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代表李达一生三次入党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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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达:建党先驱的峥嵘岁月1

• 在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的13名代表中，李达与湖北籍的李汉俊代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参会，那年李达31岁。

穿越血与火的历史烟云，历经建设与改革的风雨洗礼，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迎来了她90岁的生日。翻开中国近代史，几多沧桑、几多磨难、几多屈辱、几多抗争。90年来，为了让那灯光永远照亮中国，无数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以青春激情、鲜血生命，一往无前，前赴后继，执着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祖国富强的伟大梦想。九十年征程岁月峥嵘，九十年征程金光灿烂。

实业救国留学日本

在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的13名代表中，李达与湖北籍的李汉俊代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参会，那年李达31岁。

李达，名庭芳，字永锡，号鹤鸣，1890年10月2日出生于湖南零陵岚角山镇（今属冷水滩市）一个佃农家庭。中学毕业时，他抱着“教育救国”的理想报考师范学校；辛亥革命后受孙中山的影响，立志“实业救国”，留学日本改学理科。然而，在抗议北洋政府签订卖国条约的爱国学生运动失败后，他认识到只有苏俄式的革命，才是中国的真正出路。从此，他开始研究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期间，李达为国内的进步报刊撰写了大批有关马列主义方面的文章。

“寻找同志干社会革命”

1920年夏天，李达抱着“寻找同志干社会革命”的目的，从日本回国。他先去上海拜访了陈独秀，得知陈与李汉俊正在积极筹建中国共产党，于是他欣然接受了陈独秀的邀请。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施存统、愈秀松在《新青年》杂志社开会，正式成立了上海“共产党”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推举陈独秀为党的总书记。然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积极联络在全国其他地方筹建的共产主义小组，还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1921年2月到中共“一大”召开，李达一直着“总书记”的职务并担负“一大”的发起与组织工作。

这期间，为了更广泛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李达与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一道，对国内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展开论战，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为了建党的需要，《新青年》被改为公开的机关刊物，从1920年11月7日开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又创办了半公开的、政治性很强的《共产党》理论月刊，而11月7日正是3年前俄国劳工农民推倒资本家和军阀的纪念日。也就在这时，李达与王会悟在既是陈独秀寓所又是《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的渔阳里二号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为李达和王会悟操办婚事的是陈独秀夫人高君曼。新房也成了《共产党》月刊编辑部所在地，该月刊由李达担任主编，出版后受到共产主义者的广泛好评，发行量高达5000份之多。它的发行和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理论思想基础。

变幻莫测的一大筹办

据李达在《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中所述：“六月初旬，马林(荷兰人)和尼可洛夫(俄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大会决定于七月一日开幕。”

“一大”会址的选定和外地代表的住宿等具体事务都是李达负责的。李达首先接待的是第一个到达上海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据“一大”代表陈潭秋回忆：“一九二一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临时寓客。这“九个临时寓客”是：、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包惠僧。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开幕，7月24日举行了第二次会议，李达代表上海发起组报告了自成立以来所进行的工作。7月25日至26日休会两天，由、李达等起草党的纲领及以后的工作方案，7月27、28、29日又连续召开了三次会议。不料7月30日晚8时，正在开第六次会议时，突然闯进来一个中年男子，警惕性很高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立即宣布停止开会，现场只留下李汉俊与陈公博，其他人迅速分散。不多时，十几个法国巡捕就进来搜查了。看来会议已不能在上海继续开了，当晚12时多数代表集聚在李达的住处，商议该如何继续开会。王会悟十分热心，她提议在距离上海不远的浙江嘉兴的南湖继续开会，当场得到大家一致通过。嘉兴是王会悟读过书的地方，那里情况她十分熟悉。7月31日清晨王会悟乘头班车先到嘉兴，租了一条游船并点了一桌酒席。上午10时代表们到了嘉兴，王会悟扮成望风，一旦发现异常，代表们就假装打麻将。

继续举行的会议选举了由陈独秀、李达、组成的中央局。李达因负责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又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书记，曾著译过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被选为宣传主任；因主持召开中共“一大”，擅长社会活动，被选为组织主任；陈独秀是《新青年》的创始人，曾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有很高的声望，书记非他莫属。“一大”就此结束。

