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党史文章【优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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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党史文章【第一篇】
1、1949年10月1日，彭德怀在张治中、陶峙岳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新疆首府迪化(现乌鲁木齐)市。彭德怀走着走着，忽然在沸腾的人流中发现了自己的画像，浓黑的眉毛突然扭曲了。他一箭冲过去，挡住了举着画像游行的人。举起画像的大众一下子不认识彭德怀，惊讶地说:你要做什么？彭德怀指着他们举起的画像说:这个人看起来很丑，不要举着他过街！举起画像的人一动不动，还没有等到他们的反应，彭德怀竟然伸出手画框的画像。举起画像的人气极高，抓住彭德怀大声喊道:你知道我们举起的是谁吗？这是第一野战军司令官，常胜将军彭德怀！一些民兵看到情况也被包围，指着彭德怀说:快点！抓住这个坏人！彭德怀不由得笑了。同志们，同胞们，我是彭德怀，是这个画像上的人！大家面对面，不知所措。彭德怀说:你们不必害怕。我只是想向你们提出一点要求，以后不要举着我的画框往返。举起毛主席、朱总司令官的画像，举起象征革命的红旗大家听说，热烈鼓掌。
2、1980年1月，主持总参加工作的杨勇，为了送总参加的李达、张才千，欢迎总参加工作的张震，在京西酒店请他们吃饭共花了400元。之后，有人通报他们的公款吃喝，当时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黄克诚知道后，杨勇、张震是老部下，事情不大，没有放宽要求。他认真批评了这种做法。要调查，天王老子也要调查，不仅要调查，还要处理，谁出主意谁出钱。在别人看来，黄克诚的做法是撕破脸皮，不顾杨勇、张震和他当时一起流血奋斗的深厚战斗友谊，其实不然。听说黄克诚要调查这件事，杨勇认为这是在小问题上做的，心情不好。但是黄克诚给杨勇打电话说:你长大了，老虎的屁股摸不到！杨勇放下电话，马上赶到黄克诚，承认自己的错误，说不查，是我的想法，然后杨勇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400元补充伙食费。进行了讨论，结束了这件事。
3、1952年11月1日，江苏省吴江县人民政府县长杨明突然收到北京来信。信中写道:县长同志，中财委陈主任的姐姐陈星……据说县政府照顾她，谢谢……请调查一下每月接受陈星多少钱(或者几米)，已经接受了多少次。陈主任说，现在补助金增加了，干部家属不需要公家接受。从12月开始，请停止陈星的收费，不要客气。今后由陈主任自己解决。我希望你们早点回，期待！信末签名为中财委办公室，时间为1952年10月27日。信中所说的陈主任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收到一封信，杨明感到非常突然，他清楚当时国家工作人员的经济状况。陈云一家七口，需要经济的亲戚很多，是当时中南海着名的困难家庭，自己帮助解决有点困难。因此，杨明没有及时处理信件。不料一个月后，北京的第二封信又来了。吴江县长先生，我们上个月27号寄来了信。请从12月开始停止陈主任姐姐在你县收到的家庭优惠费，但是到现在还没有收到回信。陈主任现在供应提前，建议自己补助姐姐。但是，请马上告诉我过去县政府补助了多少。请立即告诉我处理情况，期待！这次签名是中财委秘书室，时间是11月28日。这两封信，虽然不是陈云亲笔写的，但很明显，表达的是陈云本人的意思。原来，陈云从小就很穷，两岁就失去了父亲，四岁就失去了母亲，尽管生活上有祖母和叔叔的家人照顾，年轻的陈云一直由姐姐陈星照顾。因此，陈云一直把照顾好姐姐的事情放在心上。新中国刚成立，陈星当时半百多人，一个人生活，考虑到没有收入来源，陈云委托当时苏南行署主任管文给陈星带来了一些钱来帮助她的生活。1950年4月，我想把陈星带到北京更好地照顾她。因为陈星不习惯，我在北京只住了6个月回到了吴江。陈星重返吴江后，当地政府根据情况向陈星发放了一定的家庭优惠费。
4、1959年，王树声在军科院工作时，他每天拿着饭盒排队去公共食堂买饭。接待外国客人和外国访问时，外国客人送给他大小的礼物，他就像提交国库一样。有一次，新来的工作人员多次把小礼物带到车上说:"；王部长，据说这个礼物是给领导个人的。"；王树声认真地说:"；我这个国防部副部长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外国客人交往，礼物为什么送给我个人？公私明确，是我们革命战士的最低标准，今后一定要记住。"；
5、60年代初，总军械部建设取消，王树声的住宅成为其他部门的所有地，有关部门为了方便他的工作和生活，决定选择别的地方为他建造新居。他们首先为他选择了某自治区的驻京事务所，这里环境相当安静，王树声看后也很满意。但是，他知道情况后摇头，说"；不合适，不合适，这违反了我们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几年后，他们在东城为他找到了一个老院子，独门大院，相当理想，但王树声知道这里原来是民主党派的机关，工作人员被红卫兵赶走空着时，又摇了摇头。这违反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最后，他们在五渊潭附近为他选择了环境优雅、风景如画的住宅基地，王树声先满意，但是当他注意到为自己盖房子要搬几所平民的民宅时，还是摇了摇头。"；我看这件事不要因为我盖了房子而赶走老百姓"；就这样，王树声大将在他进京时建造的平房里，住了18年，直到他死了。
6、1935年，红四方军长征途中，一天，红四方军总指军徐向前巡视在雪山上爬雪山的部队。突然发现红军士兵背着大锅，一步一步地呼吸，艰难地前进着。这个士兵没有穿棉衣，穿草袋。他马上说:"；快去找连长吧！"；不久，九连长跑来到徐总指挥面前。徐先生严厉批评道:"；这位同志还戴着草袋，冻成这样了吗？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去找司务长的！"；连长胆怯地报告说"；徐总指挥，他是司务长，叫肖永正，他的棉衣出发时穿在房东乡下。"；"；什么，他是肖永正！"；徐总指挥走到肖永正这位红军士兵面前，从他背上接锅，脱下自己的外套，包在肖永正身上……部队下山后，徐总指挥在方面军的干部会议上，说肖永正还很兴奋:"；一位连队司务长，棉衣下来了，士兵们穿着，他把自己的棉衣送给没有衣服的房东，自己穿着草袋过雪山，背上背着锅！他是三十九团九连的司务长，叫肖永正！"；"；肖永是正派的粮草官。我们有这样的粮草官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7、一生清廉的粟裕也后门。长子粟荣生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从普通士兵开始，在祖国南边驻扎了4年。该部队回到内地时，中苏边境形势紧张，宝岛燃起战火，粟裕托关系走在后门把粟荣生送到前线。次子粟寒生入伍后，一直在条件艰苦的海军舰艇上工作，长期在海上工作，寒生落下了风湿性关节炎的根源。
