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物形象儒林外史（最新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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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形象儒林外史【第一篇】

如果可怜的读书郎平步青云，一旦做了官，就会大几率成为贪官污吏。其中汤奉和王惠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贪狠是他们共同特质。王惠经过科举渠道立马到任后，第一件事就是了解地方人情，去找当地特产与案件彼此相关之处，并将余利问清，把敛财功课做足。

马静、鲁编二位是八股迷的典型人物代表。当数不清的封建文人勤恳钻研八股文之际，马静属于受害而不自觉。而鲁编修虽然已达到了科举考试的最高等级，看起人生最高理想已经稳操胜券了，但他到了京城却因为寒酸到无法忍受，决意返乡。

人物形象儒林外史【第二篇】

王冕

王冕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作者据此进行了改编。王冕在小说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整个小说的人物塑造上，他奠定了作者理想人物的基本特点，正如回目所说“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王冕作为一个士人作为一个“名流”，在他身上体现着中国士人的精神。

周进

周进原本是个教书先生，对科举考试极为热衷，可惜到了花甲之年，却连个秀才都没考中。有一回，他和姐夫来到省城开科取士的考场贡院，触景生情，伤心欲绝，竟一头撞到木板上，晕了过去。醒来以后，他满心悲怆无法排解，索性嚎啕大哭，满地打滚。

这一幕被几个商人见到了，他们出于怜悯，凑钱帮这个可怜的老头儿捐了个监生。周进欣喜不已，向他们叩头谢恩。后来，借着监生的身份，他居然中了举人，接着又中了进士，到广东为官。

范进

范进时年五十余岁，连秀才都没考中，家中穷困不堪，他腊月还穿着单衣，冻得他直打哆嗦，广东虽然气候温暖，但腊月时节温度也不高。周进见到他，便想起了自己当年的惨状，在惺惺相惜之下，将他录取为秀才，后来又将他录取为举人，因此上演了一出“范进中举”的癫狂闹剧。

严致和

严致和即严监生，清雍正朝规定，秀才中凛生，凛生被选入国子学称贡生，次于凛生、凛生选入国子学成为监生，而且当时一些未能入府、州、县学而欲考举人者，可以出资捐一监生资格参加乡试，或直接出钱捐一监生，此种情况统称之为捐建或者例监。

严监生就是书没读过太多，他这个监生也是花钱捐来的监生。他最被人熟知的桥段莫过于临死前那两根放不下去的手指了，几个侄儿以及奶妈怎么也猜不中严监生到底说的是什么，而赵氏一语道破，原来是灯中有两茎灯草，严监生怕它费油才使得严监生难以合眼，待赵氏挑去一根，严监生便一口咽了气。

严致中

严致中是一个贡生，经考选等方式进入设于京师的国子学以后就称为贡生。这类人社会地位相对较高，严贡生也是因为自己是个贡生而瞧不起自己的胞弟严监生，入监者一般要求“学行端庄，文理悠长”，但是在作者笔下的严贡生却恰恰相反，是一个十足的衣冠禽兽。

严贡生的第一次出场是在第四回中，范进在服丧期被张静斋劝说一同前去汤知县那里“打秋风”，刚到高要县坐定准备喝些茶水，严贡生便进来搭汕，当得知二人是要去拜见汤知县时，便开始称自己与汤知县是老相熟，又编造了一段与汤知县相遇的故事，还夸赞汤知县的为人，只是为了显现对汤知县的了解。

匡超人

匡超人，原名匡迥，号超人，温州府乐清县人。小说在匡超人的行为描写中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是表现质朴孝顺的匡超人，二是表现泯灭人性的匡超人。他本是一个淳朴的农村少年，为人乖巧、做事勤快，其对父亲的一片孝思，亦令人感动、小说最初对匡超人的行为描写是表现他纯朴孝顺的一面。

在流落他乡时，他受社会影响逐步发生了变化。在杭州，匡超人遇到了马二先生，并受马二先生的影响，把科举作为人生的唯一出路，考上秀才后，又受一群斗方名士的“培养”，以名士自居，以此作为追名逐利的手段。

