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个人医药领域腐败问题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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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医药领域腐败问题1

中国开展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预示着对医药领域反腐工作全面升级，吹响“零容忍”的号角。医药反腐是医药领域必须长期坚持的一条原则。医药领域的腐败问题一直是公众关注焦点，也是有关方面积极预防和严厉打击的重点。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有些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

据《中国纪检监察杂志》报道，云南省普洱市人民医院购买的直线加速器进口价只有1500万元(人民币，约280万新元，下同)，经过院长之手，就变成3520万元，院长一次性就索贿1600余万元，胆量之大，令人不寒而栗。该市景东县全县医疗卫生行业有403人主动说明问题、退赃、上交不当得利。涉及人数之多，也有点难以想象。

进入8月份以来，几乎每天都有医院院长、书记被查的消息传出。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全中国至少有168名医院负责人被查，数量是去年全年的两倍多。

更难以想象的是，按照南粤清风网披露的消息，中山市坦洲人民医院因为院长被查后，今年1月至5月门诊和住院次均费用同比下降%和%，人均就医成本下降1400余元。这该叫成绩呢?还是效益?这对于病人来说，就是生命、健康;对他们的家人来说，可能就是省吃俭用，东借西讨，甚至是因病返贫。

这一个个腐败案件，看起来相对独立，也分布在不同地区，但都称医药腐败、医疗腐败，目前刚刚涉及医疗机构负责人层面。随着整治工作深入，与药品采购、医疗设备和药品耗材采购、医疗服务外包、非处方药指定购买等方面的问题，也会一个个暴露，到时候，还有多少腐败重灾区，值得好好关注。

从已被查处的情况来看，有省、市、县级重点医院，也有乡镇医院和社区医院，覆盖面很广、涉及层次很多。俗话说，鸟为食亡。这些腐败分子可能连鸟的品位也没有。殊不知，鸟是为了生存而拼而亡。腐败分子并不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贪欲。这些占据重要位置的腐败分子，没有一个须要为生存操心，没有一个的家庭经济条件是差的。

医药反腐割了谁的尾巴？

医药反腐是一种割尾巴，割长在医药领域的腐败尾巴。关键就看，割谁的尾巴，割多长的尾巴，如何不让尾巴再长出来。如果没有切实有效的措施，让腐败分子变成九尾狐，不仅会害人，严重的还会吃人。因此，必须斩草除根地割，割得连血也出不来。

从医疗领域来看，别的不说，单是近一段时间以来延期的各种医疗方面会议，就足够让人充满遐想。据中新经纬不完全统计，近期已有多场学术会议宣布延期。160多名医院院长、书记被查，就说明医疗单位真的不安宁了。

在药品经营领域，按照媒体报道，在有记者潜水的某医药行业聊天群，诸多医药代表“分享”着各自省份最新的反腐动态，忐忑与紧张四溢蔓延。嗅觉灵敏的医药代表则已“先”走一步，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公众目光。关键是，他们到底能隐形多久，恐怕不是他们说了算。一旦案件涉及，他们也会一个个显形。当然，不会以“药代”的身份显形，而是以行贿者身份显形。

在药品生产领域，近期也是消息连连。如被称作“药茅”的恒瑞医药，在医疗反腐风暴下，近日饱受被查传言困扰，市值在10个交易日内蒸发近630亿元。虽然企业方面竭力否认，并称已经报警，但仍阻挡不住投资者用脚投票，公司股价持续下跌是无法改变的事实。要说与反腐没有关系，无人会信。有多少企业在医药反腐中会有牵连或直接被查呢?药品生产企业会有多少腐败分子落马?仅在7月份，就有两家药企上市公司实控人被查。

医疗设备、医疗器械和药品耗材生产领域，同样不可忽视。国家审计署出具的广东省药品耗材专项审计调查报告显示，2021年至2023年5月，广东省药品生产总值前50家企业营业总收入亿元，总销售费用亿元，占比高达30%。其中，涉及“推广”“咨询”“服务”等内容的第三方服务费用就达亿元，占销售费用的%。这些销售费用，到底有多少是正当的，又有多少是花在正常宣传推广环节，恐怕不能不管，也不好不管。由于数目太巨大，涉及的人和单位也一定不会少。

