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环境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汇总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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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环境对公共政策的影响【第一篇】
经过《人民日报》的披露,其他媒体纷纷跟进,国家环保局于3月1日叫停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并要求立即补办环境评价审批手续。至此一系列的事件开始浮现在公众面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公布之后召开的第一个听证会、环保总局首次点名批评不负责任的环评机构、首次公开敏感项目的环评报告等。在此事件中,媒体为政府依法公开行政与公众理性参与相结合提供了一个官民良性互动的样板。公众能够充分地参与公共事件,更加信任政府,提高了政府的威信,行政的效率和人民的满意度也会大大提高,而且在圆明园事件中又体现了多方利益主体之间的复杂化关系及矛盾,即中央部门与地方政府各部门之间,环保、水利、文物、园林之间,代表不同利益和价值观的公众之间,以及政府与公众的关系。
媒体以其影响力表达民众呼声,形成媒体舆论,并促使社会话题转化为公共政策问题。制定一项政策必经由公共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再提升到政府议程,通过政府议程制定出合法化的公共政策这样一个动态过程。在此过程中,媒体有着重要的影响:快捷性促进政策制定的高效化;多元性提高公共政策的合理化;开放性增进民众对公共政策的认同感;交互性激发民众参与公共决策的热情。
媒体的含义及作用
媒体一词来自拉丁文,音译为媒介,意为两者之间。它是指信息在传递过程中,从信息源到受信者之间承载并传递信息的载体和工具。也可以把媒体看作为实现信息从信息源传递
到受信者的一切技术手段。传统媒体主要有报纸、杂志、广播、电视,还包括户外媒体如路牌灯箱的广告位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逐渐衍生出新兴媒体如IPTV、电子杂志等。本文所说的“媒体”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信息的物理载体(即存储和传递信息的实体),如书本、挂图、磁盘、光盘、磁带以及相关的播放设备等;另一层含义是指信息的表现形式(或者说传播形式),如文字、声音、图像、动画等。
媒体有着传递信息、协调管理、教育娱乐功能,同时还具有监测社会环境传承文化的社会功能。媒体也肩负着其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媒体的社会责任,可以分为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
公共政策的介绍及其性质
公共政策是政治控制或阶级统治的工具,是公共管理的手段,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是利益关系的调节器。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策领域,公共政策会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征,但是,他们也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特征:阶级性;价值相关性;合法性;权威性;强制性;多功能性。
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公共政策有一个生命过程,即政府过程,制定一项政策必经由公共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再提升到政府议程,通过政府议程制定出合法化的公共政策这样一个过程。即政策制定阶段为:公共问题的产生;政策问题的确认;政策议程的建立;政策规划;政策合法化。
媒体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力在逐步增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应采取合理的
措施,有效地利用媒体,使其对公共政策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
一、媒体的交互性激发民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热情
二、媒体的多元性促进公共政策的制定兼顾各方利益平衡
三、媒体的开放性提高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性
四、媒体的便捷性促进公共政策制定的高效化
公共政策环境对公共政策的影响【第二篇】
摘要:公共政策作为公民社会的一种调节工具,与公民的关系密不可分。在实施过程中,公共政策受到公民支持度、媒体关注度、经济环境等外部因素影响。在“增减挂钩”中,公民支持度对政策实施的影响程度最深。本文通过对三种外部因素的影响研究,证明只有受到公民支持的政策、满足公民意愿的政策,才能顺利实施。
