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优推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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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第一篇】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一主基调奠定城市发展的主旋律，城市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党组织担负着领导社区治理的重要职责，要把党的惠民政策宣传好，把社区居民和单位组织好，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要体现“以人为本”的为民服务理念，在提高“深度”“广度”的同时，增加社会治理的“温度”。

区域统筹，让社会治理保持“高温”。围绕城市社区党组织在城市管理服务、凝聚居民群众、推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轴心”作用发挥，进一步强化区域统筹发展，层层压紧压实政治责任，督促城市基层党组织负责人“扛起主责、担起主业、当好主角”。增强城市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战斗力，着力解决城市党建在引领社会治理当中“有的埋头干、有的站着看”的突出问题，形成城市党建推进城市社会治理区域统筹发展的新局面，让城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工作保持“高温”态势，为解决新时期社会治理难题提供保障。

条块协同，让社会治理实现“恒温”。围绕增强城市基层党建整体效应，形成市级统筹、县级主推、街道主抓、社区负责的“四级”党组织协调工作机制，推行网格化管理，推进街道社区党建、单位党建、行业党建、领域党建相互融合，将党的声音传递到“神经末梢”，着力破解城市社会治理中“各弹各的调、各吹各的号”问题。探索以块为主、条块融合、双向用力的具体抓手，逐步健全城市党建联席会议制度，明确成员单位职责，定期沟通、常抓常管、上下协同解决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让城市社会治理保持“恒温”。

上下联动，让社会治理告别“低温”。围绕提升党组织加强城市社会治理的水平，完善协同联动的社会治理架构，整合各类资源，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进一步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社区居民自治机制。建立起社区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机制，充分调动居民参与积极性，形成人人参与的社会治理合力，发挥好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的能量，促进城市基层党组织和群团组织资源共用、功能衔接，健全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机制，培育公益性、服务性、互助性社会组织和群众活动团队，不断完善城市党群服务中心建设，让社会治理告别“低温”。

以“为民利民惠民”为准则，科学制定治理手段，广泛听取社情民意，推动人性化执法监督，大部分群众不认可的坚决不做，大部分群众呼吁的加快落实，提高城市的包容度和管理精细化水平，让生活区更有“生活气”。也要加大社会治理宣传，凝聚全社会治理力量，通过有效讲解，争取更多群众的支持，让更多群众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让社会治理真正为了群众，依靠群众。

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第二篇】

一、“基层治理”问题初探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治理是否有效，直接决定着经济社会是否能持续发展、繁荣和稳定。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这不仅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更对新时代党的建设和以党的建设贯穿基层治理、保障基层治理、引领基层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但现阶段社会治理仍存在内外多方面问题，需要切实做好基层减负的“减法”和鼓励基层、向基层倾斜的“加法”，以基层党建创新提质推动基层治理创新提质，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落实。

二、当前基层社会治理问题的表现

（一）基层党组织弱化，重管理轻治理。

基层治理越来越依靠官僚化的行政命令，基层党组织在很多社会生活领域悄无声息，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现象严重；农村精英人才大量流失，乡村治理能人难寻、治理能力严重不足，基层治理后继乏人；干部与群众的利益分化程度加大，特别是基层“微腐败”等问题加剧了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不信任。有乡镇双代管中心的负责人表示，有的村组白条太多，借由重点项目建设的名义吃吃喝喝，村总支没有履行主责主业，对作风问题不重视，直接影响了干群感情。一级一级纵向的“科层化”管理模式又造成了“重管理轻治理”问题，为加强管理，往往一级一级签订责任状，这本是确保各项决策在基层落地、让百姓拥有实实在在获得感的有效保障。然而，各种考核普遍使用“一票否决”，造成乡镇管理体制扭曲为“压力型”体制。

