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民警使用手枪安全问题及对策集聚3篇

【参考阅览】此篇精品资料“公安民警使用手枪安全问题及对策集聚3篇”由阿拉网友整理分享，帮您减少加班熬夜，轻松写作尽在阿拉范文，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喜欢就复制下载支持吧！

公安民警使用手枪安全问题及对策篇1

1.问：公安民警在执行哪些任务时，应当佩带枪支？

答：（1）处置、侦查暴力犯罪行为；

（2）抓捕、搜查、押送、拘传、拘留、逮捕犯罪嫌疑人；

（3）执行武装巡逻任务；

（4）在公安检查站、卡点执行武装警戒、处突任务；

（5）在车站、机场、码头、口岸等重点部位、区域执行武装定点执勤任务；

（6）在重点地区执行入户调查、核查情况等反恐防暴任务；

（7）省级以上公安机关依法规定的其他情形。

2.问：遇到哪些情形，要经特别批准后方可佩带枪支？

答：（1）进入北京市区的，应当经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批准；

（2）执行警卫任务需要乘坐民航飞机的，应当经省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

（3）跨所属公安机关管辖区域佩带狙击步枪、班用机枪执行任务的，应当经上一级公安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

（4）省级以上公安机关依法规定的其他情形。

3.问：佩带枪支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答：（1）子弹未上膛时，打开枪支保险，子弹上膛时，关闭枪支保险；

（2）着警服佩带手枪时，应当使用制式枪套、枪纲；

（3）着便装佩带手枪时，应当选用便携式枪套；

（4）着警服佩带长枪时，应当使用制式枪背带采取肩枪、背枪或者挎枪方式。

4.问：佩带枪支时，应当遵守哪些规定？

答：（1）携带人民警察证、持枪证（执行特定侦查任务的除外）；

（2）除因执法办案需要外，不得进入娱乐场所；

（3）严禁饮酒或者参加非警务活动；

（4）发生枪支丢失、被盗抢或者其他事故，应当立即向所属配枪部门、事发地县级公安机关报告；

（5）省级以上公安机关依法作出的其他规定。

5.问：一般情况下，使用枪支主要考虑哪些因素？

答：民警在执行任务时，遇有危及公共安全、本人或者其他公民人身安全和合法财产、公共财产等暴力犯罪行为时（前提条件），应当根据现场情况和危险程度（直接依据），及时选择采取持枪戒备、出枪警示、鸣枪警告、开枪射击措施，有效预防、制止严重暴力犯罪行为（核心目的），最大限度地避免人员伤亡、财产损失（重要要求）。

6.问：处置群体性事件时，民警能否佩带枪支？

答：民警在处置表达具体诉求的群体性事件时，一线处置民警不得佩带枪支。根据现场情况二线民警可以佩带枪支进行戒备，只有在出现严重暴力犯罪行为时才能依法使用。人民警察在处置群体性事件需要使用防暴枪时，应当按照现场指挥员的命令，根据现场实际情况确定适宜的弹种和射击安全距离，进行开枪射击。

7.问：什么情形下，民警应当持枪戒备？

答：民警判断可能发生暴力犯罪行为的，应当及时进行持枪戒备，采取相应的戒备状态，并将枪口指向安全方向。

8.问：什么情形下，民警应当出枪警示？

答：民警发现犯罪行为人准备实施暴力犯罪行为的，应当进行出枪警示，迅速表明人民警察身份，并将枪口指向犯罪行为人。同时，命令犯罪行为人立即停止实施暴力犯罪行为，并口头警告其拒不服从命令的后果。出枪警示时，应当子弹上膛，打开保险，抠压枪支扳机的手指置于扳机护圈外，与犯罪行为人保持一定距离，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枪支走火或者被抢。

9.问：什么情形下，民警可以鸣枪警告？

答：民警在现场处置犯罪行为人准备实施或者正在实施暴力犯罪行为，经口头警告无效的，可以视情向天空等安全方向鸣枪警告。来不及口头警告的，可以直接鸣枪警告。

10.问：什么情形下，民警可以开枪射击？

答：民警判明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九条规定的下列暴力犯罪行为的紧急情形之一，经口头警告或者鸣枪警告无效的，可以开枪射击。来不及警告或者警告后可能导致更为严重危害后果的，可以直接开枪射击：

