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
党课：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
同志们：
纪律是党的生命线，“纲纪不彰，党将不党，国将不国”。新时代背景下，着眼于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党的XX大对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作出战略部署。2023年1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第三次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2024年4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通知》指出，为深入学习贯彻修订后的《条例》，经党中央同意，自2024年4月至7月，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高度重视党的纪律建设，加强党的纪律教育，旨在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纪律保障。
一、治本之策：纪律建设对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
纪律建设是党的建设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首次将“纪律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党的XX大强调，要“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对违反党纪的问题，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
（一）纪律立党纪律严明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重要保证。首先，严格的纪律是无产阶级的天然本性，是无产阶级政党存在的首要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认为，工人的特征内在地形成了纪律，先有工厂、工人，然后形成了纪律，最后才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马克思强调：“工人在技术上服从劳动资料的划一运动以及由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体组成的劳动体的特殊构成，创造了一种兵营式的纪律。”列宁指出，“工厂是资本主义协作的最高形式，它把无产阶级联合了起来，使它纪律化，教它学会组织，使它成为其余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首脑”，“农奴制的社会劳动组织靠棍棒纪律来维持……资本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靠饥饿纪律来维持”，共产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则靠推翻了地主资本家压迫的劳动群众本身自由的自觉的纪律来维持，而且愈向前发展就愈要靠这种纪律来维持”。并且，“这种新的纪律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由善良的愿望产生的，它是从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物质条件中生长起来的，而且只能是从这种条件中生长起来”。没有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无产阶级就不会受到团结、组织等训练和锻炼，也就不会有这种纪律。“这种社会力量一定要来自所谓‘下层等级’，即来自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因为这些阶级的英勇精神、自我牺牲精神和集体纪律，在历史上总是比剥削者高出无数倍”。所以，针对巴枯宁主义否定无产阶级严格的纪律，恩格斯尖锐地指出，如果没有任何党的纪律，就只能是“一个早期基督徒那样的畏缩胆怯的而又阿谀奉承的组织”。此外，列宁认为，严明纪律是无产阶级政党同无政府主义、机会主义的原则区别。藐视纪律很容易滑落到无政府主义，“藐视纪律——自治制——无政府主义，这就是我们那个组织上的机会主义时而爬上时而爬下的梯子，它从一个梯级跳到另一个梯级，巧妙地回避明确说出自己的原则”。其次，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是自觉的、自愿的、平等的纪律。“在共产主义者看来，全部道德就在于这种团结一致的纪律和反对剥削者的自觉的群众斗争”。“我们废除资产阶级社会内违反大多数人的意志而实行的强迫纪律，代之以工农的自觉纪律”，“这种纪律就是信任工人和贫农的组织性的纪律，是同志式的纪律，是对人非常尊重的纪律，是在斗争中发挥独创性和主动性的纪律”。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指出：“党的纪律是带着强制性的；但同时，它又必须是建立在党员与干部的自觉性上面，决不是片面的命令主义。”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坚持实行自觉的严格的纪律。再次，严格的纪律是无产阶级政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1859年，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强调：“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恩格斯指出：“胜利的首要条件是严格遵守纪律……这种纪律是一个有成效的和坚强的组织的首要条件，是资产阶级最害怕的。”俄国的实践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列宁说过：“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取得胜利的经验向那些不善于思索或不曾思索过这一问题的人清楚地表明，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无产阶级如果没有培养出高度的觉悟、严格的纪律以及在对资产阶级作斗争时的无限忠诚”，可能就无法完成推翻剥削阶级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无从谈起。