关键词:公共政策;政策实施;增减挂钩
公共政策是国家掌权者为了维护社会公正,协调公众利益,确保社会稳定与发展而制定的。实现公民需求是其主要目的。公共政策与公民意愿相互制约,相互调节。它既是掌权者所设计的计划,也是公民意愿的表达。因此,公共政策必须立足于整个社会发展,从绝大多数公民的利益出发来制定和实施。也就是说,公共政策的出发点必须是公共利益,政策实施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是否满足了公民意愿。在萨巴蒂尔和马兹曼尼安的政策执行综合模型中,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被划分为政策的可办性、政策本身的规制能力和政策本身以外的变数三类。在一个较为完善的政策中,政策本身以外的变数对政策执行的影响更大,而政策外部环境包括公民支持度、媒体关注度、经济环境等方面。对公民意愿的研究,能够了解公民诉求,有效规避政策实施中的影响,使政策顺利实施;对媒体关注度的研究,能够把握信息走向,使政府处于主导地位;对经济环境影响的研究,能够了解经济环境与政策实施中的关系,了解其中存在的矛盾,相应提出解决措施。因此,研究政策外部环境对政策的影响至关重要。
一、研究背景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以下简称“增减挂钩”)是指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将农村待拆除复垦为耕地的建设用地地块和拟用于城镇建设的项目地块,等面积共同组成建新拆旧项目区的政策。简单来说,就是将农村建设用地拆除复垦成为耕地,置换为城镇建设用地指标,若农村整理复垦建设用地增加了耕地,城镇可对应增加相应面积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自2004年开始实施,到2013年时,试点工作扩大到除新疆、西藏、台湾外的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增减挂钩”的不断推广,解决了我国长期以来经济建设与供需间的矛盾。“增减挂钩”是受到政策外部环境影响的典型例子。在“增减挂钩”这一政策中,公民与政策间的关系主要在政策实施阶段。按其运行流程,规划内的拆旧区需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进行民主决策,村民代表大会同意后,再进行调查上报审批。实施中要经历村民的拆迁补偿协调、住房分配、搬迁、收回宅基地等一系列环节。“增减挂钩”中的一系列环节都与公民息息相关,其实施受到公民意愿的影响程度非常大。尤其是近年来加剧的拆迁问题,受到媒体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已经成为我国土地政策中的一大社会冲突。
二、公民支持度对政策实施的影响
这里采用基本演绎法对公民支持度进行研究,假设人是“理性经济人”,每个人都以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在“增减挂钩”实施中,会有以下几种情况:(一)公民支持政策的情况。公民能够正确理解政策,认为该政策对自身有利。在这种情况下,公民能够感受到政策给予的福利,愿意支持政府为社会发展而提出的政策措施。在政策实施中,公民就会积极配合政策涉及的各项环节。在一个较为完善的政策中,没有其他因素干扰的情况下,政策顺利实施。(二)公民不支持政策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认为不实施该政策对自己更有利,于是,会采取一些抗拒手段来阻碍政策的实施。例如,在“增减挂钩”中,被征地农民如果不愿意拆迁,就可能会采取一些抗拆手段,产生暴力冲突。在《2017年中国拆迁年度报告》中,根据最高法院“妥善化解行政争议”的要求,各级法院2017年审结一审行政案件达到了万件,同比上升%,其中相当比例是拆迁纠纷[1]。这种拆迁纠纷已经成为了我国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拆迁纠纷的多发原因有许多,在这里大致归结为三类:一是对政策的不理解。这一类人不支持政策实施的原因在于对政策的不理解。一方面,可能是政府对政策的宣传力度不够,使得村民不了解“增减挂钩”是什么。另一方面,是村民自身对政策的理解错误,认为“增减挂钩”政策是侵害自身利益。在对政策不理解的情况下,公民容易产生反感情绪,抗拒政策的实施。二是对祖屋的不舍。这一类人多为保守老人,他们对房子怀有深深的感情,不愿拆除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房屋,即使已经有新房居住,也舍不得拆除老房子。他们因年事高,沟通困难,成为了我国拆迁问题中的一大难题。三是对补偿金的不满足。这类公民支持政策实施,但想通过政策实施获得更大的利益。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高昂的房价成为了被征地农民索要高额补偿的心理依据。在这种情况下,被征地农民通常会通过要挟、贿赂执行人员等手段来影响政策实施。这类人对房屋的期望值过高,他们的谈判要求是增加土地补偿金。我国是公民社会,维护公民利益本是基本要求。但当政策难以落实时,政府往往会采用非正常手段,打着为公民造福的幌子,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强拆”“强建”,使得政策“变了味”,反而侵害了公民利益。因此,政策执行者与公民间的矛盾成为了当下社会中的一大问题。