（1）放火、决水、爆炸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

（2）劫持航空器、船舰、火车、机动车或者驾驶车、船等机动交通工具，故意危害公共安全的；

（3）抢夺、抢劫枪支弹药、爆炸、剧毒等危险物品，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

（4）使用枪支、爆炸、剧毒等危险物品实施犯罪或者以使用枪支、爆炸、剧毒等危险物品相威胁实施犯罪的；

（5）破坏军事、通讯、交通、能源、防险等重要设施，足以对公共安全造成严重、紧迫危险的；

（6）实施凶杀、劫持人质等暴力行为，危及公民生命安全的；

（7）国家规定的警卫、守卫、警戒的对象和目标受到暴力袭击、破坏或者有受到暴力袭击、破坏的紧迫危险的；

（8）结伙抢劫或者持械抢劫公私财物的；

（9）聚众械斗、暴乱等严重破坏社会治安秩序，用其他方法不能制止的；

（10）以暴力方法抗拒或者阻碍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暴力袭击人民警察，危及人民警察生命安全的；

（11）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聚众骚乱、暴乱、行凶或者脱逃的；

（12）劫夺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的；

（13）实施放火、决水、爆炸、凶杀、抢劫或者其他严重暴力犯罪行为后拒捕、逃跑的；

（14）犯罪行为人携带枪支、爆炸、剧毒等危险物品拒捕、逃跑的；

（15）法律、法规规定可以开枪射击的其他情形。

民警开枪射击时，应当命令在场无关人员躲避，避免受到伤害。犯罪行为人停止实施暴力犯罪行为，或者失去继续实施暴力犯罪能力的，应当立即停止开枪射击，并确认危险消除后，及时关闭枪支保险，恢复佩带枪支状态。

11.问：什么情形下，民警不得鸣枪警告、开枪射击？

答：民警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鸣枪警告、开枪射击：

（1）发现实施犯罪的人为怀孕妇女、儿童的，但是使用枪支、爆炸、剧毒等危险物品实施暴力犯罪的除外；

（2）犯罪分子处于群众聚集的场所或者存放大量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等危险物品的场所的，但是不使用枪支予以制止，将发生更为严重危害后果的除外；

（3）正在实施盗窃、诈骗等非暴力犯罪以及实施上述犯罪后拒捕、逃跑的。

12.问：什么情形下，应当立即停止使用枪支？

答：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立即停止使用武器：

（1）犯罪分子停止实施犯罪，服从人民警察命令的；

（2）犯罪分子失去继续实施犯罪能力的。

13.问：民警使用枪支造成伤亡的，应如何处置？

答：民警使用枪支造成犯罪行为人或者其他人员伤亡的，应当及时抢救受伤人员，保护现场，防止证据灭失。

民警使用枪支后，应当立即向所属配枪部门主要负责人口头报告，并在完成任务后二十四小时内，向所属配枪部门提交书面报告。民警在所属公安机关管辖区域外使用枪支的，应当同时向事发地县级公安机关110报警台口头报告。

14.问：民警撰写《使用枪支报告》应包括哪些内容？

答：报告应当包括：

（1）使用枪支的地点、时间；

（2）使用枪支时的现场情况；

（3）使用枪支时采取的警告措施；

（4）使用枪支理由及造成的伤亡情况；

（5）弹药消耗情况；

（6）使用枪支后所做的处置工作。

15.问：检察机关对民警使用枪支行为进行审查，主要审查哪些内容？

答：检察机关主要从合法性、必要性两个方面，对民警使用枪支行为进行审查。

一是合法性审查：

（1）审查枪支使用人员的主体身份是否合法，包括：是否具有警察的身份，是否依法持有持枪证。

（2）审查使用的枪支是否合法，包括：使用的枪支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使用法定程序领取枪支、弹药，领取的枪支、弹药的数量情况以及相关技术情况。

（3）审查开枪行为是否合法，包括：是否系按照命令使用枪支，使用枪支时是否符合《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下简称《条例》）第九条规定的15种“经警告无效”而可以使用武器的情况，是否依法实施了警告行为，是否属于《条例》第十条规定的2种不得使用武器的情况，是否属于《条例》十一条规定的，应当停止使用武器的情况，是否履行了《条例》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及时抢救受伤人员，保护现场”的义务等。

