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工作总结范文范例优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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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工作总结【第一篇】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作出重要判断、明确定位，提出总体目标、工作要求。本文立足永嘉实际，全面梳理基层社会治理探索经验，深入分析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提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方法对策，为提高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供参考。
一、近年来永嘉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探索
（一）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进一步强化党对基层社会治理的领导权
一是基层党组织运行进一步规范。近年来，我县全面深化基层党建“整镇推进、整区提升”，开展红色领航“五百工程”行动，精准制定党支部工作标准质量体系，高标推进村社组织换届“回头看”，创新推行后进党组织整转“两回一检”工作法，近2年合计清理不合格村社干部114名、处理工作不力的农村党员干部1100余人次，高质量完成58个后进村转化，推动基层党组织提档升级。二是服务型基层党组织建设稳步推进。在硬件方面，近2年累计投入1600多万元，对村级办公场所进行检修提升，打造了150个党建示范点和22个“瓯江红”党群服务中心。在软件方面，探索建立基层党组织公共服务清单，构建县镇村三级联动的党群服务中心体系，完善星级评定指标体系，切实提升基层党组织服务水平和能力。三是基层党员干部队伍不断优化。深入实施农村带头人能力提升、党员发展“培源纳新”、返乡大学生接力培养、村社干部底线管理等“四大计划”，充分激活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热情。
（二）高标推进村社规模优化调整，进一步夯实社会治理的基层基础
今年，我县仅用28天完成村社规模优化调整工作，全县行政村调减率达%，“三资”直接融合率达97%，为夯实基层基础、重构治理体系打牢了根基。一是基层组织结构进一步优化。通过严把选人关口、开展能力培训，顺利完成5000余名新村社干部轮训工作，有力促进新村社干部的能力素养提升。二是基层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通过整合优势资源、推进资源共享等方式，原来散落各村的区域资源得到了高效统筹、产业要素实现了高度集聚。三是基层治理体系进一步优化。通过密切联系乡镇职能部门，做强村党委“一核”，调动各类“多元”主体，形成积极协同、广泛参与的简约高效治理体系。
（三）探索创新“三治融合”路径，进一步健全乡村治理体系
一是做强自治基础。充分运用村民议事会、村规民约等载体，搭建乡贤理事会等平台，最大限度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热情。二是做强法治保障。通过创新建立群众明白、干部清白说事平台，制定村级小微权力清单，推广农村“三资”监管系统，全力开展清廉村居建设，目前全县已培育清廉村居示范点20个，“三资”系统试点瓯北街道涉农村问题初信初访件同比下降84%。三是做强德治支撑。精心打造了道德讲堂、评比文明家庭、“最美”系列主题活动等载体，选树了200余名可亲可敬可学的道德榜样，形成了强烈的道德感召力量。
（四）创新建立“4+1”人民调解模式，进一步筑牢化解矛盾纠纷的村级防线
一是健全调解体系。创新建立“4+1”基层人民调解模式，推动人民调解工作重心下移，全县镇村调解案件占比从20xx年的48%提升至20xx年的96%，经验做法两次在全国现场会推广。二是壮大调解力量。精心选聘乡贤能人等人士充实调解队伍，组建以公检法司干部为主的调解专家组，定期教学指导，推动调解员队伍向专业化方向发展。目前，我县专职调解员数量达129人，其中具备专业知识者占比高达30%，成功打造21个个人品牌调解室，其中全国模范调解委员会2个。三是放大调解实效。探索建立“以访治访”“以外调外”等机制，创新推行“红色驿站调解室”，累计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53起，涉及金额898万元。
（五）全力推进农村思想文化建设，进一步营造向上向善的文明乡风
一是文化阵地全面建强。我们以文化礼堂建设为破题口，创新建立“星期天礼堂日”制度，累计建成农村文化礼堂241所，两度获评全省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先进县。二是移风易俗深入推进。深入开展“移风易俗改革攻坚年”行动，全力推进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全面培育形成社会文明新风尚。比如，岩坦镇用“二维码鹅卵石墓碑+1平方米草地”代替“椅子坟”，成为全市丧葬改革的典范。三是传统文化传承发扬。充分挖掘弘扬家风家规家训文化，策划了“立家规传家训”、“好家风家庭”等活动，让村民在继承和发扬良好家风中树立正确价值导向。
二、当前永嘉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永嘉基层社会治理虽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对标新形势、新任务，在基层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等方面仍然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和短板。
（一）社会治理形势环境更为复杂，基层矛盾防控化解压力较大