如获至宝 阅读十遍

“一大”后，李达分工负责中共中央局宣传工作，后又担任上海平民女校业务主任（校长），并主编《新时代》杂志，成为中共早期的理论家和宣传鼓动家。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陈独秀、李达、、蔡和森等12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上李达当众顶撞了，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时，李达落选。1922年李达应之邀，到长沙担任何叔衡、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校长职务，与一家一起住在长沙的清水塘。虽然李达已脱离中共，但1928年的《湖南清乡总报告》仍称李达是“著名共首，曾充大学教授，著有《现代社会学》，宣传赤化甚力”。此后，李达相继在武昌、上海、北京、湖南、广西等地的大学里任教，仍教唯物主义哲学。同时他埋头著述，写出了《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经济学大纲》、《社会学大纲》三本书。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李达托人将新出版的哲学书送给老友。如获至宝仔细阅读了李达的这三本书，其中《社会学大纲》读了十遍。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同志出任湖南大学校长，他贯彻党和人民政府的教育政策，以“要为人民办教育”，“改造旧湖大，建设人民的新湖大”为宗旨，实行“进步思想、健全体魄、科学知识”三位一体的培养方针，带领全校师生经过3年多的艰苦努力，使学校的面貌焕然一新，把一所旧式大学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型大学。

1953年2月，李达同志就任武汉大学校长。他坚持“把教学工作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中心”，稳步进行教学改革，积极引进学术人才，为武汉大学的建设与发展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使武大很快成为一所“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的社会主义新型大学”，对该校近60年来的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初，李达同志惨遭迫害，于1966年8月含冤逝世，终年76岁。1980年1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湖北省委为李达同志彻底，恢复党籍和名誉。

李达曾对自己没有随同上井冈山，没有参加两万五千里长征曾感遗憾。说，你遗憾什么？你从五四到全国解放，都是理论界的黑旋风李逵，你在理论界跟鲁迅是一样的。给予李达一生中的创党贡献和理论建树以高度的评价。

中共“一大”代表李达一生三次入党2

在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的13名代表中，有位典型的学者型人物，他当时与湖北籍的李汉俊代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参会，那年他31岁。他就是后来成为著名哲学家的湖南籍人氏李达。李达因个人书生意气，曾两次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是在1920年夏入党，1923年秋退党；第二次是1949年12月入党，1966年8月25日，在李达去世的第二天，李达被党组织开除出党。第三次入党是在李达去世14年后的1980年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湖北省委的决定，为李达昭雪，恢复党籍。

李达第一次入党及退党的曲折经过

李达，名庭芳，字永锡，号鹤鸣，1890年10月2日，诞生于湖南零陵岚角山镇(今属冷水滩市)一个佃农家庭。李达的祖父李光亮靠几亩薄地养了两男两女，但还是让次子李辅仁也就是李达的父亲读了几年书。李达刚满5岁，就跟着父亲识字，7岁时李达拜前清秀才胡燮卿为师，天资聪颖的李达除了熟读老师指定的教材外，还阅读了大量的古典文学名著，对于数学和自然常识他特别喜爱。1905年春天，在父亲与胡燮卿先生的陪同下，15岁的李达去永州府投考零陵等8县的最高学府永州中学。因为李达年纪小、个子矮，又是乡下人打扮，引来许多人围观。考试时，李达的数学考了满分，八股文却考得不是很好，省里派来的主考不愿录取李达，在校长与教导主任的请求下，李达的名字才被排在录取学员的最后一名，并获得公费待遇。入学时考第一名的朱保善，比李达大5、6岁，他常常当众挖苦李达成绩太差。李达暗下决心苦读，到第一学期结束时，已跃居年级第一名了，以后，每个学期始终保持第一名的成绩。

1909年李达从中学毕业，就业无门，家境贫寒的他只得去报考高等师范学校，同年秋考入北京京师优级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并立志教育救国。可1912年秋，京师优级师范学校暂时停办，李达只得回到湖南，先在一所中学任教谋生，后在湖南工业专门学校、湖南优级师范读书。1913年，李达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取湖南留日官费生，赴日本留学。留学的第一年，李达在日本集中精力学习日语、英语、德语，因用功过度患了肺病，1914年回国养病。在养病的3年中，李达与人合伙开了一家药店，做了3年的药商。

