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论文范例【精选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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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论文【第一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在市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陈敏尔书记提出乡村文化振兴要在“铸魂强根”上精准发力。对于乡村文化振兴，我深有体会。

有了精气神，才有真干劲。乡村振兴既要看村民们的钱袋子鼓不鼓，更要看精气神足不足。2013年8月，我开始任荣昌区安富街道通安村党总支书记。进村之初，我带领村民们每月开展“通安大讲堂”，让他们自己谈村里的大事、议村里的大事、定村里的大事;开展“五星级文明户评选”，以好家风带动好乡风;每周开展“送文化进院坝”，让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覆盖全村;开放有4000余册书籍的“农家书屋”，组织志愿者团队开展“小树苗”工程，帮助留守老人、妇女收粮食，辅导留守儿童做作业;和村民一起制定红白喜事公约，倡导文明乡风……刚开始，村民们对这些活动不理解、不认同，甚至说“差不多就行了，做这些难道还挣得到金子。”我一边听着，一边干着，短短半年，通安村就变了，村容整洁、村风文明、社会和谐，成为远近闻名的先进村，村民们从“不买账”到主动参与，做事更起劲了，产业发展推进起来也顺畅多了。

乡风和煦，才能百业振兴。参加乡村振兴报告团，更加坚定了我要在乡村好好干事创业的信心和决心。下一步，我要在全村继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培育特色文化品牌，以文化高质量发展推动乡村振兴。一是组织实施“美丽乡村·通达陶都”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创新示范点建设，将党建、纪检、宣传思想文化建设等内容融入其中，大力开展党的方针政策宣讲。二是提升农民文明素养，持续开展好媳妇、好儿女、好公婆等评选表彰活动，培育优良家风、文明乡风;培育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举办“梦想课堂”专题培训，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管理中涵养现代文明素质。三是保护和发展具有地方特色、民族特色的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带领村民们充分发掘通安村“陶文化”底蕴，传承农耕文明精髓，培养乡村文化自信;依托宋窑、刘家拱桥两个制窑遗址，精心打造集陶艺制作、陶艺体验、陶文化传播为一体的“特色民宿”陶艺村。

乡村文化振兴，需要广大乡村党员干部和群众共同努力奋斗，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关注、支持和帮助。我相信，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一定会让农民群众生活富起来，环境美起来，精神乐起来，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精神激励、智慧支持和道德滋养!

乡村振兴论文【第二篇】

我国拥有几千年的乡村文明和农耕文化,这些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提升,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条件.乡村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源地,是礼仪文化、农耕文化、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我们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将传統乡村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合,进一步传承、弘扬,为实施乡村振兴注入强大的精神力量.优秀乡村文化培育健康文明新风是乡村文化成果的重要体现,传承弘扬乡村优秀文化,树立良好的家风典范,对规范成员个体行为、维护社会秩序、促进乡村振兴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进一步发掘、研究、规范乡村文化,制定完善的村规民约,使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融合,摒弃糟粕、取其精华能更有效促进家国共建,推动乡村振兴.

如何在美丽乡村建设中传承乡村文化促进乡村振兴,探索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的新途径.如何让农耕文化的优秀菁华成为建构农村文明的底色,是摆在我们面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时代课题.为此,我们以汉中市镇巴县黎坝镇为案例,探讨乡村振兴战略的文化课题,探寻农业农村融合发展之道.

一、黎坝镇基本情况

黎坝镇位于镇巴县西南部,距县城60公里,总面积平方公里,镇村公路总里程97公里.有水田4488亩,旱地3622亩；是全县唯一田多于地之镇,有林地万余亩、荒草坡28万余亩.辖6个行政村1个社区共36个村民小组,2452户9352人.经过精准扶贫建档立卡工作,全镇共有6个贫困村576户1922人.黎坝镇以加快建成“特色农业强镇、乡村旅游名镇、绿色能源重镇”为定位,大力发展生态观光农业、畜牧养殖、农副产品加工、乡村旅游、餐饮产业等五大主导产业.

二、探索乡风文明建设主要内容

1.制定黎坝镇《村规民约》.为了推进黎坝镇美丽乡村文明家园建设和脱贫致富的步伐,进一步推进“诚、孝、俭、勤、和”的建设,维护社会稳定,树立良好的村风、民风,创造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促进经济和谐发展,建设文明生态新农村.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的要求,从村风民俗、尊老爱幼、社会治安、消防安全、邻里关系等方面制定黎坝镇《村规民约》.

2.成立了三会即互助资金协会、乡贤文化促进会、红白理事会.黎坝镇成立有互助资金协会6个,纳入贫困户会员263户,发动帮扶单位为每户贫困户缴纳入社会费500元,同时政府入注资金160万元作为贷款或村内融资本金,可面向全村社员提供产业资金支持.通过政府牵头,在企业、合作社、社会团体法人之间建立利益连接机制,将现有的各村资金互助协会与各村扶贫互助合作社建立合作共赢关系,实现两社合一.成立乡贤文化促进会7个,从农村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等先进典型、本土退休老干部、老党员以及在当地有一定号召力和影响力的民间大咖、在外学者、致富带头人、回乡创业青年等人中组建乡贤工作者队伍,挖掘乡贤人才,弘扬乡贤文化,充分发挥其在村民自治和基层治理中的巨大作用,引导乡贤当好美德传承者,引导村民争当文明户、好媳妇,争做道德模范、身边好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真善美,形成向上向善的道德力量.成立红白理事会7个,理事会主要借助村规民约、家规家训、志愿劝导、活动教化等方式规范和约束村民行为,遏制低俗恶俗之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实施了“乡贤文化促进会”工程.为继承优秀传统,弘扬乡贤文化,深入推进移风易俗,助推脱贫攻坚,在全社会树立崇尚节俭、文明健康、风清气正的乡风民风,2017年在全镇实施了“乡贤文化促进会”工程,评选出了5名有德高望重、品格端正、义行善举、学识渊博的乡贤骨干,让乡贤成为引领经济发展、助推脱贫攻坚、促进乡风文明的“实践者”.真正发挥乡贤在当地的示范引领作用,并成立村乡贤文化促进会,设会长1名,负责乡贤文化促进会日常工作,结合本镇镇情民意,确定工作重点,打造特色亮点.