一是矛盾多元化。随着城中村改造、撤村并居等工作快速推进，新的利益群体和利益诉求不断涌现，征地拆迁等各类社会矛盾问题层出不穷。二是问题疑难化。随着群众参与高层次经济活动日益增多，涉众涉房等群体性矛盾频发，处理不当，极易引发治安、刑事、信访等案事件和社会连锁反应。三是影响扩大化。很多群众利用网络非理性发表带有个人主观想法的利益诉求，从而导致网络舆论病毒式传播。
（二）现代治理手段运用不足，基层社会治理效率仍需提升
一方面，治理流程还不够顺畅。一些部门参与治理积极性不高，跨部门联动机制难以有效实现。个别乡镇（街道）“四个平台”功能入驻不够全面，靠平台自身作用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智能化治理措施尚未全面铺开。通过大数据分析矛盾趋势的智能化举措较少，网络信息统一平台建设不够成熟，同时，由于干部利用大数据治理创新的能力略显不足，各单位对数据的整合与共享仍然存在障碍，数据应用还做得不够充分。
（三）多元主体作用发挥不够，距离共建共治共享目标还有差距
一是基层力量整合不够。全县共有各类群防群治队伍240支，但人员专业化素质难以满足日常治理需求。同时，由于沿江山区经济实力差距，基层自治力量呈现“沿江完善、山区薄弱”的现状。二是社会组织作用有待提高。目前，全县共有773个备案的社会组织，但仅救援、养老、公益等领域有几个较大影响力的民间组织。三是群众参与度不高。被动接受服务的群众占据较大比例，还没有形成人人参与、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四）村级经济实力整体偏弱，难以支撑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需求
一是基层组织号召力不足。从实际调研情况来看，村集体经济薄弱的村，村党组织和村委会的建设也普遍偏弱，难以团结和发动群众广泛参与到基层治理中。二是基础建设支撑不足。由于村两委“没钱办事”，村内公共事业和公益服务严重滞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基层自治能力。三是基层干部威望不足。村集体经济薄弱的村，村两委干部的权威往往无法获得村民完全服从或有效认同，削弱了带头治理效果。
（五）基层自治的可依靠力量不足，导致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推进缓慢
一是村居面临“空心化”趋势。山区村居年轻人才外流现象严重，村里可依赖的治理力量十分薄弱。二是乡贤参与度不足。大多数乡贤参与基层治理的方式仍以捐钱捐物为主，没有形成内外联动、协同推进的治理合力。三是村干部培训有待加强。今年，我县虽然组织8000多人次村社干部专题学习培训80余次，但是教学内容涉及基层治理的内容不多，部分村干部缺乏基层治理的“专业化”能力。
三、永嘉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对策和建议
（一）强化党建引领作用，巩固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
县级层面要把加强党建引领作为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根本路径，强化对基层治理的政治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机制引领，积极探索“党建引领+”体系建设，真正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社会治理优势。
1.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引领功能，探索建立基层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组织领导体系，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农村基层党组织，规范党内教育和组织生活。同时，突出抓好全域党建，推进机关、社区、企业、社会组织等各领域党建互联互动，强化对各类社会组织的政治引领，不断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农村治理优势。
2.强化农村带头人队伍建设。大力推进村“两委”班子专业化，建立健全全县村党支部书记人才数据库，推动带头人队伍人才梯队建设，畅通在职和退休干部、教师、医生等新乡贤到村任职渠道，确保村“两委”班子不断建强。加大探索村干部正向激励举措，把村干部报酬和村集体经济增长幅度、群众信任度挂钩，提升基层干部工作积极性。
3.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在体制机制方面，探索建立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村民自治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政经分设、有效运行的“一核两翼”模式，全力破解基层治理和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之间体制权责不清、运转不畅的问题，为壮大村集体经济扫清障碍。在发展路径方面，要按照“党建引领、产业支撑、以点带面、整体推进”的思路，紧密对接乡村振兴战略，通过精准帮扶、土地流转置换、盘活存量资产、电商孵化、抱团发展等多种途径，真正让村集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二）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推动政府服务重心下移
1.推动权责下放。坚持能放则放原则,全面梳理政府权力清单、职责清单、负面清单和权力运行流程图，把审批权力尽可能下沉到乡村两级便民中心，促进“最多跑一次”向基层延伸。同时，把优化服务流程作为基层内化权力的有效途径，梳理事项清单、统一办事标准，推动基层行政审批服务流程再简化、时间再压缩、效率再提高，真正让“最多跑一次”改革扎根基层，服务百姓。
2.做强集成服务。加速政府部门、层级之间的权职整合，以打造板块式综合受理窗口为目标，加大各职能部门分窗口有机归并、综合窗口人员培训力度，探索建立“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综合窗口出件”的政务服务新模式，全力推进民生事项“一证通办”、政务服务事项“掌上办理”等措施，真正通过“数据跑腿”提升政府行政效能。
