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约合同实用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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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约合同1

依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要签订劳务合同的时候，是需要约定工作时间、工作内容、福利待遇等内容的，以保障劳动者利益。

二、法律依据：

《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劳动合同应当具备以下条款：

(一)用人单位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二)劳动者的姓名、住址和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号码；

(三)劳动合同期限；

(四)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

(五)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

(六)劳动报酬；

(七)社会保险；

(八)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

(九)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纳入劳动合同的其他事项。

要约合同2

2004 年6月，毛小姐为了购买住房，与某房产中介公司签订了一份《房地产买卖居间协议》，约定由中介公司作为居间人将庄先生座落于浦明路的一套房屋介绍给毛小姐，房款为人民币245万元，双方在《协议》中约定了付款方式、意向金的数额及处理办法等事项。其中，还在第十条约定：“由于毛小姐的原因导致房地产买卖合同未签订的，毛小姐应向中介公司支付总房款3％的违约金”。协议签订后，毛小姐按约支付给中介公司意向金5000元。后由于毛小姐与上家庄先生在付款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买卖合同没有签成。中介公司遂诉至法院，以毛小姐拒绝签订买卖合同为由，请求判令毛小姐按照约定支付违约金49000元。

[争议]：

双方的争议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中介公司与毛小姐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居间协议》第十条约定的“由于毛小姐的原因导致房地产买卖合同未签订的，应向中介公司支付总房款3％违约金”是否有效；

二、中介公司在被毛小姐及案外人因故未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时，是否可收取相应费用。

中介公司表示，《房地产买卖居间协议》中约定“如三方有任何一方不能履行协议约定的，应对对方承担违约责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的规定，据此追究毛小姐的违约责任是有法律依据的；毛小姐的违约行为致使自己前期所做的居间工作无果，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毛小姐应按《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毛小姐则认为，《协议》中约定，房屋买卖一旦不成，自己及上家均应向中介公司支付违约金，显然是“霸王条款”，要求法院予以撤销。

[裁判要点]：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本案中，《房地产买卖居间协议》系中介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其中第十条约定的内容，剥夺了买卖双方进一步协商的权利，意味着房屋买卖必须成交，否则委托人即应承担违约责任。而中介公司却使自己居于无论居间行为是否成功均可获得相应报酬的有利地位，显与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律规定相悖，故该约定的条款无效。中介公司依此收取违约金的主张不受法律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的，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报酬。”、“居间人未促成合同成立的，不得要求支付报酬，但可以要求委托人支付从事居间活动支出的必要费用。”鉴于房地产居间人在居间活动中往往要为委托人提供权籍调查、使用情况调查、行情调查、确定成交意向、订立交易合同等基本服务内容，而要完成这些服务内容，居间人需有一定的经济成本支出。因此，中介公司在毛小姐与上家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之前，只能向毛小姐主张其进行居间活动所支出的经济损失。

法院判决，对中介公司要求毛小姐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评析]：

要约合同3

一、要约邀请的意义

要约邀请是事实行为还是意思表示，至今还存在着对立的观点。有的学者指出，要约邀请性质上为事实行为，而非意思表示。要约邀请不是一种意思表示，而是一种事实行为，也就是说，要约邀请是当事人订立合同的预备行为，在发出要约邀请时，当事人仍然处于订约的准备阶段。还有的学者将要约与要约邀请作出比较：要约是旨在订立合同的有法律意义的意思表示行为，行为人在法律上须承担责任；而要约邀请则是当事人订立合同的预备行为，行为人无须承担责任。因此，要约邀请在性质上是一种事实行为。要约邀请本质上仍然是一种事实行为，但它是具有一定的法律意义的事实行为。

以上观点的理由并不充分：第一，要约邀请是一种预备行为、当事人处于订约的准备阶段，这并不是要约邀请是事实的理由。第二，对要约邀请而言，行为人并非一概无须承担责任，行为人在要约邀请中有欺诈等违法行为时，仍然要承担合同法上的责任。第三，要约邀请作为有法律意义的行为，其法律意义是如何产生的？难道与要约邀请的无关吗？要约邀请的法律意义正在于要约邀请的内容，比如拍卖公告是要约邀请，拍卖公告中的拍卖标的物、拍卖时间、地点的规定能够随便改变吗？上述内容的效力，实际上是意思表示内容的效力，其实，学者们主张要约邀请是事实行为，并没有什么站住脚的理由，只不过是惯性思维而已。