4.结合“美丽乡村.文明家园”建设,镇上高度重视,大力宣传,制造浓厚的宣传氛围.黎坝镇境内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并重,生态旅游与文化旅游共存,人文景观包含根植于民间的传统文化“傩文化”（即端公戏）,有红色文化（1934年红四方面军12师34团留下的川陕革命根据地遗址）,以及传自清嘉庆年间的黎坝巡检署遗址等,独具特色的文化传承,善良纯朴、率性耿直、热情好客的民俗民风,是黎坝镇乡村旅游开发,乡风文明建设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独特的民间文化是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镇上抓住脱贫攻坚和国开行项目机遇,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全年实施交通建设项目3个710万元,安全饮水工程6个494万元,环境整治项目26个1296万元,校安工程1个170万元.全镇居民饮水、用电、行路、通讯和农业产业基础设施得到极大改善,使镇容镇貌得到改变,生产生活进一步得到改善,为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用足用活移民（脱贫）搬迁政策,通过统规统建,新建兰花坊、梅花苑、菊花园3个安置点,实现“三有”（有房、有土、有业）安置242户916人；通过维修换新颜,用危房改造项目维修加固与重建安置67户94人.既圆了群众的新居梦,也进一步完善了集镇建设.

乡村振兴论文【第三篇】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任务。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为我们勾画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宏伟蓝图，并专门进行了重大决策部署。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做好的8项重点工作之一。2018年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是一盘大棋，要把这盘大棋走好”。在此背景下，科学理解推进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导向，对于更好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自党的十九大以来，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文章很多，但多为解读性或表态性文章。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相关文章的研究性色彩迅速增加，如韩俊(2018)、张晓山(2018)、叶兴庆(2018)、张天佐(2018)、姜长云(2018)等。有些文章开始关注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导向，如张合成(2017)。但就总体而言，相关研究仍然亟待加强。本文认为，推进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导向，主要包括3个方面，即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

一、坚持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以下简称“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6项主要任务之一，尽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涉及的范围实际上超出经济工作，但推动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应该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要求和重大导向之一。仔细研读十九大报告中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的内容，不难发现这实际上也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质量发展的思想。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导向，需要弄清楚什么是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怎样实现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

第一，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体现在顺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的要求。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质量如何，首先要看其对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有多大实质性的贡献，对于缓解工农城乡发展不平衡和“三农”发展不充分的问题有多大实际作用。比如，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社会需求结构加快升级，呈现个性化、多样化、优质化、绿色化迅速推进的趋势。这要求农业和农村产业发展顺应需求结构升级的趋势，增强供给适应需求甚至创造需求、引导需求的能力。与此同时，对农村产业发展在继续重视“生产功能”的同时，要求更加重视其生活功能和生态功能，将重视产业发展的资源环境和社会影响，同激发其科教、文化、休闲娱乐、环境景观甚至体验功能结合起来。尤其是随着“90后”、“00后”、甚至“10后”逐步成为社会的主流消费群体，产业发展的生活、生态功能更加需要引起重视。以农业为例，要求农业在“卖产品”的同时，更加重视“卖风景”、“卖温情”、“卖文化”、“卖体验”，增加对人才、人口的吸引力。近年来，电子商务的发展日益引起重视，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有很好的链接和匹配功能，能够改善居民的消费体验、增进消费的便捷性和供求之间的互联性，而体验、便利、互联正在成为实现社会消费需求结构升级和消费扩张的重要动力，尤其为边角化、长尾性、小众化市场增进供求衔接和实现规模经济提供了新的路径。

第二，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体现在贯彻新发展理念，突出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要求。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要义，是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效率和竞争力，即增加有效供给，减少无效供给，增强供给体系对需求体系和需求结构变化的动态适应和反应能力。当然，这里的有效供给包括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这里的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效率和竞争力，首先表现为提升农业和农村产业发展的质量、效率和竞争力;

除此之外，还表现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方方面面，体现这些方面的协同性、关联性和整体性。解决好“三农”问题之所以要被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归根到底是因为它是一个具有竞争弱势特征的复合概念，需要基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通过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矫正市场失灵问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旨在解决好“三农”问题，重塑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因此，要科学区分“三农”问题形成演变中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完善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借此，将支持农民发挥主体作用、提升农村人力资本质量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有效激发工商资本、科技人才、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结合起来，通过完善农村发展要素结构、组织结构、布局结构的升级机制，更好地提升乡村振兴的质量、效率和竞争力。

第三，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体现为协调处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系。在十九大报告和新版《中国共产党章程》中，乡村振兴战略与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等被列入，但新型城镇化战略未被列入要坚定实施的7大战略，这并不等于说推进新型城镇化不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之所以这样，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1)城镇化是自然历史过程。虽然推进新型城镇化也需要“紧紧围绕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也需要“因势利导、趋利避害”，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但城镇化更是“我国发展必然要遇到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必须“使城镇化成为一个顺势而为、水到渠成的发展过程”。而实施上述7大战略则与此有明显不同，更需要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甚至优先位置，更需要大力支持。否则，更容易出现比较大的问题，甚至走向其反面。(2)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贯穿到21世纪中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虽然推进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但到2030~2035年前后城镇化率达到75%左右后，中国城镇化将逐步进入饱和阶段，届时城镇化率提高的步伐将明显放缓，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口流动将由乡—城单向流动为主转为乡—城流动、城—城流动并存，甚至城—乡流动的人口规模也会明显增大。届时，城镇化的战略和政策将会面临重大阶段性转型，甚至逆城镇化趋势也将会明显增强(张天佐，2018;

王利伟，2017)。至于怎样科学处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系?本文认为，关键是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这一问题将留待后文专门分析。

第四，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体现为科学处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推进农业农村政策转型的关系，做好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大文章。关于这个问题，后文也将专门分析。

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最终体现为统筹推进增进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增强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能力。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把“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原则之一，要求“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维护农民群众根本利益、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如果做到这一点，不断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十九大报告突出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高度重视“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民利益最容易受到侵犯，最容易成为增进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薄弱环节。注意增进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正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价值所在。当然也要看到，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农民发挥主体作用往往面临观念、能力和社会资本等局限。因此，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鼓励社会力量和工商资本带动农民在参与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增强参与乡村振兴的能力，对于提升乡村振兴质量至关重要。

