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发展历程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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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发展历程1
中国历史上几千年都是一个农业国，近代以来又饱经战乱，新中国的工业化远落后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生产关系，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尤其薄弱，这是中国过去长期积弱积贫的原因。发达国家的历史发展说明：生产关系的变革，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但生产力的大发展，却总是在生产关系发生改变以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在一个不发达的中国搞社会主义。中国在没有实现工业化的情况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正是为了推进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变革不适应工业化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是围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这个中心任务进行的。
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公有制这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民主主义社会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即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五大经济成分又可以简单归为三种成分，即社会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逐步成为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
中国本是一个传统的小农经济农业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且，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存在大量的手工业者。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将几亿农民的个体所有制经济改造成集体所有制经济，把私人手工业者改造成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成员。对农民的改造采取的是循序渐进步骤，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三个阶段；对个体手工业者，也是采取从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三个步骤。
新中国成立之初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的是和平赎买形式，也经历了从初级向高级转变的三个阶段。第一步，实行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在私营工业中实行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在私营商业中采取委托经销、代销等形式，帮助私营企业克服困难，也使其生产和经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第二步是实行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国家向私营企业投资入股，企业的生产资料由国家和资本家共同所有，企业经营管理以发展生产、满足人民需要和完成国家计划为目标，属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第三步，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企业生产关系就发生根本变化，基本上成为社会主义国营性质的企业。新中国成立之初对于官僚资本主义，则是采取直接没收划为国有。
社会主义改造实行的是生产力均衡布局
受苏联均衡配置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生产力布局也是以均衡配置社会生产力为目标的。新中国成立时，旧中国约70%以上的工业集中于东部沿海；从工业总产值看，1952年沿海工业总产值约占全国70%左右，内陆仅有30%左右。新中国成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直接的外援来自苏联，而苏联援建的项目约80%落在内陆中西部地区，这是当时新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地缘经济政治使然。自“一五”起，均衡配置生产力的政策就已取得成效，“一五”末内陆工业总产值占比比期初提高近3个百分点，从1952年的%上升到1957年的%。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由于国际局势和周边环境恶化，中央提出把全国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拉开了长达10年的三线建设时期，我国生产力布局开始了进一步西移。“三五”期间，三线地区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比重高达%，比沿海地区高出近一倍多；“四五”时期，中西部地区在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仍高达%，其中三线地区仍占%，在西南、西北、豫西、鄂西、湘西与晋南等地开辟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基地。
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以重工业为重点的工业化基础
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在1953年全面推进。引导农民、个体手工业者走集体化道路，改造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都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要求，更好地发展生产力。学习苏联工业化的经验，结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改造推动的工业化建设偏重于重工业和国防工业。
到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一五”计划大规模建设的主要指标已提前实现。统计数据显示，1952年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仅有739亿元，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只有%。经过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241亿元，比1952年增长%（可比价）；其中工业总产值704亿元，增长%，在工农业总产值占比变为%。重工业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提高到45%，旧中国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落后的面貌有了很大改变，初步奠定了新中国以重工业为重点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
客观认识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偏差
当然，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也有一些偏差。由于对社会主义改造在思想上急于求成，对农业、手工业和个体工商业的改造过于追求纯粹的单一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只注重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种基本形式，而对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公有制可以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认识严重不足。这是导致后来“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置原因。
以重工业为重点的工业化，很快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也导致改革开放前的30年我国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衡。重工业比重长期在58%－67%，而轻工业比重只占33%－42%，影响人民生活并进而影响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三线工业均衡布局生产力，发展内陆经济，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缩小区际差距起到一定作用，但均衡生产力布局抑制了沿海的既有基础和区位优势发挥，使得我国整体投资效率低下。沿海地区由于发展受到限制而不能给内陆提供更有力的工业支持，也制约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整个西部内陆地区城乡二元结构变得非常突出，促进内陆发展的均衡布局生产力，实质上并未改变内地生产力整体落后的面貌。
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发展历程2
土地改革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彻底铲除封建剥削制度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出了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领导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新中国成立前，占全国面积约三分之一的东北、华北等老解放区已基本完成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1]新中国建立初期，为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并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创造条件，在华东、中南、西南及西北等新近解放的地区(即“新区”，所涉农业人口数和土地面积都占全国总数的2/3以上。)继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2]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亦称《五四指示》)，把抗日战争时期削弱封建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消灭封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因而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护，他们踊跃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巩固解放区，积极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