1917年李达再次赴日，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后改称东京帝国大学)学习理科，并立志“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日本第一高等学校是日本最好的学校，也是日本5个国立学校之一，当时中国政府规定：凡是考进5所日本国立学校的中国学生，都算官费生，按规定李达成了官费生。在日本，有许多人认为中国人是“亡国奴”，中国人是“一头猪”，这些侮辱，激发了李达的爱国激情。俄国的“十月革命”给苦闷中的李达很大的鼓舞，他开始偷偷阅读马列主义方面的书籍。“五四”运动爆发后，留日学生回国请愿失败，给李达打击很大，他认为在反动政府的统治下，“事业救国”、“科技救国”都是行不通的。1919年6月，李达毅然放弃了理科专业的学习，开始专攻马列主义，逐渐由一个“爱国主义者”转变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期间，李达为国内的报刊撰写了一大批宣传马列主义的文章。

1920年夏，李达抱着“寻找同志干社会革命”的目的，从日本东京回国，他先去上海拜访了陈独秀，得知陈独秀与李汉俊正积极筹建中国共产党，便欣然接受陈独秀的邀请，参与相关工作。为了方便工作，李达住在了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社里。李达曾如此回忆道：“我回到上海以后，首先访问陈独秀，谈起组织社会革命党派的事，他说他和李汉俊正在准备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就邀请我参加，做了发起人，这时的发起人一共是8人，即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当时在日本)、杨明斋、李达。每次开会时，吴廷康(即维经斯基)都来参加……”

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施存统、俞秀松在《新青年》杂志社开会，正式成立了上海“共产党”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推举陈独秀为党的总书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积极联络，在全国各地筹建共产主义小组，还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1920年12月，应广东省长陈炯明的邀请，陈独秀赴广州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主任职务，总书记的职务由李汉俊。李汉俊与陈独秀通过通信商谈一些重大问题，1921年2月间关于在党内实行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的问题，二人在通信中相互指责，分歧越来越大，李汉俊主张地方分权制，而陈独秀则主张中央集权制，李达在其间尽力调解，认为共产党刚刚成立，大家要加强团结，但调解没有任何结果，后来李汉俊愤怒地辞去了总书记的职务，《新青年》也被迫停办，李汉俊把党内的名单及一切文件交给了李达，要李达书记职务。为了党的事业，李达接受了这个职务。从1921年2月到“一大”召开，李达一直总书记的职务并担任“一大”的发起与组织工作。

“一大”后，李达分工负责中共中央局宣传主任，后又担任上海平民女校业务主任(校长)，主编《新时代》杂志，是中共党内早期的理论家和宣传鼓动家。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陈独秀、李达、、蔡和森等12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上李达当众顶撞了，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时，李达落选，会后说：“打倒你，我起来。”面对的刁难，李达决定“还是专心去研究理论为好”。于是李达离开了中央，1922年，李达应之邀请，回到长沙担任何叔衡、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校长的职务，与一家一起住在长沙的清水塘。自修大学是一所传播马列主义、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李达主政校政、教学工作，还编写教材并亲自为学生上课。1923年李达还以学校的名义创办了《新时代》杂志，并亲自担任主编，李达为杂志撰写了大量文章，1923年11月杂志被湖南军阀查抄。1923年秋，李达脱离中国共产党之后，在湖南大学担任教授，主讲马克思主义社会学。1926年6月，他的哲学专著《现代社会学》出版。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汉，应邓演达之邀，李达出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总教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1927年3月，李达又受之聘，在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虽然李达已脱离中国共产党，但是在1928年的《湖南清乡总报告》仍称李达是“著名共首，曾充大学教授，著有《现代社会学》，宣传赤化甚力”。从此以后，李达在武昌、上海、北京、湖南、广西等地的大学里任教，仍教唯物主义哲学。李达埋头于著述，写出了《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经济学大纲》、《社会学大纲》三本书，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李达托人将新出版的哲学书送给，如获至宝，仔细阅读，其中《社会学大纲》读了十遍。他的著作成为和其他许多革命者学习研究哲学的重要书籍。1930年夏，李达还在上海参加了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

