支持对象，如压力问题此外，研究者开始从自我概念这一新的角度来研究个体内部因素对压力的影响。

四、压力研究的主要理论背景

1.反应理论——生理医学的压力观

该理论认为压力是人或动物有机体对环境刺激的一种生物学反应现象，可由加在有机体的许多不同需求而引起，并且具有非特异性。该理论提出应激的“一般适应综合症”模型（thegeneraladaptationsyndrone,简称GAS）包括警戒反应阶段、抗拒阶段、衰竭三个阶段，提出用生理参数（肌肉紧张度，皮肤电等）作为应激反应的客观指标，比心理变量或其他的躯体状况在应激的评估和测量上更具有信度和效度，此外GAS理论的提出促进了从生理系统的变化来揭示应激与心理健康关系，这一新的突破口，也是阐明各种社会心理因素对人体作用机制的关键。

GAS模型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包含理解人类应激的重要心理因素，把人看作是对不良环境做被动反映的生命体。在强调生理指标的同时，忽视了人心理和行为的反作用。另外对于压力的评价也有较偏向的一面。

2.压力刺激理论——生物物理学的压力观

该理论模型把压力定义为能够引起个体产生紧张反应的外部环境刺激，如失业，失恋，天灾，贫困等。其关注的核心在于何种环境能够使人产生紧张反应。

该模型的主要贡献在于：通过推动压力源（生活事件）的定量化研究，促进了人们对社会心理刺激和疾病关系的认识，从而加速了身心医学的发展。在该模型基础上开展的一系列研究对于揭示生活事件和躯体疾病及精神病症状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该模型的不足也显而易见：将活生生的人物理化了，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心理行为的复杂性。

模型——心理学的压力观

压力的CPT模型，即认知—现象学－交互作用（cognitive_phenomenological_transactional,CPT）模型，该模型的典型人物代表是拉扎罗斯(lazarus)和福克曼(Folkman)等人。该模型的核心点是，应激“既不是环境刺激，不是人的性格，也不是一个反应而是需求以及理性地应对这些需求之间的联系”。

该理论模型包含如下三个基本要点：

（1）认知的观点，即认为思维和认知是决定压力反应的主要中介和直接动用，换言之，压力感能否产生，以什么形式出现，均取决于个体对其与环境间关系的评估。

（2）现象学的观点，既强调与压力有关的时间、地点、事件、环境以及人物的具体性。

（3）相互作用的观点，包含两大要点：其一，在压力过程中，存在许多中介因素，压力源与中介因素的交互作用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个体最后的反应方式和结果。其二，压力产生与个体与环境间的特定关系，若个体认为自己无力对付环境需求则会产生压力体验。

该模型包含了压力研究的基本的四个要素：压力源、中介变量、生理或心理的反应结果。拉扎罗斯（lazarus和Launier,1978）认为：任何一个事件，只要是环境或内在要求超出了个体的适应性资源，压力就会产生。

与刺激模型理论和GAS模型相比，CPT是有下述特点：（1）不像前两种理论那样，只关注压力过程的两端，而是更注重中间过程的研究，尤其强调了个体心理和行为的作用，对于全面理解压力想象具有重要意义；（2）克服了前两种理论中对人的机械生物化的看法，不再将人看作是只受压力情景摆布的消极有机体，而是认可和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作用；（3）运用该模型可促进对压力的干预方式的研究，如改变中介机制可有效控制压力反应等。

五、压力研究的主要方法

纵观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压力研究，可以发现其中最常用的研究方法是问卷调查与心理测量法，采用最多的工具是量表或问卷。最主要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如下表1所示：

从以上研究工具分析看，由于依据压力研究理论观点各异，出现了不同压力调查问卷和测量量表，但总体来看他们大部分是考察个体所承受的压力源来评价压力，而对压力源研究主要是通过归纳个体日常事件中对个体日常事件中对个体影响较大且产生压力的事件。事件越多，影响程度越大则表明个体的压力越大。

六、压力研究的发展趋势

回顾过去的压力研究历史，可以发现压力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压力源、压力反应、压力中介变量三个领域，从上个世纪末80年代以来，国内外有关压力的研究又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

1.压力的跨方化研究

不同的文化背景、生活环境和发展任务给不同发展阶段的个体提出了不同的挑战（Greenfield&Cocking,1994）。Markus,Kitayama(1991)和chan(1994)指出，文化的力量可能对压力的评估产生显著影响，压力与心理适应的研究结果是有明显的跨方化差异。对同样的压力事件，不同文化背景，包括不同国家、地区、种族和社会团体中的个体的事件的压力感受和态度不尽相同，这无疑是取决于该文化规则、习俗和观念等因素。

有的研究者对中美两国大学生“学生生活应激量表”的测试结果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我国大学生对量表部分因素的反应及其总分都与美国大学生有及其显著的差异，表明我国大学生对应激状态的认知和应对反应不同与美国学生。

Jose和Anna等人（1998）近期对俄罗斯和美国青少年的压力进行了跨文化研究，结果发现，俄美两国青少年在重大生活事件的压力水平上没有显著差异，但俄罗斯青少年的日常压力显著大于美国同龄人，这与俄罗斯社会动荡，经济衰退直接有关。

2.压力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

在压力研究的早期，研究者常常是关注危机性或重大性生活事件与人的心理适应之间的关系，如失业、配偶或朋友死亡等危险性压力事件的影响（,Dohrenwent,1981）。后来研究者发现，由日常生活及社会角色所带来的持续压力是影响人心理健康的重要原因，如由婚姻、育儿及家庭经济所带来的压力与人的抑郁有密切相关（Schnefer&Lazarus,1981）。同时发现，时间压力，缺乏自主决策，工作角色含糊不清，工作中的绩效评价等与人的抑郁也有相关很大（Billings&Moos,1982;Kasc,1978）。40多项横断研究均发现了压力与抑郁的显著相关（Compas,Orosan&Grant,1993）。然而，这种相关不局限于抑郁。Compas和Howell（1989）等人发现，压力与内在心理问题相关（可解释11%的变异）要大于外在心理问题的相关（可解释5%的变异）。这可能表明，压力事件与抑郁等与其它症状的关系更为密切，但压力与各种心理和症状之间均存在普遍的关系，进一步研究表明，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关系。

七、压力研究的评析

1.研究对象的范围过于集中

被试的选择“重两端轻中间”，即重视18岁之前的儿童青少年和成年人，轻视18岁之后到成熟的中间阶段压力的特点考察，青年时期，尤其是青年中期和晚期日常压力特点的研究是一个相对薄弱的领域，青年中期的压力研究远落后于成人方面的研究，也落后于儿童期的研究。美国心理学家科雷汶（,1991）指出，有关成人的压力与应对研究已处于“成熟期”，而对于青年的这方面研究尚处于不成熟的“婴儿期”。这种现状与发展心理学的生命全程观不够协调。

2.重静态特点研究，轻动态发展考察。

已有研究对压力随个体成熟而发展变化的特点缺之考察，对18岁之后的大学生压力和应对的发展特点尤其缺之足够的探讨。

3.理论研究较多，干预研究较少。

从研究的取向来看，压力研究更多的集中在压力的来源、反应及中介变量等方面，而在压力的应对及干预方面研究较少，即便有，也是相关研究，如压力与应对方式的相关研究等，实证研究则少见。

参考文献：

［1］胡佩诚译。健康心理学[M].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古丽娜。大学生的压力及其相关因素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