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数字化:存在的问题及转型方向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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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治理数字化:存在的问题及转型方向1
近年来，随着数字中国建设的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政府、市场、社会中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应用场景越来越多，中国的社会治理正在经历快速的数字化转型过程。目前，虽然这种数字化转型仍然处于初期阶段，但是从各地的实践探索中，已经可以看出其鲜明的问题指向，以及未来的一些发展趋势。
直面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问题
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第一个问题指向，是直面那些亟待解决但传统治理手段难以有效解决的老大难问题，特别是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不足的问题，力图通过新的理念、方式和手段来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第一，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涵盖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等方方面面，力求实现整个社会系统的数字化，增强对社会系统的数字化感知、识别、分析、反馈和调节能力，全局、全域是数字化转型中经常提及的概念，指向的是系统治理的难题。第二，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力求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链接与整合政府、市场、社会等各方面资源，发挥各方面资源的独特作用，增强不同资源之间的互补效应，指向的是综合治理的难题。第三，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力求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对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行为方式和互动过程的痕迹化，明确各方主体的权利和责任，实现可追溯性强、证据链确凿的精细化治理，改变传统治理中普遍存在的末梢治理问题，将治理的重心不断前移，指向的是源头治理的难题。
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第二个问题指向，是直面数字社会的各种新问题。伴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社会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等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个体、群体和组织进入数字世界，这就带来了新的治理问题。第一，网络违法犯罪事件占比相对上升，网络安全出现新的特征和态势，带来新的治理挑战。传统的治理思路、治理方式、治理手段在数字化的网络世界不再完全适用，治理对象和治理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更突出，迫切需要开发新的治理工具，储备专业化的治理人才队伍。第二，技术迭代创新的速度很快，大量的新型应用场景出现，现有规则体系的响应和更新速度难以同步。电子商务、社交媒体、搜索引擎、短视频、直播、虚拟现实、金融科技、无人驾驶、智慧医疗等各个方面的技术创新将社会成员引入数字世界，社会行为、舆论、互动、关系、结构出现很多新的变化，原有的法律、规范、伦理等制度体系难以有效覆盖，亟须弥合技术发展与制度演进之间的距离。第三，数字世界的治理问题高度复杂，表现出跨区域性、跨领域性、传染性高、波动性强、涌现性明显等特征，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数字世界的经济运行和社会互动突破了时空边界的限制，个体、群体和组织之间的相互影响在数字世界更为密集，这都使得传统以属地治理为主的社会治理模式在数字化时代面临巨大的挑战。
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第三个问题指向，是直面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问题。社会治理不仅仅是要去解决一个个具体的治理问题，更重要的是形成与社会急剧变迁相适应的社会治理体系。因此，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指向的更深层问题，是数字时代的社会治理体系如何走向现代化。第一，数字化作为一种赋能手段。即运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社会治理体系的传统要素，提升社会治理的专业化和智能化水平，为社会治理体系提供增量变化。第二，数字化作为一种运行基础。即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应用，为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其他要素提供数据、算法和算力的支撑，推动传统治理要素从前数字化时代走向数字化时代，使得数字化真正成为社会治理体系得以植根、运行和发展的新基础。第三，数字化作为一种革新理念。即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革新的背景下，精细化、精准化、可计算、可追溯、复杂性、数据碰撞、机器学习、人机耦合、仿真模拟等成为新的被社会广为接受的思想观念和认知图式，社会治理体系的各个要素能够自主学习和自觉运用数字化思维和数字化工具认识、分析、判断、预测和应对社会治理问题。