8、1944年秋，马口维持会长梁某成为会长后，与日寇勾结，帮助敌人作恶，拒绝支付抗日税金，傅玉和命令十几名选手化妆为马帮，通过日军两个岗哨，进入马口镇，抓住梁某。傅玉和没有射杀这个汉奸，向他宣传新的四军政策，希望按规定缴税，然后释放。三天后，梁某如实向新四军缴税。此后，梁某积极协助新四军购买药材等军需物资。另一次，傅玉和带队去商户家征收税金时，被告知已经收到，有证据。抗日税金竟然有人敢冒领，傅玉和立即命令严格调查这件事。事情很快就调查了水落石，傅玉和表兄带来了税金，立了假证书，侵占了税金。根据新四军的规定，侵占税金超过5美元的人被枪杀，傅玉和表兄侵占了20多美元的大洋。军法如山，傅玉和表兄感情深厚，但下令开枪。
9、1977年初夏，王建安去厦门某军视察，军、师领导准备开车陪同，但被拦住了。王建安说:你们在干什么？领导们说:给领导带路。王建安说:我害怕失去你们走了，我就不走了。不，领导们必须退出。
10、1956年，杨明松刚接任贺炳炎保安。前任警卫交接的时候，司令官有4个孩子在成都军区八一小学读书，每周六下午接司令官的孩子回家度假。杨松明认为八一小学离军区大院有七里多路，不能接几个娃娃挤公共汽车吗？杨明松自作主张，向司机发号施令派车，周师傅，出车，带司令员娃娃回来！当天傍晚，苏制吉姆品牌的高级轿车从八一小学回到贺炳炎住的庭院。在学校忍耐了一周的孩子们欢呼地冲出门，吵闹的声音震惊了在客厅休息的贺炳炎。贺炳炎出门，突然浓眉拧紧。他把保安杨明松叫到客厅，严厉地说：以后，我的娃娃不能用我的车去接。可以坐公共汽车，可以叫三轮车去接。这辆专用车是我的工作，娃娃不能用！杨明松低下头，红着脸默默地听着。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敢用司令官的专车去接娃娃了。
11、1970年，吴永光调任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后，配备了专车。但是，他不仅外出工作，一般很少开车，上班20分钟以上的路从来没有回来过。有一次，他最喜欢的小女儿吴笑娜请老师到家教小提琴，离开时突然下雨。女儿想开车送老师，吴永光说:送老师是私事，不能用公家车。最后，女儿打伞，一步一步地泥水，带老师去公共汽车。后来吴永光病重，长期在军区总医院住院，他的车停在楼门口。两个女儿吴笑春在旁边的大楼工作，一天又下大雨，她急忙去车站买出差的火车票。吴永光的司机看不见了。吴笑春婉言说:爸爸不擅自开车，我做自己的事更不能用了。还是坐公交车走吧。说完之后，伞走向葫芦的大雨。
12、释放后，吴德峰长期担任政法战线领导工作。有一次，他继母的侄子作为国民党的特务被人民政府逮捕，亲戚来求爱。他认真地说:我们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求爱是没有用的。亲戚无效地回来了。镇压反革命时，吴德峰的兄弟吴世悉被大众通报，当地政府认定他有罪，派人回武汉保康县。亲戚们去武汉向武汉市长吴德峰求助，向当地政府打招呼。吴德峰不仅没有做打招呼的工作，还说服亲戚，严格遵守当地政府的政策。吴德峰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期内，原下属曾有人请求他解决某些个人问题，每一次都遭到他的拒绝。他对来人说:正因为你是我的部下，我必须更加严格地要求你，珍惜你。我们是党培养多年的干部，不能把党的原则当作戏剧！吴德峰总是拒绝前来沟通关系的朋友和家人，他的工作人员经常感慨道:去吴老的后门是没有门的，他说你连窗户都爬不上去。
13、梁斌从1948年底到1952年初，在襄阳工作了5年，获得了第4名。也就是说，第一任宣传部长、第一任襄阳日报社长、第一任党校校长、第一任团青委书记。这里留下了匪徒的反霸权、减免租赁减免和土地改革运动，自己创立襄阳建国后的第一份报纸《襄阳日报》等足迹，为培育红旗谱、翻身记事等宏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最终，梁老以其常人想不到的执着，为人们留下了以红旗谱为代表的数百万字的珍贵文化财富。但是，这样有名的国内外文学巨匠，功绩优秀的革命者，完全有资格的高官，享受特殊的人，三辞官。梁斌第一次辞职是在1952年。那是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亲自点将，调任新武汉日报社总裁。上任不到一年，他就辞职，为了写他的长篇巨作《红旗谱》。之后，他调任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只成为机关党支部书记。第二次辞职是梁斌辞去中央文学研究所机关党支部书记，专心制作他的红旗谱。第三次辞职，是梁斌找到中组部领导要求辞职，那领导准备安排他去天津当副市长，又被他辞退了。之后，梁老终于如愿以偿，在河北省文联取名，从此专心创造。
《红旗谱》。别人是官越做越大，他却主动要求越做越小。
14、1941年，由于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的影响，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生活条件极其艰难。办事处的财务工作重担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董必武掌管。为了维持办事处机关的正常运转，董必武殚精竭虑地拨打着这把“小算盘”，亲自制定机关伙食标准，实行包干调剂。为了改善办事处的生活状况，董必武在处理千头万绪的工作的同时，对办事处机关的伙食开支严格管理和监督，他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伙食，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有一个月，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十分自责，坚持要做检讨，许多身边同志都安慰董老“六角钱不是大数目，没必要小题大做，也不用做检讨”。董老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之后，董必武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并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
15、1940年4月，朱老总根据中央决定返回延安，八路军前线总部只留下彭总和左权副参谋长，彭总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夏季的一天，彭总翻山越岭到黄山洞水腰兵工厂视察，总务科的同志知道彭总胃不好，不让他吃小米，就做了些面条，还炒了鸡蛋、豆腐、土豆、白菜，凑成四个菜。彭总问：“工人吃的和我们一样吗?”程明升厂长回答：“差不多。”彭总二话没说，背起手就出门了。他来到工人吃饭的地方一看，是小米饭炒白菜，彭总回来问程厂长：“这是谁让做的?”程厂长说：“您有胃病，为您做面条是经伙食委员会研究决定的。”彭总的表情更加严肃起来：“我有胃病你们知道，难道工人中就没有得胃病的吗?你们知道吗?给我打小米饭来，不吃面条。”程厂长知道犟不过彭总，只好把面条给了伤病员。