（二）纪律兴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是中国共产党“过去为什么能够成功”的核心密码，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铁的纪律保证。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实现从弱小到强大，原因之一就在于始终高度重视纪律建设，把打造铁的纪律、约束每一名党员严格守纪作为完成自身使命的坚决要求。毛泽东曾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三大武器之一。1921年7月，中共一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虽然可以看到的文字只有十四条，但其中就对党的组织纪律、保密纪律、财务纪律等作出要求。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的首部党章专列“纪律”一章，以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对党的纪律作出规定，并规定了极为严格的违纪处分——“开除”，无故连续两次不到会、欠交党费三个月、连续四次不做党所分配的工作等，一律开除。这种严格的违纪处分把党同那些纪律松散的组织如无政府主义区分开来，提高了党的战斗力。纪律严明得民心。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党通过严明党纪，增强了对群众的凝聚力。1929年8月，红四军经过福建省漳平县杨美村。一天中午，部队没米下锅，战士在老人苏观泗带领下，来到他堂弟苏和家中买米。当时苏和不在家，在苏观泗应允下，战士为主人留足口粮后，以高于市价的价格买下大米，留下购米款，并在墙上写下留款信：“老板：你不在家，你的米我买了廿六斤，大洋二元，大洋在观泗老板手礼（里）。红军。”当时，由于土豪劣绅污蔑红军，一些村民躲进山林，红军走后，村民回到村里发现未丢失一针一线，又听了红军题壁留款的经过，对红军赞不绝口。后来，红四军再次经过杨美村，乡亲们不但没躲，还拿出家中最好的食物热情慰劳红军。与之类似，1935年11月，在湖南的红二、六军团经过强渡澧水战斗后，向沅陵方向转移。敌人战败撤退时沿途骚扰百姓，村民纷纷上山躲避。红军经过陈家山村，天黑前在龚占燕等村民院子里生火做饭，想买菜但到处找不到村民，于是两名战士在一处菜地里找到些白菜，并用一节竹子装好10块银圆和一张纸条。纸条上写道：“老乡：对不起！未经你许可，将你家白菜扯得吃了，只留四颗白菜种，给你十元银圆，聊作白菜补偿！”晚上红军就睡在老百姓屋檐下，天还未亮，他们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队伍整整齐齐地走了。龚占燕回家后看到10块银圆，想起自家地里白菜最多值4块银圆，于是跑到山上喊道：“大家都回来，红军来了！他们不拿老百姓的东西，吃了我家白菜还补了钱……”山上老百姓纷纷回家，见红军秋毫无犯，便对红军有了非常好的印象。纪律严明聚军心。严明的纪律是我军战斗力的重要源泉。我军历来高度重视纪律建设，从说话和气、买卖公平等，到“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再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明的纪律极大改善了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使红军队伍不断壮大、战斗力不断增强。朱德说过：“长征时我们就是靠纪律吃饭的。”淮海战役中，我军总兵力比国民党军少20万。但几乎每次战斗，我军都能形成较大的局部优势，根本原因就在于参战部队和官兵都具有严明的纪律性，参战部队在指挥部统一指挥下，发挥各自优势，相互配合，形成了强大的合力。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纪律严明保生命。纪律是党的生命，也是被我们党的实践所证明了的。新中国成立前夕，重庆地下党组织书记刘国定违反党的纪律，出卖组织，当了叛徒，致使重庆地下党组织300多名党员身陷囹圄，被关押在歌乐山的白公馆、渣滓洞，罗广斌也是其中之一。他被救出来之后写了一份两万多字的报告《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把同志们总结的教训呈交给党组织。后人根据这份报告整理出了著名的“狱中八条”。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将“狱中八条”一一读了出来。这份用生命换来的“血的教训”告诉我们，纪律就是生命，不遵守党的纪律，付出的是300多位同志的鲜活生命，代价惨重，教训惨痛。
（三）纪律强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来源，是中国共产党“未来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根本保证。新时代背景下，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同样要靠铁的纪律保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我国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提出了大党独有难题，其中第二大难题就是“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一个团队，影响其凝聚力的内部因素有很多，如团队规模、成员的相似性、成员相吸性、任务目标的一致性、任务完成中的相互依赖程度、领导方式、沟通方式、行为规范水平等。其中，团队有无一定的行为规范，直接影响到团队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如果能够制定有效的团队规范，就会在很大程度上约束成员的行为，使成员行为最大限度地指向团队任务。此外，高凝聚力的团队一般较易产生共认规范；相反，低凝聚力的团队一般难以形成共认规范。对于我们党来讲，这个共认规范就是党的纪律。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党的规模大了，一些人容易出现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现象，容易出现尾大不掉、自行其是问题，破坏党的团结统一，影响党的凝聚力战斗力。”这就需要不断强化党的行为规范，强化规矩意识、纪律意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持续推进，党员干部的观念和行为会受到越来越多不可控因素的影响，我们必须强化全体党员的行为规范，加强纪律建设，增强规矩意识，确保全党做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步调一致向前进。