增强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能力，有许多国际经验可供借鉴。如在美国、欧盟和日、韩等国的发展过程中，都有很多措施支持农民培训、优化农业农村经营环境，并有利于增加农村就业创业机会。2014年美国《新农业法案》将支持中小规模农户和新农户发展作为重要方向，甚至在此之前就有一些政策专门支持初始农牧场主创业，为其提供直接贷款、贷款担保和保险优惠，借此培育新生代职业农民。该法案增加农产品市场开发补助金，明确优先支持经验丰富的农牧场主，优先支持最能为某些经营者或农牧场主创造市场机会的项目;

鼓励优化农村经济环境，在农村地区提高经商创业效率、创造就业机会并推进创新发展。2000年以来，欧盟的农村发展政策将培养青年农民、加强职业培训、推动老年农民提前退休、强化农场服务支持等作为重要措施。为解决农村人口外迁特别是青年劳动力外流问题，欧盟注意改善农民获得服务和发展机会的渠道，培育农村企业家，以确保农村区域和社区对居民生活、就业有吸引力。2014年欧盟农业政策改革通过新的直接支付框架挂钩支持青年农民和小农户;

采取重组和更新农场等措施，为青年农民提供创业援助，建立农场咨询服务系统和培训、创新项目等。后文强调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战略导向，为此必须把推进农民优先提升技能作为战略支撑，借此为新型城镇化提供合格市民，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合适的劳动力和农村居民。

二、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这从根本上是因为工农城乡发展不平衡和“三农”发展不充分，是当前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最突出的表现。此外，还是因为“三农”发展对促进社会稳定和谐、调节收入分配、优化城乡关系、增强经济社会活力和就业吸纳能力及抗风险能力等，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具有较强的公共品属性;

加之，如前所述，在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三农”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呈现竞争弱势特征，容易存在市场失灵问题。因此，需要在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通过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优先支持农业农村发展，解决好市场失灵问题。鉴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按照增强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要求和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的方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应该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也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当今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背景下，面对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的形势，“各国日益相互依存、命运与共，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杨洁篪，2017)。相对于全球，国内发展、城乡之间更是命运共同体，更需要“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面对国内工农发展、城乡发展失衡的状况，用命运共同体思想指导“三农”工作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更应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借此有效防范因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差距过大导致社会断裂，增进社会稳定和谐。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原则，要求“把实现乡村振兴作为全党的共同意志、共同行动，做到认识统一、步调一致，在干部配备上优先考虑，在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在资金投入上优先保障，在公共服务上优先安排，加快补齐农业农村短板”。该文件在第12部分还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部署，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提高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大意义的认识，真正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摆在优先位置，把党管农村工作的要求落到实处”，为此提出了6方面的具体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进一步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工业农业一起抓、坚持城市农村一起抓，并把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要求落到实处”。这为我们提供了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路线图和“定盘星”。那么，在实践中如何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本文认为，可借鉴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支持中小企业的思路，同等优先地加强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支持。具体地说，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优先加快推进农业农村市场化改革

《国务院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国发〔2016〕34号)提出，“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市场机制高效运行的重要基础”，“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要“确立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为此，要通过强化公平竞争的理念和社会氛围，以及切实有效的反垄断措施，完善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促进市场机制有效运转;

也要注意科学处理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关系，积极促进产业政策由选择性向功能性转型，并将产业政策的主要作用框定在市场失灵领域(王一鸣，2018)。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也应注意这一点。

为此，要通过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积极营造有利于“三农”发展，并提升其活力和竞争力的市场环境，引导各类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在参与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公平竞争，成为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乡村振兴参与者，甚至乡村振兴的“领头雁”。要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加快推进农业农村领域的市场化改革，结合发挥典型示范作用，根本改变农业农村发展中部分领域改革严重滞后于需求，或改革自身亟待转型升级的问题。如在依法保护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户承包权的前提下，如何平等保护土地经营权?目前，这方面的改革亟待提速。目前对平等保护土地经营权重视不够，加大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困难和风险，也影响了其对乡村振兴带动能力的提升。近年来，部分地区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改革创新，初步取得了积极效果。但随着“三变”改革的推进，如何加强相关产权和要素流转平台建设，完善其运行机制，促进其转型升级，亟待后续改革加力跟进。

(二)加快创新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制，优先支持优化农业农村发展环境

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则，清除不适应形势变化、影响乡村振兴的制度和环境障碍，可以降低“三农”发展的成本和风险，也有利于促进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如近年来虽然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积极推进，但实际惠及面仍然有限，严重影响农村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导致大量宅基地闲置浪费，也加大了农村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和建设美丽乡村的困难，制约农民增收。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已经为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开了题”，明确“完善农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政策，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应该说，这方面的政策创新较之前前进了一大步。但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严重滞后于现实需求，导致宅基地流转限制过多、宅基地财产价值难以显性化、农民房屋财产权难以有效保障、宅基地闲置浪费严重等问题日趋凸显，也加大了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用地困难(刘守英，2018)。类似改革仍待进一步扩围提速或延伸推进。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汇聚全社会力量，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并要求“研究制定鼓励城市专业人才参与乡村振兴的政策”。2018年3月7日在“两会”期间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精英人才到乡村的舞台上大施拳脚”，“城镇化、逆城镇化两个方面都要致力推进”。但现行农村宅基地制度和农房产权制度改革滞后，不仅仅是给盘活闲置宅基地和农房增加了困难，影响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

