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时代育新人之大道之行学习心得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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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时代育新人之大道之行学习心得1

一、关于本书结构体系的粗浅思考

《大道之行》这本书，是一群来自清华、北大、人大、复旦的“75后”青年海归学者的冷静思索，他们分别从文明、政治、基层、社会、经济等五个方面，直面“中国问题”，分析了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治理的优势与问题，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克服重重危机与挑战，并回答了干部群众关注和深感困惑的一些重大问题。本书的主旨是：不自信无以立根本，不批判无以识当下，不创新无以图将来。也正是这样的精神，让我看到了我党建设的核心在于通过思想与制度建设保持政治主体性，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在于驾驭资本为人民服务，基层善治之道要把人民组织起来落实好基层直接民主，社会建设要保护人民结社意愿、以人民社会包容公民社会。

二、不回避，定信念，靠人民，永向前

作为版本中国式社会主义阶段的年轻干部，我认为本书给我从四个维度来思索。我们要不回避目前中国政治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坚定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踏实沉稳地走好每一步。

（一）不回避现实问题

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版本，到一方面促进经济发展一方面扶贫减贫的社会主义版本，到追求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版本，我们取得了长足发展和进步，但是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如：共产党搞革命需要人民，但搞建设是否不再需要人民而只需要资本家和资本？社会面上更是出现了政府官员，群众被迫个人自保，群众逐渐开始不信任政府进而同情和仿效钉子户，政府疲于维稳等怪圈现象。在经济政策层面上，这归因于我们强调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的抽象两分，却忽略了百姓的要求；在社会政策层面上，这归因于我们强调个人主义的“以人为本”而非传统的“以民为本”，还强调行政体系机械的“网格化覆盖”而非把群众组织起来“参与”。在此，我们要高度警惕“烂根”现象，由是，引申到第二个问题，党的领导保持百年基业，必须全党8000多万党员都要坚定理想信念。

（二）坚定理想信念

党的领导作为核心制度安排面临两大危机：官僚化带来的代表性危机与主体性销蚀带来的正当性危机。2013年下半年始，分为两个批次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是看到了执政面临的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等四大危险，而开展的自上而下、上下结合的思想教育活动。这场活动使领导干部深刻认识到了自身存在的不足，使广大人民群众有机会畅所欲言说真话，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我们要在接下来的“三严三实”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中，加强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通过领导干部上党课、坚持基层党组织“三会一课”制度、开展党员论坛、及时发布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信息等方式，不断深入开展党员政治理论教育和党性修养教育，通过坚持不懈的思想建设以达到梁漱溟所言之“透出人心向上的力量”。

（三）永远依靠人民

从总体上看，中国代表制政治的核心在于中国共产党如何保持“代表性”与“先进性”。问题的关键是中共如何对多元的社会利益进行认识和综合。回归到实际层面，这也是一个如何取得人民信任的问题。广大人民群众政治效能感比较低，对党政干部的信任度比较低，如何解决？一方面，执政党加强自身的建设是关键，党不能成为一个社会精英俱乐部，在成员结构上仍要保持以工农为主；要发扬党内民主，让一线党员声音获得畅通的表达渠道；要严格限制“一家两制”（即一个家庭或家族中有成员担任党政干部，另外有成员下海经商），减少特殊利益对决策与政策执行的干扰。另一方面，还要增强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回应性，办好日常生活中身边的“小事”。广东省推行的街镇党政领导干部驻点直接联系群众制度是一种很好的实践，每周固定一个半天时间，街镇领导干部在社区定点接待群众，并且深入走访辖内居民、企业、外来务工人员等，既宣传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又及时了解了群众的诉求，同时提高了解决基层热点难点问题的效率。

（四）创新思维朝前看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当今的中国面临着各种机遇和挑战，我们不光要通过投入资源与人才、支持能力建设，积极培育和支持各种人民的自组织，调动人民活动，达成国家——市场——社会三部门的新平衡。我们还要寻找新的维度，对资本的认识和运用有一个新的把握。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资本的寻租和权力的寻租相互伴生，盘根错节，这正是当前中央大力反腐所面临两面作战的严峻形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共益性”市场经济，我们要探索由“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除了顶层规划对市场盲目性进行自觉引导、公有资本的公益性对冲市场经济的自私性、民生国家提供兜底功能并促进弱势群体发展外，平台型地方政府作为经济操盘手提升市场竞争的组织化水平尤为重要。解决民生问题是政府施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地方政府应通过创新精神和高效的决策与执行为社会创造财富，搭建好基础设施平台、产业链与供应链平台、稳定预期平台。书中提出，2020年之后，当中国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步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经济总量赶上并超过美国之际，共同富裕问题就比经济效率问题更为突出，中国理应考虑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社会主义中高级阶段过渡的问题。中高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是一种吸纳了资本主义优势的新型社会主义模式，将是兼顾自由与联合、效率与公平的新型社会形态。对此，我们充满信心，拭目以待！