三、媒体关注度对政策实施的影响
媒体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者,容易影响全社会对某件事的看法。从影响力上来说,媒体对政策的报道能够增进公民对该政策的了解,激发公众热情,因此可以作为政策宣传的一种有效途径。尽管如此,媒体传递给公民的信息具有自由化特点,这些信息有可能是对政策有利的,也可能是负面的。一方面,媒体能够帮助政策宣传,使公民更加了解政策,同时,也可以通过对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的曝光来造成社会舆论,利用舆论逼迫政策执行者按照公民的要求来行使权利,从而提高政策实施效率,解决一些政府难以解决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媒体也有可能成为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放大政策中的问题,甚至是捏造问题,使问题成为隐患,从而使得社会矛盾加剧,让政府陷于被动。
四、经济环境对政策实施的影响
社会经济水平是反应一个国家繁荣程度的指标。经济基础是决定社会公共服务水平的标准。经济繁荣的地区,公共设施充足,能提供优质的社会福利,公民在其中能够明显感受到公共政策带来的福利,自然愿意支持政策的实施。此外,经济条件也是决定政策实施力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增减挂钩”政策在大城市中试点运行良好,存在的问题多为被征地公民与政策执行者之间的矛盾,而一些中小型城市地区,由于经济条件较低,导致“增减挂钩”在实施中不仅存在拆迁上的社会矛盾,还存在着流动资金不足的问题。中小型城市由于经济相对薄弱,政府会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基础服务,如社会保障、精准扶贫等项目上,对“增减挂钩”政策的理解过于简单,往往大量招商引资,却在补充耕地环节出现资金难以到位的现象,项目实施迟缓。
五、政府与公民间的沟通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政府为了提高经济水平,大量招商引资,扩充建设用地指标,出发点本是为了公众福利,但由于缺乏有效沟通,使得政府与公民间的信息不流通,产生了误解。要改善这一现状,需要加强政府与公民间的沟通。一是要积极了解公民诉求。公民意愿是影响政策实施的关键,了解公民诉求才能知道什么样的政策是公民需要的,公民的利益诉求可能是个人利益的表达,也可能是整体利益的表达。在此情况下,政府应参考多方意见,保持与公民间的积极沟通,采用最长远、最合适的方式来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消解因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不一致产生的矛盾,做体察民意的政府。二是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有效利用媒体进行正确地宣传引导,通过网络、电视、手机等方式对政策的实施目标、实施流程等信息进行宣讲,使公民了解政策实施带来的好处,积极配合政策实施。同时,还要改革创新宣传模式,增强新闻媒体的公信力,以“贴近实际、贴近群众”为电视广播媒体宣传的基本要求,使媒体成为政府与公民间沟通的桥梁,正确引导公民意识。三是拓宽政府与公民沟通渠道。我国宪法中有明确规定:“人民依照法律,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社会主义民主需要加强政府与公民间的沟通。如果能让公民理解政策实施的好处,那么,公民自然是愿意支持的。因此,要有效提高与公民沟通能力,采用公民喜爱的如“抖音”“知乎”等手机APP、微信公众号、微博、论坛、地方领导留言板、车载广播等一系列方式来贴近公民,改变以往政府“高高在上”的形象,促进政府与公民间的沟通,使公民的意见可以“有的放矢”。另外,除了与公民间的互动沟通,国务院还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地方的帮扶措施,以加强偏远地区的经济建设,改善中小型城市经济水平。综上所述,外部环境对政策的影响主要在于政府与公民间信息的不流通,加强政府与公民间的沟通能够有效解决外部环境对政策实施的影响,使政策顺利实施。
参考文献:
[1]中国城乡建设管理与房地产法研究中心,北京才良律师事务所.2017年中国拆迁年度报告[R].2017.
[2]曹绍甲,李显书.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解读[J].法制与社会,2009(28):290-291.
[3]蔡继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政策效应[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6(06):65-68.
[4]顾汉龙,冯淑怡,张志林,曲福田.我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与美国土地发展权转移政策的比较研究[J].经济地理,2015(06):143-148,183.
[5]秦小建,赵谦.城乡土地增减挂钩政策的现实困境及可能出路[J].安徽行政学院学报,2011(02):66-71.