更重要的是加大了城市人口、人才“下乡”甚至农村人才“跨社区”居住特别是定居的困难，不利于缓解乡村振兴的“人才缺口”，也不利于农业农村产业更好地对接城乡消费结构升级带来的需求扩张。在部分城郊地区或发达的农村地区，甚至山清水秀、交通便捷、文化旅游资源丰厚的普通乡村地区，适度扩大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范围，鼓励试点地区加快探索和创新宅基地“三权分置”办法，尤其是适度扩大农村宅基地、农房使用权流转范围，有条件地进一步向热心参与乡村振兴的非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开放农村宅基地或农房流转、租赁市场。这对于吸引城市或异地人才、带动城市或异地资源/要素参与乡村振兴，日益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其意义远远超过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问题，并且已经不是“看清看不清”或“尚待深入研究”的问题，而是应该积极稳健地“鼓励大胆探索”的事情。建议允许这些地区在保护农民基本居住权和“不得违规违法买卖宅基地，严格实行土地用途管制，严格禁止下乡利用农村宅基地建设别墅大院和私人会馆”的基础上，通过推进宅基地使用权资本化等方式，引导农民有偿转让富余的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允许城乡居民包括“下乡”居住或参与乡村振兴的城市居民有偿获得农民转让的富余或闲置宅基地。在此方面，法国的经验值得参考，详见案例1。

案例1：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乡村多元产业的发展和乡村多元价值的拓升，包括年青人在内的部分人口回乡就业创业，一些追求乡村生活的城市人开始在乡村地区定居，促进了乡村活力的提升。在此背景下，法国注重通过政策、法律和规划手段，促进土地整理、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改善、支持乡村旧有住宅改造和新住宅建设等，满足都市区居民到乡村休憩甚至定居对“二套房”的需求。这些“二套房”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和山区等文化或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以及临近大都市的乡村地区。1990年，在法国乡村地区的居民结构中，农民、自由职业者和企业主、中高层管理人员、雇员和个人、退休农民、非农民退休人员分别占%、%和%、%、%、%，占比分别较1962年下降个、个和增加个、个、个、个百分点。在去法国乡村地区休憩的居住方式中，自有二套房的比重，1984年已达%，较1961年提高个百分点(汤爽爽、冯建喜，2017)。

近年来，许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迅速发展，对于加快农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转变的积极作用迅速凸显。但相关政策和监管规则创新不足，成为妨碍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障碍。部分地区对新兴产业发展支持力度过大、过猛，也给农业农村产业发展带来新的不公平竞争和不可持续发展问题。此外，部分新兴产业“先下手为强”、“赢者通吃”带来的新垄断问题，加剧了收入分配和发展机会的不均衡。要注意引导完善这些新兴产业的监管规则，创新和优化对新经济垄断现象的治理方式，防止农民在参与新兴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成为“分享利益的边缘人，分担成本、风险的核心层”。

此外，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要以支持融资、培训、营销平台和技术、信息服务等环境建设，鼓励包容发展、创新能力成长和组织结构优化等为重点，将优化“三农”发展的公共服务和政策环境放在突出地位。相对而言，由于乡村人口和经济密度低、基础设施条件差，加之多数农村企业整合资源、集成要素和垄断市场的能力弱，面向“三农”发展的服务体系建设往往难以绕开交易成本高的困扰。因此，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应把加强和优化面向“三农”的服务体系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包括优化提升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对市场化或非营利性服务组织的支持，完善相关体制机制。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还应注意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强化政府对“三农”发展的“兜底”作用，并将其作为加强社会安全网建设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国家推动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快建立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等，都有这方面的作用。二是瞄准推进农业农村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大引导支持力度。如积极推进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加强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现代农业产业园、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农业科技园区、电商产业园、返乡创业园、特色小镇或田园综合体等农业农村发展的载体建设，更好地发挥其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辐射带动作用。

三、坚持走城乡融合发展道路

从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到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再到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这种重大政策导向的演变反映了我们党对加快形成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认识逐步深化，也顺应了新时代工农城乡关系演变的新特征和新趋势，这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战略导向也是一脉相承、互补共促的。十九大报告将“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置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之前。这说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同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一样，也是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手段。

近年来，随着工农、城乡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不断增强，城乡之间的人口、资源和要素流动日趋频繁，产业之间的融合渗透和资源、要素、产权之间的交叉重组关系日益显著，城乡之间日益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发展格局。越来越多的问题，表现在“三农”，根子在城市(或市民、工业和服务业，下同);

或者表现在城市，根子在“三农”。这些问题，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越来越难以解决，越来越需要创新路径，通过“头痛医脚”的办法寻求治本之道。因此，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越来越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当务之急和战略需要。借此，按照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要求，加快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共荣、分工协作、融合互补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那么，如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道路，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呢?

(一)注意同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衔接起来

在当前的发展格局下，尽管中国在政策上仍然鼓励“加快培育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增强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能力”。但农民工进城仍以流向大中城市和特大城市为主，流向县城和小城镇的极其有限。这说明，当前，中国大城市、特大城市仍然具有较强的集聚经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效应，且其就业、增收和其他发展机会更为密集;

至于小城镇，就总体而言，情况正好与此相反。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顺应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优质资源、优质要素和发展机会向大城市、特大城市集中仍是难以根本扭转的趋势。但是，也要看到，这种现象的形成，加剧了区域、城乡发展失衡问题，给培育城市群功能、优化城市群内部不同城市之间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关系，以及加强跨区域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等增加了障碍，不利于疏通城市人才、资本和要素下乡的渠道，不利于发挥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辐射带动作用。

上述现象的形成，同当前的政府政策导向和资源配置过度向大城市、特大城市倾斜也有很大关系，由此带动全国城镇体系结构重心上移。这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在重大产业项目、信息化和交通路网等重大基础设施、产权和要素交易市场等重大平台的布局，在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投资分配、获取承办重大会展和体育赛事等机会分配方面，大城市、特大城市往往具有中小城市无法比拟的优势;

二是许多省区强调省会城市经济首位度不够是其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致力于打造省会城市经济圈，努力通过政策和财政金融等资源配置的倾斜，提高省会城市的经济首位度。这容易强化大城市、特大城市的极化效应，弱化其扩散效应，影响其对“三农”发展辐射带动能力的提升，制约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推进。加之，许多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发展片面追求“摊大饼式扩张”，制约其实现集约型、紧凑式发展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提升(范恒山，2017)，容易“稀释”其对周边地区和“三农”发展的辐射带动能力，甚至会挤压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空间，制约周边中小城市、小城镇对“三农”发展辐射带动能力的成长。