亟须支撑条件和约束机制
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呼唤坚实的基础环境。数字化转型不是发生在真空中的，而是受到制度、组织、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需要良好的基础环境。第一，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需要制度环境的匹配。新一代信息技术进入社会治理的过程，可能会带来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互动等的新变化，这些新变化蕴含着对既有制度规则、伦理规范、文化观念的冲击，需要新的制度体系来协调。第二，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需要组织机制的创新。新一代信息技术进入社会治理的过程，离不开相应的发起、应用和承载主体，也会对社会治理中各类组织的内部运行机制以及多主体之间的互动机制带来影响，需要政府部门、平台企业、社会组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等主体的一整套组织运作机制的创新，尤其需要组织之间以及组织内部的协作机制创新。第三，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需要社会基础的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带来了技术红利，也产生了数字鸿沟和红利差异等社会问题。因此，只有不断提升社会的数字素养，对更大范围、更多人群进行技术赋能，在技术产品的设计和应用环节考虑更多差异化人群的需求，追求效率的同时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才能有广泛和坚实的社会基础。同时，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对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构建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均衡化资源配置机制，对于更好推进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需要宽阔的协同空间。数字化转型意味着社会治理走向更为精细化的方向，只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社会治理体系的其他要素深度协同融合才能真正实现这一目标。目前，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社会治理体系其他要素的协同融合机制在实践和理论上还未完全厘清，因此为它们构建宽阔的协同融合空间是未来的重要发展趋势。例如，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不可避免地会涉及社会大众在数字化转型中的主体性问题。新一代信息技术带来了社会连通性的增强，有利于公众参与，但并不必然增加公众参与。第一，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需要聚焦公众的参与动力问题。数字化转型只有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切身利益、现实需要联系起来，将政府自上而下的数字政府、智慧社区建设与城乡社会内部活跃的社区公共平台、自媒体等链接或匹配起来，使公众关注的各类热点、重点、难点问题拥有更便捷、更有效的表达渠道、空间、平台和机制，才能真正促进垂直和平行两个方向数字化的融合。第二，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需要聚焦公众在治理中的参与权利问题。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来聚焦公众需求的反馈问题和治理方案的实施问题，增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对公众需求的回应性、互动性，落实相关主体的责任，让公众清楚知晓问题解决的进展、遇到的困难和可能的应对措施，也将是重要的发展趋势。
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亟待有效的约束机制。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引发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近年来，政府、学界和公众越来越强调科技向善的重要性。可见，约束技术应用的负面影响是未来的发展趋势。第一，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可能影响个人信息安全，需要构建公共与私人边界的多重界定机制。从界定主体看，法律体系、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平台企业、社会大众等都是重要方面；从界定内容看，新一代信息技术参与社会治理的程序、方式、权限，都有必要予以明确界定。第二，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涉及平台企业在治理中的角色问题，需要构建政府、平台、社会的良性互动机制。如何加强和创新平台治理，既发挥平台企业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又避免公共性的缺失，是构建政府、平台、社会良性互动机制的关键。第三，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可能面临技术自身的局限性问题，需要构建多层次的技术防护和社会干预机制。首先，信息技术产品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一旦技术系统出现崩溃，则面临着信息泄露、数据丢失等风险，需要构建系统性的网络信息安全防护机制。其次，信息技术产品往往携带着自身的技术刚性，可能带来治理灵活性的下降，难以应对各种复杂情境，技术应用的“最后一公里”需要更具弹性的制度予以保障。最后，基于数据和算法形成的信息检索、信息推送等，可能与社会的价值导向等存在偏差，影响社会治理的文化基础，需要一定的算法审计和社会干预。