关于李达脱党的时间，史学界说法不一。李达1949年重新入党时的自传上说是1924年9月，但1956年3月李达写的另一份自传又说是1924年初，1928年7月李达在自己的1篇文章《中国所需要的革命》(1928年7月《现代中国》第2卷第1号)里说是1923年秋退党的。从各种资料来看，最权威的说法是1923年秋。1927年9月3日，汉口《国民日报》出现一则《湖南李达号鹤鸣启事》：“鄙人脱离共产党已有四年。特此登报声明，以免误会。”对于这则启事，李达及夫人王会悟均不知悉。但事后，李达默认了这则启事。这说明在1923年秋，李达便脱离了自己曾积极参加与创建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一名建党时很有影响的理论家和宣传家，为何要脱党呢？根据李达自己的叙述，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第一，“在党与否，仍是一样”。1928年7月，李达在《中国所需要的革命》一文中说：“那时我主张党内对马克思学说多做一番研究功夫，并且自己也努力研究马克思学说和中国经济状况，以求对革命理论得一个彻底的了解。但当时党内的人多注重实际，不注重研究，并有‘要求马克思那样的实行家，不要求马克思那样的理论家’的警句，同时我也被加上了研究系(指研究社会学说讲的)的头衔”。李达自认为对革命的实际工作不够积极，还是专心去研究理论的好，党的“二大”后，李达便辞去了中央宣传主任的职务，专心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不愿意参加示威游行及其他社会政治活动。脱党以后，李达就专任大学教授，过书斋生活。第二，对“党内合作”方针“想不通”。1922年8月下旬，党的“西湖会议”讨论了国共两党合作的形式问题，大多数中央委员包括陈独秀在内都反对加入，认为“党内联合”会破坏我党的独立政策。经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再三解释，多数同志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原则上同意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决定我党部分负责人加入，并劝说全体党员加入。这样就将“党外合作”方针改变为“党内合作”的方针，这是我党方针策略的重大转变。1923年6月，党的“三大”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以建立各民族阶级的统一战线。李达对于党的这一方针策略的重大转变“想不通”，他不同意“党内合作”，“不愿意做员”。这是李达脱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第三，李达是典型的学者型人物，爱坦率地表明观点，不喜欢随声附和，话不投机往往拂袖而去。他同陈独秀闹翻，进而脱党，与此不无关系。1923年暑期，李达从长沙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当谈到国共合作的问题时，陈问李的意见如何，李直言不讳道：“我是主张党外合作……”李达的话还没讲完，陈便大发雷霆，并威胁说：“你违的主张，我有权开除你！”李达针锋相对地回答说：“呸，开除不要紧，原则性不让步，我也并不重视你这个草莽英雄！”李达认为“象这样草寇式的英雄主义者，做我党的领袖，前途一定无望”。李达回长沙后，即中断了与陈独秀和党中央的联系。是年秋，就在组织上离开了党。

1949年12月，经刘少奇介绍、证明，李达第二次入党

李达虽在党组织之外，思想上仍然坚信共产主义。1939年，他受冯玉祥将军的邀请赴重庆为冯玉祥及有关人员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期间，与委托李达教过的一个学生去征求李达的意见，看他是否愿意去延安。李达当即表示：“只要有一碗饭吃，我都愿意去。”当时负责中共南方局工作的出国治病，南方局的负责人是博古，博古听到李达的回复后，十分生气地说：“去延安干革命，还讲什么条件？”1939年9月李达离开重庆。当回重庆知道这个消息后，说：“干革命难道就不吃饭吗？李达这个话的意思是无条件地愿意去延安嘛！”对于李达没有到延安感到十分惋惜。