旧中国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占农村人口总数不到10%的地主、富农约占有农村70～80%的耕地，他们以此残酷地剥削农民。而占农村人口总数90%以上的贫农、雇农和中农，则只占有20～30%的耕地，他们终年辛勤劳动，却不得温饱。这是旧中国贫穷落后的主要根源之一。地主阶级不仅凭借占有的大量土地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而且与官僚、特务勾结在一起，任意欺辱和鱼肉百姓。双塔村地主王汉章叫佃户马义山出差，因事晚了点，王汉章即用皮鞭将其眼珠打淌。喂马的长工巩荣石无辜被王汉章活活打死。此外，不少大地主还养着“团防”，作为镇压劳动人民的工具。因此，解决土地问题、没收地主的土地给劳动人民，已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广大劳动人民的迫切要求。[2]中国共产党为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完成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领导农民开展打倒土豪劣绅和反对重租、重息、重押、重税等斗争。十年内战时期，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和查田运动，实行土地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发展历程3
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对我国经济建设发展做出了艰辛的探索和不懈努力，同时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一、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历程
70年里，我国经济主要经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国民经济恢复和过渡阶段（1949年至1956年）。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由于经历了长期的动乱与战争，留给中国人民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国内物资奇缺、物价飞涨，国民经济濒临奔溃的边缘。1949年至1952年，我国政府通过没收官僚资本，管制、征用和收购在华外资企业，整顿财政金融秩序、稳定物价、统一财经体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土地改革并采取一系列支援农业的政策等措施使得国民经济得以迅速恢复。二是通过“一化三改造”完成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向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过渡。1953年党中央提出了“以工业化为主体，三大改造为两翼”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对农业、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基本完成了“三大改造”，实现了经济形态的过渡。
第二阶段：探索和曲折阶段（1957年到1978年）。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和对中国经济基本情况把握建设经验不足，在这一阶段经济出现了一些失误，其中两次运动对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一是“大跃进”，“大跃进”运动中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由于硬要完成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必然导致瞎指挥盛行，浮夸风泛滥，广大群众生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提出了诸如“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大办铁路”等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的三年“左”倾冒进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并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从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加上三年来连续的自然灾害，导致我国经济经历了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二是“文化大革命”，在十年的社会动乱中，国民经济发展缓慢，使得国民经济比例关系长期失调，原来的经济管理体制更加僵化。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错过了一个一次发展的机遇，中国不仅没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差距。
第三阶段：突围和高速发展阶段（1978年到2012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以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大讨论的开展，1977年国家开始由乱到治，经济逐渐复苏，大批在文革期间被打倒的干部得到平反并重新安排工作，特别是1978年底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而伟大转折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会上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重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且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从而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1978年底，我国首先在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改革，极大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在城市也进行了国有企业改革，正式开启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1979，国家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经济特区并相继开放14个沿海开放城市，以此有点带线、逐步向世界开启了中国的大门。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讲话提出“三个有利于”、“发展是硬道理”等重要观点，并提出要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同时也使我国经济真正进入高速发展阶段。2001年，我国恢复了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合法席位，为加强和深化我国与世界各国经济交流与合作、推动我国进一步参与世界分工合作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平台和机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世界经济体经济复苏进程缓慢、经济增长乏力，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长期陷入“低速增长”或“负增长”泥潭；全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给我国经济同样带来了巨大冲击，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增速快速回落、出口出现负增长、大批农民工返乡、经济面临硬着陆的风险等，我国政府为了应对这种危局，我国政府不断完善和充实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逐步形成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确保了我国经济的“软着陆”，实现了我国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态势。在这一阶段不仅实现了我国经济的突围，更是使我国进入了高速增长阶段。据有关数据显示，这一阶段，GDP增长速度超过10%的有15个年份，年平均增速高达%，我国经济不断缩小了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差距。
第四阶段：经济发展新常态与高质量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日益增大的经济下行压力；我国GDP增速从2012年起开始回落，2012年、2013年、2014年增速分别为%、%、%，告别了过去30多年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面对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提出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理念，并指出要“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要不断适应“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升级”、“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科技创新驱动”的阶段性特征。随着党中央对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入把握，以及对我国经济未来发展方向的不断把握，2015年11月，党中央正式提出了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主要内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逐步形成了“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五大政策体系。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断推动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三大变革”，加快建设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而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这一阶段主要是解决了对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特征“如何看”和“如何干”的问题。
二、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辉煌成就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今的中国是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产品制造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奇迹。