（二）督查检查太频，问责追责过滥

???在基层实际工作中。属地管理、痕迹管理广为流行，在一些地方直接造成督查检查考核的过滥和变异，同时带来问责追责过度化和基层工作无序化，滋生了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乡镇没有话语权，基层干部不可能拿着中央的文件跟上面讨价还价。甚至有些乡镇“一把手”担心“瘦身减负”的初衷发生异化：“省里面会就此督导地州一级，地州又会检查县一级，最后又变成乡镇基层的责任了。如此一来，对‘瘦身减负’的督查检查又变成新负担。”属地管理带来属地问责，在信访领域尤为常见。一名信访户的户籍在当地，但早已外出打工定居，经常上访。乡镇负责人经常在“接人”的奔波中耗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

（三）基层权责不清，完成任务流于应付

基层职能定位不清的现象在基层较为突出。一些基层干部反映，很多基层部门并没有法律法规正式授予的职权，这导致他们在监管、督办、落实种种职责时没有底气。大营镇安监办负责人对此苦不堪言：“没有执法证、执法权与处罚权，出去监管执法，自己心里都没底，大多数情况下只能通过个人私下关系劝其整改，工作开展起来难度很大，很担心别人质问自己没有执法权限。”一些基层干部反映，层层传导到最基层的责任往往“兜不住”：或因部门事务繁杂而疲于应付；或因不具执法权而师出无名；或因专业力量欠缺而有心无力。部分基层干部反映，上级不同部门安排的工作任务常常挤在一起，还硬性要求在相近日期完成，这更造成基层分身乏术、疲于奔命。有人不堪重负，干脆无中生有，连夜加班加点补材料、“造痕迹”。

（四）基层治理体系不健全

基层群众组织名不副实，部分变成了对上负责的官僚化组织，行政化趋势明显，越来越脱离群众。同时，群众直接参与管理基层事务的空间不大、渠道不畅，部分群众的正常呼声得不到倾听、正当利益得不到维护，因此而产生的信访举报、集访上访等也给社会和谐稳定带来严重隐患，存在见子打子、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象。群众自治组织不健全、缺乏有效的载体，即使有也名不副实，作用发挥的并不好。因此开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破解社会治理困境、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现实需要。

三、基层社会治理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治理人才不足，政治素养不够。由于村集体经济发展“先天不足”，农村劳动力人口大量外移，基层群众文化素养不高，政治参与热情不足，存在“不愿干”的心里，造成基层治理缺乏治理人才。在政策吸引下，部分乡土人才愿意回乡，但政治素质的配套培养没有跟上，对于乡土人才和基层干部的教育培训缺乏长效化、制度化机制。

（二）部门联动不足，考核方式不够科学。部分上级单位唯自身、唯部门利益为重，“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事前不了解基层实际，造成“政出多门”“不贴合实际”的情况。在督查检查和责任制考核中没有提前沟通，形成合力，仅就部门工作督查工作，让基层处于疲惫的迎检状态。部分乡镇党政办反映。同样开展一项工作，但是要填报不同的报表，撰写不同的报告上报上级单位。督查检查反馈的问题也是以整改报告代替整改。以文山会海来反对文山会海，基层始终难以“松绑”。

（三）部分干部作风不正，责任意识淡薄。部分基层干部存在守摊子、混日子的思想，不求上进、墨守成规，缺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加之能上能下的机制在基层没有完全铺开，导致“会做的人忙得团团转，不会做的人闲在旁边看”，进而产生“同工不同酬”问题，能者因此产生抵触情绪，庸者反而高枕无忧。

四、有关对策和建议

（一）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把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引领功能，建立健全强化村党组织政治领导的制度机制，引领基层党员干部群众增强党的意识、纪律意识、责任意识。持续用力整顿软弱涣散农村基层党组织，加强农村党员队伍先进性建设，规范党内教育和组织生活，切实增强党组织的仪式感和神圣感。把分散、孤立的群众和社会自治组织联系整合起来，共同致力于把基层重建为“团结的基层”，共同致力于政党理念回归“人民政治”，不断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农村治理优势。