3.强化日常监督。按照“事前管标准、事中管达标、事后管信用”的高标要求，依托“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将行政处罚等监管信息全面纳入信用体系，切实形成政府部门监管、市场机制调解、行业自律和企业自我约束的强大合力。同时，发挥数据共享在事中事后监控与治理风险预测预警预防中的作用，加快实现对各类风险的自动识别、预警，从而有效预防和减少社会治理问题的发生。
（三）加强“四个平台”建设，搭建专业化治理架构
以“四个平台”为依托、全科网格员为支撑、数据共享为手段，加速构建一张无交叉、无重复、无缝隙的基层治理行政资源网络，全力破解基层治理力量不足的问题。
1.构筑扁平指挥体系。通过重构政府间“职能—结构—机构”的关系，探索进行“大部制”“扁平化”管理，理顺和规范部门间的职责分工，筹备组建专门的“四个平台”专职管理机构，加快形成“四个平台”指挥室分类派发，联村干部、基层站所工作人员、网格员协同处理的联动处置格局。
2.壮大全科网格队伍。深化“全科网格”打造，进一步推动“专科网格”力量纳入“全科网格”，建立专兼职网格员队伍进行统筹使用，实现“多元合一、一员多用”。同时，按照“一事双责、条块同责”的原则，实行“网格长、村两委、指挥室、镇分管领导”考核全捆绑，真正把责任压紧压实。
3.打造信息采集共享平台。把智慧治理贯穿始终，依托标准化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推动信息化与政务服务、社会管理、行政执法等深度融合，提高县镇两级迅速联动的应急反应能力，全力解决“信息孤岛”和“数据封闭”等问题。同时，对各部门条线上的信息系统逐个进行整合，将110联动、12345热线、信访、网络问政、数字城管等同类业务在“四个平台”上进行扩展，功能重叠的予以取消，实现信息数据“一次录入、各处共享”。
（四）集成党政民各方力量，实现多元主体协同共治
1.始终坚持党委领导。要探索建立基层社会治理“大党委”制度，通过搭建“共治委员会大平台”，协调纪委、组织、宣传、统战、政法等党委部门发挥优势、联动配合，使相关要素都能够聚焦于基层社会治理的需要，避免出现耗散效应。同时，加强党对政府、市场、社会等各方面力量的统筹协调，积极创造社会组织、公民公平参与社会治理的机会，全力引导社会各主体共同参与治理，真正形成“有事共协商、难题共探讨、信息共交流、风险共承担、成果共享受”的基层社会治理“利益共同体”。
2.充分激发社群活力。聚力打造社群共治共建综合服务平台，统筹调度工青妇、红十字会、社科院等社会群团组织力量，灵活运用政府购买服务、设立项目资金、补贴活动经费等措施，最大限度激发社会群团组织在承接社区公共服务和基层政府委托事项的作用。同时，加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引育力度，不断提升社会组织的服务和发展能力。
3.充分发挥乡贤作用。注重发挥“在土”乡贤、“离土”乡贤和“外来”乡贤在乡村协商议事、公益慈善事业、乡域纠纷调解等领域的突出作用，探索实施“乡贤资政参事”、“乡贤公益助善”、“乡贤乡风引领”等“乡贤+”系列工程，为广大乡贤能人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更多、更大的舞台。
（五）创新发展“枫桥经验”，源头防控基层风险隐患
全力发挥“枫桥经验”在强化基层基础、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的更大作用，最大限度把各类风险防范在源头、化解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
1.把规范“三资”管理作为重中之重。坚持全覆盖无死角、全方位阳光化，不断强化“应入必入”全面监管，将农村资金收支、资源性收支、资产性收支统一纳入系统监管，实现农村“三资”全入库、全监管，真正用“阳光运行”的方式，堵塞“暗箱操作”的空间。
2.突出做好信访化解。把“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问题”作为避免矛盾发酵、信访“升级”的根本之策，深化信访“最多跑一次”改革，大力推行“一站式”信访调解机制，加快打造全科受理、访调一体、集成联办、一站化解的线下超市式信访工作平台，将过去“单兵作战”模式转变为立体联防的共建共治共享模式，努力实现群众合理合法诉求一次性就地解决。同时，探索信访积案化解的新方法、新模式，努力推动矛盾纠纷最大限度在基层解决。
3.做到风险实时监测。积极探索风险监测预警机制，依托政务云计算中心，搭建县、乡（镇）、村三级综治中心智能信息系统，充分发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科技在矛盾纠纷化解、案件侦破、基层风险隐患预测预警预防等方面的天然优势，推动矛盾纠纷化解从被动应对处置向主动预防转变。
（六）引导社会文明新风尚，放大基层社会治理实效
社会风尚是衡量基层治理的广度、深度和力度的重要标准，要将其放在基层治理重要位置考量。
1.强化价值引领。积极践行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把“义利并举、敢为人先”的永嘉精神、红十三军的革命精神作为重要内容，不断巩固壮大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思想舆论，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新时代的精神力量，进一步筑牢基层治理的精神内核。
2.厚植法治根基。一方面，重视发挥村规民约的“软法”约束作用，探索建立村规民约积分制管理，运用“红黑榜”等方式，对农村中普遍存在的不讲规矩但够不上违法处罚的行为进行制约。另一方面，向国标委申报全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综合标准化试点，通过开展基层社会治理标准化建设，从而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3.深化移风易俗。加快研究出台深化移风易俗、助推基层社会治理的相关指导性方案，充分发挥殡葬协会、红白理事会等社会组织的引导作用，持续加大对党员干部各类红白喜事的监督力度，由党员干部带头少随礼、少办酒、简办事、不铺张，真正以优良的党风政风带动淳朴民风。倡导厚养薄葬、文明嫁娶，鼓励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其他喜事不办或者少办的新风尚，巩固提升“坟墓生态化改造”“寿桃基金”等先进做法，加快打造移风易俗的“永嘉模式版”。