二、使命引领：新时代党加强纪律建设的必要性
纵观历史，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纪律都是党完成历史使命的根本保障。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民族复兴伟业，同样离不开严明的纪律保驾护航。
（一）重视历史镜鉴，纪律建设是“必须”。纪律对于任何一个政党来说都至关重要。“纪律是党的生命线”有着丰富的实践内涵。任何对纪律的懈怠和敷衍，最终都会付出惨重代价。苏共、国民党等怠于纪律建设，纪律松弛、执纪不严，看似没有腐败那样触目惊心，但对党的伤害就像温水煮青蛙，最终酿成难以预料的严重后果。纪律松弛是葬送苏联的祸根。苏共作为90多年的老党为什么一夜之间变成一盘散沙，就是因为在关键历史节点上居功自傲，放松了对党的纪律要求和作风建设要求。首先，苏共高层懈怠列宁所强调的“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鼓吹所谓“自由”“民主”。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雅科夫列夫，他被誉为“苏联解体总设计师”，公开鼓吹“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并向戈尔巴乔夫提出“多党制”“总统制”的政治改革建议，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他借口反对教条主义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攻击“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是“乌托邦”。他还通过任用反共反社会的亲信控制舆论媒体，以扩大影响。雅科夫列夫提出，想要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得先解放思想。只有进行大量宣传，才能达到“解放思想，拥抱新思维”的效果，因而新闻改革先行，用新闻改革来为政治改革铺路。戈尔巴乔夫深以为有理，于是他在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会议上，提出了“公开性”“民主性”和“多元性”原则，解除了对新闻报道的种种限制，取消新闻审查制度，允许个人创办媒体，甚至为了让媒体呈现百花齐放的状态，还允许反对派媒体合法化；同时，取消政府拨款，让媒体自负盈亏，允许媒体商业化，这导致媒体首先失去控制。雅科夫列夫还把报纸杂志的主要编辑全部换成了自由派人士，其中就包括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真理报》、苏联最高苏维埃的机关报《消息报》等影响力非常大的报纸。这场新闻变革不仅颠覆了苏联人民的信仰，还把苏联置于万劫不复的深渊之中。在新闻自由化后，一些之前不被国人知道的历史，都被曝光了出来。没过多久，主流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开始向“反思历史”靠拢。最先遭到媒体炮轰和否定的是斯大林。戈尔巴乔夫为了支持媒体的行为，选择性地公开了许多斯大林时期的绝密历史，以供媒体能有更多攻击斯大林的证据。这样一来，斯大林在媒体的攻击下，光辉形象垮塌。苏维埃的缔造者列宁等领导人也被攻击。随着事态的发展，各种诽谤和公开的造谣也层出不穷。这些真真假假的新闻内容，导致民众对历史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同时，各种禁书也开始出版发售，不断地抹黑历史和污蔑苏联革命领导人，直接导致苏维埃内部发生了分裂，也让苏联人民在思想上对党和国家失去了信任，随后发生了大量的退党事件。据不完全统计，1989年，退党人数14万；1990年，退党人数有37.1万之多；1991年，已经有420万人退党。可见，新闻改革对苏联人民及党员的信仰起到了极大的负面作用，真可谓纪律松一尺，组织溃千里。这场失去了监督和纪律约束的新闻改革，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让屹立了几十年的苏联彻底瓦解。党纪涣散也是国民党统治失败的一个直接原因。解放战争胜利，蒋介石被打败后在日记中反思，为什么他的坦克加大炮败给了小米加步枪，其中一条就是：共产党有纪律，国民党没纪律。解放战争之初，国民党拥有800多万军队，但党纪军纪松弛，派系斗争复杂。第一，国民党的执法机构多，但没实权。国民党的真正问题是执纪不严，而不是没有纪律。1924年，国民党召开的一大就以苏共为鉴，进行改造。会议通过的《中国国民党党章》第十二章就是“纪律与奖惩”，规定了违纪及惩处等，并设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监察委员会以及党员监察网制度，规定党员如有“背叛主义、违反决令、不遵守纪律”等行为，监察委员会会追责。但国民党的党纪监察并未发挥应有作用，其中央监察队伍长期处于权力边缘，纪律松懈、人浮于事。第二，国民党法规条目繁多，但执纪不严。国民党制定的各项纪律规矩也不在少数，仅军法执行总监部1940年编辑的《现行军法类编》就列入军法201项。但在实际中，这些纸面上的纪律，从蒋介石本人开始就没有得到真正执行。比如，国民党悍将张灵甫因情杀妻，但因为他是蒋介石的爱将、学生，仅仅被关了一年就官复原职，继续掌权领兵，后来还被委以重任。而红军干部黄克功，同样是因情杀人，却被判处死刑。对此，毛泽东批示要严惩：“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纪律规定是一方面，把纪律规定落实到行动是另一方面。国民党的纪律，仅仅是纸面上的纪律，甚至连口头上的纪律都算不上。
（二）历史使命要求，纪律建设是“必要”
理想要靠纪律，才能实现。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这么大一个政党，靠什么应对“四大考验”？靠什么克服“四种危险”？必须靠严明规范和纪律。形势越复杂、任务越艰巨，党就越要保持党的团结统一，这就要靠严明的纪律和规矩。