二是必要性审查。主要审查民警使用枪支是否符合合理原则、最小伤害原则、比例原则等。

公安工作问题及整改措施 民警查枪支方面自查问题

公安民警使用手枪安全问题及对策篇2

为进一步规范公务用枪管理，确保派出所公务枪械安全，小市派出所积极采取多项措施强化枪械安全管理工作。

严格管理，强化审批程序。进一步加强对公务用枪的管理工作，认真落实“一岗双责”，派出所所长为枪支安全第一责任人，切实加强枪支领用、保管和审批各个环节的管理，按照《公务用枪管理使用规定》等相关规定要求，从严管理、规范使用、保证工作，管好枪、用好枪。

高度重视，克服麻痹思想。牢固树立“枪支无小事”的思想观念，加强对全体民警特别是保管枪支、配枪民警的思想教育，组织全体民警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公安机关公务用枪管理使用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有效增强民警安全管理、规范使用枪支的意识，坚决克服一切麻痹思想。

认真保养，确保良好状态。认真贯彻落实枪支弹药擦拭保养制度，坚持每月一次组织民警对枪支进行擦拭保养工作，强化枪支擦拭保养的质量，不定期地对配备的公务用枪保养情况进行检查，发现隐患及时消除、确保枪支随时处于良好状态。

公安民警使用手枪安全问题及对策篇3

公安部已启动为期三个月的武器警械使用专项训练，部署各大中城市武装巡逻常态化，并于近日启动为期一年的反恐专项行动。而昆明、乌鲁木齐火车站暴力恐怖事件、广州火车站事件、新疆阿克苏市袭警事件等，将人民警察有效运用“致命性强制力”应对暴力恐怖突发事件推向前台。“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即一种实际的动机。”[1]依法、规范、有效使用枪支是民主宪政国家视域内的警察权力与职责，作为“致命性强制力”的核心内容，这种警察紧急权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受到极大程度的限制和减损，宪政思维与秩序下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枪支佩带及使用需要作出更为具像、审慎的制度回应，这种回应性在当下具有现实紧迫性。我国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枪支使用仍需价值、规范、实践的争辩和总结，具体范畴上也包含人民警察持枪资格规范、枪支佩带、枪支使用、非公务期间或进入禁止携带枪支的区域、场所时的枪支储存和保管制度等系统性内容。法律回应的具体任务上规范立法技术、明晰价值原则、释明具体规则、回应不会用、不敢用的现实困境，并且要避免枪支使用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力求为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的枪支使用提供在实体和程序上具可操作性，表达上清晰、完整、规范的规则指引，以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一、回应立法体例的法律保留

目前公安机关人民警察使用枪支的规范依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以下简称《人民警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公务用枪配备办法》、《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操作规程》等法律、行政法规、公安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还有各地针对上述规定制定的实施细则。《立法法》第8条规定了针对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必须由法律规定，公安机关人民警察使用枪支作为限制人身自由的典型强制措施存在法律保留的争议，不少学者提出枪支使用主要遵循规章或规范性文件效力层级过低，我国亟需修改《人民警察法》等建议[2]。笔者认为，回应人民警察使用枪支法律保留原则主要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作立法体例、技术和内容上的回应。

（一）概括授权的立法体例和技术

笔者认为，作为即时性强制内容，可以参照德国警察法对突发事件行政强制措施的规定体例，“在德国联邦层面的警察法中的确存在着概括条款，但是，在邦层面则有着更为细腻的权限规定，通过这种联邦与邦警察法规范对警察职权的仔细构筑，能够将概括条款的适用空间挤压为零。”[3]在现有立法体例的基础上，以一种概括授权（《人民警察法》第10条）和严密的规则填充的立法体例进行规范，并制定详备的武器使用手册，逐步填充《人民警察法》和《条例》中较为概括的规定，并将不确定性的规定具体化，形成一种由上至下灵活严密的规范体系。

（二）“当场击毙”规范应当回应法律保留原则

针对当场击毙这种未经审判而宣布剥夺生命的行为，应当寻求一种适恰的、有可操作性的法律规制，2012年周克华案告破，周克华在重庆被警方当场击毙后也出现了是否应当击毙的争论，也暴露了我国当下关于“当场击毙”相关规范和标准的缺失。基于枪支使用的性质和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在确立枪支使用的非致命性原则的基础上，就“当场击毙”相关考量因素作法律保留之回应，作出对“当场击毙”的要件化规定以及情境上的立法预见。而关于“当场击毙”的要件性规定，有学者从起因条件、对象条件和事态条件三个角度予以总结[4]。实践中的情境之总结，当场击毙主要针对暴乱、抢夺枪支、爆炸等紧迫威胁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安全、第三人或人民警察生命安全的严重暴力行为，且应当以生命安全之威胁为必要条件。