基层治理数字化:存在的问题及转型方向2
摘要:基层是社会治理的第一线，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目前我国基层治理中的痛点主要表现为：政民联通碎片化、权责观念碎片化、服务供给碎片化和事务管理碎片化这四个方面。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为解决基层治理痛点提供了新的思路，具体路径是通过感知智能化、治理过程数据化、服务智慧化和评价及时化，更好地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关键词: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目标路径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
基层是国家层级组织结构中的重要一环，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新型城镇化建设使得以往的城郊农村纷纷转变为现代化居民社区，更凸显了当前基层治理在我国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内容包括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公共安全防控、民生服务和矛盾调节等，任务繁多、工作量大且各治理主体之间权责界限模糊。因此，有必要重新规划治理单元，加强各治理单元之间的协同联动，合理配置基层有限资源，推动多元主体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中来。
当前基层治理的主要痛点
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尖端技术给我国的基层治理模式带来了巨大变化，基层治理各主体也在不断探寻各时期最佳的治理模式，但基层治理新的问题仍然层出不穷。碎片化是目前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主要痛点，主要体现为政民联通碎片化、权责观念碎片化、服务供给碎片化和事物管理碎片化。
政民联通碎片化表现为基层组织与公众联系紧密度不高，缺乏保持联通的纽带。广大基层尤其是农村，由于经济基础相对比较薄弱，相关网络基础设施不完善，农民的整体文化水平较低，信息沟通的方式和渠道比较传统，基层工作人员很难识别人民群众的真实需求。在城市社区，由于人口流动性较强，社区管控难度加大，基层治理工作压力持续提升；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统一且高效的交流平台，许多居民参与基层自治的热情不高，往往处于“被管理”的情形中。而政府与居民沟通有障碍，也使得政府的一些政策和措施不能顺利地在基层落地，往往需要基层中有威望的个人或组织进行大量游说，这实际上也让政府的治理工作陷入了被动局面。基层民众的信息无法被充分收集，需求得不到及时满足，导致基层社会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政府信任度下降，整体形象受到负面影响。
权责观念碎片化是指基层民众的权利意识不断提升，但履行义务的意识却相对较弱。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增强了基层民众的信息获取能力，让几乎所有人都可以便捷地从社交媒体中获取对自己有利的“价值观”和“理论”。这些多元化的“理论”削弱了以往基层组织和民众思想的高度统一性，在引导公民保护个人权益的同时，弱化了他们应该承担的义务。再加上我国基层组织法治水平相对较低，缺乏引导公民知法懂法用法的措施和手段，导致权责观念碎片化问题在基层治理中更加凸显，既增加了基层治理的难度，又阻碍了国家的法治现代化进程。
服务供给碎片化是指当前基层公共产品供给和基层治理能力还不能够完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个性化民生服务需求。在基层民生服务中，医疗、教育、安全、交通等与人民生活的幸福感、安全感与获得感息息相关，而目前我国基层治理可用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等关键资源相对于人民广泛的需求尚存在缺口，这一矛盾在乡村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尤为突出。在经济发达地区，人口流动频繁且流动数量庞大，这些涌入的流动人口层次不一，势必会给当地社会安全、医疗、交通等领域的治理带来巨大压力；而在那些欠发达地区，大量的人口流出导致“空心化”和“老龄化”问题严重，加上经济基础薄弱无法吸引人才、资金和技术，这些地区的基层治理很难达到高质量和现代化的水平。
事务管理碎片化主要体现在基层治理各项任务之间协同不足，缺乏标准化协作流程和治理机制。由于上级各部门信息融合度不高，部门之间衔接不畅，导致基层权责关系模糊。此外，基层治理及时评价机制的缺失，导致各事项在基层事务管理中无法进行及时有效的评估。特别是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感知、监控、预警、预防和控制等活动缺乏高度协同的联动机制与有效的信息共享渠道，使得基层组织在遇到重大突发事件时不能形成良好的多元协同治理局面。
数字化转型路径
基层治理数字化是解决碎片化问题的一个有效手段，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其中数据化是基础，智能感知是手段，智慧化是目标。数字化转型的具体路径为感知智能化、治理过程数据化、服务智慧化、评估及时化。
感知智能化
以物联网为代表的感知技术为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物联网技术可以实现对密集且变动性强的业务和人群的实时管控，地理位置、生命状态、情感状态、实时定位、人口追踪等都可以通过物联网实时监控来实现。这既可以为后续的数据化提供丰富的素材，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缓解基层人员短缺的问题。各基层组织要充分融入“一网通”平台，搭建智能互联平台。