今后，随着农村人口转移进城规模的扩大，乡—城之间通过劳动力就业流动，带动人口流动和家庭迁移的格局正在加快形成。在此背景下，过度强调以大城市、特大城市为重点吸引农村人口转移，也会因大城市、特大城市高昂的房价和生活成本，加剧进城农民工或农村转移人口融入城市、实现市民化的困难，容易增加进城后尚待市民化人口与原有市民的矛盾，影响城市甚至城乡社会的稳定和谐。

因此，应按照统筹推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加大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力度，深化相关改革和制度创新，在引导大城市、特大城市加快集约型、紧凑式发展步伐，并提升城市品质和创新能力的同时，引导这些大城市、特大城市更好地发挥区域中心城市对区域发展和乡村振兴的辐射带动作用。要结合引导这些大城市、特大城市疏解部分非核心、非必要功能，引导周边卫星城或其他中小城市、小城镇增强功能特色，形成错位发展、分工协作新格局，借此培育特色鲜明、功能互补、融合协调、共生共荣的城市群。这不仅有利于优化城市群内部不同城市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提升城市群系统功能和网络效应;

还有利于推进跨区域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能力建设和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王利伟，2017)，为城市人才、资本、组织和资源等要素下乡参与乡村振兴提供便利，有利于更好地促进以工哺农、以城带乡和城乡融合互补，增强城市化、城市群对城乡、区域发展和乡村振兴的辐射带动功能，帮助农民增加共商共建共享发展的机会，提高农村共享发展水平。实际上，随着高铁网、航空网和信息网建设的迅速推进，网络经济的去中心化、去层级化特征，也会推动城市空间格局由单极化向多极化和网络化演进，凸显发展城市群、城市圈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为更好地增强区域中心城市特别是城市群对乡村振兴的辐射带动力，要通过公共资源配置和社会资源分配的倾斜引导，加强链接周边的城际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网络和关键结点、连接线建设，引导城市群内部不同城市之间完善竞争合作和协同发展机制，强化分工协作、增强发展特色、加大生态共治，并协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要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以激活主体、激活要素、激活市场为目标导向，推进有利于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体系创新，着力提升城市和城市群开放发展、包容发展水平和辐射带动能力。要加大公共资源分配向农业农村的倾斜力度，加强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与此同时，通过深化制度创新，引导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能力向农村延伸，加强以中心镇、中心村为结点，城乡衔接的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网络建设。要通过深化改革和政策创新，以及推进“三农”发展的政策转型，鼓励城市企业或涉农龙头企业同农户、农民建立覆盖全程的战略性伙伴关系，完善利益联结机制。

(二)积极发挥国家发展规划对乡村振兴的战略导向作用

十九大报告要求“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要求“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当前，《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正处于紧锣密鼓的编制过程中，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还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编制乡村振兴地方规划和专项规划或方案。要结合规划编制和执行，加强对各级各类规划的统筹管理和系统衔接，通过部署重大工程、重大计划、重大行动，加强对农业农村发展的优先支持，鼓励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在编制和实施乡村振兴规划的过程中，要结合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贯彻中央关于“强化乡村振兴规划引领”的决策部署，促进城乡国土空间开发的统筹，注意发挥规划对统筹城乡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引领作用，引导乡村振兴优化空间布局，统筹乡村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今后大量游离于城市群之外的小城市、小城镇很可能趋于萎缩，其发展机会很可能迅速减少。优化乡村振兴的空间布局应该注意这一点。

要注意突出重点、分类施策，在引导农村人口和产业布局适度集中的同时，将中心村、中心镇、小城镇和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现代农业产业园、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农业科技园区、电商产业园、返乡创业园、特色小镇或田园综合体等，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结点。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中央政府对乡村地区的关注逐步实现了由乡村全域向发展缓慢地区的转变，通过“乡村行动区”和“乡村更新区”等规划手段干预乡村地区发展;

同时逐步形成中央政府和地方乡村市镇合力推动乡村地区发展的局面。乡村市镇主要通过乡村整治规划和土地占用规划等手段，推动乡村地区发展。乡村整治规划由地方政府主导，地方代表、专家和居民可共同参与。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乡村全面振兴，但这并不等于说所有乡、所有村都要实现振兴。从法国的经验可见，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找准重点、瞄准薄弱环节和鼓励不同利益相关者参与，都是至关重要的。此外，建设城乡统一的产权市场、要素市场和公共服务平台，也应在规则统一、环境公平的前提下，借鉴政府扶持小微企业发展的思路，通过创新“同等优先”机制，加强对人才和优质资源向农村流动的制度化倾斜支持，缓解市场力量对农村人才和优质资源的“虹吸效应”。

(三)完善农民和农业转移人口参与发展、培训提能机制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关键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一方面，帮助农村转移人口降低市民化的成本和门槛，让农民获得更多且更加公平、更加稳定、更可持续的发展机会和发展权利;

另一方面，增强农民参与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能力，促进农民更好地融入城市或乡村发展。要以增强农民参与发展能力为导向，完善农民和农业转移人口培训提能支撑体系，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多的新型职业农民和高素质人口，为新型城镇化提供更多的新型市民和新型产业工人。要结合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注意发挥新型经营主体、新型农业服务主体带头人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新型职业农民成长，带动普通农户更好地参与现代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要按照需求导向、产业引领、能力本位、实用为重的方向，加强统筹城乡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建设，通过政府采购公共服务等方式，加强对新型职业农民和新型市民培训能力建设的支持。要创新政府支持方式，支持政府主导的普惠式培训与市场主导的特惠式培训分工协作、优势互补。鼓励平台型企业和市场化培训机构在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和新型市民培训中发挥中坚作用。要结合支持创新创业，加强人才实训基地建设，健全以城带乡的农村人力资源保障体系。

(四)加强对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政策支持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要把培育城乡有机结合、融合互动的产业体系放在突出地位。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有利于发挥城市企业、城市产业对农村企业、农村产业发展的引领带动作用。要结合加强城市群发展规划，创新财税、金融、产业、区域等支持政策，引导农村产业融合优化空间布局，强化区域分工协作、发挥城市群和区域中心城市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引领带动作用。要创新农村产业融合支持政策，引导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统筹处理服务市民与富裕农民、服务城市与繁荣农村、增强农村发展活力与增加农民收入、推进新型城镇化与建设美丽乡村的关系。鼓励科技人员向科技经纪人和富有创新能力的农村产业融合企业家转型。注意培育企业在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产业融合中的骨干作用，努力营造产业融合发展带动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鼓励商会、行业协会和产业联盟在推进产业融合发展中增强引领带动能力。