二、建构枪支佩带的规范体系

系统化的佩带枪支的规范建构包含配枪主体、佩带枪支的情形和具体佩带规范。我国《公安机关公务用枪管理规定》、《公务用枪配备办法》等已经对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枪支配备、佩带的基本制度作了规定，现存的问题是相关规范散落在各文件中，同时在一些核心的问题上产生了执行不确定性。其中的核心制度内容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即预防配枪主体制度的事实漏洞、对佩带枪支的情形进行类型化、进一步具体化佩带枪支的实施规范。

（一）配枪主体制度的严谨化

配备枪支主体之规范应当明确且严谨，且须严格实施，台湾地区“立法院”在审查“警械使用条例修正案草案”时曾发现“法务部”下属的“调查局”参与重大刑事案件侦办的人员在没有“条例”“授权”的情况下配枪，从而引发公务人员非法持枪的争议[5]。同样，现阶段也存在基层民警是否人人配枪的讨论。

（二）佩带情形类型化

在何种情形下佩带枪支，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是否在任何110接处警的情形下均佩带枪支，查办何种案件时需要佩带，或是巡逻、为刑事侦查行为、安全保卫行为等法定职权行为时佩带，枪支佩带的法律规制需要首先对人民警察法定职权行为作概念、作用和价值上的类型化分析，并且要明确佩带枪支的情境标准，以案件类型为标准，抑或以人民警察为职权行为为标准，同时，要界定“应当”与“可以”佩带枪支的情形。

（三）佩带规范的具体化

具体规范应当对所涉及的不同类型警务增设佩带枪支的类型、规格进行规定，并具体化到装具选用、佩带位置、以及手枪类型和佩带方式变更审批制度、枪支领取和交还制度等，增设枪支故障的报告制度，以及不交还、不报告的法律责任等，除此之外，枪支佩带规范要关注到一些具体问题，如警察不得非法定使用枪支的情形下在市民可以看见的范围内由枪袋取出手枪或装卸子弹，人民警察因工作需要进入娱乐场所、乘坐交通工具、异地执行任务、警卫或大型活动安全保卫、训练比武时的批准制度等。

三、精细枪支使用的条件和程序

“警察的基本使命是预防犯罪和无序，而不是用军事力量和严厉的法律惩罚来镇压犯罪和骚乱……警察只有在说服、建议和警告都不足以实现警察的目的的情况下，才能使用满族需要的武力以确保法律得到遵守和秩序得到恢复，并且，警察应该在任何情况下都应仅仅使用最低限度的武力以实现警察目的。”[6]枪支使用作为最强武力需要作规范上的克制。此处我们将枪支使用的范畴认定为持枪戒备、出枪警示、鸣枪警告、开枪射击。公安机关人民警察使用枪支应当遵循的原则包括依法、审慎、比例、效率和保障。回应枪支之使用，除了日常的用枪培训演练之外，还要有制度上的完备，包括出枪警示、鸣枪警告、开枪射击的积极和消极条件，及其程序的具体化，应当更为精细和具体地对《条例》中的实施困惑加以释明。

（一）精细的条件规定

积极条件是人民警察使用枪支应当具备的条件，其代表性内容之一为前述的当场击毙之标准与要件，之二为姜云春案、美国协警枪杀黑人少年案为我们留下的极具争议性的思考问题，如何解释《条例》第9条“人民警察判明有下列暴力犯罪行为的紧急情况之一”中的“判明”及“紧急情况”，即开枪情境的判断标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85])案确立了“生命辩解规则”的转变：只有对生命安全构成巨大威胁时才能开枪，其实质是美国警察是否开枪的判断标准由罪名判断转化为具体事实的判断（threatenstheofficerwithaweaponorthereisprobablecausetobelievethathehascommittedacrimeinvolvingtheinflictionorthreatenedinflictionofseriousphysicalharm.”[7]）。同时，主张以表面之合理怀疑作为开枪的标准，即人民警察从表面上合理地认为符合开枪情境，即可以开枪。我国也有学者将此标准表达为“真诚地相信”[8]作为即时性很强的行为内容，这种主观标准尚存争议，即很难在公众应对和司法审判中确立其说服力。人民警察开枪射击条件性规范仍需进一步的争论和总结，需要注意的是，公安机关人民警察使用枪支需要明确且能够便于判断的标准和规范，同时，公安民警很难以法官的思维去审慎衡量法律关系以应对紧急情形，制度的保障性不仅体现在对相对人的权益保障，也要体现在对公安民警合法、适度、有效用枪的保障。