为时代育新人之大道之行学习心得2

《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几位作者分工写成，我们对于其他作者所撰写的章节并无太大的意见。然而，其光彩夺目的第五章令我们不得不提起笔来。因为在这一章中，鄢一龙先生以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精神，臆造出了一条通往“社会主义”的“大道”。正如卡夫卡在《午夜的沉默》中写的那样：

如果有人惊讶地发现，他在永恒之路上走得何其轻松，那么他其实就是在向下飞奔。

在《大道之行》的“大道”上，社会主义与资本的对立解决得何其轻松！如果说《重读马克思》毫无根据地发明“马克思的”观点，属于挂羊头卖狗肉的话；那么《大道之行》就是在带领人们走向“坠往天国”的单行道。

在《大道之行》中，鄢一龙先生不仅重蹈了韩毓海在理论上的覆辙，还重弹了百年以前就已遭到批驳的陈词滥调。只不过，其“创新精神”依然值得称道：他破天荒地发明了一个伟大的概念，一个社会主义的“奇行种”——“不消灭资本的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之所以伟大，在于它立刻解决了困扰世界多年的难题。有同等功效的概念还有：“不消灭独裁的民主”、“不消灭战争的和平”、“不消灭剥削的平等”……

显然，从内容的“创新”程度来看，《大道之行》的第五章绝不逊于《重读马克思》。其卓尔不群的逻辑使这部著作不再是一个严肃的学术作品。然而，若从文学作品的角度来看，其文笔又远远不及中文系韩教授的水平。所以，我们实在是不好给它做一个归类，或许“童话”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由于鄢一龙先生的创见实在太超出凡人的常识，我们不得不把这惊人的创举分成五次向大家介绍，主题大致为：利润与资本的神秘化，雇佣劳动与工资，所有制与股份公司制度，市场与逐利原则，社会福利与阶级。

本次就让我们谈谈，不谋而合、惊人相似的鄢一龙先生与韩毓海教授，作为新世纪的亚当夏娃，如何缔造了一个更新奇的“奇行种”——“不是资本家的企业家”。这个概念与“不消灭资本的社会主义”一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留下了创造新世界的可能：不是上帝信者的_徒，不是富人的土豪，不是病人的疯子，不是社会主义的特色社会主义……

鄢一龙写道：“相当一部分富人致富的原因是他们对于社会的贡献大于一般的劳动者，对于这部分人我们应该恰如其分地尊称他们为企业家、这个时代的英雄，要保障他们的合法财产神圣不可侵犯。”[p185]

在这里，鄢一龙同志以亲身实践证明了“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共产党员”的存在。显然，按照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利润的唯一源泉是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这些富人致富除了靠较高的“狡猾程度和钻营能力”[《资本论》第3卷，p419]之外，就只能靠从劳动者手中无偿拿走的那一块。

鄢一龙接着写道：“相当部分的富豪事实上不是通过作出社会贡献，而是通过寻租而发家致富的，对于这部分人我们同样应当恰如其分地尊称他们为‘资本家’……大地产商不需要为社会创造财富、仅通过囤地就可以谋取巨额收益……金融大鳄……通过掠夺型借贷和滥发信用卡，让穷人和不知内情的人成为他们牟取暴利的牺牲品。”[p186]老实说，对于企业家与资本家的拆分，韩毓海至少进行了一点（错误的）理论抽象，而鄢一龙则毫无抽象意识，显得更为庸俗。

这回，就连新自由主义者也不得不站出来反对鄢一龙先生了。我们的货币资本家难道没有努力地为社会“作贡献”么？利润是“贡献”，利息为何就不是呢？寻找合格的基金经理、银行经理、投行操作员，难道不需要努力么？难道他们不是接受职能资本家（所谓“企业家”）的委托，来保管职能资本家的闲置资本并为他们赚取更多利息么？什么是掠夺型借贷呢，难道货币资本家愿意看到人们还不起债造成坏账吗？同时，又有多少“企业家”加入了囤地炒房的房地产大军呢？囤地无非是利用时间偏好倒买倒卖，和利用空间距离倒买倒卖的商人有何不同？