社会给他这样的道路，他巧妙周旋其间，一步步走向堕落。他吹牛撒谎，钻取功名，卖友求荣，忘恩负义，变成一个衣冠禽兽。

沈琼枝

沈琼枝是教书先生沈大年的女儿，遵父命嫁给盐商宋为富为妻。但到了盐商宋为富府上之后，才知道是一场骗局，盐商宋为富原来是娶沈琼枝为妾。

琼枝父状告宋为富，宋重金贿赂知县，把沈大年押回常州。沈琼枝带着金银细软独自去往南京，开始了她新的独立生活。

人物形象儒林外史【第三篇】

1、王冕

作者在第一回中塑造了元末诗人王冕的形象来“敷陈大义”，“隐括全文”，并作为自己理想的楷模和臧否人物的标准。

王冕出身田家，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不精通；而又安于贫贱，以卖画为生，不与权贵相与，作者通过他的嘴，抨击了科举制度，“这个法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

在作者看来，文士们只有像王冕那样讲求“文行出处”，才能免于“功名富贵”的牢笼，堪称“品地最上一层。”这在当时是有一定的批判意义的。

2、周进、范进

周进、范进这两个人物，他们是作者在第二、三回中分别着力塑造的两个年纪老大而没有考中科举的可怜虫，这是两个腐儒的典型。二人在中举之前都是很穷困的，受尽别人的白眼和嘲讽。

3、匡超人

匡超人，原名匡迥，号超人，温州府乐清县人。小说在匡超人的行为描写中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是表现质朴孝顺的匡超人，二是表现泯灭人性的匡超人。他本是一个淳朴的农村少年，为人乖巧、做事勤快，其对父亲的一片孝思，亦令人感动、小说最初对匡超人的行为描写是表现他纯朴孝顺的一面。

在流落他乡时，他受社会影响逐步发生了变化。在杭州，匡超人遇到了马二先生，并受马二先生的影响，把科举作为人生的唯一出路，考上秀才后，又受一群斗方名士的“培养”，以名士自居，以此作为追名逐利的手段。社会给他这样的道路，他巧妙周旋其间，一步步走向堕落。他吹牛撒谎，钻取功名，卖友求荣，忘恩负义，变成一个衣冠禽兽。

4、杜少卿

杜少卿是以作者本人为原型写成的，他不热衷功名，反对八股科举，不愿做官，被视为“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在他身上蔑视科举的思想尤为突出。他说“这学里的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这对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制度是嘲讽，也是批判。

人物形象儒林外史【第四篇】

一、腐儒的典型——周进、范进

读过《儒林外史》的人，总也忘不了书中的周进、范进这两个人物，他们是作者在第二、三回中分别着力塑造的两个年纪老大而没有考中科举的可怜虫，这是两个腐儒的典型。二人在中举之前都是很穷困的，受尽别人的白眼和嘲讽。

周进六十多岁还是个童生，依靠在村子里私塾中教书糊口，以后随姐夫经商记帐，在贡院参观时，“周进看着号板，又是一头撞将去。这回不死了，放声大哭起来：‘众人劝着不住。金有余道：你看，这不是疯了吗?好好到贡院来耍，你家又不是死了人，为甚么这号啕痛苦是的?’周进也听不见，只管扶着号板哭个不住。一号哭过，又哭到二号、三号，满地打滚，哭了又哭，哭的众人心里都凄惨起来。金有余见不是事，同行主人一左一右架着他的脖子。他哪里肯起来，哭了一阵又是一阵，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后来商人们答应为他捐一个监生进场，他就破涕为笑，趴到地上磕头，表示要变驴变马来报答他们。

范进也是一个连考二十余次不取的老童生，他是一个从二十岁考到五十四岁才中举，而心理惨遭巨大摧残的典型人物。他在生活中受尽凌辱，他要去考试，岳父胡屠户骂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听到中举的消息后，他起初不敢相信，既而拍着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欢喜得发了疯。直到挨了胡屠户的耳光之后才清醒过来。多年的愿望实现了，从此可以升官发财，他怎能不欣喜若狂，以致神经错乱呢。

从这两个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科举制度对文人的毒害之深。它深深的腐蚀着文士的心灵，使一些文人因迷恋举业而完全被动地失去了自我。作者以其悲愤和辛酸的笔触，写出了他们在人格意识方面的扭曲与堕落。

二、贪官污吏的典型——汤奉、王惠

如果可怜的读书人一旦考中了进士，便可以名正言顺的踏入仕途。而那些原本可怜的读书人一旦做了官，很快便会成为贪官污吏。其中汤奉和王惠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