事实行为与表示行为是相对应的概念。事实行为是非表示行为，效力之发生，不取决于当事人的心理状态，不取决于当事人的意志；而要约邀请，是表示行为，包含了当事人订约的愿望，甚至包含了交易条件，其效力之发生，取决于邀请人的意志。因此，可以排除要约邀请是事实行为的结论。要约邀请是表示行为，表示行为中最重要者是意思表示。应当在表示行为的基础上讨论要约邀请是否为意思表示。若要约邀请为意思表示，则要约邀请就可构成法律行为。法律行为是依当事人的意思，能够发生私法效果的行为。

《合同法》第15条规定：“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已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寄送的价目表、拍卖公告、招标公告、招股说明书、商业广告等为要约邀请。商业广告的内容符合要约规定的，视为要约。”从该条的规定来看，要约邀请的意义被限制在使他人能够向自已发出要约，仅仅是一种缔约意向信息的传递，要约邀请，只不过使“自已”（受要约人）特定化、明确化了。我国《合同法》关于要约邀请的规定，秉承传统，认为要约邀请仅仅是缔约的准备，仅仅是向相对人发出的要求提供要约的呼唤，而忽视了要约邀请的另一个法律意义—提出交易条件甚至使交易条件具有拘束力。

要约邀请可以分两类。一类是提出交易条件的要约邀请。《合同法》第15条所述的寄送的价目表、拍卖公告、招标公告、招股说明书，不仅向他人（特定的人和不特定的多数人）邀请发出要约，还提出了某些交易条件。商业广告则分为提出交易条件和单纯宣传两种情况。当事人还可以在要约邀请中提出交易条件的保障。以格式条款为例可以说明，因为格式条款通常提出了交易条件。格式条款既可以以要约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可以以要约邀请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经营者利用店堂告示（格式条款的一种表现方式）提出：“假一罚十”，这个“假一罚十”的意思表示，不是要约（因为它缺少合同必要条款），只能是要约邀请；在严格意义上它也不是交易条件，而是交易的保障。经营者提供合格的商品是第一次给付，“假一罚十”，是第二次给付，是第一次给付不符合约定的演变，是缔约责任（合同无效时）或者违约责任（合同有效时）的承担。要约邀请中“假一罚十”、“缺一罚十”这一类诺言如果不能确认为先合同义务或者不承认其可以演变为合同义务，则相对人就会二次受害。

笔者认为，提出交易条件或提出交易条件保障的要约邀请，可以构成法律行为。这种法律行为是单律行为。这种要约邀请之所以是法律行为，是因为它依据邀请人的意志，在邀请人与受邀请人之间产生了法律关系，在这个法律关系中，受邀请人是权利主体。这个权利是依照邀请人单方面的意志产生的。

还有一类是未提出交易条件的要约邀请，“询价”就是如此。甲方给乙方去信，问：“你公司的汽车以多少钱一辆销售？”此询价尽管被学者们习惯地认为是要约邀请，但是它并不包含交易条件，即不包含合同的条款，因而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意思表示。真正的意思表示，能够产生私法上的效果，能够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法律关系。我国《合同法》把要约邀请都规定为意思表示，已经偏离了意思表示的本质。对不能因当事人意志内容产生法律关系的要约邀请，也不是事实行为，因为它仍然是一种表示行为。现行《合同法》第15条把所有建议相对人发出要约的行为，都规定为意思，只是屈就了学者的一般观点，它的危害是否认或者忽视了要约邀请作为意思表示的效力。以上表明，要约邀请的法律意义不仅在于邀请他人向自已发出要约，还在于提出交易条件以及与交易条件有关的条件，而且这些条件可以拘束邀请人，可以构成先合同义务，也可以进入合同，演变成合同义务。如果作为意思表示的要约邀请，没有合同的内容或者条件，还能发生效果意思吗？还能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权利和义务吗？—答案是不能。如果要约邀请不能发生效果意思，不能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权利和义务，它的存在价值就受到了挑战。

二、要约邀请的效力

（一）关于要约邀请效力的观点

目前的合同法理论以及以往的合同法理论都没有解决要约邀请的效力问题。对要约邀请效力的观点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观点完全否认要约邀请的效力。有学者指出：要约邀请只是缔结合同的前奏，在法律上无须承担责任。要约邀请不含有当事人愿意受拘束的意旨，要约邀请人希望将自已处于一种可以选择是否接受对方要约的地位，要约邀请本身无任何法律意义。第二种观点并不完全否认要约邀请的效力，指出：发出要约邀请的人一般不会承担什么法律后果。要约邀请只是引诱他人发出要约，它既不能因相对人的承诺而成立合同，也不能因自已作出某种承诺而约束要约人。在发出要约邀请以后，要约邀请人撤回其要约邀请，只要没有给善意相对人造成信赖利益的损失，要约人一般不承担法律责任。第二种观点并不绝对否认要约邀请的效力，但不能指出要约邀请的效力究竟何在。笔者认为，既然作为意思表示的要约邀请不是事实行为，其必然存在依邀请人的意愿而发生效力的问题。邀请人如果在要约邀请中承诺了义务，就必然在要约邀请人与相对人之间产生法律关系，相对人在这个法律关系中，是权利主体。