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工作总结【第二篇】
社会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不断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系的基础上，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能力不断增强，社会和谐稳定程度不断提升。在此背景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十九大以来我国社会发展新形势、新变化的基础上，从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出发，对社会治理体系做出重要创新，将“民主协商”纳入社会治理体系中。这表明民主协商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在破解基层社会治理难题、寻求广泛共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与此同时，将民主协商纳入社会治理体系也意味着理性协商、对话沟通将成为当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方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民主协商纳入社会治理体系既是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创新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现实需要。在此背景下，要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生活的满足感和获得感就必须对原有社会治理制度机制进行改革创新，使广大民众有机会、有渠道、有能力参与到社会治理的各领域和全过程，民主协商则成为承载这一现实需求的重要形式。除此之外，随着党的领导方式的积极转变、政府职能的深刻调整、社会组织的不断兴起、民众参与意识的不断提升以及司法保障的不断强化，民主协商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实践空间不断拓展，成为融合各个社会治理主体的重要形式。
就实践历程而言，民主协商在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发展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实践证明，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形式在化解基层问题、密切干群关系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当前，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是我国基层社会民主协商的重要职能。在民主管理过程中，民主协商改变了传统的以政府为中心的社会管理模式，使各社会主体通过平等对话沟通共同参与到公共事务的管理过程中。在民主决策过程中，民主协商改变了传统的由少数领导干部拍板决策的方式，使公共事务的决策变为协商交流的结果。在民主监督过程中，民主协商改变了以往监督缺失的情况，使民众能够面对面对社会管理相关部门进行质询监督，确保政府行为能够始终维护公共利益。通过民主协商的不同职能可以看出，民主协商致力于改变传统“垂直式”的社会管理方式，改变社会治理中各主体相互博弈的行为方式，通过构建对话交流平台使各主体充分参与、平等协商，最终实现合作共治。可以说，民主协商充分体现了基层社会治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发挥民主协商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应着力解决好以下几方面问题。
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大问题作为协商主题。协商主题的选择对于民主协商的推进至关重要，将涉及范围广、影响程度深的公共事务作为协商主题能够发挥民主协商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当前，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况和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出发，应当将与民生相关的社会问题作为基层民主协商的主题。民生无小事，民生问题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是当代中国基层社会事务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政府社会管理的重要事项。因此，将民生问题作为协商主题既可以极大的激发民众参与协商的积极性，也可以使政府根据民众诉求反映寻求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对策出路。除此之外，在选择协商主题的方法上，要克服“替民做主”的思维模式。一方面要在坚持党和国家社会发展战略安排的前提下积极引导民众需求，通过深入走访调研发现问题。更要广开言路，使各社会主体能够充分自由的表达自身的现实需求。当前，基层政府和党组织可以利用互联网等新技术建立信息化沟通平台，并将民众诉求表达形式加以制度化、规范化运行，防止出现民众诉求表达的无序化问题。