16、贺炳炎上将，祖籍湖北宜都。1951年11月，时任解放军青海军区司令员兼第一军军长的贺炳炎携妻、子回乡探亲，途经宜昌。前来码头迎接的宜昌专署专员刘真，是他的老部下。专署招待所是栋百年老屋，陈旧简陋，食宿条件差。老首长远道而来，刘专员当然想把生活安排得好点。他精心挑选，找到桃花岭专署机关接管国民党的一幢洋楼，请贺炳炎一家去住。谁知贺炳炎一口谢绝，“招待所条件再差，总比打游击时滚泥巴睡地铺好些嘛!”军区首长回乡探亲，宜昌的父母官自然想尽下地主之谊，想请贺炳炎和其亲属吃顿便饭，略表欢迎之意。可是，刘专员几次在贺炳炎面前提起此事，都被谢绝了。虽然如此，老部下总觉得不尽地主之谊未免失礼，还是备了一席薄酒。不料却惹得贺炳炎满脸不高兴。他绷着脸说：“现在不少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我们能节省的要尽量节省。早就讲了，不要请客，怎么还要这样办!”刘专员只好作罢。贺炳炎临行前，刘专员又提出陪送老首长回乡。贺炳炎抿嘴一笑，诙谐地说：“我回家探亲，你去干什么?你去，我还要雇一顶八抬大轿抬你这个父母官!”说完，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17、一日，邓可运奉师长汤慕禹、政委陈培荫的命令，率24人的运粮队，每人挑两箩筐稻米，160多斤，徒步300多里路，运粮到正在松口作战的红二十四团。运粮队头一天走了120多里路，上路时一人发的五个糠菜团子早已吃完，到晚上战士们都已饥饿难忍。于是，队长刘海门吩咐队员打来溪水，架锅生火，准备煮饭。“住手!”刚查看环境归来的邓可运看到一战士抱着箩筐朝锅里倒米，他大喊道：“谁让你倒这么多的米，把锅里的米捞出一多半，做成稀饭。”说罢，他又带着战士一起去山里挖野菜。这日晚饭，大伙吃了一顿野菜稀饭。吃过晚饭，邓可运将刘海门叫到一边，耐心地给他讲粮食来之不易，讲前方战士流血流汗，对粮食如何急需，讲为什么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道理。说得刘海门心服口服，连连点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邓可运带头以野菜充饥，不吃或少吃粮食，使得运粮队战士非常感动，也纷纷效仿。第三天午后，眼看就要到达目的地松口，只听“咚”地一声有人倒地，大伙儿循声望去，只见邓可运栽倒在地，他挑着的两箩筐米撒得满地。这时，贺龙军长正骑马经过，见状过来查看，一眼就认出了邓可运。贺龙接过警卫员手中的水壶，扶着邓可运喝了两口水后，问：“可运，你怎么啦?”还没等邓可运张口，队长刘海门抢先答道：“贺老总，邓处长是饿的，他一路为了省粮食，自己很少吃粮食，光吃野菜。头一天上路，一人发了5个菜团子，他舍不得吃，还送给别的同志两个。第二天我们做野菜稀饭，他第一个上去先给自己盛了一碗野菜，大米粒都留给大家吃……”贺龙听罢，在邓可运肩上亲切地拍了拍，说：“同志哥哟，有你这样的好同志，我们红军何愁打不垮白狗子。”
18、1944年冬天，地委机关搞到一些皮袄筒子，分给地委委员每人一件。但缺少一件不够分配。朱正传也收到一件，他问：“是否地委委员都有?”秘书长说：“还少一件，有位领导出差在外，还没有分到。”朱正传同志说：“这不好，我年轻，不怕冷，把这件给那位同志吧。”朱正传坚持不要，仍然穿着那件白布里子青布面的旧长袍过冬。朱正传平时喜欢抽烟，但那时候也难得有钱。而一旦发了津贴费，碰上住在集镇附近的时候，几位同志一起上街，朱正传就买烟请大家抽。他买一包烟，如同行中有四人抽烟，他就每人分5支，他自己也留5支。大家称他的做法叫“二一添作五”。
19、6月末的一天傍晚，他从河边散步回来，又象往常一样坐在八仙桌前点燃了那盏带罩子的煤油灯。他从案头拿过一摞稿件，聚精会神地审阅起来。过了不久，他忽然喊道：“通讯员，快去把小郑找来!”小郑是宣传部干事，驻地离城南庄有七八里远，郑干事奉命赶到时，已是深夜。胡锡奎请他坐下，微笑着问：“你在这稿子里写‘边区军民一年拔掉2993个据点’有什么根据吗?”小郑听了一愣，看看自己写的那稿子忙说，数字是从一本杂志上抄来的，有根据。胡锡奎拍着他的肩头说：“小郑呀!你只要想想边区周围有多少敌伪据点，那就会发现这个数字不大对头。我们写文章是要给人家看的，稍一不慎就会出差错。不准确，那人家就会说我们说假话，不实在，党的威信就会受到损害。你说，这不应该引起我们注意吗?”郑干事听了惭愧地说：“我…我错了。”胡锡奎又鼓励他几句，就立即打电话给聂老总询问，通过核实，“2993”原来是“293”之误。此事传开后，在宣传部和整个区党委机关干部中引起了很大震动，带来了机关工作作风的转变，大家对待工作比以前更加严肃认真，办事更加扎实谨慎了。四十多年后的小郑，即是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郑天翔同志，还经常以这个数字的事来教育大家。
20、兰考县原设有一个颇具当地特色的“劝阻办公室”，专门劝阻外出逃荒的灾民。焦裕禄把消极的“劝阻办公室”改建为积极的“除三害办公室”，先后抽调了120多名干部、老农和技术人员，组成一支“三害”调查队，在全县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控流沙调查研究工作，焦裕禄也参加了这次调查。当时，许多同志考虑到焦裕禄的慢性肝病，担心在大风大雨中奔波会使病情加重，都劝他不要亲自参加一线调研，到时听取专门汇报就行了。但他拒绝了劝告，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为此，他多次去老饲养员肖位芬的牛屋住，向他讨教治沙经验;也同新分到林业局的两位大学生交朋友，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鼓励他们的泡桐研究……风沙最大的时候，就是焦裕禄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雨最大的时候，就是他带头下去冒雨涉水、观看洪水流势和变化的时候。他认为越是大风大雨的恶劣天气，越是掌握风沙、水害规律最有利的时机。为了弄清一个大风口、一条主干河道的来龙去脉，他经常不辞劳苦地跟着调查队，追寻风沙和洪水的去向。调查队日复一日实地考察研究，跋涉了5000余里，掌握了大量兰考“三害”的第一手资料。全县84个大小风口，经调查队一个个查清，编了号、绘了图;全县大小河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闸等也调查得清清楚楚，绘成了详细的排涝泄洪图。