（二）要约邀请与要约的区别

探讨要约邀请与要约的区别，有助于认清要约邀请的效力。

1、在目的上、效力上的区别

《合同法》第14条规定：“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一）内容具体确定；（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从条文中可以看出，要约与要约邀请的目的不同，要约是为了唤起他人的承诺，要约邀请是为了唤起他人的要约。在要约的两个要件中，内容是否具体确定，并不是要约与要约邀请最根本的区别。因为，要约邀请也可能是内容具体明确的。要约与要约邀请在效力上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要约将成立合同的最终权利交给了受要约人；而要约邀请将成立合同的最终权利留给了邀请人自已。但这种区别，并不意味着要约邀请没有丝毫拘束力。包括合同条款的要约邀请如同要约一样，也可以发生实质拘束力和形式拘束力。

2、在内容上的区别

要约在内容上都是具体确定的，要约包含了合同的必要之点，即包含了合同的必要条款。而要约邀请，可能包含合同的必要条款，也可能不包含。如甲方给乙方打电话，要求购买乙方的20台机器，并嘱乙方写一式两份的合同书寄来。甲方的电话属于要约邀请。乙方写了一式两份的合同书，寄给了甲方，合同书是规范的书面形式，该合同书内容具体明确，但是乙方并未在其上签字和盖章，因此它并没有受其约束的表示，只能属于要约邀请。甲方对该合同书的内容很满意，将两份合同书签字或者盖章寄给乙方，这属于向乙方发出要约，乙方签字或者盖章并将其中一份送给甲方，双方的合同成立。此例想说明的问题是：其一，要约邀请也可能是内容具体确定的；其二，要约邀请的内容可以因当事人的意志顺理成章地进入合同。

实践中，有的要约邀请只包含了一部分交易条件，没有包含以使合同成立的全部必要之点。这部分交易条件是否对邀请人具有拘束力，要看邀请人的意思。前述乙方送达的一式两份的合同书，因没有签字盖章，没有受其拘束的表示，因此只能解释为要约邀请，不能解释为要约。如果邀请人在要约邀请中表示了部分交易条件，同时表示受这些交易条件的约束，那么这些要约邀请就依邀请人的意思有了拘束力。这种要约邀请与要约的区别在于：要约包含了使合同成立的全部必要条款，要约人受这些条款的约束；而要约邀请一般只是包含了部分交易条件，受邀请人仍须就其他交易条件与邀请人协商。

含有交易条件的要约邀请与有保留条件的要约在外形上极为相似，应当加以区别。有保留条件要约的本质，是要约人保留在条件成就时，撤销要约的权利。有保留条件的要约，是对要约形式拘束力的排除，并非排除要约的实质拘束力，即未排除受要约人的承诺权。排除了受要约人承诺权的意思表示，就丧失了要约的性质，只可能构成要约邀请，不可能构成要约。含有交易条件的要约邀请，在相对人提出要约之后，邀请人仍有可能拒绝承诺，使合同不能成立；有保留条件的要约，要约人可以撤销要约，使合同不能成立。正因如此，附有交易条件的要约邀请与有保留条件的要约极容易混淆。区别二者的意义，在于确认二者的不同效力。

（三）要约邀请的拘束力

一般认为要约有实质拘束力和形式拘束力，其实，要约邀请构成意思表示时，也有实质拘束力和形式拘束力的。

要约邀请原则上不具有实质拘束力，但要约邀请中承诺交易条件或其条件不变的，要约邀请就具有了实质拘束力。这种拘束力的是：要约人以要约邀请中的条件为要约的条件时，邀请人（此时为受要约人）应当承认这个条件，邀请人不得以条件不符合自己的愿望为由而拒绝承诺。在一定意义上，要约邀请的实质拘束力，最终表现为邀请人的缔约义务。邀请人在转化为受要约人后，有义务按照要约邀请规定的交易条件和其他条件进行承诺。

形式拘束力是指邀请人不得取消要约邀请的意思表示。要约邀请原则上不具有形式拘束力，即邀请人发出要约邀请之后，一般可以任意取消它，而且无须承担责任。理由在于邀请人预先把成立合同的权利留给自己。但是，邀请人自愿放弃了取消邀请的权利，自当允许。如濮阳市清华房地产公司在2005年9月31日的房展会上打出的广告称：10月1日至10月7日期间的购房者可享受3%的价格优惠。该广告缺少数量等条款（购房者买房数量未确定以及附随义务未确定等）因而只能是要约邀请。该要约邀请提出了按该邀请规定的交易条件提出要约的期限，即在7天多一点的时间内提出要约。该要约邀请的形式拘束力是在规定的期间内不得取消。其法理基础在于：在要约邀请中规定了提出要约的期限，就等于默示放弃了取消要约邀请的权利。这就与规定了承诺期限的要约，就等于默示放弃了要约撤销权一样。