积极创新并灵活运用多种协商形式。民主协商本质上是一种方式方法，其核心是改传统社会管理自上而下的问题解决方式为平等协商、沟通交流的问题解决方式。因此，民主协商并没有固定的实践形式，要根据不同主题、不同主体、不同条件、不同环境创设不同的协商形式，所有的协商形式都要以问题的解决问中心。在此基础上，在选择协商形式时要充分考虑参与主体的规模、协商的实践条件等问题，使各协商参与者能够及时、方便的参与到协商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协商形式的选择对于协商的效果也有较大影响，如果协商主题与协商形式不匹配将会使协商效果大打折扣。当前我国社会发展迅速，基层社会事务不断增加。这就要求基层政府和党组织要根据社会实际状况适当选择和积极创新协商形式，主动深入一线调查研究，采用大范围讨论、小范围座谈、公开协商等办法和会议式、视察式、调研式、恳谈式等协商形式，广开言路、广求良策，积极参与重要事项决策、重大项目建设和重点民生工程实施，为基层治理、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助力。除此之外，不同协商形式的运行特点和实践形式也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在实施民主协商时，要将各个环节考虑周到，力求实现平等对话、理性协商。
将协商成效作为检验民主协商的标准。民主协商的目的就在于解决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问题，问题解决与否、群众满意与否是衡量民主协商的唯一标准。无论何种形式的民主协商，只有切实解决问题并获得群众满意才最终可以认为是成功的。因此，不断改进民主协商、提升民主协商成效是实现其长远发展的根本途径。在此前提下，要不断完善民主协商制度机制，积极搭建基层党组织、政府、社会组织和普通民众的沟通平台，完善多方协商机制。要建立协商成果转化和督查机制，把协商事项的执行和完成情况作为基层党委政府年度工作考评的重要内容，加大督查督办工作力度。除此之外，为了进一步提升协商成效，解决实际问题。一方面，要动员更多具有专业职能的社会力量参与基层协商，让各方面意见通过协商平台充分表达，形成破解难题、促进和谐的合力。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基层民主协商，宣传党的政策、理论、方针、路线，传达党委政府的主张，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实现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
总之，民主协商作为当代中国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正在逐渐发挥其独特的价值和作用。随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这一社会治理实践形式的认可和肯定，民主协商将进一步与基层社会治理相融合，成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工作总结【第三篇】
根据阿法组办【20××】5号文件精神及我市依法治市办相关要求和部门工作实际。
一、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存在的问题，根本原因、解决办法
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和人民群众新期待，准确把握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发展方向，以增强基层干部的宗旨意识为关键，以强化乡镇政府服务功能为重点，以优化服务资源配置为手段，以创新服务供给方式为途径，有效提升政府的服务水平；要坚持党的领导、保证正确方向，坚持改革创新、严格依法行政，坚持以人为本、回应民生诉求，坚持统筹兼顾、实施分类指导；到202-年，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全面提升，服务内容更加丰富，服务方式更加便捷，服务体系更加完善，基本形成职能科学、运转有序、保障有力、服务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管理体制机制。
二、基层治理资源如何整合
把人力、财力、物力更多投到基层,努力夯实基层组织、壮大基层力量、整合基层资源、强化基础工作,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健全新型社区治理和服务体制。加强和完善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治理和服务,建立立覆盖全国人口的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建立健全实有人口动态管理机制,完善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政策。
突出抓好群众普遍关注的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保、医疗、住房等问题,把改革发展成果更多地运用到保障和改善民生上。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存在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切实保护好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为全体社会成员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更多的发展机会。
三、社区、村委会有哪些权利、责任和义务
