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和曲折发展心得体会范文范例【最新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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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和曲折发展心得体会【第一篇】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历史，对新中国发展史非常关注，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他明确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他明确指出，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个重要论断，是我们研究这段党的历史的根本指导。所以对于1956年到1978年，党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二十多年的历史，我们应该客观地评价、全面地看待。
从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这二十多年的历史，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二十多年的历史，有成功的经验，也经历了曲折。同时探索过程当中取得的重大成果也不能忽视。这些成果总结起来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和基本制度。首先是确立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政治制度。国体方面，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建立起来。政体方面，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得以建立完善。国家机构形式，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在单一制国家中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是在那个时代建立起来的。同时也确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些根本的基本的政治制度，为我们当前坚持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制度基础和保障。
第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进展。197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叶剑英同志代表党中央做了重要讲话。他讲到，我们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所以物质基础也不容否定。除了国防科技、除了工业建设，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也取得了长足发展。
第三，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重要的积极成果。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了“第二次结合”的这样一个重大命题，提出要调动一些积极因素，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分为两个发展阶段，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在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包括党的建设方面，都做了一些有益的、可贵的探索。
第四，创造了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国际环境。在毛泽东制定的国际战略思想和对外工作方针的指引下，党领导人民逐步冲破西方敌对势力对新中国的孤立、遏制、包围和威胁，有效地维护了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安全。特别是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到了1971年10月得到了恢复。
总之，对于这20多年的探索，最后我想用两句话来概括：对于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艰辛探索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20多年的历史，我们应当永远铭记；对共和国领导者这一代先辈们的探索精神，我们应当永远致以敬意！
党史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和曲折发展心得体会【第二篇】
内容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符合中国国情，是实现中华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的正确之路。它经过了党的不懈探索，最终确立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正确发展方向，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产生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四分五裂的旧社会，变成如今繁荣昌盛、团结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翻天覆地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党带领全国人民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不断推向深化。
一、探寻社会发展之途——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近代以来，在长期的奋斗中，中国人民得出了重要的历史结论即：惟有共产党、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这是我们党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它包含了几代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理想、追求和探索。事实证明，“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2]。
但是，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经历了曲折而艰苦的奋斗征程，才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一）第一代领导集体：奠基的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始于毛泽东。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开始对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探索。
首先，摆脱苏联模式，坚持走自己的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由于缺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照搬苏联建设模式便成为我国建设的必然。但是苏联模式的弊端在我国建设中逐渐显露，毛泽东在党内首先提出这个问题：“最近苏联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教训，少走了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3]毛泽东在总结苏联经验的基础上，主张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要走自己的路。
其次，提出了许多有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并揭示了解决矛盾的不同方法。毛泽东还提出了“两个阶段”的思想。“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4]这就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供了重要理论源头。
（二）第二代领导集体：现实的改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深刻总结借鉴建国以后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主题，从我国国情出发，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
20世纪70年代，我国的经济建设发展缓慢，社会落后的面貌和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较大的改变，对此，邓小平有清醒认识“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5]对于解决矛盾的方法，他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6]，所谓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7]这样的探索符合时代发展要求，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第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规律
首先，科学揭示社会主义本质。邓小平从理论与实践层面上系统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本质理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根本任务和价值目标的科学揭示，为我们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其次，关于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理论。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着眼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实行改革开放，确立了“三步走”发展战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定了战略目标。再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通过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两个不等于”思想，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理论上解决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另外，一国两制的独创性构想，开辟了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先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为解决祖国统一提出了最佳途径。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成果显著，“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思想的最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为我们开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崭新局面作出了贡大贡献。”[8]
（三）第三代领导集体：深化的发展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在实践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也丰富和发展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思想。
第一，继续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首要任务就是带领人民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要协调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第二，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问题
在世情、国情和党情发生重大变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及时向全党提出党建理论要创新，并作出加强党建的一系列重大决定。江泽民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使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四）新时期的领导人：科学的和谐
加强社会建设，实现社会和谐是党一直不懈奋斗的目标。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伟大旗帜，坚持科学发展，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第一，科学发展观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紧紧抓住“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个基本问题，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互动中探索新的发展理念，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经验基础上，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创新成果。反映了党对发展的本质内核和规律的把握，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第二，着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构建和谐社会是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反映了党对执政规律、执政能力、执政方略、执政方式的新认识，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重要思想指导。
二、明了社会发展之因——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总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党几十年来领导中国人民汲取深刻教训、总结丰富经验，不懈探索的成果，是党对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并由此积累了丰富经验。
首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成功的基本前提。作为党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属性，而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所取得的一切成果，就是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的最有力证明。
其次，坚持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强大动力。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特征，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注入了活力，通过改革开放实践，党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和“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进一步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和党自身的建设的方向，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实践，努力实现社会繁荣富强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再者，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功的根本保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过程中，党非常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始终坚持把最大限度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并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劳动经验，通过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保证人民群众利益的实现，使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创造有机统一起来，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的根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只要我们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人民的生活会越来越美好，我们的国家亦将愈来愈繁荣富强。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
[2]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N].人民日报，2007-10-25.
[3]毛泽东选集（5）[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267.
[4]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16.
[5][6]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82，
165.