21、黄克诚下部队视察，喜欢到连队找干部战士谈心。他不带警卫，不事先打招呼，走到哪里问到哪里。1950年夏，他去湘西视察，来到第四十七军某连，正赶上连队吃午饭，他就蹲在地上边吃饭边和战士们聊家常。战士们以为他是团后勤处的处长或股长来了解伙食情况的，便七嘴八舌地讲，湖南菜辣椒太多，开始不适应，现在习惯了，有个调皮的战士向黄克诚提出，来个吃辣椒比赛。黄克诚欣然应战。笑谈间有人到连队找黄克诚回机关吃饭，这时，战士们才知道，他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湖南省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个个惊得直伸舌头。
22、1937年10月，日军占领河北石家庄后，沿正太铁路西犯，妄图一举攻取太原，瓦解国共两党的晋北抗日联盟。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遂率兵挥戈东征。经缜密侦察，八路军获悉日军劲旅二十师团的迂回部队，向山西平定开进，前锋直指太原。其辎重部队千余人在测鱼镇驻屯，负责向前方供应弹药粮食。刘伯承断定日军将于10月26日经七亘村向平定运输军需品，遂令部队利用七亘村、南峪之间的有利地形埋伏。果不出所料，26日拂晓，测鱼镇日军庞大的辎重部队，在步兵200余人掩护下向西开进，结果中伏被歼。此战共毙敌300多人，缴获骡马300多匹和大量军用物资。八路军仅伤亡10余人。前方需要弹药和粮食急如星火，日军必然尽快再向平定运输军需品。刘伯承预料日军会以为八路军不会在同一地点再次设伏，便一面制造假象，佯装撤离远去;一面果断地在隔了一天后，于同一地点再次设伏。28日上午，日军又从测鱼镇出动，这次警戒更加森严，以100余骑兵和300余步兵掩护辎重西进。11时许，早已隐蔽于此的八路军等日军辎重进入了伏击圈后，各种武器一齐开火。日寇被击毙百余人，八路军又缴获一大批军需品和骡马。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赞叹不已，称此战为“战史上的奇迹”，誉刘伯承为“当之无愧的名将”。后来，不少国家将这一战法写进了军事教科书。
23、1937年底，李先念同志从新疆回到延安后，先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中央马列学院学习。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马列学院和抗大的广大学员都陆续安排了工作，走上抗日前线。一天，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谭政找李先念谈话：“先念同志，组织决定你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当营长，你有什么意见吗?”李先念的回答是“坚决服从组织安排”。从军政治委员降至营长，连降6级，许多西路军干部战士都为他感到委屈。但李先念相信组织不抱怨，他风趣地说：“管他呢，就是一撸到底，叫我去当伙夫、马夫，也要在我们党和部队里干下去。”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一定要见李先念。在延安凤凰山麓的窑洞里，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毛泽东第一句话就是“这样处理你李先念是不公平的嘛”。
24、1927年春，贺龙将军率领国民革命军独立十五师驻扎鄂城县城关镇。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行将破裂，贺龙部队的军饷经常被国民政府扣发，使官兵的生活没有保障。一次，一个跟随贺龙多年的老兵因饥饿在永大茶叶铺拿了两吊钱买了油条充饥。群众将此事反映到贺龙那里，引起了贺龙的高度重视。他立即下令将那个士兵军法从事，并亲自到茶叶铺还钱并赔理道歉。
25、1960年8月，苏联停止了对我国的技术援助。面对突如其来的困境，聂帅拍案而起，大声疾呼：“我们被逼上梁山了，自己干吧!”“苏联专家撤走了，我们还有自己的专家!”两个月后，我国将发射自己仿制的P-2导弹。聂帅亲自到实验基地主持发射试验，他一下飞机，顾不得一身疲劳，径直来到发射现场，向基地负责同志了解测试情况。聂帅抚摸着弹体，深情庄严的叮咛：“这是我国自己制造的一枚‘争气弹’，一定要严肃认真，不能有丝毫马虎。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当火箭喷着火舌呼啸而起后，聂帅和参试人员一起尽情鼓掌、欢呼。指挥所只是简易房，能遮风挡雨但不防震、不防爆，要是发射出现意外，后果可不堪设想。可聂帅根本不顾自身安危，只关心着这枚导弹的发射进程。1962年我国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地对地导弹研制成功，但3月份的发射试验却失败了。在那个风言风语的时代，有流言说要追查失败的政治原因。聂帅听到后，生气地说：“科学实验和打仗一样，没有常胜将军。不允许失败就是不讲实事求是。”由于聂帅亲自过问，力排“左”干扰，才避免了一场无端的政治追查。
26、1926年，25岁的刘德全对母亲说：“我们家要对佃户、长工、乡里邻舍客气些，要尊重人家。贫苦农民有困难，我们要尽量帮助，也可以拿钱拿粮周济穷人。”他还劝母亲烧掉契约，把田分给佃户。刘德全的这种行为使这个地主家庭尤其是四哥刘稻轩大为恼火。他暴跳如雷，气急败坏地说：“不得了，家门不幸，竟出了个不孝子孙，这个家非给他败了不可!”他还捶胸顿足地对弟弟刘德全吼道：“我们分家算了!”刘德全毫不示弱，他警告老四他们：“天下是要变的，工农阶级要翻身解放，任何人也挡不住!”刘氏兄弟就此分了家。
27、土地革命时期，方志敏曾是模范根据地的创建者。作为根据地最高首长，他规定，从自己开始，所有干部一律减衣缩食，每天只有四分钱菜金。有一次，他的妻子要做演出服，便从红军在白区缴获来的物品中要了一块绒布。方志敏知道后，马上把妻子批评了一顿，并要求她立即送回。方志敏也有不“抠门”的时候。那时，部队向外购买一支枪，要花50块银元“天价”。买一批枪，花掉的钱堪称巨资，他一点不含糊，果断批准。
28、1927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在武昌举行扩大会议，会上，在团中央负责的任弼时力主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以挽救革命。会议一开始，年轻气盛的任弼时就要求发言。但陈独秀却说：“要发言的人很多，你等一等吧!”一连三次都是如此，任弼时再也忍不住了，他气愤地大声说：“不!总书记同志，你不能压制批评，我现在一定要说!”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意见书，郑重地宣布：“我代表团中央，在此报告《团中央致党中央政治意见书》。”陈独秀很生气，最后竟失态地冲上前去，伸手夺过意见书撕得粉碎，大吼道：“这是党的会议，青年团没有资格发言!”任弼时针锋相对地说：“谁有真理谁就有资格发言!”接着，他简明地提出党应迅速行动起来，组织武装，坚决同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警惕新的“四·一二”政变的出现……陈独秀听不下去了，拍着桌子喊道：“不要说了，你懂得什么?”任弼时坚定地对大家说：“同志们，真理最后会胜利的!”