治理过程数据化
数据化是数字化转型的基础，数据在数字化转型中的具体表现为将基层治理实践活动中多源异构信息转化为可机读数据，方便数据开放共享与价值挖掘。基层治理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业务信息，这些信息往往是结构化、非结构化和半结构化的，如何将这些多源异构的信息转化为可以利用的数据，是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个过程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由主动与被动数据采集方式转化为自动的数据采集方式。传统的主动与被动数据采集方式效率低下且数据质量不高，而目前的物联网和移动情景感知等技术可以帮助数据收集者随时随地自动收集类型更广的业务数据。自动数据采集还可以排除过去人为干扰等主观因素带来的数据失真问题，提高数据的整体质量和利用价值。二是厘清各基层治理部门的权责界限，完善数据协同收集机制。目前各基层治理主体之间权责模糊，导致大量数据重复采集、口径不一等问题严重，未来应当明确各部门、各组织的数据收集范围。三是统一元数据标准，构建统一的数据共享架构。基层各主体在数据采集方面经常存在一数多源的情况，且各部门使用不同的数据标准也使得数据难以整合在一起。因此，需要利用元数据，制定模型定义统一的数据描述标准，方便采集数据的存取。四是推动数据开放，公开提供可理解和可利用的数据格式。五是完善数据确权。统一的数据共享架构使得多方数据得以整合汇集，但如果不解决好数据的权益归属问题，将会大大降低各主体的参与意愿。因此，可以借鉴区块链等技术思想，针对数据融合共享的不同阶段，确定数据的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尽可能地保护参与数据交换的主体的基本权益。六是加强隐私安全保护。数字化技术赋予基层组织更大的权限以获取更广阔的数据，这虽然能够极大地提高社会治理的效率与效果，但也正不断地加深对公众正常生活的威胁。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必定不能触碰隐私安全这一底线。
服务智慧化
智慧化服务需要在数据驱动的前提下，以精准的服务供给为目标，借助先进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技术，自动且精准地感知与识别不同目标群体的服务需求，并综合利用情感分析、语义识别、自动问答、AI和可视化等多种技术手段，为需求日趋多元化的公民提供精准的个性化民生服务。感知智能化和治理过程数据化将医疗、交通、治安、教育等数据放入统一的数字化平台，并允许各基层服务部门按需获取相关政务数据，为整合辖区内事关民生的数据奠定了基础。除此之外，通过手机APP和微信等网络社交平台，可以推动民生服务线上线下相统一，让居民足不出户就享受到与线下同等的民生云服务，即便在线下办理，也能通过一站式服务平台大大降低居民的办事成本，实现“一网通办、一网统管”。
值得一提的是，智慧法务为我国法治建设提供了新方法。比如在民事纠纷案件中，基层工作人员可以对当事人进行情感的实时监测与分析，把握其情绪变化，为更好地调节矛盾纠纷提供参考依据。此外，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智能机器人可以代替人工处理一般性民事纠纷，并给予公民必要的法律援助，提高普法宣传的质量和效率，还可以利用数字化手段引导公民践行社会核心主义价值观，通过文本挖掘和语义识别等技术实现舆情管控与民意调查等。
评价及时化
实时性是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和云计算赋予基层治理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新的数据采集、处理和分析方式，可以为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时评价提供丰富的数据支持。例如，通过建立基于大数据的督导系统，对基层治理过程进行实时监督；通过数据挖掘等手段，分析公民对基层治理的满意程度；通过5G和物联网等技术实现对数字化项目建设的实时监控和评估。数字化转型的评价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质量标准体系、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阶段评估、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效果评价。
建立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质量标准体系需要借鉴国内外其他领域优质的数字化转型经验，并在实地调研的前提下，从多个维度制定统一的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标准，严格监督各个转型步骤的落实和运行。该质量标准体系的主要目的是为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提供权威的参考标准，让转型过程中各基层组织有标准可依。当然各基层治理主体也需要在实践中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发挥主观能动性，有侧重地参照质量标准体系的内容进行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阶段的评估目的，是为了科学评估本地区数字化转型的进展程度，阶段性地总结过去数字化转型工作中的成就和不足，并在未来的进阶过程中采取对应的办法。数字化转型效果评价则需要对影响数字化转型成效的关键因素进行挖掘，从不同的角度对数字化转型的效果进行量化评估，促进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不断进步，避免出现内卷化和信息形式主义等问题。与质量标准体系事前和事中的指导目的不同，数字化转型效果评估是结果导向，从结果倒逼各基层治理主体实施对应的改进措施。
基层治理数字化:存在的问题及转型方向3