（四）要约邀请中的误述以及对要约邀请的违反可以构成缔约责任

缔约责任是当事人于缔约之际，违反法定或意定先合同义务，致使相对人受损害应当承担的责任。

邀请人在对要约邀请的表述中可能违反先合同义务；或者邀请人在要约邀请中提出来自己的先合同义务（意定先合同义务），但在以后的行为中违反它。这些都会构成缔约责任。比如《合同法》第42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订立合同的过程”，包括提出要约邀请的表示行为。上述三种情形，前两种主要是违反法定义务，第三种是违反法定义务或违反意定义务，要具体问题具体。

要约邀请中的错误陈述，可以构成因欺诈成立的合同与因重大误解成立的合同。

要约邀请的欺诈，是一种故意错误陈述，可构成合同欺诈。比如一个虚假误导广告，不仅构成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上的侵权责任，还可以构成合同上的缔约责任。因为，广告受众可以因为广告欺诈（虚假的交易条件等）提出要约，进而与广告主成立合同。要约人陷入错误，是因为邀请人的欺诈。因虚假广告向不特定的多数人发出，构成对利益的危害，不应按《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按可撤消处理，而应按《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确认为无效。无效合同统是未成立的合同，因而要追究欺诈人的缔约责任，尽管这种欺诈是在要约邀请中作出的。

要约邀请中的过失性误述，可以是构成重大误解的原因；要约邀请中的过失错误陈述，可以使相对人陷入错误，并基于错误进行要约。这些，都是产生缔约责任的原因。

对要约邀请的违反，可以构成缔约责任。比如，对规定期间（提出要约的期间）的要约邀请予以撤消；对规定交易条件的要约邀请予以否定等。

（五）要约邀请的内容可以进入合同，构成合同的权利和义务

要约邀请的内容可以通过要约、承诺进入合同，构成合同的权利和义务。有这样一个案例：原告（40余名个人消费者）各自购买了被告（房地产公司）出售的同一幢楼房。入住之后，发现售楼广告中所许诺的每户平均享有的25m2共公绿地并没有兑现，广告中标明公告绿地的位置，已经建为永久性停车场。40余名消费联合起来，提起诉讼，以欺诈为由要求被告承担责任。受诉讼法院认为被告在与原告之间分别订立的40余份格式合同中，均没有许诺提供公共绿地，广告中虽然许诺提供公共绿地，但广告属于要约邀请，广告听欺诈，即要约邀请的欺诈，不构成合同欺诈。基于此观点，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这个案例反映了我国的合同法关于要约邀请及要约的背景及其缺陷，即重视了要约邀请与要约的区分，而忽视了要约邀请与要约在内容上的承继、容纳关系。一项要约邀请中的条款，被要约所接受，最终被承诺所接受，那么它就是协商一致的条款，就是双方共同构建的交易条件，就是合意的内容，尽管它的可能未被用明确的文字写进合同书之中。

我国《合同法》恰恰对要约邀请与要约在内容上的承继、容纳关系没有作出规定，理论上又被忽视。这种状况必然对审判实践产生深刻。孤立地看，通过要约邀请进行的欺诈不构成合同欺诈，理由在于：要约邀请的目的，是为唤起相对人的要约，而要约甚至反要约邀请可以否定要约邀请的内容。因为对要约邀请的响应不能构成合同，要约邀请的虚假内容，被要约所否定，被要约所阻断不能进入合同，或者被反要约邀请所否定、阻断。因此，要约邀请的欺诈不能构成合同欺诈。就上述笔者提示的案件来看，情况有所不同，被告首先以广告（要约邀请）的形式向受众表示提供公共绿地的许诺，继而又提供格式合同与原告达成协议，提供格式合同的本质，，是提供一个要约，这个要约并没有否定要约邀请的内容，同时按照体现弱势关怀精神的不利于格式合同提供人的解释规则，广告中关于公共绿地的许诺，已经自动进入被告所提供的格式合同之中了，相对人对格式合同的签署，包括了对被告一切未被否定的诺言的接受。因此，要约邀请中的欺诈就转化要约的欺诈。欺诈的一项规则，是须相对人被蒙蔽而陷入错误，因错误而订立合同，这样分析是想说明，要约欺诈，就是合同欺诈。此时被欺诈人有权请求给予救济。同样，因要约邀请的欺诈，被邀请人因被蒙蔽而提出要约，也会构成邀请人的合同欺诈。