[7]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3，5.
[8]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
党史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和曲折发展心得体会【第三篇】
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我要谈的话题是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这个题目要谈的是从1956年到1976年这20年的历史，讲的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过程。这一段的探索应该说很曲折，几十年之后，我们再来回顾这段历史是有意义的，能够使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由来有更深入的理解。
探索是从1956年开始的，探索的任务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这篇讲话中提出来的。他这样讲，最近苏联暴露了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问题，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很清楚，毛泽东想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走一条自己的路。那么，为什么这个任务这时候才提出？新中国成立到这时候已经快七年时间了，为什么这中间没有提出？当然，这是有原因的。我认为，这个时候提出探索任务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打破了过去对苏联模式的迷信。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搞的社会主义跟马克思的设想是一致的，实践过程中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共产党人都对苏联模式有着迷信，那就可以理解了。似乎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的，跟它不一样就是离经叛道。这个迷信对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毛泽东都造成了压力。毛泽东后来讲过，建国初，我们是照抄照搬苏联的，懵懵懂懂不满意，但是没办法。没办法，就是这个迷信的压力。
但是，这个迷信让苏共二十大打破了，让赫鲁晓夫所谓的“秘密报告”打破了。所谓“秘密报告”，其实题目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为什么说是“秘密报告”呢？因为事先没有正式列入苏共二十大的议程，苏共二十大2月25日结束，24日晚上临时通知开全体会议，赫鲁晓夫作了一个报告。作这个报告的时候，各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团长只让波兰、匈牙利的两位团长去听，我们的团长是朱德，副团长是邓小平，都没让听。所以被称为秘密报告。当然，这个秘密维持很短时间，美国中央情报局搞到报告的本子，6月上旬干脆在纽约时报上登了出来。
报告的核心内容是揭露批评斯大林的错误。斯大林1953年去世，1956年2月，苏共中央把他的错误讲出来，讲得很充分，讲得淋漓尽致，甚至讲得让人触目惊心。比如在民族问题的错误，强迫包括车臣印古什人在内的一些少数民族从他们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大规模地长距离地迁徙；比如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动不动就抓人，甚至动不动就杀人。斯大林晚年连苏共中央领导层的成员都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
这个报告出来之后，举世震惊。西方有的政治家利用这个报告攻击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所以报告引发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是，这个报告对中国共产党人、对毛泽东主要的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那就是促使他们警醒，促使他们反思之前从苏联学过来的这一套东西。还有一点，就是苏联模式的迷信也打破了。当报告内容传到中国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欢欣鼓舞，说了这样的话，这是一场解放战争，揭开了盖子，打破了迷信，使人敢于讲话、敢于思考了。苏共二十大召开两个月之后，毛泽东就提出要走自己的路，这两者之间绝对有内在的联系。
探索之初，我们取得了多方面的积极成果，特别是反映在1956年9月党的八大决策中。比如八大提出要实现工作重心转移。八大认为我们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斗争了，而是人们对于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解决这个矛盾，尽快把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在这里虽然没有工作重点转移这个说法，但思想是明确的。还比如八大强调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还有八大提出在经济建设方面，要既反右倾保守，又反急躁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还有在文化方面，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所以，我们现在认为，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八大前后，一些领导人个人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重要方面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思想和观点。所以，我们认为探索的开端是良好的。
可惜，在此后不久我们就发生了一些失误。先是1957年发生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今天对于1957年的整风反右，众说纷纭，甚至有人认为，当年中共中央发动整风运动，一开始就是一个阴谋，不是为了整风，而是为了整人。我觉得这个说法是立不住的。中国共产党发动整风的目的、愿望无可置疑。整风，为什么会发动？出于什么考虑？我们看一看当年国内外背景就清楚了。国际背景是苏共二十大，还有在此之后波兰、匈牙利发生老百姓闹事的情况，这些事情都促使毛泽东这些党的领导人反思、警醒，怎样避免在中国出现类似的事情。再一个我们国内也出现一些事，当年有人罢工，有人罢课，还有合作社的社员闹退社。领导人高度关注，深入调研，得出非常好的结论，认为我们党内有一些工作人员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把本来可以和缓解决的人民内部矛盾激化了。毛泽东在1篇文章里这样讲，你要修飞机场，要占农民的地，要拆人家的房子，前提是必须安置好，没有安置好就拆了房子，怎么不闹呢？别说是人，就是鸟，你掏了它的窝，起码也会叫唤几声。在这里很清楚，毛泽东把出这些问题的原因归到领导干部头上，没有怪老百姓。由此认定我们党内有不正之风，有官僚主义，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三风都得整，整了才能密切党群关系。我觉得整风运动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发动的，所以主观愿望动机，无可置疑。