（二）加强基层“领头雁”培养，把人才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及村民素质提升培训行动。大力实施“传帮带”工程，组织农村人才与青年技术人员及新型职业农民“结对子”，加快后备人才培养，带动农民群众实用技能提升。组织优秀农村人才服务基层，推行“农村人才+基地+农户”等服务模式，扩大“影响一片、带动一群、造福一乡”的集群发展效应。选优配强基层党组织带头人，持续开展村（社区）干部能力素质和学历水平提升行动，进一步提高抓党建促脱贫攻坚、促乡村振兴质量。建立村（社区）干部“基本报酬+绩效补贴+村集体经济创收奖励”结构性岗位补贴长效机制，逐步提高村（社区）岗位报酬，激发村（社区）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

（三）加强部门联动配合，把协同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减少来自不同业务部门的单项考核干扰。此外，还应简化考察调研程序，尽可能减少工作汇报会、座谈会，尽量采取现场走访、口头汇报等简便形式。同时要建立科学的问责机制，形成问责、容错纠错和澄清有效协同的机制，鼓励多元化的容错纠错机制。查实确需问责的，要分清责任的层次，是主体责任、管理责任还是其他责任，对因政策不明晰等导致的责任，应该划定容错空间，给予纠错的机会。

（四）加强干部作风建设，把干部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

基层干部庸政懒政背后有不同原因，应针对不同“致庸致懒”原因和干部的不同特点对症下药，真正树立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良好风气。针对年轻干部“不愿为”“不会为”“不敢为”的，要加强传帮带力度和教育培训力度，建立领导和普通职工交心谈心机制，真正激发年轻干部工作的热情和活力；针对遭遇“天花板”的干部，要在其思想上加强教育、行为上细化监督，更要完善干部约束激励机制，落实职务职级并行制度，让干部们物质上不为难，精神上有尊严。保持其工作热情；针对部分得过且过，“等养老”的干部，要健全干部考评制度，合理设置正面考评指标和负面考评指标，把“作为”情况和考评结果联系起来，把考评结果和职级升降联系起来。引导“无为者”想为，鼓励“想为者”有为。

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第三篇】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党的十九大报告题中之意，然而农村则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正确认识和分析当前农村社会治理，积极采取多种有效举措对于确保农村社会和谐、群众安居乐业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

（一）治理人才缺乏，素养不高。由于中高山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农村有文化、有远见、有学识的劳动力人口外出务工，在家群众文化素养普遍不高，再加上政府没有政策鼓励和支持，对基层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缺乏针对性，造成基层治理先进人才缺乏。

（二）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缺乏资金保障。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经费主要来自政府财政投入，然而地方政府财政主要用于经济发展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基层治理经费相对有限，这些资金对于范围广、种类复杂的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如九牛一毛，只能勉强维持日常的开支，无法保障基层治理工作正常运转，加之，很多村民外出务工或创业，他们不愿意为本村的公共事务掏腰包、作贡献，导致基层社会治理资金投入不足。

（三）部分群众对基层治理参与的积极性不高。一是村民思想意识有待提高，受传统生活方式的影响，大部分群众卫生习惯较差，对农村环境的认识不足，缺乏基本的公共卫生意识，只顾个人方便，随意乱倒、乱丢垃圾，对于公共设施不予爱护;二是农村大部分年轻有文化的人都外出务工，在家的都是老人和孩子，对基层治理工作理解不深，表现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消极思想，对农村基层治理参与的积极性不高。

二、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路径

（一）加强基层人才培养，把人才培养转化为治理主力军。开展村民素质提升培训行动，大力开展“传帮带”活动，加快基层后备人才培养，选优配强基层党组织带头人，持续开展村干部能力素质和学历水平提升，逐步提高村干部报酬，激发有知识、有文化青年参与村干部竞争，增加他们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二）加大资金投入，为基层治理提供财力保障。要想改善目前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状况，当务之急就是加强各级政府对农村基层治理资金支持力度，同时发动企业和社会的力量开展募捐活动，整合社会资源，给予基层社会治理全方位的财力物力支持。

