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淹正直文言文翻译最新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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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淹正直文言文翻译【第一篇】

归有光《雍里先生文集序》原文及翻译归有光

原文：

雍里先生少为南都吏曹，历官两司，职务清简，惟以诗文自娱。平居，言若不能出口，或以不知时务疑之。及考其莅官所至，必以经世为心，殆非碌碌者。嗟夫!天下之俗，其敝久矣。士大夫以媕婀①雷同，无所可否，为识时达变。其间稍自激励，欲举其职事，世共訾笑之，则先生之见谓不知时务也固宜。予读其应诏陈言，所论天下事，是时天子厉志中兴之治，中官②镇守历世相承不可除之害，竟从罢去。昔人所谓文帝之于贾生所陈略见施行矣当强仕之年进位牧伯为外台之极品亦不为不遇而遂投劾以归。

家居十余年，闭门读书，恂恂如儒生。考求六经、孔孟之旨，潜心大业，凡所著述，多儒先之所未究。至自谓甫弱冠入仕，不能讲明实学，区区徒取魏、晋诗人之余，摹拟锻炼以为工。少年精力，耗于无用之地，深自追悔，往往见于文字中，不一而足。暇日以其所为文，名之曰《疣赘录》。予得而论序之。

以为文者，道之所形也。道形而为文，其言适与道称，谓之曰：其旨远，其辞文，曲而中，肆而隐，是虽累千万言，皆非所谓出乎形，而多方骈枝于五脏之情者也。故文非圣人之所能废也。虽然，孔子曰：“天下有道，则行有枝叶;天下无道，则言有枝叶。夫道胜，则文不期少而自少;道不胜，则文不期多而自多。溢于文，非道之赘哉?於是以知先生之所以日进者，吾不能测矣。录凡若干卷，自举进士至谢事家居之作皆在焉。然存者不能什一，犹自以为疣赘云。

(选自归有光《雍里先生文集序》)

[注释]①媕婀(ānē)：指依违阿曲，毫无主见。②中官：宦官。

译文：

雍里先生(顾梦圭)年轻时就担任了南京吏部的属官，又先后历任两司官职，官务清闲事简，就用写诗文的方式自娱。平素，言语不多，好像给人不善言辞的印象，有人就疑心他不懂当世大事。等查考他做官时所承当的各种职务时，了解到他在职时妯定把治理之事放在心上，恐怕不是人们认为的平庸无能之辈。哎呀!天下的风气，它的流弊可谓久矣。士大夫们把依违阿曲，毫无主见，没有什么可指责，当作是“认清时势，通达权变”的表现。其中如果有人稍稍自我激发，将本职事务干得好些。世人就都讥笑他。(这样看的话，)那么先生被称作“不懂当世大事”本来是适合的。我读过他应帝王之命陈述意见的文章，所议论的都是天下大事。当时，天子激励意志力求达到国家振兴的治理追求，国家制度中有派宦官到各处监护军队的做法，历代以来连续相承，这种不可免去的弊端，最终也依允他的建议而施行了免去的措施。前人所说的文帝对贾生的恩遇，也就是所陈疏的建议大体能被施行。正当他四十盛年的时候，升为州郡的长官，是州郡长官中的最高级别，也不能说是没有得到君王的信任。但最终辞官而归。

在家居住十来年，闭门读书，诚实恭敬，如书生一样守礼制。探求查证《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的思想和孔孟之道。潜心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的政治思想。凡是有所著述，大多是前辈的儒家学者所没有探究过的。他说自己当初刚刚弱冠之年就进入仕途当官，不能讲解阐发切实有用的学问，只是局限于取用魏晋诗人古体诗的形式，模拟并加以雕饰而以为工巧。年轻时的精力，都消耗浪费在没有实际用途的地方，现在深深地感到后悔，这种悔意也常常表现在文字之间，同样的情况还有很多，不能一一列举完。在空闲的时候他把所写的文章编成集子，取名为《疣赘录》。我于是有这样一个机会，为他写了这篇序。