上述分析，重点在于说明一个问题，即要约邀请的内容可以被要约所接纳、承继而成为要约的内容，就像承诺是对要约的单纯同意，但要约的内容由此也当然地成为承诺的内容，只是方向相反而。要约邀请的内容如果不被要约所否定，则自动进入要约之中，要约的内容不被新要约所否定，自动进入新要约之中。从而确定和表现要约邀请的效力，否认要约邀请不构成义务和责任的误解。

要约邀请的效力如何呢？如果要约邀请的内容被要约接纳，从属于要约的效力。法律对要约邀请的态度是邀请人可以随时取消、修改要约邀请，因为它只不过是一项建议对方提出要约的提议。但当事人可以表示受要约约束，自然可以表示受要约邀请的约束。有一则房主出售广告是这样表述的：“每平米5000元，该广告有效期为20天。”这个广告；是一个要约邀请，但它对邀请人具有约束力，邀请人受要约邀请的拘束在客观上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这个广告因送达（）与广告受众建立了一个预约关系，在20天内，广告主与相对人进行房产买卖交易，不能以高于5000元的价格进行交易，广告主在20天内提出要约，不得违反要约邀请中5000元价格的许诺，可以低于5000元，不能高于5000元。相对人据要约邀请提出的要约，邀请人（受要约人）不得否认要约邀请中的价格条件。这使要约邀请内容的进入，具有了强制性。发出要约邀请，也产生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的缔约义务。“不得自食其言”，“不得食言而肥”，就是诚信原则的的一项具体内容。

很少有人阐明要约邀请不发生责任的理由。要约邀请之所以不发生责任，是因为邀请人没有违反要约邀请中的有效的允诺或者要约邀请没有产生意思表示有瑕疵的后果。有无责任，要考虑缔约的连续过程。比如：甲方向乙方发出要约邀请，而要约邀请具有欺诈内容时，乙方因为被蒙蔽陷入错误，发出要约，甲方予以承诺而成立合同。这个合同的意思瑕疵恰恰是要约人的意思表示瑕疵，当事人根据原来的要约邀请达成协议，该合同即可按可撤销的合同处理，撤销后甲方（邀请人、承诺人）构成缔约责任。由此说明，要约邀请的不真实或有其他违法情节，也可构成缔约责任。但要约邀请不会构成违约责任，要约邀请的内容通过要约进入合同后，当事人的不履行，构成的是违反合同责任，而不是违反缔约之际应当遵循的互相保护义务构成的缔约责任。

总之，要约邀请如果没有最终被要约所承继，被合同所承继，既不会构成缔约责任，也不会构成违约责任。如果要约邀请的内容被要约所承继，但该要约没有被承诺，没有构成合同，自然不发生合同法上的责任（违约和缔约责任）。但是，以广告形式发出的要约邀请，扰乱交易秩序，仍然可以构成《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上的责任。

通过上述论述笔者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要约邀请具有法律意义。该结论可以分解为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要约邀请作为意思表示，可以发生实质拘束力。其二，要约邀请中的误述以及对要约邀请的违反可以构成缔约责任。其三，要约邀请的内容可以被承继，转变为要约的内容，进而可以成为合同的内容。因此，为了保护受要约邀请人的利益，笔者认为，可以在要约邀请的概念之下表述下列内容：要约邀请明确邀请人义务的，邀请人应当遵循该义务；明确邀请人义务的要约邀请规定要约期限的，该要约邀请属于不可撤销的要约邀请；要约邀请的内容被要约、承诺所承受，该内容为合同内容。

文选：

1、《法学》

主编：刘隆亨

长安出版社

2003年11月出版

2、《合同法学》

主编：赵旭东

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03年11月出版

3、《经济法》

主编：潘静成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6月出版

4、《经济法学简明教程》

主编：涂永珍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3年4月出版

5、《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概论》

主编 符启林

南海出版公司

2001年9月出版

6、《合同法原理》

主编：曹三明

要约合同4

根本违约是指当事人一方完全不履行合同义务或不完全履行合同主要义务或预期违约致使履行不能，其结果严重影响到另一方根据合同有权期待的经济利益的情形。根本违约责任或补救方法主要可采取赔偿损失、解除合同、宣告合同无效等三种。根本违约的免责理由主要是不可抗力，它是指合同订立后发生的当事人订立合同时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人力不可控制的意外事故。在根本违约问题上，我国《合同法》规定的不够具体、明确，笔者建议对之区别规定并进行立法上的完善。