1.纪律严明就是战斗力。“纪律严明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障”。陈毅元帅概括说：“纪律是军队战斗力的测量器……同时纪律又是团结内部的轮带和锁钥，纪律严明，共同遵守，人人生活都愉快。”一是纪律增强政治定力。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就能不断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把“四个意识”转化成听党指挥、为党尽责的实际行动，在政治上有清醒的判断、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方向，旗帜鲜明讲政治，做政治上的明白人。比如，此次修订《条例》，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保障党中央政令畅通。《条例》第五十二条增写对私自阅看、浏览、收听有严重政治问题资料行为的处分规定，以规范政治言行。第五十四条增写搞政治攀附行为的处分规定，并新增第五十五条，明确对搞投机钻营，结交政治骗子或被政治骗子利用的，以及充当政治骗子行为的处分规定，对这些非组织行为予以坚决打击。为推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条例》新增第五十七条，充实党员领导干部政绩观错位、违背新发展理念、背离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处分规定，将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行为由违反群众纪律调整到违反政治纪律。为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第六十九条进一步完善对信仰宗教行为的处分规定，第七十条增写对个人搞迷信活动行为的处分规定。二是纪律鞭策实干作为。“纪律是一个鞭子，鞭策国家工作人员把工作做好”。纪律作为全体党员干部的行为规范，具有很强的行为导向性，禁止做什么、倡导做什么，都会非常明确。《条例》修订的根本原则就是，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更好地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从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统一起来，有针对性地作出纪律规范，促进营造干事创业的大环境、大氛围。比如，落实“三个区分开来”要求，促进党员干部积极担当作为。《条例》第十九条区分一般违纪、轻微违纪、不追究党纪责任等不同情形，给予相应处理。新增规定，“党员有作风纪律方面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或者违犯党纪情节轻微的，可以给予谈话提醒、批评教育、责令检查等，或者予以诫勉，不予党纪处分”“党员行为虽然造成损失或者后果，但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可抗力等原因所引起的，不追究党纪责任”，这有利于容错纠错、鼓励担当作为，保护干事创业积极性。除此，为防止问责泛化滥用，新增第一百三十七条，明确对滥用问责或者在问责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行为的处分规定，为进一步激励党员、干部担当作为提供法规依据。三是纪律确保工作顺利。毛泽东曾强调：“任何部队，在每一次行动前，必须进行一次公开的全体的纪律教育，并以按照当前具体情况应当注意的具体事项，在不泄露机密的条件下，明确地告诉一切指战员，方能于行动时使一切指战员遵守政治纪律，给人民以良好影响。”为的就是能够靠严明的纪律顺利推进工作。新时代背景下，为保证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顺利推进，《条例》在第十章工作纪律部分添加了不少内容。比如，第一百三十条添加“党员领导干部对于到任前已经存在且属于其职责范围内的问题，消极回避、推卸责任”的处置条款，针对“新官不理旧账”不担当不作为作出规定；第一百三十一条添加“工作中不敢斗争、不愿担当，面对重大矛盾冲突、危机困难临阵退缩”的，依据情节不同给予不同处分；第一百三十二条添加“脱离实际，不作深入调查研究，搞随意决策、机械执行”“违反精文减会有关规定搞文山会海”“在督查检查考核等工作中搞层层加码、过度留痕，增加基层工作负担”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内容；还有第一百三十五条对不履行信访工作职责、或者不正确履行信访工作职责的纪律处分，第一百三十七条对滥用问责或者在问责中不负责任的纪律问责，第一百三十九条对统计造假以及对统计造假失察的违纪问责等。无论是不敢斗争、消极回避责任，还是随意决策、过度留痕，都是阻碍工作顺利推进的顽疾。《条例》添加这些内容，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信访工作、统计造假、滥用问责更是我们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过程中的拦路虎、绊脚石，将这些内容加入纪律处分条例，再有类似状况，就要纪律问责，有利于形成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的大秩序、大氛围。
2.纪律严明就是凝聚力。一是纪律严明可以凝聚全党、团结全党。“纪律严明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保证”。“纪律严明是维护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的重要保证”。《条例》总则第一条就明确指出，“为了维护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严肃党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教育党员遵纪守法，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制定本条例”。