29、在襄阳市政府机关大院，至今还流传着七十年代未的一个小故事。一天，被人们尊称为“秦老专”的襄阳地区行署副专员秦志维从外面回机关。当他推着自行车准备进行署大门时，一个门卫拦住问道：“同志，你找谁?”“我不找谁，我就是机关里人。”“你是机关哪个单位的?”门卫疑惑地打量这位脚穿草鞋，头戴草帽，身背黄挂包的老人。“我叫秦志维……”秦专员耐心地答到。正在这时，一位机关干部碰巧路过此处，他惊讶地问到：“这不是秦专员吗，怎么被挡驾了?”值班的门卫一听傻了眼，赶忙赔礼说对不起。秦专员亲切地说：“没关系，没关系。”望着眼前这位普普通通的老人，门卫心里直犯嘀咕，他是专员?我咋看他不象啊!象这样的误会，秦志维同志遇到多次。这位1933年参加革命，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小鬼”，一直保持着我党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他平时穿着极为朴素，在机关食堂就餐时也十分节约，下乡检查工作也是经常以步代车，以自行车代小汽车。秦专员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直被人们传为佳话。
30、1952年10月，沔阳县(现仙桃市)有一位17岁的农家女子闵全贵，深受封建婚姻压迫，遭受着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摧残。她向沔阳、洪湖两县法院申诉离婚，没想到两县法院互不负责，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于是，她给时任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写了一封信，请求帮助。一个普通民女的信件，寄给省委书记，无异于石沉大海。然而，这封信还是很快到了李先念的手上。原来，李先念不论多忙，每天仍然坚持看人民来信，看党报上的批评文章，写批语，了解民生疾苦。过了较长一段时间，两县法院仍互相推诿，设置各种障碍，未予解决。为此，闵全贵又给李先念写来第二封信，反映这一情况。李先念再次写出批语，批评了这种恶劣的官僚主义行为。为此，省有关部门组成一个专门承办这一案件的工作组，深入沔阳、洪湖两县调查，迅速做出公正处理，使年仅17岁的闵全贵冲破重重阻力，获得了婚姻自主权。1984年7月，报社收到闵全贵的一封来信和一张全家福照片，她满怀喜悦地报告了她一家十口、祖孙四代的幸福生活，真切地感谢李先念和湖北日报对她的热情帮助。
31、恽代英，1895年出生于湖北武昌，曾担任中国首个苏维埃政府的秘书长。人们最称道恽代英的，不仅是他的一手好文章，更在于他的道德情操。在情感甚笃的妻子沈保秀难产去世后，恽代英曾“跪于岳父前申明不复娶”，此举不仅是怀念亡妻，也是向“男尊女卑”挑战。他虽才华誉满天下，却拒绝众多提亲求爱者。“守义十年”后，恽代英约妻妹沈葆英到珞珈山亡妻坟前，悼念说：“古人强迫女人守节，我坚决反对，而我为你守义，却是心甘情愿的。我要给那些歧视妇女、不守信义的人看，人间还有真情在。”后来，他与长期敬佩自己并由他引上革命道路的沈葆英成婚，才结束了“守义”。恽代英具有超人的坚定意志且甘愿苦行，当年便有人称他像“苦行僧”，并以印度组织反英的“甘地”作为他的绰号。他受聘安徽某师范时，师生们仰其大名前往码头相迎，不料他却穿草鞋自挑行李到了校门口，结果被视为“脚夫”而拒之门外。
32、李淑一是烈士遗孀，又是杨开慧的亲密朋友，能诗善文，有人请求毛泽东将她推荐到中央文史馆。1954年，毛泽东为此写信给秘书田家英说：“有人求我将她荐到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种帮助否?”，文史馆选人以严而拒纳，这是严于用权，毛泽东同志“未便再荐”，没有以权压人，这更是严于用权，同样都是为了一个“公”字。
33、1942年12月，刘伯承迎来50岁的生日。中央决定并指示，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为刘伯承举行万人庆祝大会活动，以表彰他的革命功绩，鼓舞敌后军民的斗志。刘伯承得知为他举办祝寿活动的消息后，内心十分不安，始终不愿意说出自己生日的具体时间，政治部只好自行决定，在12月16日为刘伯承庆祝生日。与此同时，八路军129师的各报记者前往师部采访刘伯承，希望他谈一下自己的经历，都被刘伯承婉拒。被泼了冷水的记者不甘心地进一步申明说：“师长，不是给您庆贺50岁寿辰嘛!这是我们的工作呀!”刘伯承闻言后更坚定地拒绝说：“庆啥子寿嘛!我不晓得。你们无事找事，不要这样搞好不好?群众都还没有吃饱肚皮!走吧!走吧!”
34、1961年7月3日，周恩来的侄儿尔辉在北京结婚。结婚后，新郎回钢铁学院工作，新娘回淮安县工作，成了一对牛郎织女。当钢铁学院知道了周尔辉和总理的关系后，决定把女方调到北京。周恩来知道后，亲自动员侄儿侄媳一起到淮安工作：“这几年遭受自然灾害，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北京大量压缩城市人口，国务院正在下放压缩人员，你们为什么搞特殊化，不带头执行?”尔辉夫妻很快回到淮安县，同乡亲们一起建设家乡。
35、延安时期，陈云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他对铺张浪费现象十分反感。有一次他批评随意扔掉饭菜的恶劣现象，并提出一句名言：“吃饭要照镜子。”就是不仅要把饭菜吃完，还要用馒头擦净盘底的油渍，让盘子像镜子一样干净。陈云对待自己更加严格。1938年3月，陈云和于若木(下图)举行了十分俭朴的婚礼。结婚当晚，陈云只花一元钱买了些糖果、花生，请一起工作的同志来热闹了一下，就算是办了婚礼。婚后两人一直相敬如宾，感情很好，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岁月。
36、1942年腊月三十的晚上，祝福的爆竹声“噼噼啪啪”响过之后，热闹一天的孝感季店乡马家湾总算静下来了。这时，在凛冽的寒风中，一支队伍悄悄地向这儿开来……一清早，年过花甲的马大爷为图吉利，特意起了个早床，抢先第一个“出行”。开门一看，皑皑白雪把眼睛刺得生疼，突然发现屋檐下，草堆旁，蹲着一尊尊雪人。马大爷一阵纳闷：“莫非是菩萨真的显灵，保佑我们这些百姓?”就在这当口，雪人纷纷站了起来，发出哔哔剥剥的炸响声。这下可把马大爷惊呆了，他木人般地站着，看着雪人朝自己走来。雪人走近了，老人昏花的眼睛透过斑驳晶莹的冰层，看到了灰布军装。“啊，新四军!”马大爷大声叫起来，急忙跑过去，一把握住战士们冻僵了的大手。原来，罗厚福带领新四军分区部队执行紧急任务后路过马家湾时，天色已晚，他怕大年三十搅了乡亲们的好梦，严令战士们不得叫门进屋。马大爷看到战士们脸上乌紫，冻得直抖，又心疼又好气，连连责怪：“为什么不叫门，为什么不叫门啊?”战士们听了，乐得直笑：“大爷，这是纪律。”“纪律，也不能挨冷受冻啊!”马大爷越说越气：“不知老罗怎么搞的?我找老罗算帐去。”
37、1928年，朱德同志带领一支红军队伍到井冈山跟毛主席会师，山上是红军，山下不远就是敌人。井冈山上出产粮食不多，常常要抽出一些人到山下的茅坪去挑粮，从井冈山上到茅坪,来回有五六十里，山高路陡，非常难走，可是每次挑粮大家都争着去。朱德同志也跟战士们一块儿去挑粮，他穿着草鞋，戴着斗笠，挑起满满的一担粮食，跟大家一块儿爬山，白天挑粮，晚上还常常整夜整夜地研究怎样跟敌人打仗，大家看了心疼，就把他那根扁担藏了起来，不料朱德同志又找来了一根扁担，写上“朱德扁担不准乱拿”八个大字，大家见了，越发敬爱朱德同志，不好意思再藏他的扁担了。
38、新中国成立后，她作为国家领导人，在国际和国务活动中更显示出了一个伟大女性的崇高风范，获得普世尊敬。为了便于代表党的统一战线，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她一直未能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病危中，她最后一次向党中央郑重提出入党申请……宋庆龄一生得到了很多头衔和荣誉，但宋庆龄却对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个光荣称号情有独钟，一生曾三次向组织提交入党申请，而且在她病危中仍然不忘最后一次向中央提出入党申请，这说明在她心目中，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这一称号比任何头衔和荣誉都要光荣都要重要。不仅从宋庆龄入党的次数，而且从她知道自己入党后的表现也可以看出她对党员身份的渴望。宋庆龄1937年第一次申请入党时，当听到联络人对她说“你和共产党员一样”后，她表表现地特别高兴，还要请联络员吃饭。就是在她病危中，当听到中央已经批准自己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眼含热泪。宋庆龄一向给人的感觉是坚毅和刚强，但当她听说自己入党后的眼泪说明了她流落出一生的感动，她一生为之奋斗的就是要得到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这一称号，因为这一称号对她来说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