归根结底，鄢一龙先生不仅没有理解资本的神秘化，也没有理解信用制度。

先让我们考虑资本家“人格分裂”的情况，即他既是“企业家”又是“资本家”的情况吧。这在信用制度不发达的时候是社会的一般情况。

在鄢一龙先生看来，我们的企业家的利润显然不是来自于他手下雇佣的工人，因为他的产品在市场上按照平均价格出售，他的利润是依照他所付出的资本量获得的平均利润，他支付给他雇佣的工人的工资是劳动力市场的平均工资。

为时代育新人之大道之行学习心得3

昨天培训班开学了。班主任给我们推荐了一本书《大道之行》。下了课我就直奔书吧，找到这本书。因为工作的原因，经常要讲理想信念，要讲政治。虽然别人说比较接地气，但我总觉得视野和深度不够。这本书给我提供了更加宽广的视野，这是一本真正用学术讲政治的书，而且讲的非常的深和痛，有理有据。

这本书的作者是五位学者，他们都是75后，成长在中国的二三线城市，之后到国内顶尖的大学读书，之后到境外或者国外读书，再回到国内来教书，其中两位是清华的老师，一位北大，一位人大，一位复旦。正是有了这样的一种经历和背景，他们的视野和角度与众不同，对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也就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而且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做支撑。

如果我们说用政治讲政治，很容易流于空洞和口号，让人反感。用学术讲政治就完全不同。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我们可以看到最根本的规律，透过数据的比较和历史的比较，可以找到所有一切的本质根源，从而，更加信服现在的理论。过去，有些学者讲政治讲理论都是依据西方政治学的政党理论，来认识中国共产党，就会出现很多的偏差。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中国的历史出发，来研究中国共产党，我们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就会更加全面和客观。中国近代以来，从衰败转向兴起的根本原因在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从历史中走来，从人民中走来，她是中国人民顽强团结奋斗的精神的化现和升华。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政治组织、制度安排、治理方式，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一点是分析中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的核心。它具有双重属性，它既是一个超级的政治组织，同时他也是一个超强的国家机构，这种双重属性，形成独特的制度安排与治理方式，既是她领中国快速发展快速前进的根本，又是诸多冲突的根源。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治理有几个显著的特征：一是网络治理。中国共产党有8000多万党员，你16个人，就有一个党员，如果按国家人口算的话，在世界上可以排到第16名，比德国的总人口还多。如果每个党员都能发挥密切联系群众的节点功能，那么13亿多中国人就连在同一个网络上。她的网络神经末梢延伸到了中国各类组织之中，形成一个复杂的网络拓扑结构，实现了网络治理。二是统合治理。中国整个国家权力运行的体制是分工不分家。党的领导提供国家权力整合的平台，这样有效避免了多元政治体制中的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问题。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这一核心领导力量，在全社会形成合力，推动国家目标的实现与公共利益的达成。而党政双重体制的安排，又实现了领导权和执行权的分工，有利于推动目标的实现。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也可以避免公民社会带来的碎片化分利化，从而，让一切的力量都共同指向国家目标的实现。第三是智慧治理。因为中国共产党来源于人民，属于人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政党——国家”的根本制度安排使得国家除了传统的角色以外，还有了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国家战略者”的角色，成为全体人民的利益的“集体人”，从而，能够不断地谋划长远，谋划全局，从而将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做实。这与西方选举制度的走一步看一步的体制形成很强烈的对比。第四是贤能治理。这也是国家快速前进的重要原因。中国讲究的是“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干部队伍的选拔培养机制把最优秀的人遴选出来，通过每一步的台阶进行经验的积累，能够保证人又有德，又有才干。而不像美国的总统可以完全没有治理地方的经验，而走向治理一个国家。

与此同时，同时我们也要警惕党的治理危机。所以共产党才能“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时刻保持危机意识，不忘自我修正和自我净化，以解决执政面临的四大危险。时刻牢记，要将自己牢牢地扎于人民之中。现在不断推进的从严治党就是解决治理危机的。

中国共产党的道就是社会主义之道，这是党的立身之本，治国之基。是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完全不同的方向。跟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基于当代中国的实践来创新我们的话语体系。让我们的理论真正属于我们的名字，完成精神层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构建，提供一种不依托寄望于彼岸世界能让亿万人民信受奉行的有意义的生活方式，传递出“透出人心向上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