乡村振兴论文【第四篇】

摘要：本文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阐述农民—职业农民—新型农民—新型职业农民内涵，探讨新型职业农民身份、地位和作用，并将其分为5种，剖析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教育面临的6个难题。据此，提出8项法治保障建议：各级政府要制定有效可行的培育规章制度、制定统编通用公用教材与各地专业的实用教材制度体系、鼓励完善培育职业农民的师徒新路径制度、建立与完善师资队伍库建设管理制度、完善网络媒体教育培训培育制度体系、建立完善培训培育与农事基地融合发展的制度、实施题库考核认定制度和强化新型职业农民的财政扶持与监管力度。

关键词：乡村振兴；新型职业农民；法治保障

一、新型职业农民内涵历史由来及种类

（一）新型职业农民沿革1.农民。农民系指长期务农的劳动者。《谷梁传•成公元年》就有“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农民，有商民，有工民。”1958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管理条例》实施，形成了我国城市与农村户口的管理体制，农民就是“农业户口”者。学术界用职业的角度界定：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就是农民，否则不是农民。泛指家庭经济主要来源于农业农村劳动者。1980年后，根据农民产业重点被称粮农、菜农、果农、花农、菇农、棉农、茶农、养殖户、专业户等；1984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农民的身份是“社员”。2.新型农民。是农村农民的农业发展的带头人，系指有科学文化素养，现代农业生产与管理技能，并主要以从事该职业为收入来源的居住农村地区或集市的农民。简单说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民，或者称农商。最早出现在农业农村部《关于做好2003年科教兴农工作的意见》｛农科教发〔2003〕3号｝第六部分实施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3.职业农民。是从“工人”的职业概念而切入，特别是用工业理念谋划农业引出“农业工人”。泛指从事农业生产工作的职业人，而不是户籍身份。最早提出是2005年11月10日，《关于实施农村实用人才培养“百万中专生计划”的意见》{农人发〔2005〕11号}中提出培养对象是“农村劳动力中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服务以及农村经济发展等领域的职业农民。”4.新型职业农民。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以后连续提出。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立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大需求，对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做出了明确部署。《“十三五”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提出到2020年全国新型职业农民超过2000万人的发展目标。至此，经历由农民—新型农民—职业农民—新型职业农民的发展沿革。新型职业农民具备新型和职业双重融合，体现知识化、专业化和职业化的有机融合。即以农业生产、经营或服务作为主要职业，具有一定文化素质、现代农业生产技能和经营管理能力，以农业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从业人员。

（二）新型职业农民内涵1.新型职业农民身份。体现了农民由户籍身份称呼转变为职业的新身份，农民逐步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有奔头有尊严的“绿领”。标志着农村人才培养从全面普及提高、以农村劳动力转移为重点的农民培训，到以农村精英为重点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转变。新型职业农民更具农商的特征，即市场导向，适度规模或者专业服务者。从兼业向专业、从被社会歧视地位向平等的转变；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政策术语也经历了由培训—培养的转变。2.素质。主要特征表现在高素质和生产技能的农民特征，这是与传统农民的根本区别。2017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两会期间明确要求大力培养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是新时代善创新、敢创业的“新商农”；经教育培训出来的爱农业、有经验的老农新型农业经营骨干分子；有高学历、想务农的“知农”；也有满腔热情在城里打工返乡的创业者。新型职业农民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现代观念，还需对生态、环境、社会和后人具有承担责任。3.作用。新型职业农民作用体现在新型经营主体的个体形式和主体力量，明确展示了未来谁来种地的主体。是乡村振兴的主力军，发挥引领和示范带动作用的新动能。是人才振兴的对象，是寻求新时代农村发展赋能、推进城乡融合、推动乡村振兴的基本力量。他们是适度规模经营的实践者，为现代农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三）新型职业农民种类1.专业技能型职业农民。活跃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业企业等新型生产经济体中，以此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业劳动力（农业雇员）。属于产中直接从事生产者，掌握农业专业性生产技术，并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2.农产品经纪人。也称农村经纪人，商（菜、粮等）贩，把农产品对外销售出去，收取双方的服务费用。活动在生产农民、供货商、销售商和技能人员之间。3.生产资料供应商。指种苗、农药、化肥、农膜、农机具等生产资料销售供应商，提供专项作业服务，如机插秧、机打药等。4.农业技术推广员。负责生产田间技术推广与生产常规指导人员、信息员、病虫害植保员、村级动物防疫员等。5.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主要是专业（种粮）大户、家庭农场主、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事生产企业负责人等。其占有一定土地与设施装备资源，有专业技能、管理经验与资金投入能力，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生产经营管理。

二、乡村振兴背景下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面临的难点

（一）农民整体结构性素质偏低受全球传统农业因素影响，农村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流向了城市。农村劳动力构成呈现妇女、儿童和老人，属于“386160”部队，特别是以留守中老年人为主，劳动者结构上素质就处于劣势。职业农民类型繁杂，至少分五种类型，专业面向全社会产业，且跨行业。新型职业农民的层次千差万别，需要进行差异化的培训。这一现状为提升农民素质增加难度。

（二）农民个体主观上缺乏进取精神许多农民存在不思进取，满足现状，等靠要倾向突出。不善于学习、不愿接受培训，对学习缺乏兴趣。常有各级免费培训学习，不给礼物，甚至不管饭都不愿去，能自己肯花钱学习那就太稀少了。学习目的不明确，缺乏学习的主观动力。

（三）遵纪守法意识淡薄法律法治观念淡薄，过度利用法律庇护自己，牵涉自身利益，甚至歪打官司斜告状。明知违法违规也不去顾忌。无理上访、心明镜也强词夺理。培育爱党、爱国、爱农村的新农民思想道德征途颇为艰巨。