1948年初，通过党的地下组织给李达带信：“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予经营。”信的言语十分巧妙，随后又三次电示中共华南局护送李达去解放区。1949年4月16日深夜，李达在中共华南局的护送下，离开长沙去香港，然后乘英国的商船抵达天津，5月14日，到达北平。亲赴车站迎接，为李达的到来举行了欢迎晚会。5月18日，李达受的邀请，乘坐的小轿车，赴的住处叙谈，二人谈至深夜。见李达已有倦意，就留李达睡在自己的床上，并对李达说：“你就在我的床上休息吧！我晚上要批阅公文、看书，已是多年的习惯了。”

1949年后，李达多次诚恳申请重新入党，对他说：“早年离开了党，这在政治上摔了一跤，是个很大的损失，往事不可咎，来者犹可追”。还鼓励他说：“你在早期传播马列主义，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大革命失败后到今天是二十多年，你在统治区教书，还是一直坚持了马列主义的理论阵地，写过些书，这是有益的事嘛。只要做了些好事，人民是不会轻易忘记的。”1949年12月，由刘少奇介绍，和李以及张庆孚等人作历史证明人，党中央批准李达为中共正式党员。李达意味深长地说：“从此我‘守寡’的日子终于结束了，我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达担任过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等各种职务。党中央及希望李达留在北京工作，但李达多次请求回湖南继续从事高等教育。1949年12月2日，李达被任命为湖南大学校长，他也是由中央政府最早任命的大学校长之一。1950年2月18日，李达来到湖南大学，决心把湖南大学办成全国一流大学，还配合政治的需要对湖南大学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主持了爱晚亭的重建工作。1952年刘少奇回湖南视察工作时，专程去湖南大学看望了李达，对于李达的工作给予了表扬。

因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1952年11月李达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1953年1月下旬，李达离开湖南大学。2月24日起正式在武汉大学工作，在该校主政长达13年。

李达与是诤友，不为贤者讳，不为尊者隐，李达甚至直言批评过。于1950年底发表了哲学著作《实践论》，李达很快买来认真研读。他由衷地赞叹的哲学才华，并写出了《(实践论)的学习提纲》等一系列文章，在高度赞扬的同时，他认为《实践论》中的一段话对太平天国的评价有失公允，为此，直言不讳地在信中提出。接信后反复推敲，又找了一些近代史的研究专家共同探讨，随后亲自给李达写回信，肯定了李达的观点，答应在出选集时一定加以修改。

上世纪60年代末，来到湖北，下榻在武汉的东湖之滨。对湖北省委秘书长梅白说：“有一个人要见我，你们谁也不能挡驾。”梅白想了半天，问：“你说的是不是李达啊？”笑着答道：“我叫他鹤鸣兄，他叫我润之。只要他来，随来随见。”当李达这次见到时，想改口喊“主席”，可是李达一连喊了几个“主……”，都赶紧制止

说：“我以前叫过你李主任吗？(中共“一大”时，李达被推举为中央宣传主任)，现在我叫你校长行吗？你以前叫我润之，我叫你鹤鸣兄啊！”接下来二人进行长谈，称赞李达：“你在理论界跟鲁迅是一样的。”

1958年，湖北省委创办的《七一》杂志刊发1篇经审批的文章，该文的作者是湖北省委的一位领导，文章的题目是《学习马克思，超越马克思》，在看来“跟马克思平行不算马克思主义，比马克思低不算马克思主义，只有超过马克思，才算马克思主义”。随后，让湖北省委的梅白同志就此问题去请教李达，李达并不知道已经审批过，他看后非常生气地说：“马克思死了怎么超越？恩格斯也没有说要超越马克思！比如屈原的《离骚》，你怎么超越？我们应当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1958年“”高潮时，经湖北省委批准，鄂州县委门口贴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李达知道后就给省委的梅白打电话，怒斥这是唯心主义的，还提出要见在湖北视察的，他见到后就说：“润之，我要单刀直入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是马克思主义。”听后就以中国革命为例子说：“这叫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李达生气地打断的话，说：“润之，发挥主观能动性是要有一定条件的。你发烧四十度，下面就会发烧四十一度、四十二度。”站在一边的梅白见二人吵了起来，就插话说：“口号取消。”李达仍然执著地强调说：“口号取消，但思想上并没有取消啊！”与李达二人的谈话不欢而散。