（三）充分调动社会组织及群众的参与度。一是建立有效沟通机制，及时将群众诉求、惠农政策上传下达，充分调动群众的参与度。二是及时更新党务、村务公开栏，让百姓知晓村上大小事，保障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三是引导企业、专业合作社等社会组织积极有序地参与到农村社会治理工作中来，对做出贡献的企业和单位给予一定帮助、支持和进行表彰，进一步提升群众和社会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现实中各地方的风土人情、产业结构、区域布局、经济、地域差异等情况有所不同，在具体的工作中不能千1律、一概而论，还需要进一步了解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把工作做细做实，同时要善于学习借鉴其他地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成功的先进经验，为基层治理服务。

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第四篇】

摘要：“人民主体思想”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的核心，能够统领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其他重要思想。其中“共治”思想是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为依据，具有科学性，这一思想在当代具有重大的影响，本文主要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方面来理解该思想，在认识“共治”思想之后，分析其在基層社会的成就和仍然存在的问题，并且通过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来提出相应的对策，旨在促进“共治”思想更好地与各基层地区的发展相结合。

关键词：“共治”思想;问题;对策

一、科学认识“共治”思想

党的十九大报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将“共建共享”深入阐发为“共建共治共享”[1]，并提出打造这一社会治理格局的总体规划。这也是正式将“共治”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深刻体现了“人民主体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共治”，即社会治理主体共同治理社会活动。“共治”的主体是国家、人民以及社会组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中共治的主体不仅包括各级党委和政府，而且还包括其他社会主体和最广泛的人民群众。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民的历史决定作用，人民是社会治理的主体，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是习近平社会治理理念的出发点，贯穿着我国新型社会治理制度的整体布局。

二、乡镇社会基层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本文主要以罗江镇的调查结果为样本进行分析，总结出如下问题：

第一，共治主体问题。首先，主体权力出现问题。许多干部常常身兼数职，当权力过度集中必然会导致用权的随意化，出现基层政府人员专权、擅用职权、玩弄权力等腐败现象。其次，委员会的功能设置不够清晰。在乡镇人民共治的实践中，村委会、居委会的角色是一个同时兼顾决策和执行的双重身份，他们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往往只强调自治性，希望摆脱乡镇政府的管理和约束，而忽略本身强调的村民自治应有的权力。最后，社会组织主体弱小使治理结构失衡。在社会的协调发展过程中，基层组织在基层政府的指导下进行自身管理和发展，促进整个基层社会的协调发展。社会组织作为多元主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群众自发组织，是处于政府和企业之间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一种组织，在很多情况下社会组织是居民和政府间沟通的桥梁。

第二，公众共同参与力度不够大，公众参与的多元治理动力不足。多数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居多的地区，因为没有参与的意识而放弃公众参与的权力;然而在部分公众参与率高的社区中，往往会由于所组织的活动枯燥反而降低了参与率;在调查的众多村和街道中仅有不到10%的人能真正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等核心问题，如图1所示。因此从本质上看没有公众积极参与的社区居委会和村委会很难发挥服务共同治理的巨大作用。造成罗江镇这一问题的主要的原因包括：参与人群有限，除了两大社区以外，其他各村大多以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为主要居住者，因此，绝大多数人因为没有相应的权利意识而不去参与社会事务和活动，总体参与率不高。同时，他们参与的动机大多数来说都是被动的，在政府的补贴吸引下，很多人才愿意来参与一些政治事务，而不是自己积极主动想要来共同治理自己所处的社会。