摘要: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本质是改革，是对传统政府运作模式、传统政务信息化建设模式的改革和创新。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处于改革“神经末端”的基层政府，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包括更加复杂严峻的政务数据管理问题、“痕迹形式主义”现象、转型速度与资源不匹配问题等等。为此，需要持续优化政府数据管理体制机制，坚持基层需求导向推进改革任务，通过资源和政策引导为基层赋能，从而更好地提升治理效能，为企业服务、为群众办事。
关键词:政府数字化转型基层治理政务信息化数字政府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
我国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趋势和目标
政府数字化转型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发挥着带动和牵引各领域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作用。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本质是改革，是对传统政府运作模式、传统政务信息化建设模式的改革和创新，是在全面深化改革和信息技术革命这两大时代脉络相互交织的背景下开展的系统性改革。它的具体表现形式是“数字政府”建设，目标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实践路径是以改革创新思维系统打造整体化、协同化、数字化政府，有效提升政府履职服务能力。政府的数字化转型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优化政府的管理、服务和决策模式。党的十九大准确把握信息技术快速迭代的复杂形势，作出了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的战略部署。“数字政府”建设是“数字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全国各地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探索政府数字化转型及“数字政府”建设，部分地区先行先试，成效显著。比如，广东推进“数字政府”改革建设，浙江省推行审批服务便民化“最多跑一次”改革，上海市建成网上政务服务“单一窗口”，贵州省以大数据资源为牵引推动政府数字化转型等等，都为我国政府治理模式数字化提供了有益经验。
二是提高政府市场调控能力和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一方面，数字技术可以在优化政府职责体系，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从而助力提高政府调控经济、监管市场的能力。另一方面，政府调控经济能力与数字化思维相结合，能够以积极有效的制度和政策促进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为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萌发营造良好氛围。
三是以公众需求为导向提升数字化转型的“获得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紧密围绕民众在政务公共服务中的实际需求推进数字化转型，解决民众在日常办事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实现信息化手段与各项政务工作的深度融合，不断改善民众的体验感，让普通民众有切切实实的“获得感”。
基层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压力与挑战
政府数字化转型及“数字政府”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下，各地区积极开展“数字政府”建设探索，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得到全面提升。但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处于改革“神经末端”的基层政府，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更加复杂严峻的政务数据管理问题
传统科层制的管理模式具有“条块分割”的特点，在此模式下的信息化建设容易形成部门间的“信息孤岛”和“数据烟囱”。该问题主要表现为政府行政体制内部的信息不对称、数据不贯通、流程不清晰、线上线下不融合等，直接影响着政府行政效率和服务质量。例如目前公民户籍、教育、就业、生育、医疗、婚姻等基本信息还分散在各主管部门，垂直管理的海关、国税、公安等系统尚未完成整合，各主管部门、各地区、各平台间标准不统一、接口不联通、信息不共享。各部门信息化独立建设、分散管理、各自为政、数据重复采集、共享应用困难，是政府数字化转型面临的首要障碍。
“痕迹形式主义”异化现象
面对政府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任务，各地区开设了众多试点和试验区，诸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大数据统筹局，行政服务中心、政务服务大厅、公共服务中心等。但经常是“一套班子一个想法”，不断给基层带来更多的改革任务和更大的压力。与此同时，各部门在信息化系统建设上各自为政，普遍重立项建设、轻运行维护和推广应用，突出表现就是政府部门各有一套自己的信息系统，且系统类型复杂、功能重复、标准不一、数据共享难。在改革任务下压和各部门信息化系统泛滥的作用下，考核任务不断被指标化、数量化，基层政府为了应付检查而编造数据、捏造材料，于是便出现了政务APP上“考勤打卡”，基层干部走访“先拍照、找信号”的闹剧。笔者在调研中也发现，某乡镇在2015年8月开展试点工作以来，在硬件方面的财政预算支出有3000多万元。但多数设备使用效率偏低，与基层开展工作的实际需要难以匹配，更多用于完成上级的考核要求，基层干部时有抱怨“数字化改革反倒让大家更累了”。可见，基层“数字政府”改革面临着“重投入、轻运营”“重考核问责、轻激励赋能”的问题，容易加剧精力耗散、资源浪费和基层疲惫等困境。
数字化转型进度与资源的不匹配