整风，用的是开门整风的方式。毛泽东1957年4月30日亲自在天安门城楼上召集党外人士座谈会，动员他们给共产党提意见。说你们整风不整风，以后再说，起码短期内不要整，短期内你们的任务就是给我们提意见。特别是在文教卫生领域，你们专家多，内行多。从5月上旬到6月上旬，各级党组织开了一系列的座谈会，邀请党外人士提意见。党外人士提出的绝大部分意见是对的，毛泽东也给予了肯定，说反映出来的这些问题过去我们不清楚，甚至有的完全不知道，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又发展下去，我们这个党有可能毁了的。
但是，整风过程中也确实有极少数人，主要是极少数的民主党派负责人提出了中央不能接受的意见。有人讲了这样的意思，我欢迎你整风，但是如果真想整风，得从风源、根源上解决问题。什么是风源、根源？那就是一党领导的政治制度。有人要改变基本的政治制度，中央当然不会答应，把这种意见视为右派言论，作出反击，我认为完全可以理解。问题在于用了政治运动的方式，导致了严重的扩大化。据后来统计，当年总共划了55万多右派分子，最终，经过复查没有改正的不到三千人，大部分人被冤枉了。所以，1981年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反右是必要的，问题是严重扩大化了，伤害一些不该伤害的人。今天，中央也是这个基本结论。
1958年开始又发生了“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这个失误，持续时间更长，持续三年之久。
“大跃进”的失误为什么会发生？我认为有两个基本原因。一个是领导人在发展经济问题上太急了，毛泽东这一代人都很急。当然现在回头想一想，他们急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这一代人都经历过旧中国落后挨打的屈辱历史，建国初又遭受西方国家的包围封锁，5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和苏联的关系又出现严重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压力很大，不可能不急。1954年毛泽东说过这样的意思，我们的工业很落后，落后到什么程度呢？飞机、汽车、拖拉机、坦克这些东西造不了，我们只能造桌椅板凳、能造茶碗茶壶，还能够把麦子磨成面，就这个水平。毛泽东后来更加尖锐的提出，如果我们不迅速改变落后面貌，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地球的球籍。我认为他们这些领导人的心态完全可以理解。我们应该搞快一点，如果方法得当，也不是不可以搞快一点。
问题还有第二条，就是缺乏经验。我们打仗的经验很丰富；搞政治斗争，经验也丰富；发展农业生产，也可以说有一定的经验。但是，就是搞现代化工业没经验，过去基本上没有搞过。以为靠打仗冲锋的办法，就能把工业搞好，现在看来显然没那么简单。当年，“大跃进”的目标是要超英赶美，我们着急，要在钢产量方面迅速地赶上超过英国。确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先确定钢的产量指标，然后其他方面服从保证。农业、轻工业受了冲击，在所不惜，这个思路绝对有问题。后来钢产量确实是上去了，但是农业、轻工业遭受严重的损失，再加上有的地方出现严重灾害，还有1960年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我们的经济一度非常的困难。“大跃进”是典型的欲速则不达的教训。我们出于这样的愿望犯下“大跃进”的错误。
还有第三个失误，急于过渡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个失误发生在“大跃进”过程中，甚至可以说“大跃进”引起的。
我觉得公社化运动有两个起因，一个是适应所谓“大跃进”的需要。“大跃进”在一开始表现为大办水利。大办水利的时候，有些地方感觉到小规模的合作社不方便。比如说一个社，平均二十来户人家，要想干一个稍微有点规模的工程，干不了。还有如果你修水渠，要从别的社的工地上过，如果人家不受益，也干不成。为了解决这样的矛盾，有些地方自发并大社，把若干个小规模的合作社并成一个大的。1958年上半年，不少地方就并起来。有的叫大社，有的叫公社，叫公社的名字也各不相同，有叫共产主义公社的，有叫人民公社的。1958年8月，毛泽东在山东、河南、河北视察的时候，就见到形形色色的一些大社。地方干部问毛泽东叫什么好？他说，还是人民公社好。随行的记者报道出去，结果在中央做决议之前，很多地方就纷纷仿效，公社就已经办了很多了。
再一条具体原因，那就是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在此之前，包括我们在内，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急着这方面的过渡，有些比我们还急。自发办起来的人民公社，被认为有几个优点、特点便于过渡，一是所谓的’一大二公”，大是规模大，平均一个公社相当于过去的26个合作社，规模扩大了20多倍。公有化程度当然就高了，小集体变成了大集体。第二个特点是”政社合一”，过去的高级社只是一个经济组织。而人民公社既是经济组织，又是地方政权，取代了原来的乡镇政权。第三个特点是“工农商学兵结合”，一个大公社里面，工农商学兵全都有。当年认为有这样特点的农村人民公社便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所以1958年8月，北戴河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明确提出我们应该大胆利用人民公社这种形式，探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公社化运动，时间很短，就一个月的时间，9月1日报纸登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国庆节以前，公社化就基本实现。时间虽然短，但问题很严重。一个问题是办社过程中的“共产风”，几十个社并在一起，全部拉平，穷的沾光，富的就吃亏了。第二，分配上的严重平均主义。公社化初期，分配的基本核算单位是公社，大锅饭，吃饭不要钱，有些地方甚至搞点别的不要钱。明摆着当年的农村生产力水平支撑不了那么多的不要钱。连吃饭不要钱这一项，1959年的春天以后，就普遍难以为继，但是1958年夏秋还是维持了一段时间。因为这两季大多数地方都是大丰收，而且秋收和夏收中间隔的时间很短，夏收粮食还没有吃完，秋收的粮食又来了。这一段时间内给了人们一种假象、错觉，似乎梦寐以求的共产主义就要实现。当年，还有人提出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的一些做法庸俗化了。
公社化的一些极端问题，比如“共产风”，后来毛泽东反复批评、反复要求纠正，也纠正了一些。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从公社最终下放到生产队，规模大体上相当于过去的高级社。但是人民公社的根本弊端，大锅饭的这种体制始终没能得到解决。后来农村生产力长期发展缓慢，相当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个。所以，公社化的负面影响是不小的。