39、有关部门趁周恩来外出，对西花厅旧房进行保护原建筑物的修缮，把地面方砖改成地板，墙壁粉刷，柱子油漆了一下，还添了一些新的办公和生活用具。周恩来回京后指着房间里的新添家具说：“把那些东西统统搬出去。否则，我不进去!”事后，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们对我是最熟悉的吧!你们花那么多的钱，把我的房子搞得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一旦大家都学着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产生什么影响?……”
40、1956年的一个星期天，周恩来到北京中国照相馆照相，准备出国时送给外国元首，要照相馆再多印几张。照相馆职工为了表达对周总理的爱戴，特意精心印制了4张12寸照片赠送总理。几天后，周恩来让工作人员前去结账，要求照相馆开两张单子，一张是因工作需要的那些照片由公家付钱，另一张是总理自己留下的几张照片连同照相馆赠送的那4张，由总理个人付钱。
41、周恩来十分重视数字和百分比的准确性，不允许用“估计”“大概”“差不多”的字眼回答问题，更不允许不懂装懂。对计划项目，数字要详细审查，亲自笔算。有一次为了及时核实粮食定量，已经连续工作了17个小时的周恩来，一进卧室便戴起老花镜聚精会神地计算起来。前去送药的护士见此情景心疼地说：“像这样具体的技术性工作，不好让别的同志帮你做一下吗?”周恩来严肃地说：“你说这是具体的技术性工作，怎么能这么看呢?这可不是小事，关系到亿万人民吃饭的问题。”
42、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了，中共中央决定尽快召开七届二中全会。2月底，参加会议的同志陆续来到西柏坡。为了保证会议安全，周恩来找来负责大会警卫工作的方志纯汇报准备情况。他问：“如果出现最坏情况，你们能阻击多久?”方志纯回答：“中央需要我们阻击多久，我们便坚持多久!”周恩来看着他们，略带批评的口气说：“光有决心不够，要有切实的措施和精确的计算。”他不仅想到敌人可能从地面上来，而且还想到如果来了空降部队该怎么办。
43、1975年，江青一伙又借几十年前的“伍豪事件”向周恩来泼污水。9月20日，北京305医院做好了一切准备，周恩来将在这里进行第四次大手术。他要身边的工作人员找来一份材料，是他于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登载所谓“伍豪问题”的专题报告讲话录音稿。还让邓颖超将这个讲话录音整理成书面材料。手术前，周恩来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躺在手术架上强撑着病体，看了一遍稿子，用颤抖的手郑重地签上“周恩来”三个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在被推往手术室时，他突然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这是周恩来对邪恶势力的控诉，他签署的是一份留存清白在人间的重要文件。
44、上世纪60年代，为回笼货币，国家实行高价商品政策。陈云的妻子于若木花高价买了一床毛巾被，谁知第二天就降价了。花了冤枉钱，陈云却对妻子说：我是主管经济的，这是国家的经济机密，我怎么可以在自己家里讲。
45、建国后，王树声就任总军械部部长，按照规定有关部门打算给他修建一套设备齐全、装修较好的住房。但王树声谢绝了。他坚持不建单独小院、楼房，只建一般平房。这样，他全家六口人，就居住在一幢狭窄低矮的平房里。总军械部撤销后，他到军事科学院工作，组织上决定为他另觅地方，建造新居。开始，找的房址在玉渊潭附近，风景宜人。老将军一眼看中，正待说定，忽然看见不远处有几处民房，即问碍不碍事。规划人员说，如果要在这里建房，就动员那几户人家搬迁。王树声思忖片刻，摆手说：“还是算了吧，凭什么要撵人家老百姓!”后来规划人员在故宫筒子河畔找到一处明清时期古建宅院，当时无人居住，就请王树声过目。王树声觉得很不错，便问“这么好的地方，为什么没有人居住呢?”陪同人员说，这原是西藏某上层人物的住所，“文革”中搬走了，如果首长选中这个地方，把老房子拆改一下就行了。王树声一听，连连摇头说：“不妥，不妥，少数民族同志的住房不能占，这是民族政策，他现在不住，以后还是会把他请回来的。再说这是古建筑，破坏不得的，麻烦你们再选一处看看吧。”又过了一阵子，规划人员在北京饭店西边找到一处无人居住的四合院。王树声一看比较满意，但一问，这原是某民主党派的办公场所。王树声断然说：“算啦，算啦，怎么好占人家民主党派的机关呢。”陪同人员说他们早被红卫兵赶跑了。“那是胡闹!”王树声眉头一锁道：“民主党派关系到我党的统一政策，我怎么能占人家的房子呢，他们迟早会回来的。”就这样，王树声一家仍住在原来简陋、低矮的平房里，一住就是十几年，直到他去世。
46、刘少奇从小就喜欢读书，由于他在家里排行老九，所以左邻右舍都称他“刘九书柜”。早年求学期间，曾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和莫斯科东方大学与刘少奇两度同窗的萧劲光回忆说：“到了东方大学后，少奇同志一心扑在学习和工作上，他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从不闲聊天，也不随便上街。我们不住在一起，但看到他的时候，多是在学习俄文、阅读《共产党宣言》、思考着中国革命问题。”从苏联回国后，尽管他长期斗争在白色恐怖下或是炮火连天的烽火前线，对于读书学习他一刻也不放松，他有句名言：“没有文化，就搞不好革命工作。”1939年底，正值抗日战争处于非常艰难的时期，一次新四军支队司令张爱萍去看望刘少奇，当时已是深夜一点多钟，他进屋一看，刘少奇正在微弱的烛光下专心致志地读书，顺眼望去，“书页上画了好些红的蓝的圈圈点点，有的上面还批了字”。即便是病休期间，刘少奇也不放松学习读书。有一次，刘少奇因病到杭州休假，他觉得这正是读书的好机会，于是在从北京动身时，就把厚厚的几本范文澜著的《中国通史简编》塞进了行李包。刘少奇对风景如画的西子湖畔没什么兴趣，整天在屋里埋头攻读。他的“坐功”是有名的，有时坐着读书，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动也不动，进入一种陶醉、忘我的境界。休假结束时，几大本的《中国通史简编》读完了。以这种“蚂蚁啃骨头”的精神来读书，是刘少奇终身坚持的一种生活状态。
47、1949年8月，韶山解放了，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表弟李云凤趁着秋收后的农闲，到中南海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兴奋地说：“三年不上门，当亲也不亲，你们来看我，我很高兴啊!”畅谈过后，毛泽东交代两位远道而来的弟弟：“你们在北京住上几天，还是早点回湖南去。”并解释说，“我当主席了，是革命的需要，要替人民办事。我们是革命者，不能搞打虎亲兄弟那一套，要为人民服务，为大多数人谋福利。”阎长林派警卫战士金武森送他们去前门东火车站买票坐火车。当时火车站没有预售票制度，只售当天车票。警卫们带着毛泽连、李云凤到火车站排队买票，谁知人太多了，连着两天都没买到。当晚，阎长林把警卫班班长武象廷找来谈话，叮嘱他说：“武班长，明日你亲自到火车站送他们，一定要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武象廷接受“政治任务”后，第二天天不亮，他就起了床，把兄弟俩叫上，然后一起顶着寒风，到达了前门东火车站。尽管这次来得比前两次都早，但售票处还是挤满了旅客。他按顺序排了半天队，好不容易要到售票口了，只听见“啪”的一声，售票窗口关上了。武象廷一下傻眼了，望着关掉的售票口，又气又急。他走过去敲开了售票口的门，央求售票员说：“能不能售我两张票，只两张，有万分紧急的事情!”还说了好多感谢的话。可售票员把脸一板，不高兴地说：“没票就是没了，再说好话也不顶用。”武象廷只好找到车站办公室主任，把毛泽东两位弟弟为回湖南老家连着三天都没买到票的情况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最后说：“实在是没办法，只好请你帮我买两张车票。”主任听后，满口答应。这项“政治任务”完成了，武象廷回到中南海后却始终不敢把这件事如实告诉毛泽东。因为警卫员们都知道，毛泽东不允许亲戚甚至身边的工作人员享受任何特殊待遇，如果工作人员“走后门”，肯定要挨批评，并且还要写检讨。