（一）已建立起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经过七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建立起了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国民经济体系中，三大产业结构比例日趋合理完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更加巩固，实现了由单一种植业为主的传统农业向农林牧渔业全面发展的转变，现代农业的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已经初步建立和完善；工业发展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门类齐全、独立完整、有较高技术水平的现代工业体系正在形成，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占全球制造业的总产出接近20%，特别是近年来大数据产业的不断发展，正在引领工业领域向着更高水平迈进；在服务业领域，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普及，服务行业产业层次和品质不断提升，进而带动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服务业快速发展。
（二）已建立健全世界上领先的基础设施体系。从交通运输看，建国初期全国铁路总里程仅万公里；公路里程仅万公里，没有一条高速公路；内河航道万公里，其中等级航道仅万公里。民航航线里程万公里，只有12条航线。现如今，我国，形成了铁路、公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港口运输、航空运输等多种运输方式齐头并进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据统计2018年末，全国铁路营业总里程达到万公里，较1949年增长倍，年均增长%；高铁营业总里程万公里，是2008年的倍，年均增长%，高铁营业里程超过世界高铁总里程的三分之二，居世界第一位；全国公路总里程达到485万公里，是1949年的倍；全国港口拥有生产用码头泊位23919个，是1949年的倍，全球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名的港口中，中国港口占有七席；航空方面，定期航班航线总条数达4945条，是1950年的倍，定期航班航线里程由1950年的万公里增至2018年的838万公里。
（三）不断建立健全现代金融体系，成为世界金融大国。据央行数据统计，2018年，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为万亿元，同比增长%，其中，银行业机构总资产为万亿元，同比增长%；证券业机构总资产为万亿元，同比增长%；保险业机构总资产为万亿元，同比增长%。截至2019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010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位。历经70年的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已建立起比较科学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有力的金融监管体系、齐全的金融组织体系、有效的金融市场体系，这使得中国金融市场韧性强，不仅经受住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考验，更是牢牢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四）创造了民生改善的伟大奇迹。七十年来，我们党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以人民贯穿于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经过70年的不懈努力，2018年我国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8228元，是1978年的211倍，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已经摆脱了温饱、实现小康正在向更高水平的小康迈进。在扶贫事业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1978年，我国贫困地区、广大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亿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每年超过1000万人减贫、脱贫，给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创造了人类减贫的奇迹。此外，近年来还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人口最多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些成就的取得，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更够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三、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启示
7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不是轻轻松松取得的，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艰辛探索、艰苦努力奋斗而得来，成就来之不易，其背后积累了经验对于我们不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梦而言弥足珍贵。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根本。在我国这么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发展水平差异化程度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既涉及到各种资源的调配、权力的调整，又涉及到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利益的分配问题的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要建设好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是根本不可能的。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我国经济建设实践证明，我国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改革开放取得历史性进步的最根本原因，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并不断在不同阶段不同时期始终注重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改革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将进一步拓展，新时代改革开放事业将更为波澜壮阔，我们要贯彻落实新的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而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必须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及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
（二）经济建设是核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建国以来，我们在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所经受挫折和曲折深刻教训的深刻反思总结得出来的真理，这是我们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经济发展实践所充分证明了的。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要对不适应甚至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某些生产关系进行改革，必须对落后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优化地方营商环境，更好地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从而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
（三）改革开放是动力。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且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期。四十年来，改革开放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它不仅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命运、更是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中国进入改革再深化、开放再扩大的新时代”，改革开放将成为新时代一个显著的特征，我们也坚信只要坚定不移地将改革开放贯穿于新时代的新征程中，必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持续动力和坚强保障。
（四）社会稳定是保障。我们可以设想，在一个社会动乱、民心不稳的环境中谈搞经济建设，那是不现实的，也将是徒劳的。建国以来，正是牢牢把握住了世界时代形势缓和、国内相对稳定的契机，不断对我国社会主义以经济进行探索和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各届中央领导集体始终牢牢把握“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世界主题，千方百计为我国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国内环境，才使得我国经济建设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进入新时代，要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国家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梦，必须牢牢把握新形势下国际国内大势，努力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稳定的社会环境。
（五）人民群众是主体。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的力量源泉。在战争年代，我们党就是依靠着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才由一个革命党转向执政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更是由于人民群众的积极响应和支持，注重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才能取得今天的辉煌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必须要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更加广泛的凝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