消极条件是指禁止使用枪支的情形，具体内容如在群众密集场所、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危险物品场所等可能导致公民生命安全更为严重危害后果的禁止鸣枪警告；开枪射击的禁止性规定，除《条例》规定的内容之外，还应当包含处理治安案件、信访事件等非刑事执法活动、非暴力犯罪或者实施暴力犯罪情节轻微，以及实施上述犯罪后拒捕、逃跑的，群体性事件中未出现暴力犯罪情形等，这些情形散落在《条例》、《公安机关公务用枪管理使用规定》、《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操作规程》等中，缺少统一的、明晰的总结性规定和具体考量因素的总结，即考量因素应当包括当事人特点、现场暴力程度及对公共安全危害程度。此外，出于对更大危害的避免，美国警察法令严格限制除防卫情境之外的从运动中的车辆或对运动中的车辆开枪射击，此项也应当在我国的枪支使用规范中予以回应。

（二）程序性规定的博弈

紧急情况下程序正义价值限缩，但仍要遵循法定性及其最低程序原则，《条例》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人民警察使用枪支的程序，即表明身份、命令在场无关人员躲避、动作操作、口头警告等。这里涉及一个争议问题，即事前警告程序之设计。

事前警告程序包含口头警告和鸣枪警告两种，目前仍存在是否必要和警告形式上的争议。2002年，台湾地区“行政院”提出修改“警械使用条例”，认为“设此警告规定，反使警察人员观念含混，往往因而延误使用时机，使歹徒有机可乘，造成警察人员不必要的牺牲”[9]，曾经删除对警察使用枪械的事前警告程序。对比我国《条例》的规定，亦存在同样的情况，即使用武器多为紧急情况，而《条例》又例外容许来不及警告或者警告后可能导致更为严重危害后果的可以直接使用武器，原则与例外之间，会产生很多的实施困境。关于警告形式的争议，美国一些州的警察用枪制度出于避免无辜者伤害、担心警察开枪未击中犯罪嫌疑人时借口鸣枪警告而不报告，以及鸣枪警告的现实作用的角度而禁止鸣枪警告，而英国则对鸣枪作警告性、吸引注意之区分，如英国案例中，警察为叫醒火场中熟睡的人而鸣枪。我国现有规则并没有规定警告的具体形式，结合法律保留原则之思路以及美国警察立法的价值选择，我们认为，对鸣枪警告仍需作进一步价值和规范选择，在立法认定其角色的基础上作目的和类型划分。

四、建立事后报告审查和评估制度

（一）建立事后报告审查制度

报告审查制度和评估制度是我国警察用枪法律制度的短板。《条例》规定了向所属机关书面报告，但由于没有更为具像的规则表达，且在具体问题上没有确定性的规定，枪支使用报告制度在实践中面临诸多困惑。参照香港特别行政区“警察通例”第29-04条，其规定了警察从枪袋拔出枪械或举枪，须在安全时向指定机关报告，以及相应的登记、调查制度[10]，我们认为应当将事后报告审查制度细化为出枪警示、鸣枪警告和开枪射击，同时规定报告的例外情形，以严格规范各个阶段与形式的枪支使用行为。除此之外，报告制度还要回应报告主体的规定，包括谁报告、向谁报告、谁来审查等；报告的具体规范，包括报告和作出审查的期限制度，报告的内容，如开枪人员信息、开枪地点、时间、案情和现场情况、开枪理由和情况、证据内容、弹药消耗等。

（二）设置专门机构评估制度

在一定级别的公安机关内部设置审核武器、警械使用的专门机构，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枪支使用评估制度，在充分调查和登记的基础上，对警察使用枪支的各种行为进行量化分析，以使得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枪支使用形成“事中-事后-事前”的系统化指导机制。除了评估主体制度之外，科学评估制度还涉及对象、内容、指标、程序与方法、结果及其应用，同时在此过程中正确处理公安机关信息公开与保密之间的关系。

五、完善人民警察枪支使用的法律责任和保障机制

（一）人民警察枪支使用的法律责任和司法审查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枪支使用面临责任选择与救济困境，如何在法治范畴内规定违法使用枪支的法律责任、如何界定行政责任和刑事犯罪、警察使用枪支行为如何接受司法审查、如何设定对开枪案件或事故隐瞒不报或报告不及时的法律责任等，都是需要回应的问题。法律责任的核心内容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确立司法审查的形式，二是形成何种司法审查的价值和标准，包括警察在出枪警示、警告、开枪射击、当场击毙等各枪支使用情境的司法审查标准。