从1961年初开始，到1966年5月“文革”爆发之前，这五年多的时间内，党的工作呈现出了比较复杂的情况。在经济上这一段时间我们搞调整，把“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关系给调整为正常。这一段做得相当不容易，有些举措今天想来，似乎都不可思议。比如说1961、1962年这两年，为了减轻国家对城镇居民粮食供应的负担，曾经大批地动员城镇人口到农村去。动员什么人？动员此前从农村招工招来的工人和他们的亲属，两年时间我们动员了将近三千万人回农村。毛泽东、周恩来当年感慨万千，说我们的老百姓真好，三千万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像欧洲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搬迁。确实，我们的老百姓很好，体谅国家的困难。但是，这件事我认为当年能干成，光老百姓好是不够的，我们干部队伍也好，干部队伍跟老百姓是同甘共苦的，没有多少腐败，也没有多少特权。包括毛泽东在内，当年我们的一些领导人也都是一同克服困难。我们很多网友知道，毛泽东曾经八个多月红烧肉都不吃，就是这个时期。
另外，这段时间包括毛泽东在内，也包括别的领导人，大家都努力总结此前犯错误的教训，特别是“大跃进”的教训。毛泽东发奋读书，读苏联人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边读边思考，提出了很多深刻的观点。比如说，他认为社会主义是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比较不发达的，一个是比较发达的。中国显然处于前一个阶段。在这之后，向共产主义过渡，毛泽东再也不提了。还比如，他认为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至少要上百年的时间，超英赶美，在此之后也不提了。还比如，他强调社会主义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不要怕资本主义，他认为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我认为这些观点都是有意义的，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过去别的人没有提出过。所以总体上来讲，党这段时间对经济工作的指导，我认为是好的，是正确的。
但是可惜，这一段政治上我们又发生了失误，从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开始，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扩大化错误迅速发展起来。起点是八届十中全会，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次全会，毛泽东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左”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且被全会所接受，写入了全会的公报。里面是什么内容呢？核心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个理论在当年之所以能够提出，之所以会被全会所接受，我认为客观、主观两方面都有原因。
客观上的原因，就是阶级斗争存在，而且可以说，在一定范围内尖锐化。突出的表现是台湾当局图谋反攻大陆的行动。1962年，蒋介石派了一股又一股的武装特务在东南沿海地区登陆骚扰，叫嚣反攻大陆，这毫无疑问是阶级斗争。另一方面，他提出这个理论与他错误看待和一线领导人的分歧有关。这个时期，毛泽东退出二线，一线让刘少奇主持日常工作。毛泽东在二线除了读书之外，还在观察一线领导人，观察到1962年，不满意了，而且很不满意。他在讲话中就批评一些领导人。在什么问题上批？最集中的是“三自一包”的问题。包是包产到户，这个时期安徽搞了包产到户的试验，效果非常的好，有些领导人了解情况后热情地肯定和支持。刘少奇曾经讲过，应该起草一个文件，全国推开。陈云曾专门面见毛泽东建议推广。毛泽东听了陈云的话，当时没作表态，第二天传出来，认为陈云的意见是完全错的。还有邓小平，曾经在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和共青团中央的会议上讲过这样的话，不管黄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所谓猫论就是这个时候针对这个问题讲出来的。还有当年主管农村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态度更积极。除了给中央写报告要求推广以外，还在中央国家机关、部队、包括中央党校五个大单位作报告，论证这是社会主义农村集体经济的一种形式，不是单干。后来毛泽东批所谓“单干风”，批得很厉害。说现在党内刮起一股“单干风”，越到上层越大，包产到户不出半年就可以看出阶级分化，主张包产到户的人是站在地主、富农的立场上，替他们打主意。
三个“自”呢？一个“自”，自留地，人民公社时期，除了大部分地集体统一耕种之外，社员家庭有少量的自留地，种种蔬菜什么的，在大锅饭的体制之下，自留地种的就是比集体的地种得好。所以当年有的地方，虽然没搞包产到户，但是增加社员自留地的面积，一样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第二个“自”，自负盈亏，强调企业利润核算，不能像“大跃进”时期那样算政治帐，经济帐可算可不算。第三个“自”，自由市场，活跃城乡经济交流。这个所谓“三自一包”，都是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提出的政策主张，克服困难的措施，但是在毛泽东眼里头成了修正主义的纲领。这些领导人自然而然成为毛泽东心目当中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
毛泽东这个理论被八届十中全会接受了，毛泽东个人的兴奋点、关注点从此也就转向了阶级斗争。1962年冬天，他离开北京到南方走了一趟，发现多数省份的负责人忙着克服困难，只有两个省的负责人有政治头脑，开始抓阶级斗争了。一个是湖南省，一个是河北省。1963年春天，开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表扬了这两个省的负责人。一表扬，其他省委书记就明白该干什么了，于是有越来越多的省委书记去抓所谓阶级斗争。这时候有什么阶级斗争可抓呢？农村有的基层干部有点多吃、多占行为，工分帐目不是那么清楚，这是阶级斗争。出身好的，说他们是阶级蜕化变质分子。出身本来就不好的呢，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还有农民搞点长途贩运，赚点辛苦钱，投机倒把，也是阶级斗争，结果不少省份就给中央写报告反映这样所谓的阶级斗争。这些报告使毛泽东误以为，原来农村实际存在的阶级斗争比他估计的还要严重。这就发生了一个“左”的理论指导“左”的实践，“左”的实践反过来又推动了“左”的理论发展的一个恶性循环。循环到1964年底、1965年初，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研究四清运动。他就在自己主持起草的文件当中作出了这样的判断，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层层有，从公社一直到中央。讨论的时候，周恩来总理觉得中央也有走资派，这个判断很可怕，不管是谁，肯定是大块头的。他就提出来，能不能加几个字限定一下，中央的部门也有，充其量就是部长了。加了，毛泽东也认可了，但无济于事，这个时候毛泽东心目中的中央的走资派起码有两个已经明朗化了。头号刘少奇，二号邓小平。1970年美国记者斯诺问毛泽东，你是什么时候下决心打倒刘少奇，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脱口而出，1964年底1965年初，就是这个时候。所以我们看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左”的错误可以说是直线发展、恶性发展，一直发展出个“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整整持续了十年。从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的时间里，党和人民的主要精力没有放在建设上，而是不断开展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