党的团结统一是党的力量所在，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国家长治久安、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没有铁的纪律，就没有党的团结统一，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就会大大削弱，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就会大为减弱。一些人信奉“朝里有人好做官”“进了圈子才算进了班子”，热衷于进圈子、拜山头，谋求圈子庇护的安全感，鼓吹“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腐败哲学，借所谓“江湖义气”搞“不正之风”。这些围绕公权力搭建起来的“团伙”，或以地域为纽带，或以高官为核心，虽然圈子的辐射范围有大有小、覆盖的人数有多有少，但本质都是以“利益”为“黏合剂”的腐败“共荣圈”，都是利用各自占有的公权力划分团伙“势力范围”，形成腐败“合力”，在权力所及的“一亩三分地”里共享利益“果实”。“团伙”盛行、“山头”林立，归根结底离不开一个“私”字。这种现象破坏党纪党规，影响极坏，危害极大，如不从源头加以根治，势必影响党的团结统一。为此，《条例》针对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行为，如分裂党的活动、非组织活动等专门作出明确规定，并作为“政治纪律”予以强调。比如，第五十三条针对“在党内组织秘密集团或者组织其他分裂党的活动的”“参加秘密集团或者参加其他分裂党的活动的”等作出处分规定，组织者予以开除党籍，参加者给予留党察看或开除党籍的处分，处分从重，接近于党内最高级别处分。第五十四条针对非组织活动作出规定，“在党内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政治攀附、培植个人势力等非组织活动，或者通过搞利益交换、为自己营造声势等活动捞取政治资本的”，结合不同情节给予不同处分。第五十九条针对制造、散布、传播政治谣言，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结合不同情节给予不同处分。为此，作出这些纪律规定，纲纪彰，则党的团结统一稳固。二是纪律严明可以凝聚民心、汇聚民智。为什么说长征是宣传队？就是因为“红军纪律是一种对群众的实际宣传”。在民不聊生的年代，军队一来，老百姓都非常害怕，更何况红军长征所到之处，大都是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如何让群众真正了解红军、拥护红军，纪律就成为关键的因素。红军各部队认真执行党的各项纪律，不扰民、买卖公平、说话和气、借东西换、损坏东西赔，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所到之处赢得了一片赞誉和爱戴，长征在全国扩大了红军的影响。比如，秋收起义之后，在向井冈山行进的途中，士兵们又累又饿，挖了老百姓田地里几个红薯吃。毛泽东知道后，让人在红薯地里插上竹牌：“因我军肚子饿了，为了充饥，把你的红薯吃了，违反了纪律。现在把两块钱留下，请收下。”辽沈战役期间，锦州地区的苹果树上果实累累，尽管解放军战士劳累饥渴，但人民的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拿。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辽宁时曾动情地说：“辽沈战役胜利是东北人民全力支援拼出来的！”解放战争期间，八连驻扎在莱阳，不摘群众一个梨。1947年，刘伯承、邓小平率领大军挺进大别山后，就与部队官兵“约法三章”：“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掠夺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不仅如此，邓小平还亲自部署成立执法小组，严厉惩处违反纪律者。正是因为革命军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因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得到了老百姓的衷心拥护，革命军队也因此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力量来源，为战争胜利提供了坚强保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淮海战役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渡江战役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新时代背景下，针对损害群众利益的新表现，《条例》第一百二十六条在“不作为、乱作为”规定基础上，增加了对“慢作为、假作为”行为的处分规定。对于那些从社会救助、政策扶持等事项中揩油敛财的，《条例》在第一百二十四条充实了对优亲厚友、明显有失公平行为的处分规定，织密维护群众利益的纪律网，这些体现的是民心工程无小事，都是为了践行好党的群众路线，做好党的民心工程。
（三）现实问题倒逼，纪律建设是“必需”。纪律松弛是党长期执政的拦路虎、绊脚石。当前，党的纪律建设还面临一些问题，如不予以改变，就有可能威胁到党的执政地位。讲“认真”不够，严厉惩治这一手不能放松。“这些年，我们在干部管理上不可谓不重视，也出台了不少制度规定。为什么还存在那么多问题？我看，一个重要原因是讲‘认真’不够”。从已经查处的大量违纪案件中可以看出，有些干部连一些基本规矩都不讲，毫无规矩意识，缺乏敬畏，欲望大、不知止；一些党员干部对纪律规定置若罔闻，甚至对党的政策阳奉阴违；个别领导干部自恃位高权重，把党的纪律当儿戏。党的六大纪律中，政治纪律是打头的、管总的，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政治纪律是有现实针对性的，“从近年来查处的高级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特别是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案件看，破坏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问题非常严重，务必引起重视”。还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七个有之”等问题，都是政治纪律意识不强的集中表现。“有的党组织觉得政治纪律是‘软’的、‘虚’的，对违反政治纪律的错误言行不在意、不报告、不抵制、不斗争，更谈不上查处”。