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党员学习材料【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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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党员学习材料【第一篇】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国内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党的建设等各方面取得历史性成就。这一成就的取得，主要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

“三十讲”以“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为核心内容和主要依据，分三十个专题，全面、系统、深入阐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

今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催生新理论，新理论引领新实践。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时代课题，就是怎样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对党的发展的历史性贡献。

作为一名党员教师，参加了居委会组织的志愿者活动，将所学发挥到日常工作中，结合开展志愿者进小区、入居民家等活动，上门为低保户家庭谈心，整理家务，政策讲解等。

作为教育一线的我，我要更加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必须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须增强“四个意识”，深入领会这一思想的时代背景、历史地位、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深入领会贯穿其中的坚定信仰信念、鲜明人民立场、强烈历史担当、求真务实作风、勇于创新精神和科学方法论;必须发扬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在教学过程中，要不断学习和改进自己，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用爱去浇灌每一朵花，让他们开得更加灿烂、绚丽。

2023年党员学习材料【第二篇】

大学行政化”最致命的问题是大学从内里发生糜烂。大学内部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行政机构成为学校主导部门，大学内部的所有资源配置，无论是经费来源、专业设置、招生计划、职称评定、研究课题、教学方案等等，一律由行政官员主导的行政管理系统控制。这样的资源配置方式，“导致大学内部的所有竞争，都变成了对权力的争夺或者向权力本身献媚的竞赛”。教授和教育家被边缘化，大学的机体和灵魂就像烂苹果一样从内向外发生病变。大学教师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迅速改变。20多年前，一位教师被认为不适合教书或者学术前景不佳而被劝改行搞行政是一件很令人沮丧的事，他会觉得在同事面前抬不起头，到后来则变得十分荣耀而成为一种主动积极的人生追求。因为他切实地看到当行政干部的好处，他可以掌握一定的资源，他有权管老师、管教授，甚至年轻的科长、处长也可以“很自然地”训斥老教授。大学行政化的过程，是教授的主体地位丧失并蜕变为被统治者的过程。

大学行政权力是怎样获得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的力量的呢?除了行政权力来源于政府的授受外，还在于大学行政权力实际上是行政与学术两种权威的叠加。在大学，谁都知道“教授”名头是个好东西，是一块不可或缺的敲门砖，因此不少行政干部都要想方设法弄一顶教授帽子戴在头上。教授帽代表荣誉，是名;官帽代表权力，是利。教授帽和官帽兼得，那才叫名利双收。于是行政官员便可以占尽所有。他有的，教师没有;教师有的，他全都有。他既是行政领导，也是由此可见，“大学行政化”的一个对应伴生现象是行政管理干部的“教授化、学衔化”，这种情形甚至延伸到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里，结果导致教授学衔泛滥，越来越贬值。因此与“大学行政化”相并的另一个弊端是行政干部的“教授化、学衔化”所导致的教授价值的稀释、矮化以及大学管理服务和教学科研职能的混同。在当今中国，“教授的滥化”不仅导致这一特定职称严重的的价值缩水，也进一步削弱了大学教授的影响力和作用力，使之更加远离了大学的主导席位，助长了“大学行政化”。“大学去行政化”首先是改革政府对大学的管理模式，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充分遵循大学教育规律，赋予大学合理的、充分的自主权，使大学能够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和自由度;其次是改革大学内部的治理模式，由官本位回归学术本位，明确学术主导和管理服务两个系统的职能边界，既要革除教授的官员化，也要革除行政人员的“教授化、学衔化”，让“教授”职称回归其本原意义。在大学内部，教师的利益要得到保障，教授的地位要切实复归，学术的价值要高过行政权力的价值;校长是教师和教授会遴选出来的，处长、科长等行政岗位完全是一种分工和选择，不再是一种被争夺的异化的权利，院长、系主任、研究所所长等甚至如境外某些学校一样要轮职，就像学生轮流值日扫地一样，而学术的价值则是大学最高的也是永恒的追求。

笔者认为，所谓“大学去行政化”应当结合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整体推进。一场脱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单纯教育改革，很难获得成功。

“何为好大学”要让专业评价说了算

熊丙奇

不少大学喜欢用校园面积、学生规模、论文数、成果数、经费数来标榜自己的“实力”，而“大学要大气”“大学要有大爱”，“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等等话语近年来在大学出现教育丑闻、学术丑闻之后均反复提及，这些都表明教育界还未形成“何为好大学”的基本共识。

评估泛滥和造假，根源在于管评办不分，在政绩和利益的纠缠中发生变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在关于大学评价方面提出，要“推进专业评价。鼓励专门机构和社会中介机构对高等学校学科、专业、课程等水平和质量进行评估。建立科学、规范的评估制度。探索与国际高水平教育评价机构合作，形成中国特色学校评价模式。建立高等学校质量年度报告发布制度。”

这是关于大学评价制度改革的创新与突破。众所周知，如何对大学进行评价、评估，是一个令公众关注的话题。上一轮为期五年的本科教学评估，虽然在促进高校改善办学条件、重视本科教育质量上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评估中不同程度存在着的形式主义、弄虚作假问题，评估组织和评估形式，曾经饱受质疑。对此，教育部也有明确认识，2008年4月，在教育部召开的“规范评估工作提高评估质量”研讨会上，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表示，高校教学评估过程中存在着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现象。