一是保障农村村民实行自治，由村民群众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发展农村基层民主，促进农村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二是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三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四是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五是村民委员会应当支持和组织村民依法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和其他经济，承担本村生产的服务和协调工作，促进农村生产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村民委员会应当尊重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维护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承包经营户、联户或者合伙的合法的财产权和其他合法的权利和利益。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教育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六是村民委员会应当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教育和推动村民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爱护公共财产，维护村民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发展文化教育，普及科技知识，促进村和村之间的团结、互助，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七是多民族村民居住的村，村民委员会应当教育和引导村民加强民族团结、互相尊重、互相帮助。
四、参与社区治理，需要哪些社区组织、经济组织、行业组织进行共治
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实现需要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社会力量多方协同、广泛参与，建立完善的组织框架，理顺关系、优化流程，以实现社会矛盾的有效化解，各地建立起统一的社会矛盾调处中心作为社会矛盾解决平台。针对社会矛盾多元化协同化解机制的改革，他认为，应在战略上树立以防为主的矛盾化解思路，在队伍建设上要专业人才与经费保障并举，在制度上要改革矛盾化解的瓶颈，在预防上要完善风险评估机制，在治理力量上要建构社会组织的协同机制，在化解路径上要建立社区微观治理机制，在矛盾难点上要攻克疑难矛盾的化解。
五、如何组织、调动村（社区）各类组织和群众参与村（社区）治理
定期召开由村社区党支部书记主持的社区共驻共建联席会议，广泛吸收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代表、社区知名人士、驻区单位代表、物业站负责人、派出所片警、宗教人士等参加联席会议，形成社会协同和共治机制，确保社区党组织成为集中民意民智、凝聚民心民力的领导核心
六、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急需解决的最基础、紧迫而突出的问题分别是什么
从眼前的具体事情抓起,从最突出的、最紧迫的问题抓起,扎扎实实、认认真真地去解决。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以客观公正、合理合法的处置方式和处理结果赢得群众的信任、防止矛盾升级、激化、转化。引导群众合理合法表达诉求,对群众反映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能解决的要抓紧解决、立即办理,一时解决不了的也要做出安排,让群众理解,对于群众不合理的诉求要耐心地做好解释、疏导和思想教育工作。大力推行权力公开透明运行,依法清权确权,实行阳光作业,公开办事项目、办事制度、办事程序、办事结果,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七、如何将“三治三共”融为一体，建立简约高效的基层治理体系，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
“街乡吹哨、部门报到”要立足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推动治理重心下移，尽可能把资源、管理、服务放到基层，保证基层事情基层办、基层权力给基层、基层事情有人办。要落实好明确向街乡赋权的事项，建立权责清单，加强统筹。要通过“街乡吹哨、部门报到”，进一步转变机关和干部作风，到基层一线去，破解难题推动工作。要明确“吹哨”范围，规范“报到”行为，把工作抓实，务求解决问题，取得实效。
八、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建议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快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努力实现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基础，保障群众安居乐业，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工作总结【第四篇】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提出“要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省委彭清华书记曾在省政协机关走访座谈时也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大力促进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的大团结大联合，努力形成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当前，纵观政协协商的几种方式，不得不说，基层协商是最为薄弱的，长期成了被我们遗忘的角落。结合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需要，政协协商的深入推进对基层社会治理有何作用？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程度极大地影响着党政推动协商民主工作的力度。下面，结合工作实践，对政协协商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作一探析。