有的地方好人主义盛行，明明看见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以权谋私等危害党和人民事业的事情也熟视无睹，不讲原则，不辨是非，不批评，不制止，甚至袒护、纵容。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倒逼党加强政治纪律建设。《条例》对违反党的政治纪律行为的处分一章新增2条，修改12条，对政治纪律进行查补完善。强“自觉”不足，敬畏党纪的意识有待普及。不想腐的自律意识不够牢固，仍然有不少党员把公民不能违反的法律底线作为党组织和党员的纪律底线，认为“违纪只是小节”，违法，组织才会处理。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的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来看，尽管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时时监督、月月通报，却依然屡禁不止，甚至极少数案例是知纪违纪、知法犯法。这折射出少数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纪律意识淡薄、自我约束松懈。保持对党纪国法、人民、权力的敬畏之心，是党员干部的天然“防腐免疫力”。党纪国法是党员干部心中的“规矩”、手中的“戒尺”。只有对党纪国法心怀敬畏，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才能使自己在大是大非、诱惑面前守住初心，不越底线、不踩红线。当前，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陆续通报了一大批违纪违规违法、顶风作案的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那些面对镜头痛心疾首的落马贪官，在他们面前，党纪国法形同虚设，党纪意识极其淡薄，甚至是完全没有党纪国法概念。这些活生生的反面教材，都在提醒着每一名党员干部，要时刻保持对党纪国法的敬畏之心，不断夯实党员干部清正廉洁的思想根基。从已经查处的大量顶风违纪案件可以看出，无视纪律的现象依然存在，“有的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搞搞关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有的领导干部喜欢当家长式的人物，希望别人都唯命是从，认为对自己百依百顺的就是好干部，而对别人、对群众怎么样可以不闻不问，弄得党内生活很不正常”。这些问题的出现，归根到底，就是纪律意识淡薄，纪律自觉不够。
三、标本兼治：新时代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可行性
纪律的生命在于执行，在把严明党的纪律规矩落到实处这方面，我们党有意识、有能力、有自觉，能够遇见问题、发现问题，更能够解决问题。
（一）党有较强的忧患意识，敏于自我检视，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坚持问题导向，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是我们党加强纪律建设的基本思路。及时预见、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是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应对“四大考验”“四种危险”的关键所在。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抓，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清除内部隐患的过程。如果不能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而是回避问题、掩盖矛盾、放任顽疾，那么问题就会越积越多、越积越大。增强忧患意识、问题意识，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题中应有之义。问题意识包括防范问题、预见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等。把问题消灭在未发生状态，是最高境界；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是中等境界；把问题根除在成熟状态，是最低境界。纪在法前，纪严于法，事实上也是出于保护干部，因为违法的干部大都会涉嫌违纪，把纪律挺在前面，就体现了解决问题的最高境界。加强教育，重防范，治未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布局的全面从严治党大战略，是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紧密结合，是以德治党和依规治党的有机结合，是自觉自律与监督他律的相互配合。这其中的以德治党体现的就是忧患意识和防范意识。为了让广大党员干部不至于走上违纪道路，党中央反复强调要加强党性教育、强化党性锻炼，从“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到当前的党纪学习教育，主要目的就在于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守牢初心，坚定理想信念，守纪律讲规矩。这是从根本上防范违纪问题的出现，解决的是“不想违纪”的问题，是防范问题发生的根本。除此，在防范违纪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也做了大量工作，出台《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就是为了巩固全面从严治党的好势头，有效防范已经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反弹复发，防止新的矛盾和问题滋生蔓延，通过规范全体党员党内政治生活来严明党的纪律，来保证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向全体党员发出了道德宣示，坚持正面倡导、面向全体党员加强廉洁自律规范。这种自律准则事实上也是党内纪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员干部进行自我约束、提高自律的指南。