评估泛滥和评估造假，是大学评价被批评最多之处，而其根源主要在于评估以行政为主导，管评办不分，在政绩和利益的纠缠中，发生变异。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朱清时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一个学校办得好坏，不是靠上级组织的评估评出来的。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它是靠社会上的影响，由社会评估的。比如就业的状况、对社会的贡献等等，这些是最真实的评估。”

“何为好大学”至今未有基本共识

对于大学评价制度改革，一直以来有四种思路。

一是取消一切评估，持这种观点的人士认为，行政评估弊端重重，而社会中介评估，缺乏公信力，与此同时，我国的大学制度并不成熟，不少大学喜欢用校园面积、学生规模、论文数、成果数、经费数来标榜自己的“实力”，而“大学要大气”“大学要有大爱”，“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2023年党员学习材料【第三篇】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作为学生教育的主要指导者，我们老师应当在一定程度上理解教育的本质。在闲暇之余，我有幸拜读了英国著名数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所著的《教育的本质》一书。下面，我分享一下我的一些个人感悟。

一、教育的目的

怀特海提到，一些学校在某个时期充满创造的活力，后来却迂腐而墨守成规。其原因就在于，学校深受呆滞思想的束缚和影响。为了防止这种在思想上的僵化迂腐，我们需要把我们所教授的学科的重点内容讲透彻，让学生从根本上理解该问题的本质，并非一系列乱而杂的灌输式教育。

二、教育的节奏

人类的心智发展有着其内在的规律，作为教育者的我们不能忽视和否认这些规律的存在，我们所安排的教育内容和采取的方法必须符合教育的节奏性特点。这就需要我们感悟并把握学生的学习方式以及学习节奏，从而更好地把控教育的节奏。

三、学习兴趣的培养

正如怀特海所提到“一个理想的行业，工作即娱乐，娱乐即生活”。这三位一体的思想是技术教育的理想。我们学生的具体学科教育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我们可以把需要学习的基础学科真正地培养成学生的兴趣爱好，由此引发学生的自主学习，那么其学习效率将会大为提高。

四、自由和训练的节奏

怀特海认为，人的智慧是以知识为基础的，一个人可以轻易地获得知识，但未必能轻易地获得智慧。从“智慧”和“知识”的逻辑关系，引出了“自由”和“训练”的逻辑关系。训练可以来自学生的自由选择，而自由也能够在训练的帮助下获得了更大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学生自己可以发现自我的不足，从而能够自由地选择不足之处进行训练。作为老师的我们，不仅需要对于书本的知识进行讲解，还需要做的就是能够正确地引导他们，善于发现和训练自我的不足之处，从而提高自我。

怀特海关于教育的目的和本质有着精辟的见解，书中对于教育高屋建瓴、切中时弊的论述和分析，对于我们有着现实的启发和指导作用。教育的真正目的就是激发和引导学生的自我发展，而非僵死知识和呆滞思维的灌输。

2023年党员学习材料【第四篇】

国家对解决备受人们诟病的“大学行政化、衙门化”问题决心很大，不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写入了“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的主张，而且也有明确的态度，令人高兴。但是冷静一想，心里还有点儿不够踏实，因为一些深层问题和相关问题好像还来不及进入人们的注意。

大学去行政化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政府与大学的关系，二是大学内部的治理结构。从政府与大学的关系看，大学应该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自由度，而不是被政府高度管制和主导;从大学内部的治理结构看，以教授为代表的学术力量应该取代以行政为中心的权力系统，全面实行教授会制度和大学校长的遴选制度，行政系统只是一个办事或服务机构。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大学行政化”是一个存在，这个存在有一定的社会前提。不改变这个前提，仅凭一纸公文“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有可能事与愿违。

“大学行政化”实质上是全社会“官本位”意识及其体制的产物。除了学校干部行政级别的明确化外，还有讲师、副教授、教授相当于科级、正副处级还是副厅正厅级的说法。在官本位体制内，这种对应的确便于学校同政府部门的同级对话和对等接待。这或许是一种无奈的被适应，因为不适应，就会与这套体制格格不入。后来，有人发现“被行政化”其实也很受用，因为他可以在这套体制内获得权力所有者的同等利益，于是被适应逐渐变成了主动适应乃至积极追求。

从行政控制的角度来说，“大学行政化”意味着把大学纳入了与政府对等部门平起平坐的位置，在“官本位”意识主导的社会里，人们通常很容易将“大学行政化”看成是对大学教育的重视和对学术的尊重，是一种“抬举”。然而正是在大学被行政不动声色地“招安”的同时，实际上也逐步丧失了办学的主体地位，毕竟有对等，就有同上级或上上级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于是“政府对大学的行政管理日益强化，大学越来越像行政单位而非独立的教学科研机构”。

改革决不是局部的修修补补，不改变社会的“官本位”体制，不改变政府对大学的高度管制和主导模式，简单的大学去行政化很可能让大学活得更加窝囊，而且有苦无处说。在一个连和尚都有级别的官本位社会里，如果连说话的分量甚至机会都没有，还能有多大作为?所以，我们还真的不能笼统指责一些人士的忧心。“官本位”体制不改，“大学去行政化”就是一句空话。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一种系统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