当年毛泽东为什么会发动“文化大革命”？出于什么意图、什么考虑？这个问题可以说极端复杂。现在海内外对“文革”起因的说法很不相同。诸多说法当中，大概有一种说法是比较有市场，那就是“权力斗争说”。有人用权力斗争来解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解释“文革”的起因。他们这样讲，“文革”是中共高层特别是毛刘之间争权夺利的结果。“大跃进”失败，毛泽东退居二线，威望空前低落，而刘少奇主持日常工作，收拾残局，威望日益提升。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感觉到大权旁落了，刘少奇越来越不听招呼了，于是下决心把他打倒，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个解释似乎顺理成章，因为毛泽东也不讳言，他发动“文革”的直接目的就是打倒刘少奇，夺他的权。
但是，我认为这是直接的原因，表面的现象，光看这个或者说用这个来解释“文革”，解释不清楚。比如说如果毛泽东发动“文革”仅仅是为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为什么还要打倒一大批老干部？为什么老干部“文革’初期就被打倒了，”文革”还要持续十年之久?为什么持续十年毛泽东都不罢休，后期又讲这样的政治大革命要过七八年再来一次?我认为这都讲不通。另外我们还有材料证明，毛泽东在1962年之前对刘少奇、邓小平是非常欣赏，甚至把他们是当接班人对待的。1957年的时候，毛泽东访问苏联，赫鲁晓夫问过这个问题。1961年，英国访华的元帅蒙哥马利也问过这个问题。毛泽东都很明确，他之后是刘少奇，刘少奇之后是邓小平。人家再问，邓小平之后是谁？毛泽东讲那就不知道了，管不了那么多。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不满，是从1962年以后才开始的，不满的原因就是刚才提到的所谓”三自一包”的问题。所以，是有分歧，但是在我看来，这个分歧决不是所谓的权力斗争，可以说是政见之争，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发生了分歧。
我们今天看，毛泽东当年的判断当然是不对的。刘少奇、邓小平为了克服困难、调整经济所采取的措施，不是所谓修正主义的东西，他们也决不是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什么毛泽东会作出这样的判断？我想根源就在于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他的社会主义观出现了一些问题。我根据他在“文革”当中包括“文革”前夕对社会主义的若干论述，概括出来两个基本方面：一个固守苏联模式的基本特征。什么基本特征呢？我概括为四个“单一”，单一公有制，单一计划经济，单一按劳分配，单一农业集体经营。这四个“单一”，我们今天肯定是当苏联模式的特征看，而当年毛泽东把它当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去固守、坚持。在他看来，苏联管得死的毛病可以解决，但这四条不能动，动了就是修正主义。那么好了，拿了这所谓四个“单一”去衡量刘少奇、邓小平搞的一套东西，他当然就认为是修正主义。衡量赫鲁晓夫、铁托，也是修正主义，或者说更是修正主义。当年满眼都是修正主义，现在来看标准出了问题。
再一个，毛泽东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追求。我觉得毛泽东特别强调三点，一点是，社会成员收入差距不能大。为了缩小差距，甚至他带头降低自己的工资。第二条，政治上完全平等，主要是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他批评有些地方干群关系像猫鼠关系，老百姓见了领导就跟老鼠见了猫一样。毛泽东特别怀念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那时候没有工资制，也没有军衔，顶多是干部、战士吃饭，有大灶、小灶之分。小灶也好不到那里去，但是大家的干劲就是高。而进入和平时期，执政以后，毛泽东对有些现象不满意。比如说把供给制改为工资制，要评定每一个人的工资标准，有人嫌定低了。还比如评军衔，也有人认为应该给自己评高一点。毛泽东对这些现象深恶痛绝，后来干脆把军衔制取消。还有第三点，毛泽东强调意识形态的高度纯洁，一出戏、一本书、一部电影，他都关注，都怕弄出所谓“封、资、修”的东西。为什么叫“文化大革命”？那就是先从文化领域搞的革命，或者先革的文化的命。我觉得这三个方面合起来就是毛泽东心目当中的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认为毛泽东的失误不在于有这三方面的理想。这三方面的理想，如果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在非常漫长的将来实现，我认为不能说它有多少问题。我觉得毛泽东的失误在于，不具备实现这个理想的条件下楞要去推行这个理想，那必然有阻力，行不通。比如说收入差距过于小，小到平均主义的地步，还能调动得起积极性吗？还有效率吗？我认为不可能。还比如政治上完全平等，那是对的。毛泽东强调干部要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将军要下连当兵，短时间内去体验一下，我认为也不困难。当年我们有些将军就拿掉将军的肩章，戴上士兵的船型帽当兵去了。长期这样做可能吗？当然不可能。还有精神上高度纯洁，是需要纯洁一些，但有没有必要那么纯洁呢？比如说“文革”之前，曾经批那个鬼戏《李慧娘》，李慧娘冤死之后化作鬼向贪官讨公道，政治上有什么害处？曾经没完没了的批。所以，这样一些东西在推行过程中必然有阻力。干部这儿遇到阻力，开始强调教育，但教育来教育去，发现老干部好象是变修了，把他们打倒，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再提拔王洪文这样的一些所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但后来毛泽东对王洪文很失望，因为这些人能力比不上老干部不说，享乐腐化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农民开始也重视教育，每到冬春农闲时节，发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但是教育来教育去，发现农民老想着多养几只鸡、下点鸡蛋，到集市上卖掉，买点别的生活用品。后来毛泽东得出这样的结论，列宁讲个体农民的结论，小生产者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后来提出要割所谓资本主义的尾巴，要限制每家每户养鸡的数量，甚至一度关闭集市贸易。