从全面从严治党的视角来看，无论是党内政治生活的规范，还是廉洁作风方面的高标准，事实上都是在筑牢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防线，增强党员干部自身的抵抗力，是党预防腐败等违纪行为的根本抓手。防微杜渐，抓苗头，治小病。党的纪律建设的最终落脚点是“厚爱”，是为了保护广大党员干部，所以管党治党必须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一方面，更加重视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第一种形态。“抓早抓小”就是从小处着手，久久为功。管全党治全党，重在日常管理和监督，全面从严治党，功夫要体现在平时，让红脸出汗成为常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发现错误苗头，及时谈话提醒、约谈批评、函询诫勉。《条例》尤为重视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实践和落实，强调把更多精力放到对反映党员干部思想、工作、生活作风等方面的一般性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谈话函询，从抓常、抓细、抓长做起，及时发现问题苗头和隐患，把监督挺在前面，使监督常在、形成常态。另一方面，让日常监督“长牙”带电。压实主体责任，强化各级党组织对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的日常教育监督管理，小过即问、小错即纠，体现严管厚爱，切实担负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纪检监察工作要善于从细微事情抓起，从小节问题管起，及时了解发现个人思想、工作、作风、生活上的苗头性和倾向性问题，提醒教育、督促纠偏，推进关口前移，督促小问题早处置，帮助党员干部在日常提醒“敲打”中校准思想之标、调整行为之舵，自觉提升拒腐防变能力，及时将“触线”党员干部拉回正轨。壮士断腕，找症结，治大病。始终保持反腐败斗争高压态势，集中整治沉疴顽疾，坚持常抓不懈、紧抓不放。《条例》聚焦执纪监督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致力于让铁纪“长牙”、发威。保持惩治腐败的强大力量，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一刻不停纵深推进反腐败斗争。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查处行贿行为，健全对行贿人联合惩戒机制。从党的十九大到党的XX大这5年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立案审查调查中管干部261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306.6万件，处分299.2万人；立案审查调查行贿人员4.8万人，移送检察机关1.3万人。同时，集中力量靶向治理，坚决铲除重点领域腐败毒瘤。紧盯金融领域、国企领域、煤炭资源领域、工程建设领域等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部门、行业和领域，果断查处各种涉嫌违纪违法的腐败分子。严肃查处财政资金使用、国有资产监管、公共资源转让和环境污染背后的腐败问题，严查领导干部利用名贵特产、特殊资源谋取私利问题。这些在《条例》中都有体现，总则第四条还强调“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
（二）党有自我革命特质，勇于破立并举，可以及时完善纪律。有纪可依是严明党纪的前提。加强党的纪律建设，首先就要不断完善党内纪律规矩，不断完善程序严密、科学有效的党纪法规体系，确保党内法规立得住、行得通、管得了。政治方向明确，立得住。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纪律建设，把纪律建设放在全面从严治党治本之策的高度予以强调，将严明党的政治纪律作为纪律建设的首要任务，确保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此次修订《条例》，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论述转化为具体的纪律条文，将党的XX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提炼写入总体要求、细化落实到具体条文，体现出很强的政治性。一是完善“两个维护”表述。《条例》在明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基础上，完善“两个维护”表述，这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全党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一点集中体现了纪律建设的“政治性”，“两个维护”成为贯穿《条例》修订始终的一条红线。二是用党的创新理论引领纪律建设，全面吸收党中央强化正风肃纪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等成果，在总则第二条增写“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持自我革命”“推动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等内容。三是贯彻落实党的XX大精神，聚焦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等部署要求，在总则第三条增写“坚守初心使命”、坚定“四个自信”、“切实践行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等内容。实践导向清晰，行得通。纪律建设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纪律处分条例的每一次修订、每一处变动都是对从严管党治党经验的总结。比如，为落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条例》第一百二十二条将扶贫领域侵害群众利益行为调整为乡村振兴领域侵害群众利益行为。针对群众强烈厌恶反感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顽瘴痼疾，第一百三十二条增写对随意决策、机械执行，搞文山会海，层层加码、过度留痕，增加基层工作负担等行为的处分规定。