作者:李丹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政策环境对公共政策的影响【第三篇】
行政生态学是20 世纪60 年代在西方行政学界兴起的一门以生态学的方法研究行政现象,行政行为与行政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行政学分支学科。公共政策是环境的产物, 行政生态环境的发展会对公共政策体系带来系统性的影响, 其直接后果就是引发行政生态关系的调整和变革。
根据公共政策的条例对我国共政策环境进行分析来看我国行政生态环境现状分为以下几种:
(一)异质性
异质性是指在相同时间内的社会同时存在着不同的制度、行为和观点。由于这种现象存在的不协调,使其表现出强烈的反差。我国的多样的经济形式,多元的价值观念都迫使着公共行政带有明显的多元性。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起步比较晚,发展的时间比较短,在这样有限的时间内掌握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并不现实,政治体制的变革需要在摸索中前进。从行政组织角度来看,我国在各大中城市建立了完善的公关行政机构,保证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的提供,在各种各样专业化强的部门和领域中也设立了专门的机构并配套设置了现代化的管理手段。然而在一些较为偏远的地区,如同这样的公共设施并没有配套完全,在实际的生产管理过程中,宗教、宗族等组织所充当了主要力量。我国国民综合素质水平的仍需不断提高,我国的工业化水平距离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距离,依然是农业大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基本实现了小康社会,百姓在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有了一定的提高,然而中部及西部地区仅仅能满足温饱水平,一些偏远地区甚至还没有脱离贫困。这些经济的差距导致了其他关联的方面出现不均衡。从整体上看,中国正处于过渡阶段,异质性普遍存在于我国社会的更个方面。
(二)重叠性
重叠性是指行政机构的重叠现象,行政行为往往受到非行政标准的影响,行政机构不能照常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不能完成行政任务时,却又要借助非行政组织来完成任务。从计划经济时代开始我国政府组织结构初具规模,随着改革开放和逐渐步入国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迅速发展,政府办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数量也随之增长,管辖范围也慢慢的扩大,政府机构的建设日益完善,政府权力也迅速膨胀。由于市场经济对外贸易的发展,各个领域的发展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和机构建设有一定的盲目,因而创建了许多类似的部门,部门间职权关系模糊,相互间存在着权利的争夺,政府机构过于庞大使得办事效率并不高。行政机构的不健全严重阻碍了经济基础的发展。以国务院的机构改革为例,国务院从1982 年精简机构至今已经进行了5 次改革(第6 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已通过人大表决),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根本问题还没有解决。再者由于传统思想和各种社会不良因素的影响,行政机构的改革已成为了我国现阶段改革过程中所要解决的最大的难题。
而我国行政生态环境对于公共政策的影响存在以下几种情况:
(一)政治环境影响因素
政治环境对于公共决策的制定有着重要的作用,是其发展和存在的基础,行政系统适应其政治环境提出的要求和提供的条件,可以确定合理的行政目标和决策方案,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和行政生态规律,来能动地改造社会,促进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提高.克服和消除一切不利于人类生产和生活需要的东西。公共决策伴随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第一,宪法的制定确立了基本政治制度是政府决策管理活动的法律根本和行政权力的来源,第二,政治制度规定着行政主体的产生、职权范围乃至活动方式。第三,政治体制还决定着行政系统接受政治意识形态的程度,从而把这些意识形态通过公共政策的方式呈现出来。
(二)文化环境影响
文化环境从各个方面影响着公共决策的制定,并且文化底蕴愈加深厚,文化要素积累的愈加厚重,其对公共决策影响也就越深越长久。行政文化往往与文化环境相适应,行政文化是各种社会文化环境的各种要素提炼浓缩而形成的行政主体内在的理念、感情、意识、行政理念和行政道德。
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对公共决策产生的影响较为明显,但文化环境对公共决策的作用通常是隐性的但却不可小觑。公共政策的制定系统中组织、结构和制度,体现了创意者对政府管理的情感、动机、态度和理想,这些通常来自于社会中的文化环境,因此文化环境制约着行政主体的发展形式。
(三)经济环境影响
作为最重要的决定因素,经济环境是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基本出发点。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须依附于经济环境所能提供的物质条件。从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公共政策作为意识形态的表现从一定程度上说什么性质的经济基础决定了意识形态的表现。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公共政策与经济环境并不有着密切的关系,它通过强制力来分配其重要的生产资源:劳动力和土地。发展到产品经济时,公共政策成为经济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要素密不可分,掌握着国家各种经济资源,通过国家计划,具体地组织和协调着整个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来,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它并不具体组织和协调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而是从宏观上以各种间接地手段调控者经济环境的发展,努力维持社会的平和。简要概括为:(1)不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
(2)传统农业与高科技产业并存;