一、根本违约的界定

（一）根本违约的相关规定之分析

在英国普通法上，合同条款分为违反条件和违反担保。如果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中的重要条款，带有根本性的条款，危及合同成立的目标时，即构成违反条件；如果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中的次要条款，只是一些从属性的条款，并不危及合同成立的目标时，即称为违反担保。在美国判例法上有关于重大违约和轻微违约之分。前者指由于一方违约，致使另一方未能从该合同取得主要利益。虽然英美国家没有采用根本违约的提法，但我们可以认为，其中的违反条件和重大违约就是一种根本违约行为，因为它已使合同的存在失去了实际意义。

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25条规定：“如果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的结果，使另一方当事人蒙受损害，以致于实际上剥夺了他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即为根本违反合同，除非违反合同的一方不预知而且同样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处于相同情况中也没有理由预知会发生这种结果。”因此，《公约》衡量是否根本违反合同，有三个条件：第一，违反合同结果的严重程度，即是否在实际上剥夺了另一反给根据合同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第二，这个严重结果能否预知；第三，不能预知者的标准是处于相同情况中的同样通情达理的第三人。[1]

中国1999年《合同法》第94条第（4）项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它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这种情形可以说是对根本违约的规定，但在根本违约的构成，责任与补救等方面规定得不够具体、明确。第10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不履行合同义务”包括完全不履行合同义务和不完全履行合同义务，前者如货物买卖合同卖方不交货或买方不付款，借贷合同中借方到期不还本付息等，这应属根本违约；后者如不完全履行的是合同中的主要义务，也应属根本违约，如不完全履行的是合同中的次要义务，则不应属根本违约。“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指虽然履行了合同义务，但与合同规定的条件不符。例如卖方所交货物与合同规定的质量、数量、包装等标准不符，这显然不构成根本违约，可用换作、修理等方法进行补救。第108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该条实际上是预期违约中的两种情形，即明示预期违约和默示预期违约。对于前者，债权人可以不待履行期到来，以其拒绝履行作为根本违约。对于后者，如果债务人的信用状况严重恶化而致履行不能，自然也应作为根本违约处理。可见，第107条和第108条只是一般性规定，对根本违约并未具体规定，而要视情况由法官认定。

（二）根本违约的主观过错之分析

大陆法系国家认为，合同债务人只有存在可归责于他的过错情况下，才承担违约责任。因此，大际法系国家采取的是过错或推定过错责任原则。前者如《德国民法典》第276条：“债务人，法无其它规定，应就其故意或过失的行为负其责任。”后者如《法国民法典》第1147条：“凡债务人

不能证明其不履行债务系由于不应归其个人负责的外来原因时，即使在其个人方面无恶意，债务人对于其不履行或延迟履行债务，如有必要，应支付损害赔偿。”英美法系国家不以当事人有过失作为构成违约的必要条件，而认为一切合同都是“担保”，只要债务人不能达到担保的结果，就是违约。《公约》也没有采取过失责任原则，只要一方违反合同，并给他方造成损失，他就要负损害赔偿责任，至于他违反合同有无过失，在所不问。根据中国《合同法》第107—108条和第120—121条的规定，只要违约，就应承担违约责任；双方都违约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即使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仍应承担违约责任，该方与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或约定解决。可见，我国的规定与《公约》的规定是基本一致的。

综上分析，笔者认为，对于根本违约，应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或严格责任原则，其宗旨在于合理补偿债权人的损失。其理由有两点，第一，这是由根本违约的性质决定的。一旦根本违约，当事人的整个合同目的落空，严重损害了当事人订约的预期利益，因此，有必要归之以严格责任，督促合同当事人谨慎履行合同义务，合法行使合同权利。第二，符合法律规定，《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一般认为，该条款是对公平责任，无过错责任的法律规定，换言之，该条款为严格责任适用提供了法律依据。[2]同时也符合《合同法》和《公约》有关规定。

（三）根本违约的界定

归纳上述分析，同时借鉴《公约》的有关规定，我们不妨可以给根本违约作如下界定：当事人一方完全不履行合同义务或不完全履行合同主要义务或预期违约致使履行不能，其结果严重影响到另一方根据合同有权期待的经济利益，即构成根本违约，而不问其主观过错与否。

-试论根本违约制度

二、根本违约的责任与补救

任何违约都会引起一定的法律责任，或者可以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在这里，违约责任和违约补救的实质含义是相同的，只是角度不同。根本违约责任与补救是指合同当事人根本违约行为引起的法律后果和补救方法。