所以，纪律处分条例的修订变化，都是源于从严管党治党的鲜活实践，这些实践经验上升为条例条文的内容，再回到实践中具体运用的时候，就会变得朴实、实用、可操作。贯彻执行严格，管得了。执行是党内法规的生命力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我们要下大气力建制度、立规矩，更要下大气力抓落实、抓执行。制定纪律，更要严格执行纪律，对违纪行为发现一起就坚决查处一起，坚持纪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例外，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就从中央政治局抓起，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各级领导干部立正身、讲原则、守纪律，就会形成风清气正的从政环境。同时，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发挥有关主体的支撑作用，从严落实党委主体责任、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责任，强化监督执纪问责。
（三）党有高度理论自觉，善于实践总结，纪律规矩具有可操作性。党的纪律是对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升华，紧密联系党的建设和党的工作实际是制定和修改党内法规的重要原则。《条例》适应全面从严治党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在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与时俱进完善纪律规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第一位的，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要抓住这个纲，带动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重大成就，但管党治党还面临一些问题，违反国家财经纪律、统计造假问题时有发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问题也不容忽视。比如，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墅专项整治行动就暴露了很大的问题。2014年，媒体报道陕西秦岭北麓山区私建上百套别墅，山体被肆意破坏，生活污水随意排放。看到材料后，2014年5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第1次批示。陕西省接到批示后，时任省委主要领导作了个批示，但也仅仅是简单批示，没有在省委常委会上进行传达学习，也没有进行专题研究；时任西安市委书记又作了批示，批转时任西安市市长阅处；市长在承办的文件单上又批了一段话，但并未在市政府常务会上传达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批示，只在会议间隙简单作了口头布置。对此，中纪委批评说：“总书记的第一次重要批示在省市区三级主要领导的层层批示中空转，这也暴露出一个当时的（省、市）两级主要领导，对贯彻落实总书记批示，思想上是极不重视的。”接到批示件20多天后，西安市才成立违建整治调查组，担任组长的是退居二线的市政府咨询员乔征。但这种做法是不符合党的政治规矩的。因为对总书记的重要批示，主要领导应该亲力亲为，这是最基本的政治规矩。2014年7月，调查组向西安市反馈：违建别墅底数已彻底查清，共计202栋。西安市又报省里，陕西省委照单全收。事实上，这202栋的数据也大有问题，大多数是农民自建的违建别墅，其中有20栋是国土部门已经作出行政处罚的自建房，202这个数字就是一个拼凑而成的结果。但这个数字竟然沿用了四年，直到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作第6次批示，中央派出专项整治工作组，才最终清查出1194栋违建别墅。所以，中纪委工作人员说，在没有全面系统核查的情况下，数据严重失实说明对这件事不够重视。从2015年2月到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又作过3次重要批示指示，但都没彻底解决问题。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第6次批示：“首先从政治纪律查起，彻底查处整而未治、阳奉阴违、禁而不绝的问题。”中纪委派出专项整治工作组，违建别墅问题才最终真正开始解决。事实上，2017年中央第十一巡视组对陕西省“回头看”时就反馈了问题：省委领导不够坚强有力，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不够到位，存在重表态、抢“头彩”，轻结合、疏落实现象；监督执纪偏软，压力传导层层递减；党内政治生活不严肃，存在“好人主义”现象。但问题依然没彻底解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只表态不落实”在以前的条例中属于违反工作纪律的行为。《条例》将其调整到违反政治纪律的范畴，是有着现实依据的，秦岭违建别墅事件就是典型代表，体现了对违纪行为背后政治危害的实践考量。这种源于实践的纪律处分条例修订条款，再回到实践中指导工作时，可执行性被大大提高，有利于督促党员干部不折不扣落实好党中央决策部署，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令行禁止。纪律处分条例的修订，几乎都是实践中遇到了问题，然后来修订纪律，完善条例，这就为切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论述提供了坚实基础。
新时代加强党的纪律建设，聚焦解决一些党员、干部对党规党纪不上心、不了解、不掌握等问题，引导党员、领导干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论述，学习《条例》等党规党纪，搞清楚党的纪律规矩是什么，弄明白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把遵规守纪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不断增强拒腐防变的纪律定力。
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