（四）经营管理理念更加滞后乡村振兴迫切需要提升规模经营，生产规模越大对对经营管理的需求就越迫切，特别是把技术融入经营管理中。一项项技术，如果没有必要的管理，技术就难以实施落实。而恰恰农业还普遍重技术，轻管理，同时农业管理人才也奇缺。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新型职业农民，便是当今时代背景下的这样一支“三农”乡村振兴工作队伍，是破解振兴乡村的核心瓶颈之一。

（五）培训供给与需求脱节难以适应乡村振兴需求现行培训机构表现是供给与需求脱节，供给者会什么，就讲什么。培训提纲罗列的也不一定真的按课程计划实施，想办法找到哪个最省钱最廉价的授课老师。安排教师是培训目的与培训机构自身经济效益最大化为首，多以农业生产技术为主、经营管理薄弱。而对文化素养、身体素质和心理健康等内容涉及极为稀少。密切当地农业特色，特别是气候与农作物生态特性，特色乡村（旅游观光）产业也须加强。也有盲目照搬别人课程，与需求没有契合度、无地域特色实效性不强，大多以理论层面的知识为主，甚至空谈理论。生产需求的实践技能知识比较薄弱。生产实践技能匮乏，特别是师资匮乏，冒名充当名师现象严重，这些都是现实难题。

（六）培训经费不及时到位与不能有效利用首先是经费下拨困难，培训经费实行保障制，需要培训机构得到培训人员数量后下拨，但经费是不能及时拿到的，有的需要提前做账，甚至事情没做要先把发票开了，好报账拨款。这样就难免作假，有限经费不能使用在刀刃上。有些培训机构培训结束，财政部门还是迟迟不给兑现经费。经费管理混乱，经费得不到有效利用。政府管理上存在将职业农民培训当成项目争取，到手后想尽一切办法把经费最大留给自己，巧立支出名目，目标服务自身设施，利益觉得合不上就不承办项目的现象。对专家讲课虚报克扣等违规违法等暗箱操现象屡见不鲜，严重影响专家授课积极性。为保障农民学员数量，借外出考察实地学习，考察走形式，千方百计插观光旅游。

三、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法治保障建议

（一）各级政府要制定有效可行的培育规章制度国家和省市县农业部门要强化组织领导，及时制定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当年计划当年要有效落实与实施。通过立法把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作为一项长期稳定的制度，并赋予新型职业农民终身受教育的权利。衔接开放社会科普、教育、培训机构给予提供优先优惠和必要的免费学习调研便利政策。制定满足农民需求的定期、持续培训培育，建立经常性培训及跟踪服务的制度。明确经常性培训的关键内容、方式方法、培训机构、经费投入和保障措施。建立与干部继续教育、工人岗位培训相类似的新型职业农民全员经常性培训制度。实施技术到现场和跟踪指导服务，培育内容以农民需求为中心，给农民更多自主权与选择权。建立鼓励终身自学的政策制度，特别结合自身所需，充分调动鼓励他们的自学自觉性。树立典型强化引导，有效结合自身需求的高效自学与培育激励机制。增加自己选择学习的主动权。

（二）制定统编通用公用教材与各地专业的实用教材制度体系政府可根据不同类型新型职业农民技能特点及能力素质要求，科学制定教育培育统编基础培育教材，省市专业技术教材，鼓励农民自己选择购买教材。首先，要搞好通用教材，现行市场教材非常杂乱，不实用问题突出，甚至根本就没有需求应用价值，过多地空谈理论。一发给学员就是十几本，是免费，但很多农民就看看封面，大致过目一下，根本就没有看的必要，更甚者连拿走都不拿，随便丢掉。老师培训的内容，农民需要的确没有书。所以，形式上无用的教材极为普遍。应建立通用教材国家层面统编，专业教材省市统编，鼓励在教材上让农民自选自购补贴模式，使培训教材实用价值不断提升。

（三）鼓励完善培育职业农民的师徒新路径制度开展师徒传授长期模式，可以选拔有专长的专家、科技工作者、企业家等专业人士为师傅，新型职业农民为徒弟，通过立项实施、爱心奉献和企业资助实施运转，更能发挥传授效率和培育学习效果。采用一带一、一带多，群代群模式；面授、现场传授、线上传授等方式。特别是按照习近平主席在2019年曾批示“老科技工作者人数众多、经验丰富，是国家发展的宝贵财富和重要资源。”培训人才，要发挥老科技工作者有时间、有技术、有爱心，乐于奉献的优势，是解决授课师父培育人才匮乏的有效途径之一。

（四）建立与完善师资队伍库建设管理制度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师资至关重要，师资选拔与不断教育培训，竞争上岗，监督和促进师资素质提升体制迫须建立。杜绝控制缺乏实战能力师资，增加培育效果。建立和完善对师资的资格考核评价制度，实行进入与退出机制。

（五）完善网络媒体教育培训培育制度体系把网络媒体教育培训作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必备路径之一确定下来。明确培训依托线上“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申报系统”资源与线下各地职教中心开展的农业技术提升，有效利用“云上智农”等App提供的线上精品课程。建立微信群、公众号、专业网络、网上培训等作为必要的培育学习路径。线上农民培育云平台应该打造成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另一个重要阵地，农业农村部已正式启用全国农业科教云平台，将打通农技入户的最后一米。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将伴随着乡村振兴而逐步完善。

（六）建立完善培训培育与农事基地融合发展的制度为了充分体现新型职业农民的实用性非常强的特点，需建立实训基地，由各级政府筛选扶持农事企业，承担实践实训基地场所，并配备有本企业优势产业兼职教师。这种基地要承担起科普与新技术培训、装备展示、成果转化、技术示范、试验研究、生产加工、流通服务、决策咨询、设备维修、农事设计等功能，让新型职业农民在这个基地上，能实地学习、研发创新，提升实际运营能力。建立和完善新型经营主体的农事企业，鼓励他们的科普动机、推进科普途径与作用，充分发挥其优势，助推新型职业农民发挥职能作用。规定培育者在农事企业中解决其企业问题的同时得到培养和提升，而不是仅仅学些表面花架子，实行农事企业与职业农民相互促进的融合发展模式。