根据《公约》的规定，是否构成根本违反合同，对当事人可能采取何种救济方法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某种违约行为已经构成根本违反合同，受损害的一方就有权宣告撤销合同，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或采取其他救济方法；如果不构成根本违反合同，则受损害的一方不能撤销合同，而只能要求损害赔偿或采取其他补救方法。[3]英国《货物买卖法》规定，“违反要件方可给予对方解除契约的权利，违反保证则对方只能要求损害赔偿。”《商法》一书指出，“条件是合同的致命条款，为合同的根基，违反它，受害方如果愿意的话，即有权撤销合同并主张违约损害。”“担保并非合同的致命条款，而仅具附属性，违反它，不产生撤销权，而只能主张所受损失的损害赔偿。”[4]在美国判例法所形成的原则是，只有当一方的违约构成重大违约时，对方才可以要求解除合同，否则，只能要求损害赔偿。根据中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一方违约时，另一方有权要求继续履行、赔偿损失、解除合同或采取其他合理的补救措施。在履行义务或采取其他合理的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综上规定，笔者认为根本违约责任或补救方法主要可采取赔偿损失、解除合同、宣告合同无效等三种。关于赔偿损失的范围问题，一般应包括财产的毁损，减少和为减少或消除损失所支出的费用，以及合同履行后可能获得的利益，在货物买卖合同中就是利润。关于赔偿限额问题，应考虑两个因素：第一，不得超过根本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因根本违约而可能造成的损失。第二，受害方因对方根本违约而严重影响到的订约时的预期利益大小。关于解除合同的问题，解除合同即撤销合同从而使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归于消灭的行为，但是解除合同并不影响非违约方要求根本违约方赔偿损失的权利。关于宣告合同无效的问题，根本违约方应对合同无效造成另一方的经济损失负赔偿责任，而且宣告合同无效、赔偿损失并不影响非违约方采取其他补救方法。

三、根本违约的主要例外

在发生根本违约时，原则上不允许免除根本违约责任，因为根本违约破坏了合同的根基，使非违约方的整个合同目的落空。因此，对于免除根本违约或重大违约责任的合同条款应予以限制，这一法政策已为多数国家所奉行，在我国也应如此。[5]笔者认为根本违约的免责理由主要为不可抗力。

不可抗力是指合同订立后发生的当事人订立合同时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人力不可控制的意外事故。它通常包括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前者如地震、水灾、火灾、风灾等引起的事件。后者如由战争、罢工、封锁禁运等引起的事件。因此，合同当事人因不可抗力事件的出现而违约时，可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程度，部分或全部免除责任。

那么，不可抗力引起的法律后果有哪些？1、免除赔偿责任。即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程度免除因不可抗力而根本违约一方所造成的赔偿损失责任。同时我们认为，为了维持长期的经济合作关系和顺利处理违约事件，要求因不可抗力而根本违约一方作适当补偿。因为根本违约的不可抗力较其他非根本违约的不可抗力的免除责任范围和影响要大得多，这对受害方来说，其风险是很大的。2、解除合同。发生不可抗力致使根本违约，另一方有权撤销合同，消灭合同权利义务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解除合同”与前文所述的根本违约责任中的“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是不同的，由于根本违约引起的解除合同，并不影响受害方要求赔偿损失的权利，但由于不可抗力引起的根本违约，则属于免责情形，由此引起的解除合同，受害方并不能要求赔偿损失，最多只能要求适当补偿损失。3、免除不等于不负任何责任。一般而言，因不可抗力而根本违约的一方当事人，无论属于上述何种法律后果，都应承担如下义务：第一，通知义务，即将遭受不可抗力而根本违约的事实及时通知给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如果未及时通知，致使加重对方损失的，应对加重损失部分承担赔偿责任；第二，采取适当措施的义务，即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负责；第三，提供证明的义务，即在合理期限内提供有关机关出具的不可抗力的证明文件。如果提供不出证明的，仍应承担根本违约责任。

四、一点立法建议

可见，根本违约不同于一般违约，它的构成要件十分严格，它的法律后果也是违约责任中最重的一种，所以我们要谨慎对待，从严把握根本违约的构成要件。一方面要防止根本违约的滥用，另一方面要对违约情况调查清楚，要区分根本违约与非根本违约，一般根本违约与不可抗力的根本违约。同时我们要区别规定，在立法上相应完善根本违约制度，便于合同当事人交易时认识把握，便于法律、仲裁机关处理合同纠纷。因此，笔者不妨建议在《合同法》第七章违约责任部分第108条后面增加一条如下：“当事人一方有第107条和第108条违约情形之一，其结果严重影响到对方根据合同有权期待的经济利益，则构成根本违约，对方可以解除合同或宣告合同无效并要求赔偿损失。”

（本文与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王吉文合作）

注释

[1]．国际经济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53．

[2]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680．

[3]沈达明、冯大同．国际贸易法新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9．94．

要约合同5

关键词 预约合同 要件 构成

预约合同又叫预备合同、预合同，简称为预约。预约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债权合同，因此它的构成规则也应该与一般合同的基本规则相一致，尊重当事人双方的自由选择意愿，形式以不要式为主。它的构成包括形式上和实质上的要件，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独特性。