我认为文章是道的表现形式。道表现在外，就成为文章，文章的言语表达应该归于道统.《易-系辞下》说，它的用意是深远的，它的辞语是有文采的，它的话曲折而中肯，它讲的事直而含蓄。那么，这样即使累积千万字，都不能说是多余无用的，而且要用多种手段使似乎多余的情感都传达出来。所以，文章不是圣人所能够偏废的。孔子说：“天下有道，政治清明，那么人们就会依礼而行，外余有美好，犹如树干之外更有枝叶;天下无道，政治黑暗，人们不守礼法，行为不诚实，但言辞虚美，如树干之外更有枝叶。”同样地，如果道胜，那么文辞就会不期望它少，但是会自己很少;道不胜，那么文辞不期望它多，但是还会自己很多.虚美不实之文泛滥，不是因为道的赘余吗?从这就知道先生日有所进的原因了，但我不能妄自揣度。集子所录入的文章总共有若干卷，从先生中进士到辞官回家之后的作品都在集子里了。然而这里所保留的文章不到他所创作文章的十分之一，先生还自己认为是多余无用之文。

归有光《雍里先生文集序》

仲淹正直文言文翻译【第二篇】

欧阳修《文惩范公神道碑铭》原文及译文欧阳修

原文：

范公讳仲淹，字希文，世家苏州。公生二岁而孤，母夫人贫无依，再适长山朱氏。既长，知其家世，感泣辞母去，之南都。入学舍，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经之旨，为文章，论说必本于仁义。祥符八年，举进士，礼部选第一，为广德军司理参军，始归迎其母以养。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择利害为趋舍。

元昊反河西，延州危。公请自守，乃知延州。公为将，务持重，不急近功小利。于延州筑青涧城，垦营田。于庆州城大顺，以据要害，又城胡芦，夺贼地而耕之。贼以骑三万来，公戒诸将：“战而贼走，追勿过河。”已而贼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贼既失计，乃引去。于是诸将皆服公。公待将吏，必使畏法而爱己。所得赐赉，皆以上意分赐诸将。公居三岁，士勇边实，恩信大洽，乃决策谋取横山，复灵武，而元昊数遣使称臣请和，上亦召公归矣，初，公既得熟羌为用，使以守边，因徙屯兵就食内地，而纾西人馈输之劳。其所设施，去而人德之。

庆历三年春，召为枢密副使，五让不许。既至数月，以为参知政事。每进见，必以太平责之。公叹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后，而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赐手诏，趣使条天下事。其知政事，才一岁而罢，有司悉奏罢公前所施行而复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赖上察其忠，不听。

方公之病，上赐药存问。既薨，辍朝一日。以其遗表无所请，使就问其家所欲。赠以兵部尚书，所以哀恤之甚厚。公为人外和内刚，乐善泛爱。丧其母时尚贫，终身非宾客食不重肉，临财好施，意豁如也。

(欧阳修《文惩范公神道碑铭》)

译文：

范公名讳(是)仲淹，字希文，世代居住(在)苏州。范公出生两岁就(丧父)成了孤儿，母亲贫困没有依靠，改嫁长山朱氏。(他)长大后，了解了自己的身世，感伤流泪，辞别母亲离开(家)，到南都(去)。(他)进入学堂，要求自己更加严格。过了五年，(他)通晓了六经的要旨，写文章，论述一定以仁义为根本。祥符八年，(他)考中进士，被礼部选为第一名，做了广德军司理参军，才回家接母亲来奉养。范公年少时(就)有非凡的气节，对于(个人的)富贵贫贱毁誉快乐忧伤，一点都不动心，而是慷慨激昂有志于天下，经常自己诵读：“士人应当在天下人忧愁之前先忧愁,在天下人都享乐之后才享乐。”他侍奉皇上对待他人，完全按照自己的原则，不因对自己有利或有害而决定取舍。