用这样的方法想去实现理想社会，当然不可能实现。所以在毛泽东晚年，在他看来不是离理想社会更近了，而是更远了，所以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之中。1975年，这时候毛泽东身体已经不好了，他回顾总结自己的一生，说一辈子做了两件大事。一件事把蒋介石这些人赶到几个岛子上去了。这件事他很自信，说有不同意见的人不多，顶多有人唧唧喳喳希望早点把这些岛子收回来。这件事确实是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是建立新中国。而第二件事就不自信了，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他认为有不同意见的人不少，甚至在他身后交接班有可能在血雨腥风当中交接。他知道“文革”当中不少现象是不能肯定的。比如他多次批评过武斗，批评过列车不正点，甚至铁路不通车，也批评过外国的轮船到我们码头上没有人卸货，码头工人闹革命，误了人家的船期，得赔人家的钱这些现象。在毛泽东看来，都是不能肯定的，要纠正的。所以1975年他给邓小平提了一个要求，要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做一个关于“文革”评价的决议。他定的调子是七三开，七分肯定“文革”就够，不要求全面肯定。但他没有想到，邓小平拒绝了，不做这个决议。邓小平讲出这个理由，自己是桃花源中人，“文革”打倒的对象，不适合做这件事。这个理由也是站得住的，但明摆着，邓小平内心深处就是不愿意肯定“文革”。不要说肯定七分、五分了，三分、一分他都不愿意肯定。后来看得明白，“文革”结束后，他再复出的时候，强调彻底否定“文革’。邓小平为了这个拒绝，付出了代价，再次被打倒。但是对毛泽东来讲，那就更加失落了。
1976年春节，毛泽东在病中看了一场电影，工作人员回忆，电影的名字叫《难忘的战斗》，我记得我小时候也看过这部电影。当毛泽东看到电影当中解放军进城，受到老百姓自发热诚欢迎镜头的时候，他放声大哭。他哭什么？我认为是触景生情，联想到他努力追求的理想状态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军民关系，不光没实现，反而不如建国初，更不如建国前。他眼前的现实跟他的理想巨大的反差，让他伤感，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无力回天了。毛泽东在“文革”初曾经很自信，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乱了敌人，教育了人民。后来他发现，乱的不是自己吗？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招了，所以只有伤感而已。
这反映了什么？反映1981年中央的历史决议所作的一个判断。“文革”对毛泽东个人来讲是个悲剧，他愿望是好的，方法错了。他始终认为是在反修、防修，是为了保证党不变修、国不变色。“文革”之前他看到了党内的一些阴暗面，比如说有些领导干部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甚至有的人鱼肉百姓。毛泽东容不下这个，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方法错了。这些问题是要解决，但主要不是靠大批的所谓打倒、换人，而主要靠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制约。如果监督制约跟不上，光靠换人，我想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新换上一波人可能比较收敛一些，但时间久了照样会出问题。所以我们看毛泽东的失误，恐怕就失误在这里。“文革”对毛泽东个人来讲是一个悲剧，对我们党、国家、老百姓来讲也是一个悲剧，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以上，我粗线条地勾勒了我们这20年探索的过程。这段走得很艰辛、很曲折。为什么我们中间出现那么多的问题？刚才，具体的原因讲到了，包括毛泽东主观上的原因也讲到了，在这我想有必要讲几条客观的原因。我想，都讲到，可能会更周全一点，看问题看得更明白一些。
第一条，搞社会主义建设没经验。我们打仗的经验很丰富，政治斗争经验也很丰富，但是搞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是不足的。开始我们跟着苏联学，学到1956年意识到不能学了，必须走自己的路。自己的路是什么样的路？谁在短时间内能说得清楚！邓小平曾经讲过，“大跃进”时期，毛主席头脑发热，难道我们没有发热？都发热。有些错误是大家一同犯的，我想这就是缺乏经验的问题。
第二条，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这一点刚才实际上讲到了，所谓四个“单一”就是这个问题。在这里我想从别的角度再作一点补充。我们看当年发生过的事情，别的社会主义国家哪一个没有发生？其实都发生了，有的甚至比我们还厉害。什么原因？就在于当年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搞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根源，病根是一样的。
第三条，长期封建主义的影响。这一点上，我们所受的影响更多一些，更深一些。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封建专制主义的历史特别的长，虽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我们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又铲除了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它的经济根基，但是封建主义的思想残余决不是短时间内能消除的。应该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失误就跟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有关系。比如说个人专断家长制，当然是封建残余的影响。还有个人崇拜也跟这有关系，我们有个人崇拜的土壤，所以当年才会搞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第四条，两大阵营尖锐对抗的环境。我们这20年的探索，始终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的，这样的环境就容易使我们产生两个方面的偏差。一个是容易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反映过度。美国要演变我们，苏联要颠覆我们，我们当然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但是当年只要有风吹草动，就容易用政治运动的办法来对付，结果一搞就扩大化了。还有，容易发生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截然对立开来的偏差，我们老要警惕资本主义复辟，但是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我们没搞得很清楚。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批的很多所谓资本主义的东西，其实是今天眼光当中的资本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
第五条，普遍低下的科学文化水平。当年我们对现代化工业了解甚少，对现代技术革命更是不清楚。所以，才犯了很多低级错误。比如当年的土法炼铁，跟眼界、素质有关系。
我讲这几方面客观原因，就是想说明当年我们的失误决不仅仅是毛泽东一个人的，甚至也不仅仅是党中央领导集体的，而是我们这个党、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在那个特定阶段里头，因为各方面的原因所难以完全避免的失误。我觉得这么看，问题可能看得更周全一些，也看得更清楚一些。
这段的探索肯定是没有成功，但是，没有成功的探索也有重要成就，也有积极意义。
实践中的成就，在我看来主要是建立了工业化、现代化的基础，具体说来，可以表现为这么四点：
第一点，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毛泽东当年特别强调要建立这样的体系，因为在他看来，我们是大国，大国就得有自己的重工业、装备工业。否则，你靠谁都靠不了，有钱也买不到。美国人不会卖给你。应该说，在毛泽东有生之年，我们这样的体系基本建立起来，工业门类比较齐全，布局也相对比较合理。1954年毛泽东说不能造的东西，很快从1956年开始就都能造了。