48、周恩来和邓颖超1925年结婚，但膝下没有亲生子女，故此收养了三个干女儿，所认的三个女儿(孙炳文之女孙维世、孙新世，弟弟周恩寿之女周秉德)都是父母和周恩来至亲的朋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周恩来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家过去失去联系的一些亲戚来找的多了，他们有的想托周恩来帮助办一些事情，这让周恩来很伤脑筋。同时，三个“女儿”在外面表现如何呢?在自己的亲戚和相识的友人中，会不会有人利用自己的影响去谋取一些违背原则的个人私利?为此，周恩来提出，要给大家立个规矩，三个“女儿”都表示赞同。周恩来说：“这个规矩不光是给你们的，也是给我们周家所有亲戚朋友的，大家都得遵守，谁要不遵守你们也可帮我监督。”“你们每个人就抄一份放在身上，便于随时提醒自己。以后我们周家的亲戚朋友来了，也要发一份给他们。”这十条家训是：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我，只能在出差顺路时来看看;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我代付伙食费;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许请客送礼;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八、生活要艰苦朴素;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我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通过这十条家训，周恩来对亲属提出了比他人更严格的要求，有的甚至近乎苛刻。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在内务部供职时，周恩来特地向内务部部长曾山提出，要给周恩寿的干部级别定低一点儿、工资向低标准靠。邓颖超作为党内元老定级为行政五级，本无可非议，但周恩来仍要压低一级，按照六级的标准给邓颖超。至于周恩来的侄辈周秉德、周秉健等人在他生前没有额外沾上一点儿的“光”。对于孙维世、孙新世这对烈士的女儿，周恩来对她们虽然关爱有加，但也是严格要求，从不许她们有一点儿特殊。多年以后，这位开国总理逝世，他的所有亲属，特别是邓颖超都是严格遵守这十条家训的。邓颖超逝世后，有关报纸公布了她生前所写的一份遗嘱，其中有两条尤为引人注目：一、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来共住的，是全民所有，应交公使用，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馆等。这是我和周恩来同志生前就反对的。二、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属，侄儿女辈，要求党组织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勿因周恩来同志的关系，或对周恩来同志的感情出发，而不去依据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予照顾安排。这是周恩来同志生前一贯执行的。我也坚决支持的。此点对端正党风，是非常必要的。我无任何亲戚，唯一的一个远房侄子，也很本分，从未以我的关系提任何要求和照顾。
49、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曾48次下榻东湖宾馆，主席诗意地称这里是“白云黄鹤的地方”。那么问题来了，在湖北停留期间，领导人每天吃什么?在世人看来，按主席的地位，每餐都应是美酒佳肴、山珍海味，十盘八碟是少不了的。其实，主席的生活十分俭朴。平时吃得最多的就是家常蔬菜。1960年5月，主席到武汉时，随行人员就特别嘱咐“不要弄肉给主席吃。要不，主席会发脾气的。”原来，当时国家面临经济困难，主席给自己订下了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在那些日子里，主席有7个月不吃一块猪肉，有时工作一天只吃一盘马齿苋或菠菜之类。有一次，厨师心里实在过不得，灵机一动做了一道“素菜汤”。他先将母鸡清炖，然后取出鸡肉，再将鸡汤里的油汁过滤干净，最后将青菜下进汤里。主席吃饭时似乎有所醒悟，便询问菜汤里怎么有鸡汤味，厨师只能敷衍说是多放了点味精。毛主席还发明了一道“娃娃菜”，自己几乎天天吃。所谓娃娃菜，其实就是萝卜苗的叶柄烧制而成，连农民都不吃，因为它清苦粗糙。主席说，“我就是爱吃它的苦味。”而且还把这道菜推荐上了国宴。1960年，毛主席在武昌东湖客舍设国宴招待朝鲜客人，他向外宾介绍，“这道娃娃菜营养价值很高，中国皇帝也吃娃娃菜。萝卜在中药书上有名位，叫地阳参，很补人哩……”其实，主席说的“娃娃菜”，史料无从稽考，倒把在场的好多人逗笑了。后来，每次国宴，主席都没有忘记娃娃菜。
50、1956年9月17日，朱德在中共八大上的发言中有这样一句话：“共产主义者应当是没有私心的人。”这是朱德身居高位时严格律己的基本准则，更是他贯彻共产主义信仰的真实写照。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他坚决不要元帅工资，直至他去世的21年间，从未领过元帅的工资。跟随朱德多年的秘书郭仁后来回忆说：“委员长从来没有拿过元帅的工资，委员长逝世后大家才知道这件事。”在生活上，朱德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尤其是在担任中央重要领导职务后，每顿饭也都是三菜一汤，三盘菜是两素一荤。早上洗脸也舍不得多放水，朱德总是对服务人员说：“要注意节约，节约一滴水、一分钱。自来水不是自来的，不能浪费。有钱不能乱花，要支援国家建设。”平时，朱德穿的都是旧衣服，破了补上补丁继续穿。连床上的被褥和床单都是打着补丁用了二三十年的，子女们和工作人员要给他换新的时，他总会说：“衣服被子只要整齐干净就好，补补能穿能盖，何必买新的?给国家节约一寸布也是好的。这比战争年代好多了，那时一件衣服要穿多少年!”1959年，他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接见外宾较多，考虑到国际影响，工作人员准备为他做两套新衣服，好在参加外事活动时穿，他就是不同意：“我的衣服不是很好嘛!把钱省下来可以支援国家建设嘛!”后来经过各方面人员的共同劝说和动员，他才勉强同意只做一套新衣服，并且坚持自己出钱。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家里来往的客人多，亏欠了50多斤粮食，工作人员想让机关补上。虽然这是政策允许的，但朱德还是很坚决地拒绝了这个建议——他不愿意享受特殊照顾，不愿意让国家多为他花一分钱。最后，朱德坚持和一家人吃菜糊糊，硬是用“以瓜菜代粮食”的办法把亏欠的粮食全部补了回来。朱德生前不止一次讲过：我只有两万元存款，这笔钱不要动用，不要分给孩子们，作为我的党费交给组织。他还曾对孙辈们说：“我是无产阶级，我所用的东西都是公家的，我死后一律上交国家。我最珍贵的是屋里那张毛主席像，可以留给你们;我读过的书，你们可以拿去读。”晚年的朱德更加珍惜时间，每天睡眠时间很短，到了吃饭的时候，总得再三催促才能走出办公室。他总是说：“我能做的事情就应该去做，这样可以为毛主席分担一些工作，年轻的同志也可以腾出手来做我做不了的事情。”有一次，女儿朱敏劝他：“你是近90高龄的人了，这样会吃不消的。”他认真地说：“人活着是为什么?活着就是要工作，要革命!”有时孩子们也劝说：“爷爷，你要注意保重身体啊!”他总是说：“有多少工作需要去做啊!时间很宝贵。共产党员要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服务，生死不顾，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经典党史文章【第二篇】
学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是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的重要途径，是党员、干部的一门必修课，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市委办公厅《关于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教育的实施方案》和市组、市教卫工作党委相关文件精神，区委、教育局党委相关文件精神，把开展“四史”学习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抓好抓实，进一步推动全区教师队伍学好“四史”。正值中国共产党诞辰99周年之际，师大三附小党支部、工会以“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重温党史诵读经典”为主题，举办教师节党史诗歌朗诵比赛，以诗词创作和展演的形式纪念建党99周年。
十组教师代表团通过用诗歌、散文等形式为大家深情演绎，抒发对党和祖国的一片深情，把最美好的颂歌献给伟大的党。
尊敬的老师们：