元昊(在)河西反叛，延州危急。范公请求(朝廷允许)自己守城，于是做了延州的知州。范公做将领，务求慎重，不急于追求眼前的小功利。(他)在延州修筑青涧城，开垦军田。在庆州修筑大顺城，来占据要害之地，又修筑胡芦城，夺回叛贼的土地(派人)耕种。叛贼带领三万骑兵来袭，范公告诫诸将：“开战后，(如果)叛贼败走，追击(敌人)不要过河。”(开战)不久叛贼果然败走，追击的将士没有渡过河，河另一边果然有伏兵。叛贼阴谋没有得逞，就领兵撤退了。由此各位将士都很佩服范公。范公对待将士吏卒，一定让(他们)畏惧军法，爱惜自己。所得的赏赐，都按照皇帝的意思分别赏赐给各位将士。范公据守(延州)三年，士兵勇敢，边地富足，恩情威信遍及(延州)，于是决定谋划攻占横山，收复灵武，元昊多次派使者称臣求和，皇帝也就召范公回(朝廷)了。当初，范公使归附的羌人为朝廷效力，让(他们)把守边关，于是将驻扎边地的军队撤回内地谋生，因而解除了西部百姓供给运输粮草的辛苦。他(在延州)采取的各种措施，(一直到他)离开后(延州)人(还)十分感激他。

庆历三年春天，(皇帝)任命(范公)做枢密副使，(他)五次推辞(皇帝都)不答应。(范公)到(京城)几个月后，(皇帝)让(他)做参知政事。(他)每次进见，(皇帝)一定用(使天下)太平(的重任来)要求他。范公叹息说：“皇上重用我到极致了!但是事情有先后，(要)在长久安定(的情况下)改革弊政，不是朝夕可以(做到的)。”不久皇帝两次赐给(范公)亲笔诏书，催促(他)逐条陈奏天下大事。他做参知政事，才一年就被罢免了，有关部门上奏(朝廷)，全部废止了范公以前施行的改革措施，恢复了旧的政策。言官就(趁机)用歹毒的事诬陷他，全靠皇帝体察他的忠心，不听信(谗言)。

当范公病重时，皇帝赏赐药物慰问(他)。(他)死后，(皇帝)停止上朝一天。因为他临终的表奏中没有任何要求，(皇帝就)派人到(范公家里)问他家人的要求。追封(范公)兵部尚书(的官职)，用来表示对他哀悼抚恤(的待遇)很丰厚。范公为人外表谦和内心刚直，乐于行善，广有仁爱。母亲死的时候，他还很贫穷，终其一生，(如果)不是(招待)宾客(自己)一天不吃两顿肉，有了财产(就)乐于施舍，心胸非常豁达。

欧阳修《文惩范公神道碑铭》

仲淹正直文言文翻译【第三篇】

刘基《故鄞县尹许君遗爱碑铭》原文及翻译刘基

原文：

至正十三年，岁在癸巳。秋七月六日，鄞县尹许君卒于官，其配叶氏以栖归葬天台。越明年，鄞父考以董先生朝宗书，致乡贡进士杨君彝所为《行状》于刘基，愿立石纪君遗爱，请为之文。基于许君，相好最甚，欲有言，辄悲不能胜。董君使来趣文，曰:“鄞人知子如其尹.且不喜阿其所私，为可以传信于人，子必速为之”乃为此铭。

君讳广大,字具瞻，世为天台人，少惟好读书，稍长，能属文。年二十五，登进士第，授庆元路昌国州判宫、婺州路武义县尹,所至以廉能闻。其为武义时，母卒，君奉丧归天台。服阙，如京师。时盗起海上，连步莫能讨，国家乃更严考课法，命大臣各举可都守、县令者，连及其赏罚。于是朝臣多以君荐。以庆元为渐东剧郡，且薄海，与鄞最密迩，乃奏君尹鄞。

君至，则先平其差役，与民约:以乡部大小分次第，较厚薄以均轻重，量远近以命程限。罢吏卒弗遣，有事则亲署于帖，俾都役相传递,令如约来。民视署缓急，如署至，同官或有为，而君有故不及署，则皆疑弗至，须君署乃至。民有讦讼无不听，必召使来前，亲与辨折，委曲反覆，得其情然后行，虽倦惫无所荀。狱讼租赋有下于乡,悉如前约。群吏皆旁睨束手立，无敢容一味，大府亦无敢托以私者。以故乡人咸得安业。于是新县学,复甬东书院,延师教子弟，月朔望必亲视廪膳，课讲业，阐明伦理,敦笃行义，优礼耆德,兴拔后进，鄞士习为之一变。