三、对策思考

首先，理顺权力关系，完善组织体系。一是健全区域政府参与共治工作和党建领导体制。政府是基层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主体，在众多主体中起示范、带头作用，在制度改变和机制创新的过程中，需要政府作为主导力量开展工作。同时，要抓好基层党组织建设，实现社区党组织全覆盖，镇街的党委是基层的领导机关，要坚持基层党组织在社区事务管理中的核心地位，协调好党组织和居委会、村委会的关系;二是注重村委会、居委会建设。村委会、居委会注重整合社会资源搭建各种服务平台，为居民共同参与基层治理提供便利。同时，要建立高效及时的舆情响应机制，倾听居民心声，回应居民诉求。遇到涉及全体村民重大利益的事情或者涉及到全体村民的重大决策时，可以通过召开两委联席会议进行协商形成初步方案，然后交由村民代表大会或者村民会议决定;三是理顺其他社会组织与政府和人民的相互促进关系。实现政府—村社—社会组织—居民多元主体协作的全新共治模式，组建成一个高效率、有组织和协调平衡发展的多元治理的主体关系，从而驱动基层治理的良性发展，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其次，公民提高参与的积极性，创新公众广泛参与共同治理的机制随着村民自治尤其是村委会差额选举的实行，村委会授权主体由“乡政”转向村民，普通村民政治参与和内容发生了很大改变。他们参与与否与参与程度如何直接影响着乡村治理的效果。普通居民主要通过参与、互助、合作进行共同治理。首先，居民必须对集体有认同感和责任感，认识到自己是共同自我治理的一员，能够感受到集体的发展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其次，居民还要具备参与村务的能力，要懂得通过合法途径监督干部行为，维护自身利益，要有把握自己命运的能力，对于精英提出的决策建议不是盲目顺从，而是深思熟虑后的理性支持和拥护。基层治理本质上就是要基层社区的居民和各种社会组织共同参与基层事务管理，共同推动社区建设，共享治理成果。

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第五篇】

一、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市基层社会治理总体情况较好，但是与面临日新月异的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群众更加个性化、更加差异化的需求相比，在思想认识、治理能力、治理方式及干部队伍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一）对基层社会治理的认识陈旧。虽然我们在化解矛盾、强化防控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基层治理仍然存在“社会治理就是社会管理，治理就是管控”的陈旧观念，法治思维和创新意识不强。基层工作的中心和重心在招商引资和经济建设上，对基层社会治理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够，没有准确把握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领域出现新情况、新问题的规律性，没有认真思考和分析研究对策建议。

（二）基层基础薄弱。县级职能部门习惯性的将工作任务直接安排和转嫁给基层组织，村（居）疲于应付上级安排的各项工作，自治功能难以发挥，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到位。群众参与基层治理渠道、平台单一，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对基层治理满意度、认可度不高。平安建设满意度长期不高与日常政策宣传不及时不到位、群众参与度不高密切相关。

（三）基层社会治理制度设计不够系统化。随着此次机构改革完成，县级综治部门被撤销，综治的联动机制没有有效衔接，社会治理仍侧重政府主导，社会治理系统化不够，制度设计整体性、全局性联动不足。例如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服务工作涉及公安、卫生、民政等多个部门，各相关部门对患者评定标准、统计口径不统一，部门之间信息共享不及时，影响工作实效。在精准区分不同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提供精准管理与服务方面还较为欠缺，网格化管理的精准度不高，精细化水平较低，信息分析研判、大数据应用不够深入。在流动人口、吸毒人员、刑释解教人员等特殊群体，我们虽然对此类特殊人群建立了信息系统，并及时采集录入人员信息，但在信息分析研判、运用信息数据指导服务管理实战方面没有形成良好机制，各类信息化系统还停留在信息收集的低端层面，深度开发应用不够。基层治理长期处于一种“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模式，事后处置多、事前预防化解少，对一些基层矛盾、信访问题，不少干部信奉“摆平就是水平”，甚至采取“花钱买平安”方式解决，从源头破解社会矛盾难题做得不够好。