第二点，“两弹一星”的突破。特别是原子弹，我们当年是在困难时期起步，独立自主地发展我们的尖端武器。陈毅元帅曾经讲过，哪怕我们穷得把裤子脱下来当掉，也得搞自己的原子弹。北京的一些顶尖科学家离开了家，到了西北戈壁滩，连家里人都不知道干什么去了。1964年，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这是了不起的成功。后来邓小平讲，没有“两弹一星”，就不会有中国真正的大国地位。
第三点，培养了很多人才。各方面的人才都有，有的至今还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第四点，还有外交上的成功。主要是中美关系的突破所导致的整个西方世界跟我们关系的改善。中美两国从抗美援朝开始激烈对抗，对抗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毛泽东意识到事情有了转机。这个时候美苏争霸，而中苏到了爆发大规模战争的边缘。中美两国在对付苏联问题上有了共同利益、共同语言。所以，毛泽东抓住时机，导演了乒乓外交，小球转动大球，美国总统尼克松在没有同我们建交的情况下，居然跑来访问。这件事震惊世界，很多西方大国纷纷跟我们建交，整个西方世界跟我们的关系根本上改善。这就为后来的对外开放创造了前提。这些成就我认为都是实实在在的。
还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和人民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笔精神财富。这个时期涌现出了很多至今我们耳熟能详的英模人物的名字。比如说王进喜，比如说焦裕禄，比如说雷锋，还比如钱学森、邓稼先等等。这些人为我们国家民族的强盛复兴，付出了自己的努力，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几年我经常有机会去大庆，大庆的铁人纪念馆去了好几次，我对王进喜的事迹可以说很熟悉，但是每次去都受感动。王进喜为了拿下大油田，为了把中国贫油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他讲宁愿少活20年。王进喜仅活了40几岁，应该说少活的不只20几年。对这段成就，我们应该给予肯定，否则不光有违历史的真实，而且也对不住当年的这一代人，对他们也不公道。
另外，这个时期的探索，在理论上也有积极意义。这一段探索当中取得的一些积极的理论成果，为邓小平这些领导人所继承，后来在这个基础上发展成了邓小平理论。再一个，邓小平等领导人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纠正，成了创立新理论、开辟新道路的契机。还有第三条更重要，那就是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育了党和人民，包括教育了邓小平这样的领导人。现在想一想，为什么“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能够走出一条改革开放的新路？我认为很重要的一条就在于他们总结了过去犯错误的教训，特别是“文革”的教训。大家知道，邓小平的经历很特殊，“文革“当中被打倒了两次。这样的特殊经历，在党内使他对“文革”教训的思考比谁都多，也比谁都深，我认为是大彻大悟。他后来讲过，没有对“文化大革命”教训的正确总结，就不会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我们如果有时间翻一翻《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我想很容易发现这个现象。那就是邓小平爱谈历史，他的很多重要的基本的论断就是这个过程中谈出来的。比如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法制也不是社会主义，这都是他的基本论断。而且这些论断用的都是否定的句式结构。针对当年的教训，说这些东西不是社会主义，或者说社会主义不应该是这个样的。再后来，又总结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再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是怎么样。我觉得邓小平理论可以说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谈出来的。几年前一位越南人问过我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起步最早？我们是1978年，越南是1986年，苏联是1985年。我就回答，就因为我们发生过一场“文化大革命”，这个所谓的大革命，使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头撞了南墙，撞得头破血流，把很多人撞醒了。所以，我们率先觉醒，率先纠正过去的错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走出一条新路来。所以，“文革”这个错误，我们看没有白犯，这个代价没有白付，换来了巨大的历史进步。
所以，综合来说，这一段探索虽然我们走得很不容易，走得很艰难，犯过错误，付出过代价，但是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国家的历史上、民族的历史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段落，这中间有成就，有教训。但是，我想无论是成就还是教训，对后来我们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重要的影响。我们应该全面地、理性地、公正地来看待这段历史，这才不会发生苛求于前人的问题，才不会发生割断历史的问题。
这是我对这段探索的一些理解、感悟。
党史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和曲折发展心得体会【第四篇】
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形成的，但其基础和源头可以追溯到此前的历史时期，即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党和人民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期。虽然没有正式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但在建国之后的27年时间里，在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和基础上，毛泽东基于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基本现状，带领党和人民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等问题，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的探索。