一、以平台试点建设为契机，深入领会政协协商内涵
20xx年8月，为进一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涉及基层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基层群众中广泛商量”指示要求，充分发挥政协民主协商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促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省政协在全省16个县级政协开展“有事来协商”平台建设试点工作，邻水为试点县之一。
政协协商是中共在人民政协同各民主党派和各族各界人士开展的协商。以“有事来协商”平台试点建设为例，就是人民政协通过调研选定协商议题，邀请党政有关领导出席或乡镇、部门相关负责同志参加，就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等，与各民主党派或有关群众开展协商，促使达成共识，增进相关理解，解决实际问题。也就是在政协协商中，人民政协只是起到搭台的作用，甚至主持协商活动的都可以不是政协干部或政协委员。在县级政协主要表现为“全体会议广泛协商、主席会议专题协商、常委会议重点协商、专委会议对口协商以及经常性的小微协商”。
二、以平台试点实践为基础，客观认识政协协商作用
“协以求同、商以成事”，可见政协协商是坚持以“求同、成事”为出发点，目的是凝聚思想上的最大共识，找到社会的最大公约数，维护经济社会的和谐稳定。“有事来协商”平台建设，作为政协协商的集成平台，充分展示了政协协商的优势和作用。
（一）为政协参与基层治理指明了政治方向。基层协商民主中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开展协商工作，严格协商计划报告制度、协商议题审批制度，做到令行禁止、令出必随。虽然在乡镇、村社缺乏政协工作机构和工作力量，乡镇、村社的政协协商一直没有“破题”，也一直是政协协商体系中的短板。此次推行的“有事来协商”，通过“不建机构建机制”等，构建了“1+2+4+X”的协商体系。在实际工作中，也将探索中心放在了“小微协商”上，比如邻水县依托工商联商事调解委员会搭建的“界别协商议事室”、面向乡镇搭建的“协商驿站”、面向村社搭建的“协商议事室”等，均把工作触角延伸到了乡镇、村社、界别等最基层，打通了政协协商在基层的“最后一公里”，实现了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的有效衔接，推动了基层政协多方位多角度参与城乡基层治理。
（二）为各方参与基层治理构建了“点线面体”工作格局。始终坚持县委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政协履职就跟进到哪里。除“全委会广泛协商”“主席会专题协商”“常委会重点协商”等例会协商外，灵活经常地开展界别协商、对口协商、提案办理协商，村社小微协商，协力推进城乡基层治理。在具体工作中，始终突出委员这个“点”，通过提案、会议发言、社情民意信息等，助推解决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具体问题；突出界别这条“线”，通过调研、视察等，助推解决特定领域、行业重点和难点问题；突出政协组织这个“面”，通过协商、监督等，助推解决社会治理中全局性、战略性、长远性重大问题；突出全社会这个“体”，通过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共同致力于城乡基层治理。
（三）为群众参与基层治理提供了有效渠道。在工作实践特别是在“小微协商”中，我们注重扩大群众有序参与，运用自愿参与、邀请参与和抽签参与三种方式，创造各界群众平等参与公共事务协商的机会，鼓励群众发言，倾听民声、汇聚民智，真正助推落实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如邻水县政协聚焦柑子镇桅子村至云盘村连接前锋区桂兴镇的公路发生山体滑坡造成当地群众出行难问题，组织当地村民与县财政局、交运局、扶贫开发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应急管理局等部门开展现场协商，针对村民提出的“如何整治、钱从哪里来、具体怎么实施”等诉求，相关部门从“政策如何规定”“项目如何申报”“如何组织实施”等方面予以回答，解疑释惑；县应急管理局承诺立即下达先期资金5万元，县政府表态组织交运、自然资源和规划、财政等部门现场勘察，制定整治方案并进行工程图纸设计、经费预算及财评工作，扶贫开发局决定将该项目纳入扶贫开发建设计划，现在问题已得到圆满解决。就如当地一位村民事后说：“村里的工作以前是‘干部说、干部干，干好干坏有意见’，现在变成了‘大家说、大家干，干好大家都点赞’”。“小微协商”使群众的意见得到了充分尊重，群众主人翁意识有了显著提升，参加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更高了。实现政协协商与基层治理“无缝衔接”，共同维护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