李达多次公开讲：“一个理论工作者如果动动摇摇，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说，墙上一兜草，风吹两边倒，那是假马克思主义者。”“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反革命后，李达激动地说：“这些人会？不可能！党内出了怪事！”对于破坏知识分子政策，李达说：“科学权威是打不倒的！”对于大学生常年下乡劳动的状况，李达说：“学生尽搞劳动，大学还成其为什么大学啊！”对于大学里以党代政的做法，李达批评说：“书记挂帅成了书记说了算，以党代政，行政不起作用。各系总支书记说了算，系主任甩在一边，教学又不懂，学校怎么办得好？!”

真理的火炬总是烧伤那些手举火炬的人。在“”前夕，李达再次指出的“顶峰论”违反辩证法，李达被诬陷为“思想最凶恶的敌人”。自从挖出北京的“三家村黑店”――邓拓、吴晗、廖沫沙之后，全国各地纷纷挖“三家村”。1966年6月3日，在武汉大学，挖出了由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组成的“三家村黑帮”，又称“李达三家村”，李达被称为“主义反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6月3日，在武汉大学小操场，召开了首场批判李达“三家村”罪行大会，本校师生和附近学校、机关的代表也参加了，有万余人，气氛十分紧张。据说经过请示，在批斗会上可以让李达站在台上(实际上他未到会)，旁边放一把藤椅，他如果体力不支可允许他坐下来，这是那时所谓的“文明批判”。学校派人到湖南李达老家，通过零陵县委，找来了几个自称是受李达剥削的农民，拿着锄头在大会上控诉李达的“罪行”。在批判大会上，除了给他们三人定了“三家村”黑帮罪名以外，还给李达校长扣上了“地主分子、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顶帽子。实际上从1966年5月10日，李达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

李达在运动中变成了“李三”(李达三家村之意)。1966年7月16日，在武汉畅游长江的消息传遍了武汉三镇。7月18日，好心的人劝李达去找，李达想了想说：“我现在这个样子不好去找，去找他他也不会见我的。”此时的李达，经两个月的折磨，胃部大出血，糖尿病发作，骨瘦如柴，家属提出自己出资治疗，但上级不同意。仅仅过了一个晚上，身心倍受折磨的李达还是决定向求救。7月19日，李达用写交待材料的稿纸给写了一封短信：

主席：

我有难，请救我一命。

李达顿首

7月19日

这是李达一生中第一次称为“主席”，求生的本能让李达只能如此。李达把信装在牛皮纸信封内，密封好，恳求学校“”工作队派人送到在武汉东湖梅园1号的住处。然而20天后，信才送到北京，看到李达的信后，一切都已晚了。

1966年8月，“李三”这位已76岁的老人再次遭到十几万人大会的声讨、批斗。8月13日，李达摔倒在地，口吐鲜血，不省人事，血压降到90／50毫米汞柱，高烧持续不退，大小便失禁。卫生科的医生提出到医院治疗，却遭到拒绝。拖到8月22日，李达才被送进医院。在医院里，李达被安排在最普通的病房里，还规定这样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一天只能吃3顿干饭，实际上李达粒米未进。在最紧要的时刻，他竟被惨无人道地停止了用药。临终前的李达说：“等运动结束后，我们到北京去，向告状！”。

1966年8月24日，李达走到了人生的终点，终年76岁。可就在李达去世的第二天，竟然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声讨李达”的大会，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对于李达处分的决定：，按地主分子送回原籍劳动改造。

李达去世14年后，被恢复党籍，第三次入党

1969年4月，九届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谈到中共“一大”时，特别讲到了李达，说他是“一大”代表，后来担任武汉大学校长，两年前去世了，并没有讲到给李达加上的那些罪名。随后，李达的问题有了松动。集团覆灭后，1974年1月13日，举行了“李达同志追悼大会”，但是问题没有彻底解决。集团被粉碎后，1978年11月12日，党中央批准公开发表给李达的3封信的手迹。1980年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湖北省委的决定，为李达昭雪，恢复党籍。1996年9月12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李达的骨灰由武汉九峰山迁至北京八宝山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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