医药反腐不会人人自危

面对医药反腐，很多人眼前立即浮现疫情期间充当“逆行者”的广大医务人员，浮现出在手术台前累倒的医务人员，长时间超负荷工作的医务人员，顶着疫情向医院运送药品和医疗器械、药品耗材等的生产经营……

有这样的感觉没错，在医药系统，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反差。忘我行为存在，腐败行为也存在，英雄与腐败分子并存。这就要求每一个人在面对反腐问题时，都要带着分析的眼光、思考的大脑，不要只发现感动，而是要把问题和感动区分开来，把存在问题的人与无私奉献的人区分开来。一种认知是，凡是把人民利益放在突出位置的医务人员、药品生产经营人员，都不会做出腐败行为;凡存在严重腐败问题的人，都不会把人民利益放在突出位置。另一种认知是，只要是腐败分子，就绝不是真正的医务人员、药品生产和经营人员;真正的医务人员、药品生产和经营人员，绝不会腐败。

医药界出现严重腐败问题，是把权力当私器、把利益当筹码、把责任当儿戏者。他们眼里除了利益还是利益。与疫情中的“逆行者”相比，他们根本不配在医药系统工作，更不配登上重要岗位。那些在自己岗位默默无闻工作的医务人员、企业人员，也是对腐败问题深恶痛绝的，也是希望能以更好的环境、更好的状态和资源为社会服务的。他们都盼望能把腐败分子全部绳之以法，把腐败的尾巴全部彻底割掉。

个人医药领域腐败问题2

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长期以来是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焦点问题，为进一步配合开展整治医药领域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互助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职能，坚持问题导向，多措并举、多管齐下，助推医药领域风清气正。

下好“部署棋”，统筹高位推进。为深入推进医药领域正风肃纪反腐，制定《互助县纪委监委配合开展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实施方案》，从总体要求、重点任务、组织领导、方法步骤、工作要求等几方面详细部署了各科室、各部门、各阶段工作任务。并组织召开全县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部署会，从提高政治站位、压紧压实主体责任;紧盯关键重点、从严查处腐败问题;精准把握政策、严格监督执纪执法;深化标本兼治、做深做细以案促改四方面做了再安排、再部署。

下好“先手棋”，提前谋划部署。制定《互助县纪委监委关于配合开展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线索起底工作方案》，成立线索起底工作领导小组，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主动进位，认真履职，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涉及医药领域腐败的问题线索、检举控告起底梳理情况进行检查指导，对十八大以来涉及医药领域腐败问题的案件查办情况进行督促指导，对十八大以来涉及医药领域腐败问题的案件进行复查评审。

下好“践行棋”，抓实工作举措。召开互助县纪委监委配合开展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提出以办案引领集中整治，开展问题线索大起底，拓展问题线索来源，对监督发现的违规审批以权寻租、利用工作便利谋取利益、违规套取医保基金等重大腐败案件予以坚决查处;对集中整治过程中发现的职能部门线索移送不及时，碍于情面压案不查、推脱不办、协作不力、工作滞后和未按要求推进集中整治的，严格约谈问责;对自查自纠阶段“零”问题、“零”查处、“零”问责，而后期因腐败问题被查处的相关医疗行业负责人和监管部门负责人倒查追责、从严处理具体要求。

下好“联动棋”，及时跟进监督。为及时跟进了解各成员单位工作开展情况，统一思想，明确目标，组织召开互助县纪委监委配合开展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专班对接会议，会上，县卫健局、医保局、公安局、市场监管局、工信局、残联、县纪委监委派驻卫健局纪检组主要负责同志就工作开展情况、发现的问题、下一步工作打算进行了汇报。县纪委监委主要负责同志就下一步的工作做了再安排、再部署。