(3)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这些具体的经济环境因素的变化,要求政府职能、机构设置、管理方式和领导作风等都必须努力实现相应的转变。
结合我国现有情况来看我国行政生态环境对于公共政策改善方法可以分成以下几类:
(一)培养参与性民主公众政策环境
随着人们民主意识的提高,公众渴望参政议政的意识和觉悟的变化,民主社会的不断进步,政府决策权力的不断下放。决策从原来的独立决策慢慢向群体决策开始转变。这些变化促使政府在制定、实施公共政策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时,不单单是管理层内部自行讨论决定的封闭型决策,不单单只是依靠想这个执法人员来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和处理社会事务,而是要更多的举行听证会等,更多的汲取专家和民众的意见,共同商议共同管理。这样做从一方面,可以使参与者逐渐了解政府的行政方式,掌握参与公共行政活动的规则和规律,参与知识和技能的提高促使了民众的参与热情。另一方面,随着民众参与的增多,方便政府从各个角度了解民情,有助于决策的制定,并且通过民众与政府的深层次的交流,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有助于民主和谐社会的建立。
(二)强化法治型公共政策环境
由于我国正处于过渡性社会,维护宪法和法律等相关行政法规、规章的权威是当前最根本的十强,在现实的行政生活和工作中,凡是包含有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必须严格按照法制程序进行,并且整个过程都要受到有效地法制监督。一方面,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的另一种形式,各个主体都有确切的法律规范,这就要就政府的公共决策也要符合法制的相关规定,依法行政受法监督。另一方面,政府官员带有是“理性经济人”的色彩,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效益,如果没有具有强制力的监督机制,公共决策很难具有公平性,不能具有实际的效果。强化政府行政合法化、规范化,通过法治和行政、道德伦理来教育和强化行政行为品质。
公共政策环境对公共政策的影响【第四篇】
媒体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
2005年3月21日,兰州大学张正春教授到圆明园游玩时偶然发现湖底正在铺设防渗膜,随即于3月24日向《人民日报》记者打电话告急。经过《人民日报》的披露,其他媒体纷纷跟进,国家环保局于3月1日叫停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并要求立即补办环境评价审批手续。至此一系列的事件开始浮现在公众面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公布之后召开的第一个听证会、环保总局首次点名批评不负责任的环评机构、首次公开敏感项目的环评报告等。在此事件中,媒体为政府依法公开行政与公众理性参与相结合提供了一个官民良性互动的样板。公众能够充分地参与公共事件,更加信任政府,提高了政府的威信,行政的效率和人民的满意度也会大大提高,而且在圆明园事件中又体现了多方利益主体之间的复杂化关系及矛盾,即中央部门与地方政府各部门之间,环保、水利、文物、园林之间,代表不同利益和价值观的公众之间,以及政府与公众的关系。
媒体以其影响力表达民众呼声,形成媒体舆论,并促使社会话题转化为公共政策问题。制定一项政策必经由公共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再提升到政府议程,通过政府议程制定出合法化的公共政策这样一个动态过程。在此过程中,媒体有着重要的影响:快捷性促进政策制定的高效化;多元性提高公共政策的合理化;开放性增进民众对公共政策的认同感;交互性激发民众参与公共决策的热情。
媒体的含义及作用
媒体一词来自拉丁文,音译为媒介,意为两者之间。它是指信息在传递过程中,从信息源到受信者之间承载并传递信息的载体和工具。也可以把媒体看作为实现信息从信息源传递到受信者的一切技术手段。传统媒体主要有报纸、杂志、广播、电视,还包括户外媒体如路牌灯箱的广告位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逐渐衍生出新兴媒体如IPTV、电子杂志等。本文所说的“媒体”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信息的物理载体(即存储和传递信息的实体),如书本、挂图、磁盘、光盘、磁带以及相关的播放设备等;另一层含义是指信息的表现形式(或者说传播形式),如文字、声音、图像、动画等。
媒体有着传递信息、协调管理、教育娱乐功能,同时还具有监测社会环境传承文化的社会功能。媒体也肩负着其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媒体的社会责任,可以分为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
公共政策的介绍及其性质
公共政策是政治控制或阶级统治的工具,是公共管理的手段,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是利益关系的调节器。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策领域,公共政策会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征,但是,他们也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特征:阶级性;价值相关性;合法性;权威性;强制性;多功能性。
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公共政策有一个生命过程,即政府过程,制定一项政策必经由公共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再提升到政府议程,通过政府议程制定出合法化的公共政策这样一个过程。即政策制定阶段为:公共问题的产生;政策问题的确认;政策议程的建立;政策规划;政策合法化。
媒体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力在逐步增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应采取合理的措施,有效地利用媒体,使其对公共政策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
一、媒体的交互性激发民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热情二、媒体的多元性促进公共政策的制定兼顾各方利益平衡三、媒体的开放性提高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性
四、媒体的便捷性促进公共政策制定的高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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