（四）为政协参与基层治理创新了机制。在政协协商过程中，一是建立健全“学习提能”机制。按照“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的总要求，通过常态化开展委员学习培训活动，订阅报刊杂志、送达各种文件等方式，不断提升政协委员和政协机关干部政治把握能力、调查研究能力、联系群众能力、合作共事能力和知情明政能力，并通过他们影响和带动界别群众提升协商能力。二是建立健全“不调研不协商”机制。对所有需要协商的议题，都开展深入调研，确保情况摸得清、问题找得准、建议提得实，保证协商意见言之有理、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有度。三是建立健全“协同互动”机制。政协力量毕竟有限，政协工作者也不是全才，在工作实践中，要十分注重与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的协同互动；特别是在推动“小微协商”方面，要重点与综合治理、人民调解、网格管理、安全生产等基层治理力量搞好团结协作，努力实现工作互动、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力量互借、结果共用，不断提升政协协商实效。四是建立健全强力督查机制。在协商成果转化环节，特别对协商建议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要组织政协委员和党委政府督查部门、纪检监察部门、业务主管部门，一起开展民主监督、调研视察活动，构建“工作闭环”，通过再调研、再视察、再协商，推动协商成果落到实处。五是建立健全工作评价机制。利用政协民主评议、常委会议民主测评等平台，对政协提案、社情民意、重要调研视察报告、协商意见建议办理情况开展工作评价，特别对“小微协商”，组织有关委员、镇村干部、群众代表开展测评，并将评价结果报送县委、县政府及组织、纪检监察、业务主管部门，强力传导压力，督促评议整改，有效提升政协协商参与基层治理实效。
（五）为彰显政协担当、维护群众利益提供了平台。坚持“人民至上”，始终以维护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有效维护了群众的切身利益。比如县政协围绕城区居民买了房迟迟拿不到房产证等问题，开展了“居民有话说”协商活动，一个一个地与相关部门进行面对面沟通，最终在协商中推动了“天成名都”“东方明珠”“上甲31克拉”等楼盘近1000户居民办证遗留问题的解决落实，得到县委主要领导点“赞”！如聚焦御临镇观堰村9户偏远山区群众饮水难问题的协商，组织乡村干部、群众代表、政协委员与县水务部门、水投企业进行正面“碰撞”，深入交流，带动了周边4个村13000人饮水困难问题得到彻底解决。认真落实“政治立场不能含糊、政治原则不能动摇”的重要原则，教育引导政协委员把做到“两个维护”作为责任担当的首要任务，以模范言行影响带动界别群众听党话、跟党走；认真落实“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的重要要求，引导委员牢固树立宗旨意识，增进为民情怀，着力提升“四种能力”；认真落实“把事业放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上”的重要要求，将政协委员参与城乡基层治理工作纳入履职考核，作为评先评优的重要条件，推动委员为国履职、为民尽责。
（六）为基层政协参与基层治理创新了模式。切实发挥人民政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组成部分作用，主动做好理顺情绪、化解矛盾的工作，助力基层治理。比如聚焦观音桥镇擂鼓坪村“农村四好公路”建设中质量监管问题，面对当地村民的群情激愤，一方面要积极做好理顺情绪的工作，与群众交心谈心，一方面要组织村社干部、群众代表与交通等相关部门和施工方代表召开“现场协商会”，“三方”在施工工地上面对面沟通、零距离交流，不到1个小时，就加强“农村四好公路”工程建设质量问题达成了共识，落实了整改方案，完善了监管机制，成功避免了一起群体性上访事件的发生。
（七）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凸显了政协优势。推行“有事来协商”，有利于集思广益、凝心聚力，促进经济平稳持续健康发展。比如依托县工商联界别组，举办了“优化营商环境、助力民企发展”的界别协商，就“工业园区企业电力保障难、员工出行难、企业招工难”等焦点问题进行交流，企业畅所欲言、委员踊跃发言，相关部门直面问题积极回应，尽管有时争得“面红耳赤”、吵得“不可开交”，但“交锋”不仅达成了共识，而且商会也主动出钱解决招工平台建设问题，进一步坚定了民营企业家在邻水发展的信心，促进了县域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三、以平台试点铺开为导向，充分发挥政协协商作用
在政协协商特别是“有事来协商”平台试点工作开展以来，邻水在政协协商方面做了一些探索，积累了一些经验，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试点有序铺开，进一步规范政协协商工作，充分发挥政协协商作用的目标相比，还需要着力做好以下工作。
（一）积极推进平台建设，切实提升政协协商规范化水平。利用党政、政协、社会公众等宣传渠道和平台，广泛宣传“有事来协商”平台建设，提高在全社会的知晓度和美誉度；进一步规范协商主体和流程，完善机制，提高协商平台规范化水平，借用平台的作用扩大政协影响力，把“有事来协商”打造成政协履职的金字招牌；进一步把协商平台搭建到群众家门口，建立委员工作室联络站，听取群众意见、化解社会矛盾，拉近党群、干群关系，增强群众参与政协协商的意识和主动性，做好开放协商，提升群众欢迎度、参与度和认可度。
（二）着力破解人的问题，提升各方参与政协协商能力。进一步强化履职培训，在配备政协委员时向镇村倾斜，通过履职培训班、专题培训、“委员讲坛”等方式对委员和协商人才进行培训，强化协商能力建设；进一步规范委员和协商人才参与协商的考核机制和办法，强化履职担当，提升协商议政实效，推动平台更好发挥政协协商的优势和作用；鼓励委员和协商人才在协商实践中不断探索完善协商内容、模式和机制等，使政协协商更接地气、更为灵活、更有实效。
（三）不断优化环境和完善机制，切实提高政协协商质效。继续积极营造既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又理性有度、合法依章的良好协商氛围，发挥平台优势，深入推进协商民主，提升协商的精准度、广泛度和专业度；进一步完善成果评价和转化机制，组织委员以“监督式调研”“点评式视察”“问政式协商”等方式进行跟踪督办，通过再调研、再视察、再协商，让协商中的重点、难点问题逐步得到解决，推动协商成果落到实处，让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作者系邻水县政协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