会兵革四起，郡邑承藩阃命供军实兵器，使者项领相望。庆元又树栅捍江，浚隍筑城，百役并作。君令人民均力从役,毫发不容有所私。事有所不可，即挺身陈利害，虽数忤上官意弗惮。无何，逐得罪于分省左丞,命君以军资入海,而不与之师。及诸军遇贼溃散，独责君，令偿所失物，欲致之死。鄞老幼皆号泣诣阃，诉帅为解,得稍缓。比左丞以故去,君乃复署尹事。未越月，那使者至郡，君前欲白事,忽疾作,顿于地,卒,年四十有六。

君为人厚重,寡嗜好,饮食衣服可而止,故能以廉终其身。处患难，人不见其忧,为政惟务以信义动人，使自效，不矫激立成名。卒之日,家无馀财。

译文：

至正十三年是癸已年，秋季的七月六日，鄞县县尹许君在任上去世，许君的妻于叶氏扶其灵柩归葬天台。过了一年，夏天五月，鄞县的父老拿着董朝宗先生的书信和乡进士场彝所写的《许君行状》给我，希望能立纪念许君遭留后世的仁爱之风，请我写这篇铭。我和许君，关系至为亲密，每当动笔，就悲仿无法押制，董君源人来厘请文章，说:“县百姓知道您了解他们的县尹，并且不喜欢阿自己所偏的人，写下的文章能够流传取信于人您一定要快些究成这篇文章，”于是，我写下了这碑铭。

许君名叫“广大”，字叫“具瞻”，世代是天台人，少年时使只喜好读书，长大、吾于写文章.他二十五岁时中进士，被投予庆元路国州判官、要州式义县尹(所到之处以能千而闻名)他在式义任时，母亲去世，他奉灵归天台，守表期满，许君到京师当时盗烽起于海上，年无法讨平，国家于是严格考课法，命大臣各自保可以担任部中基全的人选，赏罚速及保举之人、于是朝臣大多推荐许君、国为庆元天渐东政务繁忙的那又靠近大海，和县地理位重最为接近，就奏请许君担任鄞县县尹。

许君到任后，光均平盖役，与百相约:接乡邑的大小分好等第，比较民力的厚薄来确定差役的轻重，度量地方的远近来约定时限，不差遣史卒，有事就亲自暑名于文书，让差役投传，令百姓前来。百姓查看文书来决定缓急，如果有时文书上只有其他宫员的署名，而许若因故没有署名的，就怀疑而不到来，一定看到许君的署名方才到差。百姓凡有诉，许君无不审理，一定要将双方找来，亲自为之判断分析，反复推理，查得实情才判定实行，即使倦也不且处理.案件、租赁下派到乡里，都按之前的约定。手下官更旁观束手而立，不敢随意插嘴，上级官府也不敢有所请托。所以乡里百姓都得以安居乐业。许君又翻新县学恢复东书院，请教师教育县里子弟、每月初一十五一定亲自视察康孫，督促讲习学业阐明伦理，鼓励学生行节义，待斗高他动的长者，提找后进，鄞县的士风为之一新。

连建战事四起，县承担地方晚帅的使命供应军实兵器，友出的使者后相数状元地区又树立栅栏守卫江河，护域河，修筑城池，各种猛役一起发起。许君让百平均分担羞，公平而不容任何和，如果事情不可为，许君就身陈述利害关系，虽然多上级的心意也不，不久，得罪了分省左丞，他命许君带物资入海，却不给他车队，等到各军遇試清败，只责计君，让他还所失物责，欲致许君于死地。县父老都到官府号，请求统帅许君，因此对许君的处理才得以稍稍缓解、等到左丞因故禹去，许君才重好理县尹事务，不到一个月，部里的使者到县，许君上前欲告事务，忽然疾病发作，倒地而亡，年四十六岁

许君为人忠厚稳重，嗜好不多，饮食服都适可而止，所以能廉洁终身，患难中，人们不见他忧虑，处理政务只用信义打动列人，让人们自己效力。不以偏激的方式树立成名。去世的时，家无余财。