下好“关键棋”，强化督导检查。县纪委监委驻卫健局纪检监察组坚持问题导向，利用日常监督、专项监督等方式，进一步督促县卫生健康局党组履行牵头抓总职责，做好统筹谋划、组织协调、督查指导等工作，并聚焦“关键少数”和关键岗位，重点关注卫生健康局领导班子成员、药品、耗材、医疗器械采购等岗位人员的腐败问题。同时，对照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重点整治责任清单，开展问题线索收集排查工作，积极接受广大群众的举报和问题反馈，坚持把警示教育作为推进以案促改的重要抓手，通过转发医药领域腐败典型案例的方式，让广大党员干部和医药行业人员警醒、知止、增强感染力和穿透力，进一步强化医药行业廉洁文化和医德医风建设，促进规范行医，不断净化医药领域政治生态。

个人医药领域腐败问题3

今年7月以来，中国医药产业和医疗系统的反腐行动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有主流媒体认为这是一场力度空前的行业反腐行动，其背后的原因是近年来医药腐败呈现蔓延扩散和隐秘之势。已披露案例显示：医药腐败已经成为推动医疗费用快速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

7月28日，纪检监察机关配合开展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动员部署视频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纪委副书记、国家监委副主任喻红秋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深入开展医药行业全领域、全链条、全覆盖的系统治理;紧盯领导干部和关键岗位人员，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集中力量查处一批医药领域腐败案件，形成声势震慑。

此前，国家卫健委会同教育部、公安部、审计署、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医保局、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国家药监局，联合召开视频会议，部署开展为期1年的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十个部门共同出手，力度可见一斑。

以笔者多年来的调研和观察，医药领域的腐败问题已非一日之寒。这和中国社会长期对医生、药师、药房和药企的高度信任有着密切关系，特别是对于治病救人的医药产品总是存在着敬意。社会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求诊的患者对于特效药和快速完成医疗进程又有普遍性的需求。因此，本世纪以来医药企业和医疗性设备企业、在城市健康工程中的话语权明显上升，力图引导医疗采购。

然而，如果有关医药和设备供应系统不加节制、规则模糊，就会出问题。每年全国或地方两会上，都会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质疑这种力图引导医疗采购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所谓新发展业态;主流媒体也多次发出声音——治理虚高的就医问诊费用，既是民生更是民心工程。

近日，笔者在和多位熟悉的医护人员交流中也获知，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全面根治。药品变得昂贵的推手并不是第一线的医生，他们并没有定价权;但已经熟悉和普遍使用的规则是在一家医院看病就会在此照单付钱取药。自然患者也会比较，如在网店上同类、同款的药品价格会有悬殊差距。

批量新医药和所谓新型大宗医疗设备的开价和销售，甚至出现了销售方和采购方互相勾结而损害使用方利益的极端案例。需要注意的是：使用方，不仅仅是患者及其家庭，同时也包括就诊者单位和国家医保。笔者在调研时也发现，有国家医保的就诊者往往会有心理上的优越感、对其问诊药品和医学检查价格的敏感度较低。当药品和设备交易价格被逐渐推高，回扣必然跟风。

笔者第一次听说药品回扣的概念，是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期。当时，笔者随上海社科院的课题调研组到浦东调研国资医药企业，就很清楚地记得他们说，一外资药企的医药代表，打破了稳定了多年的药品采购价格并给了回扣。这家国企厂长愤愤不平地指出说：这就是医药采购中的腐败问题和对国企的不公平竞争。

后来，笔者一直关注医药代表的行业拓展和社会运作问题。只是三十年过去，中国如今具有世界上规模人数最庞大的医药代表群体、最近公布的数字是二百六十万之众。而美国和日本的医药代表，只有十一万和五万多;尽管美国还是医药代表机制的诞生地，也是每年新药推向市场额度最多的国家。

毫无疑问，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对医药代表这一群体会产生实质性的震撼作用。笔者接触的多位医生，也明确表示出对医药代表群体的厌恶，但更重要的还是要重新塑造医药领域的行业生态。有行家还告知说：除了药品和设备的价格高，多批次、不节制地增加患者医用耗材也已是腐败的一个典型方面。

可以说，医药领域的腐败问题涉及方方面面，已经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共同推高了药价和医疗费用，群众反映强烈。此番国家部署、地方迅速跟进的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很得民心的战略性举措。