近几年，政府数字化转型建设已在全国各地广泛铺开，省级政府层面均给予了高度重视，而许多市县基层却因地区资源保障问题影响了改革进度和质量。一方面，受地区之间技术基础、经济发展状况影响，各地市级政府对于政府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不同，各地转型进度和发展质量极不均衡。以珠三角地区与广东省粤东西北地区为例，广州和深圳两个超大型城市的政务信息化发展已处于全国前列，珠三角其他地市发展水平也比较高，但粤东西北欠发达地区在信息化基础设施、政务服务平台、部门资源整合共享、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以及群众信息化意识等方面，与珠三角地区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另一方面，乡镇基层政府普遍在人才、资金方面受到较大制约，虽然省级层面制定了“全省一盘棋”的政策，强调在全省统一框架体系下投入建设相关基础设施，但基层缺少运营和维护的人员与资金，并且数字化工作方式与基层传统工作方式也存在一定的融合难度。
基层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未来展望
政府治理应直面挑战、把握机遇，加快政府数字化转型进程，建设“数字政府”。这需要各地区根据实际情况先行先试，加强研究和总结，把改革实践上升为理论成果，固化为制度性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更好地为企业服务、为群众办事。
持续优化政府数据管理体制机制
围绕政府数字化转型和“数字政府”建设的核心目标，打通各部门关键业务流程和环节，建设政府内部跨部门的一体化协同机制和平台。关键要做好以下几点：一是在改革理念上需要强化互联网思维，需要以“统一、整合、集约、共享”的方式，从全局视角系统性谋划政府数字化建设，在体制机制、平台建设、操作路径等方面系统性地推动改革创新。二是在改革推进中需要加强规划引领和高位推动，积极探索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推进“数字政府”改革建设的可行路径。广东省委省政府在此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在组织架构上，由省委书记主持省委深改组会议，将“数字政府”改革建设列为全省全面深化改革的18项重点任务之首；在省级层面上，成立以省长为组长的“数字政府”改革建设领导小组，统一思想认识，形成强大的改革合力。三是在改革落实中要构建标准化的数字服务体系，多渠道提供数字化公共服务，不断升级技术实施准则和数字应用标准指南，将跨政府部门的合作机制以共同的语言、工具和技术体系落到实处。
坚持基层需求导向推进改革任务
政府数字化转型改革需要坚持以基层需求为导向，努力提升数字化转型的“获得感”。面对各地频繁开设的数字化改革试点和试验区与基层管理需求不匹配而造成的应付式问题，需要从以下方面做出调整：一是需要在今后的数字化改革中，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紧密围绕基层政府治理的实际需求，解决基层政府履职过程中的实际问题。二是需要明确各级各部门在政府数字化转型和数字化运作中的权责关系，优化考核体系、奖惩体系，推动实现资金统筹管理、业务协同开展的新型政府信息化建设管理模式，以“整体政府”形态进一步提升治理效能。三是需要开展政企合作，针对不同民众的个性化需求，以更加灵活的方式提供在线服务，从根本上改善基层数字服务的用户体验。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借鉴广东省“数字政府”建设的经验，按照“政企合作、管运分离”的模式重构政务信息化建设模式，在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建设运营模式等方面开展创新，构建“统一领导、上下衔接、运作高效、统筹有力、整体推进”的政府数字化改革组织管理体系。
通过资源和政策引导为基层赋能
政府数字化转型和“数字政府”建设当中，需要统筹协调区域间平衡发展问题，通过政策引导为基层吸引资源和培养数字人才。一方面，需要始终坚持“全省一盘棋”的思维，在工作推进过程中结合各地实际发展情况，细化布局，制定不同的发展策略和扶持机制，通过省级统筹的集约化建设，加快推动实现城乡数字化改革发展一体化。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市，要按照统一规划，全面应用省公共软硬件基础设施和支撑资源，并重点做好组织工作和业务应用培训。另一方面，需要通过多种方式途径建设基层专业化数字人才队伍。对于政府管理者、执行者在数字项目管理方面专业知识不足的问题，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以专业培训课程、经验交流论坛、数字经济博览会和调研学习等多样化途径，引导领导干部学习新知识、补充新技能，为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打好基础。针对基层一线单位人才短缺问题，可以通过制定大学生返乡就业扶持计划、对大学生群体给予适当的政策和福利倾斜的方式，补足基层人才短板。在广东调研时发现，一些偏远县乡通过为毕业大学生提供村（社区）公共服务站专职操作员的岗位，有效引导年轻人才返乡，较好满足了基层数字人才的需要。
结语
2020年3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杭州城市大脑运营指挥中心时指出，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对于国家治理中的政府主体而言，同样如此。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当中，地方涌现出的“健康码”“疫情地图”等数字化创新实践，充分展示出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未来，处于改革“神经末端”的基层政府，更需要逐步建立政府内部跨部门一体化协同机制和平台，坚持以基层需求为导向，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广泛吸引数字资源和数字人才，努力提升人民群众在数字化转型中的“获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