刘基《故鄞县尹许君遗爱碑铭》

仲淹正直文言文翻译【第四篇】

欧阳修《本论》原文及翻译欧阳修

原文：

天下之事有本末，其为治者有先后。尧、舜之书略矣。后世之治天下，未尝不取法于三代者，以其推本末而知所先后也。三王之为治也，以理数均天下，以爵地等邦国，以井田域民，以职事任官。天下音定数，邦国有定制，民有定业，官有定职。使下之共上，勤而不困;上之治下，简而不劳。财足于用而可以备天灾也，兵足以御患而不至于为患也。凡此具矣，然后饰礼乐、兴仁义以教道之。是以其政易行，其民易使，风俗淳厚，而王道成矣。虽有荒子孱孙继之，犹七八百岁而后已。

夫三王之为治，岂有异于人哉?财必取于民，官必养于禄。禁暴必以兵，防民必以刑，与后世之治者大抵同也。然后世常多乱败，而三王独能安全者，何也?三王善推本末，知所先后，而为之有条理。后之有天下者，孰不欲安且治乎?用心益劳而政益不就，認認然常恐乱败及之，而辄以至焉者，何也?以其不推本末，不知先后。

而于今之务众矣，所当先者五也。其二者有司之所知，其三者则未之思也。足天下之用，莫先乎财;系天下之安危，莫先乎兵。此有司之所知也。然财丰矣，取之无限而用之无度，则下益屈而上益劳。兵强矣，而不知所以用之，则兵骄而生祸。所以节财、用兵者，莫先乎立制。制已具备，兵已可使，财已足用，所以共守之者，莫先乎任人。是故均财而节兵，立法以制之，任贤以守法，尊名以厉贤，此五者相为用，有天下者之常务，当今之世所先，而执事者之所忽也。

今四海之内非有乱也，上之政令非有暴也，天时水旱非有大故也，君臣上下非不和也。以晏然至广之天下，无一间隙之端，而南夷敢杀天子之命吏，西夷敢有崛强之王，北夷敢有抗礼之帝者，何也?生齿之数日益众，土地之产日益广，公家之用日益急，四夷不服，中国不尊，天下不实者，何也?以五者之不备故也。

今宋之为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乱，无抗敌之国;内削方镇，无强叛之臣。天下为一，海内晏然。为国不为不久，天下不为不广也。方今承三圣之基业，据万乘之尊名，以有四海一家之天下;尽大禹贡赋之地莫不内输，惟上之所取，不可谓乏财。六尺之卒，荷戈胜甲，力穀五石之弩、弯二石之弓者数百万，惟上制而令之，不可谓乏兵。中外之官居职者数千员，官三班吏部常积者又数百，三岁一诏布衣，而应诏者万余人，试礼部者七八千，惟上之择，不可谓乏贤。民不见兵革于今几四十年矣，外振兵武，攘夷狄，内修法度，兴德化，惟上之所为，不可谓无暇。以天子之慈圣仁俭，得一二明智之臣相与而谋之，天下积聚，可如文、景之富;制礼，作乐，可如成周之盛;奋发威烈，以耀名誉，可如汉武帝、唐太宗之显赫论道德，可兴尧、舜之治。然而财不足用于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于外而敢骄于内，制度不可为万世法而日益丛杂。一切苟且不异五代之时此甚可叹也是所谓居得致之位当可致之时又有能致之资然谁惮而久不为乎!

(《欧阳修散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有删节)

译文：

天下的事情有主次轻重，治国的方法也应分先后缓急。记载尧、舜的书交字简略。后代治理天下，没有不效法夏、商、周三代的，因为三代治理国家能够推究事情的主次，知道办事的先后。夏禹、商汤、周文武三王治理天下时，制定赋税来平均天下的负担，用爵位和封地来区分诸侯国等级，建立井田制使百姓定居，根据职责任命官吏。国家有一定的贡赋收入，诸侯国有一定的制度，百姓有一定的职业，官吏有一定的职责。使百姓供养朝廷，虽勤劳但不穷困;朝廷治理地方百姓，简便却不劳累。财力足够使用并可用来防备天灾;军队足以抵御外患但又不至于成为祸患。这一切具备了，然后制定礼乐，倡导仁义来教导百姓。因此，政令就容易推行，百姓就容易指使，社会风气淳朴敦厚，王道便形成了。即使有荒淫懦弱的儿孙继位，也能传七八百年才会完结。