（七）改进认定管理办法和实施题库考核认定制度认定管理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制度体系的基础和保障，他们只有通过认定，才能确认其是新型职业农民，之后进一步享受特殊政策扶持。目前考核认定，如职业农民的考核实际上形同虚设，考题本身就是全公开的，只是照答案抄一遍。有的连答案都不会抄写，由人代抄写。题目本身也常缺乏知识技术要点，讲授人再水平不足，怎么能讲好，农民怎么能学好。建议集中全国或全省精锐力量、因地制宜建立考核认定题库，如学习汽车驾驶员理论与实际操作科目考试一样，由计算机抽题，电脑答卷评分。这样对学员和师资、培训机构都是一个检验和考核，才能真正激发提升他们的内生动力。当然建立完善新型职业农民资格考核制度，也必须设置科学合理的新型职业农民资格的门槛。

（八）强化新型职业农民的财政扶持与监管力度有必要将新型职业农民教育立法中明确其经费的投入与监管，经费纳入地方政府每年的财政预算支出，以保障经费来源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特别是加强项目资金政府信誉制度的落实，避免经费挪用，及时落实到位，可以实行报账制度。规范经费使用科目与标准，经费使用实施银行直接划拨到底，避免现金报账，如涉及教师劳务费直接进卡等措施监管。培育亿万懂农业、懂技术、懂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他们是乡村振兴的生力军和重要保证。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对该领域法治建设进行探索，将有利于新型职业农民教育的有序进行，有利于农民自身受教育权利的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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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芙刘玲高珍妮叶思彤单位：沈阳工业大学

乡村振兴论文【第五篇】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是传统农业大县,农村幅员广、基础差、产业弱、人口多、贫困重,仍是最现实最根本的问题。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决策部署,推进全县乡村振兴发展,我们必须突出问题导向,综合对症下药,着力在统筹规划、重点突破、改革创新三个方面下足工夫、取得实效。

统筹规划,整合力量确保乡村振兴方向明、路径优

立足实际,科学规划。“乡村振兴”是一项系统复杂工程,必须坚持全县一盘棋,做好顶层设计、总体规划,整合力量、统筹推进。要根据全县各地农村农业发展现状,特别是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等方面的情况,按照“特色发展、区域联合、全域联动”的乡村发展思路,着力打破镇(村)行政区划界限、部门行政职能界限,科学制定全县乡村振兴总体规划。要强化统筹规划,推进“多规合一”,同步做好城市总体规划、乡村建设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产业发展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有机衔接,促进城乡功能和空间融合发展。

优化布局、典型带动。要结合县委关于“一区四圈”的旅游规划,做好新村建设、特色产业布局。要坚持差异发展、扬长避短,根据各地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气候特点等,确定优先发展的重点方向,优化功能分区、产业布局。要加强示范创建及模式推广,结合脱贫攻坚引领区、农建综合示范区建设,在有条件的乡镇先行试点示范,培育打造一批乡村振兴示范典型,辐射带动全县乡村发展水平整体提升。

强化领导,合力推进。要组建强有力的领导和工作机构,明确领导责任和工作任务,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研究解决具体问题。将乡村振兴工作纳入年度目标绩效管理,作为全县重点工作定期督促检查,确保各项工作扎实推进、及时完成。坚持重中之重战略地位,落实农村优先发展,建立健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财政投入保障制度,确保财政投入持续增长。

聚焦重点,狠抓关键确保乡村振兴措施实、效果好

突出三产融合,推动农业效益大增长。把发展产业作为脱贫攻坚、助农增收的主抓手,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根本导向,走特色化、专业化、品牌化的现代农业发展路子。突出“牛、药、果、茶、菌”五大重点产业,推动各地产业连片规模发展,实现每个乡镇一个千亩产业园、一个万头养殖场目标,形成全县性的农业支柱产业。积极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深化“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合作机制,延伸、完善配套产业链,加快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打造一批特色优势农业品牌,全面提高农业综合效益。要坚持农旅融合发展,充分利用宣汉旅游资源禀赋,大力发展旅游+精品农业、旅游+特色产品,打造一批特色旅游乡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突出基础配套,推动农村面貌大改善。把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作为重要目标,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实施一批基础设施重点项目,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全面提升群众幸福指数。以“幸福美丽新村”和“四好村”建设为统揽,统筹推进“广厦行动”、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大力实施三化工程,全面开展农村院落整治,统筹推进医疗卫生、文化娱乐、代办服务、环境治理、社会治安“五进村”。认真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按照“田成方、水成系、路相连、林成网”格局,加快山、水、林、田、湖系统治理,建设生态宜居家园。

突出乡风塑造,推动农民素质大提升。把农民素质提升放在更加重要位置,加强农民思想文化教育培训,深入开展“诚信、守法、感恩”公民思想道德教育活动,加强群众道德约束和村规民约管理,大力宣传、引导和弘扬好家风,塑造良好乡村软环境。深入实施农村实用人才培育计划,加大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力度,统筹整合培训资源,建立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农民教育和培训体系,全面提升农民生产经营能力。加强群众民主管理意识教育,引导参与村务管理,提升村务管理水平。

深化改革,强化创新确保乡村振兴机制活、动力足

探索建立更具活力的要素市场。以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为突破口,创新城乡融合发展思路,探索建立更加多元、更具活力的农村资源开发模式,充分激活农村要素市场。重点加快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放活土地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推进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制改革,鼓励各地多种方式盘活农地、小型水利设施、集体资产。健全农村产权流转市场体系,构建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现代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完善乡村发展用地保障机制,合理安排农业农村各业各类用地,新增建设用地计划优先满足农业农村发展需求。

探索建立更广渠道的引才机制。探索创新农业高层次人才聘用机制,充实农业部门专业人才力量。深化农业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加快农业农村科技人才力量建设,加强与农科院所开展合作研发、成果转化,激励更多优秀农业科技人才到一线创新创业。出台落实返乡下乡创业就业优惠政策,支持、鼓励在外宣汉人带着项目、资金、技术回乡创业发展。注重将优秀回乡创业人员纳入党员和村委后备干部培养,及时为村级组织输入新鲜血液。

探索建立更加多元的投入体系。建立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体制,吸引和撬动社会资本参与建设运营。推广农村资金互助社、村级扶贫互助社试点经验,规范发展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开展农民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试点,鼓励发展农业互助保险。探索完善农业保险补贴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