（四）干部队伍素质参差不齐。基层从事政法综治等社会治理的专职人员较少，甚至基层派出所人员都严重不足，接处警大部分由警辅人员完成，接处警质量不高，群众满意度较低。基层网格员队伍不稳定，专职网格员较少，专职人员待遇不明确，兼职人员往往一人任多职，年龄普遍偏大、知识结构明显较低，仅能应付部分工作，对于创造性、精准性、差异化的服务难以提供。

二、关于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对策建议

结合我市工作实际，我们认真总结治理实践经验，以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目标，在基层社会治理理念、体系、模式、保障等方面下功夫，不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

（一）提高政治站位。一是突出以人为本理念，推进基层治理平台转型升级。要把人民群众的需求作为基层治理工作的出发点，全面提档升级乡镇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综治中心）、“幸福驿站”、村（社区）警务室等基层服务阵地，将政法、信访、行政执法等社会治理力量相对整合，打造“政法小院”，打造基层社会治理的坚强堡垒。二加快提升“四位一体”建设的协同化水平。以“党建引领、三治融合”的“四位一体”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为牵引，研究制定推进我市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施举措，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着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三是坚持因地制宜、因情施策，鼓励各镇（区、街道）探索形成各具特色、贴合实际的基层治理模式，打响基层善治的邳州经验、邳州品牌。

（二）不断夯实基层基础。一是不断完善全民参与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在党建引领的总原则下，聚焦重点解决发展瓶颈问题，构建党委统领、政府负责、部门参与的协同治理格局，推动社会治理向村、社区等基层“细胞”延伸。二是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到社会治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划拨专项资金、筹集社会公益资金等方式，引导社会组织承接政府事务性工作和服务职能，积极参与和服务社会基层治理，优化治安政务服务。三是完善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依托“雪亮”工程，逐步将城管、交通、住建等重点行业、重点部位公共视频监控接入110指挥和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深度融合网格化服务管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阳光信访三大信息平台，深化平安视联网建设，建立起“互联网+社会治理”的“一网通管”格局，做到实战中管用、基层干部爱用、群众感到受用，全面提升驾驭全局治安能力。

（三）积极探索社会治理新模式。一是拓展“党建+”模式，以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社区党建要融合“网格化”管理，逐步形成“小网格、大党建”基层党建工作格局，探索“党建+群团”“党建+社工”“党建+网格员”等工作模式，采取“群众点单、社会组织接单、政府买单、第三方验单”的公共服务模式，最大限度将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至基层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二是创新精准化服务模式，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米”。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实现政务服务事项“最多跑一次”目标。加强特殊人群服务管理，对一般人群、特殊人群、重点人群，精准分区分类服务管理。在扶贫、交通、医疗、教育、养老等群众关心关注的民生领域，创新方式方法，提供精准化社会服务，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三是实现技术智能化，以科技主导基层治理。科技从来都是基层社会治理最重要的手段之一，要准确把握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特点和规律，用智能化推动社会治理理念变革、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不断提升网格化服务管理的科技含量，做大做强网格化联动指挥平台，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四）强化投入保障。一是明确专项资金。要明确设立基层治理专项资金，采取项目资助、以奖代补等方式，激励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撬动社会资金投入，建立健全社会治理专项资金申报审批、监督检查机制，明确资金适用范围、扶持方式、使用原则、法律责任等，通过政策导向和资金倾斜，激励各方积极参与，提升社会治理质量和公共服务效益。二是壮大队伍力量，凝聚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制定人才发展规划，健全完善政法综治队伍教育培训、职业技能进修、岗位交流等培养机制，在纠纷调处、法律援助、特殊人群矫正帮扶等社会治理重点领域建立专门性从业入门培训课程。三是筑牢基层基础，推动基层治理重心下移。统筹推进网格化服务、心理疏导、纠纷调处、法律服务等基层服务治理阵地建设，打造规范化、标准化、数字化的共建共享基层治理平台，把资源、服务、管理放到最基层，使基层有职有权有物，更好地为群众提供服务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