三王治理国家，难道与常人会有什么不同吗?他们的财物一定从百姓那里取得，官吏一定从俸禄中得到供养。镇压^v^必定依靠军队，防范百姓必定使用刑法，这一切都同后世治国的人大体相似。然而后世常常多混乱失败，三王却能够安定，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三王善于推究事情的主次轻重，知道办事的先后缓急，因而做事有条有理。后代的统治者，谁不想天下安定而且治理得好呢?他们用尽心机，越是劳苦政事越不能成功，忧心忡忡地常常害怕^v^失败的发生，而^v^失败却总是发生，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推究事情的主次轻重，不知办事的先后缓急。

当代要做的事情很多，应该先做的有五件。其中有两件是主管官吏知道的事情，其他三件却还没有想到它们。满足天下的用度，没有比财物更要紧的;维系天下的安危，没有比军队更重要的。这该是主管官吏知道的事情。然而，即使财物丰富了，如果征收没有止境、花费也没有限度，那么百姓越来越贫困、官府便越来越劳累。军队强大了，却不懂得用它的方法，那么兵士便会骄横而产生祸乱。节省财力、善于用兵的方法，没有比建立制度更紧要的了。制度已经具备，军队已经可以驱使，财物已经足够之后，能够守住这种情况的方法，没有比任用贤人更紧要的了。所以调剂财物节制军队，制定法令来控制它们，任用贤人来保持法制的推行，尊重名位来劝勉贤才，这五件事相互作用，是统治天下的人经常要做的，也是当代最紧要的事情，却被执政的人忽视了。

现在全国并没有^v^，皇上的政令并没有残暴之处，并没有大的水旱灾害，君臣上下也不是不和。凭着这么安稳广大的天下，又没有一点事故，而南夷有人竟敢杀害皇帝任命的大官，西夷有人竟敢反叛称王，北夷有人竟敢僭号称帝分廷抗礼，为什么呢?人口的数目一天天增多，土地的出产一天天丰富，公家的消耗一天天窘急，以至四方异族不归服，中央朝廷不被尊重，天下财源不充实，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五件事没有做好才这样啊。

宋朝自建立以来，到现在八十年了。对外平定了割据称王的混乱局面，再没有与朝廷抗衡的国家;对内削弱了藩镇，没有强悍的反叛大臣。天下一统，全国平安。建立国家不是不久，天下不是不广大。现在继承三代圣主打下的基业，凭着皇帝的威名，据有四海一统的天下，从前大禹征收贡赋的所有土地没有不向朝廷纳税的，听凭朝廷去征收，不能说缺乏财物。身长六尺的士兵，握着戈矛穿着铠甲，力量能开足五百斤的强弩、拉满二百斤的弓的人有几百万，专听朝廷的控制和命令，不能说缺乏士兵。朝廷内外的官员，在职的人有几千名，三班院和吏部还常常有几百名官员等待派遣，三年进行一次科举考试，应考的人有一万多，其中赴礼部考进士的有七八千，专听朝廷挑选，不可以说缺少贤才。百姓没有见到战争差不多有四十年了，对外振作军威，驱逐敌人，对内完善法令制度，提倡道德教化，专等朝廷去做，不可以说没有时间。凭着皇上的仁慈、圣明、俭朴，得到一两个明智的大臣一起来谋划，那么，国家的积蓄，可以像汉文帝、汉景帝时那么富足;制作礼乐，可以像周朝那么兴旺;发扬国威，使名声照耀天下，可以像汉武帝、唐太宗那么显赫;讲究道德，可以出现尧、舜时的安定局面。但是，现在财物不够朝廷使用而百姓已经很困乏，士兵不能镇慑敌人却敢对国家骄横，制度不能成为万代的法制而一天天地芜杂。一切都苟且敷衍，与五代时没有不同，这很该叹息啊。这正是处在能达到治理天下的形势，逢上可以成功的时代，又有能成功的资本，然而究竟还害怕什么而长期不励精图治呢!

欧阳修《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