下午好！今天是9月8日，再过两天我们即将迎来第36个教师节。今年也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师大三附小党支部联合师大三附小工会开展“重温四史诵读经典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诗歌朗诵会，以此来传承红色经典，向祖国献礼致敬。
岁月峥嵘，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征程。回望党走过的风雨路程，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始终初心不改、团结奋进，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
跟随着历史的荣光，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步入了新时代。我们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缅怀先烈是为了汲取力量，回顾历史是为了继续前进。今天，我们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考验，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砥砺前行中始终保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才能创造新的辉煌。
本次朗诵会作为师大三附小全体教师践行“四是教育”系列阅活动之一，旨在通过诵读的形式让更多的人参与阅读、享受阅读，同时让红色文化直抵人心，让红色精神润物无声。同时，感谢各团队成员们对此次朗诵会给予的大力支持，并预祝本次朗诵会圆满成功。
最后，全体教师起立，共同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通过学习党史，使广大教师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了解我们党创立以来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文件、重要人物，了解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了解我们党创立以来的奋斗史，了解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宝贵经验和伟大成就，做到常怀忧党之心、为党之责、强党之志，让初心薪火相传，把使命永担在肩，加快推进学校高水平建设，努力实现学校事业发展继续取得新突破。
经典党史文章【第三篇】
作为一名党员教师，我再次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党史。这次学习让我从思想到灵魂都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最先进的思想、最伟大的理想和最崇高的事业洗礼。我的心灵学习党史心得体会也被强烈的震撼了。
通过学习我们党的光辉历程，重温我们党从成立以来，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建立不朽的功勋。让我更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一名党员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时时发挥一个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做到：
一、业务精一点
要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光讲大道理不行，没有精湛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先锋和模范作用也就显现不出来。教学中要从培养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入手，进行有效备课模式，放开手让学生主动参与到学习活动中，并充分利用好现代的多媒体教学手段，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教学风格。
二、奉献多一点
做一个优秀的党员，在本职工作岗位上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要求奉献比别人多一点。我们讲奉献，是指为了党的事业、集体利益，不计报酬，不在乎金钱、地位和荣誉，发自内心地去为社会和他人做一些事。谁能真正做到奉献比别人多一点，谁就能得到大家的承认和肯定，他的先锋模范作用就显现出来了。
同样，作为党员教师要把爱献给学生。对学生的爱是多方面的，在他们的生活需要我们的关怀，他们的学习需要我们去关心，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需要我们去帮他们克服，对学生的关爱无处不在，只要我们细心观察，认真去做，就一定会成为学生的心目中的好老师。
总之，作为党员教师，要发挥先锋和模范作用，就要在业务上能胜任自己的本职工作，业务比别人精一点，工作效果比别人高一点，贡献也就会多一点、大一点。
经典党史文章【第四篇】
历史是一面明镜，可以映照现实，折射未来。《党的历史知识简明读本》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程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它用生动平实的语言讲述了党的历史，用尽可能小的篇幅表达了最大容量的知识。
全书共分为八章，紧扣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准确介绍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崇高追求和崇高使命而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本书准确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这两大历史任务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坚韧不拔的实践探索，用历史发展的进程无可辩驳地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团结和带领人民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历史征程中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本书运用真实而生动的历史雄辩地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启迪我们每个党员干部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必须更加坚定地、更加自觉地维护和坚持党的领导，更好地肩负起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的崇高使命。
新中国的成立、土地解放、第一个五年计划我们的党处于一个上升的过阶段。而大跃进、文革却给我们致命一击。《党的历史知识简明读本》对文革做了透彻的分析，它公正的指出：“这一切成就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终于战胜了他们。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历史再一次表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对文革的这段分析我深刻的体会到我们的党越来越在困难面前显得越来越成熟，看问题不再偏激。特别是文革后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作出的一系列重大的决策中表现尤为突出。十一届三中全会评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思想体系，确立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经、实事求是﹑团结一切向前看的方针。这一方针的提出对“左倾”，教条主义等不合时宜的党的思想毒瘤进行了彻底的清楚，为将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供了思想条件。同时对冤假错案的平反坚定了人民对党的拥护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