一、预约合同形式要件的特殊性

（一）时间上，预约的订立发生在本约的谈判进程中。预约是本约缔约过程中签订的合同，目的在于固定交易机会，约束交易双方，使交易者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中能够最终达成本约。

（二）主体上，预约当事人须与本约当事人保持一致。预约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是依靠信赖建立起来的，例如信任当事人的实力、名誉等从而希望与其订立预约，其债权不得让与，债务不得移转承担。基于预约的这种特殊性，主体身份应当保持一致性，否则预约将会失效。

（三）与本约形式的关系上，当本约形式为法定方式时：如果目的是为了保全证据，则预约不必采取和本约一样的形式；若出于提醒当事人慎重考虑的目的，则预约和本约应当采用一种方式。 当本约形式是约定方式时，则预约不受本约形式的影响，倘若约定的本约形式扩及至预约，则从其约定。

二、预约合同实质要件的特殊性

预约的实质要件即生效要件，既要满足一般合同的四个实质要件，又要达到不被认为是所要订立的本约合同的要求，其特殊性表现在：

（一）预约的意思表示须明确指出将来订立本约合同，并且受该意思表示的约束；

（二）预约的标的为当事人诚实履行将来订立本约合同的一系列谈判磋商的行为；

（三）预约的内容具有一定的确定性。确定的程度不必像一般合同那样，因为谈判的过程本身就是充满反复与变数，要求预约的内容具备一般合同那样的确定性对义务人而言是很苛刻的，但标准也不能过低，至少应该达到合同义务的充分确定并且可以据此证明给予救济是正当的程度。一项预约合同的构成应同时具备两个基本要素：一是预约订立本合同的意思表示；二是构成本合同要约的要求。这里，标的和数量是构成一项意思表示为要约的基本因素。

三、预约与相关概念辨析

（一）预约与尚未完成给付状态的实践合同

实践合同，又称要物合同，是指除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以外尚须交付标的物或完成其他给付才能成立的合同。如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保管合同等都属于此类合同。其成立的标志是合同当事人的合意和交付标的物或完成其他给付。在我国台湾地区，很多学者认为，实践合同在未交付其标的物前，其意思表示得解为预约，如消费借贷之合意、寄托之合意。在实践合同中，交付标的物或完成其他给付不是当事人的给付义务，只是先合同义务。该合同的当事人即使意思表示一致，并不代表合同的成立，只有一方交付了标的物后才能使合同成立，所以尚未完成给付状态的实践合同，由于不具备合同成立的要件，其实是没有成立的本约，不具有预约给付内容方面的特殊性（诚实地订立本约的行为义务）。如果给付完成状态消失，则本约就已经成立，变化过程中不存在两个合同的问题。所以，预约与尚未完成给付状态的实践合同是有明显区别的。

（二）预约与附生效条件的合同、附生效期限的合同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的规定，附生效条件的合同在条件具备时合同生效；附生效期限的合同生效在期限到来之时。这两类合同都意味着将来达到某个状态合同就会发生法律效力。预约合同最终指向的本约合同也是未来达到某种情形会生效的合同。那么预约和它们之间是等同关系还是有所差别呢？

笔者认为：就产生效力的时间而言，预约自成立时即生效，是同时发生的，但是后二者如果条件或期限不具备，则只存在成立的事实，合同却不具有法律效力；其次，就合同数量上看，预约是相对本约而言的，是两个不同的合同，而附生效条件或附生效期限的合同，自始都是作为一个合同而存在的，条件或期限只是限制合同生效的；再者，就内容而言，预约在成立时已经存在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但后二者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当事人之间并不存在任何权利义务关系。

（三）预约与备忘录

备忘录一般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就部分条款取得一致，在此基础上尚需继续谈判，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对双方已取得的谈判结果的记载；一种是通过谈判，当事人对合同的全部条款均已合意，但需要等待有权机关批准或签署才能生效，产生约束力。第二种常见于外交文书。而前一种情形即为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概念，指在买卖双方磋商过程中对某些事项达成一定程度的理解与谅解及一致意见，将这些理解、谅解及意见以备忘录的形式记录下来作为今后进一步磋商，达成最终协议的参考，并作为今后双方交易与合作依据的协议。但这种协议不能确定双方当事人是否有建立法律约束关系的意思表示，只是将合同订立的商谈过程进行书面记录还原，并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而预约是民事合同，是前期谈判成功的有约束力的结果。所以预约与备忘录是两个概念，不能等同。

（四）预约与意向书

意向书（意向声明），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一般认为是当事人之间在对某项事物正式签订条约、达成协议之前，表达初步设想的书面文件形式，它为进一步正式签订协议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