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基于我们一直照搬和借鉴的苏联体制弊端已严重暴露，毛泽东果断提出“走自己的路”，强调独立自主地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的探索是从调查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开始的。从1956年2月开始，他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听取了工业、农业、商业、运输业等34个部委的工作汇报，在此基础上，于195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其内容涉及到十个方面的重要问题，全面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的实际情况。报告提出的一系列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和政策，初步展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框架。1956年9月，党的八大将正确处理这十大关系的思想作为指导方针，明确规定了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并围绕这一中心任务，进一步制定了具体的经济政策，健全法制的政治政策，发展科学和繁荣文化艺术的政策，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政策等，都是对《论十大关系》正确思想的进一步发挥。此后，1957年2月，毛泽东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划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论述了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农业合作化问题、工商业者问题、知识分子问题、节约问题，等等。这是继《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及党的八大所制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之后，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的又一光辉成果。总之，直到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开始，相关探索都是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从1958年开始，随着“大跃进”的发动，“左”的错误开始严重泛滥，毛泽东逐步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虽然也曾多次努力扭转和纠正，但却始终未能摆脱“左”的思想的困扰。
毛泽东一直孜孜不倦地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等问题苦苦探索，其探索的理论成就主要集中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及党的八大所制定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上，如提出了中国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步骤及实现现代化的基本方针、提出了中国的工业化道路问题、重视社会主义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重视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结构、生产和流通体制改革、重视商品经济、重视政治建设、重视文化建设，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阶段性问题，等等。这些都成了学界研究毛泽东与社会主义命题的关注点。但有些学者的研究往往也就此为止，认为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的历史时期发生了像“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严重失误和错误，所以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的探索也就停止了，对此笔者并不能苟同。虽然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开始，毛泽东的探索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严重失误，但主观上讲，他仍在努力探索，只不过这一过程是在曲折中进行的。从1956年开始至1976年毛泽东逝世，这20年时间应该全部看作是毛泽东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其大致经历了探索取得积极成果、探索的成功与失误并存及探索误入歧途三个阶段。而且我们不能将毛泽东在探索中所犯的失误、错误与整个探索时期等同起来，不能因为探索中的错误而将整个探索实践否定。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毛泽东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任何先例可循，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所以探索过程也是异常艰辛的。他在探索中提出的许多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尽管还存在不成熟的地方，甚至有的还不系统，但却为改革开放后我们党重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这一点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已经作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毛泽东的探索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应当作为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也必然会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探索带来许多重要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了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探索的坚持、改革、发展。强调既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习近平提出的这一命题，其基本要义就是要求我们客观对待和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探索实践。因此，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之际，总结改革开放前毛泽东带领党和人民先行探索社会主义的实践，既是对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缅怀，也是坚持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两个不能否定”的基本要求。客观地讲，毛泽东作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战略家，毕生都在为民族的独立、国家的繁荣和富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不懈奋斗，他了解群众疾苦，关注民众生活，他开启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河，他的历史功绩也必将会永远载入党和国家的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