关于司法审查的形式，以李彩莲、姜伟诉兰州市公安局违法使用武器及行政赔偿案[11]为例，对于人民警察使用枪支的行政诉讼路径存在受案范围上的困境，《国家赔偿法》中规定了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人身伤亡，应当给予行政赔偿，但在实践过程中仍存在救济困境。笔者认为，应当允许利害关系人就公安机关针对人民警察枪支使用审查行为及结果提起行政诉讼，拓展除行政赔偿以及刑事责任之外的救济路径。关于人民警察枪支使用行为的司法审查标准，即行政责任和刑事犯罪的分界问题，应当确立一种情境审查方法与适度审查标准，即综合考量人民警察开枪时的客观情境、主观认识能力和期待可能性等，从责任视角赋予人民警察开枪行为以一种合理的规范与法律负担，并在“最小武力的原则”中寻求平衡。如“美国模范刑法典的规定，警察对他人使用武力，由于轻率或过失对无辜者造成伤害时，不能以此为正当理由对警察起诉。反之，如果警察对他人故意非法使用武力，并造成无辜者死亡或伤害的，应当作为起诉罪的正当理由。”[12]。

（二）人民警察枪支使用的申诉救济和心理服务

另一个视角，人民警察针对枪支使用审查结果的申诉救济和使用枪支后的心理调试条款作为枪支使用保障机制仍有很大的完善空间，目前我国人民警察心理调试制度几近为零，针对什么对象进行心理干预、依据申请启动还是强制启动、何种程度的心理问题进行岗位调整等等均需要在法治视域下作进一步的回应。对此，可以参见香港特别行政区“警察通例”中关于心理辅导服务的内容。香港特别行政区“警察通例”第11章和第29-07条规定了人民警察心理辅导服务制度。第11章规定了心理专家报告隐私保护，以及开枪事件后心理专家针对开枪人员、牵涉在同一事件但并没有开枪或被枪击的人员的“强制规定会见”及“危急事件发生后的心理辅导”制度。第29-07条规定了心理训练或工作中相关责任人员，并要求其必须到达开枪现场。

结语

公安人民警察使用枪支仍然需要法律文本、公安实战、司法判断等多个维度的总结、证成，其过程是总结国内外的制度经验和实证案例，目标是结合我国当下社会公共安全现状和法治内容形成有效的立法预见和“慎”而非“怯”、“能”而非“滥”的实践应对。除了公安机关制度建设之外，法治视域下公安机关的公信力建设亦非常重要，同样，要培育社会对警察佩戴枪支的价值认同与行动配合，对警察执法权力的充分尊重，积极协治。

注释:

[1][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页。

[2]“人民警察用枪需要法条更给力”，载《法制日报（社区版）》2014年3月23日第06版

[3]参见余凌云：“亟待法治建构的警察裁量权”，载《法学家》2003年第3期。

[4]参见赵秉志、张伟珂：“论“当场击毙”的正当化要件“，载《警察法学》第1卷2013年3月。

[5]http:///c/，2014年5月28日访问。

[6]参见[英]罗伯特·雷纳：《警察于政治》，易继苍，朱俊瑞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7]http:///cases/federal/us/471/1/，2014年5月28日访问。

[8]李富成：“警察开枪之实践检讨”，载《公安研究》2010年第4期，第49页。

[9]参见台湾地区“立法院”公报第91卷第40期，2002年6月15日，第295页

[10]29-04条的部分规定：“警务人员从枪袋拔出枪械或举枪，须在安全时将实情向所属的总区指挥及控制中心报告。警务人员须在拔枪、举枪事件发生后尽快向事件发生地区所属警署的值日官报告及在本身的记事册内作记，而值日官则须在通用信息系统内作记。……分区指挥官须调查该案件的情况，如有迹象显示拔枪、举枪是不当的，分区指挥官须指示拟备杂项调查报告，然后在14日内将杂项调查报告送交有关区指挥官。如另一单位的警务人员拔枪、举枪，分区指挥官须通知该人员所属的单位指挥官。”

[1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李彩莲、姜伟诉兰州市公安局违法使用武器及行政赔偿一案请示的电话答复》（法[2005]行他字第3号）

[12]徐丹彤、韩增辉：“美国警察枪支使用法律制度述评”，载《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学报》2010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