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放低姿态获取打赏，与此同时也就拥有了被进一步物化与异化的危险。网红在视频中搔首弄姿，滥俗的微信公众号文章批量放送着情感金句，在打赏中被明码标价，成为一件件商品，这无疑增加了网络空间的世俗功利性和商业性。当遇上物质的淤泥浊水，网络的净土也就开始了水土流失，打赏与媚俗联系在一起，纯正的严肃性和高度的智慧会离我们远去，网络上公共讨论的品质会受到戕害，这是需要我们担忧的。

对于打赏者而言，给钱成为一种自慰机制，以这种方式与被打赏者拉近距离，由此获得一种被需要的短暂快感。《细事的马槽》中写道，人存在得卑微与短暂。人在时代的噪声中匆忙行过，在宇宙的虚无荒原里收获孤独与渴望。在现代人陷入空乏的精神状态中时，打赏迎合了人的精神诉求，人在打赏中找寻短暂的同质感与认同感，由此确定和体认到存在的实有，我认为这是可悲的。

真正的干货，不应该以这种形式被肤浅地认同。精神之美与精神之维的碰撞交锋，应该像是一座灯塔映照另一座灯塔，而不应该像海边的小贝壳一样供人随意赏玩，然后弃掷迤逦不甚惜。

周濂在书中写道：“如果一个人，或是一个民族，没有深厚的哲学传统去沉思命运的无常，没有坚定的宗教信仰去抵御时间的清洗，没有强健的法治精神和权利意识去抵抗国家的暴力，那么唯一能做的便是歇斯底里的狂欢和饕餮、起哄或围观。”

打赏在本质上与狂欢饕餮、起哄围观大同小异，而周濂也为我们指出了现代人的三千弱水在哪里。与其将时间、金钱浪费在打赏上，不如将精力投注于自己的哲学修养与内心信仰，由此获得对智慧的激赏与对自我存在的认同。毕竟，如周濂所言：“存在的质感并不取决于事件的堆积，生命的丰盈其实更存在于内在化的体认与理解。”

以我内心的三千弱水旁观这一场打赏的时代狂欢，不妨一笑置之，如木心所言，它终有四面楚歌的一天，而我将继续“明哲而痴心，以精炼过的思维和感觉来与宇宙对立”。

知识经济时代已经以不可阻挡之势袭来，随之而来一“旧词新解”：“打赏”变成了意愿自由、数额随意、人人都可行的一种互联网新宠。当我们按下那金黄的按钮，所获得的是何物、失去的又是何物？我们是否会被情绪所裹挟盲目去打赏？以我言之：秉之以明志，赏之以本心，方不会使打赏变味。

有人说打赏是一种感觉和心情，又或是一种自我需求，这确实有道理。朱自清先生曾有一文《论自己》说道，翻开字典，“自己”一词下面连着一个个故事、一个个哲理、一个个成语，自己真乃世间第一英雄好汉。无独有偶，西方学者卡希尔也有犀利一语：我们就像一个气球，需要不断充进他人的爱戴和认同。可见现今个人主义膨胀至极。当我们的打赏流向了王思聪的“娱乐圈揭秘”，当我们的打赏流向了直播画面上面容姣好或风趣幽默的主播，我们不过是用金钱去换取愉悦与满足，而这样的情感是泛娱乐化时代下极其浅薄甚至可笑的产物。我们猎奇的窥视欲，对廉价自我认同感的极度需求，让打赏成为越来越充满铜臭的牟利工具。

鲁迅曾说“钱不能够买到自由，但自由是可为钱所卖掉的”，于是，媒体开始为“打赏”卖掉自己的自由与职业操守，只要能吸引眼球，说几句看官们爱听的好话，满足他们的小小自我，便日进斗金，何乐而不为呢？

但亦有不愿随波逐流的人欲将“打赏”引向一个更高的层次。李银河先生在知乎、微博回答专业社会性问题，但标价仅一元，而“打赏”颇多。这一元仅是一个极低的门槛，不为钱财，只为分辨你“是敌是友”：是否真是想在这儿问些什么、学些什么。而那些“打赏”，乃是学到知识的感谢，乃是对她的尊敬和鼓励，此乃“赏”之有道。也有人说“打赏”是草根文化的胜利。我以为，通过更少的财物，利用互联网获取更多的知识，这确实是草根逆袭的一种途径。可切莫让这草根文化流于庸俗和浅薄，更不能用“打赏”烘托低俗，用金钱换取稍纵即逝的低级快感。我们应让“打赏”变为鲁迅所写的《天才未有之前》中的那“土壤”，以培育积极健康的社会氛围，而非“灰尘”，使“好花和乔木”难以生长。让“打赏”的品位高一点，让我们的思想深一些。如此，打赏所成的才不会是狐朋狗友之伍，而是志同道合的君子之交。

木心有言：“人类文化的悲哀，是低俗的易传，高雅的失传。”若我们能够秉之以明志、赏之以本心，那么，这样荒谬而深刻的悲哀能少些，真实和高尚必会取而代之。

“打赏”凭借着带有一点“佛系”意味的随性风行网络。小而言之,“打赏”反映的是个体的感觉和心情；大而言之，当小的“打赏”行为被统计整合到一起，个体的声音就被放大，“打赏”折射出了不同社会群体的不同需求。

传统媒体时代，大众往往处于被动地位，成为信息的受众。然而新媒体时代，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人拥有话语权，信息的双向沟通成为可能，“打赏”便是草根表达欲的体现。他们用“打赏”的方式传递认可、喜悦、欣赏等不同的情绪，形成强大的社会共鸣。看似一场全民的互联网狂欢，却折射出不同的社会问题与需求。

以时下大热的主播行业为例，门类繁多的直播之所以火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它们迎合了大众或物质或精神的需求。人们所熟悉的游戏直播，反映的正是大众对娱乐文化的需求，而在“打赏”的激励下，游戏行业被社会需求不断倒逼，向着专业化、产业化的方向不断升级。“打赏”既体现了社会的需求，这种需求又在“打赏”的过程中不断升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打赏”并没有止步于互联网狂欢，而成为一些产业发展的推动力，究其根本，是因为它更加直接地反映了社会对于这些产业发展的需求。

如果说大众对于游戏产生的期待是一种相对物化的社会需求，被“打赏”的，其实还可以是情感的诉求。这其中有说出大多数人心声的肺腑之言：《我是范雨素》传达了在城市拼搏的不易，以对人生境遇的平实感悟收获感动；《流感肆虐下的北京中年》表现出了“中年危机”“中产阶级焦虑症”等热门议题。也有为少数人发声的勇敢呐喊，譬如知名社会学家李银河针对性问题的打赏问答，捍卫着少数人的权利与尊严。“打赏”不只流于肤浅的纯娱乐性的话题，它还可以折射出群体性的焦虑和困惑，刺激着我们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单纯以为打赏是一种草根文化的胜利并不妥当，它固然放大了各类社会群体的话语权，但还没有达到“胜利”的境界。文化的胜利不在于它的声音有多么响亮，而在于它有没有化解问题和健康发展的能力，而“打赏”仅仅是为提问的人群递上了麦克风。

“打赏”行业本身还存在一些乱象有待于规范，但它确实为社会需求的提出提供了新的途径，希望它能继续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参与其中的我们，也应对“打赏”之后的问题作更多深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