书中这样描绘汤知县：“次日早堂，头一起带进来的是一个偷鸡的积贼，知县怒道：‘你这奴才，在我手里犯过几次，总不改业，打也不怕，今日如何是好?’因取过朱笔来，在他脸上写了‘偷鸡贼’三个字：取一面枷枷了，把他偷的鸡，头向后，尾向前，捆在他头上，枷了出去。才出得县门，那鸡屁股里喇的一声，屙出一泡稀屎来，从额颅上淌到鼻子上，胡子粘成一片，滴到枷上。两边看的人多笑。第二起叫将老师父上来，大骂一顿‘大胆狗奴’，重责三十板，取一面大枷，把那五十斤牛肉都堆在枷上，脸和颈子箍得紧紧的，只剩的两个眼睛，在县前示众。天气又热，枷到第二日，牛肉生蛆，第三日，呜呼死了。”

南昌太守王惠，也是一个贪官的典型。他念念不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通例，他一到任，衙门里就满是“戥子声，算盘声，银子声，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合城的人，无一个不知道太守的厉害，睡梦里也是怕的。”

这些官吏就凭借科举得意，升官发财，作威作福;而贪狠、蛮横则成了他们的共同特征。这就进一步暴露了科举制度的罪恶，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整个封建官吏政治的腐败不堪。

三、八股迷的典型——马静、鲁编修

科举既然成了读书人猎取功名富贵的唯一手段，八股文自然就成了文章的正宗。于是无数的封建文人，孜孜不倦地钻研八股文，其中最虔诚的八股制艺信徒当属马静和鲁编修了。

《儒林外史》中塑造的马二先生，是一个为举业而耗尽终生的受害者，但他始终把举业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事业”，他甚至迷信八股到这样的程度，他说：“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在春秋的时候，那时用‘扬言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马二先生是一个出入考场二十四载，依然以“生员”终身的白丁，但他仍执着的做举业的热衷鼓吹者，他“劝导”匡超人说：“古语说得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而今什么是书?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

这不仅写出了马二先生之流受害而不自觉，而且也点出了他们不自觉的原因，正在于举业是他们能做官的唯一途径，这就触及了封建社会的根本弊端：以腐朽的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不合理性。

另一个八股迷鲁编修认为：“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歪道。”鲁编修已达到了科举考试的最高等级，实现了其人生的最高理想。但作者写他却是从他在京城清苦得实在混不下去的返乡途中开始的。他出场后的开场白是：“做穷翰林的人，只望着几回差使。现今肥美的差，都被别人钻谋去了。白白坐在京城，赔钱度日。况且弟年将五十，又无子息，只有一个小女，还不曾许字人家，思量不如告假返舍，料理些家务，再作道理。”作者以如此寒酸之笔来写这位“成功者”，其画外音显然是说，以整个的个人尊严和物质生活享受为代价换来的翰林编修之职，除了徒有虚名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四、正面典型——王冕、杜少卿

《儒林外史》中不仅有对儒林丑类的揭露和讽刺，而且有对正面人物的肯定和歌颂。作者肯定的最多的是那些不慕功名利禄的知识分子，王冕和杜少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作者在第一回中塑造了元末诗人王冕的形象来“敷陈大义”，“隐括全文”，并作为自己理想的楷模和臧否人物的标准。王冕出身田家，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不精通;而又安于贫贱，以卖画为生，不与权贵相与，作者通过他的嘴，抨击了科举制度，“这个法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在作者看来，文士们只有像王冕那样讲求“文行出处”，才能免于“功名富贵”的牢笼，堪称“品地最上一层。”这在当时是有一定的批判意义的。

正面人物杜少卿是以作者本人为原型写成的，他不热衷功名，反对八股科举，不愿做官，被视为“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在他身上蔑视科举的思想尤为突出。他说“这学里的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这对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制度是嘲讽，也是批判。

他敢于怀疑权威，对儒家经典的解释者朱熹提出大胆的挑战。他说“朱文公解经，自是一说，也是要后人与诸儒参看。而今丢了诸儒，只依朱注，这是后人固陋，与朱子不相干。”这其实是对钦定的理论标准“朱注”的否定，也是对朱熹这一权威的否定。

杜少卿轻视礼教，反对歧视妇女，反对纳妾，具有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他仗义疏财，平等爱人，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

尽管从王冕到杜少卿，都并非当时文人生活的真实写照，但在他们身上，寄托着作者企图恢复文人群体自尊和优越感觉的强烈愿望。

综上所诉，从以上四类人物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所寄寓的美好的理想，同时也看到了作者对于文士和科举的批判与讽刺。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儒林外史》人物形象塑造的特殊是因为科举考试对文人的迫害严重，并不只存在于一人一事或几人几事之中，而是普遍地存在于当时的社会，且这种毒害直达人性的骨髓。也正是因为塑造出了一组组不同性格的人物群像，从而成为封建社会的一面镜子，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做出了广阔而深刻的反映，正因如此，才奠定了它在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